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旧事》（第二集）

张涟

作者：张涟
图片拍摄：葛华平等
出镜：张涟

第二章 新中国时期

目 录

第一节 镇压

第二节 阶级斗争，旗袍消失

第三节 大房的故事

第四节 二房的故事

第五节 小妾

第六节 外婆的工作（未完）

第七节 张成光

第八节 周韵归来

第九节 旗袍不翼而飞

第十节 张成栋活着

第十一节 外公回来

第十二节 小旗袍

第十三节 外公和他的流动书摊

第十四节 寻妾

第十五节 临安政府归还“胡家”及“张库房”的部分房产

第十六节 后记

上图左一：我外婆，左二：三房的大外婆。右一：大房的外婆，右二：二房的外婆。

图片拍摄时间大约在1935年左右，拍摄地点在临安县显岭脚村（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112医院地点的前身）。

注：文中的太公、太婆指外公的父母。外太公、外太婆是指外婆的父母。大舅公、小舅公指外婆的大弟和小弟。姑婆指外公的妹妹。

第二章 新中国时期

第一节 镇压

等外婆把旗袍藏好。很快，千年古城—临安就迎来了和平解放。新政府来了，整理民国留下的经济崩溃、匪患猖獗和民生凋敝的乱摊子的同时，改天换地，大破大立的革命工作也开始了。

太公周杏生匆忙打开十个粮仓，捐了粮食，同时也缴出一些田地、仓房等资产。做好这些，他像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以为没有什么事了。外婆说他穿着绸衫，整天坐在太师椅上看起书来了。

突然有一天进来十几个背枪的民兵，进来立刻将我太公周杏生左右架起，前后押着，往外拖。太公一看，觉得这个架势不对，忙挣扎着叫喊：“青天大老爷啊！冤枉啊！冤枉！我没有做过坏事啊！”他一边叫一边回头看已经都被押牢的子女，用尽力气也无奈。子女们则看着刚到花甲年纪的父亲穿着一身白绸衫被拖着出去，逆着风乱了一头的白发，一会儿就被拖得没了影。

没过几天，外公也被民兵带走了，拘押在家的只剩下一些女眷和孩子，一时也无法知晓外面的形势。一天清晨，家里送来了“镇压大会”的通知，家里监督的民兵也增多，子女们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几天后的午时，天空中传来两声沉闷的枪响，太公周杏生就以“恶霸地主”的罪名被两颗开花子弹镇压在今天112医院墙外，显岭脚村东的田野上。当年具体的罪业主要他名下的田地多和曾经帮助过民国临安国民政府度过几次资金难关以及和国民党军人，政府要员来往过密这三方面。

当时家属在家听到枪响，都已经吓得半死，哭都不敢哭。外婆挤在女眷中，大气也不敢出，也不知外公怎么样了？几个小时后，只觉得人要倒下去了，倒下去了。这时有一双手伸过来扶住我外婆。外婆隔着泪望过去看清楚扶她是外公的小老婆，而且她悄悄地告诉外婆：民兵里有一个是她的表弟，说现在外公他们只是被关在乡里。

第二天太公的几个兄弟提议让家属去收尸，但没有得到乡里民兵的批准。第三天有消息来说外公他们几个已被直接送往余杭留下监牢改造，同时也答应第四天让家里几个男丁去收尸。

外婆每每说到这里都会哽咽几分钟，也不敢再说下去了，她怕说的太仔细，那种恐惧和惊慌会延续到我们下一代的生活里去。但是她每次都郑重地嘱咐我们:“将来子孙后代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千万不要再回来，千万不要把业做的很大，今天说是业绩，明天换了背景会变成是罪业，无业就无罪，做人一世，够吃够用就行，千万要记住换了大背景，该跑的要跑得快，除了生命，什么都可以放弃，千万都要记住！”

这样过了几天，批准出去的几个男丁在外太公“张半城”的黄土堆旁安葬了太公周杏生。家里藏着的枪支和一些金银宝贝陆续被一队队的民兵挖出来了，民兵们审问再审问，家属交代再交代，佣人、长工揭发再揭发。

周家族房阖门而居，院内古木参天，道路幽静，长廊、房屋构建有致，绵延几百米。七房人家虽共门厅，共走道，但房屋建得各有特色，有走马楼式，有合院式的，各自都有小天井、花廊等小天地。这时都被挖得东一个坑，西一个坑。七房人家之间的长廊都被挖断，特别是大院后面的小山上，原来是一个被设计过园林建筑园，也被挖得底朝天了。

突然一日早晨有大批解放军和政府人员到家里来，通知大家这里将变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十六疗养院。

就是这天，外婆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旗袍，手里拉着我妈妈，外公的小老婆抱着我姨妈随人群走出了周家大院，迁到了解放军建造的安置房里。

第二节 阶级斗争，旗袍消失

1951年开始，这个在抗战时期曾经驻扎过相强伟的军统部队、国民革命军陶广28军，方觉先的预10师及108师的东北军，也遭受过日本鬼子掠烧的地主庄园改建成华东野战医院，后陆续更名为陆军第十六疗养院、第十二陆军医院，至1958年，又更名为112野战医院。敲掉了地主房屋上梁檐饰品，旧式的两幢五间四厢的二层走马楼变成军人宿舍，还有一些平房归后勤之用。后扩建的门诊部和住院部以一层和二层为主，墙体全部用规整的块石砌筑，人字形梁架，盖琉璃瓦，内设天花板。至此医院共有八十七幢建筑物，总占地约为1.2公里，分门诊部、住院部、后勤部及军人医生和员工的宿舍区。初期以收治抗美援朝战争伤病指战员为主。1972年，医院对外开放，设外科、内科、肺结核科、妇女科、精神科等。

从此这里原来的地名“显岭脚”也慢慢地用“112医院”代替。



这所“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112医院”在上世纪末的三、四十年里，医学水平闻名全国，各地前来看病的人蜂拥而至，热闹非凡。“这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 我学过中医外公后来也这样评说。

上图的建筑背景，是原先周家的祠堂屋

解放军为显岭脚村的原住户新建的安置房，设在112医院外的一个山脚下，这里原来是一大块长长的山脚荒地，现在搭起七排平房，每排大概有16间到20间房子左右，都相互连在一起，有点像农村畜牧场的样子，也像现在的排屋造法。房屋的主墙材料是土黄泥，附墙间隔用竹篱，很薄，两间房一个横梁，屋顶盖的是瓦片，平均每户大约分到两间房。

凡是以前住在周家的佣人和长工及短工也都迁到了这里，组成2个生产队，启用了原来显岭脚村最初的村名"边岭脚”，形成了一个新的村庄。

外婆的房子就在第一排的中间，同房的大外婆（两妯娌）住在隔壁，大房太婆、外婆住在我们屋后，二房太公、太婆及二房的外婆也住在后排。我的太婆因为丈夫周杏生是以“恶霸地主”的罪名枪毙的，所以这里没有给予她安置房，被发配对面苕溪河边的水碓房居住。

因为周家的祖籍是绍兴，所以村里除了七户地主。其他做工的大多都是绍兴、嵊县一带的“上八府”人。有上一代太公们带下来的，有逃难下来的，也有几个大冷天要饭经过这里，太公一问是家乡人收留下来的。此后他们也一边在周家干活，一边在这里生根发芽，生儿育女，所以整个村庄的祖籍基本都是“上八府”人，语音中带有浓浓的“上八府”口音。

这时新政府为了彻底消灭了剥削，消灭霸权，消灭贫富差距。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公布实施。边岭脚村里即刻来了土地改革工作队。

工作队进村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把全村的各家各户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五种家庭成分。还把地主家庭管家的成年人定为地主分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把不管家的非成年人定为家庭成分地主，属于国家公民。第二步就是没收地主家庭的土地，再按人口分给村里的贫农、雇农和地主。这样一来，村里家家户户都有了自己的土地，集中的土地资源分散开来，实现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另一方面，旧时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大多数亲家基本是富结富，穷结穷

外婆回忆说：“当时这些土改政策对于地主来说，几代人积累的财富资本迅速土崩瓦解，一下子没有了，会感到忧伤难过。但是社会上穷人多，富人少，大部分勤劳的穷人，由此生活看到了希望，勤劳有了更多的回报，所以穷人是欢天喜地的。只是旧时家庭婚姻讲究“门当户对”的多，富结富，穷结穷，这时候亲戚都连片地倒了。临安郎碧村花园里的蓝家，青云桥的梁家，小巷弄胡家都是周家的儿女亲家；梁家所幸平时做善事多，“梁和尚”的善名远近都知，公判镇压名单一下发，青云桥几个村的老百姓联合签名上保，要求枪下留人，最后改判“开明地主”，留下一条性命。偶有不倒的，有“成份”之别的亲戚，一走动都变成了一种心底的痛，人的势利真是无言以表啊！”

另一方面政府为了彻底的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防止社会复辟，防止有漏网的美蒋特务，不仅对农村进行了阶级分层，也把城市里的每户家庭进行了阶级分层。规定了农村和城市中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确定为无产阶级的敌人，也严防美蒋特务。

外婆说：“只是那个时候，只要你的家庭成分沾上了地主或资本家这个帽子，那么一切都完了，不光财产没收，人身自由限制，接着就是无休止的批斗，亲戚朋友也不敢与你走动，子女还不能上学，适婚年龄的地主子女找对象也变得非常困难，一家人的前途都没有了，三代贫雇农和工人即刻成为了最光荣的家庭，大多数人的意识上都认为，一切贫穷的根源都归集于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其实有些地主以前也是凭勤劳、节约和智慧起家的，地主和长工的关系也并非都是像电影里放的那种，多数相互之间还是有感情，有依附关系的。只是资本积累造成的贫富分化给社会造成的许多坏的因素。

也是从那时开始，妇女的社会地位提高了，不仅提倡婚姻自由，妇女解放。还废除了妇女的从属姓名，规定每个妇女作为单独的一个主体，拥有一个自己的姓和名，女人和男人一样可以光明正大地出来接受文化教育。

1955年国家开始探索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些制度按社会主义的模式进行了一些改革，包括公私合营，全国土地等资源一律上缴国家和集体等。从此规定：不可以再做生意，不可以买卖投机，不可以雇人做工，一切生活物资和劳动都按国家计划分配等等。按现在经济和财富词语来说就是：“没有私人财产，也没有房地产行业，大家都吃公家的‘大锅饭’，除了自己的人，一切都是公家的。”买任何物品都要凭政府按人头发给你的票证使用，买烟要烟票，买布要布票，买鱼要鱼票，买肉要肉票，就是买一包火柴也是要火柴票的；干什么行业，都要进过国家计划分配。不管干部，不管群众，实行平等分配。

也是由此开始，中国社会由资本主义道路正式转换到社会主义道路。

除了这些制度变革以外，新社会变化最大的就是女人的服装。旗袍一夜之间被批臭打倒，变成了一种资产阶级腐化的象征，广大妇女再也不敢穿，有人从此把旗袍压在箱底，有人干脆用火烧了，地里埋了，街头做旗袍的裁缝铺卸下行头，匆忙改行，马路上再也不见穿旗袍的女子，改天换代的同时，旗袍似乎也被革了命。”

外婆说：“连旧社会几个做旗袍的名牌师傅都逃跑的逃跑，隐形的隐形，真是奇怪了，这个在昨天老少妇女还穿的旗袍在几夜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外婆从周家出来时身上只穿了一件薄薄的旗袍，没有其它衣服。小老婆玲英怕穿旗袍惹上祸水，弄来了一件土布大襟衫，忙叫外婆换上。这是外婆的最后一件旗袍呀！外婆是多么想把它留下来啊！几经思考斟酌，外婆还是决定把它丢了，但是又丢不下手。刚好那天有一个不认识的妇人挑了一对箩筐从外婆家经过，趁她去小河里洗手的功夫，外婆把她最后的一件旗袍塞到了她的箩筐下面，然后看着她挑走了。从此以后直到外婆去世，她再也没有穿过旗袍。按外婆的话说：“她从此没了身段，没了地位，也没了美的感觉！”

这些地主刚住进安置房的一段日子，周围白天黑夜都有民兵巡逻，进出都要审问，时刻在提高警惕，防止地主和地主婆及地主子女搞破坏活动。热情高涨的阶级斗争（斗地主）更锋芒所向了。

那时大房和二房的子女都陆续出去了，只剩下几个老辈在本地。即使这样，这里也还是成了一个地主群，是阶级斗争的主要场所，也是贫下中农斗争的主要对象。

开始住进安置房的第二天，小队里一早就让大家下田。凡是地主、地主婆都站成一排，为了预防他们逃跑，几个民兵找来几根细细的麻绳，每三人一组，把三人的三只脚都栓在一个绳子上。当绳子刚要绑到外婆的时候，突然有个民兵站出来叫到：“张瑞棣出列”，外婆应声忙从队伍里出来，这个民兵继续叫到：“你还有问题没有交代清楚，去大队交代。”

外婆立即应道：“是！翻身大老爷！”（那时她们看见民兵都称呼他们为翻身大老爷）只有先站在一边，等民兵把绑着脚的人都推下田，这个民兵把外婆带到大队民兵部的一间房子里让外婆反省，到傍晚又放外婆回来，一连三天都这样，第三天放回来的时候外婆才知道这个民兵就是外公小老婆的表弟。可怜我另外几个太婆和几个外婆都栓着脚被推到田里，中午太阳暴晒，每天都摔得像洗了泥浆浴一样，傍晚从田里上来，都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了，看押的民兵看着还大乐。晚上还要上台跪着接受批斗。

批斗以后滚出会场的时候，往往有恶毒的人在门口放了山里挖来的树桩根或利尖的石头，里面押推出来的人只要一推，整个人就会站立不稳，倒向树桩根和石头上，倒的轻只是腿上出血，倒的重满脸是血。我外公就有一次直接在台上被推下来，跌的满脸是血。

外婆后来也感慨地说：“全国解放后，我也只有三十几岁，我们这代人经历了朝代的变更和内外的战争及多次的社会变革，一生都在等啊！等啊！等岁月静好，等没有战乱，等国家强盛。但是这次我们这一阶层的人还是被更新的社会针对了。创造封建制度、剥削制度的先人都一代代的故去，而我们这些‘尾巴人’仿佛被这个更加新的时代捉住了，于是成了封建剥削的历史代表。其实上面有些政策都是对的，只是人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所以一开展阶级斗争，阶级所释放出来的恨都难以想象的倾倒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

没过几天，解放军在改建、整修房子的时候，再次从我已被镇压的太公周杏生卧室后面的一幢屋子的墙壁里和屋顶上阁仓里，搜出了好多银元、民国纸币和枪支，银元、枪支充公，因为纸币已经作废，部队医院也无用处，就让一些村民用箩筐挑回来，一担一担的纸币挑进村来，各家各户都领些去，烧火可惜了，都拿来糊在竹篱墙上，以增加墙壁的厚度。

第三节 大房的故事

周家大房的太公是个秀才，生下一个儿子就早早地过世了。这儿子长大结婚后，生下四个孩子后又英年早逝。所以大房的婆媳俩都是年纪轻轻就守了寡，两代小脚女人小脚扭扭地一起养大了两儿两女——四个孩子。

等我出生时，大房的婆婆已经过世，四个孩子都已长大离家，大房媳妇一个人住在边岭脚第二排安置房里，村里大家都叫她“大房阿婆”。因为她和我外婆是妯娌，房子又贴着我家后面，所以我叫她“后头大外婆”。

这后头大外婆（以下称大外婆）中等个子，眼睛大大的，皮肤白净，体态丰腴，后脑勺梳着一个圆圆的髻，常穿着白色或天蓝色的斜襟衫，踮着一双小脚，走路颤颤的，和我外婆非常谈得来。

记忆中我家有个后门，从后门溜到她门口非常的方便。外婆说我摇摇摆摆会走路时，就总喜欢溜到她门口去，弯着头，芊芊地叫一声“后头大外婆”。她呢！看见我总会牵着我的小手，跨过一个高高的门槛，进到她纤尘不染的房间里，从床后面一个薄薄的洋铁箱里摸几块冻米糖给我。外婆说她年轻时，能把一件白色滚边旗袍，穿成仙女的样子。

要讲这大房的故事，我就从大外婆的大儿子周厥成在1937年12月26日杭州沦陷后，被迫辍学，后到天目山禅源寺—浙西临时第一中学续读开始吧！

抗战时期，生活艰难，生命受胁。但文化教育，还是受到相当重视。1938年10月，国民省政府就利用浙江大学内迁过境留下的课桌凳，在天目山禅源寺成立了浙西临时第一中学（下称浙西一中），招收浙西地区因战争失学的青少年，来坚持下代人的读书，也用以对峙沦陷区的奴化教育。

同年12月，浙西行署也进驻禅源寺办公，这里虽有大山庇护，但余杭、富阳等镇相继沦陷，临安地处抗战前哨，守点的日军经常来犯。在寺庙里上学的学生，时常一边读书，一边头顶上听着日军飞机轰轰的盘旋声。

1941年4月15日下午，行署职员刚上班，浙西一中初中部正在百子堂举行演讲比赛，突然禅源寺东边的青龙山蹿起大火，并迅速向四周蔓延，直扑禅源寺。转眼间，架在山上的放空哨所被烧毁，站岗的哨兵即刻拉响警报。

警报一响，临近驻扎的军人、寺内的行署职员、浙西一中的师生立刻都投入到灭火的救援当中。然而山中缺水，火势一时难以压制，反而随着风势愈发凶猛。不过谁也没有想到，这场火并不是天灾，而是特务汉奸故意纵的火，目的就是在深山里为日军的轰炸机指明禅源寺的位置。

很快禅源寺又响起了更为紧迫的警铃声，日军七架轰炸机已经循着大火所冒起的浓烟，出现在禅源寺的上空，并一架一架俯冲下来，实施轮番轰炸。炸弹、燃烧蛋纷纷掷下，行署的弹药库瞬间爆炸，禅源寺变成火海。转眼间，这拥有上千间殿宇及僧房的古刹，只剩下一小部分边房，其余统统化为灰烬。许多学生和职员来不及逃走，当场被炸死。

据浙江文史资料第四十七辑—《抗战时期浙西浙东两行署的面貌》一书对天目山禅源寺被炸，有这样一段记载：“那有名的大雄宝殿、韦陀殿、藏经楼、方丈室和来青楼，雕梁画栋，美轮美奂，数百年的建筑精华，一霎时尽毁于火了。前代传下的锦绣袈裟、藏金玉佛、舍利珍品和方竹坛也俱付灰烬。”

因学校和行署的公私物件都被炸毁，浙西一中被迫转移到於潜青山殿，后又迁至靖胜寺。浙西二中也曾三度迁移，学校在战火中流亡，学生的读书受到严重的影响。

浙西一中被炸后，靠躲进防空洞里活下来周厥成和几个同学终于按不住仇恨的怒火，经过几个晚上的商议和争论，决定弃笔从戎，去杀日本鬼子。

虽然今天我们不知道天目山校舍被炸后，这批十五六岁的学生面对同学和老师的惨死，具体是如何的激愤和忧伤？但是可以肯定他们经历了一场激烈的少年壮志争辩会。

争辩中有：“先回家，再等学校通知”的决定；有：“学校都炸了，还怎么读书啊？先把日军打了再说”的呼声；也有：“家有老母，下有弟妹，不宜从军”的表示；也肯定有：“中国现在的出路，就是要把侵略者赶出去”的分析；也一定有：“吾辈为国，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我们要报仇，不打败侵略者，誓不回家”的壮语等等。这场争辩在漆黑的夜里持续了几个晚上，最后结果是周厥成和另外二名同学一起翻过昌化，在浙皖边界加入了“忠义救国军”。

初期的“忠义救国军”，就是淞沪会战爆发时，由戴笠和杜月笙组建的“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淞沪别动队”，队员包括原军统人员、旧军警、失业工人、商户学生、地痞流氓等等；这是一支游兵散勇之队，有一万多人，由于战斗力不强，抵挡不住日军的猛烈炮火，最后一部分人牺牲，一部分人换上便装退入租界，还有小部分人经过临安撤退，到达安徽歙县才停顿下来。

停顿后，这支队伍在浙苏皖边界地带重新召集流亡学生，并于1938年春在安徽广德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总部，又成立了第一、第二、第三纵队，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昌化河桥、於潜横路与棠公山一带等都有他们战斗过的足迹，浙西地区至今都流传着“忠爷爷，挺伯伯，28军小兄弟”的部队别称。

后为了配合盟军——美国军队在东海的登陆，周厥成于1943年在安徽歙县雄村，加入了由美国人帮助训练的“训练营”，重点训练美式武器的使用，及爆破、侦查、游击等战术。训练结束后，每位学员都有美式卡宾枪及汤姆式手提机枪，一直战斗至抗战胜利。

解放战争以后，1949年周厥成随国民党部队撤去而失去了音信。

因为当时国民党部队撤往台湾的时间属于机密，都不允许通知家里，所以大外婆一点都不知道儿子去了哪里？她天天哭，天天盼，十几年过去了，一直都没有音信，出去打仗的儿子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啊？

由于大外婆有点迷信，又极度地思念和担心大儿子的安危。就在1961年的某一天，她偷偷地把一个门口路过的算命瞎子叫到家里，为大儿子卜卦算命。

这个拿着一根竹棒穿村走巷的算命瞎子，进了大外婆的家门，要了大儿子的生辰八字后，坐在竹椅子上，手指一掐，半闭的眼睛向上一翻，开口就说:“你儿子未死，在海外做官。”

大外婆顿时喜出望外，嘴里不停地问他：“你算出来我儿子还活着，还活着吗！” 

这个算命瞎子说：“是的。”

大外婆按着胸脯说：“真是祖宗保佑啊！真是祖宗保佑啊！”忙袋里摸出一个五分的钱给他，这个算命瞎子也拿了钱，即刻就走了。

这以后大外婆按捺不住心中的窃喜，在村子里说起了算命瞎子的话。于是第二天就有民兵上了门，把大外婆列入“美蒋特务”行列，作为批斗的重点对象。

大外婆因为年纪大了，又是小脚，在台上又跪又站的，脚都失去了知觉，被推出会场的时候，整个人都被旋出去了。这时候外婆每次都让我妈妈和外公的几个侄儿一起躲候在会场外，听到“特务分子滚出会场”的叫声后，就立即躲到会场外的树桩边或石头边去接扶。

这种批斗一直延续了几年，既没有发现特务的迹象，也没有大儿子的半点消息，周围的人也乏了，只是大外婆还是提起大儿子就哭。

这样一直到1976年，二儿子周迪成把大外婆接到了他江西的家里。之后大外婆在那里生活，直至1981年去世（周迪成——大房外婆的第二个儿子，1950年参加了解放军，后转业在江西九江市政府任职）。

大外婆去世后，子女按照她的遗愿，骨灰送回到临安边岭脚村安葬，因为大外婆至死都相信，只要大儿子还活着，就不会忘记自己的母亲，不会忘记回家的路，所以她死后还要在这里期盼她大儿子周厥成回来。

谁知大外婆去世不到几月，邮局的邮递员骑着自行车送来一封从香港转来的台湾信件。当时村里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但看到这封来自海外信件，还是比较神秘的，村里好些人好奇地围着看。因大房的子女在村里已经没人了，所以有人快速跑来告诉我外婆。外婆急忙赶去，看到信的封面上写着“临安县显岭脚周家大房***母亲大人亲启”的字，外婆忍不住泪如雨下。孩子出去的时候都是去报国的呀！儿子活着的消息和大房外婆去世只差了几个月的时间啊！

后家人拆开此信发现：这封有1981年邮戳的新信件内藏着一封1949年的旧信件。信是一个不认识的香港人寄的，里面的信件竟是大外婆大儿子周厥成1949年从台湾寄回临安家里的信件。

信里的内容是儿子告诉母亲，他跟着部队从舟山登船，已到了台湾。由于时局不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让母亲和弟弟妹妹在家不要担心，他在台湾一切都安好。信中还附了他的手握卡宾枪、身穿美军制服的两张照片及台湾的地址。

看到这信，家里才知道。当年大外婆大儿子急急地跟着部队去了台湾，路上根本没有机会给家里传递信息。到了台湾后，才急忙写了信，托朋友带到香港。望香港的朋友能够早一日将信转到浙江临安显岭脚母亲手里。

这封1949年从台湾寄到临安显岭脚村的家信，载着海峡两岸亲人的思念和期盼，在香港中转了32年，直至1981年才转到临安显岭脚村。可惜信到之时，收件人母亲已去了另外一个世界，显岭脚村已变成了边岭脚村，弟弟妹妹已都陆续的离开了本地。

我不知道这封家信的慢速度能不能评上当今世界的吉尼斯纪录？但它的慢，耗费了一个母亲半辈子的时光，让她怀着悲痛的心情离开了这个世界；也由它的慢，成了她儿子一生都无法弥补的遗憾和伤痛。

不久，临安杨维礼家族的两岸亲人在香港会面，会面后又带回了周厥成的一封家信和一些照片。这些已经被藏得旧旧的家信，纸张都已泛黄。原来这些一起到台湾的临安人都有个约定，他们每个人身上都互相放着要带回的家信，如果有哪位同乡先回到临安，就必须把这些信件交到彼此的亲人手中。

到1987年11月，台湾当局决定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长达38年之久的两岸同胞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亲人才得以团圆。

1989年周厥成从台湾绕道香港回来。40年的岁月过去了，去的时候是中华民国时代，现在回来了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了；去的时候是个毛头小伙子，如今回来的却是一个两鬓斑白的老人了；去的时候是一个扛枪的国民党军人，回来的时候却是一个在台湾经营建筑材料的商人；去的时候是孤身一人，回来时已是有儿有孙的爷爷了。可惜母亲没有等到这一天。

我清楚地记得，周厥成回来的那一天，天色朦朦的，边岭脚村的人全部站在村口望着。已60几岁两鬓斑白的他在弟弟妹妹的陪同下，忧伤地踏进了40年来魂系梦牵的故土，从离母亲坟地的千米之外就开始喊：“妈妈我回来了！妈妈我回来了！妈妈呀！妈妈呀！” 到了坟墓前，摸着母亲的墓碑，长跪不起，兄妹四人喊着妈妈嚎啕大哭！

从母亲的墓边回来，周厥成又拉着弟弟妹妹的手说起了他在台湾的生活经历。他说：“1949年至1952年间，国民党大部队撤到台湾，加上陆续跟随着去的军人家属和一些社会人士等，前前后后总共有200万人左右。那么多的人一下子涌到了台湾岛，岛上粮食没过半年就被吃完了，什么东西都缺，连菜场的蔬菜都卖空了，物价飞涨。怎么办？没办法啊！只有部队带头自己种粮、种菜，造房子，修公路啊！那时候干得辛苦，起早摸黑的。台湾的气候潮湿闷热，哪有浙江好啊！我们大陆过去的多数人都不习惯，心里都盼望着能回家。那时上面经常说‘要反攻大陆’。但是我们心里知道，大陆是我们的家乡，几经战乱，苦难的中国人怎能再内战，我们期盼和平，期盼有一种另外的回家方式。”

“后来，希望越来越渺茫，觉得真的回不去了。我是小伙子，没结婚。我有一个同乡人，参军前就住在我家对岸横街头村的，就是经常为我们周家看病的陈医生的舅佬，他比我小一岁，也没结婚。起先我们都不想结婚的，总想着要回来，后来一年一年地过去了，年纪越来越大了，要30岁了，越想越不对。凑巧刚好有人来做媒，说对方姑娘是江苏一带过去台湾的，比我小四岁，父亲已在台湾去世了，家中有母亲，还有一个妹妹。都是天涯沦落人啊！第二天的相亲，一相就相中了，于是我在台湾有了家庭。后来我又把我妻子的妹妹介绍给我的临安老乡，就是陈医生的舅佬。他们双方也第一次见面就相中了。就这样我们两个一起从大陆到台湾的临安横溪人，在台湾做了连襟了，成了亲戚。”

“那时候从大陆过去的人，台湾人都称我们为‘外省人’。‘外省人’每次心情好的时候，或者不好的时候，都要跑到台湾靠西面的海边去，在海边呆坐一会儿，或者趁左右没人，向着故乡的方向喊上几句，哭上几声。尤其到中秋或春节的时候，在海边呆坐的都是‘外省人’，像一只只望着天边的候鸟，神情都是忧伤的、呆呆的。”

周厥成说到这里，停了下来，慢慢地从口袋里摸出一块灰格子的手帕拭了拭将要涌出来的眼泪。然后继续说：“我心里想，总有一天，我要回家，早点见到我妈妈，好告诉她，儿子还活着，已娶了贤德的媳妇，还给她生了两个大胖孙子。”

他的话说得兄妹几个当场都抹了泪。

人生的故事就是那么曲折，缘分的东西又是那么的奇怪，生生死死，万水千山，这里散，那里聚，你渡我，我渡你。一个国家的战争导致两个不相干的男女，不约而同地从大陆的两个地方奔向同一个岛上相见，相爱，然后长厢厮守，生育孩子。如果按佛家来说，这又是怎样的一种缘分？



以后每两到三年，周厥成都会带着弟弟妹妹回临安边岭脚村给父母扫墓。2016年清明节，90岁高龄的他还从台湾坐飞机回临安来祭拜祖先。

上图是周家大房的孙辈（四兄妹），即文中大房外婆的四个孩子，都健在，右一老大周厥成是国民党，92岁在台湾，右二老二周梅琴是教师，91岁在浙江海宁，左二老三周迪成是共产党，89岁在江西九江，左一老四周秋琴是医生，86岁在浙江嘉兴。图片拍摄于2016年清明时节，地点：临安边岭脚村。

第四节 二房

晚年的外婆经常会想起二房来，并会感慨地说：“二房太公、太婆最有智慧了。”

二太公周梅生（字禹民）是周氏家族的族长，也是一位教书的先生。民国时期有文化的人少，教书先生工资待遇高。但二房很少买田置产，二房的钱都用在培养孩子读书上面，除了族中“官培书屋田”的资金，二房还卖了田地供孩子读书，所以八个子女除了第六个儿子早年夭折外，其余七个孩子都大学和中专毕业。到新中国成立时，家中也没剩多少田地，连地主身份都排不上。他们都顺利离开了本地，出洋去的或在国内的都成了社会精英人才。

二房（周梅生）的大儿子周青林，解放前在大陆测量学校毕业，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交通部支前公路局工作，后下放在浙江省交通厅。

第二个儿子周青原，解放前会计学校毕业，起先在银行工作，后在中国植物油料厂任会计。解放时随厂出逃香港，不久在香港护厂起义，并和同事一起将香港厂里的黄金带回新中国，回国后在北京供销总社任主办会计（高级会计师）。

第三个儿子周青松，浙江大学外语学校毕业。抗美援朝时，在中国志愿军总政治部任翻译，在朝鲜战场上，立过二等功。志愿军回国后，在湖南矿冶学院任教授，后又回到北京，今已96岁，至写稿时还健在。

第四个儿子周青竹（周急），解放前在杭州师范学校毕业，新中国成立后杭州第六中学任教（高级教师），至写稿时，已92岁，也健在。

第五个儿子周青胜，解放前在杭州师范学校毕业，新中国成立后，在塘西小学任校长，是一个共产党员，后调入余杭县教委工作。

第六个儿子于幼年生病早夭

第七个儿子周青一，新中国成立后在浙江农业大学求学，中途因患肺结核病退学，后来在合肥无线电厂任技术工作。

第八个女儿周青云，解放前化工学校毕业，后担任小学教师。

二房在乱世的环境中，坚持知识第一，读书重要的祖训，把财富化成无形的营养，培养孩子，助他们展翅。这样的格局，这样的眼光，陪他们跨过了时代的沟坎，一定限度地托起了后代的前程，成为几房家族中的楷模。

第五节 小老婆

 

外公的小老婆玲英出身贫农，所以被监督的相对要少一点。在那段最艰苦、最折磨人的阶级斗争岁月里，她尽力的照顾我外婆，照顾两个孩子，对待外婆像自己的亲人一样，家里重活抢着干，没有吃的时候，她上山去挖野菜，晚上外婆一个人翻过小马岭，去孟家户村，上东村等送公文，她都跟着，时刻提防着别人来欺负外婆。外婆这一年里也因为有她表弟的照顾，少吃了很多苦头。

 

1950年新的婚姻法颁布，实行一夫一妻制，旧社会的三妻四妾被严厉禁止，大老婆和小老婆，不管多少老婆，只能留下一个。外婆回忆说：“这个政策对于我们女人来说，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啊！只是当时社会上因为解散小妾问题，变成了一场大揭发，大批斗运动，多数都是离开的揭发留下的，其中又是小老婆揭发丈夫、揭发大老婆的多，最后因揭发被抓的，被批斗，甚至被镇压的都有。”

外公的小老婆没有子女，所以情况比较简单，政府一次次地要遣送她回家，因为像她这种在地主家没有子女的小老婆，情况都是定性为：“因为家里生活困难，被迫给地主当小老婆的。”这种情况，新政府理应帮她脱离苦海。

但是她心地善良，与外婆家里人都已经有了感情，更不想在家里如此落魄的状况下离开，所以她一时不愿意走。外婆几次都劝她早点离开，外婆和她说：“玲英（小老婆的名字）啊！你和我们不一样，你出身好，家里没剥削过人，我们是旧人，你还有一半是新人，你还年轻，离开这里再去找个好人家，还有希望过上好的生活的，你早点离开好。”但是她和前来做工作的人说：“我自己娘家已经没有什么人了，回不去了。”

因为已经规定“一夫一妻”制了，她也提议和外公解除夫妻关系，以我外婆的妹妹的身份暂时留在家里。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得到批准，只是拖了几个月的时间而已。外婆知道她是在帮助这个家，估计她心里也是想能够拖到外公回来再决定去留的。

 

后来她终于要走了，娘家也没人来接，乡里送来回娘家落户的介绍信，外婆给她整理了一些东西，并把家里仅有的一点钱放进她的包裹里，一直目送她出了村口。谁知晚上外婆铺被子的时候，却发现钱还在被子里。

若干年以后外婆提到她就说：“玲英（小老婆的名字）是我这辈子的贵人，估计她是喜欢你外公的，如果她能生孩子，并早点生，那走的人肯定是我，真是造化弄人啊。”并多次嘱咐我妈妈一定不要忘了，她是我们家人，日子好了一定要去找她回来。

 

多年以后我们经常因为小老婆的事调侃外公，大家一起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是：这个小老婆是很喜欢外公的，只是我外公心里已有了外婆后，再也藏不下别的女人。

 

80年代末外婆在余杭仓前找到了她（后章节再叙）。

第六节 外婆的工作（未完）

第七节 张成光（外婆的大弟）

 

解放初期的一天晚上，外婆已经上床了，突然传来轻轻的敲门声，就“咚咚咚”三下，外婆立刻竖起耳朵听着。因为那时的地主婆家里，平时晚上天天有人来敲门，有不怀好意的，有孩子恶作剧的。因此外婆家和隔壁的大外婆家（两妯娌）为了有个相互照应，把相隔的一面墙故意挖了一个洞，平时用一个大筛子盖住的，有事朝洞那边叫一声就能听到。因为外婆今天对这三声敲门声有点异样的感觉。所以她先轻轻地爬起来，走到那个有洞的墙边，移开筛子，听到外公几个侄儿在说话的声音，外婆才放下心来，轻脚走到门前。这时又传来轻轻的“咚咚咚”三声，然后传来了“阿姐，是我。”

外婆听到这声音，脸都吓得煞白，忙开了门，进来的是我外婆的大弟国民党军官张成光，头上戴着一个笠帽，一副农民的打扮。

“阿成（张成光的小名）啊!你怎么没走啊？你不是已经走了吗！”外婆急急的问他：“你在这里要杀头的哎！”

 

外婆一边哭一边忍住自己不发出声音来。大舅公（张成光）轻轻地坐了下来，低着头说：“到了香港又回来了。”

外婆又问：“为什么回来?”

大舅公轻轻的答到：“有任务，但是现在出不去了，杭州、嘉兴都躲也没地方躲了，好几个同事去那个了。”

外婆一时听不明白问：“什么那个了?”

大舅公双手一起向上举了一举，外婆立刻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忙问：“那去那个的人现在都怎么样了？”

大舅公接着答道：“听说都去了各地农场。我没做过特别对不起这边的事，我也想去那个，没另外的路可以走了。”

 

外婆听到这里才知道弟弟今晚冒着危险从杭州赶到她这里来的目的。那天外婆姐弟俩就这样坐到第二天天稍稍亮，外婆给做了几个烧饼，他带了两个在身上，姐弟俩擦干了泪，道了别。

 

大舅公当天回到杭州躲藏的地方，给在江西赣州的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儿子寄出了愧疚的书信及一张离婚协议书。然后退了房子，理了一理物品，向杭州公安机构自首。

 

大舅公年轻的时候，是个美男子，个子高高，鼻子高挺，目光深邃，穿着军装，英气逼人。因为出生于做生意的商人家庭，从小就会记账、打算盘、写点小文章。所以黄埔军校毕业后除了参加抗日战争，以后在部队一直是个文官。

 

有一次部队驻扎在江西南昌时，部队派他去一个高中课堂去军事演讲。台下坐着一批高中学生，其中前排一名个子高高，身穿一身蓝布旗袍，长着一双丹凤眼的漂亮姑娘，眼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等大舅公几场演讲下来，这个姑娘已悄悄地递上纸条，约他晚上学校公园的亭子见面，凑巧大舅公对她也是满心欢喜的。

就这样，大舅公和这个女高中生在南昌谈上了恋爱，等演讲时期一结束，大舅公回了赣州的部队。这个姑娘不顾家庭的反对，穿着旗袍，拎着箱子上了火车就来到他所在的部队，等她父母赶来，已生米煮成熟饭，于是第二年他们就在江西南昌结了婚。

 

这次大舅公自首前给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寄出了一封愧疚信，信里嘱咐他们要在江西好好的生活，千万不要到浙江来。

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在大舅公自首后的没几天，他妻子在江西赣州也被关了起来。当时赣州地方关押她的目的，是让她交代她丈夫身后是否还有敌特组织。但是她实在也交代不出东西来，心里真是焦急万分啊！丈夫来信后不知去向？外面两个年幼的儿子和年迈的父母等她回去。于是一月后，她向关押她的收押所撒了一个大谎，说自己有重大情况一定要向江西南昌市市长报告。当时收押所也非常重视这事，给她上了手铐，脚铐，用车押到了南昌。到南昌后，她见有领导出来审问时，马上大声的疾呼，并声明：“自己是撒谎的，根本没有什么重大情况要报告，只是她担心在赣州的收押所里，会被他们弄死了。”当时这位领导听了就站了起来说：“先押着，去调查清楚。”说完后就从门里走了出去。

后在南昌不到一星期，大舅公的妻子被放出来了。放出来后的她，立刻到她户口所在的公安机关办理了她和两个儿子的三张袋袋户口证明，不顾娘家人反对，离开了她的家乡江西南昌，袋里揣着这三个户口证明，直奔浙江临安。

 

这边大舅公的自首也得到了政府的宽大处理，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判刑5年。

在大舅公监狱农场服刑前，夫妻已是单方面就被离了婚。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初到临安时，住在外婆的安置房里，由于大舅公以前的工作关系也不在临安，所以她妻子袋里的三张袋袋户口也没有地方可以落实。

外婆说：“那时你外公也在劳教农场，家里只有女人和孩子，大家挤在一起，饱一顿，饿一顿，后来实在没有法子了，那么多孩子，吃不过去了，你舅婆也只得也走了改嫁的路。但是她和你四姑婆不同，你四姑婆是丈夫已经不在了，而你大舅婆丈夫是在服刑阶段，虽然他们法律上离了婚的，但是他们夫妻心里是没有离婚的。”

最后大舅公的妻子，这个曾经是民国时期江西省南昌市邮政局局长的女儿，经媒人介绍，带着两人年幼的儿子嫁到了玲珑乡的一个小山村。

她的第二任丈夫是一个和她差不多年龄的男人。外婆说：“那是一个老实男人，家里父亲早已过世，只有他和母亲两人相依为命。估计以前家里穷，也没有娶过老婆，也不知老婆是啥滋味。看到你大舅婆人长得俏丽，也不需要什么花费，就满心喜欢，把她出身不好的事也压了下去。那个村里的人也善良，考虑到他们家一直没有娶媳妇，所以在落户口时，也没有半点的为难他们。但是你大舅婆是个泼辣人，一进门，就和她丈夫约法三章，她竟然和他说定两年以内不准同房…”

记得外婆说到这里就捂着嘴，一副有点难说出口的样子。

我就着急地问：“那后来怎么了呢？”

外婆接着说：“你大舅婆嫁到他们家后，白天带着俩孩子天天烧蛋炒饭吃，还把他婆婆养的鸡一只只抓起来杀了吃了，那时候两个男孩都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量也大，吃得她婆婆是心痛得要命。每次十几天米缸就见了底。最令她婆婆恨的是，你大舅婆晚上睡觉一直把两个儿子带在身边，不准她的男人靠近半步。这个男人如果想靠近，那就是三个打一个，后来她婆婆也气得加入了打架队伍，变成三个对付两个。大晚上的家里常常弄得不安宁，也弄得满村都知道这事。后来村里也给你大舅婆娶了一外号叫‘白骨精’。其实现在想想这户人家也是善良人家，不然你大舅婆再泼辣也要吃苦头的。”

半年后，大舅婆离婚。村里也同情她们母子三人实在没地方去，于是就把村里一个没人住的茅草披分给了她。外公的几个侄儿帮忙把茅草披整了一整。大舅妈就这样也总算在临安落下了脚。她艰难的生活着，一直坚持到她那“历史反革命”的丈夫五年后出狱，也来了她这里落下户口。

等我出生见到这位来自江西的大舅婆时，她已经有五十几岁了，高挑、纤瘦的身材里背略显得有一点点弓，脸上有些皱纹，一双丹凤眼及还微翘的嘴唇显现了她的独特气质。常把我“红梅”的名字喊成“逢梅”，外婆以前说她胸平，太单薄，穿着旗袍瘪汤汤。其实那也是一种美，是一种单薄透着坚贞和刚毅，纤丽胜过窈窕的女性美。

虽然她历经艰难等待的不是他们那个时代人认为的英雄或光荣人物。但是以中国传统的婚姻和家庭来说，夫妻之间无论革命和反革命，无论辉煌和落魄，无论病痛，一辈子不离不弃，“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才是爱情的真谛。

1955年大舅公出狱了，与妻儿终于团圆，之后一家人就在临安玲珑乡的这个村里做了农民。80年代末国家有优待黄埔军人的政策下来，大舅公被平反并安排了工作，最后成为了于潜镇建筑公司的一名工人。到了晚年，他还常常参加一些黄埔军校校友在国内举办的校友活动，最后以87岁高龄在临安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