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春秋》，因一部书而命名了一个时代(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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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春秋》：因一部书而命名一个时代…

（ 一 ）

因一部书而命名一个时代，放眼悠悠上下五千年，便只有《春秋》当得起这份尊崇。

上古观象授时，见草木荣枯而知有春秋，遂以“春秋”指称年岁。至迟自西周起，朝廷设太史专录国事，又以“春秋”指称史书。

东周列国，各写各的《春秋》，惟晋楚稍异，晋曰《乘》，楚曰《梼杌》，名虽不同，其实如一。可惜诸侯纷纷忙着争霸，没谁在乎史书的存亡，战火连烧数百年，列国《春秋》就此散失殆尽。

反倒是鲁国这个偏处东隅的小邦，既无野心，又无实力，只好标榜礼乐，祈求大国们能看在周公的面上，戒骄戒躁，莫来骚扰，便余愿足矣。故而鲁国得以相对远离争霸的旋涡，苟全性命于乱世，直到秦统一天下前三十六年，才为楚所灭，算得上很长寿了。

更幸运的是，鲁国还拥有孔子这位五百年一遇的圣人。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3年），漂泊十四年之久的孔子终于回到故乡，他有感于周道衰微，壮志难酬，便将满腔心血都倾注在整理“六经”上，删《诗》《书》，正《礼》《乐》，序《周易》，作《春秋》，以寄寓自己的理想。

孔子归鲁以“国老”问政，接触宫府档案应非难事，《春秋》大抵就是孔子根据已有的《鲁春秋》修订而来。此番修订可谓居功至伟，不但为鲁国存照，还同镜摄入了其他各国的身影，纵说为天下存照亦不为过。后世以“春秋”命名这段历史，良有以也。

（ 二 ）

《春秋》是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记载了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历十二君，共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所谓编年体，就是按照年月日的顺序，把纷乱的史事梳理开来，一件一件挂在时间的钩子上。

春秋之际，诸侯间非战即和，战则大国侵伐小国，和则小国朝聘大国，而霸主为炫耀武功，更是频繁召集盟会。因此《春秋》所记，以侵伐、朝聘、盟会之事最多。据元代陈则通在《春秋提纲》中统计，有“侵伐”二百七十二例，“朝聘”一百五十四例，“盟会”一百九十八例；另有“杂例”二百一十七例，包括婚姻、蒐狩、祭祀、土田、城筑、宫室、灾异等，尤以灾异最详，日食、星变，霜雹、水旱、虫患、地震、山崩，无不备载。关于哈雷彗星最早的确切记录，便出自《春秋•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 三 ）

《春秋》的文字极为精炼，甚至可以说是简略。每一件事往往不过片言只语，注重交代结果，铺叙能免则免。例如曾入选中学课本的〈郑伯克段于鄢〉，讲述了郑庄公因生于难产，从小不受母亲喜爱，而他受宠的弟弟公叔段则骄横放肆，最终酿成了一场兄弟反目、母子失和的人伦悲剧，也留下了“黄泉相见”的典故。这是何等波澜起伏的故事，但在《春秋》中却仅有“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一句话而已，可算是当今新闻标题党的鼻祖了。

而且，就连这一句话也是大有讲究的，几乎字字隐含褒贬。将郑庄公屈尊降爵为“伯”，是讥刺他有失兄教；对公叔段绝口莫提为“弟”，是批评他有失弟道；兄恶弟逆，相斗如仇，俨然二君争国，故曰“克”；公叔段叛逃，不云“出奔”，暗示其为郑庄公有意纵容所致；郑庄公讨伐，点明“于鄢”，足见公叔段僭越之甚，已非寻常叛臣可比。

短短六字，居然复杂至此，孔老夫子的九曲回肠，委实令人叹为观止。而这便是影响深远的“春秋笔法”，也即所谓的“微言大义，一字褒贬”，左丘明更进一步概括为“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

（ 四 ）

晚年的孔子诚然是不甘心的，儒道未行，仁政未张，就连他的衣钵传人颜回也猝尔早逝，怎不令他神伤？司马迁说“仲尼厄而作《春秋》”，确是由衷感慨之语，只因他自己就是忍辱含垢而著《史记》。人争一口气，著《史记》为的是争一口气，作《春秋》又何尝不是为了争一口气呢？

修史本天子之事，孔子却偏偏要代天子而为。《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孔子俯仰古今，毫不留情，笔则笔，削则削，寓褒贬于直叙之中，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故孔子自叹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

司马迁堪称孔子的隔世知音，他不但效法孔子而著《史记》，对孔子作《春秋》的良苦用心，亦是剖析得淋漓尽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并赞道：“《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

（ 五 ）

《春秋》结束于鲁哀公十四年春，至“西狩获麟”一事，便戛然而止。其时孔子已七十一岁，大限将至，心境沧桑，又刚刚失去了最钟爱的弟子颜回，后继堪忧。这一日，叔孙氏的车仆鉏商，到曲阜之西的大野打猎，捕获一只怪兽归来。叔孙氏见此怪兽，以为不祥，便弃之道旁。孔子听闻，往而观之，悲道：“麟也！胡为乎来哉！胡为乎来哉！”边说边掩面大哭，涕泪沾襟。

麟乃仁兽，盛世方出，与龙、凤、龟并称“四灵”。而今正逢乱世，出非其时，反遇其害，是以孔子哀恸若此。

相传孔子降生之时，有麟吐玉书而来，岂料临终之前，又见麟死，冥冥中似有天意，故孔子不无预感地叹道：“吾道穷矣！”并写下一首挽歌：“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自此绝笔，不再著书。《春秋》也因此之故，又被称为《麟经》。这挽歌是为麟而唱，也是为他自己而唱，更是为他无法实现的理想而唱。

（ 六 ）

或许因为太过执著于微言大义，《春秋》摒弃浮辞，极简至上，多一字嫌烦，少一字觉阙。要读懂《春秋》，着实不容易。例如隐公八年（前715年）一条记事中，只记了一个“螟”字，至于这场螟虫之灾发生于何时何地，情形严重与否，殃及范围大小，则一概不提。王安石嘲讽《春秋》为“断烂朝报”，梁启超揶揄《春秋》为“流水账簿”，虽不免有些刻薄，却也不无道理。

为弥补《春秋》这一缺憾，战国时，诠释之作相继出现。到汉代时，已有《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夹氏传》和《邹氏传》五种之多。《夹氏传》和《邹氏传》后来亡佚，只有《左氏传》、《公羊传》和《穀梁传》流传下来，合称“春秋三传”。

如果说《春秋》是粗笔勾勒，那么“春秋三传”便是工笔细描。只不过《左传》是写实派，重在补充史料，详述史实；而《公羊传》和《穀梁传》是写意派，重在抉隐探幽，阐发微言大义。三者参读，裨益良多。

（ 七 ）

无论从哪方面考量，《春秋》的开创之功都是无可争辩的。

它的编年体例，为史学三大体例之一，“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垂范千秋，继之者众，《资治通鉴》最称出类拔萃。

它的私修性质，打破了官方对史学的垄断，成为诸子百家争鸣的先声。而“二十六史”中，私修者多达三分之一，亦可说是受其引领所致。

它的春秋笔法，姑且不论有多少后人穿凿附会之处，但其本身所彰显的史学精神却勿庸置疑，那便是勇敢无畏，刚直无私。中国史脉能绵延至今而不断，与孔子当初所赋予的那股坚韧之气息息相关。

圣人其萎，而《春秋》不老。爱读《春秋》者，代不乏人。最为民间所熟悉的，恐怕就是三国那位与孔圣人齐名的关圣人关羽了。君不闻一幅对联有云：

孔夫子，关夫子，万世两夫子；

修春秋，读春秋，千古一春秋。

何妨一学关帝，挑灯清夜读《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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