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昙华林的抗战文艺轻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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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第一个唱响了《黄河大合唱》

九十年代中期间一个双休日的上午，在旧书摊“淘”得一包旧文稿资料和二十几张旧照片。其中一张背面写有“1942年春于陕西秋林神坛寺”字样的合影照片，照片上是一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集聚在繁花似锦的桃树下，很有文化人的书卷气息。同时在一起还‘淘”到了三张分别由力群、辛稻、风烈画的素描，时间也标明有38至41年的年号。根据这些人物、时间、地点所提供的信息，经过查对，却原来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第二战区的一支文艺轻骑兵的合影照片。

循着这条线索，1997年冬季的一天下午1时，我如约推开了北京朝阳门内大街的一间房门，原抗敌演剧三队的老同志胡宗温和邬雪零同志，热情地将我迎进室内。隆冬的北京，这几天寒潮袭来，冷风刺骨．一进入这间室内，顿觉暖烘烘的，热气扑面，让人倍感这个家庭的温馨与好客。76岁的胡宗温黑发中有些许银丝杂错，精神矍铄，78岁的邬雪零童颜鹤发、风流倜傥，给人一种青春长在的艺术家的特有气质。令人敬佩。

当两位老艺术家看到我拿来的那张合影照片后，非常高兴，睹景生情，往事历历在目，仿佛一下子又把他们拉回到了那年轻的、弥漫着炮火硝烟的战斗的年代。这两位当年抗敌演剧三队的老战友，一边逐一向我介绍着照片上的人物，一边诉说着对往昔青春岁月深情的回忆与缅怀。然而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则是周恩来同志对抗敌演剧队的关心与爱护，至今这位老艺术家谈起周恩来同志，眼睛里还会放出异常兴奋的光彩。

（和邬析零同志合影）

1938年的初春．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根据我党建议，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成立了政治部，同时以郭沫若为厅长的政治部第三厅也应运而生．主持抗日宣传工作。从周恩来、郭沫若同志起．包括响应我党号召参加第三厅工作的大批进步文化人．都不计较职位和待遇，积极为全民抗战作贡献。当时国民党政府把第三厅说成是临时让给共产党的“租界”，我党当仁不让、理直气壮地掌握了第三厅的领导权，成立了第三厅的中共特别支部，直属中共中央长江局，由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三厅中共特支书记冯乃超、组织干事刘季平、宣传干事张光年(光未然)同志是对外公开了身份的共产党员。在三厅还同时存在一个由左派国民党人洪深先生任书记的国民党支部，洪深一向是我党的亲密战友，对恩来、沫若同志非常尊敬，和田汉同志亲如兄弟．过从甚密。所以第三厅的国、共这两个支部曾是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楷模。

冼星海（三排左一）邬雪零（二排左一）

夏衍、于伶同志曾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受党的委托，组织了几个著名的上海救亡演剧队，帮助上海演艺界的同志逐步向内地转移。第三厅成立后，经过恩来、沫若同志的极力争取，经过冯乃超、阳翰笙、田汉、洪深等同志反复计议，决定以上海救亡演剧队的精锐为基础．加上另外几个条件较好的流亡剧团．改编为十个抗敌演剧队。曾活跃在江汉地区、由“拓荒剧团”组成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移动第七队”，也就在此时被改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三队”(1941又被改变为“抗敌演剧宣传第二队)。同时又从活跃在大武汉的许多歌咏队、宣传队中收编了四个抗敌宣传队，加上众所周知的孩子剧团，这就是三厅指挥下的15个团队，而此时参加了演剧三队的胡宗温还只是一个不满17岁的小姑娘，从此她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她所热爱的话剧事业，并把自己的命运同民族的解放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早在1935年“拓荒剧团”,成立于汉口。是光未然、刘露等同志发起成立的,曾经演出过几次.后来,在当时白色恐怖的政治环境中,人员化整为零,在学生救亡演剧中开展活动。1937年10月光未然、周德佑、胡丹沸、赵辛生等在原“拓荒剧团”的基础上,吸收了上海、北平等地的流亡学生,组成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话剧移动第七队”它就是“抗演三队”的前身,第一次下乡宣传演出的剧目,是光未然同志写的《五月的鲜花》,参加演出的有田冲、徐世津等。

蛇山上，部分队员拿着他们的三角形队旗，作即将开赴鄂西北宣传抗日救国之行的告别。

过了不久,这个剧团又准备排另一个新剧刷目,当周德佑同志提出了《大兴馆》这个剧本初稿后,立即受到大家的支持。当时缺少女演员,吸收了武昌群众歌咏队的陈壁、严立宇、黎琅等女同志来参加。陈壁同志还把家里一所大房子借给了拓荒剧团作为排演场和宿舍。从此,不仅排戏的人员搬了进来,当时在武汉没有家的同志也续搬进来了,大家有了一个居住与活动的场所了,《大兴馆》在汉口的几个伤兵医院演出,由于刷本生动,表演逼真,许多观众掉了泪。记得有一次,条凳上的钉子露了头,演伤兵的演员举起条凳,误碰在身后演卖茶女的黎琅同志的额头上,顿时鲜血直流,可是卖茶女完全进入角色,不仅没畏缩,反而一字一泪,打动了观众,也打动了同台演员的心。当台上的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时,台下的伤兵们不禁高声响应,这个戏因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生活,台上台下情绪容易交流,演出效果很好。

在准备出发前的阴历除夕之夜,七队开了一个联欢晚会,在巡道岭八号的四合院里挤满了人。除了队上的同志,还有队外的朋友,有的也是想参加七队的,被家里关起来的黎琅同志,竟女扮男装,越墙回队。同志们兴致很高,有激情的讲话,有即兴的演唱,打破了一切陈规陋习,表现了对抗日救亡的高涨热情。

七队的成员来自武汉、沪、宁,平,津,四面八方,大多是“一二・九”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骨干有些同志早在“一二・九”运动以后,已经和某些党员有过接触和联系,这些共同的经历,就容易形成共同的目标;经过讨论,大家共同的意见是:“到农村去,先到鄂北一带去宣传,”并决定第一站是应城县。

七队于1938年1月1日由武昌渡江,在江汉关门前集中,

照了个纪念相片,当时全队共25人,他们是,周德佑、徐世津、田冲、陈壁、赵幸生,胡丹沸、严立字,黎琅、邬雪铃、蒋旨暇、史鉴,田雨、胡宗温,周力、陈地、赵叔翼、董宗湘、钱辛稻、杨子远、黎放、何康、李扶参、谭毓枢、王虹子、汪霓。

到了应城,县里的抗敌后援会借用一家戏园子让七队演出。除了独幕话剧《大兴馆》外,还有些街头剧如:《放下你的鞭子》和活报剧《九ー八以来》等。

由应城到汤池,这里有陶铸同志负责主办的农村干部训练班,他亲自布置七队去几个村镇巡回演出。并动员七队队员改变生活方式,自己背行李,走十里八里,和农民同吃住。队员们在街头演出,同时还排演了新刚目《东北一角》、《打鬼子去》。在邬雪铃的领导下,队上的音乐活动开展得很好每次演出的歌咏节日都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还采集了些民歌小调。钱辛稻、黎放、徐世津几位搞美术的,则抓紧画素描和宣传。

农历正月初二,当七队结東了汤池的巡回演出后,陶铸同志邀集部分同志座谈了几个小时,鼓励大家搞好抗战宣传工作。

就在这段时间里,队上又排演了两个新剧目,一个是周德佑同志创作的话剧《小英雄》,描写两个少年儿童巧计杀敌的故事另一个是集体创作的小歌剧《从军别》,描写全家老小送亲人上前线的情景,是按民歌《八杯茶》的曲谱配词的。

在应城赶排了一个大戏《我们的家乡》(作者章泯).在这个戏演出的时候,周德佑同志已经病势很沉重了,但他从没说过他病了,一直坚持工作,不肯体息。终因劳累过度，以身殉职，把自己年轻的生命献给了民族解放事业。

胡丹沸和田冲去汉口慰问周徳佑的父母。

3月22日晚,汉口周家客厅里,徳祐同志的父母会见了七队派来的两位同志, 周苍柏先生强忍着丧子的悲痛，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存折:“这两千元是德佑的学费,原来准备让他出国用,现在应该给他工作过的单位和共过事的友人,你们拿回去吧。”令人十分感动。德佑为抗战救亡，放弃了和姐姐周小燕一起出国留学的机会，一个富家子女，自愿参加到艰苦环境里宣传抗日救国，和队员们一起忍饥挨饿，风雨兼程，十分难能可贵，德佑牺牲时年仅十八岁。邓颖超和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ー些负责同志参加了周德佑的追悼会，3月24日的《新华日报》出了一个专辑,刊出了一组悼念德佑同志的文章。

周苍柏家人合影

周德佑姊妹们幼年照片

经过德佑同志的逝世这件事看,证明七队同志们能自觉地吃苦,政治觉悟比一般剧团高。中共湖北省委非常重视这支队伍,要把它变成党的干部培养所,湖北省委的何彬和王苍颖同志发展了胡丹沸、田冲为中共正式党员。加强了党对这支队伍的领导力量。随着八路军办事处将延安抗大毕业的彭后嵘，吕光介绍来到七队后，七队接上了党的关系，成立了党小组。

在天门，七队除了到学校宣传外，还对青红帮的的上层人物作了工作，赢得了他们对抗日宣传活动的支持。

在钟祥，七队的同志以自己的热情和真挚，积极宣传抗日，协助地方政府收编地方土匪为地方抗日武装力量，受到“为民除害，为国增兵”的赞誉。

七队到达襄阳后，住处是由地下党的李实同志安排的,在棉业改进所,不远就是曾霞初同志主持的进步书店一一新知书店。李实同志曾和七队许多同志个别谈话,又派了一位左觉民同志讲游击战术。6月,又派姚鲁冰同志到了队里,加强党的工作,在襄阳发展了两位党员即黎琅和严立宇,这时支部共有八个党员。当时,襄阳国民党县党部发现七队是个进步团体,明令限制七队活动。另一方面樊城的别动队剧团,企图乘机把七队一部分人吸收过去.这时队上经济枯竭,直到周苍柏先生到了樊城时,从顕中烟草公司借了一百元,才得以维持。

后右立戴眼镜者为周苍柏先生，1938年6月摄于樊城汽车站，站牌书写为“樊城”。（后右立戴眼镜者为周苍柏先生，1938年6月摄于樊城汽车站，站牌书写为“樊城”。

后排左2起：邬析零，杨子远，佚名，徐世经，董中湘，陈壁，佚名，黎琅，佚名，佚名，周苍柏，佚名，佚名，佚名，胡丹沸，赵寻。前蹲二排左3为胡宗温。）

当时，洪深同志领导的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在襄阳的演出,七队把自己拿手的歌咏节目拿出来,作了最有力度的配合，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洪深同志对七队的工作精神也很感动,因此,在改编演剧队时,他和光未然同志一起提名,要调七队回汉口改编成政治部三厅领导的抗敌演剧队。

襄阳县党部对七队的活动有所限制，,七队就利用樊城国民党别动队和襄阳县党部之间的矛盾,答应派马文藻去协助别动队剧团导演,马文藻是七队出发以后来参加的,原是南京国立剧专的教师,在队上,他不大愿排小戏,这时,让他“英雄有用武之地”了。但剧目要由七队选定,后来,选了《前夜》(阳翰笙作),全队利用这次机会向樊城转移,避开了襄阳县党部的监视。不久,七队接到来电:“七队将要改编为军委会政治部三厅的演剧队,望即回汉。”这时,争议又开始了,有的要上山打游击,有的要离队去延安,党组织在统一思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最后决定坚决回武汉去,没有钱乘车,就坐乌篷船经襄河入汉水回汉。

正值酷暑,衣食无着,大家的情绪还是这样兴奋、乐观。大家不仅是坐船的乘客,还同船夫们一起拉纤、摇橹,与船工们打成一片,边走边宣传。这支在抗日救亡旗帜下集合起来的青年队伍(平均年龄不超过二十岁),因为有共同的政治目标,有党的直接领导,这股青春的活力就像涌泉一样喷射出来,“七七”抗战周年的前夕,在暴风雨中回到了汉口。

在政治部第三厅的组织领导下,各个宣传部门、抗日救亡团体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宣传活动,七队虽经长途跋涉,刚由鄂北返回武汉,尚未顾得休息,也积极投入了这一宣传活动。在纪念“七七”抗战周年,按照分配地点到汉阳鹦鹉洲、汉口六渡桥等地进行街头宣传,除了活报剧外,演出了自己编写的《大兴馆》,《从军别》以及《打鬼子去》等小戏和歌咏,并以教歌、讲演、绘画标语等方式,向群众讲解抗战形势,揭揭露日军的侵略暴行,动员群众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贡献力量,以各种方式支援前方。此后,在演剧队队集训期间,还还参加了“七七”献献金、火炬大游行、纪念“八一三”抗战周年,保卫大武汉等宣传活动。

回汉后，,剧协话剧移动第七队”便改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战演剧队第三队”(简称“抗演三队”)。

当年7月中旬．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精神，胡宗温和抗敌演剧三队的同志们来到武昌昙华林政治部第三厅，参加演剧队的集训，学习政治、军事、艺术，准备宣传节目。特别令人难忘的是，在一个炎热的下午，周恩来同志亲自为集训的同志们作了四个小时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以当时尚未发表的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光辉思想武装全体同志，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他还语重心长地鼓励大家“要坚持艺术为政治服务，为抗战服务，宣传方法和形式要合民众口味，要入乡随俗，老百姓才能喜闻乐见，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你们是演剧队、工作队，也是战斗队，除了演剧，还要做许多工作。”周恩来同志炯炯的目光，响亮的声音深深铭刻在同志们的心里，成为大家奋勇前进的鼓舞力量。

9月9日，作为三队党支部书记的张光年同志，以军委会政治部西北战地宣传工作视察员、抗演三队特派员的身份，率领三队斗志昂扬地告别武汉。奔赴敌后和抗日前线，在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开始了与敌人的殊死战斗与巧妙周旋。

1939年春，经过转辗漂泊的抗演三队，如同游子回到母亲怀抱一样来到延安。首次在陕北公学礼堂演出时，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就前来观看。毛泽东经常发出由衷的欢笑，并带头鼓掌，对他们的演出给予高度的评价和赞赏。

当时，光未然（张光年同志的笔名）同志在晋西堕马受伤正入院治疗，2月26日冼星海同志来探视，老友重逢，提议俩人再来一次创作上的合作。光未然根据抗演三队两次渡黄河所产生的激情，由他在病床上口授、胡志涛同志记录，仅5天时间《黄河大合唱》的歌词就写好了。星海同志听后激动万分，日夜突击，仅用6天就谱写好了有8个乐章的《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曲调。又用了一个星期，完成了全部伴奏乐谱。在星海同志的指导下，由鲁艺的同志协助伴奏，经过短时间的紧张排练，4月13日三队在陕北公学的礼堂首次演出了《黄河大合唱》。值得一提是，当时的指挥正是照片上的这位邬雪零同志。演出取得了成功，受到了大家的称赞，震动了延安的文艺界，普遍认为这是抗战以来最好的歌曲，不论在政治上还是艺术上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首歌曲的问世，三队的艺术家们是做出了贡献的。

冼星海同志指导三队的同志们排练 《黄河大合唱》

（冼星海同志指导三队的同志们排练《黄河大合唱》，1939年4月12日在《黄河大合唱》首演的前一天，演剧三队与鲁艺乐队合练，这是合练后拍照，前左六深色服装者是冼星海，左七是邬析零。）

后来，当党中央决定抗演三队仍然返回由国民党统治的二战区去，许多同志都舍不得离开延安，更不想到国统区去，对此，毛泽东亲切地接见了大家。他很风趣地对大家说：“穿着国民党的衣服，吃着国民党的饭，给共产党和人民工作，这多么好啊。你们有合法的身份，比派别的同志方便得多。你们应该回到国统区去，占领那里的文化宣传阵地。”并说周恩来同志还在国统区做统战工作，这是一件非常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遇到什么困难，中央会支持你们的。同志们都心悦诚服地同意返回国统区去工作。短短的几个月过去了，延安在他们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对胡宗温来说，更让她终生难忘的则是，她和队里的其他6位同志，在中央组织部补行了庄严的入党仪式。

三队告别延安时，摄于延安交际处的留影

抗战期间，抗敌演剧三队一直转战在中条山、太岳山、吕梁山地区，深入到大小村镇、军营、战地医院演出。由于三队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艺术队伍，是一支文艺轻骑兵，所到之处，同时还为战地军民带去了抗战的歌声、壁报和漫画。美术家力群、庄言、金浪、钱辛稻等都曾在三队工作过，他们创作了大量的、为人民喜闻乐见的、富有战斗力的木刻和漫画在战地展出；并时常举办艺术训练班，培养艺术骨干，播洒艺术的种子，激发人民大众的抗日热情和奋勇杀敌的战斗精神。

重返二战区后，41年7月根据军委会政治部下达的指令，各演剧队按所配属战区番号重新排列，改为“抗敌演剧宣传队第二队”。随之而来，该“剧宣二队”在国统区所面临的斗争形势越来越艰苦，所做出的牺牲也越来越巨大。他们一方面冒着日军炮火，忍受着贫病的折磨和威胁，一方面遭受着国民党反动派越来越残酷的迫害。1945年1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了队里的13名同志，邬雪零同志也是其中的一名，他们被反动派罗织“莫须有”的罪名，借故监禁了一年零两个月，有的同志受到严刑拷打，仍始终不屈。为了营救被捕同志出狱，当得知军调三人小组由北京到达太原的消息后，胡宗温和田冲同志曾亲赴机场和宾馆，面见张治中，向张治中陈述和递交信件，以求申张正义。经党组织和重庆以及各地文化艺术界抗议、营救，抗战胜利后被捕的同志才最后得以全部释放。

　　1948年，剧宣二队(抗演三队)完成了组织交给的在国统区坚持战斗了十年的任务，全部回到解放区后，曾写信给周恩来同志汇报二队撤回的情况。周恩来同志看后十分高兴，亲笔复信，慰勉有嘉，祝贺大家胜利归来。

（下列几幅图片，均为抗演三队的同志们，在二战区时，战斗与生活的战时写照）

对胡宗温，邬折零二位老艺术家的访问要结束了， 临分别时，胡宗温同志才露出庐山真面目，用正宗的武汉话向我道别。一问才知道，这位在话剧舞台上塑造过《雷雨》中的四凤，《茶馆》中康顺子等众多角色，当时仍活跃在影视和话剧舞台上，光彩照人的老艺术家，原来是汉口江汉路的人，是我们的湖北老乡。胡宗温同志很高兴地说，在这个队里，岂只她一人是湖北人，她的哥哥胡丹沸、江啸平、赵寻以及张光年和他的两个妹妹张帆、兰光等都是湖北人，这个当时从昙华林开赴前线的文艺轻骑队，有多半的同志是湖北人，这个队应该说是我们家乡的“子弟兵”。这个“子弟兵”演剧队和其他兄弟队一样，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与关怀下，在抗战中所走过的艰苦历程和做出的贡献，将会永远载入史册。

拜访张光年（前右）和赵寻（前左）二位老革命文艺家

1999年10月6日我又去访问了赵寻同志，并由赵寻引荐拜会了张光年同志。同样地，对于抗演三队的战斗历程，他们都十分激动与感慨。身体不太好的张光年同志，欣然命笔，为我题写了“记住战斗的年代”！是的，我们应该记住那个火红的战斗年代，正是由于无数中华儿女当年地英勇奋战，我们的今天才会如此地灿烂辉煌。

后来，我还曾和力群同志联糸过，力群同志对这段历史也十分珍视，他还专门为我寄来了为缅怀这段光辉历程而写的题词。

本文稿经美女黄敏编辑后，刊发于2018年第7期《档案记忆》杂志，谨此表示衷心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