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里】我的知青生活

目极心游

我的故事要从重返知青队说起。

2008年4月，我和一起下乡的知青战友们重返木桥口知青队，去看看曾经劳动生活过的地方。从荆州城出发，过荆州长江大桥，过弥市大桥，走一段乡村公路，一个多小时，就到了知青队。这就是我们曾经住过几年的房子，几十年过去了，风风雨雨中，它仍在这里孤独地守候着。

荆州长江大桥。

1976年8月23日，我下农村了。那时，我还不到17岁。 我下放的地方是荆州区弥市镇沿河村。上世纪70年代时，这里叫江陵县弥市公社里甲口管理区木桥口大队。

那一天，在县楚剧团剧场召开了全县知青欢送大会，用敞逢车拉着懵懵懂懂的知青们，在县城街道上转了一圈，敲锣打鼓地送往各地农村去了。在城市街道上转圈时，我看到了母亲，她站在街道旁边的人群中东张西望，正在寻找我的身影，脸上没有一点表情。多年后，母亲告诉我，当时她特别失落，像丢了魂似的，几天吃不进饭。

知青队唯一还保留着的房子。

在剧场开会时，我收到了两个礼物，一个是县文化局胡永珍大姐送的列宁著作《哲学笔记》，还有一个是县楚剧团副书记、小提琴老师任万伦送的小提琴演奏曲谱。这两本书一直陪伴我多年，书从来没有读懂，小提琴也没有拉好，却温暖着我，在寂寞的田野里一点也不孤独。

　　

从县城到下放的地方距离不算太远，却用了半天多的时间。汽车从荆州古城开往沙市轮渡过长江，还要过虎渡河弥市大桥，然后在弯弯曲曲的虎渡河大堤上颠簸近1个小时，下堤后又走20多分钟的乡村土路，才到了木桥口大队部。汽车掀起的尘土，给我留下了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印象。

到达木桥口大队那天，大队小卖部有一个磅秤，引来知青们的围观，纷纷上去称一称，我也称了一下，1米68，76斤。当年的我好瘦弱，母亲担心，常常在家哭泣，直到春节回家，看到胖呼呼的我，才放心了。邻居们问我吃了什么好东西？能有什么好吃的呢？就是拼命地干活，拚命地吃饭，半年后长到130斤。

我的高中毕业证。

大队将知青们分成了5个组，分别安排到各生产队。我和毛小红、郭丽华、李卫东、周洪5人分到了四队。3个女生住进了田伯的家。当晚半夜，郭丽华突然伤心地哭起来，接着毛小红也哭起来，然后，我也哭了起来……第二天起来，三个人的眼睛又红又肿。

田伯、田妈真是好人，为我们5个知青做了2个多月的饭，把家里能吃的都吃光了。县林业局股长李葆华是一个大胖子，他代表农业战线到生产队看望知青，在田伯家吃中饭。田妈在厨房做饭，李葆华也要掌勺，炒一碗枯豌豆，倒了小半瓶油，田妈脸上的表情有点僵了。

生产队看5名知青快把田伯家吃空了，就让我们吃百家饭，安排轮流到每个农户家里吃一天饭。 农民真的好朴实，他们都尽其所能，把家里最好的东西弄给我们吃。凡是家里有喜事的、有做房子的，都提前安排我们去吃饭，两个月下来，我们把全队的农户都吃了个遍，还转了弯。

到4队李队长家吃饭时，他老婆杀鸡炖汤，让我们感觉好温暖。他有一个女儿，个子不高，长长的辫子，圆圆的脸蛋，十分招人喜欢，嫁给了一名军人，让她很自豪。结婚那天，我到里甲口供销商店买了一对红色的镜子送给他们。一次轮转到有两兄弟的农户家，吃饭时抬头发现两兄弟头上都是癞痢，我吐了，几天不想吃饭。

1977年5月在里甲口街照像馆摄影，那时我的体重达到了130斤。

5名知青队友在一口锅里吃饭很开心，也很团结。李卫东总是像大哥一样地照顾大家，没有米了，没有菜了，就主动与生产队沟通解决。一天，他发现生产队仓库有许多南瓜，就指挥我们3个女知青用板车去拖，拉了一车又一车，把床下塞得满满的，直到我们搬出田伯家时，床下还有十几个大南瓜。

周洪性格随意温和，说话时总是微笑地看着对方，感觉特别温暖。郭丽华性格开朗，刚到生产队与财经贺队长的老婆建立了友谊，像亲戚一样走动了好多年，对知青们也很关照。 郭丽华最勤快，每天早起帮助田妈一起做饭。

毛小红个子不高，性格沉稳，不随便说话，但她心里最有数，干活也是一把好手。她聪明机灵，还是一位才女。每天晚上，她都写一首打油诗，形象生动地把一天的劳动和感想描写出来，每次听她朗读诗歌都是一种享受。

2008年4月在知青队老房子前合影。从左到右：我、周洪、郭丽华、毛小红。

我是一个瞌睡虫，倒在床上就睡着了，坐在仓库里开会时也睡着了，在地里干活坐在地上一会也可以睡着。一天下午，我们正在田间锄草，大队的高音喇叭突然传出了哀乐声，沉痛地播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大家惊呆了，许多人在田间地头失声痛哭起来。大队布置了纪念灵堂，摆放许多花圈。

那段时间，除了上工和参加纪念活动外，每天晚上，在小队仓库里点着煤油灯，组织社员们学习《人民日报》社论等，经常学到深夜转钟。李卫东是学习主持人，由他读当天的《人民日报》社论。我经常累了打盹，一觉醒来，他仍在精神抖擞地高声读社论，好佩服他。

在迎接新年到来时，我们搬进了知青队，两批知青共27人。张生杰担任了队长，赵兰艳是妇女队长，李卫东是财经队长、周洪是技术队长，还有生产组长、副组长，还有团小组长、副组长，知青队友们基本上人人都带上了长。

在知青中，最能干的应该是张生杰。 第一次见到张生杰，就感觉他是一个有野心的人，总是不笑，像在思考什么问题。下乡之前，父亲就告诉我，一起下乡的知青中，有一个叫张生杰的小伙伴，他是中学学生会主席，很优秀。 知青队成立后，张生杰担任了队长，还真像那么回事，安排农活，总结工作，头头是道，有板有眼，有时感觉他是上级派来的领导。知青队住房的屋檐下吊着一根铁棒，每天上工时，张生杰就敲几下，知青们鱼贯而出，拿着农具跟着他到地里干活去了。

1977年12月，李卫东、周洪、张生杰在弥市公社照相馆合影。

张生杰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耕田耙地样样都会，摘棉花比女知青都快。 农田耕作后要整理，用锄头将大块的泥土打碎，培成一垅垅的。第一次干这活儿，我整的田土不细，沟不深，张生杰急了，抢过我的锄头，边示范边说："这样、这样……"看他着急的样子，不知所措了，笑了笑，这一笑把他笑的不好意思，放下锄头走了。看看知青们整的田，真比我好多了。

作为先进知青代表，张生杰到处巡回演讲，介绍先进事迹，也展现了他的口才。他的笛子吹的真好，每当夜幕降临时，知青队一片漆黑，张生杰优美的笛子声成为一道风景，温暖着大家的心。一年半后，他参军入伍了，从此知青队少了优雅的笛声，也少了几分浪漫和心动！

张生杰在知青队劳动生活只有一年多时间，与贫下中农代表张队长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几十年来经常去看望他，还为他争取了农村干部福利待遇，解决他的生活问题。2016年5月，张队长去逝了，张生杰专程送别。

2008年4月在知青队老房子前合影。从左到右：张生杰、我、周洪。

最有意思是陈汉波，当了司务长，管大家吃饭的。陈汉波的父亲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她从不张扬，说话办事有分寸，在知青中很有威望。她声音宏亮，模仿明星表演惟妙惟肖，总是把大家逗得开怀大笑。我和与陈汉波等4人一个房间，与她床对床，共一个桌子，彼此信任，总有说不完的话。那个年代物资匮乏，偶尔家里托人带一瓶猪油，挑一勺拌拌饭吃，都开心得不得了。我和陈汉波从不分彼此，共享猪油。

刚到农村时，陈汉波安排到二队劳动。到知青队后，她告诉我，二队队长是个文化人，在报纸上发表过许多小说。我很好奇，让她带我去见见，这位饱经风霜的二队长，已经看不到文人的气息了。他对我们的来访很热情，还经常留我们吃饭，借书我看。他在小学教书的儿子考上中专。之后，我收到了他儿子的来信，惊愕不已。

1978年的夏天一个晚上，我和陈汉波摸着漆黑的田间小路，来到虎渡河边杨林尾棉花收购站看电视，室外面的柴油发电机突突突的响，小会议室里挤满了人，小小的黑白电视麻麻点点，正放影着日本电影《望乡》，这是我第一次看电视。现在想想，那时候我们的胆子真大，不怕天黑，不怕坑坑洼洼的土路，也不怕碰到流氓。

2008年4月在知青队老房子前合影，我和陈汉波。

知青队有了三个张队长，知青们亲切地把贫下中农代表张义甫队长叫张伯，带队的张光文队长叫张叔。在张叔到来之前，也有一个知青带队干部，个子高高的，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回忆起他了。

知青队成立后，换成了张叔。张叔是江陵县北门大修厂的副厂长，还是一名转业军人。到知青队当领队后，对知青真的好关心，像个母鸡护小鸡，每天晚上都要到男知青那边查房，生怕他们做出偷鸡摸狗的事来。严厚芳的父亲是北门大修厂厂长，每次他从城里回来时，总是帮她带点东西回来，知青们都感觉张叔对她特别好，有点偏心。

当年物质紧缺，张叔总是想能想办法弄回来，开拖拉机的柴油呀、点灯的煤油呀，还有化肥呀，都是用桶提回来的。他还经常和知青们一起下地劳动，样样农活都干。春节时，还接城里的知青们到他家里过年。 按规定知青带队干部是一年一换，张叔却一直陪伴着我们，直到最后一名知青离开。

2008年，部分知青和带队干部张光文(右三)在知青队老房子前合影。

知青队成立后，生产大队派了贫下中农代表管理知青队。贫下中农代表张义甫队长是一个好班长，他把知青队当着自己的家去照顾，把知青们当着自己的孩子去教育。知青队成立后，生产队分给知青队一百多亩地，还有一些生产工具，要带领知青们把一百多亩地种好，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春耕时，知青们不会使用犁耙，张队长就手把手教，许多男知青都学会了使用犁耙耕地。

为了让大家掌握农业技术，经常主持讲座，把种棉花的方法编写顺口溜，易懂好记。三年下来，知青们大多成了种庄稼的好手。下雨不能出工时，就组织学习社论，让大家把心得体会贴在会议室的墙上，像一面面万国旗。

之后农村开始搞责任田了，张队长也跟紧形势，分田到人，我分得了3.6亩责任田。再后来，我离开了这三亩六分地。2008年，重返知青队时，专程去看望了张义甫队长，他抱着张叔哭得稀里哗啦，边哭边念叨知青们的名字，大家感动了，又有点不知所措。

当年，我住在第三间房子里(从左到右）。

管理知青队财务的熊会计很温和，做事也很认真，就是身体不太好。他有一个不省心的女儿，本来已许配人家，却与本队的年轻人好上了，硬要退婚，这可急坏了熊会计，要打断女儿的腿，结果女儿跑了。女大不中留，最后还是熊会计让了步。

听说他女儿回来了，我和陈汉波去看看，她将床上几件衣服展示，说是那男人买的，在太平口河滩挑沙赚钱买的。她说："这么多的衣服，怎么穿得完呀？"爱情，让这个女人变得多么简单，也多么容易满足，她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熊会计见我们来了很高兴，蒸馒头给我们吃，馒头又大又软，想不到熊会计还有这等好手艺。在农村三年，这是我唯一吃到的馒头。熊会计女儿结婚时，我到里甲口供销社商店买了一对果盘送给了这对新人。几年之后，听说熊会计病逝了。

一眼望不到边的田野。

做饭的李师傅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据说他的成份不好，脾气还不错，做了几年的饭，没有与知青们发生冲突，这就不容易了。我们太年轻了，就是没有菜也能吃上几大碗米饭。李师傅做菜就是水煮盐拌，一餐饭一个菜，我们吃的也很香，偶尔也有一些有创意，他把茄子晒干后，炒辣椒，我很喜欢这道菜。

最难忘的是南瓜炒辣椒，又辣又甜，味道怪怪的，一吃就是十天半月，之后好多年，我见南瓜就想吐。 一年夏天，为了欢迎全县知青工作大检查，知青队里杀了一头大肥猪，没法存放，全部做成扣肉、烧肉、蒸肉等等，全是油沥沥的大块肥肉，吃了几天受不了了，我端了一碗大肥肉与农户家里换了一碗豆角，觉得那豆角好好吃，几十年过去了，仍在回味那碗豆角的芳香。

沙市轮渡码头

故事最多的要数回乡青年王昌银。王昌银是大队长老婆的弟弟，个子不高，人很精神，经常抽到公社和水利部门帮忙，在农村来说算是有见识的人。他作为贫下中农代表来到知青队，负责财务、图书和后勤等工作，知青们借个书呀，领个饭票和煤油呀等等都要找他。我觉的他是非常聪明又勤快的人，对知青队充满了感情，吃住都在知青队。不知为什么，女知青们特别不喜欢他，经常说他的笑话。

　　

一次，他去城里办事，顺便去看望生病的张叔，晚上，家里没有住宿的地方，让他住进了张叔住院的病床。他夜起上厕所，迷迷糊糊地站在墙边拉尿，正巧墙边窗子里有个女的，见墙边有人影晃动，大喊"流氓呀"，这一喊，就把他喊进了派出所，当然，少不了皮肉之苦。那年代没有身份证，他又没有公社证明，怎么说也说不清楚，最后是张叔把他从派出所里接了出来。之后，他离开了知青队，搬到郝穴镇去了。后来，听说他结婚了，有了孩子。

虎渡河上的弥市大桥。

让我最感动还是种菜的田伯。田伯整理的每块菜地都像一床温暖的棉被伏在地上，种出的蔬菜水果都像妖娆妩媚的女人，忍不住经常去菜园看看，就像在花园散步的浪漫感觉。 有一天，雨过天晴，地上很潮湿，我在菜园旁小路上散步，发现菜园围栏有一个洞，蹲下往洞里看看，有二个男孩正踡缩在瓜架下面，手里还拿着啃了半边的甜瓜，原来是两个偷吃的孩子。看着抖抖索索的孩子，心里一阵怜悯，问他们是那家的孩子，吓唬了几句，放他们走了，还给孩子一人一个香瓜。 多少年过后我仍然记得这两个偷瓜的孩子，有时也设想，当初把他们交给老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田伯种的蔬菜是花样年华，种出了一年四季 无论春夏秋冬，都可以吃到新鲜的时令蔬菜，成为全公社知青点的榜样，公社召开了现场会，推广田伯种菜的经验。在我离开知青队的那一年，田伯卖掉了房子，和田妈一起投奔在大庆油田工作的女儿去了。

30多年后，重返知青队时，听说田伯田妈不习惯东北生活，又回来了，住在知青队东边二间旧房子里，正巧他们出门了，我们没碰上。当时两位老人可能都有80多岁了，仍健在，心里暗暗祈祷，祝福好人一生平安！

荆州长江大桥修建后，繁忙的汽车轮渡码头已废弃。

知青队的住房是在四队仓库的地基上建的。前面是一道小沟渠，夏季涨水时，从虎渡河放水进来，水沟里的水又深又浑；冬季枯水季节，水沟里的水很浅很清。这条小水沟是队里人的生命线，全队人的吃水用水全靠这条水沟。知青队的左边是大队队长刘启美的房子。刘启美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什么样的机器都能使用。他有一个聪明的儿子，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在县教育局工作。农村分田到户后，他到了城里生豆芽卖，说是很赚钱。之后，他们全家搬迁到郝穴镇去了。

知青队的右边住着姓李的农户，我们亲切地叫女主人李妈。李妈有四个儿子，这让她很自豪。她家菜地与知青队菜地连在一起，种得也是全队最好的。李妈个子高，嗓门大，给人很彪悍的感觉。她总是骂骂咧咧的，却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女人，做些小事让人感觉暖暖的。一次，李妈请几名知青到她家吃饭，一碗辣椒炒肉，鲜美的味道，让我几十年都不忘。

刚下放不久，农村实行平坟还田，每个生产队都有平整坟地的任务。四小队大片坟地在乡村公路边，每次回城都要经过那片坟地。那天，全队的老老小小都去了坟地里移坟，我们也去看热闹。坟地里很安静，大家都默默地挖，突然传来惊天动地的哭喊声： "我的娘呀……"。远远望去，看到李妈正伏地地上嚎淘大哭，双手不停地抖动，还没有回过神来，又嘎然而止，立即站起来，指挥她的儿了们继续挖，像演电影一样。

2008年4月站在曾经劳动过的田野上。

现在从荆州城到知青队只需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当年从知青队回一趟城是件不容易的事。 知青队位于虎渡河边，离弥市公社所在地有20多里地，没有公交车。涨水的季节里，可到沙市码头坐小拖船，沿长江上行，在太平口处驶入虎渡河。上午11点钟多上船，拖船摇摇晃晃几个小时后，下午4点左右在一个叫杨林尾的地方停靠，下船还有走半个小时，才到知青队。其他的季节坐公交车到弥市公社后，再沿虎渡河大堤走二个小时才能到知青队。知青们想家了，提起行李就出发，什么困难也挡不住他们回家的脚步。一年春节，知青队杀了猪，给每位知青分了十几斤肉。归心似箭的知青们背着猪肉就上了路，到了弥市公社没有赶上公交车，队友们硬是背着猪肉走着路回到了家，路途遥远，十几斤肉越背越重，恨不得扔掉。

三年的知青生活，虎渡河就像情人一样，陪伴着我们回家的路。冬天，虎渡河变成一湾碧水，坐在河边晒太阳，很惬意。夏天，虎渡河急流奔腾，知青们嘻戏水中，很畅快。虎渡河，它在我的心里留下了好多的思绪，冬天里，夏天里有着不同的情怀。

虎渡河畔。

下乡半年后，我也带长了，担任了大队团支部副书记。回想起这个副书记职务，没有履行什么职责，到是做了几件好事，成就了一段姻缘。大队小学老师编了一个歌剧，要我带他们去县剧团学习，去了2位老师，1名学生。学生学习《洪湖赤卫队》歌剧中的舞蹈《手拿碟儿敲起来》。漂亮的女老师学演唱，帅气的男老师拉二胡伴奏，《劳动浇灌爱情花》，戏没有演完，他们就入了洞房。后来他们参加了公社文艺演出比赛，都得了奖。

小学一名学生写了一篇作文《虎渡河畔一知青》，描写我当年留着长长的辫子，走在田间小路上，阳光洒在身上，十分好看。还写我带领学生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故事，作文登在报纸上，让这位学生得到荣誉，也让我引起上级领导的关注。县里要树知青典型，让我在知青先进代表会议上表态扎根农村干革命，我没有吭声，也没有参加会议。有人劝说："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就说句假话有多难？说是说，做是做，那些说扎根农村干革命的人不是都走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不出口。

当年我们割麦子、种棉花的田野。

1977年3月，荆州印刷厂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江陵县抽了几百名知青参加突击活动，这是政治任务，大家感觉十分光荣，周洪、刘卫兵和我一起参加了会战。机器强烈的轰鸣声让我的心脏特别难受，简单重复的动作让我感觉无聊。在书页校对中出现了疏忽，受到了批评，心里感觉害怕。一个月后，我跟主管师傅打了一个招呼，回到了知青队，当天，就下地干活了。过了几天，张队长问我什么时候回印刷厂，我说不回去了。又过了几天，他又问："你是不是犯错误了？"现在看看没有犯多大的错误，但当时印毛选出现差错还是比较严重的。

从印刷厂回知青队不久，大队派我参加了团县委在县委党校举办的培训班，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这一期培训班学员全部是知青团干。县委党校在偏远的红旗林场，这次学习机会让我知道什么是林场。到达林场第二天，突然腰疼得站不起来了，那时候的医疗条件真差，林场卫生室的医生看了一下，什么也没有说就走了。我在床上躺了10来天后，母亲从县城赶到林场看我。现在回想，母亲当时看我病成这样，心里该多难受，也无可奈何。

田间的活是很劳累的。记忆中最害怕的农活是拔棉梗。拔棉梗的铁弯钓很重，拿在手上沉沉的，碰到土质含沙多的很容易拔起来。如果土质硬，就根本拔不动，一拔一震，头就剧烈痛疼，手上全是泡，第一次干这活，眼泪都恨不得拔出来。

2008年4月在知青队老房子前留影。

每年7、8、9月份是给棉花打农药的季节。1977年夏季，张队长很关心地对我说："你劳动力太差了，要好好的锻炼。"于是安排我去打农药，一打就是三个月。装农药的铁鼓子很沉，加上农药后更沉，背上肩时，需要有人帮助将铁鼓子往上顶一下。几天下来，就能轻松地将铁鼓子背上肩了。打完一天的农药，背后衣服经常被药水浸湿，皮肤经常发痒，长了许多红疹子。跟张队长反应病情，他说："轻伤不下火线嘛，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点小红点点算什么？"笑了笑，摇摇头走了。这些小红疹长了又好，好了又长，有的结了痂，至今还留在我的背上。张队长不是不关心我，当年的领导就是这样子教育我们的，要求我们的。

1978年冬季在里甲口照相馆合影。从左到右：赵昌文、(中上)陈汉波、（中下）陈美珍、刘东平。

知青队的农田都是长长的，当麦浪翻滚时，有一眼望不到边的感觉。割麦子时，一人一条，齐头并进。为了完成任务，我经常提前到麦地，有一次凌晨3点多就来到田间，尽管这样努力，也只能保持不落后。许多队友们都是劳动能手，刘东平心直口快，人特别善良，劳动是把好手，每次并排割麦时，她总是在前面偷偷的帮我割一段，不让我落在最后，这份温馨的友情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2008年4月在知青队合影。从左到右：刘东平、陈汉波、陈美珍。

干农活全凭体力，上堤挑土，下塘挑泥，肩上沉重的担子压得骨头都是钻心的疼，我们都体验过。 当年劳动报酬是记工分，劳动一天记多少工分也是评出来的。张队长跟我商量："你的力气没有刘东平他们大，你就二等吧。"知青们大多拿一等工分，只有我和2个女知青拿二等工分。

干农活很苦很累，但我们没有害怕过，我们很年轻，很单纯，我们脸上始终有阳光。我们总是记住到农村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要让汗水荡涤小资的灵魂，用艰苦的劳动磨炼年轻的躯体。当我们看到辛苦的劳动成果时，仍然充满丰收的喜悦。

这是一个青春躁动的年龄，爱情之花处处绽放。记不清楚有多少人在谈恋爱，印象最深的是郭丽华。郭丽华是四川江油县人，投亲靠友下放这里。她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笑口常开，还有一副好嗓子。"火车呀火车，你慢慢些走，让我再看看远走的朋友……"这种忧郁悲伤的《知青歌》，她却唱出了几分快乐和优雅，四十多年来，我常常想起这支歌。搬到知青队后，每到休息之日，郭丽华总会约几个知青一起到里甲口去转转，回来时，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慢慢地感觉到了，郭丽华恋爱了。

女知青中最漂亮的是严厚芳，弯弯的眉毛挂在明亮的大眼睛上，甜美的笑容让人过目难忘。但她给人的感觉拖拖踏踏，总有满腹心事的样子。她也恋爱了，总是躲在蚊帐里面读着远方的来信，神秘的笑容像一道靓丽的风景留在我心里。

后来，慢慢地知道了，知青队有好几对恋爱了，有爱的，也有被爱的，那份情是那么美好而单纯。好多年后才知道，他们都没有能走进婚姻的殿堂，只在记忆中留下了回忆。也许是太年轻了，还不懂的什么是爱情，但这份情是美好的，这份爱是值得珍藏的。

生产大队经常组织各种活动，知青们都积极参与。三八妇女节庆祝活动时，詹思东一曲《我为亲人送鸡汤》，让大家见识了什么是好声音。我和赵兰艳跳双人舞《我爱祖国的大草原》，至今仍记忆犹新。男知青们喜欢在稻场上踢足球，常常是还没有开始，足球就滚进了路边沟渠里，捞球的时间比打球还要多。

　　

大队民兵连长把民兵（几乎所有的青壮年社员）组织起来队列训练，围着棉花田转圈儿，长长的松散的队伍从村头走到村尾。大队组织民兵进行射击训练，我们天天趴在地上，瞄准前方。终于有一天，让所有的民兵在棉花菜花地里真枪实弹，打得空旷的田野梭梭地响。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实弹射击，趴在挖好的深坑边，瞄准射击，砰的瞬间，枪杆也狠狠地顶在肩背上，好疼，我迅速站了起来。只打了1枪，6环，还不错，我窃喜，因为好多人打了一个烧饼。好多年后，才知道是自己的眼睛能看很远很远的地方，朋友称之"望眼镜"。

在回忆知青生活时，津津乐道地讲叙当年田间艰苦的劳动之外，谈得最多的就是偷鸡摸狗的故事。一天晚上，我到男知青房间借东西，几个男知青正用煤油炉煮花生吃，他们见到了我有点不好意思了，说是在生产队地里拨的，让我也尝尝。我吃了几颗，真好吃，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水煮花生。

知青队每个人都是有不同的个性，当然也有不同故事。下乡三年，我和帅气的邵刚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他的琴声却留在我的记忆中，从杀鸡的噪声到流畅的旋律，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刘东平有一副好嗓子，也写了一手好字，抽到县知青办帮忙，一帮就是一年。后来招工到企业后，一直搞政工，发挥了她的特长。

2008年4月部分知青和带队干部在知青队前合影。

周洪喜欢玩气枪，经常打打鸟玩玩，这玩意可不是好玩的。村里几个孩子常在屋后玩耍，吵得人无法休息，赶都赶不走。周洪想吓唬一下，用气枪朝地下打了一枪，孩子们吓跑了，再也没有来了，他以为没事了，30多年后他才知道，其实故事仍在继续。那一枪打到孩子的腿上，孩子吓得往家里跑，家长一看，这还了得，找到大队书记范义成评理，还要到公社告状。那天知青带队干部张叔正在范书记家，立即给家长做工作，还要生产队长给孩子家长多记几个工分，还要保守秘密，不能影响这位知识青年的进步，总算把事情平息下来了。

里甲口是离知青队最近的一个小集市，知青们常常结伴去逛逛，还坐渡船到对岸的公安县闸口转转。一次，李卫东、周洪几个人坐渡船时，与当地的年轻人发生摩擦，打得头破血流。有趣的是，他们当兵入伍后，发现与打群架的那几个年轻人都在一个连队里。最后，他们成了生死之交的战友。

2008年4月在知青队的老房前。

知青队的夜是漫长而又宁静的。 每当夜幕降临，村庄里一片漆黑，偶尔听到几只狗的叫声。夏天里夜晚，知青们总是聚集漆黑黑的稻场上，三三两两地聊天，有唱歌的，有拉二胡的、拉小提琴的、有吹号的、吹笛的，一种股青春的气息在流动。在冬季长夜里，知青们有的人早早地钻进被子里，有的在灯下读书。知青队的书很少，都是一些政治学习资料、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选集。几年下来，我把知青队能看到的书全部读完了，读的最多的是毛泽东选集，其实根本没有读懂。每天晚上就坐在煤油灯下看书，鼻孔常常被煤油灯烟熏得黑呼呼的。

粉碎"四人帮"后，各大报纸常常登载许多长篇报道文学，阅读变得丰富起来。陶斯亮写的《我的父亲陶铸》长篇报道文学，让我流了几天的泪。徐迟的《哥德巴赫的猜想》让我对自己前途产生了无限的遐想。《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名著都是那个时候看的。有许多字不认识，就查字典，写上注释，感觉自己天天都在进步。

1977年高考证。

1977年10月底，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恢复高考制度。它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改变了我的命运。刚得到这个消息，我和所有的人一样，都的不相信这是真的。面对突然来临的高考，将信将疑，直到走进考场仍在怀疑。

张队长给全体知青报了名，还用拖拉机将知青们拉到弥市中学参加考试，结果是可以预知的，一个也没有考上，我也因为4分之差落选了。这4分让我难过，也给了我希望和动力。几过月后，又参加了1978年高考，又名落孙山，也只差4分。

1979年参加高考上的照片。

1978年春节之后，张生杰、李卫东、周洪参军去了。不久，赵兰艳神秘地告诉我，她要离开知青队了。后来才知道她是通过关系，找了县长张美举特批条子弄了招工指标，算是走了点小小的后门吧。一点也不羡慕赵兰艳，天生害怕机器的轰鸣声，招工对我没有一点吸引力。慢慢地，知青队又有人当兵了，又有回城的。

当时有政策规定各单位可以安排职工子女，母亲单位领导关心，问愿意不愿意到医院当护士，我没有动心。父亲在林业部门工作，按规定可以安排林业部门的工作。父亲带我去了一个林业木材收购站看看，荒芜的河堤上堆满了木材，横七竖八。沒有更多的选择，告诉父亲，我要考大学。

高中同学陆陆续续地回到了城市。一个同学在县图书馆里大声嘲笑："她能考上大学，我倒爬护城河里死去。"许多认识的朋友一笑而过。当年学校不重视文化知识的学习，荒废了整整一代人，我们的基础真的太差了。

1979年8月，在离开知青队前夕，在里甲口照相馆拍照留念。

1979年4月份，父亲坐着一辆吉普车来到知青队，将正在田边锄草的我拉上了车，锄头就扔在了地里了，回到了城里，到荆州中学做了一名插班生。

荆州中学文科班有十几名插班生，加上班上已有的学生，把教室挤得满满的。进入学校之后，才知道在校学习与自己复习完全是两码事。半个月后，参加了地区教委组织的应届生毕业考试，我的成绩全班倒数，班主任王继先老师微笑地鼓励："你的数学不错，还有希望。"这次毕业生统一考试让我知道了，目前的学校教学已今非昔比，无论学习内容和学生状态，与过去相比都不在一个层面上，而这次学习对我来说，可能是最后一次冲刺高考的机会。

那段时间母亲参加巡回医疗去了，父亲下乡了，早晨在食堂买几个馒头吃一天，渴了喝点自来水，早起晚睡，汗流夹背也不觉得热，蚊虫叮咬也不觉得痒，自己像插上了飞翔的翅膀，有使不完的劲。 同桌是一位聪明漂亮又有点小资情调的女生梅雪，整天做作家梦，上课很少听讲，总有说不完的话，奇怪的是她一点也没有影响我，反而扩大了视野，我们成了好朋友。三个月的宝贵时间，心无旁骛，让我像狼一样盯着自己的猎物。1979年7月7日，我第三次走进考场。弥市中学考场和往年一样，也是人山人海。

2016年，张生杰在同学聚会上表演节目。

高考结束后，我回到了知青队。那天傍晚，陈汉波正提着箩筐，站在水沟渠边的树下摘扁豆，见到我大声喊："李丽，你回来了！"响亮清脆的叫声，把我的眼泪都喊出来了。几天后，浪漫的梅雪来到知青队，一住就是半个月。

生活好像又回到了从前，每天到地里干活，有时间看书。之后，接通知到公社卫生院体验，医生们叽叽喳喳，"还有一个知青呀。"那一年，弥市中学人山人海的考生中，只有7个幸运儿。当年考大学真不容易，百里挑一，虽然我没能上最好的大学，知足了，我感觉很幸运。 三年后，在荆州中学实习时，遇见了当年插班学习的班主任王老师，他说："真没想到你能考上的。"当年文科班只有7、8同学考上了，包括2名插班生。30多年后，我到省委巡视组工作，巡视中遇见了省直机关副厅级巡视员聂晓勤，她就是当年插班生考上大学的另一位同学。我们相拥而抱，感叹这个世界真大，也真小。

2016年7月，知青周洪在西藏可可西里山摄影。

1979年8月23日，吃完早饭后，张义甫队长开着手扶拖拉机送我到公社公交车站，拖拉机驶过的道路扬起了阵阵尘土，挡住了我的视线……就这样，我离开了生活整整三年的知青队，离开了我那三亩六分地。

之后，听说知青们全部回城了。几年后，在县政府门口偶见了张生杰，他推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箱往前走。他对我说："看我多划得来，国家出钱让我上大学。"看得出，他很自豪，也感觉很幸福。

之后，听说知青们都结婚了，有了孩子。

之后，听说许多在企业工作的知青都下岗了，生活困难。也有的去创业，干的不错。

之后，听说知青们的孩子们有的上了大学，走南闯北，走出了与当年知青们不同的生活之路。周洪的儿子成了复旦大学博士，张生杰的儿子研究生考试，数学竟得了满分。郭丽华有一个让她骄傲的女儿，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在深圳一家外企工作，非常出色。

之后，听说帅气的项平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帅气的邵刚、活泼的赵兰艳也离我们而去。感叹之余，更懂得守住平凡，珍惜生命。

之后，听说知青们都当爷爷奶奶了，姥爷姥姥了，他们重新上岗，为培养下下代继续奉献。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

之后，知青们有了更精彩的生活，有了远方和诗。朋友交流群里，看到了周洪走进青藏高原，走近珠穆朗玛峰的照片，让我有了更多的期待，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成为我人生中新的目标。

2017年5月，和外孙LuKas、Lio在一起。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重返知青队，老屋子仍在，已物是人非。 去知青队的那天，天气真好，阳光明媚，公路两旁的田野里一片片油菜花，像油画一样的一页页地翻动，真的好美，感觉更美的是战友们脸上灿烂的微笑。

回想知青那些事儿，总有种苦涩的味道，那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芳华，但农民们的朴实和知青战友们的友情却温暖了我的心，这段难忘的岁月成为我人生新的起点。

现在，我已是两个孩子的姥姥了，长年奔波在中加国际航线上，为下下代继续奉献余热。当然，我也有诗和远方……

2017年6月去照顾外孙，在加拿大渥太华国会山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