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录

文杰

我的回忆录

杨和盛

（2017年7月1日）

我叫杨和盛，今年八十有六。随着岁月的流逝，年纪的增长，我常常会想起过去一些往事，并想在有生之年将它们记录下来，留给我的孩子们。一来可以让我的孩子们了解父辈的成长发展历程，二来也可以了却一位年近九旬高龄老人的一点心愿。当然，我写的这些东西，可能不是那么轰轰烈烈，可能我的孩子们会认为写的意义不大。但不管怎么说，那是一段真实的纯朴的历史，希望我的孩子们能够抽空认真地看一看。

一、苦难童年

1931年农历10月30日，我出生在江西萍乡芦溪一个店员工人的家庭。我的父亲名叫杨荣辉，母亲名叫杨叶氏。听老一辈人说，我的祖籍在江西清江樟树大桥南上村，由于生活困难，我祖父杨怀玉为了一家老小的生存，带着祖母、我的伯伯杨贱苟和我的父亲等人，背井离乡，徒步到萍乡芦溪小江背谋生。在小江背，我的父辈靠卖中草药维持生活，肩挑药篓，走村串户，尝尽人间辛苦。

民国时期，我的祖父和我的父亲在萍乡宣风黄万全药店帮工，后来被萍乡芦溪庆昌源一家药店雇佣。祖父晚年双目失明，祖母也疾病缠身，两位老人均因疾病离开人世。

抗战前后，我的父亲因帮工劳累过度，不幸染上疾病，死于肺结核。父亲走了以后，我的母亲只好带着大哥明光、我、三弟国辉一家老小四口，求助于当时萍乡的"临江同乡会"，求得一点资助，将父亲的遗体安葬落土。在我的父亲去世后的第三天，我的伯父突发脑溢血，死于自家的厕所。三天两起丧事落在孤儿寡母肩上，真是凄惨啊……。

父亲去世后，我和大哥、三弟便跟随着可怜的母亲，靠母亲织布纺纱，维持着一家四口人半饥半饱的生活。由于生活的艰辛，母亲为了家庭的生存，经邻居介绍，与船工敖花子结了婚，不久生下了四弟和小妹云芬。母亲为了维持一家人的最低生活，忍痛将四弟送给了宣风一个名叫陈水生的小商家，四弟改名为陈汝权，这样才勉强的过了几天安稳的日子。

1943年，继父突然染上伤寒病症，因无钱求医，不到七天就被病魔夺去生命。

1938年，我刚满七岁，母亲为了让我识字，决定送我去芦溪三民小学上学，接受启蒙教育。记得在报名的那天，由于我幼小不懂事，又无家长陪同，第一次报名错将杨和声注册为杨和生，第二次又错报为杨和盛，直到现在，我一直也未更正。在我上学的期间，我们每天要防备日军飞机的轰炸，一有空袭警报或疏散的命令，老师便带着我们躲进猪婆岭茶山树下上课。1939年，由于家里无法支付学费，我只好被迫失学。

1940年，我开始作为家庭的一位劳力，担负起家里的劳动，每天起早摸黑，挑水、拾煤渣、走街串巷吆喝卖油炸米果，赚几毛钱，贴补家庭生活。有时候碰上富豪人家做红白喜事，能讨回一些剩下的饭菜饱食一餐，这就算是运气好了。

1941年，母亲托请好友，推荐我进了萍乡芦溪同春馥药店，在那里，我开始了三年的中药学徒生涯。同香馥药店老板名叫杨荣生，祖籍清江县横梁武林里，从他父亲起，就在芦溪街经营药材批零兼营业务，在芦溪只算得上是一个中小药铺。在学徒的三年时间里，我无分文工钱，只是赚饭糊口，老板施舍几件破衣烂衫，裹身度日。每天起早摸黑，打扫洗抹，敬香敬菩萨，为师爷盛饭端茶，同时跟随师傅学点中药加工炮制，每逢刮风下雨，我还要去学堂接送小少爷。晚饭过后还要搓纸莓，洗水烟斗，傍晚守门睡柜头。由于自己年纪小，有时这些杂活做得不是很好，于是经常会挨打受骂，学徒三年就象是当了三年奴隶。

记得1944年那年，日军二次侵犯萍乡，那年我正在芦溪同春馥药店学徒。7月25日那天，日军侵犯芦溪时，芦溪街上除少数无钱逃生的孤儿寡母外，男女老少都已躲进距离街道80华里的深山避难，我们店老板全家和几个伙计也躲进了龙下山浦。当天，老板派我们几个伙计下山去店铺取贵重药品，当我们取岀天麻、党参、黄芪、枸杞等药材刚岀店经过五牌街准备上石桥时，一个日本兵端着明晃晃带刺刀的枪，对着我的胸前大声叫喊，好象在问我你带的是什么东西？此时，情况万分紧急，我吓得说不出话来，心里直打哆嗦。正在此时，我身后来了一位头戴斗笠、手牵一头大水牛的农民兄弟，我乘日本兵过去牵牛的那一刹那，背着布袋和斗笠，拔腿就跑，一个箭步冲上石桥。当我刚跳下石桥时，日本兵便朝我奔跑的方向，碰碰碰开了几枪。当时我顾不得死活，一口气跑了七八里路，一直跑到高楼大队山背村才躺下。刚躺下不久，突然又来了几架日本侦察机，我只好用斗笠遮住头，蹲在草丛中，一动不敢动，生怕被敌机发现，这样才有幸避免了一场灾难。

1944年底，我学徒三年期满，此时我本应转正。但是，老板为了减少药店开支，提出了解雇工人的名单，我也被列入其中。老板当时对我说，你在我店里学徒三年，应感恩报德，你必须再参师一年，没有报酬。我听后十分气愤，便对老板说，我家还有老母亲，应该赚点钱抚养她老人家，要我再干一年不拿工资，我不同意。最后，老板解雇了我。

1945至1946年，我失业在家。作为一个失业者，我只好托亲朋好友，推荐去了一家小摊饮食店，贩卖油炸米果。我每天肩挑箩框，走街串巷吆喝。有时碰上流氓团伙，连吃带拿一抢而光，有时卖不完，连本带利不够还老板的账。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只好哭着回家，见到老母亲悲痛万分。最后，我只有扯猪草、挑煤炭、拾煤渣、卖玩具，起早贪黑走街串巷吆喝，赚一点点钱，与老母亲过着艰难的生活。有时我也能挣上几块金圆券，但当时手持金圆券，走遍全街33家店，也买不到米和面，那时候物价飞涨，早晚时价不同，资本家囤积居集，真是民不聊生啊。后来，经反复周折，我又在上埠街黄义兴药铺做了一段时间的零工。由于该店小本经营，人口众多，业务不景气，经常收购一些劣质药材配方，处方配药不齐，就乱用代用品。在黄义兴药铺帮了一段时间后，我感到良心上过意不去，我担心长此下去，会耽误病人病情，会出人命，便辞职另谋出路。此后，我又进了宣风街祥德药铺，打工数月，工资微薄，难以维持最低生活。

1950年，母亲也因病魔缠身，骨瘦如柴，她日夜思念惦记着两个在外的儿子，后终因身体衰竭，离开了人世。在她去世的时候，只有大哥明光和小妹云芬在她身边。母亲上山的那天，芦溪镇几百群众自发为其送行，这在当时当地是十分罕见的。母亲一生，是辛苦的一生，勤劳的一生，母亲为了儿女，受尽了煎熬。今天，当我写到这里，我已悲痛万分，泣不成声，我再次站在慈详的母亲遗像前，向您表示哀悼，感谢您的养育之恩，你的儿子，永远不会忘记您！

这就是我的童年生活的写照。

二、部队生活

1948年，反动政府加紧征兵、征粮、征税，老百姓怨声载道。当时，不论是兄弟多的家庭，还是单丁独子的家庭，都得强行硬派，被抓壮丁，不去便绳吊捆绑，拳打脚踢。我家三兄弟，必须强征一人。为了完成强派任务，替兄长免遭壮丁之苦，1948年3月初，我瞒着母亲，报名当了一名火车列车员，我随他们经武汉航行到南京下关，在船上我才知道我们是被骗卖给交通部队了。同去的300多人，多半是十七八岁的学生和学徒工，一上岸就跑掉了40多人。为此，护送部队慌了手脚，赶紧将我们押送至苏州，关进一家茶叶行，日夜被人看守，吃喝拉撒睡全在一个小院子里。这样关闭一个星期后，大多数人都染上了传染病，有的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当时我被染上了痢疾，一无医二无药，生命垂危，但命运对我偏爱，在这种恶劣环境中，我还活了下来，真是死里逃生。接下来，我们被编成了两个队，一队留在江南，一队转到江北，我被分配在江北。

1948年9月，我所在的部队300多名官兵知道战局已定，便一举起义，投奔了苏北军区第九分区新四军黄海支队203团。从此，我便成为了人民军队的一员。在黄海支队，我参加了部队集训，听取了首长关于全国胜利在望，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人民军队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等报告，并在忆苦思甜大会上控诉了万恶的旧社会，简短的集训使我对共产党、新中国有了崭新的认识。

我在黄海支队参加了多次战役和军事活动。

一是强攻口岸。1948年秋冬时节，为配合淮海战役外围作战，黄海支队三个团负责攻打外围踞点，拖住敌人的增援部队，我所在的七连二排负责东边口岸土围子的主攻任务。那时我只有17岁，是一个普通战士，部队为我们每人配备了一支步枪、80发子弹、4个手榴弹、一把洋锹。当时我体重不足一百斤，背这些东西十分吃力。在这次战役中，我发现一个地堡，我朝地堡大声喊，里面有人吗，没人我投手榴弹了。结果出来军官及家属10余人。在这次战斗中，我左脚脚趾头被敌人一颗子弹打中，受了轻伤。当时部队提倡轻伤不下火线，我也就没在意那么多了。接着我们攻打了姜堰，在这次战斗中，八连牺牲了很多战士。我们七连二排接上去，准备天亮前进攻，后因支援部队到达，我们才撤出战斗，执行别的任务去了。

二是直追金沙。1948年12月，我们团和兄弟部队负责追击向金沙窜逃之敌。当时，我们兵分三路出发，一口气跑了20华里，一边打，一边跑，打得敌人丢盔卸甲。1949年农历正月初一，我连负责攻打随时准备向海上逃窜的敌军，我连打先锋，八连和九连两侧运动。当时，敌军留下了一个连佯装撤离金沙，并埋伏在事先修筑好的战壕里。在这次战斗中，我连遭到了敌人的偷袭，我班战士吴心国同志英勇牺牲，八连指导员右肩中弹负伤。当时，我在指导员身边，听见指导员下令，叫机枪手压住敌人的火力，并宣布机枪手火线入党。

三是挺进南通。1949年春，我所在的苏北军区101团配合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部分纵队，解放沿途驻敌城镇金沙镇，连夜向南通城和各港口挺进，逼迫敌人向海上撤退。记得我们连当时是晚上进驻南通的，国民党部队已撤离，群众自发组织了热情的欢迎队伍。到了南通，我连在郊区老百姓家中安置好了以后，为防止敌人从海上反扑，我连立即占领了车站、码头、供水、供电等重要阵地，站岗放哨，执行警戒任务。

四是战前习武。1949年，百万大军在长江以北开展了大规模的军事练武和演习。当时我是101团七连的一名普通战士。我除了参加部队在南通组织的军训外，还兼任了义务墙报员。我们训练的内容主要是战斗队列、武器性能、气候气象等。我们以水上作战为重点，白天练武，晚上演习，掌握了大量的水上联络、船上射击、水上救护等技能。

五是围港渡江。1949年4月20日，我所在的苏北军区部队随第三野战军，进入强渡长江战斗阵地，主要任务是围歼国民党最后盘踞在江阴对面的战略要地八圩港。这个港口是国民党的军事重港，是他们准备反攻扑向江北解放区的一个重要桥头堡垒。八圩港驻守着敌人一个加强团，约2000余人，配备了各种轻重武器，加上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在江中拦截，造成我军伤亡200多人。后来，我炮兵击中敌军舰军火库，使之沉入江阴江中，燃烧爆炸两天两夜。我团奉命强攻港口，4月20日，整个部队接近敌人阵地约100米处。我们连夜筑工事挖战壕，准备天亮前发起总攻。当时，我们五班在挖战壕时，被敌人的探照灯发现，敌人向我们发起了猛烈的机枪火炮扫射，致使五班长杨发初同志中弹牺牲，战友郭金才、朱雨云同志身负重伤。我和副班长将伤员护送到掩体急救，郭金才因伤势太重，也壮烈牺牲。还有两位战友，我已记不清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腿部也负了伤。副班长将我们剩下的七位同志，分成两个战斗组，冲入敌人阵地。天刚亮，战斗就结束了，我们共缴获敌人各种武器数千件，俘获敌军1500多人。第二天清早，我部队接上级命令，要求加速行军，围港渡江。我们于21日傍晚围港渡江成功，部队一上岸，就分头搜索残敌，抢运伤员，收缴枪支、军马、战炮，天一亮，我们便继续直逼向无锡逃窜的敌人。

六是解放上海。1949年5月，我所在的苏北军区部队接管苏州城。我们七连的任务是保卫阊门和交通要道、搜索阊门周围的残敌、负责守护去上海方向的公路沿线桥梁，为几十万大军向南挺进，扫清残匪、国民党地方军警、特务等障碍。每天途经我们连守护路段的战士、战马、战车及民工担架队不计其数。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我们经过30个日夜的奋战，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法，以分散、便衣对便衣、流动对流窜战术，在匪患猖獗的地区、街道、里弄、城郊开展了剿匪斗争。据当时连部的统计，一个月内共歼灭残匪、特务100多人，缴获各类武器弹药500多件，为支援先头部队打昆山、攻太仓、围上海扫清了障碍。同年我被连队党支部列为了建党对象，二排长兼支委耿德坤和支委任庆连是我的入党介绍人，1950年6月我成为了预备党员，12月转正，并在苏州阊门营房进行了集体入党宣誓。

七是太湖剿匪。我所在的部队接管苏州城后，即奉命去大湖清剿流窜在湖区各大小岛屿的国民党残匪、特务、反革命分子，收缴枪支弹药。我们部队清剿范围是吴江县芦墟区辛塔镇周边的湖区，那里有10余股反动武装，约有100多人。在3个月的剿匪活动中，最后被我们全部歼灭，并缴获各类武器弹药上千件。1951年腊月三十日晚，部队首长命令我和李金海同志化装乘船深入游村，捉拿反革命分子阿大。我俩深夜接近村庄后被群众发现，群众将我俩围住，并将小舟拖上岸。为了不走漏风声，我们立即亮明身份，并转告村长有急事商量，不到五分钟，村长带领民兵赶到现场，包围匪首住房，我和李金海同志冲入房内将匪首从破烂的棉絮中搜出，捉拿归案。在这次追捕匪首中，我荣立四等功，受到部队首长的嘉奖。

八是练兵赴朝。1950年10月，毛泽东主席发出了抗美援朝的命令。我三弟国辉参加了抗美援朝作战。我们部队当时正在江苏大练兵，随时准备响应祖国召唤，赴朝参战。就在那时，我接到了一封家书，称母亲已经于四个月前病故。当时，我的心情难以平静，真想立即赶回家，去向母亲大人陪罪，我作为她的儿子，没有能够为她送终，真是太不应该了。我要感谢我的大哥、大嫂，感谢我家乡的政府，他们在我母亲病重期间，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对母亲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尽到了他们应尽的责任。1951年，我被调往华东第四十团，接受了训练新兵、带新兵赴朝的任务。经过3个月的军事训练，我们不但提高了军事技术，同时还掌握了一些朝鲜日常用语，最后于1951年年底将新兵分两批送往了朝鲜作战。记得当时因为天气、铁路的原因，我们是绕道长春、内蒙、四平、沈阳去朝鲜的，在那15天的长途跋涉中，我们完全以饼干为口粮，但却没有一点怨言。虽然我没有直接在朝鲜打仗，但这也算是我对抗美援朝的一点贡献吧。

三、转业地方

1952年6月，我从华东军区第四十团转业回地方，被分配在萍乡县芦溪街道人民政府区公所工作，担任工商、卫生委员，并任副街长，主要担负发动群众、组织生产、历行节约、支援前线、反对美帝细菌战、组织民兵、维护社会治安等工作。不久，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想继续侵略中朝两国人民，中央军委号召所属中国人民解放军转业人员立即征召归队。我接到命令后，立即到区人民武装部报到，成为了武装部的一员。后来，由于我胃出血，部队首长动员继续留在地方工作，并要求我保持革命军人光荣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53年8月6日，我以芦溪镇东街居委会人民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芦溪镇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芦溪镇人民委员会，下设民政、工商、文教卫生、财政、社会福利等组织，我被推荐为民政委员兼芦溪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李联元同志为镇长），从此，我受人民的委托，责任更加重大了。

1953年，组织上决定调我去上埠镇工商联担任秘书。我接到通知后，二话没说，立即背上被包到工商联报到去了。到了新的工作岗位，我会同工商联甘贤左主任，立即组织工作组，对全镇所有大小工商户进行了调查摸底。当时全镇有工商户200多户，其中手工业者100多户，从业人员有1000人左右，经营品种达3000多个，年营业额在200万元左右。为了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发展生产，我们工商联及时调整了当时工业与商业的关系，调整了工人与资本家的劳资关系。1954年8月，上栗镇将13户鞭炮业主调整转到上埠河口瓷厂，联营发展瓷业生产。当时，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镇工商业者主动捐款支援认购公债。我在工商联工作期间，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没有住房就铺块板子搭床住办公室，没有食堂就去别的单位搭膳。朴素的生活，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作风，深受群众的好评。

1954年，萍乡县召开了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大会讨论了全县80万人口的防病治病用药问题，并将提案交政府部门去落实。政府指定萍乡县国营贸易公司负责筹备该项工作。最后，萍乡县委、县政府商调我接受此项任务，要求我参与抓紧筹建萍乡县贸易公司中药材国药部。1954年1月，我到萍乡县贸易公司赴任，担任业务股副股长，正式开始了筹建工作。我四处抽调人员，如彭国彬等同志，亲自到武汉组织货源，于8月份正式开张，经营业务越做越旺，深受全县人民欢迎。

1955年，我又被萍乡县委、县政府抽调派往长坪区杉木乡搞农村合作社，在那里我驻点三个月，办起了初具规模的农业初级社。在建社驻点期间，有一天，离大队不到300米的一个山林突然起火，大火借着风势，越烧越旺，浓烟遮天，上千亩森林和几十户人家即将被火苗呑没。当时，我正在大队办公室，我立即提起大队的铜锣，边跑边敲，不到5分钟，全村和邻村的男女劳动力几百人上山扑火，经过2个多小时的扑救，大火终于扑灭。由于我当时既是组织者，又是救火者，几进几出火海，最后被烟雾熏倒在地。当农民兄弟在一座破庙前发现我时，我已不省人事。他们便用庙里的菩萨桥将我从山顶抬回村庄，经过当地医生抢救，最后才得以苏醒。在这场扑灭火灾中，我看到了农民兄弟为保护国家和集体的森林临危不惧、奋不顾身的精神，这使我终身难忘。

1955年，南昌专区供销社调我到樟树药材站，与余忠谋负责人在清江县樟树镇筹建专区药材采购站，将248家药材行、号、店逐步过渡转为公私合营企业。为了加强对釆购站的领导，专区供销社抽调我来负责地区站的业务经营工作（当时我任萍乡供销社国药部副经理）。我赶往行署报到后，供销社人事科长陈世伟同志宣布了我的工作，第二天我便前往樟树报到。到了樟树，由先遣筹备的余忠谋、杜海寿等同志介绍了情况，并发给了我两张高脚櫈、两块床板，安排我在私人药店集体宿舍休息。我在樟树，积极抽调人员、组织货源、添置设备，11月地区站正式掛牌开业。后来，随着经营业务的扩大，地区决定筹建全区16个县级药材经营部，承担全区中药材的产供销经营业务，我还兼任了吉安地区新干、峡江两县的中药业务经营转运工作。

1956年1月，樟树私营药行、号、栈、店全面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由国家掌握了关系国计民生的商业经营企业。当时，樟树药材行业长春国药店以零售为主，庆隆栈以加工炮制为主，咸号以代批发为主，全行业98%的从业人员转为公私合营企业职工，并输送了部分人才支援省、地、县筹建药材站、司。直至1957年，全区全部药材经营部筹建完毕，正式隶属于中国药材公司江西省公司。

1965年3月，宜春地直卫生系统和丰城县组织了一支15人的农村巡迴医疗队，王清海局长任领队，前往丰城县桥东公社等地，我和闻于华同志负责医疗队的日常工作。在长达6个多月巡迴医疗期间，我们深入11个公社、36个大队、126个生产队，诊治大小疾病11756人次，开展大小手术475例，抢救危重病人154例，培训卫生员47名，接生员23名。

1965年至1966年9月，我主动要求参加了萍乡社教工作，被分配在芦溪社教工作队，任卫生系统工作组副组长。记得那年的11月，芦溪区葛溪大队一位产妇边缘性前置胎盘大出血，当时医院没有血液，产妇需要立即输血，恰巧我与产妇同血型，此时，我便为其献出了200毫升鲜血，组长吕启贤、队员施坚龙也各自为其献出了150毫升鲜血，从而挽救了产妇的生命，赣中报文群和记者为此进行了报道。在社教工作队即将结束的时候，当时我们已准备好行李准备回宜春，突然镇上一家鞭炮厂起火，我放下行李，立即赶去救火。在救火的时候，我不幸从屋顶跌下，摔断了左腿。公安局参加工作队的黄翔同志发现后，立即叫来车辆，将我送往医院救治。我先后在区、县、省级医院进行救治，最后在省二附医院手术治疗，手术很成功， 康复后行走也没受大的影响，只是每逢刮风下雨，天气变化时伤腿还会隐隐作痛。对此，组织上也给了我极大的荣誉，并给我定为三等甲级残废，每年国家还会发放伤残津贴。在我住院期间，我的爱人雪梅衣不解体地精心护理我30多天，这也是我恢复较快的原因之一。

1968年11月，经组织批准，我们全家下放到了宜春温汤公社。我和我爱人雪梅被分配在温汤公社卫生院工作，我任命为党支部委员、副院长，兼管合作医疗、药材生产和收费发药、出纳等工作，并负责杨家坪生产队的农业生产蹲点工作。雪梅负责医院护理工作，兼发中西药，她在卫生院工作非常敬业，对待病人真称得上像春天般温暖。特别是1969年温汤暴发钩端螺旋体病，她没日没夜地连轴转，与卫生院的同事们一同抢救患者。当地的农民都非常信任她，过年过节，朴实的农民经常拎着乡村的土特产，来表示他们的感激之情，1970年雪梅在温汤卫生院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三年多的下放，我们做了几件有意义的事。一是试办合作医疗所。1969年春，公社决定派我到大布大队驻点，试办合作医疗所。我拟订方案，选择房屋，筹划设施，集资购药，加工炮制，最后诊所开得红红火火。后来公社召开现场会，推广我们试点的成功经验，经过一年的努力，全社共办起合作医疗所11所，聘请赤脚医生35名，筹集资金3万余元，使合作医疗越办越兴旺。二是普及中草药知识。1969秋，我在全公社11个大队开展了中草药采、种、制、用群众运动，组织他们发掘、推广和普及中草药知识，使其能掌握中草药防治一般常见病、多发病知识，做到本地有产的药不向公社卫生院购买，公社有产的不向县公司购买。同时还组织20名赤脚医生上山扎营三天，采挖中草药100余种，采取白天上山采药，晚上制作标本，下山后，我们将标本编了一本《中草药手册》，印制了150余册，发给全公社医务人员，人手一册，深受医务人员的欢迎。三是大面积种植中草药。1969年冬，我带领50名药农，在各大队山头，新建药场房屋11栋，开荒2750亩，种植白术、苡米、瓜篓、厚朴、淮山、浙贝母、当归、川芎、田七、玄参等20余种药材，年产量达4万多斤，全社所有药场均实现了自给有余，受到上级表彰，全省各地经常有药农前来参观学习。

1972年5月，我们从温汤卫生院调回宜春地区卫生局工作，担任药政科长，从事我文革前的药政管理工作。在这个岗位上，我一直干到1991年离休。在宜春市卫生局工作的若干年，我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注重调查研究，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一是恢复药政机构。文革期间，地、市县药政机构基本被撤销。直至1975年，先后恢复了14个，配备药政专职干部21人，为全区460万人民用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对1389个药品经营、生产、医疗单位的用药质量进行管理，配合工商、公安、医药等部门，加强了市场管理。二是筹办药品检验所。从1972年开始，我和潘俞林所长协助各县市卫生行政部门筹办药品检验所13个，抽调培训专业人员75人，承担全区药品生产、经营、医院的药品质量标准检验、仲裁、拟修订标准业务的监督指导工作。三是组织药品质量检查。1972年，组织全区联合检查组，对14个药品生产厂家的产品进行了全面检查，一次性处理有质量问题的药品22种，金额达9万元，为1984年药厂验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四是聘请药品监督员。从1980年开始，全区开始聘请药品监督员，全区220个医药单位共聘请监督员387名，基本健全了药品质量监督管理网络，受到省和国家药政部门表彰，我局王清海局长为此出席了全国会议。五是加强医院自配制剂质量管理。对全区133个医疗单位制剂生产进行了整顿。经过省卫生厅验收26个达标，176种药品已注册登记，产值达250万元。六是医疗器械装备。从1975年开始，对全区206个医疗单位进行了医疗器械统筹装备，每年80万元专项经费装备33个县级以上医院、32个中心医院、36个老区卫生院、115个一般卫生院，并先后建立了13个医疗器械维修组。

1976年12月，宜春地委行署抽调150名干部组成支农队，我局由李广林局长带领，驻高安县祥符公社祥符大队，与一位姓况的同志驻点胡家生产队。我和老况进村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该村做了一些工作。一是解决了一台10千瓦的电动机，使70多亩历年无收成的水稻田有了收获。二是带领农民挖了两口塘泥，积肥近万担，当年增产粮食7万多斤。三是我坚持每天早晨起床拾粪5000多斤，为增加有机肥起了带头作用。四是与农民一起冒严寒修水沟40多天，挑土方上万担，为农民种田作了贡献。

我是一名在药政管理岗位上工作了37年的普通党员，在这个岗位上，我曾多次受到过省、地党政的好评，先后多次出席了省地召开的经验交流会。1987年，卫生部表彰从事药政管理工作30年的同志，我荣幸地获得了荣誉证书，并获得了由李先念主席题词"药品生产，质量第一，依法管药，造福人民"的铜牌纪念章。1980年至1982年，我先后三次参加了卫生部在北京、成都等地召开的会议，参与讨论修改了国家有关药品的法律法规。

四、抚养子女

1952年,在同事的帮助撮合下，我认识了芦溪区卫生院护士易雪梅同志。雪梅她是湖南礼陵人，家中有兄弟姐妹6人，她排行老五，上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经过一年多的"恋爱"，我们双方相互有了好感，决定成家立业，经区机关党支部审查批准，我们于1953年元月正式结为了夫妻，建立了一个美满的家庭。

我们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执行国家《婚姻法》的青年。我们的婚礼非常简单，非常朴素，可以说是茶点式婚礼，这在芦溪镇还是首次。记得我们在婚前还有一个商议，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形成的共识吧，一是自由恋爱，双方自愿结为夫妻；二是结婚时不请客、不受礼、不设宴；三是简单扑素，以茶点会的形式举行婚礼；四是借用公家的旧家具，以公家的房屋为新房。这在五十年代初期，还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在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们全家六口，收入较低，生活比较困难。在吃的方面，由于粮食紧张，我们只有依靠早晚时间，开荒种菜，我们在房前屋后种了很多南瓜、芋头、青菜，这些蔬菜解决了我们很大的问题。在穿的方面，我们注重的是干净整洁，从不讲究享受，虽然孩子有些衣服有补丁，但总是干净卫生，十分得体。在孩子的教育方面，我们一贯抓得非常严，一般不允许他们谈论吃穿享受之类的话题，要求他们将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教育他们做个善良正直、举止文明的人。那时我和雪梅工作都很忙，我经常下乡，雪梅要当晚班，孩子没人照顾，尽管我俩工资不高，但为了孩子能健康成长，我们家中一直都请了一个保姆。我们和孩子们都非常尊重保姆，特别是后来请的刘阿姨，更是像一家人，她待孩子比自己的亲孙子都要好。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我和雪梅都下乡了，她一人带着三个孩子，将粮食都省给孩子们吃，自己将瓜菜当主食，后来得了水肿病。1968年我们全家下放温汤，建锋才4岁，无人照顾，刘阿姨又将建锋带回她的老家清江，直到1972年我们重新回城，才将建锋接回家。她的无私得到了孩子们的尊重，孩子们都将她当成自己的家人，她去世时，孩子们给她去送行，还经常抽空去为她扫墓。在我们的言传身教下，几个孩子都很争气，工作学习都不错，也很团结，不论谁有困难，都会尽力帮助。在这里，我还要感谢我的三弟国辉，在我们困难时期，每当孩子们开学时，总能收到他雪中送炭寄来的学费。

长女杨建华，高中毕业后下放农村当知青，1978年南昌航空学校毕业后分配在武汉仪表厂工作，1981年与潘文杰结婚，1982年其女潘扬出生，1983年调回宜春，在市第五人民医院任财务科长。1988年宜春电大审计专业毕业，1992年参加全国会计师职称考试，获全区行政、事业单位第一名。2009年退休后，一直返聘至今。潘文杰在宜春市卫计委工作，担任副处级领导干部，去年退休后被朋友请去在宜春城南医院任行政院长。潘扬1999年到上海读书，后留在上海，从事计算机软件开发工作。

次女杨建萍，出生时因雪梅老家亲戚结婚多年没孩子，要去当了女儿。养父母对她非常疼爱，初中毕业后一直在老家务农，现在也已子孙满堂，过着幸福的生活。

三女杨建春，1979年宜春卫校毕业，分配在宜春市药检所工作，1981年与徐军辉结婚，1982年其女徐璐思出生。她自学获本科文凭，并考上了执业药师，获副主任药师职称。2011年退休后与徐军辉分别在同学公司担任业务负责人至今。徐军辉在宜春市人民医院工作，副主任药师职称。徐璐思一直在北京工作，已结婚成家。

小女杨建青，1980年宜春卫校毕业，分配在宜春市妇幼保健院工作。1983年其女易薇婧出生。她自学获大专文凭，聘为主治医师，业务精湛。2012年退休返聘至今。易薇婧本科毕业去法国深造，一直在国外工作。

儿子杨建锋，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在江西洪都机械厂当工程师，后来下海到了广东，先后在广州、珠海等地创业，目前在湖北宜昌开了一家公司，干着自己热爱的事业。建锋2001年与刘丽珍结婚，2003年生有一子，取名杨骐畅。

五、晚年生活

1991年，我在宜春市卫生局离休，副处级待遇。离休后，我担任了四届市卫生局老干部党支部书记，组织退休人员学习党中央的有关文件精神，做到人退休了，思想上仍然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为此受到了历届局领导和总支部的表扬，并发给了证书。

我订了一些报刊杂志，每天看电视新闻，关心国家大事，不忘初心，经常教育后辈要走正路，不要受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孩子们都很争气，不管是担任领导职务的，还是从事财务工作和医疗工作的，都能洁身自好。

工作期间我很少与雪梅一同外出旅游。退休后，我们于2004年去了一次香港，见识了繁华热闹的不夜城。2010年，文杰开车带我们与他父母一同游玩了人间天堂杭州和苏洲。最令人激动的是到了文杰的老家江苏吴江，这也是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我们探望了当年帮助过我们的游击队员。当我看见他们现在都住着别墅，过着幸福的生活，我的心里十分欣慰。离开老战友，我们又到上海，参观了由我们中国举办的首届世博会，还登上了当年中国最高的金茂大厦。

1999年4月，我体检发现患了结肠癌，在宜春市人民医院住院做手术。雪梅和孩子们从南昌一附医院请来了戴安邦教授亲自为我主刀，手术非常成功。在家人的关心，特别是雪梅无微不至地照顾下，我对突如其来的疾病能够正确对待，病情得到了控制，身体恢复得很好。我现在已经86岁了，身体还不错，这主要是雪梅的功劳。她任劳任怨地照顾我的起居，换着花样给我做可口的饭菜。近两年，我弯腰不方便，她每天还帮我洗脚。孩子们对我们也很有孝心，经常来看望我们，买来食品和衣服。每逢春暖花开、阳光明媚的节假日，总是陪我们老俩口出去走走，感受大自然的气息，尝尝美食，让我们的晩年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我们有个病痛都跑上跑下地来照顾，特别是几个女婿，我几次住院，都是他们轮流晚上陪护我、开导我，让我尽快恢复健康。在外地工作的孙辈们也都很有孝心，每个节假日他们都打电话回来问候，过年回家还给我们老俩口买礼物。面对这么好的妻子和孩儿们，我的晚年生活是很幸福的。

就此搁笔，暂且写到这里吧。

我对我的一生无怨无悔，对我的妻子非常感激，对我的孩子们非常放心，我为我们能成为一家人感到欣慰。今后，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安度晚年，享受生活，追求老有所乐。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够常回家看看，能够全力做好自己的工作，搞好自己的家庭，愿我们这个大家庭能够更加团结，更加幸福。

解放上海前夕

结婚照

中年的我

雪梅

三姊妹

全家福

兄弟情

金婚纪念

我和孙辈们

大哥生日快乐

我八十岁了

浙苏沪游

在建华家

在新康府农庄

在堂嫂农庄

建春一家

和外孙女易薇婧在一起

郊游

建锋一家

和孙子在一起

外婆和江江

三弟来宜留影

大哥孙子结婚留影

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