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兵的岁月——王志群

张卫杰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一日，是我最难忘的一天，因为那是我被批准参军的日子！从那天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沉浸在高度的兴奋之中，可谓是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我们这一代，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受雷锋、王杰、张思德等英雄模范人物及先进事迹的影响，受爱党、爱祖国、爱人民、争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教育，谁能穿上绿军装，成为一名“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的解放军战士，那可是件令人羡慕和特别自豪的事情。不是吗？手持钢枪，去亲自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为祖国和人民站岗放哨，不正是当年许多热血方刚的适龄青年们最大的追求和愿望吗？！

当时盛传个口号，叫做“一人当兵，全家光荣。”但由于种种条件限制，不是所有人的当兵梦都能如愿以偿，梦想成真的。我当兵那年，征兵很少，全公社20个大队仅有19个名额，一个大队还摊不上一个。我琢磨着，我们大队人多，按人口比例，肯定能给一个名额。但问题来了，就一个名额，能轮上刚够十八岁的我吗？那年大队应征体检的多达26人呢，而且有的已经是连续五年参加体检了，因年龄限制，今年走不成就再也没戏了；还有的由于弟兄们多，家境贫寒，连老婆都讨不上呢。按人之常情，他们自然是优先照顾对象。说真的我也十分同情他们，但那时当兵不是身体健康就OK了，还要根红苗正，家庭出身及社会关系清楚，思想进步，家庭无负担等等。我一米六五的个子，虽谈上不强壮，但身体健康，一个零件也不少，而且贫下中农出身、共青团员、高中应届毕业生，这是他们无人可比的优势。

　　尽管我有一定的自信，但在未确定花落谁手之前，还是有些焦燥不安，心神不宁，说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寢一点不假。“我不能这样消极地等下去，我要亲自去找接兵的同志！”我暗自做出一个决定。

一天下午，在任县中学上完主课后，我只身一人骑上自行车悄悄地溜出校门，直奔公社武装部，接待我的是刘排长和王班长，到部队才知道，他们俩都是司令部勤务连的。王班长是71年的山东兵，身高不到1米65的样子，虽说身材不高，看上去还有些瘦小，但体质很棒，说话很直爽，脸上总是堆满着微笑；而刘排长与王班长不同，他是68年就到部队的沧州人，叫刘桂花，他个子比班长高半头，圆圆的脸蛋，甚至看上去整个身体都是圆的，表情相比严肃了许多。我惶恐不安地站在门口，满脸憋得通红，鼓足勇气说出了自己的心事，他俩笑着跟我说：“坐下吧，坐下说。”在详细了解了我的一些情况和想法后说到：“现在还没定兵，回去该干啥干啥，等好消息吧！”听到这句话，我如获法宝。我与他们告别后，学校也没回，就径直地往家跑。这是我上学以来首次将书包和作业扔在教室里过夜。“我回来啦！”一进院门，便冲着屋里喊。“这么早就放学了?”母亲和着面，不经意地问道。没等我回答，父亲也以异样的目光冲着我说：“什么情况？”我放好自行车，快步跨到他们跟前。“我今天去武装部了，强烈要求当兵，从他们口气看，我没十分把握，也有九分九了！”没容二老插话，我一口气说了一大堆。听到我像机关枪式的一串话后，母亲推开了面盆，表情一下子变得很凝重，过了半晌才说到：“你是长兄，俩弟还小，实指望你毕业后顶个劳力帮大人干活，你却想远走高飞，一走了之？”母亲虽然没什么文化，但说出话来，句句带词。“妈，我又不是走了不回来了。”我试图给母亲一个解释，可这种解释连自己都觉得苍白无力。“您和爸咬紧牙关，再坚持三年，行不？”我接着又说了一句。这时，父亲发话了，“要说当兵呢，也不是坏事，想去就让他去吧，他不懂世故，锻炼几年也好”。母亲接过父亲的话茬道：“真是想走，我也拦不住，只是长这么大没出过远门，也不会照顾自己！”我一听这事有门，赶快请来家里有影响力的叔叔和教书的姐夫过来给母亲做思想工作，母亲是个同情达理的人，“想去就去吧，可别想家哟”。一句话使得我顿时鼻子一酸，脸上落下了两串泪珠。是的，我想当兵，但我不敢保证到部队后不哭鼻子！因为我长这么大，还从没离开过妈妈离开这个家，况且一走三年才能回来呀！

征兵名单定下来了，刘排长他们俩在大队民兵连长张桂山陪同下来到我们家，看看家里有什么困难，是否愿意让孩子当兵，当时父母都在家，只是我本人因在上学，缺席了这场家访。对此，至今仍感到遗憾，因为不知父母与他们交流是怎样一个场景，具体都说了什么。在我追问下，父母说：“我们只是担心大队就你一个，连个伴也没有。”父母话中仍表露出某种担心和不安，好在同我一起参军的还有同校同年级的周海良、范尽志二位同学。我们虽不是同班，但彼此都认识，这才使得老人家获得某种程度的安慰。

一天，晴空万里，蓝蓝天空拉出两道白烟，那可能是空军喷气式飞机在飞行训练吧。这时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当的是什么兵种？会到那里去呀？当时出于保密的原因，只知道我们是光荣的特种兵，仅此而已。我们队上有一个解放前参军退役的老兵，显得很有经验，“看你发的皮帽和大头鞋，就知道你们这批兵会走得很远很远，不信你走着瞧！”他语气肯定地说。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日历被翻到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这是我们到县武装部大门前集中，向部队开跋的日子。对父母来说，这时间过得太快了，她们多么想让我再晚点走，三天、两天，哪怕一天也行，以便给即将远行的孩子多做几顿平时最可口、最爱吃的饭菜呀！她们还有太多的嘱托和心里话没来得及说呢！可军令如山，天刚蒙蒙亮，我就打点行囊，浑身上下，从里到外，换上了绿幽幽的军装。吃罢妈妈做的一大碗挂面荷包蛋，在亲朋好友和众多父老乡亲蜂拥欢送下，开始了自己有生以来最漫长的征程。整个行程至今记忆犹新。从任县武装部门口坐解放牌大篷车出发，在邢台转乘黑乎乎的大闷罐火车，闷罐车皮内铺的是麦杆，这大概是牲口用的饲料吧，麦杆铺得不均不匀，但挺厚实，约有15公分厚吧。我们在上面撂下行装，各自铺好自己的被褥，上面能坐能睡，比现在的硬坐车箱还舒服呢。每节车皮内烧着台“王八炉”，倒也暖和，只是太憋气了。我们一个挨一个地躺着，拥挤在一起，车皮内壁上到处可见一片片的牲口粪便，整个车箱仅有一对约20公分高、40公分长的固定玻璃窗，镶嵌在车皮两侧。要想通风换气，只能借下车用餐的时间，或是到站停车的当口，靠打开车皮推拉门来完成。火车走走停停，不断地给其他快车让路，这火车可坐过瘾了，一坐就是七天七夜，长达三千多公里。然而，由于我是第一次坐火车，心里充满着好奇，一路上，祖国的明山大川、黄土高坡、戈壁大漠，无限的风光，尽收眼底，可谓是目不睱接，大饱眼福啊！长时间的艰苦行军并没使我感到一丝的疲惫和委屈。

　　十二月二十四日夜，到达大河沿火车站，在那里又转乘解放牌大篷车，连夜向部队所在地进发！经过十几个小时的一路奔波，终于到达最后目的地——红山通信团新兵连，这是个座落在红山腹地、司政门诊部脚下的一座四合院式的平房建筑。我们一下车就看到了早以等候在这里的欢迎队伍，所经之路，鞭炮齐鸣，锣鼔喧天；道路两侧，红旗招展；空中和墙面挂满了五颜六色的欢迎标语，真是声势浩大，盛况空前。此情此景，令人动容，永生难忘！

到了新兵连才知道我们是8023部队司令部、政治部接的兵。由于人数不多，就编为一个排，与通信团的新战友混编训练。排长正是接我们的刘桂花同志，后来他提升为司勤务连连长，而王班长在训兵任务完成后的第二年就退役了，很可惜。他们是我走向新生，走向军营，最终成为合格军人的成长过程中所遇见的最好老战友之一，所以，我至今仍深深地思念他们，并试图寻找他们的踪迹。

新兵连训练生活十分艰苦、紧张，对于一个刚出校门，从没出过力的我来说，有时真有点吃不消的感觉。记得在一个周末，我感冒了，浑身不舒服，正好那天接到家里一封来信，是姐夫代笔给我写的，信中写道：“你走后家里像塌了半边天一样，大家都很想你……”。 看到这里，我抓起信，一口气跑到营房后的一块大石头上，坐在那里放声哭了起来。人非草木，谁能无情啊！过了一会，我站起来定睛一看，呵呵，离我几十米远的地方，有俩老乡也在抱头痛哭呢，不用问，肯定也是想家了。说起来好笑，当时自己情绪未稳，还给人家做了半天思想工作。

为期三个月的训练即将结束，每个人都面临着去向分配问题，有的找班长，有的找排长，还有的甚至去找连长和指导员，又是表决心，又是套近乎，都想分到好点的单位，或是连里领导所在的单位，孰不知连长和指导员来自通信团，根本就管不了司政新兵的分配。而我们几个，包括大家熟悉的周海良、苗楞起、石山根、李双记，谁也不知道找个人。幸运的是，我们五个都被分到了司政门诊部，从此，与门诊部战友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

　　到门诊部后，周海良和李双记分在生产班，苗楞起去养猪，石山根和我分别到小灶和大灶当炊事员。没多长时间，周海良和李双计分别调到化验室和病房工作。海良是我的高中同学，他喜欢运动，经常饭后和石山根、张卫杰.、宋培栋、王玉雄、盛再东、李守道、徐彦军等几个战友玩篮球，后来才知道我俩还带点亲戚呢！在部队期间，他一直从事检验工作直到退休。山根因为是我们当中年龄最小的，长得也嫩气，跟小孩似的，大家习惯地叫他小石头，从小灶出来后被分到了制剂室工作，直到退役。苗楞起则长得楞头楞脑的，一着急脸就红，我们都唤他二楞子，喂猪没多久就被派去学开车了。二楞子虽说楞了点，但人挺好，为人正直讲义气，大大咧咧的样子。记得我在大灶当上士的时候，他感冒了，还发烧，叫我给他从食堂弄点白糖出来，我没给，他当时非常生气和不满。第二天，我又到他宿舍看他，他指着桌子上一瓶子白糖说：“王志群，没你我照样吃上白糖！”后来，我调到了546医院，他随后调到北京科后。记得八零年五月份，我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学习，他得知后专门开车到那里看我，他还没忘记五年前的那件往事：“你还记得白糖的事么？”“记忆犹新！怎么，还对我耿耿于怀？”我笑着说。“你呀，还老乡呢，要点白糖都不给，真是个胆小鬼！”他说道。我哈哈一笑“理解万岁吧！”回想起来，相当年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有点过高，一心想做个严于律己、克己奉公、好学上进的好兵。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谁不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呀！我在小灶当上士的一年时间里，天天在那里帮厨，帮完厨返回大灶就餐，从没在小灶吃过一顿饭，病号就餐时观察到这种现象感到很奇怪，那可是四类灶啊！ 从小灶到大灶差不多当了三年上士，副食仓库里吃的喝得好东西多的是，但在我的记忆里，仅多吃过1个皮蛋，这就是最大的特殊化了。还记得刚到门诊部那一年的冬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就穿起衣服去扫雪，生怕别人抢走了似的。我们五个人中，李双计给我印象也挺深刻，他是我上届同学，在学校我就认识他，但他并不认识我。我俩一块当兵，一块训练，一起分到门诊部，又同桂起义，孙桂雲四个人一道同时调到546医院。可是很遗撼，我们三个都提干了，他却因为关键时刻出了点医疗差错，最终没在医院留下来。这哥们脑子好用，橡棋下得非常好，咱们基地的孙参谋长（后来为基地副司令员）到门诊部只要有空就要找他下两盘。

我开始在大灶炊事班，和胡宁艳、崔红伟、赵起来及董日献一起工作，当时盛振平当班长，张洪敬任上士，印象当中，董日献没多少文化，但人很耿直；崔红伟个头不高，胖乎乎的，性格开朗、豪放，想说什么张口就来，从不藏着掖着，在炊事班经常能听到她那爽朗的笑声和洪亮吆喝声；胡宁艳和赵起来爱说爱笑，爱斗爱闹；而盛振平班长和张洪敬上士看上去要成熟和稳重的多。我是个新兵，从不敢在他们面前放肆，其实我也是爱凑热闹的人，常常是一边干活，一边自己哼个小曲，唱两句豫剧京腔什么的，在上下班路上也不甘寂寞，不时地蹦几句邢台广播电台播音员的播音片断：“河北人民广播电台，邢台转播台，现在播送天气预报……”。整天笑眯眯、乐呵呵的，一付无忧无虑的样子。炊事班工作平凡而伟大，大家起早贪黑，日复一日，任劳任怨，无怨无悔，个个都是乐天派。

　　半年后，我从大灶调到小灶当上士，没多久，又被调到大灶做给养工作。那时的后勤，李正旭是会计，罗长友是管理员，应该说我与两位领导配合得都还不错，李会计办事仔细、认真，一是一，二是二，事非分明，有时也爱争论个问题，那段时间给了我不少帮助。罗管给我的印象是特别能干，性格粗放，脾气暴躁，动不动就训人骂娘。不过，他也有“没脾气”的时候。有一天，烈日当空，骄阳似火，他急着要外出办事，叫苗楞起开车跟他去，小苗因刚从外面回来，不想再跑了，便一脸认真地说：“车坏了，我要修车。”罗管有点茫然地问道：“哪坏了？关键时刻就拉稀！”小苗冲我做了个鬼脸，仍然一本正经地说：“擦雨器坏了，管理员。”罗管不懂车，那个年代不懂车并不见怪，擦雨器是什么机器他也不想搞清楚，但他懂得，带着故障是不应出车的。“算了算了，我另想办法”，罗管无耐地说。我一边笑一边想：“看来外行还真的不能领导内行呀！”

　　从入伍到退役，我们每个人都或长或短、或多或少的拥有一页属于自己的经历和故事。就参加核试验来说，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九七八年的那次了，这是我首次参试。我们医疗分队提前一个月进场并开始野战化医疗保障训练，主要是野外止血、包扎、急救和搬运伤员。我们身穿防护服，头戴防护面具，练得特别认真和刻苦，每场训练下来，大家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全身像蒸笼似的，汗水直往外冒。左等右盼，终于核爆这一刻到来了，我们医疗队员全副武装，面向爆心，趴下待命，等待那一声低空巨响。可是很遗撼，由于降落伞在核弹距地面设定距离未能正常打开，导致试验失败了。大概那是最后一次空爆，可笑的是，零时过后很久了，谁也没敢爬起来。当时我想核弹可能会延时爆炸，虽有点恐惧，但没想会失败。后来得到通知后，才从地面上扫兴地爬起来。

当兵的岁月，使我们从最初的一个老百姓转变为一名合格的军人；从一个普通小青年成长为一位共产党员和技术军官。从红山、前龙口、马兰到核试验场区，到处留有我们自豪的足迹，处处都有我们难忘的记忆，尤其是在红山门诊部那段时光，更使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使命，把我们凝聚在一起，我们在那里为广大指战员的健康、为核试验的成功、为祖国的强盛，洒下了汗水，付出了心血，献出了青春，做出了贡献；我们在那里一起工作和生活，共同学习和成长；我们在那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甘共苦，同娱同乐，结下了深情厚义。尽管我们早已离开部队，分散在祖国的天南海北，但我们的感惰比海深，比地厚;我们友谊如长江水源源流长；如不老松万古长青！

二○一八年五月一日

山西·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