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先生

栾力

        弄明白了父亲的高小学历，也明白了父亲的求学历程其实是多么令人心酸。可是当年父亲在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心平气和里还带着一丝丝甜蜜。直到近几年，我也开始回忆往事时才体会出，那是需要一种境界的。他没有正式上过学，可是却掌握了相当的文化知识；他没有正式的在教室里坐过一天，可是他却有一位先生，而且敬重了一生。

         这位先生，就是他在霸王村的地主家放猪时，每天过江去给他打酒的刘先生。我曾经去过那个江边，望着滔滔流过的江水，想像着当年父亲背着酒葫芦坐在舢板上的样子。说真的，心里没有酸楚，倒觉得有几分浪漫。这缘于那位刘先生不仅对父亲有传道授业之恩，而且几年之后，他又做主把妻侄女嫁给了父亲。他的妻侄女就是我的母亲。所以，刘先生就是我的姑姥爷。

        母亲原本出生在一个相当富有的大家庭里。就在霸王村江对面的江甸子镇上，一个有坐堂医的中药铺子，是母亲的爷爷创下的产业。在那个小镇上，虽然说不上多么富有，却也名声在外。母亲的大哥——我的大舅——五、六岁时被胡子绑走了。胡子捎来信，让速送赎金，否则撕票。他们开出的是天价，家里人只好卖了药铺和一切值钱的东西，凑够赎金赎回大舅。姥爷一病不起，家业也从此一落千丈。如果不是有这个变故，父亲和母亲也不会有这个缘分。就在刘先生去看他的大舅哥时，我的姥爷托他给母亲找个好人家。母亲老大，下有三个妹妹；所以要嫁人，只有先从她起。

        刘先生步行几十里赶到我们家，说明来意便领着父亲去江甸子。本来是来相亲见面的，母亲也特意换上一件带小花的布衫，可是看到父亲来了，她却跳出后窗跑了。

        后来，我们问起她，你跑了也没见到人怎么就答应了呢？她说:你姑姥爷说好，别人还能说什么呢！

        可见姑姥爷的威望有多么高。就这样，父亲的恩师又成了媒人和长辈。我们也有缘有了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姑姥爷。

五一年六月，父亲调往辽宁工作，走前他和母亲去看望姑姥爷，临别时拍了这张照片。他（她）们拍照时，我也在场，只是我在母亲的肚子里。也许因了这些，我从记事时起，就知道老家那边还有一个姑姥爷。一个白胖的老头，慈眉善目，说话慢条斯理，极和蔼可亲。

         姑姥爷姓刘，名文化。本身的职业是中医大夫，唯一一次当了半年的教书先生，就收了我父亲这么个学生。从那以后，他都以行医为主。那一年，他背着药箱在乡下游走行医 ，家里捎信来，姑姥娘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让他给孩子取个名字。当时，他手里正拿着一把草药菖蒲，于是随口就说:叫菖蒲吧！

         我管这个菖蒲也得叫大舅。好像姑姥爷给取的名字带着灵气，菖蒲舅舅长大了极聪明。五十年代初读高中时，就发表了小说，引起轰动。姑姥爷的初衷是想让他承继中医行业，也做一个悬壶济世的好大夫。可菖蒲舅舅偏偏热爱文学，好在姑姥爷是个极开通的人，又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也就由着他了。谁料到了反右派时，菖蒲舅舅被打成右派，发配到了劳改农场。

        姑姥爷表面上看不出变化，每日照常行医，可姑姥娘整日以泪洗面。  那时，我们一家住在千里之外，只是大概听点消息，具体什么情况尚不知晓。

        一九六九年，我们全家回到老家。姑姥爷就在我们老家的公社卫生院当大夫，家就在卫生院旁边。我们家因刚从城里搬回来，每月要去公社粮库买一次粮。每次我去买粮，母亲都嘱咐我，一定要去看望姑姥爷和姑姥娘。这使我经常有机会走近两位老人家身边。

        姑姥爷很忙，连回家吃饭也是匆匆忙忙的，甚至有时刚刚端起饭碗，外面一喊，他立刻撂下碗，抓起药箱就跟来人走了。有时，我晚上住在他们家，赶上姑姥爷又有了空闲，我们会伴着一盏摇曳的煤油灯，姑姥爷一边吸着烟，一边讲我父亲小时候跟他读书的事。我很喜欢听他慢声慢语的讲述，亲切而又有趣。但他从来不提菖蒲舅舅。

        姑姥娘那时两眼什么都看不见了，可还时常有浑浊的泪水从眼眶里流出来。她便常常揪起衣襟，去揩淌到腮边的眼泪。她摸索着，从锅碗瓢盆菜刀案板，到淘米下锅灶坑点火，照样把一桌农家饭菜操持得整齐而又喷香诱人。我要帮她做点什么，她不让，说：你就在屋里坐着和姑姥娘说话就行！

        我坐在紧靠门口的炕沿上，隔着一道门坎，看着姑姥娘洗菜切菜，淘米做饭。尽管一切都是摸索着进行，但让你看在眼里，却是那样的有条不紊。她虽然眼睛看不见，两手摸索着在案板上切菜，但说话时仍然把脸转过来对着你。我知道，这是她自小在那个豪门大院里养成的习惯。听母亲说过，她的爷爷曾有过很大的家业。后来虽说败落了，但好多习惯和规矩却不知不觉地流传了下来。我很少说话，都是听姑姥娘在说。她说得最多的，都是有关菖蒲舅舅的事情。

        她说菖蒲舅舅从小就聪明伶俐，姑姥爷有意让他学医，他偏要写小说当作家。结果，他却因他的那篇小说，成了全省最年轻的右派，被押到北大荒一个劳改农场劳动改造。姑姥娘心疼儿子，思念儿子，千里迢迢地跑到劳改农场，看望菖蒲舅舅。她被人带到一间大房子门外，里面两排穿劳改服的人，面对面地站着，在一个管教人员的口令下，逐对地互相揭发，然后互扇耳光。她看见了日思夜想的儿子，劳改服下一副瘦骨嶙峋的身架，剃着光头，还带着那副近视眼镜，面容枯瘦，目光呆滞。管教让他揭发他对面的人，他嗫嚅着说不出话；让他扇那人耳光，他闭着眼睛在那人的脸上拂了一下。管教大怒，让对面的人打他。那人抡圆了胳膊，一巴掌就把菖蒲舅舅打得在地上滚了几个个，眼镜也摔碎了。门外的姑姥娘双腿一软，昏倒在地。

        姑姥娘是怎么回的家，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姑姥爷说，她摸索着走进家门时，眼里流出的泪水是暗红色的。从那时起，姑姥娘的眼睛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母亲陪着她流泪时说：大姑，你不去看菖蒲，眼睛就不会坏了。姑姥娘说：我就恨自己，眼睛为什么早不瞎？早瞎了，不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往往这时候，我都不忍再看姑姥娘的脸。我转过身，去看挂在墙上的镜框里菖蒲舅舅的照片。一张清癯的面孔，小分头下一副圆圆的黑框眼镜，两只眼睛透着睿智和善良。当年，这是一个相当帅气的小伙子。

        后来，我招工、上学离开了家乡。再后来听说，上边有政策，对当年的右派都进行了平反。菖蒲舅舅也回来了，安排在邻县乡下一所中学教书；不久，又结婚成了家。姑姥爷和姑姥娘痛苦了多少年的心，也舒展开了。等姑姥爷到了退休年龄，他立刻办好手续，处理了房子、家具，领着姑姥娘带着全部积蓄，去找菖蒲舅舅。父亲和母亲去送他（她）们老两口，见姑姥娘虽然脸上也淌着泪水，可那笑容却是灿烂的。她不停地说：我要去享福喽！我要去享福喽！

        他们走的时候是春天，大地回暖，阳光明媚。冬天时，父亲公出，特意拐个弯去看他们。回来后对母亲说:大姑的身体怕挺不了多久了。果然不久传来了消息，姑姥娘的身体像耗尽了油的灯，终于熄灭了。她没有享受到儿子回来后的幸福，先一步走了。没多久，姑姥爷也离开了那个家，因为他的眼睛还好，什么都看得见。他在通化市站前找了间小房，开了个中医诊所。

        那年，我休探亲假，在通化站转车。见时间还早，就按家人给我的地址找了去。

         他正在给人看病，边把脉，边同患者聊着家常。我坐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几年不见了，他消瘦了许多，头发也全白了。可精神还好，虽说不上矍铄，也还健朗。仍然是慢声慢语，语丝细密绵长。屋里所有的人都看完走了，他见我还坐在那里，就说：你，怎么回事？等看清是我，又说：你这孩子，怎么来了也不吱声！我说：我看你给人家看病，挺忙的。他说：我们爷孙俩这么些年没见了，给他们说一声，会理解的。我问他收入情况怎么样？他说：什么收入，我这是义诊，不要钱的。

         我明白了，他是在寻找一种精神寄托。姑姥娘走了，他的天塌了一半。可是，这剩了一半的天，还能支撑多久呢？

        时间到了，我们恋恋不舍地告别。他一遍遍地叮嘱我，一定再来看他。我答应了。然而，我们谁也不会想到，那次的分别，竟会是永诀。

        姑姥爷走了。由于工作的原因，父亲和我都未能去送他最后一程，心里留下永远的伤痛。

         他是我的姑姥爷。

         他是父亲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