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每每钩忆起那曾经鲜活，却已然消逝的大宿舍生活片段，总能给精神带来持久的愉悦享受！财政大宿舍，虽只有区区的十六户家庭，却汇集了五湖四海的八方人士，除了大西南与大西北两大区域外，东北、东南、中南几大区片的省份均悉数登场，人不分鸿儒与白丁，声尽纳南腔和北调，那场景，堪比随后不久（1963年）在国内上映的粤语电影《七十二家房客》。 </h3><h3> 财政大宿舍，在伴随着原不同背景的人员和家庭入（出）住的同时，也不免带来了（每家）各自独特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那些不同的性格、气质在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个体身上得以尽情的展现和释放，虽然，彼此间的诸多差异在某些时空节点也会带来人际间的误解与矛盾，甚至会引发激烈的冲突 ，但那正是真实的生活与现实，一种本然的生活状态。</h3><h3> 文化认知有别。 历史上的广东地区因地理阻隔，形成了一整套有别于中原地区的社会文化谱系—广府文化。在广府文化的语境认知中，但凡来自非"白话"方言区的人员，皆认定为"北方人"。在1950—1960年代，来自岭南以北的人员，被冠以"佬怂"的称谓（在一称谓在某一时期内更多具贬义），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江口当时孩童中流行的谚语唱道：" 捞怂捞怂，唔食芫荽葱，生在湖南，死在广东。"，就是这种文化认知谱系的最形象的诠释。是否接受作为香料的芫荽和葱，成为捞怂与否的文化标志。而对财政大宿舍的外来"捞怂"而言，接受芫荽和葱，不仅关系到本土化意义下的身份转换，也有从"解放"走向"建设"的内容的根本性改变的需要，更是其时无从选择的职业担当。</h3><h3> 生活习俗迥异。生活习俗成型化的背后，反映出的是社会化分工的分化程度与速度。与岭南以北的广袤的"中原"地区相比，岭南以南的广府地区，历史上在社会制度、社会分工上都大大落后，表现在"民以食为天"的饮食层面，种植业发展缓慢，对自然食物的依赖程度高，野生动植物尤其是前者的入食成为常态，而这对分别来自以盛产水稻和小麦等作物，喜食米饭和面条的财政大宿舍的"捞怂"们，无异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尽管封开享有山区动植物资源丰富的优越条件，特别是野生动物资源不计其数，甚至唾手可及，但在大多数情形下，人们都无法在过往的岁月里，用野味"撬开"那些"捞怂"们的嘴舌，足见饮食习惯改变的艰巨！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许多非广府文化的"捞怂"直至耄耋之年，都始终无法接受"食野味"的饮食习俗。</h3><h3> 语言沟通障碍。人与人的沟通离不开语言工具，如何在操持种类繁多的方言下进行有效的沟通，涉及沟通平台的建构，以何种语言作为建构平台，怎样建构该平台，在1950-1960年代的封开，并不是一件轻松之事。尽管1958年国家已正式通过并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但当时的人们受限于各种因素，如文化程度偏低（客观）、地域优越感（主观）等，普遍难以接受，或者不愿接受，普通话的推广之难，非今日人们所能想象。一个真实的现象是，直到1960年代末，在县城江口的最优质的小学低年级阶段，汉语拼音仍然是处于教育空白地带，学校尚且如此，对来自天南地北的各类干部，即便是当时数量极其稀缺的毕业于各类专业学校的知识分子，运用何种语言（方言）进行沟通，似乎都成了一道绕不过去的一道坎。之后的演变过程，各种方言并没有因本土化语言的强大而消逝，而是形成了以本土语言为基础平台的新的南腔北调。它证明了以下基本事实：外来文化要保持延续，就必须与本土文化相融合。</h3><h3> 时光荏苒，几十年匆匆过去了，财政大宿舍原有的建筑也已不复存在，但曾经的财政大宿舍那无形的文化，却值得永远的回味。</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