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军转扶贫干部

马珂思

　　为什么说我是一名扶贫的军转干部呢？2017年6月，我从部队转业返家待安置；2017年底，被组织安置到市发展改革委；2018年2月，组织决定选派我驻村扶贫；2018年4月4日，我作为安徽省第七批选派帮扶干部进驻鲁口镇李窝村，当日与第六批驻村帮扶干部（第一书记）交接。而后，我就成了正式的驻村扶贫干部，从此，我也有了一个新的职务——马书记。

　　军转干部扶贫，其实不少见，和我一起转业回来的35名同志，有5人被选派驻村扶贫，最终3人下乡扶贫。在全国脱贫攻坚的的大背景下，为了早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2020年，让贫困县全部摘帽，让贫困村全部出列，让贫困户全部脱贫，是党和习主席对全世界和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在脱贫难攻坚的具体过程中，每一个党员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特别是军转干部，仍然保留了部队难以割舍的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等部队培养的品性和习惯。

　　曾经，“三剑客”刊文写到，一位战友参加军转会议发现，军人的离开有以下几种：有的是单位改革，军人编制大幅缩减，服从组织决定，选择转业；有的是家庭两地分居，老婆、孩子没人照顾；有的是事业发展不顺，想要换个环境重新开始；有的是想换种方式生活，寻求不同的人生道路和价值；……原因林林种种，无论是什么原因，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对当事人来说，都是人生的重大改变。

　　但是我要求转业，可能情况比较较复杂一点，一是34岁，副营干了六年，速度应该算是不快不慢；二是也想换个环境重新开始，换种方式生活，寻求不同的人生道路和价值；三是家庭的实际困难，正如我在《解甲归田之请》中所言：然，吾出身农家，身为行伍，光耀门楣之荣已有，从军报国之责已尽，父母生养之恩未报。高堂年事即迈，祖上身患重疾，卧病不起；外戚于吾有再造之恩，年逾耄耋，亦抱病多年；贱内闲赋于家，幼子于襁褓之中，亟需多加管教，是时当尽为子之孝、为夫之份、为父之责也。此则为吾常思解甲归田又一因也，吾离意已决，如大江滚滚东去而不返，绝非“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之突发奇想，实则深思熟虑良久之呼告。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转业，但是家庭的困难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好在我回来了，可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及时给家里帮上忙，带父母检查一下身体，奶奶外婆住院的时候，可以利用非工作时间陪伴；刷锅、做饭、洗衣拖地等家务，也可以给家属搭把手；孩子幼儿园上学放学，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也可以接送，让他的同学们知道，原来我的儿子是有爸爸的。在部队时我是非常宽心的，和当时的战友比起来，我感觉自己是幸福的：一是父母身体健康，不用我操心父母身体问题，父母在农村老家做点生意，不用我赡养，甚至还补贴我的家用（同期，我的很多战友的父母身体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病状，有的患有抑郁症、有的心脑血管疾病、有的风湿疼痛……）。二是孩子身体健康，活泼可爱（当时有的战友夫妻双方有一方患有不孕不育，结婚多年不能生子）。三是购买住房比较及时，2008年金融危机时买的房子，97平，总价26.5万，贷款16万（同期的战友因为种种原因，丧失了购房的最佳时机，大部分同条件的住房是我购买价格的两倍，即使是同批转业战友，他们买的房子均价已经是10000+，总价是我的4倍多）。服役期间，没有后顾之忧，和战友们比起来，我是幸运的，幸福指数也算是比较高的。

　　转业后，随着父母的年迈，各种身体上的问题也如影随至。先是父亲检查心脏速率过快，逼近100次每分钟的上限；母亲心脏也出现问题，同时查出患有类风湿；奶奶卧床不起10年，在我父亲兄弟三人家中，每月轮流照顾；82岁的外婆意外摔倒，双侧股骨头摔断，需要做手术，2017年11月，做了右侧股骨头置换手术；前几天，刚做了左侧股骨头置换手术；妻子怀孕，2018年3月，胎儿被检查出，心脏发育三尖瓣倒流，4月16日、17日，我从扶贫点请假陪妻子到合肥做进一步检查，医生也没有说出所以然；长子在幼儿园大班，每天需要接送，马上面临升入小学。虽然说不上祸不单行，但也是多事之秋。家庭的困难，不是一般的困难，奶奶外婆需要照顾、母亲尚能自理、妻子儿子无人照顾。

　　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安排我下乡扶贫，我还是坚决执行了组织的决定，打起背包，拿着行李，奔赴扶贫一线。记得那天，我拿出了部队的被子、垫被等行李，用部队的做法，打起了一个我自认为还比较满意的背包。以前唱歌《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现在我要说的是习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需要哪安家，主席要我去扶贫，打起背包我家就走，到了李窝就是家。

　　我的扶贫地点在鲁口镇李窝村，这里东靠凤台（到凤台县城32公里），南邻淮河（村部距离淮河500米），西接杨楼（颍上县的另一个乡镇）、北边就是焦岗湖（村部距离焦岗湖2公里，村民的耕地就在焦岗湖边上）。镇距离颍上县城48公里，距离阜阳市区103公里，比我服役的部队距离阜阳还要远几公里（部队当时距离阜阳就一站铁路）。

　　这次三年的扶贫时间对于我来说，仅仅相当于又一次从机关调入基层，就像2010年，我从部队机关调入某个基层中队，干了三年一样。对于当了16年兵的我来说，先后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单位，机关基层等呆过，无论到哪里，我都是适应的。唯一不适应的可能就是，在部队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的后顾之忧，而现在，后顾之忧太多，我离开了家里，可能家庭的困难更大，甚至任何一个意外事件，都可能让我的家庭遭受不枉之灾。

　　说到了扶贫，不得不说说我们阜阳市三区四县一市，阜南、临泉、颍上、颍东是国家级贫困县区，颍州、颍泉、界首、太和是省级贫困县市区。脱贫任务被中央和省里认定为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仍记得，参加2017年度军队转干部培训时，专门有一课讲的是《阜阳市脱贫攻坚》。培训中心当时还组织我们到阜南县新农村镇新村村进行了实践教学，到每一户贫困户家中调研扶贫情况，后来我撰写的《扶贫工作调查报告》还被评为三等奖。我是农村出身农村长大，有深厚的农村感情基因，到农村扶贫三年，可以让我更接地气，更能了解离开了20多年的农村的现状，对自己也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礼和升华。如果不是家庭困难较多，当时组织部动员下乡扶贫，我会主动第一个报名下去，而不仅仅是给组织的回答：“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另外，到颍上扶贫，而且扶贫点就在淮河附近，和我幼年的成长环境类似。更何况，我的老家阜南县黄岗镇，在阜南县还没有建县的时候，黄岗镇（那时候叫黄岗区）隶属于颍上县，只是因为组建阜南县，黄岗才从颍上划分了出去。

　　正如阜南《县志》上写的“1949年6月3日，中共皖北区委决定成立中共阜南工作委员会，析阜阳县润河以南的赵集、苗集、于集、公桥4区及临泉县的方集区、颍上县的黄岗区共6个区于6月30日成立阜南行政办事处，治所（处级）设于薛集。”现在，我到颍上县扶贫，和回到自己老家黄岗扶贫，没有什么两样，这样也算是回到了自己更早一层的老家，也算是认祖归宗了吧。

　　有的人认为扶贫三年之后，回到原单位会提拔，得到重用，其实我倒没有想到得到什么提拔和重用。正如组织找我谈话那天所说的，派我下来扶贫，将来是要提拔重用的，因为组织信任我。我向组织所保证的就是，既然组织决定我下去扶贫，虽然我有家庭困难的实际，但是我保留意见，绝对服从组织安排；至于提拔的事，我是下去扶贫的，是带着组织交代的任务去的，提拔不提拔，我倒并不在意。难道将来组织没有提拔我，我还能和组织讨价还价吗？和组织讨价还价的人，还是一个党员吗？在部队的时候，上级一声令下，我们能够做到令行禁止，行若猛虎下山，止是紧急刹车。如果讨价还价，我感觉对不起曾经教育过我16年的部队，对不起自己入党时的铮铮誓言，对不起自己作为军队转业干部的身份，对不起发改委这个成绩斐然的集体，更是亵渎自己多年养成的军人作风，我不能丢新时期军转干部人的脸。纵使有再多的困难，也要把它踩在脚下，虽然到了地方，我还依然知道：踏平坎坷路，笑傲艰与险。曾经军校的教员，说了一句很粗鲁但是又很直白的话，话糙理不糙，当时那个教员说我们军队的男人——就要把鸡巴挺起来做人（如果说的文明一点，就是要挺起胸膛，直起腰板做男人，如果说的这样文明的话，怎么又能体现出军味和血性呢？）。所以，组织选派我扶贫，即使有困难，我也将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绝不会到处找关系说人情，甚至是低三下四的祈求而避免下去。但是，现在到了地方，就得适应地方的状态，将来遇有不测之事，绝对要弄清楚讲明白，服从了组织安排，但是也绝对要和组织的领导者讲明白。

　　来的了扶贫点，看到了这里的一草一木，点点滴滴，我感觉到，这里绝不是我曾经认为的农村，这里的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完成，这里的很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开展，这里的很多困难需要我们去解决。虽然出身农村，但是对农村的很多事情，并不是如我儿时所认为的那样，所以，需要我去了解农村、熟悉农村，掌握农村，才能更好地去胜任扶贫的工作使命。目前，还在熟悉工作的过程中，期待着三年之内，能为农村的扶贫事业做出我力所能及的贡献，不辜负自己的青春年华和党的嘱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