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堆坪的孩子

牧云

　　文/牧云

　　四年师范生活，在1993年7月画上了句号。毕业前的这些日子，时间过的好像流沙，看起来漫长，却无时无刻不在逝去；想挽留，一伸手，有限的时光却在指间悄然溜走，举手话别，各奔东西……一切似乎都预想的到，一切又走的太过无奈。未来就像天空中一朵飘忽不定的云彩，而我们，从毕业这一天起，便开始了漫长的追逐云彩的旅程。

　　原以为，毕业后会分配到条件较好的地方，最起码也是川区（许多师范毕业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谁也不想在自己村子里任教，因为在本村的公事很难干，很难得到乡亲们的认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被分到了离家相对较近的麦堆坪小学——谁不知道那是一所小得不能再小，艰苦得不能再艰苦的学校？我的心灰透了，毕业时的一切幻想和热情消失的无影无踪。

（一）

麦堆坪村所属三个村民小组，即上队、下队和马家峰，约三百多人口，下队因地势较低，叫沟底下，亦称“窟圈地下”（据说一百多年前因滑坡导致坡前村后布满众多“窟圈”，故有此名）。麦堆坪小学就座落在“窟圈地下”。

　　那是个秋桃成熟的季节，我找到学校时，眼前景象着实让人吃了一惊：校园比当地农家院子稍大，操场即院子，四间教室，其中两间用于上课，一间做办公室，另一间做了仓库。而厕所，由用土块垒成的矮墙围了两个坑构成，孤零零蹲在东南角。

　　虽说麦堆坪距离家不足十里路，但山高路陡，每天跑太麻烦，胡校长让我住下来，并派三个大一点的学生第二天来帮我搬行李。

　　次日，日头冒花的时候，三个孩子已经来了，是打听着找来的。他们约有十一二岁年纪，都穿着蓝布褂子，脸洗得干干净净，有一个还赤着脚，只是耳朵背后和脖子里脏兮兮的。

“你们念几年级了？”我问道。

“他念四年级，我们两个念三年级”，小平头男孩指着个儿稍大的男孩，又指了指身旁赤脚的男孩说道。那个个儿稍大的男孩长得瘦长，这会勾着头，两只手不停地搓着衣角，个儿较小的赤脚男孩则不住地转着头，这儿瞧瞧，那儿看看，打量着家里的一切。

　　母亲端来了馍和汤，但他们死活不肯吃，一起跑到院子里，说：“我们是吃过来的”。 我的行李只有打好的铺盖，一包书，一杆笛子和一把二胡。就在我把铺盖要背上的时候，那个大个儿男孩跑上前，一把抢过去，背上就走，其他两个孩子一起赶过来，分别拿走了东西，我倒成了空人。

　　空气新鲜极了，凉丝丝的，荞麦花摇晃着粉色的脑袋在风中飘洒着香味。也许我没有拿东西，感觉很轻松，但轻松只是暂时的，三个孩子走得风快，为了赶上他们，不得不加快步伐。然而我快，孩子们更快，不一会儿，他们远远落了我一大截。在山梁上，孩子们等着我，我的汗出来了，出着粗气，他们的脸上依旧干干净净。我坐下来，让他们也歇一会儿，孩子们没有说话，只是站着。我问他们：“你们的家在哪？”孩子们异口同声答道：“马家峰。”大个儿孩子指了指对面山腰山坡上的村子，小声说：“就是那。”此刻，马家峰村沐浴在晨光里，除了隐约传来一两声鸡啼狗叫，一片安宁。

　　渐渐地，窟圈地下出现在山下，绿树掩映，屋舍俨然。下山的时候，他们三个依旧遥遥领先，赤脚孩子走在草地里，稳当轻快。山路像一条蛇，一直蜿蜒下去，而我感觉到这条蛇的鳞片太粗糙了——“我也是山里人啊！”我苦笑了。

这三个孩子的名字是：胡军荣、胡忠孝和胡彦长。

（二）

麦堆坪小学共有60多名学生，4个年级，复式班，一三年级为一班，二四年级是另一个班。全校共有3名教师，都是本村的民办教师。我问胡校长：“谁是班主任？”他嘿嘿一笑，咱们都是班主任。

　　我所带的科目是二四年级语文、思想品德，全校的音乐和体育。这个班四年级9个学生，二年级13个学生。一进教室，他们出奇地安静，睁着亮晶晶的眼睛看着我，我用普通话把自己介绍了几句，一个小女生对前排的同学小声说：“像电视里的声音。”我问：“能听懂吗？”

“能。”声音小小的。

　　还好，能听懂。于是我向他们教上课礼仪，向老师问好。但那班长——二年级的一个小男孩太不争气，喊“起立”的声音像猫叫，而且身子扭得像小姑娘，然而全体学生齐声喊“老师好”时，声音震天响，令我精神为之一振。

　　上复式班的上课有点麻烦，第一节课要先给一个级上，另一个级的学生低头复习写作业，第二节课反之。我担心这样上课会影响另一个级，但事实上，那些孩子低头写字，习惯成自然，似乎老师的讲课与他们无关。

　　下课了，年轻的小胡老师让我拉二胡，我谦虚了一番，就拉起来：《大红枣儿甜又香》、《世上只有妈妈好》，还有《二泉映月》。他连声说好，拉得好极了，又问我是否会拉秦腔？于是我又拉了一段《三滴血》之“未开言来珠泪落”，三位老师一起鼓掌。办公室闹嚷嚷的，不知什么时候，站满了孩子，一个个挤来挤去，好奇地瞧着我，土味特别浓厚。胡校长大手一挥：“走走，上课了！”孩子们涌出了屋子，一把破铃铛响了起来。

　　音乐课上，四个年级的孩子挤在一个教室，吵吵闹闹，热闹非凡。直到我走上讲台，他们才安静下来。我问：“你们以前上过音乐吗？”

“上过，一学期上四五节音乐课！”一个叫胡君芳的女孩说。

“都教些什么？”我又问。

“教歌，《三月三》，还有《上学歌》。”孩子们说。

　　我让他们唱，一个叫二求的男孩站起来领歌，大家一起唱起来：“又是一年三月三，风筝飞满天……”真个是清脆嘹亮，震的房面嗡嗡响，尽管音不太准，但孩子们唱得很起劲，很整齐。之后，我一句一句给他们教《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没想到，孩子们学得特别认真，摇头晃脑，一节课时间就教会了。牛老师织着毛衣，一边对着喝水的我说：“蒋老师，你可真厉害，一节课就教会了一首歌，而我们要四五节课。”

　　与大声唱歌截然相反的是，回答问题就不是回事儿了，他们大都站起来脸红耳赤，抬头看一下我，又赶紧低下头，茫然而不知所措。除非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否则绝不吭气儿。我只好让他们坐下，望着他们坐的很端正的样子，我犯难了：孩子们的基础太差了，对于拼音几乎没有概念，更不用说前后鼻音和声调了。如果不培养孩子们的学习兴趣，不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课堂教学无从进行，提高成绩就成天方夜谭。我挠了挠头，决定从拼音入手，上新课与复习旧知识同时进行。

一个月后，孩子们的拼音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还能够积极回答问题，孩子们适应了我的教法，师生配合默契，课堂气氛相对活跃。

（三）

大山里的孩子没有午休的习惯，一吃过中午饭，就早早来到学校。他们要么跑出跑进玩耍说话，要么没完没了向我告状，我午睡的习惯也被迫取消。

　　常常是那些一年级学生，喊一声“报告”，便推门而入，说谁谁叫了他爸的名字，谁把他打了一拳，谁拿了他的东西不还了，谁偷吃了他的馍，谁踩了村里的庄稼……不是哭丧着脸，就是抹着眼泪，末了还加一句：“你管不管？”不得已，还得亲自去处理“学生的内部矛盾”。有时才处理完，刚躺下，“报告”声又响起，就这样，睡意早跑得无影无踪。

　　孩子们每天要从沟里抬水，以备教师吃水和打扫卫生之用。学校离水源地不远，但路一点不平坦，加上贪玩路上摇晃，学生们回来时往往满腿满脚的泥。有一回，两个调皮的男生去抬水，回来时捣了路边的马蜂窝，马蜂一看家被毁，疯狂追赶，见人就蜇，吓得两个孩子扔了水桶没命逃跑。没办法，还得我去捡水桶，正好碰见一个长发青年，拦住我说：“你这老师怎么当的，也不好好管教学生，他们捅了马蜂窝，我们怎么去担水呢？”我赶紧赔不是说好话，他才气冲冲走了。

　　这些孩子，太不像话了。气得我收拾了两个肇事者一顿，并召开了班会，以此警戒其他学生。此次事件过后，孩子们抬来的水清了许多。

　　这样平静了一个多月。那天中午，两个孩子抬来的水十分浑浊，泉里水少？一问缘由，气炸肺腑，原来上队的以纪良为首的一群学生，他们故意把尘土洒在水里。那些小子在觉皇寺学校读初中，比较调皮。明知是给老师抬的水，他还这样放肆，不教训一顿难解心头之狠。放学后，我在大坡上等那小子，孩子们指认后，我一个箭步奔上前，揪住大摇大摆走过来的他，反关节拧住了他的胳膊，他挣扎一番，徒劳无益，就连声求饶，说再不敢了。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我告诫一番，讲了一些要尊敬师长，干好事的好话，连连称是，表示不再犯错。听村里人说，这些孩子是名副其实的顽皮学生，胆子很大，敢捉弄川里学校教师，甚至校长。有的老师打了他们，他们就在周末翻墙进校，进办公室划了老师的西装；巩校长的铲脚据说很厉害，在铲这些孩子时，被灵活避让，却把后面一个学生铲倒了。

不知是我的警告起了作用，还是那些家伙良心发现，再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

（四）

每到周六下午，我都要回家，这个时候，孩子们总是争先恐后地帮我推自行车，赶也赶不走，从学校到山梁有二三里地全是陡坡。我跟在后面，他们撅着屁股往前推，不一会儿，他们汗流满面，也顾不得擦一下。一路上，他们一边轮换着推，一边把许多许多话告诉我，我也讲笑话给他们听，一路上笑语不断，大家感觉到很开心。风儿轻轻吹，路边的野花吐露着芬芳，玉米和高粱挥舞着绿油油的希望。

　　到了山梁平坦处，他们停下脚，看着我骑上自行车，才离去。一次，我拿出一把水果糖给他们，他们说什么也不要，推车把的使劲往前推，掀车座的撒手就跑。好容易逮着两个小女孩，好说歹说把糖塞在她俩手里。孩子们离去了，看着愈来愈远的身影，我莫名感动。回到家，我拉开提包，竟然发现那几个水果糖还在里面。唉，这些固执的孩子！

于是，我记住了这些孩子的姓名，宋雪林、黄小银、胡雪红、胡保霞、黄全忠、黄红红……

　　本来我是可以自己做饭的，但村长和胡校长考虑到自己做太麻烦，决定延续上山支教教师的待遇，派到学生家里吃，二至四年级每个学生家一天，依次轮流。出乎我的预料，学生家长非常热情，拿我当贵客。虽然生活条件不是很好，但总是想方设法做的可口，并且拿当时最高级别的菜“干部菜（粉条、鸡蛋和肉，偶尔加豆腐）”招待我，初来的不快情绪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说不出的感激。那次在上院（距上队不远的一个自然村，当时属觉皇寺村管辖）一个学生家派着吃饭，一大老碗甜饭下肚，有点饱，但主人热情异常，又端来一老碗，好像我不吃就瞧不起他们，便鼓足气力吃了下去，导致我返校时一直抱着肚子。我想：如果不好好教书，能对得起这些淳朴善良的乡亲们，能对得起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吗？

　　下队（窟圈地下）到马家峰要经过一条大沟，再爬上一条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每当到马家峰吃饭时，孩子们总是等着我一起走，到最陡的那一段，他们前拉后推，胡霞霞和胡军霞大声喊道：“新娘子来了！”惹得山野里劳作的人们直往这边看，我感到了做孩子王的快乐。

　　麦堆坪小学学生不多，差不多一个多月一轮，两轮下来，要再次派饭吃，我真的有点难为情。于是，我拿上米面，学校买了蜂窝煤炉子，自己做。然而，早上起来，窗台上总是放着馍和洋芋和其他蔬菜，是孩子们偷偷给我的。村里要是有红白喜事，主人家总是不忘给我端来一些饭菜。

（五）

孩子们语文基础太薄弱，再加上复式教学，上了二年级又上四年级，刚刚参加工作的我显得手忙脚乱，累得我够呛，需要我教的东西太多了！期中考试下来，22个学生里面，只及格了12人，优秀生2人。这让我感到头疼，如何才能尽快赶上去呢？

　　夜里，我冥思苦想，想出一些办法，决定试一试。首先让2名优秀生充当小老师的角色，在我讲课时管理另一个年级思想跑毛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给落在后面的学生开小灶，监督其背书，听写生字；其次，我重点抓处于中间状态的学生，了解他们的思想状态和学习中存在的困难，排疑解惑，不赶进度，精讲多练，当堂消化。半个月后，在一次测验中，及格人数达到18人。我为自己和孩子们的努力感到欣慰。

　　思想品德课上，我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岂料一个叫胡军民的同学竟然回答道：“我要去搞副业。”弄得我哭笑不得，更让我震惊的是对于这样的回答，孩子们不可置否。麦堆坪是偏僻的山村，人均年收入不足300元，近年来通过上学改变命运的人特别少。孩子们在本村读完四年级，要到山下七八里外的觉皇寺或翻过山顶到武家湾村继续就读，大部分勉强读完初中就辍学回家，帮父母务农，有了力量就外出搞副业（或卖成衣）。搞副业，其实就是到建筑工地干重体力活，虽累，但有经济保障。因此，搞副业就成了一部分孩子最向往的职业。我深感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

　　中秋节来临之际，孩子们送我许多礼物，什么核桃、苹果、葡萄、红枣之类，堆了满满一桌子。望着面前仰着的稚气小脸，我说了句：“谢谢你们！”就再也说不出话来。胡宝红、胡芳林、胡君芳、胡国成、胡宝胜、胡炯刚、胡欢富、胡文文和胡轩轩等孩子围着我，让我唱歌，让我吹笛子。我一一满足了孩子。傍晚的校园一片欢腾。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一个学期结束了。正是隆冬季节，由于落了一场雪，山野里一片洁白。孩子们依旧送我到山梁，风吹得他们的小脸通红。就在我转身要离去的时候，孩子们喊起来：“蒋老师，明年你还来吗？”声音里满含凄楚与期盼。我心里一颤，回过头，举手喊道：“会来的，你们放心吧。快点回家，天太冷了！”眼泪忍不住弥漫了眼眶，眼前一片白茫茫。

　　于1994年1月20日晚

2018年4月9日修改毕，并转为电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