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b style="font-size:22px;"> 我幼年时的记忆很浅,总感觉有些恍恍惚惚、模糊不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因为当时新中国才成立不久,抗美援朝战争刚结束没两年,接着又是三年自然灾害,所以可想而知,那段时期的生活经历好不到哪儿去。至今尚能依稀记得的,除了父母和姥姥对我的疼爱之外,剩下的就是在火柴厂托儿所大班里,还有在乡下跟奶奶一起生活时,那种出自本能的对母亲的极度思念。到了童年时期,自然而然就有了较为完整的记忆,虽然生活依旧艰苦,但是童趣和快乐也如期而至。</b></h1> <h1><b style="font-size:22px;"> 写下这段话的时候,其实我的心已经穿越时光,又回到了遥远的过去。在我记忆的长河中,童年岁月是最美好、也是最值得回忆和留恋的,以至于我有时会傻傻地想:“春去春回,花谢花开,为什么人老了却不能从头再来?”人世间固然有生死轮回和天堂之说,但那毕竟不是一回事。曾经有无数次在梦里和遐想中,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在那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大杂院里,跟一群小伙伴们嬉戏玩耍,追逐打闹,还时不时地惹是生非,必招来父亲严厉的训斥与管教。</b></h1> <h1><b style="font-size:22px;"> 上世纪六十年代,调皮捣蛋几乎是每个小男孩儿的必修课。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小小年纪的我们,竟不知不觉练就了一套爬高上低、攀檐走壁的本领。站在大院两米多高的围墙上,我们男孩子连眼皮都不带眨的,说跳便纷纷一跃而下。院里有栋青砖青瓦带起脊的L型两层楼房,楼顶距地面少说也有十几米高,而且非常陡峭,有些胆大调皮的孩子,经常顺着阳台门爬到上面去掏鸟窝。时间一长,阳台门上方用铁皮做的雨水槽也被扒坏了,下雨时雨水不走水溜子,而是沿着豁口往阳台上倾泻。捉迷藏时,有些孩子甚至不惜冒险翻过阳台外墙,仅用两手抠住墙砖,脚踩在几公分宽的墙沿上,整个身体悬挂在空中,就这样居然还敢随意自如地上下翻飞、闪转腾挪。</b></h1><h1><b style="font-size:22px;"> 楼顶沿屋脊方向,竖立着十来个用砖砌的烟道口垛子,近乎一人高。但自从各家都不在锅屋里用灶台做饭,改烧煤球炉之后,它实际上已经失去原有功能而成了摆设。有时闲极无聊,或是心情不好想独处的时候,我就悄悄地爬上楼顶,背靠烟道口垛子、双手抱膝静静地坐着,一边眺望四周和远处的天空,一边胡乱想些不着边际的心思。那地方非常安静,楼下的人也看不见,身旁只有一些扇动着翅膀飞来飞去的小鸟。我知道烟道口垛子就是这些小鸟的家,里面兴许还有它们的幼仔,我的贸然闯入,显然给它们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焦虑和不安,所以我会经常挪地方。这也是我小时候的一个秘密,它一直珍藏在我的心底,常常勾起我对童年的回忆。</b></h1> <h1><b style="font-size:22px;"> 我家住的大坝头这条街胡同巷子不少,阡陌纵横,四通八达,其间不乏一些冠以单位宿舍名称的院落,比如烟厂宿舍、火柴厂宿舍、橡胶厂宿舍、铁路宿舍等等。但像我们这个既有规模、又有围墙的大杂院很少见,多数都是院中有路前后相通,路人可以任意穿行而过。何况我们院内还有一栋起脊的两层住宅楼,由于周围全是平房,所以它显得特别扎眼。凡是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徐州在解放初期只有两个半烟囱,其中最高的就是我们大坝头附近的宝兴面粉厂烟囱,高三十三米,是全市屈指可数的高层建筑,只比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稍微矮点。它离我们大院不远,直线距离不过就一百多米,连上面的铁梯都看得一清二楚。孩子们经常站在二楼阳台上,对着那根高大的烟囱指指点点,甚至把它当成区分一个人胆大胆小的标志。只要有人问:“谁敢爬到那上面去?”大家必然争先恐后地说:“我敢!我敢!”谁也不甘示弱。可见当时我们这帮孩子有多么顽皮,而且胆儿也大得出奇,仿佛给个梯子就能上天。</b></h1> <h1><b style="font-size:22px;"> 记得大约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一大群孩子在院子里玩耍。当时后院还没有房子,全是花园和菜地,里面长了不少野生篦麻。我好像对篦麻子很感兴趣,摘下来用纸包着,拿在手里跟宝贝似的。最后不知是故意恶作剧,还是因为不小心,我居然将这包带刺的篦麻子洒在了一个小女孩儿头上。不料竟闯下大祸,她不仅头发上沾满了篦麻子,越往下拽,扯得头皮越疼,而且衣领上和脖子里也沾得到处都是,吓得她哇哇大哭!然后便是我姥姥颠着小脚、挥舞着拐杖在后面追我,我不得不跑出大院,沿着马路往北朝四道街方向逃窜。更可气的是我跑不多远便故意停下脚步,什么时候等姥姥快要追上来了,我再撒丫子跑。就这样足足跑了有半条街,把姥姥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最后见她实在没有力气追了,我这才远远跟在她身后慢慢地走回去。直到今天,这一幕还十分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每回想起来都觉得十分懊悔!当初我就不该跑,让姥姥打几下又能怎样?我是她的长外孙,又是她一手带大的,即使打也是为了装装样子嘛。</b></h1> <h1><b style="font-size:22px;"> 姥姥平时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徐州跟我们过,每年只偶尔去山东兖州我小舅家住几天。大舅虽然在徐州,但由于孩子多、房子小,姥姥从不去住。二舅死得早就不说了。六十年代初期,城市居民生活十分困难,别说吃肉了,连粮食都不够吃,而小舅家生活条件要好得多。小舅两口子都在兖州肉联厂工作,厂里的职工基本上全吃食堂,伙食好得不得了,几乎顿顿有肉,煮好的羊头才卖一毛钱一个,所以姥姥每次去都执意把我带上。</b></h1><h1><b style="font-size:22px;"> 记得有次去正赶上厂里宰牛分肉,操场一下子变成了屠宰场,那种血腥恐怖的场面,给我幼小的心灵带来极大的震撼。也许是肉乍一吃多了肠胃不习惯,第二天上午我便开始闹肚子。小舅家住的是那种一排排的职工宿舍,离公厕很远。当时眼看就要下雨,天上不断传来“轰隆隆”的雷声。想起平时人们常念叨的“风来了,雨来了,老和尚背个鼓来了!”还有“刮大风,下大雨,天上来了个白毛女!”我不禁有点害怕。一开始想让姥姥陪我去,可又担心姥姥是小脚行动不便,回头再淋了雨或滑倒摔着了,无奈只好自己硬着头皮往厕所跑。经过屋山头时,看见那里有堆沙子,便灵机一动,趁着周围没人赶紧就地解决了。谁知刚回到家,就听外面有人咋呼:“是谁这么万恶?跑这儿来拉粑粑糟践人!”</b></h1><h1><b style="font-size:22px;"> 多亏是上班时间,小舅和舅妈都不在家。面对姥姥的再三盘问,我嘴上死不承认,心里却特别后悔,更担心小舅下班回来不会轻饶了我。挨训受罚是小事,关键是一旦抖搂出去,岂不丢人现眼?还好,中午当着他们的面,姥姥竟然只字未提。我小时候只怕过两个人,一是父亲,二是小舅。父亲当时在公安局预审科上班,对我一贯要求很严,弄不好就要挨打;而小舅尽管不会打我,但他的规矩多,弄不好就要挨训,比如东西不能乱放,扫地不能扬尘,吃饭时一定要先等姥姥动筷子。</b></h1> <h1><b style="font-size:22px;"> 我在小舅家还算中规中矩,一点也不敢调皮。回到徐州就不同了,爸爸工作忙平时很少回家,没有了怕头,我就像个野孩子似地到处乱跑。大院里疯不下了就到大街上去疯,整天和一群小伙伴玩儿“打仗”游戏,沿着马路你追我赶能跑出好几条街去。当时火柴厂还在大坝头街上,离我们院子仅隔条马路,有时跑累了,也眼看快到中午了,我就到厂门口耐心地等着妈妈下班,一心想吃妈妈从食堂买的饭菜。那时候,每天中午都有很多饿极了的孩子挤在厂门口,一边贪婪地闻着从食堂漂过来的饭香味儿,一边眼巴巴地等着父母下班。在我的印象中,火柴厂的馒头是最好吃的,又白又大又筋道,甚至不用就菜,在嘴里越嚼越香。一直到现在我还是爱吃馒头,只是再也吃不出那种面香味儿了。</b></h1><h1><b style="font-size:22px;"> 有一次,我在外头不知惹了什么祸,被人家找上来,碰巧父亲在家,我连忙躲进对门霍伯伯家里。听着门外不断传来父亲怒气冲冲的声音,吓得我连中午饭都是在霍伯伯家吃的。过了好长时间,确认外头没有动静了,我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探头一瞧,只见父亲正在午睡,枕头边竟赫然放着一把手枪和一副手铐!这下可把我吓坏了,于是又赶紧跑回霍伯伯家,连口大气都不敢出。一直等到晚上,母亲过来连哄带劝才把我弄回去。现在想想,当时我闯的祸一定不小,不然父亲也不至于气得吹胡子瞪眼,更不会拿枪吓唬我。</b></h1> <h1><b style="font-size:22px;"> 那个年代,每家都有好几个孩子,即使父母想管也管不过来,基本上都是散养。因此,很多男孩子从小就充满着野性,并逐渐养成了桀骜不驯、争强好斗的性格,可以说天不怕,地不怕。我们院里的孩子跟马路对面的孩子关系很融洽,因为他们常来我们院里上厕所,一来二去自然就熟悉了。可是跟西边一墙之隔、地处上沿的孩子关系始终不太好,由于他们那儿地势高,彼此一举一动都看得很清楚,双方不定哪天就会因为一件小事或口角爆发冲突。但所幸从未有过人身接触,都是互掷石块和土坷垃。当然,其中娱乐和玩耍的成分要大一些,因为毕竟都是孩子,有的还穿着开裆裤呢。小时候在院子里放风筝,线断了要看风筝是往哪个方向飘落的,如果是上沿方向,便只好忍痛割爱,否则再远也要跑去拣回来。</b></h1> <h1><b style="font-size:22px;"> 小时候,街上很少有卖玩具的,即使有也买不起,孩子们平时用的玩具,几乎全是自己鼓捣出来的。比如:用竹竿和染色的麻绳做红缨枪,用木头或红土刻手枪,用自行车条做火药枪,用树根和钢珠做陀螺,用竹蔑扎风筝,用硬纸筒、镜片和彩纸屑做万花筒,用铁条和皮筋做弹弓,用铜钱和公鸡尾巴毛做毽子等。实在没有新鲜东西可玩儿了,便模仿大人抽烟的样子,把丝瓜藤子晒干,然后掰成一节一节的当烟抽。最有趣的还是扛着小竹竿,到处去粘蜻蜓和知了。先找些废旧胶皮剪碎了放在小铁盒里,倒上点油,用钳子夹着放在火上慢慢熬成黏胶,再在竹竿前头插上一截细长的柳条,然后就可以行动了。这是我小时候最痴迷的游戏,往往乐此不疲。由于年龄小,大家在一起玩耍时,经常不知不觉就闹掰了,今天可能不带你玩儿,明天又可能不带他玩儿。但你只要拥有几样自制的玩具,一般情况下就不用担心人缘儿问题。</b></h1><h1><b style="font-size:22px;"> 我们男孩子普遍不如女孩子爱干净,甚至有个别邋遢鬼,一天到晚甩着两筒鼻涕,什么时候快流到嘴边了,这才“刺溜”一下吸回去,然后再习惯性地抬起胳膊用袖子一抹。记得院里有个外号叫“老歪”的小男孩儿就是这副德性,从来不知道擤鼻涕,都是用两只袖子左右开弓蹭,时间长了袖子上面明晃晃的,几乎能照见人影。后来他母亲专门给他在袖口上缝了个手绢,但作用似乎不大,往往手绢比袖子干净。有时我们嫌他脏,不肯带他玩儿,他便用一种可怜兮兮的腔调说:“不带俺玩儿,俺不玩儿,俺上家后盖屋玩儿。屋塌了,墙倒了,把恁几个吓跑了!”其实他心里明白,是他袖子上散发的那种令人作呕的气味儿,才导致没人愿意跟他玩儿的,但就是陋习不改。</b></h1> <h1><b style="font-size:22px;">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突然发现,街上有人在卖一种管口细长、肚大又薄的茶色玻璃制品,名叫“琉璃嘣嘣”。你只要用嘴含住管口适当往里面吹气和吸气,底部就会随着气息一鼓一鼓地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这很快在孩子们中间掀起了一股旋风,一时间琉璃嘣嘣竟成了大家首选的玩具,而它的危险性却被人们严重忽视了。由于它壁薄如蝉翼,所以极易破碎,一旦碎了,那碎片简直比刀片还要锋利!有一天中午,母亲在阳台上用簸箕簸小米,我拿着琉璃嘣嘣在一旁吹着玩儿。见有几粒米屑落进了吹管里,被口水黏着倒不出来,我便使劲往下甩。谁知一下子把管颈甩折了,尖锐的碴口猛地戳进我的右小腿肚子里,当即剜下一块铜钱大小的肉来,鲜血立刻喷涌而出!母亲吓坏了,抱起我就往火柴厂医务室跑。</b></h1><h1><b style="font-size:22px;"> 火柴厂医务室编制只有一男一女两个大夫,还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护士。男大夫好像姓徐,印象不是太深;女大夫姓刘,皮肤白皙,说话慢声细语,和蔼可亲,我们小孩子都喊她刘奶奶。后来才知道她叫刘守坤,是徐州清末首富张大烈的五世孙媳,也是个虔诚的基督徒。解放前她在敬安寺当过教师,又在徐州基督医院(市二院前身)当过护士,解放后到徐州火柴厂任厂医,直至退休。当年刘大夫不仅治好了我腿上的创伤,还时常背着药箱免费上门给我姥姥看病。</b></h1><h1><b style="font-size:22px;"> 记得在我二妹贺惠四五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全家人正准备睡觉,她突然用手捂着一只耳朵拼命地哭喊:“我耳朵疼!”问她什么原因也说不上来。当时火柴厂已经搬到东华街新址去了,我和母亲轮流背着她,几乎是一路小跑来到厂医务室。恰巧是刘大夫值中班,她说不用怕,是小飞蛾钻进耳朵里了,果然几滴甘油和一把摄子就解决了问题。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刘大夫穿着白大褂的身影,在我脑海里还是那么清晰可辨。</b></h1> <h1><b style="font-size:22px;"> 以前家里都没有厕所,包括我们住楼房的,整个大院只有后院东头有两间简易公厕,还是那种露天式不带门窗的,男厕稍大些也不到十个蹲坑。每天都有掏粪工拉着绿皮粪车来掏粪,由于楼东头巷口很窄,粪车进不了后院,只能停在大院门口,工人只好着粪箕子,一趟趟来回走着去掏粪。掏完还要往厕坑里洒上些炉渣灰或生石灰,再用一桶清水把小便池冲洗干净。搁现在很难想象,那个年代的公共厕所居然成了社交场所,不论男女老少,也不论春夏秋冬,人们往往一边蹲着坑,一边聊着家事国事天下事,甚至男女之间隔墙对话也毫无违和感,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丝毫不觉得难堪。更有甚者,在如此臭气熏天的环境里,有人依然可以做到手不释卷,一蹲就是好长时间。</b></h1><h1><b style="font-size:22px;">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备有夜壶(俗称尿罐子),也就是体积稍大一点的痰盂,上面用木头做个盖子,夜里就放在屋当门,是专为家人起夜准备的。于是乎无一例外,各家早晨起来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端着夜壶去厕所倒尿。在后院没盖房子之前,我们小孩子最怕晚上去厕所了,因为经常停电,周围到处黑咕隆咚,没人作伴轻意不敢去。更可恶的是,不知哪位家长为了阻止孩子晚上出去乱跑,竟然编了这么一首顺口溜:“红眼绿鼻子,四个毛蹄子,走路啪啪响,专吃活孩子!”吓得孩子们晚上更不敢单独去厕所了,通常都是拿着手电筒或火柴盒与家人结伴而行。有天晚上父亲不在家,我只好壮着胆、硬着头皮一个人去,碰巧厕所里没人,四周一片漆黑。当我战战兢兢地划着一根火柴刚蹲下,隔壁女厕突然响起一连串尖细而颤抖的笑声,吓得我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以为真遇上红眼绿鼻子的女鬼了,慌忙提上裤子就跑。后来才知道那不是女鬼,而是我们院子里的女疯子,据说有人也曾经被吓到过。</b></h1> <h1><b style="font-size:22px;"> 女疯子名叫崔美娟,苏州人,听说以前在那边还唱过戏,不知是因为受了什么刺激变疯的,后来跟姐姐一起嫁到了徐州。其姐夫原是徐州电信局的工程师,姐夫死后她姐带着女儿返回苏州,便把自己的房子让给这个苦命的妹妹住了。小崔阿姨生了四个孩子,两女两男,最后一个男孩儿是在家里生的,由于日子过得实在艰难,孩子刚落生就送给橡胶厂一位技术员了。小崔阿姨从来不跟人搭话,总是一副面无表情、旁若无人的样子,嘴里一天到晚要么自言自语,要么就哼着只有她自己能听懂的江南小调。她大女儿叫维维,小女儿叫妮妮。别看妮妮老小,却最懂事,每次到街道办事处领补助金都是她去,要是姐姐去可能直接就花掉了,她却一分不少地交到父亲手里。</b></h1><h1><b style="font-size:22px;"> 妮妮几岁大就知道要帮母亲洗手洗脸洗脚,从上小学起就开始学着掌管家中经济事务,尽可能地替父亲分担家务,平时说话做事就像个小大人一样。相比之下,大院里有许多跟她同龄的孩子,当时除了知道玩耍,旁的几乎啥也不懂。那个年代要穷都穷,各家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但好在少年不识愁滋味,在我们小孩子眼里,这个世界是没有瑕疵的,澄澈的眸子看什么都美丽如初。像妮妮这样为生活所迫过早失去童心和童趣的孩子,毕竟只是少数。</b></h1> <h1><b style="font-size:22px;"> 那年头几乎每晚都停电,各家都备有电石灯。一小块臭电石放在带嘴的铁盒里,稍加点水便“咝咝”作响,点燃后会冒出长长的火苗,发出白色耀眼的光芒,比煤油灯和蜡烛亮多了,而且成本也低。可是它产生的黑烟又让人受不了,所以当时有很多家庭,晚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黑灯瞎火中度过的。夏天还好说,晚饭后大人们在院子里纳凉聊天,我们小孩子可以尽情地玩耍。但到了冬天,家家户户门窗紧闭,不见了往日的喧闹,偌大的院子便显得异常冷清。那时候不像现在,没有羽绒服之类的厚衣服可以御寒,甚至连内衣都少得可怜,孩子们多数都穿着空壳的棉袄棉裤。所以在寒冷的夜晚,人们一般很少出门,有的干脆就早早地歇息了。但对我们这些精力旺盛、又不甘寂寞的男孩子来说,黑暗笼罩的冬夜,丝毫阻挡不了我们调皮的脚步和玩耍的热情。甚至有时趁街上行人稀少,竟做出一些有损我们男孩子声誉的恶作剧。</b></h1><h1><b style="font-size:22px;"> 当时的轻纺学校(即后来的十六中)就在我们院子斜对面,紧挨着火柴厂。看大门的是一位胖老头,他平时不让我们进去玩耍,大家早就对他怀恨在心了。于是乎,不知是谁出的馊主意,一连几个晚上,一帮臭小子竟拿砖头去砸轻纺学校的大门,砸完就跑,然后躲在暗处看着胖老头气急败坏的样子,一个个忍不住偷着乐。后来大概是看厌了,又去砸马路对面的豆腐店,看店的是一位胖大婶,生起气来自然又是另外一番模样。但就是不敢砸火柴厂的大门,因为跟看门的老头太熟悉,怕被他一眼认出来。不料,一九六三年深秋的一个夜晚,火柴厂突发大火,熊熊烈焰映红了大半个徐州城!当时,我们院里的大人们都提着桶、端着盆跑去救火了,我和一群胆大的孩子站在马路边,看着不远处火光冲天的事故现场,吓得浑身上下直哆嗦!经事后查明,是因为夜班工人粗心大意,炉子没封好就走了,由于厂房和很多原材料都是木质或纸质结构,极易燃烧。再加上那晚风特别大,火势十分迅猛,而门卫又睡得太沉,直到被街坊四邻赶来救火的群众连喊带叫才唤醒。但为时已晚,整个厂房和设备巳被大火吞噬,最终全部化为了灰烬!</b></h1> <h1><b style="font-size:22px;"> 当时还是计划经济,粮食按人口、年龄和工种区别定量供应。像我们这些十岁左右大的孩子,正是贪玩儿和长身体的时候,每月仅靠那点口粮根本不够吃,经常跑着跑着就饿了,无奈只能勒紧裤腰带。我记得很清楚,小时候每次快到月底的那几天,姥姥就会把已经空了的面袋子翻过来,用专门扫面板的小扫帚在上面扫来扫去,扫下来的面有时连碗底都盖不住。但好在我们男孩子饿极了什么都吃,毫不夸张地说,凡是能捉到手并且看似无毒的昆虫和飞禽,比如:知了、麻雀、蚂蚱、青蛙、蚕蛹、麻鸪油、豆虫、海巴子、蜗斗牛等,我们统统吃过!</b></h1><h1><b style="font-size:22px;"> 那时候的小孩子,尤其是男孩子都不怎么讲卫生,几乎每个人的肚子里都有蛔虫。一到排便时就害怕,不仅担心会有虫子拉下来,更担心虫子太长,拉到半截时拉不下来,还得用手去拽!有的孩子严重贫血,睡觉磨牙,脸上长癣斑,甚至爱吃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如泥巴、炭灰、纸和布头等,这恐怕也是那个年代很多孩子长不高的主要原因。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种淡黄色、名为“宝塔糖”的驱虫药,开始进入孩子们的视线。就因为它甜,明知道是药还特别喜欢吃,经常有人从家里偷拿出来向小伙伴们炫耀。表面上看,小小的宝塔糖给孩子们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满足和快乐,殊不知其背后承载的却是一种十分可怕的疾病。</b></h1> <h1><b style="font-size:22px;"> 我们男孩子的心思一般都用在调皮捣蛋上了,对外在的东西根本不在乎。比如在我们看来,衣服就是为了遮羞蔽体和御寒用的,根本不讲究好孬,只认新旧,哪怕是翻新的也成,丝毫没有审美的欲望和要求。而且衣服多数都是家里老人自己做的,普遍带有补丁,甚至补丁摞补丁。大家不信的话,可以翻翻当年的老照片,男孩子尽管穿着打扮不怎么样,但对着镜头仍一个个傻兮兮地笑着,几无半点羞涩和烦恼。平时只有等手裂了、脸皴了,才想起来抹点哈巴油,而雪花膏是要留给家中女孩子用的,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档次,也是那个年代一般家庭仅有的两样护肤品。毕竟我们是男孩子,别看年龄小,却懂得怜香惜玉,从不跟女孩子争衣抢食。</b></h1><h1><b style="font-size:22px;"> 小时候,我们和女孩子一起玩耍,理所当然我们是主角。因为我们不仅活泼好动,还勇敢坚强,所以女孩子一般都愿意围着我们转。哪像现在的男孩子,一个个就跟小绵羊似的,而且还是圈养的,只会咩咩地叫,甚至有的连性别特征都十分模糊,言谈举止和穿着打扮不男不女,让人看着恶心!可以这么说,在当初那个年代,哪个男孩子身上没有几处因为调皮捣蛋而留下的伤疤?我们每天不是爬墙上树,就是钻犄角旮旯,满世界乱跑,经常弄得灰头土脸,吼得嗓子嘶哑,这才叫男孩子,身上不磕磕碰碰,不挂点彩,简直枉为童年!前两天,我在小区里看见一个小男孩儿骑在树上,感觉非常稀奇,便朝他伸了伸大拇指。不料这小子竟然领会错了我的意思,赶紧从树上出溜下来逃也似的跑了。</b></h1><h1><b style="font-size:22px;">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特别崇拜英雄,像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刘胡兰等,有很多很多。但往往崇拜的第一个对象还是自己的父亲,甚至对父亲脚上穿的皮鞋都羡慕不已,有时趁父亲不穿时,便把小脚伸进去在屋里来回趿拉着走几圈,嘴里还念念有词:“大皮鞋,呱呱叫,坐火车,不要票!”十九岁那年我参加工作,父亲把他一双崭新的三接头皮鞋送给了我。第一次穿上皮鞋感觉很神气,也非常珍惜,立刻拿去钉了副铁掌,阴天下雨都舍不得穿,就像爱惜自己的眼睛一样。不过最让我羡慕的,是父亲经常带在身边的那把小手枪,可他从来不让我摸,平时睡觉也要锁在抽屉里。后来父亲看我实在眼馋,就用木头给我刻了个一模一样的,让我如获至宝,爱不释手。</b></h1> <h1><b style="font-size:22px;"> 人生一世不容易,无论是生如夏花,还是静如秋叶;无论是年少有为,还是大器晚成;抑或小时候调皮捣蛋也好,老实巴交也罢,都是拜上天所赐,各有各的命运和造化。但唯有童年所见,方能滋养终身。面对当前纷繁喧嚣、物欲横流的大千世界,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忘了童年时代的经历,在心灵深处,给自己保留一片纯洁无瑕的净土。</b></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