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妈妈的故事

明月清风

在我家的照相簿里，有两张妈妈（岳母）年轻时的照片。出于好奇，我曾多次“采访”过妈妈。

从妈妈断断续续的回忆中，我渐渐了解了妈妈的过去；透过这些寻常家事，我似乎从更深层次理解了“母亲”这一普通称谓的真正内涵。

于是，就有了下面这篇关于妈妈的故事。

一

妈妈出生于一九二八年，姐妹三人，她是老小。

妈妈的大伯是个开明人士，三十年代，他率先在村里办起了学堂，招收穷人的孩子入校学习。乡下刚刚兴起剪辫子，他又第一个剃了光头，从而留下了“东庙和尚”的外号。

妈妈小时候很崇拜她的这位伯父，在伯父的鼓励下，她和她的几个堂姐妹一起，冲破世俗，成为当时那一带第一批“天足”。

一九三七年，她又在伯父的帮助下，说服了守旧的外祖父，到临沂城一家外国人办的学堂里上学。半年后，日本人来了，妈妈只好辍学回家避难。

后来，村里组织识字班，妈妈又要参加，但外祖父无论如何也不答应。妈妈不甘心，常偷偷地溜出家门跟堂姐去识字班。

她们三四个十几岁的大脚姑娘，整天出出进进，风风火火的，这在当时还很不开化的农村很是惹人眼目。

这时，我大姨被土匪王洪九绑架了，押在村公所。外祖父东挪西借，凑足了一百块大洋才把大姨赎了出来。

外祖父很为自己的小女儿担心，想着尽快找户合适的人家，把女儿嫁过去。

妈妈的大姑家在离她村十多里的白沙埠镇，镇上有一位外来开药铺的丁姓医生，那就是我爷爷。

爷爷和妈妈的大姑父是要好的朋友。妈妈小时候走姑家，常到爷爷的药房里玩，看爷爷给人看病开药。有时见爷爷忙不过来，还帮爷爷捣药、包药。爷爷很喜欢这个懂事的小姑娘。

后来，大姑从中牵线，妈妈就成了爷爷的儿媳妇。

一九四六年，妈妈和爸爸结婚了。那年，妈妈十八岁，爸爸只有十六岁。

婚后的第二个月，爸爸就去青岛上中学了。

图一、在北京工作时的爸爸

二

妈妈很贤惠，人缘很好。

我家祖辈行医，爷爷兄弟三个，老二早亡，爷爷和三爷爷都是医生。

妈妈嫁到我家时，爷爷兄弟俩还没分家，十几口人住在一个四合院里，很是热闹，也很让人操心。

那时，三爷爷在徐州，大伯（三爷爷的长子）和我父亲都在青岛上中学，家里的一切其实都是爷爷说了算。

爷爷治家很严，有时姑姑叔叔们正在院子里玩得热闹，听到爷爷远远一声咳嗽，吵闹声就会戛然而止，顽皮的姑姑叔叔们纷纷回到自己的屋里。

那时，妈妈虽然还不到二十岁，但在同辈中，除了大伯母，就数她年长了。

作为媳妇，她极尽孝道，侍奉公婆；作为嫂嫂，她倍加呵护，体贴关心姑姑叔叔。因而，妈妈博得了全家人的喜欢和信任。

几个小一点的叔叔总爱缠着我妈妈，让她讲故事听；几个大点的姑姑有什么话总喜欢跟她说，有什么事情也都乐意找她商量；就连一向严肃的爷爷的脸上，也慢慢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妈妈住在东屋，闲时，爱到南屋找大伯母说话、做针线，有时天晚了，就与大伯母一起睡。

大伯母长妈妈两岁，没文化，但人很精明，说话特风趣，爱开玩笑。

有一天晚上，妈妈在大伯母屋里说了会话，就先睡下了。大伯母还在灯下给孩子缝衣服。

朦胧中，听得大伯母喊：

“他婶子，你大哥回来了！”

妈妈从睡梦中惊醒，慌得不知怎么才好，爬起身，“扑”地一口吹灭了灯。

看着妈妈惊慌的样子，大伯母笑得流出了眼泪。事后还多次取笑妈妈：

“你大哥又不是老虎，还用得着吓成那样？再说，你吹灯干嘛呀?”

五八年夏天，妈妈与大伯母步行二十多里去临沂。

自从九岁离开教会学校回家，妈妈这还是第一次去临沂。二十多年过去了，临沂的变化太大了。

走在既熟悉又陌生的街道上，不知为什么，妈妈又想起了她曾经念过书的基督教堂，想起了那些金发碧眼的外国修女，想起了自己半年多的读书生活……

不知不觉间，妈妈领着大伯母来到了教堂的大门口。然而，出现在她眼前的却是一片荒废的景象。教堂还在，但早已门窗破败，院子里杂草丛生。

妈妈有些悲凉。要是日本人不来，自己也许会在这里读完小学呢！可是，那个社会，一个女孩家，即使读完小学又怎样呢？也许……

那天，妈妈没有心思再逛大街了，与大伯母买了点东西，匆匆忙忙就要出城回家。

经过一家照相馆，大伯母提议进去照张相。妈妈本来心里烦乱，不想照相，但经不住大伯母的劝说，最后还是走进了照相馆。

第一次照相，妈妈和伯母都有些紧张。灯光一打，两个人的手都不知往哪儿放好了。照相师傅给指教了半天，才拍下了一张二人合影照。

图二、妈妈（左）和伯母

　　照片上的两个人都穿着短袖花褂，头发向后拢着。伯母的神态要自然些；而妈妈呢，显得过于严肃。

照片洗出后，妈妈给在北京工作的爸爸寄去了一张。爸爸说，照片上的妈妈不像是三十岁的人，倒像个老太婆呢！

我想，这或许和当时妈妈的心情不好有关。

三

妈妈这一辈子，似乎有操不完的心。

幼时，外祖父患病，三十八岁就卧床不起。在妈妈的记忆里，她们姐妹几个几乎成年累月为外祖父请医抓药，整天围着外祖父的病床转。

后来，外祖父的病有所好转，但脾气却变得很坏。等到能外出走动时，他就或让妈妈搀着到地里转转，或让妈妈挎上篮子陪他到邻村赶集买东西。妈妈稍有懈怠，就要受到外祖父毫不留情的呵斥。

一九四四年，年仅三十六岁的大姨去世了，留下了四个尚未成年的孩子。

二姨在外地，照料孩子的责任自然落到妈妈身上。妈妈为他们制衣服，做鞋子，拆拆洗洗，缝缝补补，直到几个外甥长大成人。

一九五二年，大伯考入山东大学；第二年，爸爸又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一家接连出了两个大学生，这在五十年代的农村是很罕见的，这消息震动了四邻八村。

爸爸上学需要花钱，这无疑加重了妈妈的经济负担，但妈妈说，只要能活出个样儿来，苦点累点紧巴点，都值得。

后来，爸爸毕业分到了北京工作，每月都寄些钱回家。那段时间，妈妈算是过了几天舒心日子。

谁知好景不长，五六年春天，奶奶得病瘫痪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一切都得妈妈伺候。

每次从厕所里背回奶奶，妈妈都要累得歇半天，可妈妈没有半句怨言。从奶奶得病到去世的两年时间里，妈妈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体重下降了十多斤。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开始了。全国都在大炼钢铁，家里吃饭用的铁锅、鏊子等都被送进了小炼钢炉。大家一起干活，集体吃食堂。

妈妈天天跟人一起参加劳动，翻地、担土、抬粪，什么活都干。

后来，听人传说，以后要打破村与村的界限，这村的人也可能到那村干活吃饭。

妈妈似乎没能感受到这种“共产主义似地生活”究竟给人们带来了什么好处，她想，爸爸不在家，她一个妇道人家，真要天天到外村干活，家里两个不满十岁的孩子谁来照料呢？

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主意，带上两个哥哥到北京找爸爸去。

爸爸那时在北京劳动局技校工作，月工资六十二元。论说，这些工资在当时是不算低的。可妈妈他们一去，一下子多出了三张嘴，这钱就明显不够用了。

幸亏那段时间爸爸每周都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给职工们讲课，挣些钱贴补着，一家人的生活才勉强能维持下去。

那年春节刚过，爸爸带着一家人到陶然亭公园游玩。回来时，准备到华昌照相馆照个全家福。

谁知，二哥不知是饿了，还是认生，怎么也不肯照，扯着妈妈的衣角一个劲地嚷着回家。妈妈连哄带吓唬，总算把二哥拉到怀里。摄影师抓住机会按下了快门。

图三、1959年摄于北京的全家福

（左起：妈妈、二哥、爸爸、大哥）

　　你看，照片上四岁的二哥还穿着背带裤，两手搭在妈妈的膝上，头微歪，眉微皱，嘴微撅，表现出十二分的不情愿。

再看爸爸和大哥，嗬，每人的上衣兜上都插了支钢笔，俨然大小两位知识分子气派（实际上，爸爸本来就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可能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都是这样吧？

和前边的那一张相比，这次，妈妈无论是神态还是动作都自然多了。生活的磨难在她的脸上似乎没有留下过多的痕迹，她显得那么平静，那么自如，让人联想到雨后的天空。也许，暂时的团圆使得妈妈不堪重负的心灵得到了些许安慰？

妈妈到北京后，爸爸曾想把一家人的户口都迁到北京，但最终未能如愿。

这时，我三哥又要降生了。妈妈想，将来四张嘴吃闲饭，光靠爸爸的那点工资能养活全家吗？再看看爸爸，为了养家糊口，他两头忙碌，很少休闲，人都累瘦了。妈妈觉得爸爸太苦了，不能再拖累他了。

于是，五九年春天，妈妈不顾爸爸的劝阻，把大哥留给爸爸，自己带着二哥回家了。

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

爷爷因为过去当基督教头时与外国牧师有过来往，结果被造反派给揪出来，硬逼着他交出所谓“电台”。在北京的爸爸也因其“臭老九”的身份和爷爷的连累，整天挨批斗。

这时，已是四个孩子母亲的妈妈既担心风烛残年的爷爷，又惦念远在异地、秉性刚直的爸爸，整天提心吊胆、战战兢兢过日子。

过去就对我家心怀嫉妒的人，也常常借故欺负我们。在班里学习一直名列前茅的二哥就是那时辍学回家的。

然而，妈妈是坚强的，凭着她倔强的性格，硬是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咬紧牙关度过了难关。

妈妈这种柔中有刚的 性格给了我们兄妹很深的影响。

一九六七年，“文革”进入了疯狂时期。这一年，在北京读书的大哥初中毕业后，响应政府号召，报名下乡去了内蒙古。那年，大哥才十七岁。

在大哥下乡的六年里，妈妈的心也被带到了内蒙。她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远在千里之外的大哥。

接到大哥寄来的穿着蒙古服装的照片和信，妈妈哭了，为了亲人的难以团聚，为了骨肉的一再分离。

图四、下乡时的大哥

　　后来，由于干得出色，大哥被牧民们推荐进了工厂，到吉林通化铜矿当了一名技术工人。

尽管此刻的大哥已经很成熟了，但妈妈仍然为他牵肠挂肚，每当城里的三叔回家，妈妈总要向他打听大哥的消息。其实，三叔又能知道大哥多少情况呢？

一九七八年，离别亲人十二年的大哥终于从通化调到了老家临沂；一九八二年，爸爸也从北京调了回来。从五九年到八二年，我们全家分别了二十三年后，才得到了团聚。

这时，五十四岁的妈妈已经两鬓全白了。

八十年代到现在，妈妈年龄大了，论说该是坐享清福的时候了，可妈妈似乎更操心了。

我们兄妹四人，只有二哥在家务农，这似乎成了妈妈的一块心病，她总是想为二哥分担点什么。

于是和爸爸商量，先后把二哥的三个孩子接到城里来上学，整天围着几个孩子转。

图五、妈妈和孙子孙女在一起

　　九七、九九年，二哥家的老大和老二先后考入了山东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妈妈高兴得什么似地。

每到星期天，妈妈都要让我们几家把孩子送到她那儿去，她给照看着。

即使对已经成家立业了的我们兄妹几个，妈妈也有操不完的心，几天不见哪一个，就要念叨不已。

我们知道，在妈妈的眼里，儿女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永远都需要她的监视和呵护。

作为儿女，我们深知妈妈这一辈子的不容易，我们只有爱戴和感激。

为此，我们真诚地祝福妈妈有一个健康、平和、幸福的晚年。

　　（后记：该文写于2000年9月26日，那时，妈妈72岁；今年，妈妈已90高龄，身体大不如前，大脑有些糊涂，常念叨往事。她至今都不知道小她两岁的我们的爸爸已于去年12月离她而去，她更不知道 她心心念念的长子、我们有才有貌心地善良的大哥在父亲去世四十天后也告别了尘世。谨以此篇献给我们敬爱的妈妈和刚刚离开我们的两位亲人。惟愿妈妈健康长寿！2018年4月16日）

　　补记：妈妈的最后时刻

妈妈已躺下一年零九个月了。

2019年7月14日，妈妈开始发高烧。

7月15日（农历6月13日）中午12时，妈妈呼吸困难，陷入昏迷中……

下午17时10分，妈妈停止了呼吸，安详离去，享年91岁。

我们永远失去了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