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回忆录

文杰

往事回忆录

潘福根

（2013年3月江西宜春）

前言

我，老潘，名福根，笔名吴江牛，江苏吴江人氏，今年八十有一。随着岁月的流逝，往事就象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并总想将它记录下来。虽然我记录的这些，对国家、对社会来说，可能是一些不足挂齿的小事，但对我来说，对我的家庭来说，却是很有必要的。我记录的这些往事，可能是断断续续的、不完整的、甚至是片面的、支离破碎的，但我可以说，它是基本真实的。为此，我便将其实事求是地记录下来，以飨我的晚辈后代。

一、苦难童年

1933年农历11月1日，我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北厍鎮大埂里一户佃户家中。吴江位于江苏省东南部，东接上海，南连浙江，西临太湖，北靠苏州，地处水乡，河道纵横，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之美誉。

据我生母回忆，当时我们家生活困难，母亲奶水不足，家中又无营养的东西可吃，我生长发育的不是很好。直到我三岁那年，我还瘦得象小猴子一样。

我生母潘小梅，靠做短工为生。她的丈夫是个木匠，在外地一家家俱行打工，因他不是本地人，两人关系一直不好，他经常不回家。生母有两个弟弟，大弟叫潘连生，在上海做苦力；二弟是个哑巴，叫什么名字不清楚，哑巴手很灵巧，能编篮子、做鸟笼，但自己很难养活自己；生母还有一个大儿子，名叫潘伟斌，比我长四岁，当时在家中也帮不了大忙。所以，在无法维持家庭生活的情况之下，我3岁那年，生母就把我送给了邻村小港里的潘叙兴家。

潘叙兴的父亲叫潘寿荣，当时，他家在当地也可算得上是较富裕的，属中产阶级，自有土地3.6亩，租种佃户土地13亩，有一头大水牛，有一艘十分起眼的大船，那时全村只有两家有这样红光锃亮的大船。他家大小农具齐全，所以号称"不求人"。他家的住房也很漂亮，老式房子可以算得上上等，大门口有一间"大墙门"，有下水浮桥，墙门前有一棵百年大杨树，场地是用来打谷用的，人家都是泥土的，他家却是由青砖铺成，在老百姓看来，这是很气派的。

我生母潘小梅在潘叙兴家做短工，连续做了五年。由于她自己家庭不和，久而久之，就与潘叙兴相爱，于是就有了我。潘叙兴老婆唐巧姑，养育了我五年，我八岁那年，她因痨病去世；唐巧姑去世后，潘叙兴娶了缪宁宝（即秀英、祖英的妈妈）为妻。后来，由于战乱，潘小梅丈夫回大埂里务农，又生了一个小儿子，名叫潘福昌，小名阿四。伟斌长大后，先在朱家角百货店当学徒，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当兵三年，因腰部受伤，退伍回乡，被分配在镇供销社工作。

我生母潘小梅和她的丈夫、哑巴叔病故后，爷叔潘连生便到上海做苦力，从此定居上海，大埂里的潘家就只有伟斌和福昌两人了。生母病重时，我和伟斌去守候过，当时因我们年轻，守候至半夜时，我俩睡着了，天亮时，生母已去世。这件事，我们一直感到非常内疚。

我的祖父潘寿荣，即潘叙兴的父亲，他为人本分。1963年4月10日，我祖父诞生九十三周年，我给他作了一首小诗，概括了他的一生：

我的祖父可亲的老人你在世八十多春在农田中放光明主张省衣节食主张自立更生在家谱上刻下了光辉的铬印做生活忘记自己打鱼胜过渔民是寒风吹出了你额上的皱纹是雪霜染白了你的双鬓祖父啊，你是我家的奠基人是实实在在的庄稼人

听说我父亲潘叙兴年轻时比较活跃，他虽然没有文化，但喜欢搞些文艺活动。当时，我们村里有一个小剧团，农闲时经常在邻村演出，十分活跃。我父亲在小剧团里可以男扮女装，演玉堂春什么的，胡琴、笛子等都可以来得两下。

在我父亲的一生中，有一件事让我难以忘怀：北厍快解放时，地方土匪搞割据，三、五个地方部队抢地盘、争权力，我父亲被陈瞎子部队抓去当船夫，长达4个月之久，天天在枪林弹雨中过日子。回来时，父亲瘦得不象样子，身上还有白虱，生了半年大病。他每次回忆起此事，总是老泪纵横。从此，他对务农失去信心，以后便变卖农具耕牛，归还佃户土地，只留自有的3.6亩地，筹划出去做生意。

父亲有个远房亲戚在吴江平望镇，名叫金聚忠，他在平望开了一家茶馆，后来又想再开一家米行。父亲得知消息后，立即找他入股，大约用了30石大米 （一石为156斤），相当于全行股份的20%。从此，父亲就去平望，搭股开米行，同时兼做搬运工人。结果，米行开了三年亏了本，父亲又返回老家，到北厍镇上开了一家小米店，即零卖杂粮大米，同时兼做竹器生意，到湖州进货，在北厍镇零售。

当时，社会上"大鱼吃小鱼"现象颇多，父亲做小生意，不是很内行，结果，小米店不久就垮掉了。从此，潘家就一直败落到解放。也正因为此，土改时政府定我家成份为＂上中农＂。

在开小米店时，我去过店里帮忙，帮助看守店面，也到湖州去进过货，但生活总是不见好转。这时，就有人议论，"叙兴七弄八弄，把一户大户人家折腾掉了，是个败家子"。实际上，这是不能怪我的父亲的，主要是社会造成的。

大约1941年，我在邻村野人浜读了两年私塾，先生叫沈新生，人们叫他阿新，是个瘸子。先生博学多才，精通古文，全班20多名学生，参差不齐，有念方块字的，有念人之初的，直到《大学》、《中庸》和《论语》，都是他一个人教。

我刚读私塾时，念的是方块字，一天念五个字。先生对学生要求很严，背不出书就要打手心，即用一根戒尺，一尺来长，两寸来宽，用来打手心，很痛，以便让学生长记性。我是经常被挨打的，有时还"关夜学"、"立壁角"（面对墙壁立两个时辰）。但严师出高徒，两年后，我就上升到了读《中庸》、《论语》和《幼学》。

我在家读书时，时间安排得非常紧。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先把小麻雀放出去（小麻雀是我自幼养大的，放出去它自己会飞回来），然后写毛笔字，主要是抄写《神歌》中赞美刘秀即刘皇老爷的词句。白天上学，晚上复习功课。有时村里有婚丧喜事，我就会和比我大两岁的本家姪子潘文彬一起去帮忙，赞神歌，做道场，因为我们全村，只有我们两个人识几个字，算是"文化人"。

冬天如果天气好，我起床后，便先去拾粪，当地叫捡狗屎，拾来的粪倒在一个大坑里作肥料。捡狗屎要起得早，起晚了人家会捡掉，回来后再补写毛笔字。我曾练习过柳公权、颜真卿、欧阳修等多位书法家的名帖，但由于练得不精，钻得不透，长大后我的字就成"四不象"了。

后来，由于我家不种田，我父亲就又去平望开米行了，这样，我便跟着父亲去了平望。父亲想，自己没有文化，应该让儿子去读洋学堂，这样将来可能更有出息。于是，我便去了平望读中心小学。

平望中心小学是县重点小学。记得我们上的第一堂课，是"小星星，亮晶晶，数来数去数不清"，以后是"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等等。语文课因为我读了两年私塾，有点基础，学得比较轻松，算术我就差一些，有时还不及格。所以，语文老师非常喜欢我，而算术老师则不大理睬我。

我有个同班同学，名叫金洪生，他是我父亲姨父金聚忠的孙子，因为他家境良好，故在生活中有些少爷作派，他自己作业做不出，就常常抄我的。我的语文还可以，但算术不大好。有一次，他抄了我的算术题，老师批下算术作业来后就骂他。结果，他来骂我，说我是有意让他难看。实际上，算术我是真的不懂。真是有嘴说不清。金洪生后来在水电部当总工程师，现已退休，定居杭州，现在我们每年还会通通书信，打个电话。按辈份，我应该是他的表兄。这是我父亲面上的唯一的一个亲戚。

由于年代久远，我对在平望读书的记忆，已经不深了，只记得我参加过学校的"新生活运动"，当时，学校发了个鸡心形的胸章给我们，我们戴在胸前，好不神气。还有，父亲每天给我五分钱，这钱可以买一个咸大饼。我们在平望的住宿条件很差，我和父亲都是住在米仓的阁楼上。有一次，我从床铺上滚下来，随着米滚到底层，我拼命地叫：阿爸，阿爸……。阿爸就把我从底下拖了上来，当时，真吓得我要命。

我读洋学堂一年级时，曾写过一篇作文，叫《我要读书》，老师阅后，写了评语，给了我很好的评价，并将作文公布在全校的黑板上。结果，我跳级直接上了三年级。因此，我从私塾到洋学堂，共读了四年书，这就算是初小毕业了。

1944年，我退学了。退学的原因一是家境困难，父亲和我的养母舍不得三石米；二是当时父亲摔坏了腰，开不成米行了，于是，我们就回乡务农了。

我家只有三亩六分田，劳力有多，经父母商量，我便到养母缪宁宝的老家许家港做生活去了。当时只吃饭，不拿工钱，主要工作是挑河泥。我个子不高，两头的泥框和中间的我一样高，真是"三个兄弟一样高"啊。挑河泥是有任务的，大人挑的河泥要放满三亩田，我挑的要满一亩半。当时，我很逞强，样样都想试试。一年下来，从插秧到收割的所有农活，我基本上都有一点门道。后来，因为养母身体不大好，养母就要我回到小港里，跟祖父、父亲种田。除了种田外，我还经常跟祖父、父亲去湖边捕鱼、抓虾、引黄鳝，每到冬天，还要破冰进行。我现在双腿每逢变天经常酸痛，可能与那段生活有关。这样的日子，一直延续到1948年。这就是我的童年生活。

二、投奔爷叔

大约是1948年秋天的一天，我和我父亲潘叙兴、养母缪宁宝在大珠圩上种油菜。

大珠圩，是在大埂里的对面，中间隔着一个荡。大约是下午吃小点心（当地农民有个习惯，到下午三点左右，要吃点点心）的时候，只见小港里、大埂里的人们，纷纷向北厍方向奔跑，原来是土匪来抓壮丁了。

我们老家有句老话，叫"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所以，抓壮丁，老百姓是十分害怕的。我和父母见到这种情况，就向大珠港方向奔跑，到了夜里，就偷偷地回到了小港里。回家后，大人们连夜商量，最后决定要我逃跑，逃出小港里。

我最后决定要逃到上海去，因为我的生母潘小梅的弟弟潘连生在上海。但是，上海爷叔家住何处，我是不知道的，只知道在上海天妃公桥（即现在的河南路桥）附近。家里作出决定后，我就立即拿了一床棉絮、一件蓝布长衫和几个零用钱，连夜步行到芦墟，第二天混上航船到上海十六铺码头。

跑了一夜天，最后才找到天妃公桥。这时，我身上的几毛钱己经用光。为了能弄几个零钱，我就在桥上给三轮车夫推车，每每车子推到桥中央，踩三轮车的车夫便会给我几分零钱。说来也巧，第二天，我刚好推到上海爷叔潘连生的车，见到爷叔，我突然放声大哭。爷叔问清原因后，先叫我到太湖馆吃了一碗肉丝汤面，这个味道别提了，不晓得有多么好吃。后来我毎次到上海，经过河南北路的太湖馆，就会想到这碗肉丝汤面（我写到此时，眼泪直下）。当晚，爷叔就将我安排在他家。

爷叔住在闸北区的一条弄堂里，这条弄堂叫永星里，他在那里租了一间房间，他刚和婶娘结婚。婶娘是贵州人，叫张丽华，是个孤儿，她在一家大户人家做保姆。爷叔是这家大户人家老板的车夫。由于这种关系，爷叔和婶娘接触的机会就多了，时间长了，两人就结婚了。

爷叔家生活十分清贫，家中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六人桌，一只竹塔，爷叔身上穿的一件黄色牛皮茄克衫，也是旧货摊上买的。婶娘一身娘姨打扮。爷叔家生活十分拮据，每天除了爷叔下班回来，带两毛钱猪头肉或油煎小鱼、二两老白干外，家中的菜谱几乎天天都是黄豆芽、绿豆芽，油水很少。我在爷叔家住了8个月，我给他们添了很多麻烦，也受了很多教育，也尝试了很多艰苦。

爷叔家住的这条弄堂很长，我每天早上能听到"倒马桶哎……"，中午能听到"卖臭豆腐干……"，晚上能听到"白糖莲心粥……"的叫卖声，直到5月上海解放后，就增加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那时候，我也跟着唱"解放区的天"，总是唱这一句，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有一次，上海快解放的前夕，1949年2月6日，国民党在上海轰炸十六铺码头，一连投下8颗炸弹，巿民们纷纷从南向北站方向逃跑，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知投炸弹是什么样的，我向南十六铺方向奔去，只见一幢高楼浓烟滚滚，听说有三对新婚夫妇正在举行婚礼，可怜这三对新人随着大楼一起倾倒，发出震天的轰隆隆的声音，我的身边都有小石子在滚来滚去，吓得我魂不附体，就一口气跑回爷叔家。爷叔、婶娘不见我的踪影，真急得象热蜗上的蚂蚁，见我从河南中路向北站跑回来，爷叔急得说不出话来，就说:你、你、你……，撩起巴掌啪的打了我一记耳光，骂道："你活得不耐烦了，炸死你这个小赤佬"。

5月27日，上海解放了。这时，爷叔就设法送我去学生意，即当学徒。我的老板就是爷叔的老板，此人叫方伦铭，浙江人，原来在河南北路海宁路口，开了一家火油行，因生意越做越大，向苏州河靠近水路上发展，选择在普陀区造币厂桥西边，买了一块地，搭了草棚，但门面装修得很漂亮，大红门面，金字招牌，名叫"成大祥火油行"，实际除店堂里是三隔板，内里是草棚。

全店有7个职员，方伦铭的阿叔和弟弟，一个帐房先生，一个阿大先生，即老板助理，两个学徒，其中一个是我，当时我年纪最小，另一个是我的师兄，叫刘国忠，是个麻子，是老店带来的。"先进庙门三日大"，我是最小辈，就只有听他们的指挥，什么人都可以指挥我、骂我。

我在火油行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开门关门、买菜烧饭、打扫卫生、值店守夜，晚上干完活后就去上夜校。早上开店门，16块大门板，要一一放好、放齐、绑紧，不能倒掉。打扫店堂、打开水、洗水烟筒、给各位先生泡茶，然后去买早点，收拾好后，去买小菜。小菜他们很讲究，一周内的菜基本上不能相同，先是师兄带我两天，以后我心中就有数了。菜金有一个总量控制，每天不超过10万元（相当于现在的10元钱），回来后，拣菜、洗菜、烧菜都是我一个人的事。烧菜的油老板不控制，用完了就自己去拿，每桶20斤。我烧菜总结了一条经验，即"油多、火大、手脚快"，正因为如此，所以我烧的菜大家都说好吃，都还比较满意。每次开饭，他们6个人都要先吃，我站在方老板和阿大先生旁边，帮他们添饭，要等到他们都吃完后，将剩菜收进厨房以后我才能吃，有时我只能吃一点汤。于是，我就经常会在炒菜的时候，先偷吃几块，以求得心里的平衡。

我买菜时间长了，也学会了讨价还价，并每天能从中挤出一点点钱来，吃一碗菠菜炒面，或买些菱角、花生之类的小食品偷着吃。

火油行主要做批发生意，也有零拷火油的。守店主要管零拷的小生意，批发都是大买卖。火油一听20斤，苏北人到火油行看货，定下后一买就是30至40听。货源是自己炼的，进货是柴油，加上一种药水去炼，将柴油炼成火油，这种工作要我们去做，向苏北人出售。

有一次，我发现方老板和阿大先生在商量作假，我偷偷地注意到他们做手脚，原来将一听美孚牌或亚西亚原装火油，把盖子弄开一点小洞，倒出80%的原火油，放进自炼的火油（柴油），再用铬铁封上口，磨光看不出后，就可以卖出去了。后来方老板越做越黑心，索性灌80%的水，加20%的正宗火油。火油轻，浮在上面，弄虚作假，这样便产生了很大的利润，客人来买，一般会在听口上打一个小洞，用鼻子闻一闻，或者倒出一点来，用嘴去尝一尝。

我的薪水很少，一个月只有10万老币。第一次发薪水时，我感觉非常意外，心想，吃了饭还有薪水，真是不错啊。老板说，这是"鞋袜钱"。我将钱存在师兄处，达到一定数额后，再用于添置生活必需用品。

后来，我的老板生意越做越大，并开展了巿内送货上门业务。货是用脚踏车来送。老板为了要我送货，专门给我买了一辆28寸载重脚踏车，要我去学。我学了三天还没学会。方老板说，"阿福，你的裤子还没有摔破，怎么能学会呢?"从此，我大胆去学，手扶龙头，两眼向前，使劲踏，跌倒了，爬起来，又跌倒了，又爬起来，经过一周的时间，我终于学会了踩脚踏车。从此，我便增加了一项送货的工作。送货很辛苦，每次要送100斤左右的火油，而且火油是动荡的，假如脚踏车倾斜，火油也会倾斜，车子就容易跌倒，火油箱就容易破损，火油就会外溢。"火油损失是要赔的"，阿大先生经常这样恶狠狠地说。

我送货的途径，一般是从造币厂桥（在河西）到十六铺小南门。大街小巷，人山人海，我可以穿梭往返，从未出过事故。送货有点"脚钱"，送一听火油，可以得2毛钱。所以我尽量把自己应做的事做完，争取多送一点货，一则在外面比较散心，二则多少有点外快。送货的任务，由我和师兄两人承担，后来，师兄刘国忠当上了普陀区工会第六组委会主席，经常有些应酬，送货的任务就全部落在我身上了。但我很乐意，因为这样多少能有一些收入。

火油行面积不大，店堂只有一间，大约20平米，后面是帐房和厨房。店员回家住宿，我和师兄两人住在店堂间搭的阁楼上守店。阁楼低矮，是人字型的，人不能直立，设有两个铺位，每个铺位只有一张单人床大小，我和师兄各占一个，每天睡觉和晚上方便都要通过竹梯上下。师兄喜欢抽烟，抽自己用烟丝卷的"喇叭筒"。有一次，师兄睡着了，未将烟头弄熄，将被子烧着了，烟火将我从睡梦中熏醒，我立即叫醒师兄，并用自己的被子扑打火苗。在两人的努力下，才避免了一场差一点发生的火灾。我当时很害怕，现在想想也后怕，因为那是一个火油行啊。第二天，方老板不知怎么知道了，把师兄臭骂了一顿，并扣了他一个月的薪水。

学徒生活十分枯燥。我行隔壁也有一家火油行，是一个无锡人开的，老板老弟经常来我行白相。有一次，他叫师兄、我和他一起打牌，五分钱一码，一打打到天亮，我输了五元六毛钱，我伤心了好几天，从此我从不参与赌博，看都不敢去看。

在火油行的三年中，除了师兄刘国忠外，我还有一个比较谈得来的女朋友，她叫白萍，是无锡人。她和她哥哥同在国棉三厂工作，她是一名档车工。这女孩比较傲气，从不正视闲人，喜欢穿一身白色旗袍或白色裙子，上下班不结伴，总是独来独往。她对我较亲近，见到我就叫阿福，接触多了，我到她厂门口去接她，从国棉三厂到造币厂桥有一段路，我们从不坐车，总是有说不完的话。后来我知道，她也很苦，父母双亡，除了一个阿哥以外，无亲无眷，是跟着阿哥来到上海的。我们谈话的内容很广，谈工作、谈生活、谈家庭、谈生世、谈今后的发展。后来我们两人一起去上夜校，相互关心，相互支持。突然有一天，白萍对我说，她阿哥要她回无锡，好像是她阿哥帮她找了一个对象。离别的前一天晚上，我俩畅谈了一个通宵，但我们从未提及恋爱的问题。第二天，我送她上火车，我俩都流下了眼泪。从此我们没有见过面。我常常思念她，不知她是否还记得我?这算不算是初恋，我不知道。

一转眼到了1952年，国家对资本家进行改造，提出"三反五反"，"三反"是对干部的，镇压天津刘青山、张子善就是这个时候。"五反"是对资本家的。这一下店员工会的干部神气了，天天把老板牵来牵去，像耍猴子一样，叫他戴上高帽，站在桌子上交待问题。我的老板方伦铭因为人缘比较好，店员没有揭发他，所以没有定为违法户，定了一个基本守法户，罚款5000亿元，折合现在的人民币50万元。从此，火油行就倒闭了，老板全部家当变卖一空，职员解散。当时，火油行里给了我30万元老币和一辆送货的旧的脚踏车。

1952年8月，我失业了。失业对我打击很大，我精神上很痛苦。我的生活就只有靠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了。当时，失救会是一个由工会组织的松散的群众组织，主要职责是联系就业、发放救济等，失救会会长叫翁肃政，是我的夜校老师。在失业的那段时间，我结识了几位新朋友，经常来往的有周志伟、张志伟、龚顺兴、吴志豪等，他们的条件都比我好，家在上海，只有我一人在异乡客地。

我失业后的生活无人过问，每月只能在失救会领取三斗米的钱。为了争气要面子，我没有将失业的消息告诉老家的父母和亲戚。我这样做，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对我存有一点希望。我想我一定要千方百计地争口气。

失救会有一间小房子，坐落在中山北路朱家湾一条弄堂里，我们几个失业的小屁孩就在那安家了，天天睡觉。有一天，我突然看见别人用脚踏车载人，还可以赚钱。我就想，我有时间、有力气，还有一辆脚踏车，为何我不做这生意呢?第二天一大早，我吃了个大饼，骑着车子就出去拉客了。记得这一天，我只做成功一笔生意，进了2毛钱。就这样，我踩脚踏车有半年多时间，每天有3至5毛的收入。在踩车载人做生意的同时，我一有空就会去失救会打听消息，看有没有苦力可做。虽然那时的生活极端艰难，但由于我年轻，刚踏上社会，不知道什么是苦，身上有几毛钱，吃块羌饼，喝口水，就饿不着了。

有一天，失救会来了几个干部模样的人，他们问我们，谁愿意去排戏，参加区里的演出?他们可以管几天饭。我和龚顺兴等人都报名参加了。我们排练的是《小二黑结婚》，龚顺兴扮演歪蛋金旺，我男扮女装演小仙姑的女儿小芹，因我个子小，化了妆确倒有几分相象。记得那次演出，我们不但赚了几顿饭，还得了一个演出奖，奖状是一张印有毛主席画像和红旗的"花纸头"，那人生以来第一次被人夸的感觉呀，别提有多高兴了。在后来的踩车载人的日子里，我虽然很苦，但苦中寻乐，整天唱着"金旺是个坏东西"，就这样混过了8个月。

三、老式婚礼

1953年上半年，北厍开茶叶店的老板，名叫余百合，向我祖父、父亲提出，说登头港叶其生有个女儿，名叫叶琴宝，很勤快，长得又漂亮，他愿意去做媒。我祖父一生爱好红茶，每次到北厍，他总要到这家店里去坐坐，吃杯茶，讲起这事，就同意了。

大约到了那年的秋天，祖父和父亲与媒人约好，带我到芦墟镇上去与女方碰头，即相亲。到了芦墟，大人们在茶馆里吃茶，要我和琴宝到街上随便走走。我提出要先去照相馆拍张照，琴宝不吭声，就跟着走，就拍了一张合影，就是现在留在《一家亲》相册中的那一张。然后，我们两人到南珊一家羊肉馆吃了一顿中饭，我点了三个菜，主菜是红烧羊肉，不料琴宝她不吃羊肉，我一个人又吃不完，浪费不少，当时觉得十分可惜。走到南桥头米行隔壁，我俩找了一块空地坐下，两人又没有什么话讲，我讲来讲去就是一句话，"阿拉出来碰头，阿是侬愿意的?"琴宝就是不开口。到了下午，我们起身回到了茶馆。离开茶馆时，我送了一盒中号百雀灵给琴宝，算作是给她的见面礼，留作纪念。琴宝收下后，就与其父上了舢板船，朝三白荡方向回家去了。

在我们回家的路上，祖父和父亲一直很高兴，祖父说，福根啊，你真是好福气，这个姑娘，生得趣到了（趣即漂亮的意思），门牙雪雪白，我们村上少有。这就算是我和琴宝的订婚了。次年1954年初四，我俩就结婚了。

我俩结婚是一场老式婚礼。我们在家中的砖场上搭了一个"不倒厅"，将空地围起来，可放三、四十桌酒席，家中杀了五头猪，把亲朋好友都请来了，邻里乡亲每家一人，连吃三天。结婚当天，桌上有8个菜，中午吃方肉，晚上吃蹄膀，鼓乐礼仪一应俱全。

中饭过后，我们就撑着一只大船和三只小舢板，浩浩荡荡地向小港里东北角的登头港摇去。当时，我身穿呢子长衫，头戴大礼帽，祖父说："真的象个男人的样。"到了登头港，娶亲的船不让进，一道一道的小舢板挡着，说是要留下过路钱。于是，我方喜娘、舅舅就出来协调，作揖致谢，讨价还价，最后方才通过。

琴宝坐进大船，头戴红盖头，身着红衣红裙，上船时边哭边移步，进了大船，这时船上岸上一阵鞭炮声，鼓乐声，浩浩荡荡地向小港里驶去。

大花船进了北港口，港里就有不少小舢板挡着不让进，有的在船头喝酒猜拳，有的要红包，要云片糕，要香烟，岸上人山人海，来看热闹，主要看新娘子。琴宝两个弟弟，带来了两船嫁妆，大到衣橱，小到马桶。

将新娘接到大厅，喜娘连声赞美之词，她边向众人散花生，边说：早生贵子，早生贵子。大家入席后，名堂更多，先由喜娘敬菜，每敬一碗必须讲一句喜庆话，十多碗菜上齐后才能开席。饭后接着就拜堂，"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

进洞房前，我们向长辈跪拜，他们给我们红包。进洞房从灶屋门口开始，到新房门口为止，要过五道关口，"开价"都很高，有的要多少香烟，有的要多少云片糕，有的什么都不要，就要在新房门口吃一夜通宵酒。这种场合，我们老家叫"三朝无大小"。此时，男方父母讲话没用，娘舅阿夫为大，只有娘舅讲话才有用。这时，我的娘舅们都来帮我们担保，保证第二天满足大家提出的要求，这样总算闯过五关。

到了新房，大家要求新郎新娘谈恋爱史，我们没有恋爱史，故没谈成，后又要求我们一人唱一首歌，记得琴宝唱了一两句《十送红军》，我唱了几句"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再后来伴娘要我给琴宝挑头巾，大家又起哄要我们喝坐床酒、交杯酒，闹得天翻地覆。

大家离开后，琴宝在整理床铺，我便在写日记，门口却还有不少"听壁脚"小兄弟。当晚，我与爱人叶琴宝商量，建议她改名为叶惠芬，她没有开口。次日淸晨，我向亲朋好友庄重地宣布了此事，大家一致赞同。当天，惠芬两个弟弟来探亲，我家按规矩接待。第三天，我小夫妻俩坐小舢板去了登头港，拜见岳父母大人，这叫"回门"，也是按照老规矩进行的。

结婚我总共在乡下呆了10天，我谎称自己是请假回来办喜事的，实际上那时我已失业。我不明说的理由一是怕亲朋好友、特别是惠芬担心，二是怕自己不吉利。这可能也能算是善意的谎言吧。回上海后不久，失救会就将我介绍进了上海鼎新纱厂。

惠芬是1932年2月6日出生的，是北厍登头港人。她下面有一个妹妹，三个弟弟。妹妹叫叶凤英，大弟叫叶根福，二弟叫叶根荣，小弟叫叶生荣。我们那一带有个风俗，即不管你姓什么，只要是男性，都要姓"刘"。据说，在几百年前，我们那一带曾发生了一次大虫灾，大批蝗虫将庄稼、树木吃得干干净净，百姓民不聊生，被逼得背景离乡，四处逃荒。后来，有一位叫刘秀的读书人，杀死了蝗虫，并将蝗虫留在田里作肥料，第二年，家乡土地肥沃，家家都获得了大丰收。为纪念刘秀，家乡人为刘秀塑了像，每年朝拜，并写了《神歌》，宣传他的事迹，并要求老一辈的男性都改为"刘"姓。所以，叶根福又叫刘根福，叶根荣又叫刘根荣，我又叫刘福根。

惠芬没有文化，但聪明过人。女工生活，只要经她一过目，就能照样做出来，比如结绒线、裁衣服；干农活她也是一把好手，争强好胜，从不服输，村里人都叫她"假小子"；她为人正直，讲道理，讲义气，讲实话，乐于助人。

1956年8月，我们有了第一个儿子文杰，9月底，惠芬和文杰来到了上海。从此，我们开始了真正的小家庭生活。我们当时在普陀区朱家湾租了一间阁楼，只有10多平米，由于房间太小，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张饭桌，饭桌还是活动的。惠芬刚到上海时没有工作，她就帮人家做衣服、糊火柴盒子，通过这些临时性工作多赚一些钱，贴补家用。1958年上海招工，惠芬进了位于江湾飞机场附近的上海硫酸厂。这是一家重工业企业，她当时未转正时每月工资20多元，转正后每月36元，每月还能拿到厂里二等奖的奖金。我当时工资有71元，一家三口，日子也还过得舒畅。当时，我已分配了一间工房，在普陀区朱家湾宜川新村，离江湾飞机场很远。惠芬不怕艰苦，每天从宜川新村乘45路公交车到工厂，光坐车就要40多分钟，真是难为她了。

后来到1959年11月，我们又有了第二个儿子文彦，惠芬独自一人带着文杰和文彦，当时我在嘉定下放劳动。我们便将文杰先放在上海爷叔家，然后又在宜川新村托儿所全托了几个月，周一入托，周六领回，每次文杰都哭着不肯去，最后又放在上海硫酸厂育儿园。文彦每天由惠芬背着挤车上班，先放在硫酸厂的哺乳室2个月，后转到育儿园3年左右。

1963年，国家要求1958年以前进厂的职工，能考虑国家的困难，顾全大局，主动退出工厂，回家务农。惠芬便响应党的号召，离开上海，来到了江西。

1963年，我从省财政厅进贤干训班到宜春。惠芬带着两个孩子，从上海举家迁往江西宜春。在宜期间，开始惠芬没有工作，她便利用空地种菜、种棉花，参加地委大院的植树活动。后来到1969年，我们找了关系，才进了宜春地区人民医院当临时工。临时工干了几年，医院上下都称赞其为人正直，工作任劳任怨，于是于1973年转为正式工，直至1983年退休。女儿亚南，1983年顶替母亲编制参加了工作。不容易啊，惠芬，你在我们这个家庭里，是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的。

惠芬父母早逝，现在三个弟弟，一个妹妹都在老家，家境良好，每家都建有300多平米的别墅。大弟叶根福，二弟叶根荣，均子孙满堂，收入不菲，日子过得舒坦。小弟叶胜荣，当过兵，做过生意，儿子开了一家鞋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妹妹叶凤英，她有三个孩子，老大周建新在苏州吴江人大任职；老二周建元，创业多年，做国际贸易，资产过亿；女儿老三，叫周建凤，在北京协和医院搞临床，已是主任医师，全家和蔼，其乐融融。妹妹凤英常往来于北京、苏州，晚年幸福。我真诚地希望我的亲人们日子越来越好。

四、纱厂生活

1953年，失救会介绍我进了上海鼎鑫纱厂。消息传到老家后，原先个别多嘴多舌的人，不得不改口称惠芬是"福星"（开始有个别人说，惠芬是"克星"，一结婚丈夫就失业了）。

刚进厂时，我在织布车间当临时工，每天"三班倒"，我的主要工作任务是送纱锭，为纺织女工送原料。她们每织好一卷白布，由我去取下来，将织好布的盘头送到检验室鉴定，查次品、评等级。我只要一上班，就没有一点空闲时间，跑上跑下，为纺织工提供纺织原料。过去有句这样的话，＂苏州河的水，纺织女工的嘴＂，只要你稍微拖延了送料的时间，影响了她们的进度，那她们就会叽叽喳喳，骂爹骂娘，因为她们实行的是计件制，多劳多得，按劳分配。我们厂纺织工每月最高可拿98元工资，我当时每月56元。织布车间很潮湿。全车间共有90台车床，装有10余只喷雾器，为防止断纱，喷雾每天必须开着。因此，只要工人一进入车间，不久就将全身温透。后来我干脆光着膀子干，大家都说：阿福这个小赤佬，做生活是可以的。

苍天不负有心人。8个月后，我厂80多位临时工中20余人转了正，我是其中之一。转正后两个月，值班长秦桂英（无锡人）和郑素珍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记得在支部大会上，我激动得一句话都说不出，幸好我家成份和我个人当店员的经历，使我顺利通过了。不久，组织上调我到厂宣传部当干事。

我厂有5000多职工，公私合营后，公方厂长叫潘继荣，私人老板蒋祯模，蒋的名气很大，当时在国民党的钞票上印有他的头像，他本人常住香港，一季度来厂巡视一次。

我厂没有厂报，宣传全靠15块黑板报，有宣传干事6至7人，我负责审稿。后来领导看我文化不算高，就送我去脱产学习。先到上海中级语文老师进修学校学习一年，后又到上海团校学习一个学期。毕业后，我被提拨为宣传部五级组织员，工资涨到71元。

1957年反右，全厂搞得乌烟瘴气，大字报铺天盖地。我和前纺车间支书徐逢凤、团支部书记蔡桂兰、厂子弟学校老师盛诗柔、工会主席蔡阿宝的关系很好，我们谈得来，特别是蔡阿宝，浙江人，心直口快，他对党委书记刘盈有意见，两人老是勾心斗角。这次运动，蔡阿宝被打成右派，停职隔离审查。

我当时和好友陈沛章共同临摹了一幅漫画，名叫《如此包公》。陈依照我国漫画家华君武的作品画了一幅画，我为漫画题写了"如此包公瞿和荣"几个字，瞿是织布车间党支部书记，并署下了我们两人的真实姓名，贴在党委大门口。没想到这幅漫画大字报闯下了大祸，他们连夜审我，说我是蔡阿宝派的人，是跳梁小丑，于是就停止我的工作，将我下放至上海南翔下水村劳动。

与我同时下放的还有瞿志达、钱乐宝、周志伟、陈慧珍等9人，我们在同一个村。虽然在农村体力消耗大些，但不要动脑筋，倒也轻松。当地农民对我们还是比较友好，他们总是安排一些诸如放牛、割草等轻体力活给我们。每周我们休息一天，这一天大家便结伴去南翔休闲，或吃一顿饭，或听一场书，或看一场戏，倒也自在。当时正值自然灾害期间，有钱也买不到好东西，原来三五分一个的鸡蛋，现在要五角，好一点的糖果要10元左右一斤，猪肉鱼虾根本就看不到。但我们常常请南翔饭店的阿二头老板，为我们做一桌素席，用南瓜做蹄膀，冬瓜做鱼，豆角做肉丝，茄子做肉丸，吃得大家阿五阿六的，这叫"穷开心"。

在南翔劳动一年后，我回到了上海。可是鼎鑫纱厂因苏联不再为我国提供棉花而关闭了，纱厂改为灯泡厂，我们被指定集体赴江西新钢。从此，我开始了我的支内生涯。又几年过去后，我才知道我当时曾被划为"中右"。所谓"中右"，就是中间偏右份子，在政治上不可重用。又过了若干年，组织上当着我的面，将所谓的"中右"档案销毁了。

五、支援新钢

1960年3月，上海9000干部，30000工人同时赴江西新余钢铁公司支内。离开上海的那天，我们披红挂绿，象回外婆家一样。火车一直向南，直达新余，沿途满目都是红色的土地。

新余位于江西中部，地处南昌、长沙两座省会城巿之间，当时的新余隶属宜春专署管辖。我们兴致勃勃地下车后，看到的新余是这样的情景：天是灰蒙蒙的天，地是布满泥土的地，街上都是泥房草房，马路不宽，人员稀少，以至于闹出了在城市中心问"新余到了吗"的笑话。

当年的新钢座落在新余浮桥头，工人住的全是草棚，睡的都是统铺。我到新钢三个小时后，被安置在公司人事处培训科。我住的房间也是一个草棚，一共住了30多人，床是竹子编的。

第一期培训班还没结束，号称"托拉斯"的新钢便宣布下马了。下马后公司分成了若干个小单位，其中新余钢铁学校就是一家，属中专建制，我便在这家学校的教务处任干事。

钢校虽然面向全国招生，但生源紧缺，多数学生来自湖南逃荒人员，成绩参差不齐，有中专生、高中生、小学生，甚至还有文盲。学员几十人共住一草棚，男女不分，真是闻所未闻。学生打架闹事，违法违纪现象时有发生，校方均因人力不足而无法处理。

当时的校长名叫李为安，上海人，多次辞职未成，便请了长假回沪，学校没了主心骨，就更加乱套了，待首期学员毕业，学校便宣告解散。

学校解散后，我被安排去吉安修路，即新淦至吉水之间的公路，一修就是6个月。在此期间，我担任第六大队食堂管理员，负责釆购柴米油盐。每天从吉水拉板车到新淦，至少有20公里，几个月下来，磨破了4双解放鞋。

路修好后，我们回到新钢，等待分配工作。这时，有些胆大的人，便提出辞呈，要求回沪。公司按一年一个月的工资，给他们发了补贴。他们自揣户口，回到了上海。据说，最后上海还是安排了这些人的工作，解决了户口。我当时老实胆小，没敢走这步险棋。

六、财政生涯

1963年5月，江西省公安厅、财政厅来新钢公司招人，此时，我迫不及待地想早些离开这个"鬼地方"。省公安厅招的是狱警，将分配到九江去看守犯人；省财政厅招的是经济管理人员，将分配到地市去工作。由于我曾就读于上海簿记学校（即上海财大的前身），加上省财政厅人事处戴自強副处长是我老乡，我便报了省财政厅。

我们一共有19个人报了省财政厅。省厅录取后，我和瞿志达、钱乐宝、戚家全、周志超、何启东、曹荣华等9人，参加了省厅在进贤举办的3个月的财干学习班，在班里我任班长。毕业后，我被分配在宜春。

当时宜春专员公署财政处只有17个人，处长沙殿龙，黑龙江人，南下干部，整个处没有副处长，只有三个科长。我的编制、工资都在省厅，属省厅派驻宜春的驻厂员，他们叫我"特派员"。

我的任务就是代表省厅常驻宜春，主要负责汽车分局、公路总段、航运总局三个省属单位，定期向省厅反映宜春和以上三个单位的情况。

按照我的职责，我定期审查了以上三个省属单位的报表、收支情况和财政纪律执行状况，每月向省财政厅工交处写一份书面报告。

记得我第一次下企业时，企业都对我很客气，他们认为我是"特派员"，是代表上级来工作的，故总是恭恭敬敬，唯命是从。其实，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又缺乏实践经验，对基层的工作提不出什么意见和建议。当然，也有一些人，表面上尊重我，实际上为难我，给我出了不少难题。但是，我能正视困难，虚心学习，最终都能战胜困难，圆满完成组织交给我的各项工作任务。

在我业务学习，个人成长的过程中，许多老领导、老同志都給了我很多的帮助，至今想来，我都感激不尽。

说实话，在几个月的驻厂员生活中，我有过被省厅表扬的喜悦，有过被基层重视的虚荣，也有过因新手招来的白眼。为此，我经常感到苦闷，总觉得自己应该早些落实一个安稳的工作，要么回省厅，要么留宜春，我把我的思想动态及时向省厅作了汇报。三个月后，省厅发现驻厂员形式并非最佳的工作方式，企业有些反映，加上我个人的要求，省厅便将我调到了宜春。

在宜春，我一直在市财政处（局）工作，先后在工交科、农财科、秘书科、预算科、预算外管理科、三检办等科室工作过，业务精通，事业性强，爱岗敬业，十几二十次被省厅、巿局评为先进。

我曾担任过全市18个县巿区的预算总会计，并培养了10余名单位会计和县巿区预算总会计，曾发表过《宜春地区行政经费现状研究》、《谈谈乡财政建设的几个问题》、《宜春经济回顾和展望》等多篇论文，曾两次参与编撰《宜春地区行政文教常用开支标准》，曾主持撰写了会计系列职称改革实施办法，我完全可以说，我为宜春的财政事业、社会经济发展，尽到了自己微薄的力量。

我在财政岗位上共工作了33年，1993年正式退休。退休时，我的行政职务是科长，几十年工作，当了几十年科长，作为一个外地人，作为不求名利、与世无争的我来说，我问心无愧，我已经知足了。

七、战胜病魔

我一生中很少得病，在我的记忆中，大病主要有两次。一次是直肠癌。1999年4月12日，经宜春市人民医院确诊，我患有直肠癌，早期的。在此的前一天，我的亲家杨和盛也被该院确诊为结肠癌。后我两亲家住在宜春市人民医院住院部同一间病房，并前后一天进行了手术，记得杨和盛是13日手术，我是14日手术。

我得知自己患有直肠癌的消息后，当时心情并不是十分紧张，只是简单咨询了一下几个熟悉的医生，比如巿五院陈纪明院长。但我爱人惠芬，我的孩子和媳妇、女婿等，都高度重视。惠芬日夜守护在我的身边，照顾我的衣食起居，文杰、建华积极联系医疗手术事宜，亚南、晓明奔波于前后，文彦、凤秀专程从深圳赶回探望，孙辈们也经常来医院陪伴我，了解关心着我的健康，这充分体现了我们一家人对我的关怀。

记得手术是由巿人民医院副院长外科主任医师易志文主刀的，手术方案经江西省一附医院戴安邦教授审定，戴是文杰通过省卫生厅医政处请来的。当文杰签完字，我准备进手术室时，我心情平静，我跟大家说，不要紧，很快我就会出来的。谁知这个手术长达六七个小时。由于癌症包块发生的部位距离肛门太近，为了延长生命，医生最后还是不得不切除了我的肛门，在我的左侧腹部造了一个人工肛门。术后医院给予了我很多关心，从＂一把手＂潘学武院长，到副院长易志文、傅云根、王征、谌祖建、刘绍云，以及我的主管医生、主管护士等，几乎每天都来看望我，查房寻问，了解病情进展，调整治疗恢复方案。

据该院医务人员说，在他们医院，此种手术病人，生命可延续七至八年。并嘱咐我必须坚持一年检查一次，以防复发。但我因怕作肠镜，十四年来从未去过医院作专门的检查，倒也活得有滋有味，真是奇了怪了。这大概也可能是与心态有关系吧。

人造肛门虽然延长了我的生命，但我的生活质量却降低了很多。它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很多苦恼。医生要求我使用专门的护垫，这种护垫不但价格贵，而且使用起来极不舒服。为了解决舒适这个问题，我自行釆用了一种简单实用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并已经坚持了十四年。

另一次是红皮病。2012年国庆节后，不知什么原因，我突然感觉身上有些痒和红肿。于是，我就到当地有名的皮肤病医院，找全巿皮肤病专家周玲教授看病，一个月左右下来，效果不是很明显。后来病情逐步发展到了全身发痒、全身红肿，痒是越抓越厉害，红肿是头发里面都可看见，于是我先后又找了市第五人民医院、袁州区皮肤病医院、市人民医院等地方治疗，打过吊针，吃过中药，拍过片子，釆用了中西医各种方法，仍然不见好转。最后病情日渐严重，我整日浑浑噩噩，神情恍惚，食不香，睡不好，一点力气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咨询了王征、梁华庚、易献春、张晓辉等众多专家，最后决定赴广州中山医科大学中山医院求诊治疗。

12月17日，我在惠芬、文杰的陪护下，我们专车赶往广州中山医院。广州中山医院在全国医院系统，综合排名位居第二，仅次于北京协和医院。当时，我们一是考虑广州距文彦所在的城市深圳较近，二是考虑广州天气暖和，利于疾病好转，三是考虑中山有熟人，便选择了中山医院。入院后，经过半个月的诊断治疗和一系列的检查，最后确诊为＂红皮病＂，同时心脏、肺部、血液、肾脏、肝脏等部位伴有一些其他并发症。

在广州，惠芬和文杰、文彦、凤秀陪护我半月之久，建华、亚南、晓明和孙辈们也都常常电话问候我，尤其是我的老伴，日夜守在我身边，无微不至的照顾我，我真的要好好感谢大家。在我疾病治疗期间，我找了全国一级专家教授，作了全身CT、核磁共振、彩色B超等大型检查，用了人血白蛋白、免疫球蛋白等高档药品，医护人员给予了我精心的治疗。当病情稳定后，我便于2013年1月初回到宜春，在市第五人民医院继续治疗。

在巿第五人民医院治疗期间，易献春、章秀峰、谢峰、肖新成、梁满兰、袁尚红等人，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同志，他们对我备加关心，每天量体温、测血压、测脉搏、计尿量，甚至上门为我服务。有一次，我呼吸不是很好，急需氧气，五院四、五个小伙子，竟然将百余斤重的氧气瓶，抬上了三楼我家。这也充分说明建华在五院的人缘关系是非常好的，是有感召力的。

我目前身体状况良好，能吃、能睡、能走，吸了60年的烟也基本戒掉了。惠芬和孩子们仍每天在关心照顾着我，给我补营养，调理生活，我相信，只要我坚定信心，就一定能战胜病魔，重返健康，与老伴一起，安然度好幸福晚年。

八、家庭轶事

作为一个80多岁的老人，作为一个大家庭，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自然会留下一些痕迹、一些轶事。现我随手摘录几例，记录如下。

1、阿爸水中杀鬼子

大约在我10岁那年，有一天早上，日本鬼子进了我们村。鬼子进村后，他们将全村的百姓集中在我家的砖场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有的在灶间锅碗瓢盆内大小便，有的在房前屋后强奸妇女，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村上能逃的人基本上都逃了，我阿爸来不及逃走，就跳进河浜，躲在一条停靠在岸边的大船底下。这时，有个日本兵来拉尿，正向阿爸躲的方向走来，阿爸以为是来抓他，便一把抓住这小日本的脚踝，将其拖入水中。几分钟后，日本兵死了，阿爸就将日本兵的尸体沉入水底，用一块大石头压住。然后，直到天黑，我阿爸才离开水面，连夜逃往黎里，佯装买粪。

2、惠芬父亲遭火烧

日本鬼子在登头港同样也犯下了滔天罪行。据惠芬讲，有一次，日本鬼子抓到了他阿爸叶其生和他的小阿叔，将他们俩关在桥东头的一间屋子里，用绳子吊在樑上，身下堆满油菜杆，然后点燃，致使其父亲和小阿叔下身大面积皮肤烧伤。日本鬼子走后，群众立即将惠芬父亲和小阿叔放下，这时惠芬父亲已晕死过去，后经人工呼吸等抢救，才得以苏醒。后又经过几个月的治疗，花费了不少钱，两人才免于一死。

3、惠芬千里寄粮票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家粮食紧张。当时惠芬在上海重工业企业，每月定量58斤，而我在新余，定量只有20斤。我一同事因饥饿难忍，一口吞了一个完整的糠饼，被噎死了。惠芬每月从她的口中省下10斤，换成全国粮票寄给我，这才保住了我的小命。

4、母子三人赴宜春

1963年3月，惠芬带了文杰、文彦，从上海迁徙宜春。派出所的同志奇怪地问，侬做啥要将户口迁出上海?惠芬讲，儿子的爷在宜春，为了生活。为了托运家俱，惠芬用双手搓了两梱稻草绳，手都起了血泡。家俱打好包后，当夜母子三人只能睡地板，文彦还讲，"姆妈，今朝阿拉睏大床了"。惠芬听后，眼睛都红了。第二天，在上海爷叔的帮忙下，母子三人乘49次列车，踏上了赴赣的行程。火车在向塘转车，惠芬不识字，第一次出远门，又带了两个小小孩，一个7岁、一个4岁，可想困难有多大。但惠芬却象一位老旅行家一样，镇定自若，先办托运，再办迁票。文杰守着随身行李，文彦尾随姆妈办手续，当惠芬迁好票回来后，文杰还双手扑在行李上说，"姆妈，没有坏人"。惠芬抱起文杰，哭成一团。火车到宜春大约是晚上8点，那天正好是三八妇女节。我老早就在车站等了，待母子三人下车后，我抱着文彦，惠芬牵着文杰便出了站。当时的车站十分破旧，没有灯，人也很少，文杰踏上宜春的第一句话便是："阿爸，侬不是讲宜春老好的吗?怎么电灯也没有啊?"我无奈地说，"以后会和上海一样的"。话一出口，我心痛不已。

5、珍贵邮票烧泡饭

文革期间，北京红卫兵818大队进驻宜春地委大院，各种战斗组织相继成立，地委书记张国震被揪，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干部被批，红卫兵冲冲杀杀，抓人抄家，乱成一团。一些胆小老实的干部每天就走"三角路线"，即办公室至家中至食堂。我因为反右的后怕，便成了保守派。当时，我有许多外国邮票，是我厂集邮家高开弟1954年从国外带回来的。我是集邮爱好者，我便与他交换而得。为了保护家庭的安全，我和惠芬商量，忍痛将全部的苏联、匈牙利和我国清代、国民党时期的一些邮票烧了，那顿早餐可是价值不菲啊。另外，我在居住地委24幢西边一楼的家中的地板上，还撬开三块地板，作了个临时防卫洞，洞里铺张草席，地板上放个大脚盆，盆中再放只小板凳，以掩人耳目。尽管这个地洞未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但也可以从中看出当时普通人的心态了。

6、夫妻双双游名胜

我和惠芬结婚近60年，夫妻俩双双外出旅游的机会却不多。记得1970年，单位送我到青岛疗养，惠芬与我是同行的。在青岛，我们看了大海，乘了海轮，观了日出。随后又在北京呆了一周，参观了故宫，登上了长城，在天安门前合了影。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我在桂林参加全国会议，惠芬和我一起带着文杰的女儿江江，游了漓江，吃了青虾，参观了刘三姐故里。上海、苏州、杭州和深圳我俩常去，因为前者是我们的故乡，后者是文彦现在生活的城市，沪苏杭及深圳的主要景点都留下过我们的足迹。

7、惠芬80大寿家乡行

2010年5月，上海世博会召开期间，正值惠芬80大寿。为庆祝这一日子，我们举家在芦墟办了一次隆重的寿宴。

我、惠芬和文杰，以及建华的父母是从宜春驾车去的，沿途游玩了杭州西湖，苏州虎丘、拙政园及老家的周庄，建华、江江和凡凡是从上海乘车去的，文彦、凤秀是从深圳飞去的，亚南、晓明是从宜春乘卧铺去的，各路人马，一应到齐。老家所有的亲朋都到了场，并在太湖边合影留念，拍了一张真正的"全家福"。

寿宴共办了8桌，全是家乡的名菜，文杰代表全家致了贺词。赴宴的那天正好是5月15日，恰巧是惠芬、叶军、江江3人的生日，一个特大的蛋糕，由老中青三代人共同持刀切分，好不热闹。

另外，在北厍期间，我、惠芬和文彦、凤秀还做了两件事。一是拜访亲朋好友。我们到了伟斌、福昌、秀英、祖英等亲戚家里。伟斌家明明、明强、明芳小家庭都和和睦睦；福昌家"五朵金花"都事业有成；秀英、祖英两个妹妹，儿孙满堂，关系融洽，事业兴旺，我们看后非常高兴。二是为父辈扫墓。我们冒着小雨，在亲朋的陪同下，在我父母亲坟头上扫了墓，表达了我们对祖辈的哀思。

寿宴之后，我们一大家人一起去了上海，看望了上海婶娘，文忠和文梅全家，并一起共进了晚餐。

回宜春后，我们编制了一本画册，收集了我们这个大家庭各个时期的一些重要照片，取名《一家亲》。由我作序，文杰代笔，印制50册，发至至亲朋友。

8、子女小辈二三事

文杰，1956年8月22日出生于老家。他的童年主要是在上海度过的，在北厍的时间不到一个月。在上海全托时，他曾"修理"过手表，"编织"过毛衣；三年困难时期，我的朋友经常会送点糖果给我们，文杰经常送给哭闹的小朋友吃，他曾在上海爷叔家住过半年多。到了江西以后，他曾在地委大院被牛角顶破头，在地委门诊部缝了好几针，曾因顽皮爬树摘果子，从树上摔下来，造成骨折，曾自制电影票被人抓住。他读书认真，成绩很好。1974年11月，文杰下放芦村，在那干了两年，学会了一些农活，了解了农村的疾苦。1977年1月1日，他应征入伍，在福州军区32811部队82分队服役，当炮兵侦察兵。退伍后分在卫生部门，后又读了江西省卫校、江西行政干部学院，现为宜春市卫生局党委委员、血地办主任。文杰1981年1月与杨建华结婚，1982年5月15日育有一女，取名潘扬，小名江江。建华现已退休，但仍在巿第五人民医院留用，为单位财务科长。江江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取得上海户口，现在上海VeryCD公司，从事IT行业工作。

文彦，1959年11月17日出生于上海。他从小好动，有好奇心，胆子大。我们住在上海宜川新村时，有一次，他不慎走丢，害得父母满世界寻找，焦急万分。在宜春地委24幢居住时，他有一次独自一人外出，结果不认得回家，被警察带到派出所，我局发动全局干部职工，到处寻找，最后找到后他说，"阿爸，我在等你"，真叫人哭笑不得。长大后，文彦爱好文体活动，他的二胡，可独奏《二泉映月》、《賽马》，他的短跑，曾打破老宜春市的纪录。文彦高中毕业后，就与他哥哥一起同时去当兵，他在福建霞浦北霜岛当步兵，部队番号为32813部队64分队。两兄弟同时入伍，同时退伍，文彦退伍后曾在巿司法局、制药厂工作，后下海赴广东打工，吃了不少苦头，现在深圳自办了一家企业，名叫方舟木业。其爱人叫傅凤秀，目前在珠海发展。膝下有两个女儿，一个叫蕾蕾，在深圳兴业银行工作，一个叫蕊蕊，在北京从事设计工作。

亚南，1964年2月4日出生于宜春。她天生文雅，求实上进，在校学习成绩优良，待人接物到位。她两个哥哥当兵时，她还是一个黄毛丫头，"小不点"，她打着腰鼓在火车站相送，压根不理解服役从军的含义。等两个哥哥退伍回来，她已出落成了大姑娘，会骑自行车了。她现在宜春学院图书馆工作，副高职称，是我们潘家职称最高的人。其爱人钟晓明，他俩在同一个学院工作，晓明任保卫处副处长。他们的儿子名叫钟哲凡，个头一米七八，现在上海读博士，将来也是要从事计算机行业的。

九、晚年生活

我和惠芬退休后，晚年生活总体是幸福的，家庭和睦，子女孝顺，孙辈事业有望，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

我爱好广泛，喜欢写点东西，搞些收藏，种种花卉，养养虫鸟。我是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宜春市集邮协会常务理事。但我这些爱好，纯粹是消磨时间，打发时光。

上个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我喜欢写作，共写过诗歌50多首，当然都是些打油诗，不太讲究平平仄仄什么的。这些小诗多数都是反映大跃进时期人们的精神风貌的，曾在上海工人、南翔文艺、嘉定釆风、新钢报刊等小刊物上发表。后来，南昌一位名叫兰孝生的漫画家，还为这些小诗配了不少漫画，可有一点小意思了。当时，我本想出本"小人书"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中篇小说我也写过两篇，一篇叫《刘家湾》，一篇叫《竹埂上的石屋》，分别发表在宜春月刊上。

短篇小说写过三篇，分别叫《一个不再发生的故事》、《金嫂》、《河魂》，前一篇发表在萌芽刊物，第二篇发表在宜春月刊，第三篇发表在春台月刊。有些小说是以笔名发表的。

我和我局姚金秀副局长还曾参与了电影剧本《这里没有硝烟》的创作，是反映财政"三大检查"工作的，后来拍成了电影，中央电视台三套节目曾经播放过。

现在我的业余爱好，主要是收藏钱币，收藏邮品，我信奉的是传统收藏，即收齐收全，故我的钱币、邮品均达到了一定的数量。我自办了一份交流刊物，名叫《袁洲泉》，至今为止，已印发70余期，全国发行，曾被评为全国百强刊物，本人被推荐为华东地区收藏界评委，并获得过优秀收藏家称号，上过全国百强收藏光荣榜。

结束语

就此搁笔吧，我的回忆录就写到这里。回忆录的酝酿，其实已有多年，但一直未能提笔。这次我生病，促使我下定了决心。我用一周的时间，带病写完了这份东西，其目的就是，希望我的孩子们，能够了解过去，认识前辈；珍惜现在，把握未来。

我的孩子们说，回忆录可以写，但还没写完。他们请求我作好续写的准备。当然，我希望我和我的老伴，都能够再健康的生活十年、二十年，能够看到晚辈的成长，看到晚辈的成功。

作为80多岁的老人，我不可能会有更大的作为了。但是，我真诚地希望，我的孩子们，能够更加幸福、更加和睦、更加成功，愿你们能够成为一个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有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