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1(友情故事)

王连生

<h3>一、毛维栋局长、王骏瑞阿姨对我的厚爱。</h3><h3>二、海内存知己……梁映光局长对我的关怀。</h3><h3>三、无尽的思念……怀念李宝树书记。</h3><h3>四、我心中的高人……梁风琛书记。</h3><h3>五、人格的魅力……李延慈主席。</h3><h3>六、德高为师、风范犹存……怀念武安义处长。</h3><h3>七、生命散发过美丽的光芒……怀念李希顺局长。</h3><h3>八、不能忘记的情谊……闫思华是我尊敬的领导。</h3><h3>九、浓浓的情谊,犹如三月的春风……记陕克学校长。</h3><h3>十、外事工作的领导……曹福兴局长</h3><h3>十一、岳建华、柔卫军是我真诚的朋友。</h3><h3>十二、一个值得深交的朋友……于贵穴处长。</h3><h3>十三、我永远的朋友……王和平处长。</h3><h3>十四、在我困难的时候,王雁平处长伸出援手。</h3><h3>十五、久不联系,常在心中……王永红主任是我的一位良师益友。</h3><h3>十六、扶过我一把的人……范树文书记。</h3><h3>十七、我尊敬的叔叔輩同事……宋振江处长。</h3><h3> 十八、一个很「念火」的人……薛建东处长(撰写中)</h3> <h3>    <b><font color="#ed2308">一、刻骨铭心的记忆--毛维栋局长、王骏瑞阿姨对我的厚爱</font></b><br> </h3><h3> &nbsp;</h3><h3> 1982年,因为生了二胎,我和四梅都受到三年内取消月生产奖金、工资扣除5%的处罚。除此之外,我还受到三年内不得提级提干的处罚。1982年我爱人的工作关系调到了临汾。因为没有住房,一家四口没有落脚的地方。在同事们的帮助下,分别在分局党校住了二个月,在同事范树文家里住宿了二十六天,在北货场对面的托运公司住宿了一年多,最后在宣传部照相用的暗室住下来。分局机关曾经调整了几次住房,也因为生二胎的原因分配无望。</h3><h3> 1983年,毛维栋到临汾分局担任党委书记。我万万没有想到,毛维栋局长的到来,竟然使我的命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br></h3><h3> 首先没有想到的是在毛维栋局长的直接过问下,解决了多年没有解决的住房问题。两年多来,我们一家四口就住在托运公司的一间房子里,没有电灯,没有暖气,既是卧室,也是厨房。房子对面就堆放着各种废旧物品,装卸作业扬起的灰尘,无孔不入地进入房间。就是这样一间房子,是货场杨主任(稷山县人)帮助我们找的。因为这里距离爱人上班只有一步之遥,两个孩子每天都由我用自行车送到托儿所,尽管条件不好,也只能不得已而为之。1983年爱人做了绝育手术,为了方便照顾爱人和孩子,经李延慈部长同意,我们暂时住进宣传部的一个洗照片的暗室。一家四口住在分局机关,我们也好,别人也好,既影响不好,也都不方便。但是,有电灯,有自来水,有电视,孩子上托儿所很近,比较托运公司的房子不知要好多少倍。1984年,梁风琛(分局政治部副主任)、李延慈(分局宣传部部长)看着我们每天拖儿带女,很为我们着急。为了我的房子,委屈求全向主管房建工作的副局长求情,终于同意分配给我铁北三层一套一间半房子。铁北距离分局机关并不太远,主要是路不好走,坑坑洼洼,下雨天简直就没有办法走。当时我已经是宣传部的主力部员,常常白天晚上加班加点。爱人在货场工作也非常紧张,常常到七八点钟都下不了班。因为两个人都不能正点下班,两个孩子常常是幼儿园最后被接走的,有许多次他们就 在幼儿园门卫房等我们。如果住到铁北,对接送孩子和工作都很不方便。也是得陇望蜀,我知道分局政治部副主任梁风琛调正到处级楼,腾出来的房子空着。他的房子就在分局公安分处后面,也是一间半,我非常渴望住进梁风琛副主任的房子。梁风琛知道我的想法,也帮助我去活动,但没有说成。我想这件事只有毛局长能够摆平,在征求梁风琛副主任、李延慈部长同意的情况下,我冒冒失失去找了毛局长。毛局长那天还没有回来吃晚饭,我先向王骏瑞阿姨说了我的困难,她听后非常同情。这时毛局长回来了,听我说了情况后,也很同情。这时王骏瑞阿姨很仗义地说:"小王住在暗室,带着两个孩子,怪可怜的,你就说句话吧。"毛局长笑了笑,也没有说什么。我离开的时候,也认为自己的举动有一点过分。当天晚上分局领导研究迎接路局企业整顿验收工作组。刚刚8点,梁风琛就从会议室下来,一面给我钥匙,一面对我说:"明天8点以前务必搬出分局机关。"我没有想到毛局长对我的事情如此重视,这么快就把我做梦都想不到的天下第一大难事办好了。</h3><h3> 1986年,我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以后,毛局长没有忘记我。当年八月份就提拔我为宣传部股级部员,十二月份又提拔为宣传部副部长。在提拔宣传部副部长的时候,分局政治部一名负责人说:"王连生刚刚提了股级部员,提拔宣传部副部长有一点太快。"毛局长说:"王连生是老宣传部部员,早就应该提拔。与王连生一批的同事,还有比王连生后面来的,都已经提拔了。王连生也是有能力的一个同志。"在毛局长的坚持下,我顺利地走上宣传部副部长的岗位。三年之后,在分局干部部长李宝树的推荐下,毛局长同意让我担任分局办公室副主任兼任分局外事办公室主任,让我在更重要的岗位上发挥作用。我记得两次提拔,都是毛局长亲自与我谈话。在提拔分局办公室副主任的当天,他老人家亲自找我谈话,语重心长地说:"几年来你和义平工作很努力,上下都反映不错,大家有目共睹。过去对你有看法的人,现在特别肯定。你没有辜负组织对你的期望。希望你再接再厉,振作精神,好好学习,努力工作。"毛局长的话,寓意深刻,话中有话,使我热血沸腾,信心百倍。</h3><h3> </h3> <h3>  进入分局办公室以后,每天在毛局长的身边工作,毛局长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直接影响着、教育着、激励着我。毛局长当时既是分局长,也是分局党委书记,身上的责任和重担,可想而知。如果他在分局,常常不间断地开会。上午的会议往往要开到中午一、二点,晚上的会议更是要开到深夜十一、二点。记得有一次上午开会,因为研究的事情太多,会议一直开到中午一点半,仍然没有停止的迹象。毛局长完全投入到要研究的问题上,研究忘记了时间。突然,会议室大门开了,王阿姨对着毛局长发火了:"什么时候了,你不吃饭,别人也不吃饭了。"毛局长如梦方醒,抱歉地对大家说:"散会,下午继续开会。"</h3><h3><br></h3><h3> 毛局长对于任何的信息、材料都是亲力亲为,一份不漏地亲自批改。如果要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往往是通宵达旦地修改大会的发言材料。毛局长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他身边的每个人。毛局长的学习、工作精神是一贯的。我记得1983年,毛维栋局长到临汾分局担任党委书记不久,决定参加临汾市自学考试学习。有一天,他来到宣传部,当时一屋子的年轻人,毛局长单单指定让我与他一起进行复习。离考试还有十几天,毛局长每天工作结束以后,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从12点开始,常常要复习到深夜2、3点钟。当时毛局长已经50岁了,对哲学的几百个概念,一条一条的背诵。有些单词实在记不起来,就让我提醒一句话,他就继续往下背诵。我至今仍然记得,毛局长抽着烟,在房子里一圈一圈地来回走着,一字一句的背诵。学习完一个单元,就从头到尾背诵一遍。毛局长勤奋刻苦,一丝不苟的学习精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让我深受感染和教育。那个时候毛局长暂时住在分局招待所,每次复习完毕,王骏瑞阿姨总要做一点面条,坚持让我与毛局长一起吃夜宵,让我非常感动。可惜的是,毛局长的努力没有马上见到效果。他第一次哲学自学考试没有及格,只差了不到十分。之后,毛局长仍然百折不饶,坚持不懈的学习,终于一门一门的过完所有的自学考试项目,拿到全国自学考试毕业证书。<br></h3><h3> </h3><h3> 进入分局办公室后,建东分配我分管秘书室、值班室、档案室、文书室。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无论我怎么努力,怎么也融入不了秘书的圈子里(其中的原因不在累赘)。秘书室、值班室、文书室,都是直接为分局领导服务的部门,如果要强性融入,必然要打破目前的平衡。我曾经想打退堂鼓,又觉得辜负了毛局长的一片期望,对不起老人家,心里非常纠结。在李宝树、薛建东的支持下,我鼓足勇气,终于掌握了主动权,打开一片天地。为了更好地做好工作,我观察毛局长的脾气性格、爱好特长、生活习惯,并且写了备忘录。有一天,李宝树问我:"你写了毛局长什么东西?老人家很生气。"我恍然大悟,原来毛局长对我有了误会。我把写的备忘录给李宝树、薛建东看了,他们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出发点是好意。我觉得必须捅破窗户纸,否则,与毛局长之间有了信任危机,就没有办法在毛局长身边工作。我思来想去,决定把写的有关备忘录送给毛局长过目。毛局长确实因为我写的备忘录慎怒,一连问了我几个为什么。我实实在在,坦坦然然地回答。毛局长终于转怒为喜,意味深长地说:"你是个老实人,是个踏踏实实的人,我没有看错人。但是,以后不要写这些东西,没好处。"我与毛局长之间的误会从此烟消云散。<br></h3><h3> </h3><h3> </h3> <h3>  在毛局长身边工作的几年里,毛局长始终关心着自己身边人的前途进步,有机会就推荐他们到现场锻炼。1990年,候马车站党委书记师海燕同志到点退休,毛局长亲自提议让我接任这一职务。这一次机会,我主动选择了放弃。主要考虑孩子小,爱人身体不好,在个人前途与家庭之间,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家庭。但是,我不能忘记毛局长对我的一片真情实意。他特别让干部部长李保树找了我两次,我都没有接受这一份情意。那一天分局党委常委会研究干部问题,毛局长进来坐在自己的固定座位上,准备开会。他看到我坐在门口,又起来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服我到基层去锻炼,为今后发展打下基础。但是我主意已定,毛局长没有任何责怪之意,尊重我的选择。</h3><h3> 1991年11月,毛局长调太原铁路分局担任局长,临走的时候,安排我担任分局党委办公室主任职务。这一次机会,我仍然主动选择了放弃。主要是我不愿意继续做文秘工作了,想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锻炼。应该说,我的前途是在毛局长的一手培养下进步的,是他一步一步把我从一个不懂事的青年,培养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干部。毛局长以及他爱人对我的一片情意,我将永远不忘。</h3><h3> 1992年,已经调任太原铁路分局局长的毛局长,仍然关注着他培养起来的年轻人的发展。当时,我没有接任分局党委办公室主任的职务,没有要分局一分钱,成立了临汾铁路旅行社并担任经理职务,取得了山西省旅游局批准的三级旅行社资质证,做起国内国外的旅游业务。那一年,一共组织了38个出国旅游团,当年收益30多万元,不仅自己养活了自己(旅行社5个人),而且完成上交分局10万元的任务。多次受到李希顺局长的表扬。有一天,我接到毛局长从太原打来的电话,详细询问了我成立旅行社的过程,肯定了我的选择和成绩,激励我谦虚谨慎,再接再厉,奋发图强,去面对新的挑战。毛局长还不无感慨地说:"太原铁路分局几千号干部,还没有像你这样敢于闯荡的干部。"几天之后,太原分局机关的二名干部(其中之一是后来的山西铁路旅行社经理武经理),专程到临汾找到我,了解成立旅行社的经过。在分局腾飞科工贸公司锻炼二年之后,1995年,我担任了分局多经分处党委书记、处长,挑起了更重的担子。这些进步的取得,都与毛局长的培养、教育是分不开的。</h3><h3> 还有一件事,什么时候想起来,都特别感激毛局长对我的关怀。我有个外甥在工务段上班,姐姐多次打电话让我想办法调到离介休近一点的车站。介休车务段已经说好,没想到工务段说什么也不放人。经过多次努力,就是解决不了。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想到毛局长在分局的威望,开口让毛局长找段长说说情。毛局长拿起电话就给段长说了,段长满口答应。当我去找段长的时候,他又出尔反尔,不承认答应毛局长办这件事。没办法,我又求毛局长再次打电话给段长,毛局长又打了电话,他仍然满口答应。当我找他解决问题,他仍然百般推脱,不给解决。毛局长已经决定调太原了,临走之前,我告诉他说工务段段长还是没有解决我外甥的调动问题。毛局长不说话,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打电话把分局劳资分处处长徐前进叫过来,当着我的面吩咐:"一定把连生的事情办好。"徐前进很快就把这件事办好了。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段长不给毛局长面子?徐前进告诉我:"为了你的事情,为段长办了两件事的代价才解决的。"我无话可说,但我永远不能忘记毛局长对我的关怀。<br></h3><h3> 可以这样说,毛维栋局长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重要的贵人。我的人生因为毛局长的精心呵护,顺利成长,逢凶化吉,吉星高照。毛维栋局长为我的人生注入了旺盛的青春和活力。我的生命因此有了高度和价值。<br></h3><h3><br></h3><h3> 2015年12月18日 </h3> <h3>第一排左起第四位是梁映光局长</h3><h3><br></h3><h1 style="text-align: center;"></h1><h3 style="text-align: center;"> <b> <font color="#ed2308">二、海内存知己--梁映光局长对我的关怀</font></b></h3><font color="#ed2308"><h3 style="text-align: left;"> </h3></font><h3>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曾经处于人生的低谷,突然又因为朋友的帮助而柳腤花明。1993年因为粱映光局长这一颗新星的升起,我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br></h3><h3> 1993年10月,北京铁路局清理整顿第三产业,要求干部不能在主业与辅业之间两面兼职。在临汾分局,只有贾万年和我是两面兼职。贾万年是腾飞科工贸公司总经理兼着分局副总经济师,我是铁道旅行社经理兼分局外事办公室主任。二年的实践,让我学到许多在铁路运输部门无法学到的东西。市场经济,真正的一个大舞台,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我已经深深地被吸引,再也不想回到按步就班的体制内生活。所以,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仍然留在铁道旅行社继续工作,从此不再担任分局外事办公室主任职务。<br></h3><h3> 这时,临汾分局在人事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上任不到二年的李希顺局长患病去世,分局党委副书记董冠群也在同年病世。时任分局党委副书记的粱映光被委以重任,主持分局全面工作。就在粱映光局长上任不久,有一天他见了我,开口就说:"你不要在旅行社干了,到腾飞公司当副总经理吧。"我觉得在铁道旅行社已经轻车熟路,不仅国内国外到处跑,而且,旅行社每个月也发运十几个车皮,收入比较稳定,所以,我不想到腾飞科工贸公司。粱映光局长安慰我说:"旅行社再怎么做也做不大,咱们毕竟是国企,还是先解决级别问题吧,以后有机会,再进行安排。"我听他这样说,开始到腾飞科工贸公司与蔡求进搭班子。1995年5月,我如愿被提拔到多经分处担任党委书记,并且提拔为副处级。<br></h3><h3> 我常常想,如果粱映光没有担任分局长,我可能再也没有上去的机会了。我爱人从心里不同意我下海做生意,就是希望我继续走官路。所以她经常说:"你要不是遇见粱映光局长,你就再也上不去了。"我爱人说的对,如果不是遇到粱映光局长,我的命运又是另一个版本,肯定没有这样顺利,我怎么能忘记粱映光局长的那一份浓浓的情意呢。<br></h3><h3> 1998年,梁映光局长在临汾铁路分局担任了6年分局长,调天津铁路分局担任分局长。他离开以后,我作为梁映光局长一手提拔起来的处长,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我接任多经分处处长的头一年,正好遇到亚洲金融危机。分局从每天装车数18000辆,一下子下滑到每天7000车,各个大车站停满了一列一列的备用车。不得已,铁道部决定,取消户头发运货物的规定。任何人,凭身份证即可以到货运室发运货物。并且把运费、装卸费一降再降,其他各种延伸服务费全部停止收取。全路成立了许多客货营销中心,动员全体人员到地方企业联系货源。作为以代理运输为主要业务的多经企业,从此没有任何的特殊待遇,没有客户,没有收入,雪上加霜。想想看,车站站长都亲自去企业拉货源,多经企业怎么能够吃运输饭赚到钱呢?晋铁煤矿是多经分处的一个大公司,几个月没有装车。不得已,经理发动群众联系客户,出台了谁能够联系到一个大列客户,奖励3000元的政策。结果为了抢一个客户,公司内部发生了打架事件。其中财务科副科长尹连生,为了与公司一名同事抢一个客户,被暴打一顿,吃了亏。尹连生一气之下把几年来晋铁煤矿偷税漏税的事情告到国家税务总局。为此,晋铁煤矿被山西省税务局进行了查处,罚款400多万元,从此晋铁煤矿一蹶不振。到1998年后半年,金融危机稍微有了一点好转,依然不景气,与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不可同日而语。多经企业收取的运输代理费,由金融危机前的一辆车4000元,下降到一辆车300元左右,也就是每吨5元钱。有一天我碰到某某公司的一个部长,他刚刚从调度所下来。对我说:"这个活,没法干,一个车皮收了300元,还怎么干呢?"分局每年给多经分处的任务是,收入、利润完成北京铁路局下达的指标,同时向分局上交3000万元,这是硬指标。1998年之前,各站段多经公司,都参与车皮运输。每个月必须向多经分处上交运输协调费,光这个上交的费用,就几百万元,一年能够收几千万,完成分局上交任务不发愁。因为1997年铁道部检查临汾分局乱收费,停止各站、段参与车皮运输,撤销了多种经营分处运输管理室,各公司上交运输协调费成为历史,更加大了上交3000万任务的难度。<br></h3><h3> 外部大气候不好,内部又矛盾重重,道不同不相为谋。1999年9月我第一次向分局长提出辞职,没有同意我辞职。1999年11月,我仍然坚持辞职。就在我危机四伏的时候,我的老领导远在天津,时时处处关注着我。他从别的渠道知道我辞职的消息,特意嘱咐一位班子里的领导,让他千方百计帮助我度过难关。这位领导当即找到我,说:"梁映光局长从天津打来电话,说连生是个老实人,你们不能看着不管,你们不去支持他,谁支持....。"听到梁映光局长的话,我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一股暖流,寝透了全身,真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恩师了。<br></h3><h3> 2001年3月份,北京铁路局一年一度多经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各分局党政一把手都参加会议,兑现去年的承包奖金,签订今年的任务指标。这个时候,临汾分局撤销的风声此起彼伏,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梁映光局长关心地询问我:"如果临汾分局撤销,你有什么打算?"我说:"还没有什么打算。"梁映光局长说:"如果你想到天津,早一点打招呼。"简单几句话,让我感动得心潮起伏,因为我体会到这几句话的分量。到11月份,临汾分局果然撤销了,属于被安排的干部1000多人。多少人找关系,想往北京、天津、太原调动。尽管我们关系不错,尽管在3月份就承诺让我到天津分局工作,但是,我想这个时候,梁映光局长的压力肯定很大,所以也没有与梁映光局长联系。有一天,我接到梁映光局长从天津打来的电话,询问我的去向?这时的我,身心疲惫,想到轻松一点的单位工作。梁映光局长说:"没问题,就安排到疗养院担任副职,以后有机会,再安排正职。"听了梁映光局长的话,深深地感谢老领导的一片诚心诚意,真是体察细微,关怀备至,我为有这样的恩师而深感自豪。虽然,我最终没有接受梁映光局长的一片情意,仍然留在太原,但是,梁映光局长的关怀,在我的心里永远难以忘怀。<br></h3><h3> 我与粱映光局长的友谊可以追溯到1977年。当时我在平遥车站当货运员,粱映光在介休车务段党委主管通讯报道工作。因为我在《太铁报》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曾经向王一景主任了解我的情况。我与梁映光也常常为写文章交流。1978年,粱映光调到分局宣传部以后,我也在王一景、粱映光的推荐下,调动到介休车务段党委当通讯干事。虽然他在临汾工作,在工作上,生活上,我们来往非常密切。1981年,我在粱映光的推荐下也调动到分局宣传部,从此朝夕相处,在做人做事方面,给我以难得的教益。我不能忘记,我们每天在一个办公室,一起写材料,一起去吃饭。晚上,梁映光常常带着我到朋友家里做客,大家在一起聊聊天,无话不说。我们每天在生活段食堂吃饭,早晨一般是2分钱的小菜,中午下午梁映光从来是5分钱的菜。他孩子多,工资就一点点,比我多不了几块钱,所以在伙食费上,非常节省。1983年,他调到太原铁路局检察院筹备组。1983年底太原铁路局撤销后,他又回到分局宣传部担任副部长。不长时间,我考取了西南交通大学,分开二年多,到1986年我仍然回到宣传部。这时,粱映光已经在1985年调动到介休车务段担任党委书记、段长。我们的友谊仍然不断,常常说心里话,并没有因为分别而有任何的疏远。<br></h3><h3> 几十年的友谊,让我们相互关心、照应。我衷心的祝福梁映光局长,保重身体,幸福快乐,万事如意!<br></h3><h3><br></h3><h3>2012.3.23</h3><h3><br></h3><h3> </h3><h3><br></h3><h3><br></h3> <h3>第一排左起第一位是李宝树书记</h3><h3><br></h3><h1 style="text-align: center;"><font color="#ed2308"><b>三、 无尽的思念……怀念李宝树书记</b></font></h1><h3 style="text-align: left;"><br></h3><h3> 惊悉李宝树书记不幸病逝的消息,我悲痛万分,久久不能平静。回想起过去在一起的岁月,泪眼滂沱,往事历历,涌上心头。<br></h3><h3> 李宝树是原临汾分局党委副书记、太原铁路工程处党委书记。在临汾分局圈子里,是德高望重的人物。他以诚实可信的人格,慧眼识才的目光,无私无畏的性格,在原临汾铁路分局有口皆碑。</h3><h3> 1989年,我到分局办公室担任副主任,是时任干部部长李宝树一手推荐的。然而,我到办公室干的非常不顺。薛建东多次说,你怎么总是沉不下去,要沉下去与秘书一起写材料。可我做了许多次努力,就是没有办法融进秘书圈子里。别别扭扭在一起半年多,感到非常累,心想干脆退出来,免得在一起不愉快。我忘不了一个晚上,李宝树,薛建东和我三个人,就在分局机关大院的平地上席地而坐。我把自己的苦闷一股脑兜露出来,李宝树,薛建东都不同意我退出来。特别是李宝树毫不掩饰地说:"你在办公室不行,你在那里行?连生,你没有退路,不能退。"关键时刻听了李宝树的忠告,才使我鼓起勇气,走出低谷,打开一片天地,活成一个人。</h3><h3> 李宝树是那种有权多做好事,有钱多做善事,没钱没权不做坏事的人。在干部部担任部长的时候,给多少人办了好事,可以说有求必应。我记得1989年,我爱人大姐未过门的儿媳妇从临汾师范大学毕业,想分配到铁路工作。我想到只有求李宝树,虽然平时关系不错,也能够说得来,毕竟名额有限,说之前我还是忐忑不安。李宝树听我说了,一句为难的话也没有说,直截了当地说:"办吧,现在还能够给弟兄们办点事,没有这个机会,想给你们办也办不了。"事情顺顺利利办了,对大姐来讲,确实是大的事情,非常过意不去,总觉得要表示表示谢意。那时候工资很低,还不兴送钱,就是不知道买什么好。我多次征求李宝树的意见,都被他严词拒绝。大姐最后说,买上一辆自行车吧,总能够用得着。我把自行车送到李宝树家里,正好他不在,就放下了。没有一会儿功夫,李宝树打电话过来,非常生气地说:"你快快把自行车拿走,不拿走,我就摔出去了。"我看李宝树真生气了,把自行车拿回来了。后来见了面,李宝树说:"我要是图钱财给你们办事,那我就不算个人了,咱们在一起,说的是感情,不是用钱能买了的。"在这样的人格面前,我相形见拙,自愧不如。</h3><h3> 1992年,我决定辞职下海,成立铁道旅行社,开创我的人生事业。说实话,虽然表面上豪情满怀,义无反顾,毕竟是头一次吃螃蟹。没有任何的参照物,没有一分钱,并且答应年底交李局长10万元。能不能成功?根本没有底,心里总是伴随着恐惧和万一失败的阴影。有一次与李宝树说起我的顾虑,李宝树说:"争取成功,走出一条路子,万一不能成功,分局多少干部都能够安排,回来怎么也能安排你。"李宝树这一句话,让我心里有了依靠,吃了定心丸,也让我深深地感到那种被别人关照的溫暖。</h3><h3> 1995年,我在腾飞科工贸公司副总经理的位置上已经二年时间。这个时候,分局多经分处党委书记孔繁荣到点退休,分局长执意让我接替孔繁荣。在这个问题上,两个领导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我当时并不知道内情,我仍然像过去一样,在没有事情的时候,喜欢到李宝树那里坐一坐。开始我没有感觉,后来,我觉得不对劲,就是去见李宝树的时候,没有过去那种坦坦荡荡、心心相印的感觉了。好像说话有一点吞吞吐吐、半遮半掩的感觉。到分局正式任命我担任多经分处党委书记以后,再去见李宝树的时候,不用说心里话,已经是有一些讨厌了。李宝树是一个心里想什么,脸上暴露无遗的人,他不正眼看你,多次上下班在路上碰到,我主动打招呼,往往是嗯一声了事,我们之间的距离从此拉开了。</h3> <p class="ql-block">  我到多经分处担任党委书记以后,慢慢地知道了两位领导之间的矛盾。做为两位领导的亲密下属,非常希望他们能够和好如初,同心同德一起共事。但是,时间不仅没有弥合两个人的矛盾,反而越来越严重。1998年初,李宝树调太原铁路工程处任党委书记已成定局。在领导班子欢送李宝树的会上,李宝树悲凉地说:"今后要到工地上受苦了。"梁局长也是受到感动,通知我为李宝树买一件棉大衣。</p><p class="ql-block"> 李宝树毕竟是我的老领导,我不能忘记,我们曾经无话不谈,心心相印。我的许多次命运,就是因为李宝树的努力而改变的。对于李宝树的调走,也非常的难过。接到给李宝树买棉大衣的电话,我亲自过去征求李宝树的意见。推开办公室的门进去,李宝树一个人在办公室,显得冷冷清清。他朝我点点头,无奈地笑了笑。他看上去疲惫不堪,面容憔悴。我说了来意,李宝树说:"随便吧,人都走了,买不买吧。"突然,李宝树从喉咙里深深地发出一声绝望的叹息,接着情绪激动地对我说:"连生,苦啊,1983年回来,就想在临汾退休,想不到快60岁的人了,还要让我到工地现场跑去,我老伴也是个残废人....。"面对李宝树的巨大悲痛,我能够说什么呢,我觉得任何安慰的言语都苍白无力。我在品牌店为李宝树买了一件羊皮棉大衣,以梁局长的名义送给了李宝树,心里稍微有一些安慰。</p><p class="ql-block"> 应该是1999年8月份,我去郑州铁路卫生学校看望正在上学的女儿。这时,突然接到两位副局长的电话,说李宝树在北京急发心脏病,已经送医院抢救,他们没有办法离开,委托我各带2000元看望李宝树。接电话的时候是晚上9点左右,我马上到郑州火车站,搭上火车就往北京赶去。清早4点到北京,找到北京急救中心,已经5点多。李宝树的老伴、儿子看护着父亲。我看到李宝树身上插满了各种导管,吸着氧气,很安静地睡着了。他儿子说,危险期还没有度过,因为抢救及时,病情已经稳定。正说着,李宝树睁开眼睛,一眼看到我,马上伸出手与我紧紧地握着。死里逃生啊,真正的阎王爷那里走了一遭,我们都非常激动。我是他住医院后,临汾分局第一个去看他的人,经历过生死劫难,看到贴心朋友,他怎么能不激动呢。李宝树给我说了许许多多注意身体的话,说,人啊,眼睛一闭,什么也没有了,还闹什么矛盾,金山银山又有什么意思,真正的大彻大悟。我把梁局长、两位副局长的心意,把我的心意留给李宝树,临分别的时候,大家都恋恋不舍。</p><p class="ql-block"> 天下之事,特别是人的一生,诚如老子所言:"祸乃福所依,福乃祸所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李宝树调太原铁路工程处,看起来是一件不幸的事,事实上却成就了李宝树后半生的一大好事。太原铁路工程处处长是一个业务干部,在培养提拔年轻人方面有一些欠缺。李宝树发现了这个问题,考察了一大批中青年干部。没有多长时间,处长就调北京铁路局担任副总工程师了。北京铁路局征求李宝树的意见,李宝树大胆推荐了领导班子里一名总工程师担任处长,并且在后来的几年里,推荐提拔了一大批年轻干部到领导岗位。李宝树成为太原铁路工程处实际上的掌舵人,年轻干部精力充沛,整个工程处欣欣向荣。</p><p class="ql-block"> 李宝树退休以后,走上领导岗位的年轻人,没有忘记李宝树的伯乐之情,非常关心老领导的生活。无论是过年过节,还是日常生活,都给予关心照顾。2005年,李宝树又一次去北京做心脏病手术,太原铁路工程处派人派车,昼夜看护,尽心尽力。李宝树身体恢复以后,多次安排到国外旅游,先后去了东南亚等国。有一次李宝树对我说,刚刚和老伴从台湾旅游回来,说工程处的这些年轻人真是没说的,不想给他们添麻烦,但是,说什么也要让你去。李宝树说到这里,不无幽默地说,我还真要感谢分局长把我调到太原铁路工程处,运输系统退休的老领导,谁关心?根本没法与工程处相比。</p> <h3> 在之后的岁月里,李宝树告老还乡,我们常常碰面,总要在一起聊聊天。2004年,我从临汾调到太原,告别了曾经奋斗过22年的临汾,与李宝树见面的机会少了。只有在同事们孩子结婚的场面,偶尔碰到,也总是有说不完的话,还是那样坦坦荡荡、心心相印。</h3><h3> 现在写李宝树书记,我的思绪回到了35年前第一次见李宝树的时候。1977年我还在平遥火车站货运室工作时,有一次车站站长让我去临汾听一个报告。因为不知道会议地址,就推开宣传部的门询问。只见一个中年人,大脸庞,穿一身中山装衣服。看我们是现场来的职工,和蔼可亲地告诉我们在什么地方开会,并且把我们送出办公室。那种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态度,给我留下深深地印象。</h3><h3> &nbsp;1978年,我从平遥火车站调介休车务段党委办公室,具体分管通讯报道工作。年轻人,上进心强,《太铁报》、《山西日报》常常刊登我的一些文章。有一次李宝树到介休车务段调研,专程到我蹲点的两渡车站了解情况。我们在一个宿舍住了几个晚上,天南海北,彻夜长谈,当然更多的是聊工作、聊写作、聊家庭、聊前途。我那时候没有什么工作经验,说出来的话,幼稚可笑。但是李宝树没有丝毫的嫌弃,就是与你心贴心地说心里话,真正的的平易近人,让我学习到不少做人的道理,也感受到工作的无穷魅力,尤其是懂得了未来做人可以达到的高度。白天我们一起爬山,他看我身体发胖,走起来气呼嘘嘘,告诉我,一定要加强锻炼。<br></h3><h3> 1981年,我也调临汾分局宣传部工作。这时李宝树早已调太原铁路局宣传部理论科担任副科长,是我们的上级部门领导,常常电话汇报情况,来往更加密切。1983年,铁道部在全路开展《人民铁路为人民》活动月,李宝树是太原铁路局"人民铁路为人民"活动办公室主任,我也从宣传部临时抽到临汾分局"人民铁路为人民"活动办公室工作,几乎每天通电话,汇报情况。1983年底,太原铁路局撤销,李宝树回到临汾,开始在宣传部担任副部长,但是他没有在宣传部上班,而是负责路风工作,不久即担任分局干部部部长。因为我们比较熟悉,思想上没有一点点距离,我基本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用斟字逐句,如果你遮遮掩掩,李宝树反而不喜欢。李宝树是那种真心真意关心你命运的人。1986年我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后,在宣传部副部长的位置上干了三年。到1989年,分局调整分局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的位置,我没有为自己的事情找过李宝树,可是他记得我,主动向毛局长推荐我担任分局办公室副主任。有一天他给我说:"已经向毛局长推荐你担任办公室副主任,有一个月了,没有动静,不知道毛局长怎么考虑的,听天由命吧。"没有几天,分局就任命我为分局办公室副主任兼外事办公室主任,提拔为正科级。<br></h3><h3> 回忆这些往事,让我更加感到,认识李宝树这样的恩师,是我一生的幸运。<br></h3><h3> 我与李宝树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在老局长80岁生日的饭桌上。我过去问候了他。很长时间没有见面,李宝树很热情地询问我的身体情况,询问孩子们的情况。特别嘱咐我年龄大了,要注意身体。今年6月我儿子结婚,想让老领导参加。但是我不知道李宝树在不在太原。打电话过去,李宝树说在临汾。我说:太原凉快,怎么不到太原避避暑?李宝树说:"老伴下不了床,离不开人。"李宝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没有什么事,问候一下老领导,一定保重身体。"我心里暗暗祝福老领导保重身体,万事如意。没想到,这一次通电话,成为我们最后的告别。<br></h3><h3> </h3><h3> 宝树书记,一路走好。<br></h3><h3> </h3><h3> 写于2015.10.10</h3>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 style="color: rgb(237, 35, 8);">四、我心中的高人……梁风琛书记</b></h1><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梁风深书记是我人生道路上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人。他不仅学识渊博,平易近人,诚挚热情,而且深谋远虑,眼界开阔,看问题切中要害,处理棘手问题高人一筹。虽然过去多少年,仍然是那样的印象深刻。</p><p class="ql-block"> 第一次见梁风深部长,是1981年。我当时在临汾分局宣传部住勤。同事们告诉我,部长是梁风深,但是他正在负责落实政策工作,没有在宣传部上班。然而,他常常到宣传部与同事们坐一坐,聊聊天,有时候一坐就是半天。神情安祥,不紧不慢,有一种闲云野鹤的感觉,与李延慈部长红红火火的工作作风形成明显的对比。1982年,即提拔为分局政治部副主任。1988年分局政治部撤消,改任分局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1991年11月,毛维东局长调太原分局担任局长,并不引人注目的梁风琛竟然脱颖而出,被委以分局党委书记的重任,走上他自己人生的颠峯。</p><p class="ql-block"> 第一次留下印象的是1982年接待已退居二线的铁道部政治部主任。他带一名处长和一名秘书,就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对铁路运输生产的影响进行调研。组织部指派一名副部长,宣传部指派我陪同调研,先后到侯马、运城车务段、工务段进行了深入调查,并写出了一个调研报告。原铁道部政治部主任确定调研报告与临汾分局政治部联合调研,要加盖分局政治部公章报铁道部。实际上有一点强人所难。上级领导坚持这样做也没有办法。我记得梁风琛主任看完调研报告,没有进行任何评论,仅仅在报告上签了名字和年月日,那个处长特别尴尬。事后梁主任对我说:"白费劲,中央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八亿人民的吃饭问题,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即使有一点影响也微不足到。"虽为卑微,心怀天下,高度不同,立场亦不同。</p><p class="ql-block"> 1982年之前,梁风琛是宣传部长,然而王润生局长却委任梁风琛独当一面,负责政策性很强的落实政策工作。在全路开展反对野蛮装卸的风口上,孝西车站发生了偷货主小麦事件。路局一直追究车站领导责任。此事主要责任人是车站货运室主任,也牵涉到车站领导,其中党支部书记是我在车务段的一位老领导。梁风琛主任处理的结果是撴销了货运主任职务,车站领导仅调正了职务,没有给任何处分,很不容易。1983年之后,分局发生了多起涉及到法律的经济案件(海南公司、武装部),经梁风琛主任协调处理,都得到了妥善解决,人没有受到大的伤害。</p><p class="ql-block"> 在毛维栋局长主政期间,分局领导班子成员开会,梁风琛一般不发言,而是认真听别人发言。每次都是各位领导发完言了,毛维栋局长亲自点名,梁风琛才发言。许多次梁风琛发完言,毛维栋欣赏地说:"老梁考虑周到细致,比较适合。"我特别想起1990年夏天,毛局长到铁道部党校学习,A副局长在太原开了三天协调会,没有马上回来,到介西线考察去了。家里顶替参加交班的B副局长急着参加全路地亩会议,督促我问一下A副局长什么时候回来。我打电话请示,A副局长说:"一时半会回不去,告诉B副局长不要参加了。"B副局长听到后,火冒三丈,在电话会议室骂街了。我看到两个副局长这样僵持着,不好。打电话请示了毛局长。毛局长说通知A副局长回来,B副局长参加会议。我把毛局长的意见告诉A副局长,没想到他竟然不听指挥,仍然告诉我说:"回不去,让B副局长以后参加。"我做难了,怎么办?(薛建东与c副局长去了海南)。突然想起梁风琛主任,告诉他前因后果。梁风琛说知道了,你不要管了。没一会,告诉我,通知B副局长参加会议。后来见了梁风琛主任,他说:"不与人交流沟通,怎么能统领全局?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p><p class="ql-block"> 梁风深主任特别关心每一个同志的困难,他总是尽心尽力帮助解决。我因为违法计划生育政策,要受到组织上的批评或者惩罚。梁风深部长有一天找到我,给我出点子,让我主动找党委办公室主任、组织部部长说说。告诉我态度要诚恳,希望他们从思想上帮助,求他们帮助过关。后来梁风深部长告诉我,在开会解决你的问题会议之前,他与政治部副主任武安义一起,找到分局党委书记王润生,介绍了我的工作情况。王润生书记明白,这是两个政治部领导为王连生说情来了,基本同意思想上批评教育,组织上从宽处理。正是由于二位政治部副主任出面说情,才使王润生在会议上说出还是帮王连生说话的人多这样的话。</p><p class="ql-block"> 1984年,我与爱人来到临汾,没有房子住。梁风深主任没有像李延慈部长一样到处找房子,而是去找主管房建的副局长,请求他给我解决一套永久性住房。经过他多次说服,终于同意分配我到铁二北宿舍区一套二居室。不容易啊,当时没有任何问题的干部,都轮不上分配房子,等了好几年的干部大有人在。我一个刚刚去机关的干部,而且又违法了计划生育政策,竟然能够分配到一套房子。可想而知,梁风深主任做了多少工作。我也是得寸进尺,不想去那么远的地方,而是想到梁风深主任腾出来的房子时,当时是多么不知道天高地厚啊。但是,梁风深主任也能够理解,他同意我去找毛局长碰碰运气。毛维栋局长终于园满解决了我的住房问题。</p><p class="ql-block"> 梁风深主任是一个给别人指方向的人。他非常支持年轻人去学习深造,提高理论水平。宣传部李维敏,从铁道部党校毕业回来,他就主张她去党校,从讲师做起,一级一级做上去,有一个专业。有一个部员刚刚到宣传部,就想去考电视大学。李部长想让他在宣传部工作一二年以后,再去上学。他去找了梁风深,梁风深主任同意他去考试,结果就考上了。梁风深主任的想法与别人不一样,他说,爱学习是一个好事情,年轻人工作的时候有的是。梁风深主任喜欢与我们在一起聊聊天 。他告诉我们,领导比较忙,你们汇报工作,千万不要从头到尾汇报。要抓住重点,关键就几句话,让领导给你解决什么问题,千万不要啰啰嗦嗦。1990年,铁道部外事工作会议在临汾召开,我看到生活段准备的饭菜不行,标准不高,怕接待不好,就按照梁风深主任的办法向毛局长汇报。说:"铁道部外事工作会议的饭菜不行,标准不高,但是,生活段说,就是这个水平了。"毛局长一听,马上让梁兴达拿出一个菜谱过来,毛局长看了菜谱,说:"你们把标准再提高20元,按照每个人一天80元准备。另外,在临汾宾馆找一、二个厨师过来。"就这样,前后没有10分钟,就把事情解决了。梁风深主任的办法真是灵验。</p><p class="ql-block"> 1991年梁风琛担任了分局党委书记,走上自己的人生巅峰。但他做的很辛苦,因为李希顺局长生病一年多,一直是他一个人苦撑危局。1997年以后,梁风深书记常常到我的办公室,喜欢与我聊聊天。我记得每次来,我首先给他倒一杯茶水。我知道他吸烟厉害,放一包烟,就这样,无拘无束的,天南海北地聊天,一直到2004年我离开临汾,回到太原。</p><p class="ql-block"> 2009年,我到了尧盛达公司,偶然去临汾走一圈。我看到梁风深书记已经是老态龙钟,颤颤巍巍。几年前精神抖擞,常常去打网球,说话轻轻松松的状态,已经看不见了。我问他,退休费能拿到多少?梁风深书记说:"1500元,"话里那一种无奈,让我感到有一些凄凉。在这之前,我听建东说过,梁书记退休以后,有一次聊天,梁书记说:“抽不起烟了。”建东当时还在干部分处担任处长,马上打电话让某公司经理为梁书记每个月解决二条香烟。这就是当年的临汾分局党委书记吗?这就是曾经为临汾分局处理过无数次棘手问题的老领导吗?确实是今非昔比,耐人寻味。过年过节,有没有人去看望老领导?他还有没有一个喜欢去的地方,与一个喜欢的人,在一起聊聊天?</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写于2012.4.8。修改于2017.1.19</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br></p>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font color="#ed2308"><b>五、人格的魅力--李延慈部长</b></font></h1><h3 style="text-align: left;"><br></h3><h3>李延慈部长是我到宣传部的第一个上级,也是我一生难以忘怀的一位领导。他是一个爱憎分明、正直善良、棱角分明的人。黑是黑,白是白,眼睛里容不得半点沙子。对待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从不马虎。</h3><h3> </h3><h3><br></h3><h3>李延慈部长有一颗纯朴、善良的心。他热爱党,热爱自己的事业,特别对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感情。1981年我到宣传部的时候,正值开展思想解放的大讨论。宣传部是个思想活跃的场所,分局领导和政治部干部,都愿意在这里发表自己的看法。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何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上,对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地位这些重大历史问题上。陕克学、范树文是文化大革命前的知识分子,他们也是觉悟最早的一部分人,能够开始客观地评价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晚年的错误。李延慈部长有一种非常朴素的阶级感情,绝对不能容忍对毛主席说三道四,每次都因为观点不同而脸红脖子粗。我当时也是属于比较左的一种人,出自内心写了一篇&lt;毛主席的恩情比天高&gt;的文章,在《太铁报》刊登出来,李延慈部长拿着报纸赞不绝口。</h3><h3> </h3><h3><br></h3><h3>在李延慈部长身上,还有一个最突出的优点,有正义感,是非观念强。他为人耿直,敢于直言。看不惯那些飞扬跋扈、阿谀奉承、走上层路线的行为。宣传部的一个部员,与团委书记谈了几年恋爱。从铁道部党校学习回来,就变心了。李延慈部长特别气愤,他最看不起人品上不道德的人。孙克贤原来在宣传部工作,自己要求回到东镇火车站,因为没有与站长处理好关系,站长常给他穿小鞋。李延慈部长非常同情孙克贤的遭遇,千方百计找政治部领导,又把孙克贤调回宣传部。我生二胎的事情,李延慈部长也是出于同情,与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在党支部会议上撕破脸的干。</h3><h3> </h3><h3><br></h3><h3>我是1981年3月份到宣传部住勤的。分局政治部正准备组织一个三大讲报告团,由各基层单位推荐优秀职工或者干部的事迹材料。我写的第一个材料是临汾机务段青年工人吕识非,是一个有理想,爱学习,肯专研,也是车间的技术骨干。材料是临汾机务段写的,平平淡淡,不生动。李延慈部长让我负责修改吕识非的材料。我是写通讯报道出身,写材料主要是占有丰富的材料。没有生动的事实,谁也没办法。为此,我多次采访吕识非。他是个不爱说话的人,提供的情况很少。又采访了车间主任,还是感到没有什么感动人的材料。于是我决定采访他的父亲(临汾铁路医院工会主席),从这位父亲的口里,了解到许多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这个材料经过我的补充修改,比较完整和感人。因为是分局政治部组织的一次活动,政治部领导非常重视,景元吉主任亲自参加材料把关。当我把材料读了一遍,别的部长还没有发言,李部长就迫不及待地说:"好,这个材料好,感动人。"他这样一说,其他的领导也肯定这个材料,我在宣传部的第一炮,算是打响了。</h3><h3> </h3><h3>&nbsp;</h3><h3>1981年12月,刚刚提拔为分局副局长的曹福兴被评为山西省优秀报告员,并且要在表彰大会上发言。李延慈部长让我写这个材料。材料写好后,李延慈部长整整看了一个下午,没有说什么。到晚上9点我要坐火车到太原铁路局宣传部交材料,他才拿出来。上面画了许多红杆杆,说:"这个材料还拿不准,你先去让路局看看,有什么问题再说。"太原铁路局宣传部理论科尹继惠副科长把关,他提出几条意见,我就在招待所修改,过了两次,就通过了。我当时非常高兴,因为自己能够独立交路局的材料了。李延慈部长对此也很高兴,我能够感觉到,李延慈部长看到我进步不小,对我更加重视。</h3><h3> </h3><h3><br></h3><h3>1982年,我违反政策生育了二胎。我知道这一关难过,抱着破罐子破摔的心态,准备回平遥车站工作。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回去处理孩子,那天我刚刚到办公室,许多同事就问我处理的怎么样?我说:"已经出生了。"李部长听到我这样说,非常紧张,马上召开宣传部全体会议,千叮咛,万嘱咐,要求大家马上封口,对外一律说不知道王连生的孩子是不是出生了。不仅如此,为了我的事情,他去找政治部几位领导协调,又找到分局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郭树义反复商量此事。一句话,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事情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政治部党支部确定开会专门解决我的事情。会议上的激烈发言,在以前的文章里有比较详细的描述,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如果没有李部长、陕克学等领导全力以赴的保护我,是什么结果,谁也很难说。1982年6月份,我爱人孩子要到临汾,没有房子住,真是急得团团转。李部长替我着急,分别给许多单位打电话,请求帮助解决。从王润生局长的口里,我得知李部长为了我的房子,曾经向王润生局长恳求,真的让我非常感动。我曾经说过,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李延慈部长在危难之际的鼎力相助。</h3><h3> </h3><h3>&nbsp;</h3><h3>1984年,我能够如愿以偿考上西南交通大学,完全是李延慈部长一手为我在政治部争取到的,没有李延慈部长,我不可能实现上大学的梦。大学毕业以后,我回到宣传部,正好北京铁路局召开铁路大包干研讨会,要求每一个分局局长在会议上有一个发言。李延慈部长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但是我没有完成李延慈部长的任务,两次交材料都没有过关。时间非常紧迫,李延慈部长决定让张义平副部长、卫国才与我一起搞这个材料,三个人整整写了一个星期。必须承认,这个材料是张义平副部长一个人的功劳,是他的水平体现,我与卫国才仅仅是陪衬而已。材料搞完了,材料很成功,在北京铁路局得到了优秀奖。</h3><h3> </h3><h3><br></h3><h3>也就是在1986年,李延慈部长被提拔为分局工会主席,走上了他政治生命的巅峰。我也是那一次被提拔为宣传部副部长,我们常常见面,有时间我会到李延慈主席的办公室坐坐。他像长辈一样,告诉我一定要努力工作,不要辜负领导的一片苦心。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谢李延慈部长,1992年我到铁道旅行社开展旅游业务,李延慈部长同样为我操心。有一次在路上碰到我,叮咛我一定要财务公开,不做违反政策的事情。旅行社要发展状大,必须要取得山西省旅游局颁发的旅游资质证书。原太原铁路局宣传部长韩茂德的儿子是省旅游局主管业务的副局长。我知道李延慈部长与韩茂德老部长关系很好,于是请求李部长能通过韩部长的关系,促成早日取得资质证书。李部长二话没说,当即写了一封信,让我亲自交给韩部长。没有多长时间,临汾铁道旅行社的三级旅游资质证书就颂发了,为旅游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h3><h3><br></h3><h3><br></h3><h3>1998年,我到多经分处担任处长以后,李延慈主席打电话找过我,是为了他儿子工作的事情。他想让李耘到多经分处工作,我答应了李延慈主席的要求,告诉说刚刚成立了置业总公司,抎那里有一个办公室主任的位置。李延慈主席同意李耘去锻炼锻炼,于是我就安排李耘去了置业总公司。没有一年,置业总公司合并进南铁集团,李耘仍然存在重新安排职务的问题。这时候的我,因为其他原因,已经没有办法照顾李耘,在此,我非常感到对不起老领导。</h3><h3> </h3><h3><br></h3><h3>2004年以后,我没有再见李延慈主席的面。逢年过节,专门打电话问候老领导。多少年之后,我仍然非常怀念老领导--李延慈主席,祝福他身体健康,全家幸福,万事如意。</h3><h3><br></h3><h3><br></h3><h3>写于 2012.3.28,2017.1.16发表,</h3> <h3>左起第一位是武安义处长</h3><h1 style="text-align: center;"><font color="#ed2308"><br></font></h1><h1 style="text-align: center;"><font color="#ed2308"><b>六、德高为师,风范犹存……怀念武安义处长</b>。</font></h1><h3 style="text-align: center;"> </h3><h3>2013年9月5日,我从欧洲刚刚回到北京。6日接到小郑的电话,说武安义处长病世了。</h3><h3><br></h3><h3>武安义处长是我四十多年的老领导,七十多岁了,身体一直很好。每年过年之前,我都要向老领导打电话问候一下。今年过年之前,我依然给武处长打了电话,询问他的身体状况。武处长说,主要是哮喘,冬天就厉害一些。没想到短短几个月时间,武处长竟然因病去世了。</h3><h3><br></h3><h3>小郑在电话里说,武处长在一个多</h3><h3>月之前,曾经打电话给他,询问连生在那里?小郑说,去欧洲了,可能一时半会回不来。武处长又询问另一位同事,情况怎么样?小郑告诉说,不太清楚。这是武处长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话中饱含着师徒般的关切之情。想起这件事,我的心情至今难以平静,我对武处长的思念之情真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h3><h3> </h3><h3><br></h3><h3>我不能忘记,37年前,是武安义书记亲自把我选拔到介休车务段,由工人转为干部。1976年,我从部队复员回到平遥火车站货运室工作。因为写了一些通讯报道,也就是豆腐块,被武安义书记发现了。同时他也听到王一景、梁映光等人说小伙子不错。有一次到平遥检查工作,专门到我值班的大库房谈话。询问我的工作、学习、思想情况,鼓励我在通讯报道上继续努力。我是第一次见武安义书记,他和蔼可亲,学者风度,说话慢声细语,娓娓道来,让人顿生敬意。没有多长时间,我就被调入介休车务段政治处,专管通讯报道工作。武安义书记是个非常细致入微的人,他了解到我与刘四梅正在谈恋爱。于是找到刘四梅谈话,征求调我去介休车务段的意见。刘四梅也是非常要求进步的年轻人,说完全同意我到介休车务段工作。</h3><h3> </h3><h3><br></h3><h3>我不能忘记,34年前,是武安义书记亲自为我与刘四梅举办了结婚典礼。1979年,我与刘四梅准备结婚,武安义书记建议我们移风易俗,举办新式婚礼。就是不收礼,不请客,不大操大办,在年轻人里起个带头作用。1979年11月12日下班以后,武安义书记带着蔡求进、任平安、刘庆林、刘秀琴、郭晋中、冀成勇、李志强等人,专程坐386次火车从介休到平遥。在平遥火车站会议室,为我们举行了热热闹闹的新式婚礼。武安义书记、站长刘成良讲了话,勉励我们努力工作,把青春贡献给铁路事业。年轻人在一起,免不了让我们说说恋爱经过。晚上9点,来参加婚礼的武安义书记等人,又坐火车回到介休。34年过去了,谁能够想象到,是武安义书记亲自主持、见证了我们爱情的起源。</h3><h3> </h3><h3><br></h3><h3>我不能忘记,33年前,在我政治上遇到麻烦的时候,是武安义书记帮助我摆脱了困境。1980年,由于我没有领取独生子女证,我的入党转正遇到了困难。武处长做了许多人的工作,在会议上第一个发言,使我顺利转正。1982年生下王晨后,分局政治部党支部开会专门讨论我的问题,有人企图借故让我离开分局宣传部。武处长在关键时刻出面发言,扭转了会议的方向,使我顺利过关。这两件事在前面的回忆录里,有详细的记录,在这里就不啰嗦了。</h3><h3> </h3><h3><br></h3><h3>我最不能忘记,17年前,我调多经分处担任党委书记,从1995年年自1997年,近三年的朝夕相处中,武处长手把手教我如何处理棘手问题,如何协调各种关系。武处长在多经系统近十年,深深知道管理执法部门的关系非常重要。他们想找毛病,怎么都能够找到,而且说要多少就是多少,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所以,武处长常常告诉我:"必须与这些人搞好关系,事前进行感情投资,人熟悉,事情就好办, 不熟悉,事情就不好办。"武处长的工作重点,很大一部分是放在协调省、地、市各部门的关系上。过年过节,亲自到太原,请这些部门的领导人、部门的具体工作人员坐一坐,感谢他们对工作的支持。挨门挨户的送一点节日礼物,表达心意,联络感情。基本上与山西省、临汾市物价局、税务局、审计局领导,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1995年,山西省物价局新上任候殿龙局长,是翼城县人。武处长千方百计打听到分局办公室主任张新民认识,马上通过张新民联系,在太原请候殿龙局长见面座谈。武处长其实喝不了酒,在这些场面,硬着头皮也要喝酒,没办法。让我不能忘记的是,武处长每次去省、地、市各部门拜访,都要非常隆重地向各部门领导介绍我,并且告诉他们,我是他的接班人,希望今后多多支持我的工作。</h3><h3> &nbsp;</h3><h3><br></h3><h3>1997年,铁道部对临汾分局多经系统进行了一次乱收费检查。整整60天。翻箱倒柜找问题,财务账户左查右查,虽然没有找到什么大问题,但是,乱收费的帽子是戴上了。这次检查,惊动了梁映光局长、杨军书记,也惊动了分局其他领导,成为分局的一件大事。我记得梁映光局长在一次会议上,批评多经分处说:"武处长,把你们的队伍好好整顿整顿,尽给分局找麻烦。"武处长非常重视与上级领导保持良好的关系,不用说中心主任或者副主任下来,就是一个处长下来,武处长也是一陪到底,总是热情的态度对待对口领导。我记得两经发展中心一名处长东北人,爱好摆谱。好几次到临汾,吃饭喝酒不说,总要到KTV去唱歌,游山玩水,那一样都不拉下。武处长对于这些人,不敢待慢。武处长常常说,这些人找你的毛病,更不得了。</h3><h3> </h3><h3><br></h3><h3>1997年,那个时候,国家也没有一个规范的收费标准,铁路多经系统参照的标准就是山西省物价局的规定。山西省物价局、税务局、审计局经常到临汾多经系统检查,发现不合理收入就没收罚款。1997年山西省物价局检查乱收费,组长是张红岗,副组长是吴淋。我们没有与吴淋打过交道,偏偏她非常认真。在几个公司检查,都找出了问题,下达了几百万元的罚款通知书,而且没有商量余地,组长张红岗对她也没有办法。武处长及时与山西省物价局领导沟通,通过上面协调,在检查结束之前,把吴淋调回去了。这样,张红岗就好做工作,原来罚款800多万,经过与张红岗协商,仅仅罚款60万,就走了。而山西省物价局同期在太原、大同铁路分局的检查组,罚款数额高达1000多万。</h3><h3>  </h3><h3><br></h3><h3>武处长对于铁路内部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视。特别是与运输部门的关系,只要是运输系统的领导或者具体人,提出要调人进多经系统,武处长再为难,也积极给办。让我感动的是,对于多经系统的公司经理,他非常爱护,只要是经理提出的要求,尽量进行协调。应该说最迫切的要求,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协调与分局运输系统的关系。每有这样的事,武处长不推辞,常常以自己的名义,邀请运输部门的人坐一坐,恳求他们帮助解决下属公司的困难。武处长知道协调具体人,不解决根本问题,所以总是在大政策上,向分局提出要求。</h3><h3><br></h3><h3><br></h3><h3>武处长对下属非常爱护。1996年,侯马的一个经理,因为有人举报偷税漏税,被侯马市公安局关到看守所。武处长听到消息,已经是下班时间了,他马上动身,亲自到侯马市找人,协调与税务局的关系。在交清30万税款以后,第三天这个经理就放出来了。武处长关键时刻亲力亲为,让我非常钦佩,也让我学习了经验。武处长后来给我说:"下面的经理很不容易,要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有一方面的关系处理不好,就出问题。作为上级部门,尽量帮助他们解决,特别是救人的事,更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先救人要紧。"武处长的威信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所以经理们对于武处长非常尊重。</h3><h3> </h3><h3>&nbsp;</h3><h3>武处长对上级的关系,非常的尊重。按说,他自己曾经是分局纪委书记,年龄也近60岁,论资历,论水平,都应该被别人尊重。但是,武处长对分局长、主管副局长,都非常尊重。很多事情,在台面上不直截了当地对领导说,怕领导没有准备,总是私下与领导先沟通。即便是给领导提出的建议,也总是留有余地。在多经分处,武处长常常在星期日与已经退休的陈文谦、乔彧、张月珠打打麻将,与他们联络感情。武处长对沙建初非常尊重,沙建初主管财务,账面上的事情,摆的清清楚楚,没有任何问题,多少次山西省、临汾市税务局、物价局、审计局检查,都检查不出什么大问题。</h3><h3> </h3><h3><br></h3><h3>在我的照片集里,有武处长与我们的合影照片。多少年了,我一直珍藏在身边。看到它,我就想起了武处长平易近人、亲切可鞠的形象;看到它,我就深深怀念武处长为铁路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看到它,我总觉着武处长并没有离开我,而是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看到它,我的思绪就回到当年在武处长的领导、培育下工作的那段岁月,多少亲历的往事历历在目,难以忘怀。</h3><h3> </h3><h3><br></h3><h3>我知道,武处长是一个时时处处关心他人的人,常常惦念他的部下,听到他们的好消息,他就高兴。在武处长去世的时候,我没有能够亲自去送武处长一程,感到非常的内疚。我为有武处长这样这样的老领导高兴而自豪,我深切地感受到:"师徒之情,山高水长,万古长青。"</h3><h3><br></h3><h3><br></h3><h3>写于2013年11月8日,修改于2017.1.21</h3><h3> </h3><h3> </h3> <h3>李希顺局长的老伴……张彩兰阿姨</h3><h3><br></h3><h1 style="text-align: center;"><font color="#ed2308"><b>七、生命散发过美丽的光芒-- 怀念李希顺局长</b></font></h1><h3><br></h3><h3>李希顺局长离开我们已经24年了。虽然他在局长的位置上,仅仅两年时间,然而对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毁誉参半。随着岁月的沉淀,希顺局长身上散发出的真诚率直、敢做敢为、是非分明的徐徐光泽,以及他那高大魁梧的身躯,依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h3><h3><br></h3><h3>应该说,希顺局长是毛维栋局长手下横刀立马的一员战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24年前(1991年)7.7史店事故,中断了临汾分局无责任重大、大事故3865天的安全生产记录。那一天,因为线路中断,我赶到现场已经10点多钟。事故现场,惨不忍睹。机车带着7辆篷车冲出安全线100多米(其它车辆巳摘开挂走),横七竖八倒在山坡上。煤水车把驾驶室挤进机车锅炉里,司机的一条胳膊搭拉下来,露出半张脸,头发已经烤焦。几百人的救援人员正在修建临时便道,为救援吊车到机车前面抢救人员创造条件。毛局长、李希顺副局长都在现场指挥事故救援工作。李希顺副局长临危受命担任事故救援总指挥,他四处奔波,调动人员,解决救援中的应急问题。下午5点左右,救援吊车下到机车跟前。李希顺副局长站在一处高坡上,大嗓门发出一道道命令。煤水车吊起来了,已经变形的驾驶室进行了切割,已经烤焦的两位年轻的机车乘务员抬出来了。接着,李希顺副局长又发出一道道命令,救援吊车开始起吊颠覆的7辆篷车。晚上9点,毛局长要回临汾召开事故分析会,临走之前,交代李希顺副局长:"争分夺秒,开通线路。"李希顺副局长一个立正:"请毛局长放心,0点之前,保证下行线开通,明天早晨6点前,全线开通。"在李希顺副局长的指挥下,整个救援现场:干部纷纷身先士卒,一马当先;救援现场有条不紊,顺利推进;总指挥一声令下,八方呼应;救援专业性与经验,完美无缺。一句话: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h3><h3><br></h3><h3>在临汾分局,希顺局长是一个出名的"拼命三郎"式人物。他的心里只有工作没有自己,他把全部的精力和热血无条件地贡献给自己所热爱的岗位,只要是上级交给的任务,无论困难再大,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不仅仅是现场救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南同蒲各种各样的不合理道口特别多,道口事故频发,严重影响行车安全。为了消除事故隐患,分局决定拆除随意增加的一些道口。因为影响到老百姓的方便出行,也影响到地方企业的经济利益,拆除道口的矛盾特别突出。村民常常成群结队阻挡施工作业,有时候甚至上百人集体出动阻挡。希顺副局长临危受命,领取了拆道口的重要任务。他与村民斗智斗勇,精心策划。采取小分队作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声东击西,瞒天过海。白天准备,晚上施工。避免了与村民和地方的直接冲突,拆除了威胁安全行车的280处道口,较好地完成了毛局长交给的任务。</h3><h3><br></h3><h3>为了扩大运输能力,南同蒲各站股道由650米延长到850米。这是当时一项时间紧、任务重的紧迫施工任务,依然是希顺副局长领命。他40天不回家,现场指挥,日夜奋战,干的出色。紧接着,为了进一步扩大南同蒲铁路的运输能力,路局决定启动南同蒲复线改造工程。依然是希顺副局长负责,整整三年时间,他马不停蹄,奔波在现场,解决了大量工程技术问题,锻练出了一支施工队伍,积累了丰富的现场工作经验,圆满地完成了复线改造任务,得到了全分局干部职工的赞誉,也赢得了毛维栋局长的充分信任,成为毛局长在现场指挥上名副其实的一员战将。</h3><h3> </h3><h3>1991年11月,希顺局长担任了临汾分局局长。马上就是元旦,按照惯例,局长要在电话会议上发表元旦献辞。元旦献辞由我负责撰写。我写好以后,希顺局长看了,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仅仅提出一条:"必须加上坚决打到美帝国主义这一句话。"包括薛建东、李明义,还有秘书们。为了加这一句话,绞尽脑汁,改来改去,总算是加上去了。希顺局长看了后,很高兴。因为是新分局领导班子的第一个讲话,分局领导在接待室都听了一遍材料。这个材料适合希顺局长的口味,大气魄,大口号,非常鼓舞人心。但是,也有一点假大空。我记得有一个副局长在发言中嘲笑地说:"可以做人民日报的社论。"希顺局长不管这些非议,就在元旦电话会议上发表了,不管他们什么议论。</h3><h3> </h3><h3>1992年春节,希顺局长是在愤怒中度过的。不知道什么原因,临汾铁路地区春节期间连续停电三天三夜。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都没有看好,整个临汾地区干部职工议论纷纷,都说希顺局长上任不吉利,兆头不好。果然,希顺局长2月去北京参加北京铁路局职代会,走的时候我们都到火车站去送行,希顺局长好像有一点不安,嘱咐我们说:"你们辛苦一点。"就在希顺局长去北京的当天晚上,介休车辆段的一名职工,与车间主任发生了矛盾。他把一桶汽油浇到车间主任身上,活活烧死了。早晨希顺局长刚刚下火车,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希顺局长也非常惊讶,电话里无奈地自嘲地说:"天灵灵,地灵灵,妖魔鬼怪都显灵。"</h3><h3><br></h3><h3>希顺局长没日没夜地工作,耗尽了他的精力,终于积劳成疾。刚刚手朮出院,他就添乘机车到运城,接着不顾劳累深入运城、侯马检查工作,听取汇报。大家都在劝他,一定要注意身体恢复,来日方长。希顺局长满不在乎地说:"活着干,死了算!"仍然没日没夜地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有一天,我从外地带旅游团回到临汾,站台上看到希顺局长穿一身铁路正装,佩戴红色绶带,正在标准化地接发客车。我上去绚问:"李局长,你身体不好,怎么还亲自接发列车?"李局长说:"不行啊,没有标准化的基础,给他们做个样子。"</h3><h3> </h3><h3>1992年2月,本来分局已经任命我为党委办公室主任,因为我不想再从事文秘工作,所以,向希顺局长提出了不要分局一分钱,搞旅游公司的想法。希顺局长听明白我的意思,关键时刻说了一句话:"王连生不要分局一分钱,年底还要上交10万元,我看可以,如果临汾分局多几个王连生,分局的事情就好办了。"成全了我的想法,让我在旅游行业有了亲身感受。1992年,我们经营的的旅游业务真是兴旺发达,急需一辆汽车跑业务。我向希顺局长提出了要一辆办公室淘汰的212小汽车,费用我们自理。希顺局长抬头看了我一眼,就那么一、二秒钟,马上对站在旁边的办公室主任李明义说:"把办公室闲置的汽车给他们一辆。"真真切切的支持,不是说空话,现在想起来,我都感谢希顺局长对我的支持。</h3><h3><br></h3><h3>希顺局长在临汾分局局长的任上共一年零十个月。1993年9月23日,李希顺因病走完了他59年的生命历程,怀着对临汾分局的无限眷恋,走了。临汾人对李希顺局长给了许多评论:希顺是个实干家;是个将才;左的要命,右的要死。还有人们常常说的"风吹调车法"。</h3><h3><br></h3><h3>人生的价值不是你享受了什么,而是你能为别人和这个世界做了点什么。多少年之后,你的生命是否仍然能够散发出美丽光芒?</h3><h3><br></h3><h3>2017.1.29于北京</h3><h3><br></h3><h3><br></h3>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font color="#ed2308"><b>八、不能忘记的情意--阎思华是我尊敬的老领导</b></font></h1><h3> </h3><h3>每年回平遥老家,计划专门看望一下老领导阎思华,好多次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兑现。2016年清明节回家,终于兑现了看望老领导阎思华的愿望。</h3><h3><br></h3><h3>我想起41年前,是阎思华主任同意我回到平遥火车站工作的。1976年,我复员回到平遥,等待分配工作。我原来就是从铁路出去当兵的,不存在重新找工作,只是去那个车站上班,是一个未知数。因为出去五年,人员不熟悉,我的事全部由姐夫去跑。听他说,想回到平遥火车站工作的人特别多,非常不容易。决定能不能回来工作,其他人都没有决策权,唯有介休车务段革委会主任阎思华一句话。第一次找阎主任,他让我去孝西火车站货运室工作。第二次找阎主任,他说除了平遥火车站,那一个火车站都可以。已经回来半个月了,我以为回平遥火车站工作没有什么希望了。我姐夫没有放弃,他还是继续找人,看有什么人能够与阎主任说上话。功夫不负有心人,姐夫终于找到与阎主任小学时的同学,也是姐夫的一个远房姨夫,姓雷,在平遥县武装部工作。有一天,就在我家的小房子里,姐夫把阎主任和他姨夫请到我家里。小学同学几句话,阎主任马上同意我回到平遥火车站工作。那一天我在外间房子等着。说完话,阎主任从我家走出来,我姐夫、雷姨夫都出来送他。我匆匆地看了一眼,中等个子,身上披着军大衣,走起路来,快速敏捷,像飞一样。特别是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好像能够看穿你心里的所有想法。</h3><h3><br></h3><h3>现在想起来,回到平遥火车站工作虽然仅仅二年时间,然而对于我来讲意义非同小可。因为在这里遇到写作上的引路人……王一景主任,由此走上了一条写作的道路。在这里遇到一生的爱人,由此生儿育女,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家庭。回到家门口工作,也满足了母亲与她的儿子朝夕相处的迫切愿望,虽然仅仅两年,却是永远不会再有的两年。每每想起,都不能忘记阎思华主任的好处。</h3><h3> </h3><h3>由此,也认识了阎思华主任。他是那种做大事的人,要做的事,一定要做成,不达到目的,决不放弃。1976年,阎思华突发心脏病,在平遥县医院抢救。临汾铁路医院派了医生护士看护,虽然抢救及时,有惊无险。但是,身体需要慢慢地恢复。他在平遥休息了很长时间,分局委派武安义担任了介休车务段党委书记,主持全面工作。段长一职很长时间空缺,一直没有配备。这个时期,阎思华在平遥火车站担任了党支部书记。他实际上是一方面养病,一方面等待复出。后来我去介休车务段党委办公室工作,星期日回家的时候,常常与阎思华书记在一起聊聊天。他告诉我,身体已经没有任何问题,通过多种渠道与临汾分局局长沟通,不同意他回介休车务段工作,其他任何单位任何位置都可以考虑。阎思华说:"除介休车务段,我什么地方也不去。"为什么不让阎思华回介休车务段任职呢?主要是文化大革命分属两个派别,阎思华曾经呼风唤雨,而对方长期属于受压的一方。许多思想观点也截然不同。两个人都属于有本事的一种人,表面上客客气气,心里都不一定服气。</h3><h3> </h3><h3>一直到1983年,毛维栋调任临汾分局担任党委书记,才安排闫思华到介休车务段担任段长。闫思华想得到的位置,终于得到了。他给我说这一段过程的时候,带着一种满足,带着一种打完一个战役以后的自豪。</h3><h3> </h3><h3>虽然,闫思华在担任介休地区主任的几年里,成绩平平。但是,在疯狂的年代,在他最得意的时候,仍然保持了一份冷静,让我刮目相看。他曾经告诉我:"文化大革命,一会儿你上去,一会儿他下来。究竟谁正确,谁也说不清楚。人啊,得意的时候,你要找一条退路。失意的时候,你要找一条出路。"我这里仅仅举一例说明,文化大革命中,闫思华是126派的人,曾经担任临汾分局革委会副主任。当他得势的时候,对处于困境中318派的人,没有像别人痛打落水狗,而是在政治上暗暗地表示同情,在经济上尽量照顾。318派的领导人之一张玉瑞(1981年我到临汾分局宣传部时,担任分局工会主席)在牛棚里,不能随随便便出去。冬天了,闫思华委派生活组长李超春给张玉瑞家里拉了煤,送了菜,解决了一些其它生活之急,张玉瑞很是感动。126派下台后,318派又起来了,闫思华没有象侯衍明等人被立即送到牛棚,而是被定为到"干校"学习。闫思华不愿意去干校,找到重新掌权的张玉瑞,张玉瑞立即从干校学习的名单上把闫思华的名字勾掉了。不久,委派闫思华到临汾机务段担任了革委会主任。318派多少人不理解,这等于让闫思华平白无故地摘了桃子。打天下的人,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曾经的对立面反而得到好处?真的很奇怪,实际上情况就是如此。</h3><h3> </h3><h3>1991年,闫思华退居二线。有一天他利用开会的机会,找到我说,想去洪洞、临汾、侯马周围看看。我亲自陪同老领导去洪洞县、侯马市、河津市、万荣县的几个旅游点参观。后来许多次碰到老领导,我们都在一起说说话。</h3><h3><br></h3><h3>我常常告诫自己:别人为你做过的事,或者为你说过的话,你一定要好好铭记。你为别人做过的事,或者说过的话,你一定要从此忘记。</h3><h3><br></h3><h3>我衷心祝福老领导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晚年幸福。</h3><h3><br></h3><h3>写于2012.4.5,修改于2017.1.29</h3> <h3>后排左起第三位是陕克学校长</h3><h3><br></h3><h1 style="text-align: center;"><font color="#ed2308"><b>九、浓浓的情意,犹如三月的芬芳--记陕克学校长</b></font></h1><h3> </h3><h3>陕克学曾经是我的同事。</h3><h3><br></h3><h3>1981年,我调分局宣传部工作。当时,陕克学在宣传部理论组担任组长,这个小组里还有范树文、张国治。按照资历,陕克学早应该是科长,或者是副科长了。但是,可能是机遇没有到,他仍然是一个科员。想想看,他的内心会是多么不平衡。表面上,我看到陕克学,常常是乐呵呵的,在宣传部是一个乐观派,在政治部,也是一个乐观派,与谁也是乐呵呵的。实际上, 陕克学心里很苦。那个时候,爱人因病去世,他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既当爹又当娘。加上政治上不得志,想想日子多么苦。偶尔在一起开会讨论问题的时候,陕克学突然就莫名其妙地发起火来。有时候坐在那里,眼睛眯眯的,只留着一条缝,虽然不说话,心里肯定是不高兴。1982年,我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一直到1986年之前,始终没有提拔使用。看着比自己后进来的同事,没有几个月,一个一个提拔到领导岗位,心里那种失落感,就是难以名状的。有时候就是那种莫名其妙的发火,或者不说话。人啊,其实谁也是一样,将心比心,1986年才体会到当时陕克学的处镜和心情。</h3><h3> </h3><h3><br></h3><h3>没有多长时间,陕克学就被提拔到分局党校担任副校长,校长是由分局党委书记王润生兼任,陕克学副校长是党校的实际负责人。人逢喜事精神爽,仅仅几天的时间,陕克学就像变了一个人。简直是天上地下,一天到晚乐呵呵的,那种从内心爆发出的喜悦,眼睛都是会笑的。</h3><h3> </h3><h3><br></h3><h3>1981年到宣传部之前,我患了面部神经麻痹,也就是口眼歪斜。已经基本治愈,稍微有点后遗症。陝克学看到我就说,抽时间扎扎针,年轻轻的,不要留下后遗症。有一天他带着我,找到铁路医院的针灸科的医生,委托他帮我把病治好。</h3><h3> </h3><h3><br></h3><h3>1982年,我的爱人调到临汾车站,迫切的是一家人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梁风深副主任,李延慈部长千方百计帮助我找房子。房子真是没有那么好找。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陕克学副校长首先向我伸出援助之手,就在党校挤出两间房子给我们一家人住。在这里两个多月,让我们全家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党校是与工程队在一起,工程队几百人也是在这个院子里住宿。我们一家人在党校住宿,有不到两个月的小孩子,各种尿布屎布搭就在院子里,免不了在公共卫生间洗洗刷刷这些东西。有一次我家里的小保姆不小心把尿布屎布拿到公共卫生间去洗,工程队的工人看到后反映很大。党校也是一个学习的地方,常常举办各种学习班。我们一家人在这里住宿,陕克学副校长不知道承受着多么大的压力,真是为难他了,我真是从心里感谢陕克学副校长的一片情意。</h3><h3> </h3><h3><br></h3><h3>陕克学的人生是一个传奇。现在是第五任妻子陪着他。第一任妻子很早就去世了,给他留下两个孩子。我到宣传部的时候,与第二任妻子刚刚结婚,是一个平遥人。也带着一个孩子,老太太每次见了我,都说:"老乡,吃饭啦没啦?"这个老太太在2000年左右去世,是与陕克学生活最长的一任妻子。我离开临汾了,有一次过年前打电话问候,接电话的是一位细声细气的女同志。陕克学告诉我,说是第三任妻子,没有几个月,这个妻子就去世了。有一次陕克学告诉我说:"得的是恶性肿瘤,白天晚上伺候她,走的时候,她非常感谢咱们。"之后,听说陕克学又结婚了,但是没有多长时间,就去世了,现在是第五任妻子。有一次通电话,我说:"陕校长,你的命真的太硬,没有人能陪过你。"陕克学笑一笑说:"咱们对待她们,绝对对得起。"</h3><h3> </h3><h3><br></h3><h3>小时候,常常听妈妈说神话故事。说有一个人,曾经娶了十几个妻子,一个个都去世了,唯有他活得好好的。许多人不知道他究竟多少岁。其中有一个妻子百思不得其解,这个妻子也去世了,她就去找到阎王爷,说:"你们不公平,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都陪不过他?"阎王爷派人去调查,原来我们每个人的名字都在阎王爷的《生死簿》上,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回阴曹地府,在人间多长时间,做什么工作,上面写得清清楚楚,真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个人为什么总是死不了?经过调查,原来是阎王爷的煤油灯没有灯念子了,一个小鬼偷懒,随手就在花名册上撕了一块纸,做成了灯念子,上面正好有他的名字。所以,每次到人间去带人,都找不到他的名字。 </h3><h3> </h3><h3><br></h3><h3> 1986年,我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回来,担任了宣传部副部长,陕克学也早以调临汾水电段担任党委书记。我们常常在各种场合碰面,一个简单的握手,一声轻轻地问候,都是那样的与众不同,那样的让人难以忘怀。那是一种曾经在一起朝夕相处的经历,在一起经历风风雨雨的友情,真的是别人难以体会到的。陕克学是在临汾水电段党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休了,我们仍然常常在路上碰面,总是要站住说一会儿话,那种浓浓的关心,让我永远难以忘怀。2009年的春节前,我打电话问候陕克学,他知道我在太原了,说:"连生,你混得不错了,从平遥混到介休,从介休混到临汾,现在又混到太原,真的不错了。"是的,我真的应该满足了,没有这些心贴心的老领导提拔培养,没有这些心贴心的老朋友支持帮助,我不可能顺利地走到这一步。我真的非常感谢陕克学书记对我的一片深情厚谊,他像三月的芬芳,永远让我陶醉,永远让我享受。</h3><h3><br></h3><h3><br></h3><h3>2012.3.25</h3><h3><br></h3><h3><br></h3><h3><br></h3>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font color="#ed2308"><b>十、外事和多种经营工作的老领导---曹福兴副局长</b></font></h1><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r></h3><h3> 曹福兴局长是我担任外事办公室主任和多种经营管理分处党委书记期间的主管领导。真诚善良、一身正气,公平厚道,是他身上具有的品质。</h3><h3> </h3><h3><br></h3><h3>我认识曹福兴副局长,是在1981年。当时,曹福兴副局长还是临汾车站党委书记。因为分局宣传部与站、段党委书记联系比较密切。特别是曹福兴书记是一个思想有深度的人,对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所以,我们的李延慈部长常常到临汾车站找曹福兴书记了解情况,讨论问题。一来二去,我也就与曹福兴书记熟悉起来。</h3><h3> </h3><h3><br></h3><h3>曹福兴书记给我的印象是一表人才,客客气气,温文儒雅。讨论问题,非常顾及别人的感受,从来不走极端。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叱咤风云,大起大落。实际上,平心静气的背后,是多少次磨难的历练。</h3><h3> </h3><h3><br></h3><h3>1982年,曹福兴被提拔为分局副局长。那一年山西省召开优秀报告员表彰大会,曹福兴被指定在会议上发言。李延慈部长让我撰写曹福兴副局长的发言稿。临开会的前一天晚上,曹福兴副局长到了太原,与我简单地聊聊天。他知道发言稿是我写的,能够感到对于我劳动的谢意。曹福兴书记关心地询问我爱人在那里工作?我说在平遥火车站货运室,想到临汾车站货运室工作,还不知道怎么调动。曹福兴副局长非常关心地说:"你爱人过来,你们就可以相互照顾孩子,你抓紧办理手续吧。"在曹福兴副局长的直接帮助下,我爱人顺顺利利地从平遥车站调到临汾车站工作,解决了我们两地分居的困难。到现在,我都非常感谢曹福兴副局长的那一份情谊。</h3><h3> </h3><h3><br></h3><h3>1989年,我从宣传部调分局办公室担任副主任,并且兼任分局外事办公室主任。曹福兴副局长主管分局外事工作,为此,我们在外事工作上,成为上下级关系。曹福兴副局长对于我的工作,非常的支持,只要我有想法,他都全力给以帮助。1989年,北京铁路局外事工作会议在运城召开,1990年铁道部外事工作会议在临汾召开。由于参加会议的人员多,级别高,需要与铁道部永济电机厂配合接待。曹福兴副局长亲自找人,安排好会议接待的所有细节,自始至终参加会议,随时随地解决问题,会议组织的堪称完美,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h3><h3> </h3><h3><br></h3><h3>让我至今难忘的是,1992年,我下海成立铁道旅行社,需要在北京找到解决卧铺票的关系。曹福兴副局长对于我的要求,不厌其烦,多次打电话帮助我们联系卧铺票。特别是有一次,我们在临汾市乡镇供销公司联系出国客户的时候,遇到了恶势力的竞争对手。为了几个客户,对方竟然大打出手,把我打了一顿。曹福兴副局长知道此事后,马上打电话找到分局公安处的一位副局长,要求他们及时处理。由于管辖权不在铁路公安处,没有办法直接插手解决。临汾市乡镇供销公司也不愿意惹麻烦,说好的出国人员,暂时取消了。实际上是想把出国旅游的人员给了我们的竞争对手。我们当然不能既吃了亏,又失去到手的业务。所以,把情况汇报给曹福兴副局长。曹福兴副局长通过渠道,给临汾市乡镇供销公司传过话去,让他们考虑与铁路的关系。临汾市乡镇供销公司马上就转变了态度,确保了我们的利益不受损失。</h3><h3> </h3><h3><br></h3><h3>曹福兴副局长也是性情中人,我见过曹福兴副局长两次发火。一次是1991年召开7.7史店事故分析会。车务派与机务派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温文儒雅的曹福兴副局长,很少因为工作动了肝火。还是7.7事故以后,我记得在毛局长家里,接到曹福兴副局长打过来的电话:"一个多星期了,我们白天晚上没有休息。而他带着老婆去吕梁旅游去了,能这样做事情吗?。"毛局长本来在床上躺着,接电话以后,脸色都变了,告诉在场的薛建东说:"给阎思华打电话,通知马上回来。"这两件事,给我留下深深地印象。</h3><h3> </h3><h3><br></h3><h3>曹福兴副局长心地善良,为人正派,公平厚道,是我遇到的好领导。祝福曹福兴副局长及全家,身体健康,幸福快乐。</h3><h3><br></h3><h3>2017.2.7</h3>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 style="color: rgb(237, 35, 8);">十一、岳建华、柔卫军是我的真诚朋友</b></h1><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998年之前,岳建华早已是分局副局长,但是我不太熟悉,或者了解不多。1998年儿子考大学, 2002年考研究生,建华局长、柔卫军都给予了大力帮助,最终使孩子顺利达到最佳目标。其中细节在其他同事的回忆里已经表述,在此不在累述。</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2001年11月临汾铁路分局撤销,所有的机关干部都等待分配,我虽然是正职,但是能不能稳妥安排,心里也没有什么底。因为与岳建华局长熟悉,就找他说,尽量安排多经分处副处长。岳局长没有表示什么,他是一个非常沉稳的人,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绝不会有任何表示。12月31日,岳局长在临汾宣布第二批干部安排名单,我如愿安排到多经分处担任副处长。之后我了解到,原太原分局领导并不同意临汾的干部都往太原挤,是岳局长做了很多工作之后才确定的。听到岳局长这样关心帮助我,我能够不激动吗?</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2002年,北京铁路局多经处安排各分局副局长、多经分处处长、集团公司董事长去日本考察。我当时已经是副处长,没有资格参加。岳局长没有忘记我,他亲自给北京铁路局有关部门负责人打招呼,请求安排我去日本考察。路局同意了,分局领导能不能同意?也非常关键。经岳建华局长做工作,分局领导同意我去日本考察。岳建华局长怎么说的?我没有听他说过,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为了这件事费心思了。</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2004年10月,有一天王处长打电话给我,说岳局长等你,尽快到太原来一趟。我到了以后,岳局长、王处长两个人等我,岳局长说:"我已经给大领导打招呼了,你们临汾工作部人员,全部回到太原工作,你们尽快回来吧。"之后和平处长告诉我:"你们能回到太原工作,多亏岳建华局长的努力。大领导的意思是就地按排在南铁集团。"听到这里,油然起敬。感谢岳局长几年来对我的帮助,也感谢在他走之前仍然把我的事情按排的妥妥当当。岳建华局长是这几年唯一说心里话的领导,虽然我回到太原,却又与岳局长分别,我当然感到失落,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还能够在一起工作。</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2007年,有一天我在机关食堂吃饭,柔卫军看到我,把我叫过去,询问我工作安排情况。那个时候,我仍然是多经处的一名科长。柔卫军关心地说:"你没有找路局领导吗?"我说:"我没有找他们,就这样吧。"柔卫军看我很无奈,主动说:"你想不想去岳局长那里工作?你不好意思开口,我给你说。"听到柔卫军这样的话,让我感动的眼睛湿润。人海茫茫,有谁关心你的前途命运呢?因为我已经看破红尘,没有接受柔卫军的一片好意,只有深深地谢谢她的关心。我的心意,岳局长心里有数。他有一次对别人说:"连生从2001年临汾分局撤销就想开了,他是临汾分局想开比较早的一个人。"知我者,岳局长也。</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2008年,因为女儿的婚姻大事找过柔卫军。她帮助介绍了铁路局机关的一名干部,女儿因为另有所爱,没有谈成。但是,柔卫军为此亲自安排吃饭,多次询问进展情况,那种关怀备至的感觉,真是让我们全家感动。</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记得是2000年,有一次在临汾吃饭,碰巧岳局长、柔卫军与公安处处长在一起吃饭。岳局长指着我爱人说:"这是平遥火车站的美女,当年我在平遥养路工区当养路工时,车站客运员正眼都不会看我们。"确实,岳局长通过自己的努力,由一个养路工,成长为一名临汾分局副局长、太原分局常务副局长。除了各级领导的提拔培养,个人的人品、人缘和不懈的努力奋斗是决定因素。</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岳建华、柔卫军对我的帮助,让我永记心中。</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写于2012.4.10 修改于2018.4.29</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br></p>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 style="color: rgb(237, 35, 8);">十二、一个值得深交的朋友--于贵穴处长</b></h1><p class="ql-block"> &nbsp;</p><p class="ql-block">我与于贵穴处长是1998年开始认识的。那一年,我的儿子王晨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我早已听说,铁道学院有一个山西襄汾县的老乡,担任学生处处长,临汾铁路分局许多子女都是通过他的关系,考进铁道学院。王晨虽然学习不错,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委托薛建东转达帮助之意。</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998年5月1日于处长回到襄汾老家,薛建东和我一起去了于贵穴处长的家里。他中等身材,黑脸堂,肉泡眼,满口襄汾话,有一点农民气息,说起话满不在乎。他与薛建东很熟悉,我们就在他家里吃饭喝酒。说到我儿子的事情,他说:"只要够分数线,我尽力而为。"薛建东马上说:"什么够不够分数线,就是不够分数线,你必须把王晨带走。"薛仁贵有一股万荣的挣劲,争了半天,于贵穴处长终于答应:"够不够分数线,都保证录取,就是有一个机动名额,也是王晨的。"</p><p class="ql-block"> &nbsp;</p><p class="ql-block">我后来才知道,于贵穴处长与岳建华局长、柔卫军是1975年大学同班同学,不仅熟悉,关系非同一般。王晨的事情,上升到岳建华局长层面协调了。一个月之后,王晨考试不仅达到了山西省录取分数线,而且也达到了铁道学院的录取分数线。于贵穴处长轻轻松松地把王晨录取进去了。然而,从此我认识了一个值得深交的朋友,之后的十几年,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成为知心朋友。</p><p class="ql-block"> &nbsp;</p><p class="ql-block">2000年,是全国高考进入计算机系统统一录取的最后一年。这一年,也是于贵穴处长最后一次到山西省负责招生。真好我内弟的女儿参加高考,事前就打过招呼。考试出来,没有达到铁道学院的录取分数线,差几分。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是非常熟悉了,可以说无话不说。于贵穴处长有什么事情,直截了当给我说,不用再通过别人。我真好去深圳市参加北京铁路局多经工作会议,我内弟着急上火,恐怕我不在,事情出问题。我几次打电话,于贵穴处长说:"你放心好了,答应你的事情,你不用管我用什么办法,把孩子带进学校就是了。"果然,于贵穴处长想了不少办法,把孩子录取进铁道学院。2003年,孩子毕业分配,我找了曾经的一位领导,答应接受进铁路单位。没有想到手续上有一点问题,被有关单位卡下来了。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找于贵穴处长解决。真是让于贵穴处长费心事了,他又想办法完善了手续,使我侄女的分配顺利完成。如果不是于于贵穴处长的帮助,这一关口,就不好过去,我真的非常感谢于于贵穴处长的帮助。</p><p class="ql-block"> &nbsp;</p><p class="ql-block">2001年,是我儿子王晨大学三年级,他开始准备研究生考试。因为没有经验,不知道从那里人手。为了能够复习对路子,我找到于贵穴处长给我儿子指点指点。他把我儿子叫过去,首先说了自己怎样在40多岁时考上研究生。这是过来人的经验,对于我儿子来说,特别重要,等于给他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真可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于处长是个细心人,他对我儿子进行了初步考试。认为我儿子的英文有差距,于是委托了一位处长的爱人(她是教英文的老师,英文非常好),帮助我儿子复习英文。其它的课程,也进行了应该怎样复习的指导。有高人指点,孩子也特别努力,第一次研究生考试,我儿子就得到365分的成绩,达到了国家的录取分数线。但是,距离学校的分数线,还是有一点点差距。我打电话找于贵穴处长,接电话的是他的爱人,她知道我儿子的事情,说:"王处长,像你儿子的分数,学校好多呢,我看,没有什么希望,你别费心了。"给我泼了一身冷水。我找到于贵穴处长,把他爱人的话说了一遍,他说:"她不懂,事在人为,你儿子已经完成了任务,能不能顺利录取,不是你儿子的事了,是咱们的事了,我会全力以赴跑这件事。"在于处长的不懈努力下,我儿子顺利录取为法律学院大学研究生。我永远不能忘记于处长尽心尽力为我儿子指点江山,又亲力亲为找辅导老师,也永远不能忘记在录取过程中的不懈努力。</p><p class="ql-block"> &nbsp;</p><p class="ql-block">于处长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岳建华局长父亲去世的时候,他专程从长沙市过来参加葬礼。在招待所,他对我说:我们曾经是大学同班同学,几十年的关系了,岳建华局长的事情就是我的事。</p><p class="ql-block"> &nbsp;</p><p class="ql-block">现在我们虽然相距几千里,但是常常电话联系,说说心里话。于处长也是一个看破红尘的人,与我的想法很相同,我们能够说到一起,我相信,我们的友谊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2012.4.29</p> <h3>第一排右起第四位是王和平处长</h3><h3><br></h3><h1 style="text-align: center;"><font color="#ed2308"><b>十三、我永远的良师益友--王和平处长</b></font></h1><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r></h3><h3>2001年11月,临汾分局撤销,与太原铁路分局合并,我由临汾铁路分局多经分处处长改为太原铁路分局多经分处副处长。王和平处长办理接受手续的时候,对我说:"连生处长,你放心,只要我担任处长,我就会把你当处长对待。"我当时听到王和平处长的这一番话,不论今后如何,起码,一股暖流从心里流过。让我没有想到,王和平处长说到做到。本来,他完全可以马上把我们的财务收回去,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仍然与过去一样,财务仍然由我们管理。业务管理上,临汾分局过去的多经企业,除南铁集团以外,其它站段的企业,都由我们全权管理。</h3><h3> </h3><h3><br></h3><h3>2003年,太原铁路分局组织部分经理去台湾考察,安排副处长参加考察团,几个副处长都去了台湾。我不想参加这样的考察,想去另一个国家去考察考察,王处长没有二话,马上打电话告诉我,说:"你去考察吧,回来写一个考察报告即可。"2004年,在我的请求下,王处长又给了我一次出去的机会,我去了梦寐以求的那个国家,让我圆了多年想圆的一个梦想。</h3><h3> </h3><h3><br></h3><h3>2001年临汾分局撤销以后,我们成为太原铁路局多经分处的临汾工作部,一直在临汾办公。到2004年9月,有一天突然接到王处长的电话,让我迅速到太原。我进门的时候,看到王处长、岳副局长在办公室等我。王处长说:"岳副局长决定让你与工作部的全体人员都回到太原工作,这是在大领导开始不同意的情况下,经过岳副局长的努力,才勉强同意的,你们尽快办理回来的手续。"我听到以后,非常感动,因为我完全知道大领导的意思,他多次表示把我们这些人在临汾当地消化,一直不同意回到太原安排。我们能够回到太原,多亏了两位领导费尽心机,才艰难地说服了大领导,他们的浓浓的情意,我怎么能够忘记。</h3><h3> </h3><h3><br></h3><h3>我回到太原工作以后,王处长多次对我说:"老伙机,今后你有什么要求,有什么花钱的事情,一定不要客气,给我提出来,我一定会按照咱们原来的约定办理。"当时,处里决定给几个副处长更换一下电脑,我不想更换办公室电脑,想买一个笔记本电脑。王处长知道后,马上给办公室主任赵正树说:"给王处长买一个最好的笔记本电脑。"特别是他过一个时期,就过来问我:"你有没有什么票据,拿过来我给你解决。"王处长这样对待我,真是让我感动万分,什么时候想起来,都非常激动。</h3><h3> </h3><h3><br></h3><h3>2012年3月,有一次,王雁平处长告诉我,和平处长曾经与他说过:"连生是个实在人,是一个可以相处的人。"我听到以后,真是激动万分。王和平处长给我这样的评价,让我受宠若惊,不敢受用。我非常感谢王和平处长对于我的照顾,而且时间越长, 我越觉得那一份浓浓情意的分量。我祝福王处长全家幸福,身体健康,永远年轻。</h3><h3><br></h3><h3><br></h3><h3>写于2012.4.8修改于2018.4.6</h3><h3> </h3><h3><br></h3> <p class="ql-block">右起第二位是王雁平外长</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 style="color: rgb(237, 35, 8);">十四、我困难的时候,王雁平处长想方设法帮助我</b></h1><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2001年11月,临汾铁路分局撤销,我们全部合并到太原铁路分局。当时多经分处处长是王和平,副处长有王雁平、靳根生、李健等。我与雁平处长不是很熟悉,而且我2001年至2004年,一直在临汾,见面少,电话联系多。2004年回到太原以后,我们在一起一年多时间,真正感受到雁平处长的豪爽、大方、义气、真直。</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2005年,我的表哥患恶性肿瘤,医生说,最多半年时间,但是,他的儿子不甘心,想找找好医生,已经是年关二十六了,我侄儿打电话要到太原让医生看看片子,我当时已经坐上火车去上海,在火车上,我给雁平打电话,说了我侄儿想看看医生的事,雁平二话没说,立即安排汽车,把我侄儿从火车站接上,找到山西省人民医院的专家,看了片子,提出治疗方案。我真的非常感谢雁平处长的义气,什么时候想起,都激动不已。</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2006年,我女儿准备考超声医生上岗证,因为是第一次考试,只能考取助理医师的上岗证,然后等两年以后,再考取医师上岗证。想早一点考医师上岗证,我找雁平处长咨询,看山西省医学会有没有认识的人,雁平处长向来是雷厉风行,马上与我去山西省人民医院找一个老专家,通过他的关系,找山西省医学会的领导。让我非常难忘的是,已经得到山西省医学会领导不行的回答,雁平处长还是想努力一下,他请了山西省人民医院的专家,又通过专家请了山西省医学会的领导,在一起吃饭,当面提出看看有什么别的办法?虽然最后没有办成功,但是,雁平一杯酒一杯酒的喝,让我非常感动,还有什么朋友能够这样尽心尽力呢?</p><p class="ql-block"> &nbsp;</p><p class="ql-block">自从到了太原工作以后,我的亲戚朋友以为我买卧铺票很容易,常常打电话让我买卧铺票,有时候真的让你受不了,给他们买下了,不知道有什么事,一句话不走了,把卧铺票处理了吧,让你真是哭笑不得。雁平为我买过多少卧铺票,已经说不清了,但是你只要说出来,他总是千方百计找人去办。2007年以后,我实际上没有工作可做,可以说是落魄的时期,雁平有一次说:"有什么事情,你老兄开口,过去我给你办事情,现在我更要帮助你老兄,因为你老兄现在比较困难。"我能说什么呢,假朋友在困难的时候会离开你,而真朋友不会,正所谓危难之处见真情。</p><p class="ql-block"> &nbsp;</p><p class="ql-block">2009年,我所在的临汾尧顺达公司归属临汾一家公司,安排我去太铁物流公司,按照中层干部待遇对待,经理李健安排到先行公司的一个公司担任董事长,我的要求不高,想回到多经分处。李健情绪很大,他确实在这个项目上费尽心机,甚至把身家性命都搭上了,现在业务马上就要开通了,为什么不让他干了。在多经处张处长、贾书记找我们谈话的时候,李健就没有给他们什么面子,发了一顿火,把门子一摔就走了,而我老老实实地留下来,不仅参加了领导们的交接会议,而且第二天又去临汾现场进行了交接。王雁平处长也去现场交接去了,他看到我,开口就说:"连生处长,你太老实了,李健敢摔门子,你为什么不敢摔门子呢?人家不给你面子,你还留什么面子给他们。"又说:"过去我一直看不起李健,这一次李健敢摔门子,让我刮目相看。"雁平处长说得一点都没有错,确实,我这一次太窝囊,给了领导面子,他们也没有顾及我的一点点感受,更没有重新安排一下,李健没有给他们面子,反而重新安排了。</p><p class="ql-block">&nbsp;</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最近,我去先行公司送铁路免票,王雁平处长看到我,非常热情地请我到办公室说话,他说:"就这几天了,我也退居二线了,连生处长,咱们弟兄们,以后有什么事情,还是找老弟,我一定尽心尽力办,除非我办不了的事情。"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我只能点点通,表示感谢。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2012.4.9</p><p class="ql-block"><br></p> <h3>第一排左起第四位是王永红主任</h3><h3><br></h3><h1 style="text-align: center;"><font color="#ed2308"><b>十五、久不联系,常在心中……我的一位良师益友</b></font></h1><h3><font color="#ed2308"> </font></h3><h3> </h3><h3>王永红主任是我到介休车务段工作时期的第一个上级领导。虽然与王永红主任的分别已经整整30年了,但是,在我的心中,仍然常常想起与王永红主任在一起的时光。</h3><h3> </h3><h3><br></h3><h3>1976年,我从部队回到平遥火车站工作。许多在临汾、介休工作的平遥人,星期五回家,星期日再回到工作单位,铁路上叫跑通勤的人。因为他们基本上是在农村,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在行车室、客运、货运、装卸,都有跑通勤的人寄存的自行车。王永红在介休车务段政治处担任主任,家在平遥县农村,也是跑通勤的。偶然在星期六、星期日能碰见,因为不认识,所以没有说过话。</h3><h3> </h3><h3><br></h3><h3>1978年,介休车务段在人事上有大的变化,决定从车站抽一些好的年轻人,充实到机关工作。介休车务段党委书记武安义在考察中发现了我,我成为那一批进机关的其中之一。我去机关的工作,是在介休车务段政治处分管通讯报道工作,政治处主任是王永红,他成为我的第一个上级领导。因为是平遥人,感到距离上很近,说话没有什么陌生感,特别是王永红主任平易近人,性格开朗,为人宽厚,很快就相处的像一家人。</h3><h3> </h3><h3><br></h3><h3>王永红主任在太原铁路局机关工作过,文化大革命后期到了临汾分局组织部工作,对于太原铁路局、临汾分局的人事关系,都比较清楚。王永红主任特别健谈,和谁也说得来,所以政治处一天到晚,来来往往的人不间断。各科室负责人,机关的老同志,还有领导班子成员,基层的一些领导,常常到政治处找王永红主任,反映工作上的情况,或者是个人的问题。王永红主任非常耐心的听取大家的意见。</h3><h3> </h3><h3><br></h3><h3>为什么大家愿意找王永红主任谈话?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王永红主任不在介休地区,对于两派的人,都没有得罪。所以两派的人,都愿意找王主任说自己的问题。</h3><h3> </h3><h3><br></h3><h3>我的工作比较单纯,上面对着分局宣传部分管通讯报道的同事,下面对着各车站的通讯报道积极分子。主要任务是组织大家写本单位的好人好事,反映单位的精神面貌。除此之外,因为当时落实政策的工作,也非常迫切。负责落实政策的小李做不过来,王永红主任也让我兼顾落实政策工作。当时,各种告状信也很多,需要有人去了解,王永红主任曾经派我去调查告状信中的有关内容。为此配合分局纪委的同志,在平遥的农村、南关的许村煤矿,调查个别车站领导的问题。</h3><h3> </h3><h3><br></h3><h3>我记得每天晚上,王永红主任喜欢到其它同志那里坐一坐,回到办公室兼宿舍,一般是晚上12点多了。每天晚上,我就在办公室看材料,或者写通讯报道。王永红主任回来看到我很用工夫,非常喜欢,多次鼓励我:"好好学习,争取在文字材料上,有一个大的提高。"</h3><h3> </h3><h3><br></h3><h3>王永红主任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非常的谦虚,低调,态度和蔼,平易近人。特别是他无论什么人,都详细地听取别人的意见。而且能够设身处地为别人排忧解难,千方百计帮助想许多办法。一时解决不了,也能够从情绪上,给以宽慰,平息别人烦躁的心情。我记得有一个站长,过去是车务段的干部,下去担任站长没有多长时间,就因为发生事故撤销了职务,成为一名普通工人。过去这个干部在车务段是比较出名的先进,曾经得到过上级部门的多次表彰,现在成为一名工人,心里很不平静。我记得王主任非常耐心地听取他的倾诉,鼓励他继续好好工作。耐心地告诉他:过去做过的工作,领导不会忘记。后来,领导果然又起用了这一名干部,他非常感谢王永红主任的指点。</h3><h3> </h3><h3><br></h3><h3>我在车务段的时候,也是没有工作经验,一味地搞自己的工作,其它什么事情也没有顾及。当时我写的通讯报道,《太铁报》几乎每周都有。特别是《人民铁道报》、《山西日报》这些报纸,时不时的刊登我的报道。也许是太突出了,让人感到不舒服。巧合的是,分局动员我领取独生子女证,我因为种种原因,感到自己很难起带头作用,就没有积极领取。这些问题,竟然成为我入党转正的障碍。会议上说我通讯报道有失实的地方;在领取独生子女证问题上,没有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发表这些意见的,有车务段的一名副段长,还有业务室主任、副主任,都是车务段重量级干部。而反驳他们意见的,是当时工会办公室周主任、业务室、财务科、武装部的几名干部。持两种相左意见的人,文化大革命中恰巧是对立的两派。事实上,我的入党问题,也成为两派斗争的一个借口。王永红做为机关党支部书记,主持当天的会议。他沉着冷静,没有马上表决,宣布暂时休会。客观地说对于大家提出的问题,进一步了解后,再做决定。</h3><h3> </h3><h3><br></h3><h3>我当时年轻,没有经历过这样激烈的的场面,感到无比的委屈,一度想回平遥火车站算了。王永红主任帮助我分析了问题的原因,说:"你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很少与其它同志沟通,别人不了解你,这是你的缺陷。通讯报道有没有失实?这很难免,谁的工作没有失误?这与入党没有关系,对于这样的问题,可以不预考虑。独生子女证是一个问题,别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必须认真对待,领取了,他们就没有话说。"王永红主任批评我说:"这算什么大不了的问题,遇到困难就想退回去,太小题大做了,人生不知道会遇到多少比这大的困难,一定要想办法闯过去,决不能有问题就退下来。"王永红主任的一席话,让我头脑清醒了,很快就调整好心态,该怎么就怎么,没有耽误工作。经过许多领导、同事的努力,我入党转正也在第二次顺利地通过了。</h3><h3><br></h3><h3><br></h3><h3>当时车务段还没有伙食团,地区食堂的饭菜既贵也难吃。机关许多人自己在宿舍里做饭。王主任根据大家的意见,也在政治处组成了一个小小的伙食团。下班以后,分工合作,既可口也舒服。我没有做饭的经验,有一次王主任让我把肥肉炼成猪油。我切成了大块,放在煱里炼油。王主任看见了,笑嘻嘻地说:"连生在家没有做过饭。"于是手把手教我如何切肉,如何炼油。现在想起来都非常亲切和温暖。</h3><h3> </h3><h3><br></h3><h3>让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1992年,我不想继续从事秘书工作,想从分局党委办公室主任位置上退下来,在体制内下海做生意。家里的所有人都不理解我,我的老领导也不同意我这样的鲁莽的行为。我打电话找王永红主任,他听取我的想法以后,帮助我分析了问题,鼓励我下海,走出一条路来,即便是年轻人走错路,没关系,还有机会。王永红主任的心里话,让我下定决心,走了一条下海的道路,使我的人生与众不同。</h3><h3> </h3><h3>王永红主任曾经在孝西火车站担任党支部书记,也遇到自己人生的坎坷。当时的货运室主任为了改善职工的伙食,安排职工拿了货主的几袋小麦。这件事被王永红主任知道后,严肃批评了货运室主任,把拿的小麦全部退回去,并且向货主做了检查。这件事,不知道怎么就被记者知道了,写成报道在太原铁路小报上发表了。太原铁路局一位领导为此做了批示,要求分局调查处理。尽管分局多次调查了解,对于货运室主任进行了撤职处理,仍然交不了差。最后,调整了王永红主任的工作,才被他们认可。有一天,王永红主任到临汾,政治部的同志们热情地接待王主任。因为政治部曾经是王永红主任工作的地方,与大家非常熟悉。说到这件事,王永红主任也非常激动,感到铁路局不近人情。我第一次看到王永红主任这样激动,同时,也为上级领导的武断处理愤愤不平。<br></h3><h3> </h3><h3><br></h3><h3>王永红主任是在1995年左右退休的,退休以后,就回平遥老家了。我母亲2001年去世的时候,我的一位远方舅舅,与王永红主任同一个村,告诉我说王主任常常说起我。 </h3><h3><br></h3><h3><br></h3><h3>去年(2016年),我意外接到王主任打来的电话,许多年没有联系,我们俩个人都非常激动。回忆了分别以后各自的情况,约定十月份在北京见面。之后也忙,十月份没有再联系。昨天(2017年4月14日)王主任又主动打电话找到我,询问我的情况,约定五月在北京见面。我了解到王主任为了找到我,辗转询问了许多人才打听到我的电话,真是对不起老领导。衷心祝愿我的老领导王永红主任,保重身体,永远幸福,万事如意!我想起一句话:真正的朋友,久不联系,常在心中。</h3><h3><br></h3><h3>2017.4.15写于太原</h3> <h3>左起第四位是范树文书记</h3><h3><br></h3><h1 style="text-align: center;"><font color="#ed2308"><b>十六、扶过我一把的人—-范树文书记</b></font></h1><h3><br></h3><h3><br></h3><h3>2004年9月,上级决定将临汾工作部撤销,所有人员回太原多经处工作。临走之前,我邀请了分局政治部的几位老领导,还有李林林、李培旭、孙长胜,一起吃吃饭。当我打电话找范树文的时候,他老伴听说请范树文吃饭,一下子哽咽地说不出话来。平静下来以后,说老范已经走了,是心脏病突发。放下电话,我仍然没有回过神来,没有想到范树文老先生这样早就走了,他的音容笑貌,仍然在我的脑海里。<br></h3><h3> &nbsp;</h3><h3><br></h3><h3>范树文是我在宣传部的老同事。1981年,我刚到宣传部的时候,范树文在理论组,与陕克学、张国治在一个组,主要做一些干部的培训工作。老范眼睛的下方,有一块伤疤,好像是开刀以后,留下的痕迹。我常常看到老范用手揉一揉,成为他的一个习惯动作。</h3><h3> &nbsp;</h3><h3><br></h3><h3>范树文属于知识分子一类人,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东北的铁路企业,在机关做理论研究工作。为了解决孩子们的读书问题,通过关系,认识了陕克学,在他的努力下,调回临汾分局宣传部工作。范树文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真诚、善良、勤奋、好学,可以说,灵魂深处非常纯洁。当时正是拨乱反正的时期,思想界、理论界的争论比较激烈,特别是对于如何评价毛主席的是非功过问题上,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上,有许多不同的观点。我记得范树文、陕克学的观点与许多人不一样,他们认为毛主席在1957年反右派以后,就走上了极左的路线,造成了国家的大动乱。有一天晚上,与范树文聊天,范树文说:"老人家1958年以后,做了什么好事?把国家搞的乱七八糟。"在当时,这些观点,我们根本接受不了,现在,你不得不承认,实际上,范树文是最早认识到这些问题的。</h3><h3> &nbsp;</h3><h3><br></h3><h3>让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1982年我爱人调临汾车站上班,眼看已经到期了,因为没有宿舍,没有办法从平遥搬过来。李部长为我的房子,多次找基层单位的领导,但是,都一下子没有办法解决。范树文看到我非常着急,就提出让我到他家去住。其实,范树文家里五口人,都是大儿大女,非常的紧张。但是,范树文还是非常诚恳地向我伸出手,帮助我度过难关。虽然,我在范树文家里仅仅住了20多天,但是,那确实是我最困难的20天,范树文的那一份情谊,到现在,我仍然难忘。</h3><h3> &nbsp;</h3><h3><br></h3><h3>范树文的老家在运城,大女儿已经不上学了,跟着老范到临汾打工。在陕克学的帮助下,临时在临汾车站多经小饭店当服务员。几年之后,大女儿在列车段上了班。因为在小饭店的经历,让大女儿学习了许多厨房的做饭技巧。小儿子也跟着到临汾的学校上学,因为没有分到宿舍,范树文和小儿子就住宿在办公室。每天早中晚,在办公室做饭,晚上,在办公室看电视。在分局办公室住宿的,并不是范树文一家人。政治部保密室主任裴德强,计划科科员刘森林(后来成为分局总经济师),都是带着孩子在办公室住宿。1983年至1984年4月份,我也是带着老婆孩子在办公室住宿,直到解决了宿舍以后,才搬出去。</h3><h3> &nbsp;</h3><h3><br></h3><h3>范树文后来到分局党校担任了党委书记,我们在分局多次碰到,都要亲切地说一会儿话。几次吃饭,我都请范树文到场。我记得第一次请范树文吃饭时,已经退休几年的他,可能没有想到我请他吃饭,接电话的时候,明显感觉到他有一种受宠若惊的异样。范树文是我非常敬尊的一位老同志,我祝福他在另一个世界快乐。</h3><h3><br></h3><h3><br></h3>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font color="#ed2308"><b>十七、我尊敬的叔叔輩同事……宋振江处长<br>  </b></font></h1><h3><br></h3><h3>几年前了,在太原参加一个同事孩子的婚礼,听到宋振江处长已经去世的消息,让我感到万分的悲痛和歉疚。悲痛的是,我失去了一位知心的忘年交朋友。歉疚的是,没有能够亲自去送宋振江处长最后一程。</h3><h3> </h3><h3>2004年,我告别生活了23年的临汾,回到太原工作。虽然离开了这个地方,每当过年之前,我总要打电话给许多老领导,问候他们的生活、身体情况。其中就有我尊敬的宋老(我这样称呼他)。每一次电话,宋老都非常高兴,总有说不完的话,起码聊一个多小时。临放电话的时候,宋老仍然恋恋不舍。总是告诉我:"连生,常常打个电话,咱们是砍头弟兄........。"我与宋老,有过一段终身难忘的经历。<br></h3><h3> </h3><h3>1992年4月,我没有接受分局党委办公室主任的人事命令,辞职下海担任了临汾铁道旅行社经理。宋老当时是分局客运分处副处长,主动找到我,想与我一起搞旅行社。我虽然没有与宋老近距离打过交道,但还是比较了解他的为人。特别是他在外交方面的能力,在分局名声远扬,无人不晓。我没有任何考虑,马上同意他加入我们的团队。毕竟我们是两个处室,必须由分局主管领导批准。巧合得是,我们都属于曹福兴副局长主管。曹局长是我多年的外事主管领导,向来支持我的工作。我记得向曹局长请求这件事的时候,曹局长很痛快就同意了。<br></h3><h3> </h3><h3>1992年4月,我和宋老带着63人的旅行团,从临汾出发,经过北京转车,在丹东出境,到朝鲜进行了5天的旅行。由于我没有一点带几十人出门旅行的经验,许多事情都是从头学起。让我难忘的是,宋老全力以赴投入到工作中去,他帮助我解决了许多难以克服困难。客人到北京站转车,有4个小时的等车时间。这4个小时,如何安排?是一个难题。安排不好,客人不仅会有意见,而且很容易出问题。宋振江与北京站金站长关系不错,自告奋勇找到金站长,解决了客人在转车时,在北京站贵宾室休息的问题。1992年一共发出去40多个旅行团,每一次都在北京站贵宾室休息。不仅提高了旅行团的旅游质量,而且赢得了客人们的良好信誉。我们临汾铁道旅行社能够一炮打响,宋老功不可没。<br></h3><h3> </h3><h3>旅行社后来扩大了业务范围,开始办理东南亚、日本、俄罗斯等国的旅游业务,每一次都需要办理护照。那个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开放,公安局的条条框框特别多,有一点点小问题,就卡脖子了。每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宋老总是胸有成竹,自告奋勇找关系解决,每一次都大功告成。除此之外,还有客人临时性改变线路,突然要到别的地方,需要在哈尔滨、丹东、广州等地方临时找卧铺车票。这些事情,都是宋老利用他的关系网,一个一个完美的给予解决。<br></h3><h3><br></h3><h3>宋老帮助我最大的是协调内部和外部的关系。我那个时候,比较激进,要求同事们比较严格。同事在工作中有一点问题,我就不依不饶。宋老两方面做工作,给同事们解释经理的意图。也多次推心置腹地与我交心,指出我的毛病。说实话,在宋老这里,我学习到许多做人的道理。<br></h3><h3> </h3><h3>按说,宋老比我大20多岁,是上下辈。再者,宋老在分局、路局乃至外局,都有特别多的朋友和关系。但是,宋老从来不摆谱,总是与你平起平坐,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摆老资格。宋老最大的优点是乐于助人。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事,别人求他办事,他总是千方百计想办法,从来是有求必应。他告诉过我,别人求你办事情,说明你有这个本事,而且有人缘。如果没有人求你办事,说明你既没有这个本事,也没有什么人缘。宋老对于很多事情,已经看透了,说出来的话,许多带有很现实的哲理。他说:"关系只有用才有价值,如果你有关系,束之高阁,再多的关系有什么意义呢?"<br></h3><h3> </h3><h3>我不能忘记,2002年,我女儿从山西医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需要在医院实习。我知道宋老的女婿是学中西医结合的,很有实践经验。我找到宋老,希望他给女婿说一声,在他女婿的身边实习。宋老马上打电话,告诉女婿说:"连生是我的砍头弟兄,你一定要像给我办事一样对待。"<br></h3><h3> </h3><h3>宋老给别人办了数不清的事,他不求回报。只要办成功了,他就高兴。别人给他办的一点点事,他总是念念不忘。第一次去带旅行团到朝鲜,我安排宋老去了,他非常高兴。第一次带团到俄罗斯,本来应该我去,摸一摸情况,为后面的旅行团打基础。宋老提出他先去俄罗斯,我同意了。就这一点点要求的满足,宋老总是念念不忘,多次对我说:"一辈子两次出国,是连生照顾我出去的。"<br></h3><h3> </h3><h3>宋老是平遥县人,说起来,我们是老乡。 宋老曾经告诉我,他的祖爷爷辈,在平遥做染料生意,不知道是那一辈,生意做到北京,并在北京安家落户。 宋老就是在北京出生,小学、中学都在北京度过。 宋老说,他曾经是学校篮球队员,也是足球队员,因为打快板打的很好,还是文艺宣传队员。参加铁路工作以后,在长辛店上班。当时组织上派大批人员到山西铁路工作, 宋老就热血沸腾地来到山西了。一直在列车段担任列车员、列车长。是什么时候到装卸作业所工作,我没有问宋老。文化大革命之前, 宋老的日子还算好过,但是,因为出身不好,一直不是依靠对象。文化大革命中,更是被关到牛棚。我从别人的口里,也了解到,临汾铁路地区关走资派的牛棚里, 宋老是唯一的普通干部。<br></h3><h3> </h3><h3>宋老告诉过我,什么关牛棚,戴帽子批斗,都经历过。与别的走资派不同的是,他是一个乐观派,没有任何的精神负担。 宋老最得意的是,就在他被关牛棚的时候,当时掌权的军代表找到他:"地区俱乐部已经开工了,缺乏水泥,能不能通过你的关系,搞几千吨水泥。" 这是在高度计划经济时代,几千吨水泥,谈何容易?宋老一口答应,跑到长治市,找到自己的砍头弟兄……。仅仅十几天时间,几千吨水泥从大同运回来了。从此以后,军代表对宋老刮目相看,再不要他蹲牛棚了。<br></h3><h3> </h3><h3>宋老虽然是个有本事的人,因为出身不好,生不逢时,一直怀才不遇。真正改变宋老命运的人,是毛维栋局长。毛维栋局长是个爱才之人,他知道宋振江是一个有才之人,尽管对于宋老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毛维栋局长还是起用了宋老。应该是在1986年,或者是1987年,提拔宋老为列车段副段长。我记得,当时毛维栋局长的这一次任命,在分局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多少年了,都知道宋振江是个有本事的人,就是没有人敢用。<br></h3><h3> </h3><h3>我很欣赏宋老家里的和谐氛围,也欣赏宋老的家庭教育。宋老在家里,是一家之主,每个人都特别尊敬,真正的君君臣臣子子。爱人迟淑芬,大家闺秀,端庄自然,满口普通话,见人总是笑嘻嘻的,客客气气,给客人端茶倒水。平时做饭洗衣服,都是爱人或者女孩子的事情,根本不让老爷子动手。无论是女孩子,还是男孩子,对客人都是恭恭敬敬,规规矩矩。我每一次去宋老家里,与宋老聊天,孩子们都是进来与我打个招呼,就恭恭敬敬地出去了。在现在的家庭里,很难看到宋老家里这样的氛围。<br></h3><h3> &nbsp;</h3><h3>我到宋老家里,宋老是表扬了老伴,表扬孩子。把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反反复复的表扬几次。表扬等于鼓励,谁不愿意听表扬,谁听到表扬都高兴。宋老不仅在家里喜欢表扬人,在单位里,也是表扬了这个,表扬那个。只要有宋老在,那里就有非常热烈的气氛,宋老非常有驾驭场面的能力。<br></h3><h3> </h3><h3>宋老在世的时候,我常常打电话问候,今天借此机会,写这样一篇小文,怀念忘年交宋老。宋老,一路走好。<br></h3><h3> </h3><h3>2016年写于北京</h3><h3> </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