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扬曾在我家住 图/文 李建军

快乐如风

雨后围山杜鹃红

《第二次握手》作者张扬并不是大围山人，但他却对大围山有着特殊的感情。

2018年3月31日晚上7：30，在浏阳卡乐书城-九方店举行的“和张扬老师一起重温经典《第二次握手》读者见面会”上，刚刚回到浏阳的张扬，按捺不住心中的欢喜，一个半小时的谈话中数次提到大围山。最后，他说“大围山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之一”，还说起了自己与胡耀邦开的玩笑“我们东乡的景，比你们南乡的好”。用这段话，在欢笑声中结束了这次与读者见面会的交谈。

  作为读者见面会的有幸亲历者，土生土长的大围山人，我为张扬老师有如此浓厚的大围山情怀感到非常荣幸。昔日与张扬老师的交往情景不禁跃上心头，映入眼前。

卡乐书城重温经典读者见面会后与张扬老师合影

张扬老师为作者签名

作者与文学爱好者一起参加《第二次握手》读者见面会

《第二次握手》（终极版）的编辑陈小梅女士在分享编辑出版《第二次握手》一书的体会

作者与张扬老师在卡乐书城的合影

六十年代中期出生的我，不仅是张扬老师成名作《第二次握手》的忠实读者，更是此书手抄本《归来》的传阅者和抄阅者。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我并不知道作者就是下放原大围山区中岳公社的知识青年张扬。直到1979年张扬平反，《第二次握手》正式出版以后才知晓。

  说起小说《第二次握手》，兴许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并不完全知晓，或者没能留下深刻的印象。可在那个年代，《第二次握手》影响了一代人，也感动了一代人。小说曾经入选“感动共和国的５０本书”。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主要描写了大学生苏冠兰与丁洁琼相爱，但遭苏父反对。丁赴美留学，成为著名的原子物理学家。留在国内的苏冠兰成了医学教授，并与父亲故友之女叶玉菡成婚。丁归国后，始知爱情的悲剧已无可挽回。便执意奔赴边疆，后为苏冠兰夫妇的诚意所感动，留在北京献身科研事业。

  但那个年代对这一切都是禁锢的，偶然的“光明”和“火炬”，使迷茫的一代青年心里燃起了光明的火焰。

  然而，张扬写作《第二次握手》的经历却十分传奇，且历尽磨难，还惹上了“杀身”之祸。“记得1967年夏季很热，我所在的农村也很热；土砖屋破旧不堪，又与牛、猪、羊、鸡、鸭混居，卫生条件差，蚊蝇极多。特别是夜间，蚊子像乌云一样从四面八方袭来，无法忍受，更别说写作了。我便光着膀子，汗流浃背，在蚊帐中摆一只箩筐，上面搁一块从前用于习画的五夹板，板上再摆着墨水纸笔和一盏煤油灯——但灯盏中灌的是从附近拖拉机站弄来的柴油，而柴油发出的是昏暗的红色光泽，且冒着浓浓的黑烟。我蜷缩在蚊帐中盘腿坐着写作。不一会儿蚊帐中就烟雾弥漫，口水鼻涕全是黑的；箩底不平，略似炒锅底，摇摇晃晃。稍不小心便会打翻墨水瓶（我历来喜欢蘸着墨水写），更可怕的是弄翻灯盏，“引火烧身”。所幸我一直小心翼翼，没发生过这类事。我就这样基本上抵御了蚊子的围攻，耐着酷暑，在那两本“材料纸”上写下又一稿《香山叶正红》……”（摘自张扬著《我与〈第二次握手〉》）

  1963年，年仅19岁的张扬从母亲和姨妈的一个故事中，步入此小说的创作历程，而且是一个几十年的历程。虽然首先是他带着好奇而收集素材，构思故事，但在以后的岁月里，甚至逃亡的路上（张扬在“文革一打三反”运动中，曾受人牵连也成了“反革命”，成了所谓的“逃犯”）也不停地修改、重写， 从小说的初稿《浪花》到《香山叶正红》、《归来》到《第二次握手》，几易其名，历经十几稿。“文革”中产生的1970年稿从知青朋友手中传出，造成全国规模的手抄本流传，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特殊的文学现象”，被誉为“感动过整整一个时代的中国人”。

  然而，“四人帮”却认为张扬的《第二次握手》有“利用小说反党”、“吹捧臭老九”、“鼓吹科学救国”、“明明不准写爱情了，还非写不可”等四大罪状。张扬也因此于1975年1月7日在他下放的浏阳原大围山区中岳人民公社南岳大队（现在中岳村）书塘生产队，被省公安局以“反革命罪”直接逮捕，并关押在长沙“鹿洞里”监狱。根据“四人帮”骨干成员姚文元的“指示”，1976年6月，湖南省公安厅就向省法院起诉张扬，建议从严判处。1977年国庆前张扬就被列入了要枪毙的名单。法院院长和公安厅经常催促说：公安厅送的人就是定了性的，法院走下形式就赶快拉出去毙了。但由于省法院审理张扬案的法官李海初觉得判张扬死刑证据不足，便一直想办法拖延判决。幸亏有李海初法官的拖延，张扬才被“枪下留人”。1979年1月，在胡耀邦直接干预下平反出狱。1979年7 月，《第二次握手》才正式出版。此后，《第二次握手》又多次重写再版。直到2018年2月，形成了42万字的终极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张扬老师送给作者的书

昔日全国广为流传的《归来》手抄本

六十年代，张扬老师下放插队大围山时居住过的土坯房

张扬老师下放时的书塘队旧貌

家乡出了一个这么有名气的作家，我内心十分自豪。也一直慕名希望有机会见到张扬老师。1992年，我还真的有机会第一次见到了心目中的偶像。

  那年，27岁的我刚刚任职原中岳乡党委书记。那时候的中岳乡政府就座落在张扬下放的书塘生产队（后改为村民小组）境内。记得是当年十月份的一天，爱好文艺、与张扬老师熟悉的乡党委副书记林茂林告诉我，《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会来中岳，希望我出面接待一下。我一听，就愉快地答应了。当天上午十点半左右，平反后的张扬老师携夫人乘坐朋友小车，第一次来到书塘队上看望他下乡插队时的社员。车停乡政府院子后，穿着米黄色风衣、戴着眼镜、身材瘦高的张扬老师，热情地伸出双手与我握手、打招呼，俨然老朋友相见，让人感觉十分亲切，根本没有大作家和名人的架子。闲聊几句后，我就陪着他和夫人来到乡政府隔壁的书塘队上走访。张扬老师走东家串西家，就仿佛旅居在外多年的游子，回乡省亲走亲戚串门的感觉。对一些上了年龄，一时记不起他名字的老年人，张扬老师就握住老人的手，幽默地说“你仔细看下子看，我是咯时子写小说被打成反革命捉走了的张扬啦！”当老人仔细端详认出他来后，张扬老师就哈哈大笑，爽朗的笑声是那么的随意亲切。

  尽管离开下放地有十七年之久了，但张扬老师仍能讲一口较为流利的东乡土话。他一时用东乡土话与村民交谈，一时用普通话与夫人耳语。弄懂了先生意思的张扬老师夫人不时掩嘴浅笑，也丝毫没有生疏的感觉。还会时不时地操着普通话参与到与乡亲们的交谈中来。

  走访完乡亲们后，我便安排张扬老师夫妇在乡政府门口唯一的小餐馆，也就是书塘组村民黄隆生家开的小餐馆吃中饭。那时条件还很简陋，几个人就围在一张四方桌旁，点了几个菜，喝了几瓶啤酒。饭菜简单，氛围却十分热闹，一餐中饭吃了一个多小时。吃完中饭后，我又邀请张扬老师夫妇到我办公室足足聊了一个多小时。话题从张扬老师的家史到《第二次握手》手抄本的写作经历以及由此所受的政治迫害、平反昭雪的过程等等。张扬老师侃侃而谈，如数家珍。

  我当时最深的印象是，听张扬老师聊天，就是一种享受。感觉他真的有才，真正是出口成章。如果当时聊天录了音，只需整理出来就是一篇语言流畅，文字优美的文章。

  第一次接触张扬老师，时间虽然短暂，但印象却十分深刻。后来，因为张扬老师在浏阳安了家，我也调到浏阳来工作了。从此之后，我与张扬老师之间的联系交往便多起来了。

  2005年“五一”期间，我又有幸与张扬老师夫妇有了一次见面机会。那时候，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旅游慢慢开始“火”起来了。我知道张扬老师对大围山人及山水都非常有感情，大围山还有不少人是他的老朋友。我便邀请当时定居在浏阳马鞍山的张扬老师一家前往大围山渡假访友。张扬老师欣然受邀，带上爱人和女儿在大围山我老家住了三天。

  那年，我弟弟在大围山东门古镇刚刚建起了一栋房子，取名“朋友会所”，除了自家住之外，也对外接待餐饮住宿。张扬老师一家就在“朋友会所”住了三天。难得这么清闲的张扬老师，陪着妻子女儿去游览了大围山。他说：以前虽下放在中岳，离大围山林场（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前身）也只有二十多里路，但从未这么认真地领略过大围山的秀丽风光，那时的大围山真是养在深山人未识的“大家闺秀”，今日一见，总算识得了大围山的“真面目”，大围山林幽、竹秀、水清、石奇，气候宜人，不愧为“湘东明珠、度假胜地”。

  住在东门的几天，张扬老师一家还利用空余时间，骑着单车在马路上游玩，或看望他下放时队上的熟人朋友。完完全全将自己置身于大围山人之中，对大围山的山山水水充满着眷恋和感情。

  自此之后，不少场合下，张扬老师都以大围山作为他的第二故乡向外推介。当地政府组织举办的有关活动，向他发出邀约，他都欣然应约出席。

桃花盛开时，张扬老师总爱从跳石桥上跳过去，看看楚东山万亩桃林竞相绽放的盛景

1992年10月，平反后的张扬老师携夫人一道前往曾下放插队的书塘队看望乡亲们，作者就在乡政府门口的小餐馆招待张扬老师夫妇吃中饭。右一为作者，右二为张扬老师

张扬老师赠送给作者的《我与第二次握手》一书，书内详细讲述了《第二次握手》的写作历程，书籍极为珍贵

2003年10月，张扬老师受邀出席浏阳的花炮节，在大瑶参加完祭祀花炮始祖李畋后与作者合影

2005年“五一”期间，张扬老师受作者邀请，携妻女在东门古镇朋友会所住了三天

我曾好奇地问过张扬老师：“您不是大围山人，又在大围山因写了《第二次握手》而被逮捕入狱，为何还如此看重大围山？”张扬老师说“大围山人好景美，知青年代，我在大围山受过的那些生活磨难只与时代命运有关，与质朴的山民是没有关系的。纵使我在被逮捕关押时，个别山民因为政治的原因作了伪证，也不是他们的本意，他们是在不明真相或受到胁迫的情况下出于自保的需要而已。当我的问题得以重新调查取证时，他们实事求是地还原了事实真相，对我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正如《禁书〈第二次握手〉平反始末》一文中所述一样：“顾志成（中国青年报女编缉，张扬案平反的主要推动者）正冒着风雨严寒单枪匹马地奔赴浏阳的山区，到张扬插队落户的中岳公社去实地调查。因为案卷里装有不少贫下中农要求“严惩”和“枪决”张扬的材料和按的指印。在中岳公社，顾志成待了整整三天，把主卷里抄下的有疑点的地方一一核对，并找到当事人重新取证。比如张扬的罪证中有一条是说张扬毒死了贫下中农的大肥猪，顾志成就让村民领着找到当时按指印的大娘，没想到大娘这回说了实话，说俺家猪是瘟死的，张扬那娃子挺好的。顾志成问她那为什么要说谎，大娘说村干部都说了，定下来要杀的嘛，多一点儿罪也没事。

  顾志成又向一位证明张扬有人命案的公社保卫干部调查。在张扬的主罪案卷里有他证明1967年夏天公社保卫干部汤世和被张扬打死的材料。没想到这次他很干脆地说“张扬没打过他，老汤是得肝炎死的。”至于为什么要做伪证，他的解释是“当时省里派来的人说张扬的罪行很大，已经决定杀了。他们动员我说，对要杀的犯人说重点没啥。我这也是听上级的话！”

  最后顾志成终于查明了所有的证据都是在省公安厅办案人员的授意甚至强迫下制造出来的，那些按手印的村民还没闹清是怎么回事，就被动员着按了手印。村民们还说上边来的人叫我们参加批斗张扬的大会，说张扬反对毛主席，应该杀，还答应给我们工分，所以大家都举手表决要杀张扬了。为了能给张扬彻底翻过案来，顾志成也做了个有心人，她让这些推翻伪证的村民在更正的证词上重新签字，按手印，并让陪同她采访的两位村干部签字做旁证”。

 

张扬案平反的主要推动者顾志成（右 中国青年报原编辑）看望出狱后在北京治病的张扬老师时的合影

就是此次读者见面会之前，我与张扬老师闲谈时，邀请他去大围山看桃花，他爽朗地告诉我，他从外地一回来，第二天就去大围山看了桃花。他说：“大围山的桃花真美，真壮观！”当我请他为《第二次握手》（终极版）签名时，他爽快地写下了“曾是父母官——李建军同志”与众不同的签名，让我更加感觉亲切温暖和自豪。

张扬老师给作者的签名

春日暖阳下的大围山杜鹃花开得格外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