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山川中的小草

龙马精神

在黎川从事近二十年医务工作的原东风公社上海知青-张惠珍

黎川县潭溪公社赤脚医生合影。

中排左起第四人为潭溪公社团村大队上海知青赤脚医生-陶静琼

                    黎明山川中的小草

        一九六九年三月九日，黎川这个小小的县城，迎来了近千余名上海知青。随而，这些豆蔻年华的青春少年被安置到了各公社，开始了他们的插队生活。

        上海知青告别了大都市的繁华，散落在各公社的生产队或自然村。他们在黎川的十年间，亲眼目睹了黎川农村的经济、文化的落后，同时目睹了黎川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和后来的计划生育结扎、堕胎的凄凉，也见证了文革摧生的“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的兴衰。

        “赤脚医生”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产物，是农村社员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切称呼。 “赤脚医生”也是中国卫生史上的一个特殊产物。

        “赤脚医生”通常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于医学世家，二是由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略懂医术病理者，经挑选出来后，到县一级的卫生机构接受短期培训，即成为“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没固定薪金，依然要赤脚下地种田，“赤脚医生”名称由此而来。

         上海知青从上海来黎川之前，因为对农村的缺医少药都有所准备，父母亲会为子女预备一些常用药，以便应对腹泻、发烧、暑热等小毛小病。更周到些的，也会带上蛇药之类。与村民相处久了，上海知青们也会用带来的药品给村民们服用，治些头痛脑热的。

        当时的黎川农村，一个大队建有一个合作医疗站，配备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和一个配药员。几张竹榻便是病人可以躺下的地方吊点滴的所在；也没有手术台，包扎、打针尽在一张桌子；更简陋的，消毒设备竟是一口铝锅，针筒、针头用纱布包裹着蒸上一个时辰；更有病人用小碳炉煎完中药又熬粥的自己照顾自己······。合作医疗站救治不了的病人，会被转去公社卫生院或县医院，当年的公路上常常可见人们或用大板车或用竹杠椅运病人去就医的情景。

当年，一部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讲述赤脚医生的电影《春苗》，在黎川放映，也在热血的上海知青中同样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上海女知青进入合作医疗当赤脚医生并不容易，也是大队干部对上海知青考察多年后的几分信任与几分怜悯。对上海女知青来说也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毕竟不用再涉足水田和日晒雨淋。

        被挑选为“赤脚医生”比起其他还在田里赤脚的知青来，看似光鲜了许多，但个中的辛苦也只能由自己默默的承受。

潭溪公社上海知青的赤脚医生陶静琼曾诉道，跟老医生到各生产队出诊是不分日夜的，有时半夜被急诊病人家属叫醒，背起药箱打着手电筒摸着山路也要上门；抢救中，与危急病人口对口作人工呼吸根本来不及想许多；为了挽救生命，陶静琼这样一个弱小的上海小媛不知从何而来的力气，背起被蛇咬伤的男青年与生命赛跑······。

东风公社联盟上海知青的赤脚医生薛欣，在送医送药间隙，也向当地的老中医们学到了不少用中草药制病的技巧。薛欣曾亲眼见证了老中医用几根随手采摘的鲜草，在口中咀嚼片刻敷于患处便得以救治对口疔疮；山中的几枝嫩叶在“虎口”中捣烂，便可将蛇伤者从死神手里拉回。廉价、神奇的中草药发挥的作用，让赤脚医生们看到了中医草药医学的博大精深。甚至让回城几十年的上海知青，至今还能随口说出“半夏莲”、“车前草”等草药的名字和功效。

赤脚医生除了为本大队的农民救死扶伤外，还担负着一项计划生育的宣传与落实工作。自七十年代中期，国家制定了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并在广大农村开展大力宣传和动员。东风公社赤脚医生张惠珍也跟随妇女干部一个村一个村的向农民的宣传“只生一个好”，同时也在农民中间免费的赠送“避孕套”等计生用品。在文化生活匮乏的农村山区，活力四射的轻年男女们，在充分享受着各家自娱自乐的同时，对赤脚医生们下的“套”根本不消一顾，反认为是多此一举。于是，每个村的“人口违章建筑”陈出不穷。一个在黎川农村呆了十年的上海知青惊讶的发现，从他进山村插队开始，到离开山村回上海的十年间，他的邻居家一共生了十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最后一个)。赤脚医生张惠珍所面对的是一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群体，一个完全没有婚育经历的知青赤脚医生，无可奈何的接受了冷潮热讽、闭门谢客。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了。

        “虽然，我活得并不鲜艳，但是活着，就要有自己的颜色”。也许，这就是每个在黎川有过“赤脚医生”经历的上海知青的写照。

        这些知青的赤脚医生也赢得了乡亲们的尊重与爱戴。上海知青的赤脚医生陶静琼多次留在黎川过年，老乡们会以最好的酒菜款待；会让自己的闺女轮流陪伴······。

         不少上海知青赤脚医生因此也获得了前往抚州卫生学校深造的机会。学习几年毕业后，许多当年的赤脚医生依旧回到了县城医院从事医护工作。潭溪公社的陶静琼、社苹公社的王少华、东风公社的张惠珍、茶亭公社的徐嘉宏等一直从事黎川的医疗事业，坚持到九十年代初。

有人问这些坚守在黎川的当年的赤脚医生，大返城时为何不也近水楼台的弄个病退证明回上海呢？不曾想，她们的回答几乎惊人的一致:“太忙了，忙得顾不上了”。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青春无悔”。

仅凭这在黎川医务工作岗位上近二十年悄无声息的坚守，足以感动黎川；这些从村野田头走出来的赤脚医生的上海小姑娘，一样是黎川人民心目中的“南丁格尔”。

一位诗人在一首名为《小草的心》诗中结尾写道:

       “只要我纤瘦的双臂 ，

还能在晨风中举起，

我就有绿色的歌唱，

在向阳的山坡，

在清冽的渠边，

开放出我的生命！”

在黎川，各公社都有上海女知青担任过大队的赤脚医生。她们就如小草一般，在长兰山深处、在樟村的溪水边、在湖坊的田间小路上、在茶亭的竹林下······，顽强的绽放着生命。

某公社赤脚医生在生产队

陶静琼摄于潭溪公社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