③我在木城涧煤矿工作十七年（张京华《西山脚下娘娘府系列作文》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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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从团支部书记开始，开始了共青团工作(1982.05-1991.08)

科里有了我们这些年轻人以后，也活跃了很多，为科里、坑里带来了一丝新的生气。不久，蔡荣坚就接替王怀全任团支书后，我们就立即组织了20名团员到陶然亭公园，开展了“缅怀石评梅、高君宇烈士”团日活动，当时活动在千坑的团口影响非常之大，因为外出活动当时近似不可能。我们是早晨6点坐上班车从千坑到玉皇庙，7点从木城涧坐上绿皮火车，10点半到达永定门火车站（现北京南站）再坐公共汽车达到陶然亭，下午5点前要赶上回去的火车，到达千坑得晚上9点半，可谓不易啊！蔡荣坚任职没到半年，就调到了千坑工会任干事。真是让人羡慕，因为那就脱产了哎，不像我们还天天换上又黑又油的工作服，再爬700坑口的斜坡上下班。

我接替蔡荣坚任科里的团支书，任职后要求的稿件似乎更多了。紧接着，又到了“春节保勤”的时候，历年春节放假保勤，都是矿上、科里头疼的事。春节要放三天假，工人都想把四个轮休连起来一起休息，春节的后四天产煤就会有问题。本来，我写了一个《倡议书》，是号召机电科的团员青年带头参与保证出勤，也让拿到广播室广播。团总支书记王春田知道后，让我改为号召全坑团员青年保勤，再后来，矿团委书记朱国成建议改为《挑战书》，让其他团支部应战参与保勤工作。但最后，还是按《倡议书》形式来的，由团总支组织在坑俱乐部（大礼堂）召开会议，当天来自各单位的团支部书记、团员和青年近200名团员参加了大会。团支书有采煤段的八段的陈国罕、十段的李福永、十一段的张连发、十三段的刘振清、还有岩石开拓段的十二段的毛同普、十四段的闫永利，再有辅助部门运输段的齐占良、联合（通风）段关红革、总务科李刚、机关的书记贾荣旺、张印明（含有地质科），还有我们机电科的十一个单位。

会议由我代表机电科团支部宣读了《倡议书》，由十一段团支部书记张连发宣读了《响应书》，倡议书和响应书也就几分钟的时间就宣读完了，紧接着团委朱国成书记讲话。他头戴一顶羊剪绒的帽子，身披“军大敞”，没有坐在主席台，而是站着台下，面对千坑的团员和青年，没有使用讲稿，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从 “保勤”的意义，到团员青年肩负的责任，再到如何发挥团员的桥梁与纽带发挥作用，娓娓道来说了近一个小时，说到最后博得了大家的热烈掌声。我体会到：这个会议与其是开会，不如说是上团课更贴切，原来团课也可以这样上的！这样颇为有意义的团员青年保勤活动延续了数年，在我已经调到了团总支后，矿党委副书记杜兴学还专门听取过团委开展保勤情况的工作汇报那。

　　四、团总支书记、车间工会主席、法律调解员职务之间的交替(1983.03-1985.08)

千坑团总支书记王春田1982年年初调走后，十二段的李桂强接任。1983年3月，李书记准备上学深造。我接受了坑党总支副书记周兴岐的谈话，任团总支书记。后李书记再次回到团总支书记的岗位，我1984年10月调任千坑办公室，担任了机关车间工会主席、民事法律调解员等职务。在当时矿山还有保卫科、坑里有保卫室的设置，保卫室负责人王春海找到我说：哎呀！晚了一步，还想把你要到保卫室那，我在找找坑里说说吧，咋样？我一想还是算了吧！不过，现在这些人员大部分已经纳入市公安局正式警察队伍。有时候我在想：有这种可能吗？我心眼一活泛，在公安科熬几年，穿上 “官衣”，也当过公务员干干。还是算了，别瞎想了。

1985年8月我再次接手团总支书记后，首先开展了“坑口为您服务”活动，内容有安全宣传、送茶水、补窑衣（工作服），粘靴子（矿工鞋）。活动一开始，我们打上团旗，支上桌子就干起来了，您别说这项活动效果还挺好，还挺受窑哥们（矿工）欢迎的，当时还照了相片，给《北京矿工报》《中国煤炭报》投了稿，党总支也要了文字稿。后来，这项坑口服务活动，就一直坚持了下来，我调到矿团委后，和矿女工部也开展过这项活动，成为了“送温暖”保留活动项目。说道这里，觉得有一件事十分可惜：当时团总支的很多活动照片不知了去向，还有我调动团委后，矿档案室也下发过通知，让把各部门的照片和文件都上交。过后，随着科室的调整，这些东西都飞灰湮灭,实在可惜，不然会详实很多共青团活动的资料。

那时矿上 “夺高产、搞会战” 也是传统项目，1984年我有幸参与了千坑十三段参加的 “全国青年千米巷道掘进比赛”。十三段的技术员是通州的刘国新，人聪明，小账算得好，每天负责上报掘尺进度，我也是向矿团委的干事刘国勇报进度和活动开展情况。我跟着采煤的副坑长熊志楼头一次上片（工作活地）查看掘进情况，不是帽斗撞顶板上了，就是踩“溜子”（搪瓷铁板煤靠自重下滑从的运输工具）蹬滑了，跌跌撞撞，似乎像 “喝高了”。120多斤的我在0.8米高的斜坡里面爬行，都蹭矿灯盒子，总之，“嗅”出大了去，好歹没人看见。

为了准时送出活动总结，矿党委副书记倪文驹派青训班老师、党办秘书、后任团委副书记的李素章，连夜开了一辆“130”卡车，从千军台接上我，给局团委送材料。当时可顾不上那么多了，有一辆“专车”坐还挺美。在车上素章跟我侃了一路：“兄弟，我可好几年不开车了，我还是部队上学的车那”，“你看，这远近灯光变的，你知道开关在哪吗，在脚丫子上”，“这车还行，较比好开”，素章讲话的特点，总把“比较”说成“较比”，连最后当时的党委书记耿世友都受他的影响，讲起话来也是“较比较比”的。素章趁着黑黑的夜色，驾驶“130”用了近两个小时，当晚把材料送到局团委，使局团委第二天能准时启程参加会议。后来知道，团中央是在昆明开的表彰大会，十三段取得了“第十三名”的好成绩，但很遗憾的是，现在查不到当时的史料了。

1984年9月我还有幸坐上了倪书记的“上海牌”小轿车，与李书会书记一起，参加了由胡耀邦总书记出席的在首都体育馆举办的“中日青年一万八千人交流活动”欢迎仪式。这是我第二次走进首体，上月刚刚观看了一场演唱会。在当年的春节晚会上，张明敏一曲“我的中国心”流行全国，他是应北京青年报的邀请，作为第一位香港歌星在首都举行个人演唱会。在演唱会上，我确实感受到了现场演唱会的魅力，让你心潮澎湃，并为之欢呼呐喊！

1984年8月我做为局“新长征突击手”参加了北戴河疗养。当时一期疗养为半个月，局团委为了能让更多的人参加，改为疗养一周，这里不包括前后各一天乘坐的火车时间。就这一周的时间，我们将北戴河 “鸽子窝、老虎石、联峰山公园、姜女庙、第一关、燕塞湖” 等景点游览了一遍。记得当时卖螃蟹的市场，是一个接一个的烧柴火的大铁锅放着蒸屉，想买螃蟹带回去，必须蒸熟。因为当时车程时间没有这么快，也没有冰块让你使用。印象深的是，朱国成书记当晚就搞了 “AA”制，方法是每人贡献一只螃蟹搞聚餐，朱书记饶有兴趣地讲解了怎样吃螃蟹。

北戴河北京矿工疗养院在1953年9月在此选址，听说当年经过周总理特批，京西矿务局在紧挨着北戴河河北省疗养院，购得一块宝地，工程三年后竣工。如今又扩大了规模，投资2亿元进行了全部重新翻盖装修，并由晨光饭店共同的上级北京金泰旅游公司管理。北戴河位于北戴河区各大机关部委疗养院集中地段——东经路818号，东山地区的最高点，占地70余亩，建筑面积达3万平方米，有健身中心、KTV包房、室内高尔夫、棋牌室、台球室、乒乓球室、室网球场等，餐饮部设两层宴会厅，大、中、小型包间，其中两层宴会厅能同时容纳400人同时就餐。

　　1982年2月，重新核定千坑生产能力，由30万吨提高到35万吨。千坑主要是侏罗纪（距今2亿-1.45亿年前开始形成）的煤炭，侏罗纪煤炭这对不了解煤矿的人员可能有点陌生，可以理解为京西的无烟煤，发热量高的好煤，黑煤、硬煤，这些是相对于木坑石炭纪（距今3.6亿-2.9亿年前开始形成）发热量低的次煤、白煤、软煤而言。1984年10月后，杨文德同志接高二王同志任千坑坑长（后为木矿党委书记、矿长）听从了有关人的建议：为了在6月底完成全年生产任务的一半，为全年超产做准备，实现“六过半”，机关科室要组织两个出煤班。我这个机关工会主席该出场了，任一个班的班长，保卫室的李树清任放炮员，包括杨书记在内又组织了几个人，就开始出煤了。这就是我给杨矿长当过班长、后来又有清理大巷义务劳动任务时，给倪董事长当过班长的两段经历。

机关科室出煤，开始进行的不错，我也很得意。在千坑调度室的《生产日报表》上为我们列了一栏，机关出煤产量的日报。过了几天后，与另一个班的救护队队长周汉良任班长出煤班，就较上劲了，有个10多天，相互比着出煤。我们出煤的地方是820水平采煤八段的掌子面，我在前面说的井下巷道与大安山地方煤矿（永红矿）巷道相通，就是这里。出煤班有两次难忘的经历：一次是出煤急红眼了，一看杨书记也没跟着，不管不顾的把用于安全的煤柱给回采了，八段支部书记田子忠（后任北戴河院长）就跟我们急了，让技术员（后任副矿长）唐继兵“看着”我们，给八段运送用于支护的大料，400（毫米）多粗，好几米的桦树木头，顺着低矮的斜坡给运上去，这可不是轻省活啊，我们自知理亏，也没脾气，只好硬着头皮干吧，最后累的差点趴窝了。

另外一次，来到一处好几百平米的老塘（回采后的活地）外，看到还有煤可采，放炮员说：来一炮吧，接着就装好火药，我们躲在躲避硐里，放炮员高喊三声：“放炮啦”！过后就拧动放炮器，一声巨响后，放炮员老师傅李树清就是有经验，说 “等会儿，在上”！时间不长，传来一声声咯咯吧吧的岩石碎裂声，又过了几分钟，从远处传来一声“嗡”的巨响，紧接着“呼”的一股黑风就吹来了，差点吹翻帽斗（安全帽），在过后，大巷里听不到一丝动静。呆了好一会工夫，放炮员对着我说：“撤”！哪里还用我这个班长同意啊，大家就都跟着李树清疾步从活地走向大巷，走在大巷的水沟水泥盖板上，只有“吭吭”的脚步声，没人说一句话，平常出井要近一小时，这次也就用了40多分钟，出井后，洗澡、喝酒、压惊，谁也不提刚才那惊险一幕。机关科室出煤的事，找了一个借口也停了下来，现在想起来后脊梁都冒凉风——后怕啊。

　　您要是问了，都什么年月了还是手工打眼放炮采煤？别急，您听我说：木坑和千坑都是急倾斜的薄煤层，地质条件就像一块斜放着的蒸饼，一层石头一层煤，千坑最薄的可采煤层才0.8米，所以不适于机械化开采。1980年三季度八段在820水平，开始用80型机组进行机采实验，1987年10月，八段又在700水平十槽开始用国产DY150型机组回采，成为木城涧第一个高档投产工作面。1990年7月，千坑十一段在700水平，第二个高档工作面投产。1995年10月在千坑实验耙斗机采煤法成功，并在木坑推广。2006年6月木城涧煤矿综合机器化采煤实验成功。这是整个木城涧煤矿千坑四个采煤段和木坑的二段、四段、五段、七段、九段共计几个采煤段的机械化采煤史。工人们说在井下是：“四块儿石头加块儿肉”，从建矿起都一直是手持电钻打眼，装好火药放炮的方式采煤，艰苦的条件，安全的程度可想而知。防尘口罩还是后配备的，因此很多人又得了矽肺（尘肺）病，有时候既是有症状，不到一定程度还得不到确诊。

我任千坑民事法律调解员时间不长，调解了联合段老袁的离婚案。先是妻子起诉到法院后转到王平村法庭，法院的法官那时候还到下面了解当事人的情况，这个案子由吕志勇负责，当时找到我们一起做工作。妻子是个南方人，说起话来咬文咂字的，老袁平常也爱画画，都算个文化人吧。矛盾是老袁过完春节了，有几个月不爱回家，经过耐心调解，妻子同意撤诉，在撤诉书写道：感谢法官和民调员的辛勤努力，使我们破镜重圆。送走法官，妻子就在段里的宿舍住下了，老袁过后见着我，只是嘿嘿一乐，啥也不说。我估计，当时矛盾不是很深，也就是一时赌气吧。

还有一次，有个十三段的工人，姓什么忘了，家住房山区，结婚后，不给老妈生活费，老太太从房山辗转找到我们，老太太一把鼻涕一把泪，诉说着在农村怎么不容易把几个孩子拉扯大，现在生活困难，生产大队让找孩子要钱。我们一听，这还了得，让段长把她儿子叫来，一顿“拍活”，不给钱，坑里就从工资里面扣，还得多扣，并且出邮费给他妈邮寄过去。她儿子当场写字据，每月给10块钱，最后让他儿子买饭招待一回，给送回了家。现在想起来，做法有点简单粗暴了，一没有认真核实情况，二就要扣人工资，合法吗？

　　1985年5月，我在千坑办公室，我加入了共产党。在我入党的问题上，父亲给我了很大启发，最终也使我学习了父亲，走在了党务工作者的道路上。当时坑办主任兼机关党支部书记高国兴，认为我业务上是个骨干，带头义务献血，入党动机明确端正，支部就批准了我入党申请。李桂强、顾全福二位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李书记是我的好领导、好同事，而顾全福不但是我的好领导，更是我成为管理人员的点拨人，我在写的一篇《入党介绍人》中，对这两位我的入党介绍人都有一部分记载。

（未完待续，本篇作文共⑩期，请看第④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