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的烦恼

往事并不如烟

名字的烦恼

人的名字都是父母给起的。讨厌也罢，喜欢也罢，除少数人后来另改名字以外，通常都会接受。本人对自己的名字倒是挺满意的，普通、简单，易读易写，既不过于雅致，又不太过俗气。但就是这么个名字，也许就是因为上述原因，许多其它的男男女女也都叫这个名字，重名的机率非常之高。因此，这一生中，这个名字给我带来的烦恼还真不少。这里，只拣两件记忆深刻的事情说说。

上世纪80年代初，川外英语系有个学生的名字跟我完全一样，也叫张林。这是个男生，也是重庆人。当时，我是英语系的老师，因为重名的缘故，学生和老师之间偶尔也会弄出点误会或者尴尬的事儿来。后来这位学生也留校当了老师，为了便于区分，大家约定俗成，赋予我“大张林”的桂冠，而他则被授予“小张林”的名号，于是大家相安无事。毕业后不久，小张林便有了女朋友，为了多挣点钱用于结婚，小张林抓住一个机会，与我们当年的年级主任（辅导员）何秀文老师一道，随重庆市的某个援外工程队前往非洲某个国家任随队翻译。于是，英语系又只有我这一个张林了。

1988年1月18日晚约十点钟，由北京飞往重庆的一架伊尔18客机，在距离重庆机场不到10公里的地方坠毁，机上108人全部遇难。那时还没有互联网，也没有手机，长途电话都得到邮电局去打，空难的消息在随后的两三天里才慢慢传播开来。记不清是空难后的第三天还是第四天，临近中午的时候，夫人还没有下课，我正在家里的小厨房里准备午餐。当时我们家住一楼，厨房窗户就紧靠路边。正在做饭的我突然听到一个女人紧张的声音在喊我夫人的名字：“文显华，文显华，文显华在家吗？”我走出房门一看，只见我们的女人事处长气喘吁吁地一路小跑过来。见到是我，顿时松了一口气。问道：“你在家呀？吓死我了！”。我赶紧问：“出什么事儿了？”原来，学院人事处刚接到空难善后小组的通知，说在空难现场发现一本川外工作证（那时还没有身份证一说），名字叫“张林”。我当时就笑了，哈哈，我好好地在家里呢！肯定是他们搞错了！但是随后，我和人事处长又不约而同地想到：是不是小张林呢？但是这个想法立即就被推翻了，小张林远在万里之外的非洲，他怎么可能出现在这趟航班上呢？于是乎，我们俩又都松了口气。

几天之后，不幸的消息传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它就真的发生了，小张林确确实实就在那趟倒霉航班的飞机上。原来，他们援外工程队中有个工人因病需要回国治疗，需要有人把病人送回来。工程队领导原本打算安排何秀文老师执行该项任务，但也许是小张林人年轻，想回来见见女朋友，何老师便把这项任务让给了小张林，而学校对这些情况却一无所知。据说是他们一到北京，就第一时间购买了到重庆的机票，没想到却遇上了空难，而何老师却无意中躲过了一劫。

随后几天，川外及其英语系的有关领导就又多了一项工作：协助有关部门处理善后。而就在此时，我在广东的一位朋友来信，问我收到他寄给我的挂历没有。那个时候，漂亮的挂历也是个稀罕物，送挂历也是个挺新潮的事情。我于是便到学校收发室查询，收发室的小姑娘告诉我，由于空难，一夜之间全院上下都知道了川外张林在1.18空难中遇难，而他们也想当然地认为，这本挂历就是寄给那个“张林”的。于是收发室便把这本挂历托人带给了“张林”的女朋友。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我当然也只能忍痛割爱了。空难过后不久，学校为小“张林”召开了追悼会，并在院报上发布了“讣告”和“悼词”。弄得我们73级的好多同学或者其他朋友都以为是我牺牲了，还都为我的夫人（也是同一年级的同学）惋惜。一直到了好几年之后，其他同学才逐渐了解到了真相。

但是事情还没有完，到了1993年年初，我们获准调动到东莞理工学院。在办理离校手续的过程中，图书馆清理出一大摞超期未还的借书卡片给我，说上面都有“张林”的签名，要我还书。最后的结果大家肯定都能猜到，那些都是可怜的小“张林”的签名。

如果说上面这件事情是一出悲喜剧的话，下面这件事情就真是一出令人愤怒却又无可奈何的烦恼剧。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的5-6年里，我无论是用护照还是港澳通行证出入境，每次都会受到特殊的“照顾”。而这种“照顾”的程序，每次都完全一模一样。边检人员会拿着我的护照，首先例行公事般地抬头看看我，核对照片，然后在电脑键盘上敲打几下，习惯性地拿起日戳印章，准备往护照上盖。然而就在这一刻，他或她的手会悬停在半空中，再看我一眼，面无表情地说：“对不起，请稍等！”随后便会有一位领导模样的官员过来，拿走我的护照，并把我叫到一边，靠墙站着，然后就钻到一间小屋子里消失了。而我，就只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同行的朋友或者同事，也只能在关口的另一侧焦急无奈地等候。过了一段时间，那位官员又会拿着我的护照，从小房间里出来，仍然是面无表情地把护照还给我，说一句“你可以走了。”没有任何解释，更没有任何道歉，而我还得像听到大赦令似的，诚惶诚恐地说一句“谢谢”，然后匆匆离开。每次等候的时间有长有短，大多数时候都在15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而最长的一次是在罗湖口岸入境，我在那里足足等候了两个小时。经过几次这样的“特殊待遇”之后，我已经形成了一种心理应激反应。每次一站到边检柜台前，心里便忐忑不安起来。尽管我自认为是个良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党，但还是一直在尽力检查自己是否有做过损害国家危害人民的事情。不过苦苦思索后仍然没有答案。

后来的某一天，我突然想到，肯定是我这名字惹的祸。于是，我用我的名字作为关键词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果然发现有一位“明云”人士与我同名。此君是上世纪60年代生人，户籍在安徽，那一年（你懂的是哪一年）的风波之后，先后坐了5年牢。后来去了美国，可是到了90年代末这小子又“闯关”回到国内。自从他闯关回国之后，我享受“特殊待遇”的日子便开始了。那次让我在罗湖口岸苦苦等候了两个小时之后，我当即到边检站做了投诉。开始他们还说这是电脑随机抽查，是例行公事。可我火气正大，告诉他们我知道事情的内幕，不就是名字惹的祸嘛？我说，本来事情很简单，年龄不同、户籍不同，照片也不相同，简单核对一下就能确认我们不是同一个人，干嘛每次都要让我无缘无故地在这里等候这么长时间呢？人家回答说，这是上级规定。还告诉我说，你也知道，现在办一本护照是很简单的事情。况且，如果出了差错，上上下下都要承担责任。想想也是，为了自保，避免担责，大家都会“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人人都会把可能的责任往上级推，谁管你当事人的感受！谁还顾及你当事人的正当权益！

又过了两三年，我发现我这特殊待遇却悄然取消了。又搜索了一下，才知道安徽那小子因在广州“嫖娼”，已经被劳教三年。这小子进去了，有关部门放心了，我也安宁了。哈哈，大家相安无事了。可是好日子没过几年，今年年初，我的特殊待遇又恢复了。今年寒假我们一行人去印度尼泊尔，在东莞虎门出境，在深圳罗湖入境，照例，我又被无缘无故地“被等候”十来分钟。估计安徽那位坏小子最近又有了新的动向。不过今年这两次的等候时间都不算长，不超过一刻钟。看来，我们有关部门的工作还是有所改进地，至少工作效率提高了，已经缩短了让我“等候”的时间。哎，对此，我真不知道是该感到高兴呢还是感到悲哀！

附记：

本文写于2012年3月31日，曾经发在川外同学网上“难忘经历”栏目。现在旧事重提，皆因前天午饭时间，我突然接到一个多年未曾谋面但一直保持联系的小学同学H的电话。他说因为另一位已在美国定居多年的同学回渝探亲，于是联络了几个还能联系到的同学小聚。席间，不知怎么就谈到了我，大家都说我已经在1988年的1.18空难中“牺牲”了。H同学就说不对，张林与我一直有联系。然而没人相信他的话，最后，H同学只得打电话给我，以证明他没说假话。结果，我与每个同学都通了电话，并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大家又都嘻嘻哈哈了一番。现在看来，这名字带来的不仅仅是烦恼，而且还有长长的后遗症，我已经在我那些小伙伴们心中“牺牲”了二十多年了。如果不是H同学的一通电话，我肯定还会在他们心中继续“千古”下去。

张林

记于2015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