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我的家

老谭家鹏鸣

　　我的太祖冠玉，字尊荣，号宝珊，册名学文。生于道光十四年，议叙九品，配盘山太学生祥正公长女蒋氏，生二子，长子万生（曾祖），字又丰，号荣显，生咸丰二年，配盘山云亭公幼女蒋氏。幼子秀生，字光辉，号松山，生于同治4年，配冯蔡冯氏，未几卒，继娶殿口蔡氏。

　　太公（曾祖万生）是做厨师的，1882年我太婆（蒋氏）16岁时生下我大爷爷球善（斯烈），1887年生下我爷爷（楚善），再生三女后，1900年生下我三爷爷久善（斯励），1905年又生下一女儿，夭折，太婆整天哭哭啼啼，太公便抱来一个出生不到二个月的女孩做养女（斯励童养媳张氏），当时正是斯宅学风盛行时，太公便送儿子去读书，因家庭条件限制，大儿子去读书，二儿子去放牛，等长子球善考上浙江武备学校后，楚善也去读书，但此时已十好几岁，只能是边去读书，边放牛种地。后来斯烈在外做官，斯宅学风也更盛，斯烈捐出大洋三百，在一帮斯宅乡贤的努力下，办起全诸暨，甚至全国都一流的斯民小学，斯励便在斯民小学上学。

　　大爷爷球善，官名烈（斯烈），字鸣达，号夔磬，在外做官后，家里由父母做主，娶了正房媳妇姚氏（1889年生，结婚至少应该在1905年后），大约在1910年左右，斯烈在外和女大学生李氏结婚（一起留学日本，双宿双飞许多年），正房姚氏知道消息后，忧郁成疾，从此再不下楼（15、6年），连吃饭都是送上楼去的。斯烈在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已走出军界，和俞丹平一起开办实业，1925年北伐战争开始，国民政府的一纸紧急任命为师长的委任状送到，便和俞丹平商量后辞退，但第二天又来了一张紧急任命为旅长的委任状，当时两人还笑说师长都不去，旅长还谁去，谁知第三天又是一张团长的委任状到了，此时斯烈便和俞丹平说再不去明天成营长了，便投奔广东国民政府，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师第七团团长，后升旅长，师长，副军长。济南事件后，因跟蒋介石政见不合，在家闲赋，，因李氏不会生育，1932年后，自己也已年过50，便再娶安华何氏，生下一女四子。

　　我爷爷楚善，字宝臣，号珍南。先娶陈蔡张氏为妻，未生育，领养一子，13岁夭折，到我爷爷50岁上，大爷爷斯烈去桐庐考察水利，看中一个名门的千金，便为我爷爷说媒娶进门，生下我父亲斯彪，小名金毛。我奶奶的哥哥申屠洪，地下党员，文革中受到迫害，文革后评反年事已高，是浙江省政协委员。

　　三爷爷久善，字励（斯励），号啸平，小名癞子，斯民小学毕业后进入绍兴越材中学（今建功中学前身）读书，后随大哥斯烈留学日本，回来后再入杭州的师范学堂，再入黄埔军校（三期），早期共产党高层人物，因为内部矛盾和康生成死对头，被康生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

　　曾祖万生的亲弟弟秀生，和蔡氏生二子，长子琥善，1901年生，次子珀善，1903年生，蔡氏1904年去世。

　　四爷爷（爷爷的堂弟）琥善，1925年正是20多岁的大好年华，跟随大哥（堂兄）斯烈做实业，因斯烈出任团长，随兄从军，北伐军汤溪一役，打溃了孙传芳的精锐，但四爷爷琥善身中18弹，为国捐躯。家族老谱上记载阵亡。

五爷爷（爷爷的堂弟）珀善，兄弟俩人一起跟随大哥从军，兄长琥善牺牲后，大哥斯烈为了安全起见，便把他带在身边，一次斯烈亲上前线，正在用望远镜观察，忽然感到半空一个留长胡子穿长袍的人把他扑到在地，随即一颗炮弹在身边爆炸，随行人员全部遇难，只有斯烈一人毫发无损，珀善也这样稀里糊途的为国捐了躯。

　　后来斯烈回家时说起此时，根据长相描述，大家都说是殿口的柳仙菩萨，斯烈去柳仙殿一看，竟是一模一样，就纳头便拜，后挑着篮担去认柳仙菩萨为干爹。这段信其者有，不信其者无，我们家族反正一直是这样传说的，说是将星都有菩萨管住的。

　　说起这嫡亲和嫡堂的五兄弟，老大为国操劳一生到最后，老二在家伺候父母家人一辈子，另外三个都是马革裹尸，壮烈殉国。而我爷爷楚善却是在家默默的照顾着如此一大家子，小时因为斯烈已经上学而只好去放牛，长大后因为有兄在外面做将军，也有好几次被聘去县府做事，都因家里负担太重而推辞，最大的一次是去缙云县当县长，委任状已敲锣打鼓的送到了家门口，楚善爷爷新衣新裤新鞋袜都换好了，老母亲突然晕倒，说是天意，只好作罢。

　　自从这些兄弟们出去后，家里的一堆人都成了我爷爷一个人的负担，我爷爷们的父亲（万生），母亲（蒋氏），亲叔（秀生），斯烈夫人姚氏，自己的两个夫人，斯励的原配张氏，还有爷爷的一个亲妹子因残疾没有嫁人，这么多人在斯宅老家，老大斯烈虽也有钱寄回，但杯水车薪，斯烈和蒋闹矛盾后，7年没有差事，自己生活也靠俞丹平等一帮人接济，我爷爷在早时用斯烈寄回的钱，再把夫人张氏的嫁妆都卖了，买了几亩薄地，以地养家。而且此时家里名气已大，已是高朋低朋天天满座，我小时常听奶奶说，以前每天中午吃饭的人至少一桌，我爷爷常是因为家里粮食不够而拿点玉米饼子偷偷的一个人坐在田头吃，解放后，我家因为有几亩薄地，6-7间老房而成了富农，从此家里再没有一个人登门，远远的躲避还怕来不及。因为富农，我们从小就受到歧视，上高中，当兵等等是想都别想，上个小学还整天的被人骂富农，剥削阶级，有点什么不好的事就要先查是不是我这个富农搞的破坏，我父亲常跟我说，这些老房子是你爷爷多少棺材一个个的背出去才留下来的，几亩地也是你爷爷少吃俭用还把你奶奶的嫁妆都卖掉换来的，自己又每天都在田里干活，什么也舍不得吃，我们去剥削谁了。

　　1925年3月，爷爷的父亲万生（又丰）去世，其它兄弟都在前方打仗没有回，我爷爷就把他安葬在后山，1926年6月，亲叔（秀生）去世，1926年12月，堂弟琥善阵亡，遗体用席子卷着送回，因是死在外面，不能上宗族大间，只能在外面搭草厂再安葬，草厂还没拆，又送来一个（珀善），这时幸亏两人的父亲秀生和母亲蔡氏都已去世，从此我太祖二房一脉再无传人，一直都是由我们祭祀，1927年4 月，斯烈夫人姚氏去世，1928年，爷爷的亲妹子去世，1931年，斯励遗体运回，1949年，老太太蒋氏去世，斯烈正在组织杭州和平解放事宜，也没有空赶来。这么多人，我爷爷楚善一个人无怨无悔的一个一个把他们送上山头，斯烈始终都在为国效力而未能赶回。

　　我父亲在诸暨中学毕业后本来可以在外面有较好的发展，但此时我爷爷已老，家里还留着一大堆的老人，斯烈的夫人李氏（她老人家没有儿子，杭州也没有房子，解放前就回到了斯宅，此时斯烈已去世），我爷爷，我爷爷的两个夫人张氏和申屠氏，斯励的原配夫人张氏，当时情况一算还有5个，斯烈儿子女儿已定居杭州，斯励女儿（陈佩英所生）也早已嫁人，我父亲又没有兄弟姐妹，就只好回乡，后做了个木工，因为他的聪明和较高的文化知识，成了斯宅第一的优秀木工，粗木细木，绘画雕刻，样样精通，还刻得一手好字，记得有斯烈名字的一枚水晶印章，文化大革命时已不敢保存，便到杭州去想刻成自己的名字，当时和我大伯（斯烈长子斯雄）一起跑遍杭州，也没有一个地方够技术可刻，并说只有上海还有这样技术的人，后到了上海最大的一个国营店，还是刻不起来，而且还把印章扣住，说是这么名贵的东西又是名人的印章，怀疑是不是偷来的。后来由斯宅公社革委会出了证明才去要回。而父亲后来居然自己把这枚印章刻了出来。

　　父亲在做了木工后，也有几次去杭州工作的机会，当时任杭州园林管理局局长的周永年（我大爷爷斯烈好友，抗战时从北京过来建立联络站的地下党员，在特务抓捕时也多次来斯宅我家躲避过，有一次我爷爷连夜打着灯笼把他送出十弯十垅去找金萧支队，到第二天早上我家门口已有特务在转悠了，当然那时没有一个特务敢进我家门的）几次为我父亲安排好了工作，因为家里老人多的原因而未能成行（如果那时父亲去了杭州，我们接受的文化教育就会完全不同，我觉得我至少能成为一个老师，教授等的文化人），这些老人最可怜的是我大奶奶（斯烈夫人李淑华），三寸金莲，写得一手好字，每天诵经，抄经文的，我13岁那年去世（84岁），去世后她的名下还欠了生产队170多元粮食款，我们一家勒紧了好几年的裤腰带才还上的，那时那个穷啊，老人们再加我兄妹四个，尽管我父亲做木工，我母亲斯民小学毕业，那时也算是有文化的人，150mm的个子，却是全村最强的三个妇女劳力之一，上山背毛竹200多斤，在集体干活一天都不会休息的，我奶奶后来眼睛上障，完全瞎了，也没有钱去治，还洗衣做饭，喂猪，养鸡，所有的家务活都干，我不到十岁就光着脚（只因为只有一双布鞋子读书时要穿）上山砍柴，割羊草，每天傍晚放学后，星期天，假期，不管刮风下雨都去，有一次（大概12岁吧）从好几米高的岩石上摔下来昏迷过去，醒来时天已快黑，但还得去把羊赶回家。每年大年三十上午（那时基本上是有很多雪的）都要去很高的山上（杨山湾）砍了小竹子回来喂羊吃，然后大年初一可以玩一天，大年初二又要上山去的了，喂羊的目的是为了羊拉的尿和粪上交给生产队做肥料抵口粮钱，尽管这样还是吃不饱，现在我还在说小时候的理想是当解放军，而最大的愿望只是想长大了能吃饱一次，一定要一顿吃上三大碗的大米饭，里面什么也不加的（那时我们吃的饭都是加了蕃芋，萝卜，野菜等的），宁可吃了一次后再饿上两天，也要尝尝大米饭吃饱后的滋味。我爷爷楚善去世前，嘱咐我父亲一定要把三娘（斯励夫人张氏）好好的送上山头，我三奶奶张氏在丈夫斯励去世时才20多岁，也未生育，从此青灯古佛，终日念经，为夫超度，每年清明冬至翻山过岭去祭祀丈夫斯励，我记得我很小就跟着去，而目的是为了吃一点祭品。1990年左右，斯励安葬的墓地被人开山种茶树，我便在斯民小学后面青龙山建了一个墓地，把三爷爷斯励遗骨迁回安葬。后来我三奶奶病重（90岁，大小便已不能自理）时，我父亲和母亲在床前日夜守候了二个多月，并完成了她一生最大的心愿，和丈夫斯励合葬一处。

　　就因为要有人在家照顾老人，从我爷爷到我三代都是生活在农村，当然现在城市农村区别已不大，老人们也都早已过世，每年清明，冬至去扫个墓，上个坟，也就靠在农村的我们这一家，以前我在济南工作十五年，每年两次祭祀日都是如期赶回，风雨无阻，现在远在金华工作的我儿子，每年这个时候也一定会如期回来去祭祀。

　　如今，摇摇欲坠的破房子也已翻建一新，家里两个男孩，儿子人民警察，外甥守卫边疆，又能跟前辈们一样为国效力。我为祖辈骄傲，更为孩子们自豪，我们这个家庭，虽非豪门，却豪气冲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