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一将士，人生满沧桑

水昜

撰稿汤小玉

又是江南春雨绵绵的时节了，春水生凉，寒气渐沉。 这是一篇一直萦怀于心而又不敢动笔之文。心一直绷得紧紧的，唯恐自己浅薄的文字无法安抚冤屈的父魂。这里叙述的是父亲实实在在的历史，不属于象牙塔里编撰的故事。  

——题记

　　 父亲离我已廿九载，而那高大的身影与深邃的目光经历了惨烈而持久的“运动”，极至终了，依然深沉而祥和，足以慰藉着一颗滞留在喧嚣红尘中的心。

 先父汤恭伧（1923——1991）出生于江南的名门望族，曾祖父汤国琛民国时虽官居要职，可实际跟平民一样。父亲穿的是奶奶亲纺的土布衣，吃的是粗茶淡饭。现在的人也许不相信，哪有官宦之家这么穷？我也一直不信！最近频翻家谱和寻访众多知情老者才知实情！我的爷爷汤定一，育有六子。民国时期仅守二十四亩地，更令现代人难以置信的是：每一季读书缴不起学费都要由季叔公（汤敏中）资助；仲父由于家中兄弟多娶不起亲去钱库括山颜家入赘；五叔父由于家贫养不起曾被平等翁处杨姓人领养（后来由于那家又生了男孩，开始嫌弃，奶奶无奈又去领回来。）曾祖父的俸禄一部分去救灾、济困及办学，剩余的家用。他们省吃俭用，太祖母、祖母都事必躬亲，日夜纺纱、织布为一家老少做衣服、还贴补家用。一生未曾建过房，仅守祖上几间旧屋，只是留给子孙丰殷的书籍。

【一】 

         父亲在家中是长子，应唤作“少爷”，可是，小时候离家几十里外的温州求学，若遇寒冬腊月穿着单薄棉布裤，顶着穷冬烈风，也是赤脚步行。将到校了去河边洗洗然后穿上奶奶亲手缝制的布鞋，去上学。十七岁毕业于温州联中（现在的温州二高），时正值日本帝国全面侵华，国难当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父亲血气方刚，奉行祖命，怀抱革命理想投身黄埔。1939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二分校（湖南武冈）十六期步兵科第八总队二大队第八队。他不顾倚门守望的母亲、不顾梦里期盼的妻子、不顾嗷嗷待哺的孩子，毅然跋山涉水来求学。

          那时正战事纷飞，黄埔军校武冈分校学校条件非常艰苦，学生住宿其实就在祠堂内，父所属八大队就寄居在公堂村石羊桥的周家祠堂内。那时的武冈在民国当属富县，祠堂修建规模宏大，一个祠堂足以容纳2000左右官兵。父亲1940年3月毕业。短短的一年军官学习训练，他秉着黄埔精神“亲爱精诚，爱国爱民、忧国忧民、救国救民。”马上分到国民革命军王耀武的74军57师野战补充团二营六连，师长余程万，57师部驻地在上高县泗溪镇杜家村。

         他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腥风血雨，辗转于浙江、湖南、江西、安徽等省，经历过上高会战、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等战役。屡立战功,从起初的见习少尉升到上尉，退役时为少校。 

黄埔军人为早日赶跑日寇，遵循“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勤苦耐劳”的律己意识，他们征衣褴褛，满身硝烟，两眼布满血丝，脚穿草鞋，夜以继日地奔走在各自起伏的战场间。晚上索绹，织草鞋，父亲说，他自己穿过的草鞋足以装两个装甲车。

      1941年3月21日上高会战时，父亲随李天霞部队赴锦江南岸抵御敌军，当晚日军独立混成第20旅团也集结，并于22日发起攻势。在激烈的战斗中父亲手臂中弹而下火线。没几天得到消息他所在的整个官兵全部阵亡。此次上高会战大捷，74军的骁勇善战一战闻名，74军称为抗日铁军，57师称为虎贲之师。家父是幸运的，而一大批抗日的英雄儿女们，为了国家生存，顽强抗敌，那白热的纷争还未停息，他们却已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战事。

       随后父亲转到后勤保障工作,任平阳县鳌江大队自卫大队部副官，不到半年因前线告急，赶赴前方参加长沙会战。1944年再次受伤回家养伤，次年伤愈欲回部队，那时内战开始，家父不忍同胞相残，同室操戈，遂随小叔公赴安徽缉私处青阳查缉分所屯溪任所长，在任效法长辈，两袖清风,刚正不阿。 

       

　　  【 二】

父亲在椎心泣血的战争中虽然幸免一死，然无法逃脱那场政治风暴的“洗礼”。

四九易帜，父亲还充满幻想，认为自己是出生入死从抗日疆场出来的，赶跑了日军，消除了国家的公敌，又无参加内战，应该会无恙。至于身外之物嘛，本来家里也穷，拿去就拿去，“楚人失斧，楚人得之”，都是邻里乡亲的，无所谓。他哪里知道最高指令是消灭地主和一切“反动派分子”，这就不仅是财产和阶级了，当然还包含生命。因为这么大一批“经历丰富的人”存在就可能是新政的隐患。数月后，大妈由于天天胆战心惊，遂病入膏肓无钱医治，撒手人寰。二十七岁的父亲成了鳏夫，含辛茹苦地拉扯着五岁的大姐和一岁半的二姐。

1951全国开始了如火如荼的各项运动，什么土改、镇反、肃反一系列运动的呀，特别是我老家地处浙南边陲，穷乡僻壤。许是仇富心理或是打家劫舍成为一种合法时尚，他们手段卑劣、惨无人道。这种野蛮的火焰更是导向恶化。 爷爷被镇压，就是民国时曾做过江山乡长、都口小学校长，当年为他们排忧、平息讼争的吃亏方，趁混世公报私仇，各种生编硬造的脏水泼向他。那时镇压一个人不须证据，莫须有的罪状往你头上一扣，你就得死！

奶奶、叔婆、父亲和叔叔们隔三差五被五花大绑押送到离家三里遥的鹫山寺和凤家塔耶稣堂里“政审”。家里不见大人，只剩几个小孩，孤苦伶仃，相依为命。

其间迫于生计，父亲白天下地干活，晚上跟奶奶一起随小叔婆学织毛衣。那是寒窗下昏昏暗暗的苦活，一针一针拼命地编织。大队干部闻风赶来，厉声道：“地主阶级也想织毛衣？统统没收！”可悲，天地虽宽，编织也无权。那个年代我们都只是一枚面对体制高墙的脆弱鸡蛋。墙实在是太高、太坚硬，也太过冷酷了。 

【三】 

        1954年，父亲经九板桥姑婆介绍认识了先慈，她也是知书明理的大家闺秀，只是命途多舛，许是同病相怜吧，母亲带了大哥（林定忠）和三姐（林笑媚）跟父亲重新组合了一个复杂的家庭。 

命运予以父亲是寒薄的，运动总是周期性地高频转动，无论什么运动都会嫁祸于他。1958年闹饥荒，父亲却在“镇反肃反”的运动中，又一次被押送到平阳山门做繁重的苦力。1956年平阳山门上洋村建起了硫磺厂（1965年平阳化工厂建成,并入平化），矿石必须到山门海拔1077米的双尖山头（明王峰东北方，属于南雁荡山最高峰）那里去挑，矿石重，山路陡，只能让当时所谓的“反革命”来做义务工。晚上住在山门郭岙的宫庙内，此宫现在成“郭岙文化中心”。据当地人回忆，当时关押在这里的共有三百多人，吃番薯丝，睡地铺，穿的不用说很单薄、破旧，甚至还遭受谩骂、拷打，过着非人的生活。

        义务工做完回来没几个月就是“人民公社化、反右派”运动。父亲虽然不是右派对象，听说是远在解放战争期间，一个战友加亲戚在参加内战的志愿书上写了家父的名字，其实那时父亲在安徽缉私处任职，家中几位军人都没去参加内战，是小叔公发令，“内战是同胞互相残杀，都不要去打了”。可那野蛮的年代哪容你辩解，他们又将父亲关在都口宫里，竟残忍地将父亲双手大拇指绑紧然后吊在房梁上逼供，所谓的“鲫鱼钓”，那一声声撕心裂肺般惨叫响彻云霄。（据菊绚姑去年忆及：那凄惨的叫声至今犹在耳响，心有余悸）。那死命的疼痛几人能忍？那死命的极刑几人能受？父亲就这样经受不住酷刑屈打成招，从此蒙受深冤在金华农场劳改五年。

      母亲则在家带着嗷嗷待哺的哥姐几个苟延残喘。挖野菜，揭树皮，凡不毒死人能填肚子的都吃；穿的更是补丁加补丁，大衣改小衣，旧装改新装。 

      那时大姐15岁，二姐11岁，正值长身体需要营养，家里实在养不活她们，就由奶奶带她们姐俩去山头找活路。大姐找到山门百叶林山顶头大她十五岁的姐夫给嫁了，苟且偷生。二姐才十一岁，找到了凤凰山一个大她十一岁又黑又丑的男人家做童养媳。刚过去，天天在又高又陡的山上放牛，吃的番薯丝和番薯，配的都是青菜，能填饱肚子已经是万幸，可二姐人小心大，在童养媳还亲之时，她死活不依，想尽一切办法逃回来，吃尽苦头。

       家里还有一个三姐才一岁半，由于出麻疹发高烧无钱医治，妈妈眼睁睁看着她躺在自己怀里苦苦挣扎至渐渐无息。第二天一大早大队干部就来催着家母下地干活，她只能含着泪跟一班男人下地干活。那时母亲就是当爹当妈支撑这个家。 

       1963年，父亲捱过如许的岁月终能回家。这时的他腰直不起来，深邃的眼神里总是透着忧郁，清癯的脸上总是敷上厚厚的冰霜。有谁曾知他的高贵？有谁曾知他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经过多年的政治改造现在的父亲是少言寡语，不苟言笑，谨言慎行。大概他是想用压抑努力遗忘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吧， 也或许担心“一笑”惹是非吧！

为生活所迫，家父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每天背着锄头在田间地头巡视。种的农作物总是比他人好。在生产队干的脏活、累活总比别人多干，公分总比别人低。邻里队友想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想怎么骂就会怎么骂，家父只能默默地走开。 

         土改虽已结束，后遗症却在提升。在一个平等自由的社会里，人被分为三六九等，就有人与邻为壑，互相撕咬，传统的仁义礼信等美德荡然无存，底线伦理从此不再。大家一起崇尚假恶丑，以穷为美。 

        1966年， 经年家道稍安，史无前例的运动又开始。政风诡谲，民生凋敝，四类分子的劫运，并未因为土改的完成而结束。地富反坏分子及其子女都要永远被绑在耻辱柱上，忍受无尽的摧残。哥哥十三岁那年，正读小学五年级，学校里的同学也模仿大人，一下课就在操场上围着他谩骂、凌辱，他只能捧着头任由欺负，哥说，这么痛苦实在忍受不了，曾经还起过自杀的念头……

       家里隔三差五有恶神降临，这些造反派都是每天晚上上门，先把家人赶到屋外，再窜入家中到处搜罗，挖瓦椽，撬地板，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角落，能拿的拿，不能拿的砸。母亲抱着我们哥姐几个在天井里瑟瑟发抖，边拭泪边哄，还不停吩咐不要出声，我们只敢轻轻地啜泣，似一出声就遭恶人劫难似的。然后五花大绑带走父亲，说是带到公社里“政审”。我们头也不敢抬，惶惶如也，只偷偷地潜入自己的家。夜黑沉沉，外面一片阴暗，连灰尘也阒无声息；屋顶嘎吱嘎吱地顶着风呻吟；屋内一团漆黑，几双无助的眼神眺望着漠然漆黑的远方，多么希望此时父亲突然推门而入，这只是不谙世事小女孩的一个梦想罢了。 

       在审查期间还用酷刑，他们似乎熟稔斗地主一整套诀窍：地上铺满碎瓦砾，让奶奶跪在上面，在奶奶的脚肚上横一根扁担，然后要我仲父再跪上去，仲父哪会跪，可不跪就打。不管膝盖鲜血淋漓，不管女眷们弱躯哀号，都不会触及他们恻隐之心。可嗟，人世间的恶竟至如此，人性何以被一个时代扭曲得如此不堪。每次的审查还免不了戴长圆的锥形帽子，胸前挂着写满“打倒**”的大牌子，还经常到处游街，随处贴满大字报。父亲经受不住摧残和凌辱，生不如死，趁人不注意投河欲了结残生，但被同村叶国志叔叔发现救起。  

       六十年代末，江南垟开始有人从事纺织副业，父母也想方设法、东借西凑弄点钱做一台纺纱机，欲解温饱之急，没纺几天纱，大队干部准时登门了，扯大嗓门“地主还想纺纱，想发财，做梦！”随即吩咐几个“红派”将纺纱机抬到另一个干部家里，归属于他家所有。父母大气不敢出眼看着他们抬走，父亲则默默地背着锄头去田头看看沟渎水情，剖剖水啮头，再坐田埂上抽抽旱烟，叹叹气。父亲曾如是说“日本鬼子打进来我都不怕，这样的运动我该何去何从？”

       同时还饱受邻居的欺负，吴姓和周姓分别在我家南前门一米处和东边紧挨窗户下，肆无忌惮地建起猪圈。一到夏天，那个猪圈里屎尿臭气熏天，蟲豸飞蛾狂飞乱舞，那个猪粪成拱恶心。母亲多次苦苦哀求也无动于衷，直到八十年代他家搬走才拆。一家人就这样忍辱负重，苟且偷生。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 ，二姐夫（卢兴悦）调到公社里工作。父亲的“学习”机会才渐渐少了，游街批斗就更少。 

    【四】

     父亲终于带着全家迎来了一九七八年。全国范围的大平反、大甄别开始了。父亲头上的多重帽子终于摘下了，我们也能跟贫下中农享受一样的待遇，终于可以仰起头走路，可以大声说话，可以一起分口粮，可以一起评工分。而我们这些地富子女再不需填表格推荐升学，再也不受同学歧视在背后指指点点骂我“地主囡”、“地主婆”了。 

        母亲终于从箱底颤颤巍巍地拿出两张白纸条，上面粗大黑体清清楚楚地写着“小土地出租”和“现行反革命分子”。不知为什么看着甚是怵然，就这两张纸条静静地躺着我家箱底将近三十年，拿出来还灿然如新。就这两张纸条让我父从堂堂的救国英雄变为新中国的罪人；就这两张纸，是父亲抗日救国时，在部队行军走破一车的草鞋换来的;就这两张纸让我父近三十来年直不起腰做人；就这两张纸让我父活在别人的唾沫星子里；就这两张纸让我的家庭蒙上厚厚的冰霜，陷入了再也无法逃脱的由政治壁垒构成的深山大泽。 

        父亲终于卸下政治盔甲，可以安心参加生产队里农活。而由于青、中年期备受身体折磨和心灵上摧残，一副老态龙钟、老弱多病的样子。而一贯勤劳的他还常常抱病下地干农活。无论炎热酷暑还是寒冬腊月，都能在田头看到一个高大瘦削的身影，满是补丁的寒衣，尖顶破旧的蓑笠，一柄锄头，弯腰曲背在忙碌着。 

       渐渐地积劳成疾，六十九岁那年疾候沈绵，我们终究挽不住火车的跑，峨峨若千丈松崩。

父亲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坎坷的一代人，他生于内乱之世，长于史无前例的战乱之年，出生入死赶跑日寇，则陷于无休止的运动里，及至改革开放过上人的日子，他却时日无多了。  

没有文字的记载是可怜的，有文字而不许真实记录的民族，则是可恨的。这些文字许是时代的佐证，民间的史书，更是父亲的一本苦吟血书，它以无法抹去的白纸黑字形式，翔实留下父亲一生的过往。如果我不冒着危险记录的话，父亲真实的一切经历无法存留于世，从此将遁入时代的黑洞，在那个忘川里，一切被漂淡了。如此苦难的人生，如是的悲哀，几人能遇？

   

        掩卷静默，历史可以总结，踉跄的脚步渐渐平稳甚而平实，但那些仅止一次且已永逝的生命呢？他已若宇宙中的一粒倏然一闪，便永远不会再与我们见面了啊！……人的语言注定无法穷尽这样惨痛的一幕！---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