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留痕: 知青生活剪影

老夫

　　今年是知青上山下乡50周年。

　　半个世纪过去了。

　　多少个或动人心弦或平淡乏味的日子，如同指尖上的流沙，就在不经意间悄然逝去。无论是顺境中的欣喜还是逆境里的悲怆，平凡中的深厚抑或是世俗里的浅薄——往事都一如佳酿，回味绵长。

　　

历史由岁月积累，记忆伴时光而行。但凡印象深刻的东西，多为感触良多的事物。温故中重新打量历史，收集掉落的过去，再以审视的目光品察，便生发出深醒的结果。

 

曾经已为过往。却又化作丝丝缕缕编织了今天。

步履蹒跚的一路走来，在时空交错的回忆和现实的体验当中，才真正感受到生命的短暂、生存的艰辛和生活的快乐。

　　1965年秋天，我入读铁路中学。但只上了一个多学期的课 ，数学、语文、生物、俄语等等。数学讲到有理数、一元一次方程；生物课上，固定在蜡盘上的青蛙，被解剖后心脏依然跳动的情景，倒是记忆犹新；俄语仅学了“ 安娜 ”“ 尼娜 ”“ 伟大领袖”和颤动舌尖、打着嘟噜才能正确发音的“哈拉绍”等有限的单词和短句。

可见在下的文化水平，小学毕业而已。初一的课程尚未学完，显然是营养不良，犹如早产的婴儿，先天就是不足的。

但也绝不可否认后天的努力。

这代人的学习经历大多如此，也是无奈的选择。

 

1966年的春夏之交，我们就完全中断了学业，置身“停课闹革命”了。彼时校园的楼内楼外到处张贴着大字报、大标语，具体内容已不记得，主题无非是“炮轰”“批判”“打倒”“坚决捍卫”“遗臭万年”等咄咄逼人的词语，火药味儿十足。一张标题为“白太方何许人也？”（一老师名）的大字报，不知何故，一直映印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之后的日子里，或配带着红卫兵袖标、手持语录本、高举红旗参加聚集游行活动，或用钢板铁笔刻蜡纸、油印散发传单，或满怀崇敬的心情，在校园、火车站前、市招待所门前空地上学唱“语录歌”，大跳“忠字舞”。

也曾兴奋地加入以奔赴北京为目的地的“大串联”队伍，憧憬着能得到伟大领袖亲切接见的幸福时刻。然而临行时得到暂停进京的指令，便转而北上哈尔滨。不曾想怀揣家里给的13块钱，走到长春却被贼偷去了11块，心情沮丧至极点。辗转几天便垂头丧气的原路归家，直至被响应号召到“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 很有必要”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

　　铁中是本溪市知青下乡启程最早的学校。

1968年9月27日，大多数同学乘坐专列奔赴建昌。我是在父母的恳求之下，受照顾安排在本溪县插队。9月29日，在亲人悲戚的叮嘱和不舍的作别中豋上了火车。从此步入社会之门，踏上了未知的人生之旅。

而对前方的路，实在是茫然大于憧憬。

屈指算来，这一天距我年满16周岁还差130天。

我们落户的地方，地理位置介于连山关和祁家堡之间。居于一条大山沟的沟口，一条清澈的小溪蜿蜒着从山沟里流淌而出，穿村而过。两侧的大山庇护着有限的土地，几个名字叫“后地”“莺歌地”＂河西＂“北甸子”的小屯落散居在沟沟岔岔里。

沈丹线铁路如一道屏障横亘在村口。那是一段坡道，时见两台蒸气机车一前一后推拉着长长的车厢，呼哧呼哧地向上爬行。在那个短缺经济的时代，手表是件奢侈品，是重要的财富象征。因少有计时工具，除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看日头高低估计时辰 ，每天按时通过的客运列车，倒成为老乡们重要的作息时间表。

 

带着父母准备的行李，20个人当天下午住进了青年点宿舍。

这所房子坐落在生产队的队部旁边，是由马厩改造而成，其简陋程度可想而知。一侧是女生宿舍，另一边给男生居住，中间是女宿的外屋，也是厨房所在。男宿舍是独立房间，面积不足20平米，开门就见一铺炕顺墙而建，炕的上面又搭了一层板铺，以满足10人住宿之需，形似放大版的火车卧铺。想来当年应当是饲养员堆放杂物并值班的住所。

缺乏生活经验的我，住在二层铺上。上面已无多余活动空间，只能躺着或坐着。而对仅依赖一铺小火炕取暖的房间来说，在深秋和严寒的冬天里，这不智的选择让我吃尽了苦头。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是1955年毛主席为《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所作的按语。当我们高诵着这段语录奔赴农村时，却很少有人知道，它原本是针对五十年代那些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讲的。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才是城市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动员令，也界定了农村、农民与知青的教育被教育关系。

问题是他们能够胜任这一重要职责吗？

生产队的任务是组织生产，主持分配，按时向国家交纳公粮。对知青的到来，他们关切的是能不能影响自己的收入，是否会给生产队带来实际利益，而评价知青的主要标准是能不能干活，耐不耐吃苦。至于向知青灌输革命政治理论，“造就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以他们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管理水平，既无兴趣亦非其所长。实际上知青只是充当了简单的劳动力而已。

应当说，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以农村那点有限的土地资源，单一的产业结构，尽管干活“拉大帮”，分配“大锅饭”，劳动效率低，国家也拨付一定的知青安置费用，却并不一定需要我们这些劳动力。知青的到来，庄稼也没有因此而增产，更不欢迎知青秋后分配时与其争利。

但自愿也好，强制也罢，最终还是宽容地接纳了我们，理应感谢他们纯朴与善良。毕竟这片土地阶段性地养育锻炼了我们。

“四类分子”

 下乡之时，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正呈如火如荼之势。

金秋十月，收获的季节。

国庆节开始，我们就人手一把镰刀，加入了秋收的队伍。只见生产队里有那么几个人，上衣后背上都缝着一块长条状的白布，用黑墨水分别写着“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后缀其姓名，游动在大地里如鹤立鸡群般醒目。其中一人竟标注着“当了九年国民党兵”的字样，这已经超出“四类分子”的范畴。

毫无疑问，这是强制性的标志。

可以说，我对“ 阶级敌人”最为直观的认识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而后则目睹过对这些人的批判斗争过程。虽未见暴力殴打，但声色俱厉的训斥辱骂和变相体罚，推推搡搡，甚至逼迫他们最大限度地接近炉火炙烤，多为批斗过程中的常用手段。在平时的劳动生活中，为避“划不清界限 ”之嫌，人们也是歧视性的敬而远之，唯恐躲之不及。

最为触目惊心的一幕，是一天晚上召开的社员大会上，队部的炕上地上坐满了人。昏黄的马灯照耀下，大队民兵连长主持审讯队里一个中年男子。他时而轻声细语，好言相劝；时而横眉怒目，高声训斥。刚柔并济，软硬兼施。此时这男人已经被麻绳梱住了手腕，绳子另一头甩过屋子的梁柁，另有人随指令拉动绳索，双脚便吊离了地面。审讯实为刑讯了。听他因痛苦折磨而发出的低沉的哀嚎，看他那满是鼻涕眼泪扭曲的面孔，叫人不忍。几经折腾，这男人已是打熬不过，便按照主审人的思路和问话，呑呑吐吐地交待问题，进而坐实了自己的“罪行”。

然而讯问的内容，在今天看来虽有违道德伦理，但终究不过是一起民不举官不究，两厢情愿“搞破鞋”的事件罢了。

大庭广众之下 ，如此详细的公开审问事关两个人乃至影响家族声誉的隐私问题，不仅是对当事人的无情羞辱，也让在座的男女老少，尤其是当事人的亲属尴尬不已。

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就通过这种“逼供信 ”的方式呈现出来，且堂而皇之地被一件风流韵事取代了。

 

我们称其为三哥的青年，是队里的车把式。这年冬天赶着牛车往公社送公粮，恰逢12月26日主席诞辰，公社举行庆祝大会。三哥捡起散会后丢弃的一朵红色纸花顺手挂在牛角上，甩着鞭子悠然地行走在路上。见者问他为什么给牛戴花，答曰老牛也过生日。这一无心的玩笑之举，被认为是影射污辱伟大领袖，遭举报后便受到严格审查。

一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竟联想的如此丰富，一如“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文字狱，令人惊叹。好在他家是祖辈三代贫农，其大哥又是刚从部队复员的军人，队干部的重点培养对象，绝对根正苗红，最终批评一通并诚恳检讨一番了事。倘若换成出身不好、成份高的，恐怕就要“吃不了兜着走”，“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的帽子肯定是跑不掉了。

 

那个年代以家庭出身和政治标准划线。“四类分子”是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 、坏分子的统称。后来加上遣送农村监督改造的右派分子，称为“黑五类”（出身贫下中农、工人、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的称为“红五类”），还有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这八类人之外，由于“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则称为“臭老九”。

我们这个偏僻的山村小队显然是品类不全，只有“四类分子”存在。

 

实际上，当年无所不在的“阶级斗争”中，真正可称为“阶级敌人”的极少。司空见惯的是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无限上纲、残酷斗争。当戴着有色眼镜观察周围的人和事，无中生有地捕捉阶级斗争新动向时，就时常做出有悖情理的荒唐蠢事。不仅践踏了法律，更是对人格的摧残和灵魂的蹂躏，无情地亵渎了人的尊严。

如果说“地、富、反”等罪名的确定尚有其历史污点可循的话，那么有些罪名的确定就近乎轻率了。比如“坏分子”的名头，不仅标准模糊，适用范围宽泛，而且基层政权就有权决定。其内涵和外延很大的概念，就给一些心术不正的基层领导压制民主、排除异己开了方便之门，进而催生出更多的冤假错案。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四类分子”是一顶可以把任何人都压垮的帽子。这顶帽子是耻辱的象征，罪人的记号，渣滓的别名。戴上这顶帽子，就意味着他如同实行种姓制度的印度社会的“贱民”，是不可接触者，殃及亲属，祸及子孙。

作为“四类分子”的子女，是被摒弃在常人之外的“异类 ”，政治上的可靠性也就打上了重重的问号。在那个年代的政治定律面前，出身的卑微始终是他们人生路上的阴影。“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可实际上个人的表现往往无足轻重，为前途而做的努力已然显得苍白无力。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与“四类分子”相伴而生的概念。名义上似乎与他们的“ 反动老子 ”划清了界限，落实了政策，实则给他们烙上了鲜明的贱民子女标记。有了这个标记，政治上的歧视便如影随形。

 

我的祖父一生务农，勤劳俭朴，不嗜烟酒，节俭的近乎吝啬，干活是他唯一的爱好，是个闲不住的人。也许正是这个缘故，口攒肚挪、省吃俭用地聚敛钱财，进而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土改时也就因这土地划定为中农成份。

按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农虽不是革命依靠的力量，但也属于团结对象。他老人家肯定想不到，18年后，团结对象也被打入另册，排除在“ 红五类 ”之外，且在一定的时空里，与“ 四类分子 ”及其子女享有同等待遇了。

 “贫下中农留下来，其他的人退场。”会议主持人高声宣布道。

这是我多次遭遇的场景，也是令我黯然神伤的时刻。

那时的社员大会，一如标注“此件发至县团级”的中央文件，也是视内容有参加对象区别的。每逢此时，“其他的人”便在众目睽睽之下灰溜溜、臊眉耷眼地鱼贯而出。在下虽中农家庭出身，但此时亦成为与“ 四类分子 ”及其子女无差别的“ 其他的人 ”，最起码是个“ 准异类 ”吧。也许是我过于敏感，但那种像一个动物被驱赶出族群，无奈又无助，低人一头，脸面全无的屈辱和自卑确实是笼罩于心。

 

出身不好，在招工、征兵、招生等方面是受歧视和排斥的。一位与我一起下乡的同学，比我高两个年级，年龄自然也大于我。擅长在橡胶上雕刻毛主席像作印章，维妙维肖，也算很有才气的人。在我招工回城之后，娶了队里贫协主席的独生女儿，入赘做了上门女婿。后期在维修房屋运输建筑材料时，因车祸身亡，年轻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这片土地上。他之所以选择结婚定居于此，很重要的因素与其出身富农家庭，自觉回城无望不无关系。

 

20年后。我到单位的扶贫村了解情况，在祁家堡偶遇当年“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女儿，彼时与我们共同劳动的青年女子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多年不见，分外热情。交谈中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她的父亲已经平反了，落实政策了。那种拨云见日、扬眉吐气之情溢于言表，一脸阳光，曾经的心理压抑荡然无存。

出身就是成份，并以此划分出人的等级，褫夺了他们本应享有的权利和人的尊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种血统论以人的家庭出身来判断其政治态度，抺杀血缘只决定人的生物属性，而不能决定其社会属性的事实，用生物学原理判定社会问题，是何等之荒谬啊！

忆苦思甜中的春节

“山西省文水县，有个刘胡兰，她被阎军逮捕去……”这首颂扬英雄刘胡兰不畏强暴，慷慨就义的歌曲，是社员大会上经常合唱的。可惜老夫如今能记得并哼唱下来的只有这三句了。

下面这首流传甚广，于我们这代人来说绝对耳熟能详。

“天上布满星，月亮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千恨万恨，千恨万恨涌上我心头。……”

简单的旋律，直白的歌词，却紧密配合着当时的政治活动，是阶级斗争教育、忆苦思甜活动的必唱曲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1969年2月，我们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是在青年点度过的。

春节前一个多月，旨在防止知青倒流回城、将其稳定在农村的宣传活动便展开了。借助一些“典型 ”知青之口，发出了“春节不回城”，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的号召。

为彰显此举的“革命意义”，总要有点实在的举措才行，于是给知青上阶级斗争教育课、忆苦思甜等活动就生动地展现出来了。

春节期间队里为我们安排了两场活动。

先吃“忆苦饭”。

将没去皮的玉米粒和高粱用石磨粗略地磨碎，掺上一些热水浸泡后切碎的阴干白菜和萝卜缨子，借助青年点的大锅熬煮成粥，撒把大粒盐即制作完成。然后或碗或饭盒或小盆儿，每人盛了一份，在队部的院子里，自讨方便的或站或蹲或坐，伴着瑟瑟寒风，呼噜噜的喝粥声此伏彼起，顿时响作一片。这忆苦之粥粗粝涩口，实难认真咀嚼、细细品味，但在如此庄重严肃的教育课堂上，虽不待人受用也得勉力为之，只好囫囵吞枣般咽了下去。

饭后老贫农还不忘深情地教导我们，在旧社会，这样的饭食能吃上流儿就相当不错了，因而要“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大家频频点头，随声附和，倒也认同他的说法。

 再吃“思甜饭”。

或许是老夫孤陋寡闻，至今也没听到过哪里还有吃“思甜饭”一说。那么我们队的做法就颇具开创性了。吃过“忆苦饭”后，隔了两三天，队里又搞了场以吃“思甜饭”为主题的教育。

我们队得天时地利之益，有块面积不大的水田，每年都有一些稻子收成。除了秋后分给社员一些，队里也留点储备。这回就动用储备加工成大米，依旧用青年点的大锅，做了满满一锅大米饭，名曰“思甜饭”。没有佐餐之菜肴，但在平常难得吃到细粮的情况下，恰似“久旱逢甘雨”，已垂涎欲滴。一群人便狼吞虎咽，大快朵颐，一饱口腹之欲，精神似乎亦为之一振。锅底还剩下一些也慷慨地留给了我们。

 不过来吃“思甜饭”的贫下中农倒是明显多于上次。想来如此高档的公款消费，也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回想起来，这一“创举”或许是生产队领导动了恻隐之心有意为之也未可知 : 大过年的，一群青年男女远离父母，身处异地他乡，总该安抚慰问一下吧。

 以“忆苦饭”与“思甜饭”在视觉、味觉上形成的强烈对比，进行“忆昨日之苦，思今日之甜”的政治教育，倒也别开生面，形象生动，形式与内容统一和谐。若以工作方法论之，已显得颇为艺术了。

 

 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就这样在忆苦思甜、想念父母、幻想家中饺子的味道和亲人的牵挂当中过去了。

粗糙的日子

理论上说，青年点应该就是知青的家。但与传统意义上的家，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家庭是以婚姻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单位；青年点却是一群未婚男女知青的组合体。

青年点只是集中食宿的地方，参加劳动则分别计酬。性别、体质、劳动时间、劳动态度上的差异，必然收入不一；男女饭量的大小显而易见；探亲或因病因事误工更是普遍现象。可无论差异多大，都要合伙吃饭，同时要分担各项开支。

复杂的经济关系，匮乏的物质条件，加之初入社会独立生活能力差，决定了青年点生活管理的难度和生活质量的低下。

如今电的应用无处不在。它加速了现代化进程，改变了生产方式，方便了人类生活。人们对电力的依赖已是须臾难分。 

我下乡的地方是没有电的。

队里种的农作物主要是玉米、高粱、大豆，还有不多的水稻及谷子、糜子、小豆等杂粮。没电就无法使用机械，春种夏锄秋收获，工具就是镢头、锄头、镰刀、爬犁、木轮花轱辘牛车等等，沿用传统的劳作方式。秋后的高粱谷子大豆等粮食脱粒，就堆在场院上，手持梿枷不停地拍打，驱赶牲口拉着石磙子转圈碾压，迎风扬场，簸箕筛选；水稻用的是脚踏脱粒机手工摔打；维修农具的铁匠炉，用手拉风箱鼓风加热；加工粮食，诸如玉米面、玉米碴子、高粱米，只能靠人力或毛驴推碾子拉磨完成了，耗时费力。

火油灯是唯一的照明工具。晚饭后，昏黄摇曳的灯光如豆，朦胧着知青一天劳动后的疲惫。黑灯瞎火，无事可做，闲扯一通便鼾声四起，悄然睡去。除了偶而几声狗叫，山村寂静无声。没有广播，没有电话，没有书报，没有娱乐活动，对外联系靠书信往来。也没有更多的奢望。每听说祁家堡那里放露天电影，便兴奋不已，夜幕下结伴而去，沿着崎岖的山路往返十多里地去看一场。

这里70年秋天才开始安装电力设施。恰好我招工体检后等候通知，还干了20多天，上山砍伐落叶松，剥去树皮做电线杆，挖坑埋杆安电磁瓶。

可惜直至离开，也未沐浴到电的光明。

民以食为天。青年点的伙食几乎一成不变，有限的食材容不得花样翻新。主食玉米、高粱米，大锅贴饼子窝窝头与玉米碴子高粱米饭轮番变换，也只是干与稀之别。土豆萝卜白菜酸菜是主菜，清汤寡水，多以大锅烀、炖、煮、汤的形式炮制出来。不知哪个同学不小心，将火油灯打翻在缸里，煤油强烈的挥发性污染了多半缸的萝卜咸菜，虽几经清洗也难以去除令人作呕的味道，但作为一个冬春的下饭菜也没剩下。你别无选择。

腊月里，生产队组织我们深山里为青年点打柴，往返七八公里。午饭带的大饼子已冻的又干又硬，啃一口直掉渣，就在篝火里边烤边吃，渴了就近抓把雪填到嘴里。当踏着月色归来时，已是饥肠辘辘。而等待我们的晚饭，是队里送的打场落地的苞米粒子，留守的同学淘洗后煮了大半锅。饥不择食，倒也吃的兴味盎然，也充分领教了饥饿的力量。

那是求量难求质的年代，填饱肚子是首选。青年点的伙食尤其如此，从别指望能有企盼中的惊喜。

 清明节这天，有同学提议应当吃鸡蛋。于是采取aa制的方式，每人收3角钱，走家串户从老乡家收购。一人两个，搅拌在各自的餐具里蒸成鸡蛋羹。还从大队供销社买了一点咸刀鱼，打了一瓶散白酒。蒸鸡蛋羹，炖咸刀鱼，配上大饼子加散白，混搭配置，倒也别致。我是第一次喝酒，辛辣刺激，喝的晕晕乎乎，并无酣畅之感。多年后参加过各类饭局，难却劝酒之盛情，也能喝上二三两，但终归培养不出与酒的感情，更喝不出高阳酒徒的狂放不羁。

 

春节过后，学校工宣队的赵师傅来看望大家，大谈在农村生活要养猪的重要性必要性，说得蛮有道理。

受其鼓动，我们每人3块钱以集资的方式买了一头半大的“克郎猪”。可养猪要有技术，要有爱心，还要有物资基础。一群缺乏锻炼的年轻人显然是高估了自己，既乏责任心，也少物资储备。人吃的都清汤寡水，哪有精饲料去营养猪的躯体。饥一顿饱一顿地喂了三个多月，到青年点解散时只能杀掉了。称了一下重量，比买时反倒掉了好几斤份量，育肥变成了瘦身。实在是对不起“二师兄 ”。好点的肉一人分了一碗，一顿就吃光了。

一个带着美好期望的股份制经营项目，终以失败结束。

队里的劳动，参加不参加取决于个人，也无须请假。反正不出工不给工分，又不缺少劳动力。累了烦闷的时候，我们就三两个人结伴出去溜达溜达。无非是走到祁家堡街上转转，火车站看看，在供销社买二两视为美味的又硬又艮带有些许甜味的饼干嚼一嚼。最远的一次，沿着铁路往返20多公里走到连山关，中午在供销社饭店买两个馒头一碗白菜肉片汤，3角8分钱。吃完了，顺原路数着枕木走回来。

应当说，山区的风景不错，绿水青山，空气清新，但彼时却从未感觉到她的美。与今天驴友的雅兴大为不同，我等是无目的的溜达闲逛，决无观赏风景的兴致，只是想放松一下身心，排遣郁闷，为枯燥的生活找点乐子罢了。

这大概就是境由心生的道理吧。

生活虽然清苦，大家还是很本分的，从没做过偷鸡摸狗损害老乡利益的事。充其量秋收时偷拿点连秧带夹的大豆棵子，躲在山沟里烧一烧，吃的嘴巴乌黑。有时晚上拿些队里的土豆，偷偷塞进队部烀饲料的锅里，煮熟后扒出来吃。

这多为我们男生干的事。

我当年最大的劣迹就是坐车逃票了。

本溪到祁家堡也就大约百多里的路程，以今天的交通条件可谓近在咫尺。可那时的交通工具只有火车乘坐往返，单程票价记得是6角钱。为了省下6角钱，夏天我们曾站在蒸汽机车与车箱的连接处，逃避验票检查。通过隧道时就苦了，煤烟呛鼻，灰尘覆身。通常还是混上车，与车长乘警捉迷藏。查票时车长和乘警各守车箱一头，从两头向中间查验。一般都能避开检查，偶而逃避不成被抓到，一说是知青，又是铁路子弟，想来他们也有子女亲友下乡，便很同情地睁眼闭眼的放过了。

最不走运的一次，是在祁家堡一上车就被堵在车箱里。那天也许是车长心情不好，或是工作特认真，说什么也不开面儿，非补票不行。可我的兜里仅剩2角7分钱，怎么补？车到连山关把我撵下了车。此时已下午4点多钟，总不能留在这里。在站台上徘徊了一会儿，趁无人注意，在列车要开动时窜上了另一节车箱。

以今天的眼光看来，颇为寡廉鲜耻，有失脸面。可对知青而言，心怀愧疚地拿着家里给的那点零花钱，得省则省。

人穷志短，马瘦毛长。

没有肚子哪还顾得上脸呢。

生活就是过日子。一个“过”字蕴含丰富，它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演绎出缤纷的生活形态。

日子，过的是时光，过的是感觉，它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

知青的日子亦如此。

岁月是激情的，日子是粗糙的。

寄人篱下的生活

　　1969年初夏。

据传达是学习推广碱厂堡经验，解散了青年点，把我们分散安置到贫下中农家里“三同” :同吃同住同劳动。意在更好地接受教育，增进与劳动人民的无产阶级感情。

多数是一家分一个知青，个别人口少居住条件好的农户安置两人。

 

我被分配到生产队长家。

一幢以草做顶的房子，中间为界分住两户人家。与其他几户共用一个院子，房山头就是猪圈和厕所。进门就是厨房，两个灶台和水缸酸菜缸就占了很大空间。屋里是东北地区常见的对面炕，又用板壁分隔出套间。

队长50多岁，是位鰥夫，育有四儿一女。大哥30多岁，身体不大好，独身一人，居家操持家务；二哥是残疾加智障，常年裸着下身，萎坐在土炕上，如大小便则爬行到外屋灶坑解决。相处久了，见到我会含混地叫我“ 小宋！”不会说完整的句子和对话。另有一怪癖，他睡的炕和间壁墙上不准铺炕席，也不准糊纸。吃饭时常常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将食物摔到地上，因而给他备的餐具是两个搪瓷碗；三哥娶同村一女子为妻，后生一女；姐姐与同村一青年订婚待嫁；最小的一位我称其为老哥，比我大两三岁吧。

外屋的一面火炕住着老爷子、大哥、老哥和我，对面炕由二哥独占，老少五个光棍儿。套间里屋一面炕住着三哥一家三口，另一面炕由姐姐居住。为保护隐私，三哥住的一面晚上用幔子（布做的帷幕）遮蔽。

一处大约50平方米的住房，却是祖辈三代一家八口生活起居的全部天地。我的到来，更显拥挤不堪。不同的习惯，况且是毫无血缘和亲属关系的两姓旁人，双方都感觉到种种不便，个中滋味难以言说。表面上客客气气，但终归不是一家人。虽然我们带着口粮，但于人是增加了吃住等麻烦和负担，于己则总是难以摆脱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看人脸色的尴尬和心理负累，一言一行都要小心翼翼的有所顾忌。

自己也知道，既然住到人家，就得主动适应人家的生活习俗，尽力融入这个“家”。做不了别的，就得长点眼神勤快些，挑水劈柴打扫庭院，烧火喂猪清理猪圈，能干啥就干啥，做什么饭吃什么饭，不挑不检不嫌弃，别把自己当客人。在人屋檐下，岂能不低头？探亲回来，也不忘带点礼物联络感情，融洽关系。

在队长家生活的日子里，我们大体上相处得还很不错。但后来回想起来，1970年春天，国家征集民工修公路，当地人是不愿意去的。队里那么多劳力和知青，唯独选中我一人，大有可能是队长推荐的结果。可见与自家人还是有区别的。

不过这样也好，对双方的生活和精神负担都是一种解脱。

 

实践证明，这种激进的“三同”安置方式，牺牲了农民利益，也没有达到再教育的效果。他们永远不会把知青认同为家人，知青也不会对这个“家 ”有归属的意愿和依恋之情，反倒极易产生嫌隙，双方都不满意。

过了一年多时间，队里又重建青年点，便再次回归集体生活。

07020工程

　　 现今的中国不愧为基建大国。瞧那些超级工程，看修路架桥盖大厦的规模与速度，机械化、自动化技术的应用水平，不得不惊叹于科技和社会的进步。

放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这是难以想象的。

 

1970年春天，国家建设由本溪县小市到内蒙古大庙的国防公路，代号为“ 07020工程 ”。

我被派遣到这里出民工，成为筑路大军的一员。

整个工程是从农村抽调民工（大部分是知青）修筑的。草河口公社承担的是温泉寺疗养院后山到松树台大桥这一段。百多号人就驻扎在太子河边一个叫后崴子的村子里，分散借住于农户家，又搭建了一个临时工棚作民工食堂。

这段路设计在半山腰上，山下即太子河。现场没有任何机械设备，工具就是洋镐、铁锹、钢钎、大锤、撬棍、扁担、抬筐、土篮子，另有几辆独轮车。刨的刨，铲的铲，挑的挑，抬的抬，日复一日，整条路完全靠“人海战术”手工操作一点一点地啃出来。最考验体力耐力的活，是从温泉寺火车站往工地扛水泥。牛皮纸包装，一袋50公斤，即重又滑，背不得也抱不得，只能侧立于肩头，沿着新开的毛道一步一坎地向上攀爬，很快就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腰酸腿软。羸弱的躯体爆发出如此能量，自己都感到吃惊。

不过在下最好的记录，是秋收玉米过称入仓时背苞米棒子，一麻袋160斤。

现在80斤也拿不动了，“鬓已星星也”，岁月不饶人啊。

 遇到悬崖巨石拦路就要打眼儿放炮了，这也是即累又险的活。一人手扶钢钎并有节奏地转动，一人抡着十几磅的大锤，要稳要准要狠，不停地砸向钢钎。抡锤者汗如雨下，扶钎者震的虎口发麻，两人轮流操作。要义在动作协调，配合默契，稍有不慎极易伤人。炮眼视情况有纵向有横向，凿到预定深度，小心地放置炸药雷管导火索，然后远离现场点燃爆破。偶而遇到哑炮需要处理时，就得格外小心了，那是玩儿命的活。幸好这段路山势比较平缓，需爆破的情况不多。

而从同江峪到疗养院这段路，由于悬崖峭壁多，山势险峻，施工难度就大了，发生过几次死人的事故，付出了血的代价。牺牲者的坟墓至今还留在这条公路旁。

在太子河边的沙滩上，我曾参加过其中一个知青的追悼会。见会场悬挂的黑白色的遗像便觉得不祥:一个帅气的小伙，站在望溪公园通向山顶的阶梯上，身后是革命烈士纪念碑，目光炯炯，眺望着远方。大概是想突出背景，拍摄者为把纪念碑和人物纳入画面，只能采取仰拍的方式，构图极不协调。

冥冥之中似乎已经预示了他的命运，不禁令人唏嘘。

对我而言，比之于青年点和寄人篱下的生活，这是段快活的日子。虽然没有假日，没有工资，活儿即苦又累，但无须顾及太多的人际关系，没有利益的交集，每天出工收工，有吃有住，倒像是城里工人上班的样子。

最重要的是除了队里记工分，民工每月有15元的伙食费补助，还有一定的细粮供应，时不时地可以吃到馒头大米饭小米粥。那时年轻，活儿重，胃口出奇的好，也真能吃啊！4两一个状若小枕头的白面卷子，我曾一顿吃了3个，外加1碗白菜汤。一韩姓知青与人打赌，喝了6大碗小米粥，撑的肚皮鼓胀，动弹不得。虽然省了饭票，却也留下了笑柄。

中午天气好的时候，到太子河里泡一泡，练的泳技大涨，自学成才了。晚上两人一组，跟老乡要一梱高粱秸，梱扎成火把照着亮，拎着水桶，在河里逆流而上抓蝲蛄。赶上多的时候附拾即是，个把小时就抓了多半桶。回来交给老乡做成蝲蛄豆腐，与其美味共享。遗憾的是，由于生态的改变，如今太子河的蝲蛄早已近乎绝迹，市场上已被什么盱眙小龙虾取而代之了。

在这里我头一回吃了蛇肉。干活时我们抓到一条乌草蛇，扒皮后拿铁锹铲成小段，洗巴洗巴，在河边拢起火用饭盒煮了起来，饮烟袅袅，不久就闻到了香味，已馋的急不可耐。可由于火候不到就吃，有点嚼不烂。好在都是年轻人，“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

 

1970年9月3日，我到公社卫生院参加招工体检后，便离开了工地。

评大寨工分

人多耕地少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人多地少，又没有其它产业出路，那个年代也不允许发展其它产业，只能靠平均主义大锅饭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知青下乡实质上是壮大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队伍，与农民争工分争土地争口粮，侵占了农民利益。1968年，我们队的日工值是5角6分钱。1969年年终决算时降至3角2分，与一盒“大生产牌”香烟等值。

知青也是靠出劳力吃饭，出一天工，挣一天工分，一切花销来自劳动所得。我们每人都有一本记工册，用于记录每天的劳动内容和时间。记工员是个中年男子，姓名已不记得。估计文化水平不高，总是把“刨粪”的粪字写成左“田”右“分”，这“组合字”是自创，还是受教于人，不得而知，也无人指正。

记工册只是原始的记录凭证，决定收入多寡的重要因素是工分等级。在学习大寨经验的热潮中，采取“评大寨工分”的方法，叫作“自报公议”，视个人劳动时间、劳动态度、劳动能力等情况评定等级。或三个月或半年评一次，时间也没个准。

可在实际运作中，并不能做到公平对待。自报往往流于形式，最终还是队里领导等少数人决定。评定标准模糊不清，凭印象和感觉的随意性很强。队里有些惯于耍横的“硬茬”，无人敢惹，干“俏活”，出工不出力还要拿高工分。知青初入社会，不熟悉农活，不被视为整劳力也是正常的。可问题是在达到整劳力水平后，依然受到歧视，同工并不同酬，一般都被任意压低一两个等次。

我从未获得过一等工的殊荣，多为二等工，等同于妇女。仅有一次，可能是因为哪个活干得好得到领导青睐，留下吃苦耐劳的印象，评了个“一等次”，是介于一等与二等之间的档次。也算是赞许和鼓励吧。

 

1969年年终结算，扣除口粮钱等费用，在保持每月出工二十四五天的情况下，得到了24元3角6分钱的报酬。谈不上丰硕，却是一年劳动的果实，没有倒挂已是不错了。

这是我人生淘到的第一桶金。

1970年，由于在外出民工，与队里没啥往来账，回城后的第二年兑付我140多元现金报酬。

后来就用这笔款很虚荣地买了块东风牌手表。时价125元，是我学徒工6个月的工资总和，也是凝聚下乡劳动成果的唯一实物见证。

保存至今，也不失为那段知青岁月的永久记念。

　　生活是最好的老师。

 下乡插队的经历，是我人生岁月中的重要转折点。一个稚嫩的初入江湖的毛头小子，不仅在这广阔天地里锻炼了劳动和生活技能，汲取了直面人生的力量，也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中，认识到社会与人的复杂性，对性格、心理乃至人生观的形成都渗透着深刻的影响。

这是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令我终生受用。

 

饱经生活磨砺的知青，悉知中国社会和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坎坷的经历，锻就了他们坚忍的毅力、不屈的意志、务实的作风和自强的精神。在挫折与奋进中，思想亦日趋成熟，对改革开放的必然性，对彰显社会要求推进政治改革和民主进程的夙愿，他们有着更为理性、深刻地理解。

经历了时代的考验生活的琢磨，他们成为继往开来的一代，也十分珍视那段知青岁月成就的阅历，并在社会的发展进步中体验着今天的美好。

当然了，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反思，也是下一代的营养，必定浅移默化在后辈的性格和精神的基因里。

　　半个世纪过去了。

　　“知青”“老三届”，早已成为历史的名词。 “千古事，云飞烟灭，白发苍头”。50年前风华正茂的少男少女，如今业已是饱经风霜的祖辈。

　　一代知青已经走到了尾声。

　　 然而历史是在发展中构筑的，并非可用一个简单的句号结束。

　　青春不再，精神尚存。

　　他们，以及他们的曾经，都与时代交织在一起，理应得到尊重。

　　 

　　岁月留痕。

　　那是镌刻于心的风景，走马心田的牧歌，抺不去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