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两个世界（小说）

一座寂寞的高峰

抉心自食 ，欲知本味。
——抄自鲁迅《墓碣碑》


现在，他的目光离开桌子上堆着的稿子，两肘支在桌面，手抱成拳，将下巴放在上边，看着桔黄色的灯光，开始休息了。

他的休息，是经常保持这种姿势的。

我知道，桌子的抽屉里放着他的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的证件，飞鸟一样在社会里栖翔的《大地》报主编职下印着他“刘文忠”的名字，冰心题写书名的安徽出的关于青年作家的书上印着他的照片…… 从来稿的信封上几乎都写着的他亲收上，我便知道那些青年们，都会以为他在休息的时候，一定是坐在高级的沙发上，双手扣在脑后，静静地靠在后椅背上的。或许面前正映着彩电，脚前的茶几上还放着冒着热气儿由婷婷玉立的女保姆煮得咖啡。——因为，有个著名的作家曾撰文说过 “ 中国的作家都提前过上了小康生活 ” 以示尊荣，和答谢皇恩的宠爱。

然而，他是很穷的，这一切他都没有。四壁空空的居室里，只有一张木床是个大家具。他所坐的，是一个从祖父那里继承来的四条腿支着一块木板的，叫做“杌子”的东西；而这杌子面又是断成两半的。桌子还是十几年前结婚时的，油漆剥落，半个桌面已被他的衣袖磨得乌光。三个抽屉，两个归他使用，一个盛着他妻子的梳洗的用具。他原本不会这般困苦的 ，八年前，他的处女作《姐姐》震动文坛时，我见过他坐在邹县县委包场的剧院里看过吉林歌舞团跳《天鹅湖》，在济南军区四所里吃过数百元钱（那时的一百元可抵现在的一千）一桌的美餐，在家中桌上捆扎过T市某厂女出纳的成捆的情书…… 上流社会在向他洞开殿门。他完全可以革服领带，气度不凡地走进去。然而，都是因了他的固执地寻求我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终是被弃于四面敌意的孤岛上了；月黑夜冷，连一声蛐蛐儿的鸣叫都不施舍给他。在横七竖八的连信也不写的退稿堆里，我见他曾将头深伏在油灯下，在他黑皮烫金字的《作家手册》上写过这样的话：“ 在这个世界的天堂的大门，都是向跪着它的人敞开的…… ” 用力之重，至于笔尖把纸都戳透。

后来，他揭起社团的旗帜，出版并主编《大地》报刊了（说到底，那便是被逼得），从上边发出激烈的呐喊声，势如出峡的洪峰，浩浩荡荡冲决障碍，汪洋于全国了；使我的存在和价值趋近于辉煌。被北京文学界的同道称之为，是由无数把解剖社会的手术刀金鉑锻打的旗帜…… 随之，世人将曾经给予他崇拜的先师鲁迅的“铮铮铁骨”等一些标签，也贴在他身上了。然而，这些鼓吹的标签，对我没有增加一丝光彩，也没有遮掩住他身上那如烈谷一般的阴影。《大地》社团，虽大半都是同路，然而也是一个 “ 社会 ” 的。从一开始，他是既坐着社长又紧抓着社刊主编权的。他对主编权的看重，无异于政治家们对军权的看重，因为一切主义、思想、公理、人道，都经不住覆带的碾轧和跑口的轰击。我可以把他和与副主编周先生的一次对话拿出来给读者看，可以想见他的霸道与独裁。那是一个过午，在周先生的屋里，周先生说：“ 如果我要是出门儿，比如去参加什么笔会，要是有作者叫我看看稿子，而且那稿子又好，我该怎么办？” “ 你完全可以说带回来送审——这是常识！” 他用强烈的目光注视着周副主编的眼睛说，直到周先生的眼里现出淡淡的失望来。他在那《大地》报头上所挂的 “ 编委 ” ，都是他从作者里选拔出来的最为坚强的同路。自然，拥护他主张的居多；但偶尔也有向他提出批评和有悖于他行事作风的建议的，这颇为引起他的不快，而这不快又很快转变成戒心，继而便要除却他了。他是深谙中国人的将面子看得比命还重要的人性的，倘去掉，便易化为敌手。于是他便将报头上每期固定的 “ 编委 ” ，改为 “ 本期责任编辑 ” 了。这样，即达到了去除某位的目的，又不留痕迹，使人依为被除掉的仍是编辑，只是近来没有编辑稿子而已。并且，这 “ 本期责任编辑 ” 这六个字，又象放在 “ 责编 ” 们头上的一把锋锐的利剑，为随时除掉异己做着准备——这手段，简直是比那些政治家们的手段都阴险和高明！当时他做得果敢，渐渐地自我省悟起来，并且愈加地看得分明，一种痛苦在心里生出渐渐浸透了全身；他在心灵深处发出嚎叫了：“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封建专制的社会于中国数千年而不倒，专制暴横的帝王深藏在每个黄肤种人的血液和灵魂中啊！统治欲和专制欲是每个中国人的本性，以至于使这个民族永沦于苦难的深渊而万劫不复…… ” 那一夜，他吸了十七支烟。又重读了鲁迅的《墓碣碑》，数百字的短文，读了两个多小时。三日后他去高唐，在和周先生谈话中，他讲了自己要在《旧事》或《不能忘却的旧事》为题目下，写一系列专事自我剔抉的小文章。然而，我却见他迟迟未有动笔。也或许能够理解，因为他也是死要 “ 面子 ”人种的一个，也在尊守着这个人种荒唐的 “ 面子 ” 等于 “ 自尊 ” 的逻辑。况且，他时时都会有 “ 遭遇战 ” ，怎么能够再把 “ 弱点 ”暴露给要至他于死地的敌手呢？这样做，实在是太艰难了！但这一切，却是与我所要达到的辉煌有碍。

然而，还有令我更担心的一层，便是他时时记得他是活在人间。我的存在，以及那些 “ 铁骨 ” 之类的标签，都于他无助。中国的国民看不见这个，他们只崇拜权势。比如，他在路上，碰到一个十余年没有见面的同学，鉴于七八年前国报上曾大肆鼓吹过他，那是很有些名气的。距十几步那同学便跳下来，惊喜的眼神儿溢于眉梢：“ 啊…… 是文忠！现在在那个机关工作？” 等听到他依旧是在农村种田后，便立即收了笑，现出轻薄的表情，草草寒暄之际，便拉开架式上车走了。在他母亲那里，则是期望他写些能为官刊上用的文章，好挣回大量的稿酬，以接济这个处境困苦的家；在他妻子那里，则是期望他能转出去，连同带着这个全家——这个家庭气氛的冷若冰霜，大半都是由此而来的；然而，这能责怪她们吗？在一个没有生活，只有生存的底层世界里，也只能有 “ 趋利避害 ” 的生存意识。而他的三个渐渐长大起来的儿子，亦象三座黑压压雾腾腾的大山一样由背后压来，仿佛要将他吞没…… 这一切，都迫使他不能再长久地坚守在目前的阵地。我见他变得消瘦了、冷默了，时而有缓而迟重的踱步。

那一次，他踱到村东的大沙丘的坳里，在一棵经年积落的黄沙掩没到树枝杈的古老的杏树前站住，望着深冬的继续呼呼飞落风沙，久久地停立着。那顽强的，直刺苍穹的，铁似的树枝在一丝一毫的被呑没着…… 他不知道究竟站了多久，只知道回到家中他说了一句：“ 太残忍了…… ” 而后，便在桌上铺开那张看得起了毛的《作家信息报（增版）〈供参考〉》载有《危机！新时期十年文学的危机》的报纸。是的，鲁迅从《呐喊》走向《故事新编》；郭沫若从《女神》走向《屈原》；郁达夫从《沉沦》走向《迟桂花》；丁玲从《莎菲女士的日记》走向《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他虽不是可与之并提的大家，而他，却会从《大地》走向哪里呢？他不会走向什么著作，因为他从不曾靠写稿吃饭，他只会走向世事的尘封里…… 还有后来的呐喊者么？他们会从他们的呐喊走向哪里？……

“ ……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中国人总呈现着永恒的悲剧性！”在心里，他说。

现在，他离开座位，站起来，又要开始缓而迟重的踱步了。我很怕他夜晚再到那东沙丘去，那站在月色下久久伫立，看那象从地狱中伸出手臂挣扎的全身心痛苦的景象，是令人心碎的，可怖的。然而，我是挡不住他去的，正如挡不住他的终要被世事的尘封淹没一样。我是不能谴责他的，正如不能谴责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一样，他一生的所作，只有一个主题，那便都是在写人的灾难啊。如果哪个现世的或后世的论客，用了祖遗的文学观念，指着他作品中的人物，说他是在 “ 批判国民的劣根性 ” ，我可以说，那实在只能说是无知！然而，尽管我是由他创造，但我是可以离开他而独立存在的。就象一座断崖一样，于苍茫的历史云烟中矗立，直至世界的末日。

——这是我的幸运；这是他的悲哀。

1990.11.20.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