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旧事》（第一集）

张涟

作者：张涟

图片拍摄：葛华平

出镜：张涟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民国时期

第一节 临安县锦城镇

第二节 张家和周家

第三节 表妹

第四节 婚礼

第五节 上海、杭州相继沦陷

第六节 难民

第七节 地主宅院里的军事基地（未完） 第八节 日军的“十月攻势”，周家、张家房屋均被烧毁，张库房遇害

第九节 四房和儿子周进

第十节 张成栋失踪

第十一节 纳妾

第十二节 杭县工作

第十三节 外太婆去世

第十四节 亲家母遭土匪残害（胡家）

第十五节 藏旗袍，民国落幕

上图左一：我外婆。左二：三房的大外婆。右一：大房的外婆。右二：二房的外婆。

图片拍摄时间大约在1935年左右。拍摄地点在临安县显岭脚村（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112医院旧址的前身）。

注：文中的太公、太婆指外公的父母。外太公、外太婆指外婆的父母。大舅公、小舅公指外婆的大弟和小弟，姑婆指外公的妹妹。

前 言

这是一段临安的旧事。

这是一个已故的梦。

这是一次改朝换代的接口。

这是一截杂乱、血腥、磨砺、觉醒的乱世。

这是中国人在追寻民族复兴路上，奋发、摸索及传薪的一个片角。

这是战争时代赋予这代人的使命和追求。也由于时代变迁的大背景及一些封建旧礼教制度，带给了这部分人心酸的命运。

《临安旧事》故事主角的后代人张涟，为您讲述临安锦城镇三户家庭的百年沧桑。

第一章 民 国 时 期

第一节 临安锦城镇

临安县位于杭州西郊，和南宋时期偏安国都临安府同名，与杭州血脉相承。

临安域内，天目山脉（因东、西峰顶各有一池，常年不枯，宛如双眼仰望苍穹，故得“天目”之名）巍峨秀丽，苕溪河清澈盈盈，江南一隅，土地肥润，物产丰饶，景色如画。

千百年来，这里溪边多芦苇，芦苇花夏季盛开，蒹葭萋萋，风起时，摇曳生姿。因本地人称芦花为苕，所以这条从天目山脉树根里流淌出来的河，一直叫着苕溪。

苕溪边的锦城镇，五代十国吴越国国王钱镠的诞生和陵寝之地。千年古镇，钟灵毓秀，饱经沧桑，文蕴极深。

传说这里最早的居住群落是一队守陵的安国衣锦军，安国山始有太庙之称，现“锦城镇”和“衣锦街”的名称也由此而来。

民国时期，整个锦城镇以钱王陵正门右侧为集聚点，东面微涉，南面空旷，逐步向西延伸。是临安县国民政府所在地；亦是天目山下、苕溪沿岸各乡各村最大的集市聚合点。镇上唯一的街道就是钱王陵山前一条沿山起落，稍有蜿蜒，东西通向的衣锦街。

那时的衣锦街已经商业繁荣，铺子和摊位堆排得密不透风，一排排深褐色的木制排门里，米行、布行、做头、制衣、箍桶、药店，客栈、卖茶叶、说大书的等等，相挤排好。街上整天夹杂着做买卖的吆喝声，黄包车急促的车铃声，木制独轮车和双轮板车辗压凹凸路面发出的“嘡嘡”声，还有赶路人脚甩着袍子走路的“沙沙”声。一到赶集天或者什么节日，天目山下、十里八乡的百姓都赶了来，更是吸引了众多的耍猴的，唱戏的，卖狗皮膏药的江湖班子，真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从衣锦街两边延伸出去的深浅弄堂，十几米路就有一条，左右相插，各有名谓，如大巷弄，小巷弄，桂花弄，木梳弄，吕家弄，混堂弄，安阁弄，棋盘弄，勤俭弄，会馆弄等，据说有十八条之多。居住最密的区域属南北通向的小巷弄和大巷弄，还有衣锦街的两侧，镇人口总数约五千人左右。

如果从高处俯瞰，这锦城镇仅有的一条街和十八弄，紧贴着钱王陵，徐徐摊开，经络分明，它狭长的地形像是钱王陵身上长出来的一瓣叶子，一瓣灌输着传承的养分；一瓣遥向着天目山微微颔首的；一瓣生生不息、慢慢长大的叶子。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临安这座市级城市早期的雏形，城市的根系。

那个时候，临安主要与杭州、上海通商，也有一些东南亚的出口贸易。乡下的稻米、柴炭、茶叶、小核桃、笋干等货物都用竹筏在苕溪上运载。水手们平时扎排捆货，一挨雨季就顺势而下。当时苕溪的沿岸各乡都有堰坝，分段蓄水，旱季时也可统一放筏，更抑或在河床中间挖出细长深沟专供通航，溪边时有拉纤人如泣的呐喊声。竹筏沿着蜿蜒的苕溪放撑至余杭仓前镇，然后换成航运公司的商船，再顺着内河，从余杭塘河、松木场河、西溪等城外运河进入杭州城内运河（中河、东河、市河、浣纱河），沿着内运河把货物运送到杭州城各处；或者取道运河往东北，途径嘉兴、嘉善，转入黄浦江到达上海。

上世纪三十年代杭徽公路贯通后，公路运输越过航运，临安的政治、商业、文化等信息传播，以杭州、上海两个城市为风向标，连街上女子的新颖旗袍式样及崇拜的京戏名角、电影明星，都快步地与之看齐，经济亦逐步发达。



一九四八年，上海电影制片公司也曾在苕溪河边，在芦苇花盛开之时，在临安拍摄过一部叫《寻梦记》的黑白影片。

此时中华民国历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更替，国家还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半资本、半分裂的乱世状态，社会发展蜗行牛步。虎视眈眈的他国列强都准备乘虚而入，来瓜分我们的领土和资源。贫穷和落后，尤其是军事设备，都不利于我们与列强交手；国内的“五四”运动点燃了国家亟需继续变革与发展的火种；“新青年”的召唤引领着在黑暗中摸索的年轻人；民族复兴、国家强盛成了那代人的梦想和使命。

同时，内因外患，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巨大鸿沟导致了国内许多矛盾显现。空气中已经弥漫着质变的气味，一个时代正在再次走向裂变。

　

第二节 张家和周家

1917年（民国六年），外婆出生在临安锦城镇小巷弄内一户家境殷实的张姓商人家里，排行老大，后有两个弟弟。据外婆说，那时临安城的街道，只有现在的区政府门口到木梳弄口这里，总长约500米不到。在这段街面上，看得到的铺面基本是外婆他们家的，有米店、布店、菜油店；另外，在上海也有小加工点和铺面。因此，外婆的父亲在临安城里有了两个绰号：一个叫“张半城”，一个叫“张库房”；“张半城”，是一些人背后叫的。因他房产众多，大多数人当面叫他“张库房”。

张库房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弟弟张丹崖早年读书出去，一直跟随着陈仪将军南征北战，常年不在临安。

张家的产业都是祖上辛勤创业传下来的，而张库房却是个纨绔子弟，喜欢抽鸦片、玩赌博，无心经营事业。于是这些产业到他这辈手里，就开始逐步的衰退了。

张库房的姐姐嫁给周家，姐夫周杏生是临安的一个地主大户，是民国时期集资建造杭徽公路（临安段）的股东之一，也是建造及修缮新溪七孔大桥和两孔汇源桥的主要出资人，其宅院位于锦城镇往西5公里，新溪七孔大桥北边的显岭脚村（现属锦城镇区域），就是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112医院的前身。

周家世代书香，崇尚礼教，又历经灾难。

据周氏几代族谱记载：周氏祖籍河南，因金兵犯宋，祖上随康王赵构南逃至浙江绍兴，后从绍兴下来，迁到临安。也曾遭受太平天国乱军几乎满门的抄斩，侥幸逃出两名男孩，才得以繁衍后代。

据《临安地名志》里对显岭脚村名称的记载：“边岭，因有周姓前清拔贡建宅山下（拔贡：科举制度中经考试升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一种)，祈求显贵，改名显岭。”又有拔贡生之孙——周官培，用500亩良田创立了“官培书屋田”，并立下祖训，规定书屋田的一切资产和收入只能用于周家子孙后代的读书和秀才以上优等生的奖学金专用，不能私吞，不能分割，永不做买卖交易，不管几房几代都不得挪作他用！传男不传女。

后临安的周氏家族经过几代人的勤劳、和睦、节俭及积累。至民国时期，又繁衍发展成了七房人家（两房是堂兄）的大家族，资产的雪球也越滚越大。

这周家五房亲兄弟的名字，从大到小分别叫周荣生、周梅生、周杏生、周荔生、周兰生。大房周荣生是个秀才，颇有才华，只可惜身体赢弱，结婚不久就撇下老婆和一个儿子英年早逝。其他几房子嗣众多。

因当时民国社会经济条件差，能读上书的人少，社会上有文化的人相对也少。周家的后代人就是凭着祖先留下来“官培书屋田”，坚信读书会明事理，读书会有前途的信念，陆续地出门求学，一批批子女中有学师范，学中医的，学翻译的，学会计的，也有学化工的，学法律的，学地质勘探的等等。

周家的产业涉及田地租赁、农产品、农产品加工、药材、柴炭及一些商业贸易。稻田、茶园、药材等基地一直延伸到天目山脚下，在各个区域都设有粮仓，雇工人数也逐年增加。周家重视农业发展及商业信誉，一代代人的名字里都带有农业、信誉及礼教的烙印，如信字辈、生字辈、青字辈、成字辈、谷字辈等。

我太公周杏生（字：信夫），五兄弟中排行老三，所以称为三房。他幼时承继给只有一个女儿的叔叔做儿子，相应继承的祖产份额最多。

由于家中资产多，太公政法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家里经营祖业。他不但善于发展（1949年解放时，除族里共有的书屋田500亩外，他名下的田地还有一千余亩）和经营，还重视教育，八个子女都送往杭州念书。用我外婆的话说：你们的太公懂管理，很勤奋，很善良，很节约，喜欢孩子，缺点就是故步自封，顽固守旧，喜欢圈养孩子，推崇包办婚姻。

我外公就是周杏生的第二个儿子，即周家三房的二少爷，毕业于杭州中医学院，和外婆是姑表兄妹关系。外婆七岁时曾和外公订过婚，九岁时又不知什么原因退了婚。

除了包办婚姻，民国初期还有女子“裹脚”的陋习。女孩子好好的一双脚，都让长长的裹脚布缠成畸形。裹脚时的疼痛不去说它，裹脚后，人长大了，体重增加了，脚却畸形着长。走起路来，上大下小，重心不稳，摇摇晃晃，颤颤扭扭的。

可是这种小脚孱弱形状和走路的姿势，却被当时的大众认为是一种女人的味道，一种女人的性感，一度成为了衡量女子美丽的标准。

外婆说她那时还小，不懂什么“脚不裹，找不到好婆家”的话，只是顺从长辈，才裹脚。谁知一裹上，外婆就疼得直掉眼泪，一下地越疼，晚上也疼得不能睡觉，强行坚持几天。终于有一天外婆说她熬不住了，找了一把剪刀，不管三七二十一，“咔咔”两剪刀，剪掉了裹脚布，给自己放了足。于是在以后的岁月里，外婆庆幸自己有了一双能够大步走路的半大脚。

可是那个时代还崇尚女子“三从四德”，认为女子只有无才便是德，不推崇女孩读书，学文化。男尊女卑，一些农村家庭的女孩，连自己姓名都没有，要等到嫁人后，才有姓。在丈夫的姓后加一个“氏”，就是女人的名字，夫家姓张的叫“张氏”，夫家姓李的就叫“李氏”，夫家姓刘的，就叫“刘氏”……

这些愚昧和不公平的道理，造成了当时大批的女孩子没文化，没地位，没自己的姓名，也导致了外婆只读了几年私塾便辍学在家。外婆说她从此失去了改变命运的主要机会和能力。

下面的故事，从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我外婆17岁的一个夏天开始讲起。

第三节 表妹

那年夏天，年轻的外公和两个同学从杭州读书回来，路过县城。想到已有年把未去看过舅舅，顺便也可在县城里玩一玩。外公一下车，就带着同学直奔舅舅“张库房”家里。

“张库房”家在钱王陵前右侧，即民国时期临安城小巷弄的北端，衣锦街南侧。也就是现在天目路新天地广场靠北面这一带，房子主屋三进朝南，别院两进朝东，共五进房子。

外公带着同学一把推开南面深原色的木制大门，绕过刻着几枝兰花图案和镶有沿边的一堵灰白照壁墙，踏进一个中间用石板铺就的露天院子。

这个院子不算大，对称栽有两颗老的金桂、银桂树和一些花草。院的东边紧连着别院，西边既是走廊又是围墙。再往直进去，一进是客厅，二进、三进是家人的住宿和客房，二进和三进之间的天井用石板铺就。屋东侧靠小巷弄别院的一进是铺面，二进别院住着家里雇佣和长工，也放置一些闲置的工具设备。整片房屋后有一个狭长的院子，院子里有个亭子，亭子边有一棵长得比大碗口还粗壮的梅树。院子北面开有一扇小门，出了小门就是一条小弄，小弄直通车水马龙的衣锦街。

时值夏天，三个穿着学生制服的年轻人步入“张库房”家的西廊。墙外几株粉紫色的木槿花影子正借着阳光，越过木栅窗，洒在他们的肩上，影影绰绰。外婆的奶妈听见了外面的脚步声，颠着小脚，扭着碎步，带着笑脸快速地从客厅里出来相迎。

少女时代的外婆正穿着一件短袖的紫花旗袍，坐在闺房里学做女红。一听到前厅传来表哥的声音，急忙挨到五斗柜上的一面圆镜子前，照了照自己刚烫过的头发；接着又挺起胸，踮起脚，退步对着圆镜子里自己穿旗袍的样子，来回端详。

外婆身上的这件紫花旗袍用丝绸面料定制，长至脚背，领子高高的，右侧襟边镶有同颜色的滚边，S形造型的盘扣与头上的卷发照应着，整个旗袍的线条随窈窕身材溜画，柔软又飘逸。浅紫颜色看起来虽然很素，但很衬脸色。

外婆弯腰理了理旗袍的下摆，又挺起身子来摆了一个姿势后，才蹬着一双半高跟皮鞋，“咯噔、咯噔”地来到前面的客厅。

“瑞棣（外婆的名字），只有你一个人在家啊！舅舅呢？大弟，小弟呢？” 外公上去问了一句。

外婆急忙唤人来泡茶，拿点心。一边答道：“是的，阿爹出去了，过一会儿就回来的。弟弟都去学堂了。”

接着外婆用手按着身上旗袍两侧的襟边，在外公对面的桌子边轻轻地坐了下来。他们一边闲聊着，一边等着外婆家里人回来。

据外婆后来说：“就是那天起，你外公开始打我的主意。因为他和两个男同学从进了我家门的一刻起，三双眼睛就没有离开过我，看得我脸都红了，最后没等你外太公回来，我就找了一个理由躲进了自己的闺房。”

这三个同是20岁左右青春勃发的男孩，那晚住在外婆家的两间客房里，一夜兴奋。据后来外公一边咪着酒一边回忆说：“你外婆个子高，肤色白，手秀腿长。穿着旗袍一站就有亭亭玉立的感觉，走起路来还一扭一扭的，软软的旗袍下摆一左一右地飘着，气质真是没法说的，还夹着一种妩媚的风情，一下子就把我们三人的心都抓走了。”

晚上还有两个男同学不停地穿插着进外公的房间来问：“你表妹好漂亮啊！你表妹几岁啊？有没有许过人家啊？你表妹喜欢什么啊？明天能不能让你表妹一起去玩啊？”外公说：“他们都把你外婆的情况问得萝卜不生根了 。”

其实那一夜最激动的是我外公，他的心里、眼前再也抹不去那个穿着紫花旗袍，修长、靓丽的身影。

第二天三个男孩都早早的醒来，吃过早餐后，打算等着我外婆一起去爬太庙山。谁知我外婆久久躺在床上不肯起来，让外太婆去喊，外婆也不肯起来，外公一行三人也没办法，只得怏怏然地离开了。

外公回到自己家里，立刻到他母亲这里说：“我喜欢瑞棣（外婆的名字），我要娶她。”太婆一听，当天晚上就和太公周杏生商量了一会儿。显然外公的这一决定得到了他父母的支持，他们在几天时间里准备好了外公的生辰八字和一些聘礼，送到了外婆家。

这些聘礼一送到外婆家，外婆的父母也再一次认为是一份好姻缘，双方亲上加亲，外公念得是中医学院，郎才女貌，年龄又合适，再好不过了。于是那天外太公“张库房”晚饭后，把我外婆叫到房里，提起了这事。外婆听后，立刻说明不喜欢，一口拒绝这门亲事，而且外婆第二天就不吃饭，表示抗议，一定要家里把外公的八字送回去了，才肯吃饭。到了第三天，外太婆看外婆意志坚定的样子，于是只好把外公的八字退了回去。

八字和聘礼退回外公家里，外公在家里闹起来了，并扬言：“娶不到瑞棣，我这辈子不结婚了。”但是闹闹也没啥用，八字已经退回来了。后来在太婆的劝说下，外公也觉得只要外婆没许给人家，总还有机会，加上自己母亲答应了再去说。于是这件亲事在表面上是吹了，外公也回校读书去了，但是实质上远远没有那么简单。用后来我外婆的话说：“我是被他们算计好的，这辈子逃都逃不掉的。”

从这以后，外公生怕外婆被别人抢了去，在学校也没有心思读书，再加上外婆家里这时刚好来了几位南洋客人，这些客人是马来西亚人，是外婆堂哥张培根香港公司的客户（张培根当时是上海国际饭店的老板，这香港南洋纱厂是他刚入股的新公司）。这些客人里面有位未婚的年轻公子，家里在香港做些外贸生意。这公子一见外婆就倾了心，后几天他不管去太庙山玩，还是去爬功臣山，去苕溪边，他是一定要外婆陪着，才肯走出家门，还一个劲地在外婆面前表真心。

这消息一传到外公这里，外公急坏了，他一边写信给家里催着父母去提亲，一边写信给外婆说：“瑞棣，我永远都会对你好，永远不会变心，我愿意把自己一生最好的东西都给你！”但是外婆不动心，也不回信，可是整天在家待着，除了这南洋来的公子，也没有另外的如意郎君上门来提亲。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外婆说她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觉得“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是错误的，自己以前中断读书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啊！女孩不读书，没有文化，没有办法走出去，就没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也责怪她母亲当初对自己中断读书的决定，为什么没有多加干涉？

为了把自己的文化补回来，外婆开始在家里识字、练字、看书，碰到有不懂的，她就请教两个真在读书的弟弟。碰巧隔壁有位同族的教书先生，外婆也常常去请教他。就这样外婆渐渐地能看文识字了，也能替隔壁邻居写上一些简单的信件。

第二年，外公从杭州学成归来，又把八字和聘礼送到外婆家。这次收到我外公八字的时候，外太公“张库房”的话变得强硬起来，他向外婆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可违，再没有我外婆说话的份了，外婆也知道这次是顶不住了，闹也没用了。

后来外公也曾说：“大学里也有几个穿漂亮旗袍的女同学对我有意思，希望我留在杭州，但是我总觉得她们没你外婆穿旗袍的样子有气质，一门心思想回来，为了娶你外婆，像着了魔一样。”

第四节 婚礼

1935年10月10日，即民国二十四年，杭州市政府为响应“守纪律、爱清洁、提倡勤俭节约”的“新生活运动”，在西湖的镜湖厅举办了杭州市第一届“集团结婚”（即集体婚礼）。

这场由100对新人参加的集体婚礼，中西合璧，婚服统一订做，统一摄像，证婚人是民国二十四年杭州市长周象贤和许周（当时社会名流）二人。外公外婆就是其中的一对新人。

晚年的外婆只要记起这场婚礼和旗袍，脸上总会掠过一种稍微愉快的神情。进入这回忆的小径，仿佛能暂时回到了她年轻的旧时光。

她说：“那是一个初秋的日子，柳叶已青中带黄，西湖边的黛色开始加深，风从湖面轻轻地吹送过来，感觉格外的凉爽。我们住的是西湖边的新新饭店的套间，一早梳头阿姨就来做头发。我被梳了一个高高的髻，髻边插了一支18K金镶翡翠的簪子。上午九点左右，大家都穿着洁白的婚纱，被早订好的黄包车拉到西湖边的镜湖厅，一起排队参加了仪式，拍了两组集体照和一些个体照。”

“中午时分，各位新娘都换上了红色的旗袍，这些各式的旗袍啊！都长至脚背，无论料子、刺绣、还是盘扣都是工艺精湛，式样高贵雅丽，与当时西湖的景色相映成辉，成了民国时期杭州城市的一道绝色风景。”

“我的旗袍胸前是一幅凤凰牡丹图，苏州师傅绣的，因为我个子高的缘故，旗袍穿起来自然要比别人更出众一些，一出场感觉就光彩夺目，吸引了在场很多人的目光。我们先是沿西湖款款而走，后上了一辆辆崭新的黄包车，被拉着绕西湖跑，道路两旁一直站满了前来观看的杭州市民和一些陪同的亲戚，热闹啊！……”

 

当天的晚餐是家里在新新饭店包的小型宴会，宴请了在杭州一些亲戚和朋友。晚上，外婆又换上胸前绣了一朵玫瑰花的大红旗袍，襟前别了一枚精致的别针。这天拍摄了许多精致的照片，直到晚年，外婆会常常念起她的旗袍照来，她说：“很漂亮的旗袍照和婚纱照啊！一本一本的，都做的非常精致，可惜这些照片都给以后一次次的变故，一次次的运动给搞丢失了，真是可惜啊！”

过了杭州这场集体婚礼，按照临安的旧俗，家里又为他们举办了隆重的婚礼。中午在小巷弄女方办，晚上在显岭脚村男方办的。据外婆和现在还健在的一些老人告诉我：“那场婚礼非常隆重，家里的女眷都穿着新旗袍，新郎倌家晚宴也奢侈，有数不清的酒席，看不完红妆，叠不完的大红新被，吃不完的红鸡蛋。你外太公和太公看着是哈哈地笑，你外公喜滋滋，穿着大红绣花旗袍的你外婆也是格外的美丽！”

所以那年外婆18岁，过了两场隆重的婚宴就进了自己姑姑家里，给表哥做老婆。

结婚以后的外婆，不仅美丽大方，而且聪慧能干，对公婆、对姑嫂和蔼可亲，对下人和气宽容，唯独对外公不热乎，外公也不在乎。

外公心里想：只要你在我身边，什么都依你。所以结婚后，外公也没去做什么事业，只兼了一个乡里的保长，也是家里安排的。他只是一个劲地变着法子，讨好外婆。外公知道外婆最喜欢旗袍，于是杭州、上海地陪着外婆去做旗袍、买貂皮。各种颜色、各种款式有好几屋子，这是外婆最有兴致的事了。

到后来六十多岁的时候，一提起旗袍和旗袍照片，外婆脸上的神采就会扬起来，眼睛也会亮起来，相貌神情像极了现在的演员奚美娟。外婆说：“人老了，以前的事会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但也有一些事，又会隔着时光，清晰地飘回来，立在你面前，感觉刚发生似的。”

1935年10月10日杭州第一届集体婚礼图片

第五节 上海、杭州相继沦陷

在外婆嫁进周家当少奶奶期间，外婆的大弟张成光正在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训读，小弟张成栋在镇上读中学，外太公“张库房”则在临安城里抽鸦片、赌博，慢慢地败家，家里祖传的一些产业也陆续地开始出让。

同时周家的六老爷周子铭因肺病去不了重庆，带着全家从南京的都察院退职回耕。周家的七老爷因老婆生了两个女儿，没有儿子，就从萧山买了两个姨太太回来，俩姨太太进了家门后，七老爷每天花天酒地，还骑着自行车，带着俩姨太太到处逛街，一下子把大老婆给气死了。

这时中国的东北三省已被日军侵占，国民党正掌握着国家大权，可政权还在颠簸，社会还在混乱，军阀间的争夺战连绵不断。旧制度是腐朽的，呆滞的，接不上地气。但从革新动力上又能看到丝丝的曙光。锦城镇上的老百姓始终整天为生活忙碌着，要养家糊口，要改变生活。茶馆里一贯热火朝天，一些闲杂人员打听着各路革命党的时事新闻，街上偶有宣传抗日运动的演讲集会，及一些从天而降的革命传单。

时间到了外婆结婚后的第四年，即从1937年8月，一场恐怖的、被侵略的战争像暴风雪一样，瞬间从上海卷到杭州，从此开始这里再无安宁。

1937年8月13日清晨，日本海军舰炮向上海闸北一带发动猛烈的进攻，淞沪会战全面爆发。全中国人的心从那一刻起被提在手里跳动，心情在焦虑、恐惧、悲痛和愤怒之间转换。

仗一打起来，日军就出动海陆空全部队伍与中国军队较量。上海城顷刻间被轰炸成废墟一片，街上尸横遍野，血肉横飞，上海、杭州的医院里都是伤员。



淞沪会战时期的上海街头

8月14日，即淞沪会战爆发的第二天，日军航空队的18架攻击机从台北松山机场起飞，轰炸大陆沿海机场。因当时中央航空学校基地设在杭州笕桥，所以其中的9架飞机就飞到了杭州笕桥的上空，中国空军立即迎战，杭州城附近的一场空战也随即而来。

杭州笕桥的中央航空学校成立于1932年，里面的学员大多数都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富家子弟，平均年龄只有23岁左右。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国家危难，这些从来没有上过战场的学员丝毫都没有退缩，明知是赴死，也是大义凛然，英勇顽强。

11月5日，又有三万余日军在炮舰、空袭的掩护下，分别从杭州湾（金山卫东西两侧）登陆。上岸后的日军兵分两路，一路向东，直扑上海；另一路经向西，占领嘉善、平湖、嘉兴、南浔、长兴，直驱国民首都——南京。

这时的战场涉及繁华的上海城和杭州湾地区 ，炮声和枪声震撼着东南大地，在临安横畈的老百姓都能隐约听见。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和牺牲的消息断续传来，从八字桥上的争夺战开始，宝山的死守战、罗店的血肉磨坊、蕰藻浜的一次次肉搏战、大场的沦陷、杭州湾日军的登陆，及四行仓库留守战等等，无时无刻不让杭州人惊心、悲痛、屈辱和愤怒。

那时杭州的医院、救助站里，伤员成群。在读书的一些热血方刚的年轻人，哪还有心思读书啊！女学生都脱了华丽的花色旗袍，一律穿上蓝布或素布旗袍，不是上街游行募捐，就是去医院照顾伤员。上大学和高中的男学生天天热血沸腾，排着队等着上战场，就是想和日军拼！

外公晚年，经常给我们讲起打日军的故事。外公回忆说：“最惨的是中国海军，第一场战争就几乎被打的全军覆没；还有就是广西的一支军队，他们坐火车、汽车，然后步行，走了三个多月最后到达上海，谁知到达上海的第一天就基本全军覆没了，那些十七八岁的战士甚至没有看见日本佬的脸，就倒在冲锋的路上。”

“就是武器比不过日军，当时中国的科技水平太低，制造业太落后，日本自己会造飞机，造战舰，我们连飞机也不会造，也造不出一艘比较先进的战舰。坦克、重炮等攻击武器装备的技术、质量差距很大，士兵们基本都是凭着一身的血和肉，凭两条腿加一支步枪在参加战斗。”

“中国太贫穷了，一些部队艰苦得连饷都发不出，官兵们在整个打仗期间都没有薪水，连鞋子都是用草绳自己编的，战斗中有的甚至好几天连吃的粮食都没有啊！”

最后这场从天空到地面，从炮战到肉搏，集合全国军阀力量的上海会战，三个月后以中国军队伤亡人数达日军的六倍之多宣告失败结束。

这个失败的数字，让当时的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了祖国的落后和贫弱。日本这么一个虾条小国，一仗，就打得我泱泱大国如此不堪，二十九万年轻军人的伤亡数啊！真是国破家亡，路人皆哭啊！”

但就是这些年轻的军人，他们的英雄气概，他们的民族精神，激起和唤醒了全中国人的爱国热潮和对抗战的使命，也让国际人士大大改变了对中国人的观感，从此抗日战场由一盘散沙正式变成全面抗战。

外公记得当年各大报纸发表过“国民政府撤退声明”。虽然失败，但是这张撤退声明却写得底气十足，宣告终有一天中国将士会胜利归来。由于外公一直喜欢看报，所以他仍记得这张声明的开头几句：

“各地战士 闻义赴难 朝命夕至 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 筑成壕堑 有死无退 阵地化为灰烬 军心仍坚如铁石 陷阵之勇 死事之烈 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 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等上海沦陷的消息一出，全国乃至海内外都沸腾了，杭州一些有背景的社会人士纷纷迁往内地和租界。继而上海周边的苏州、无锡、嘉兴快速陷落。

当日军正沿着铁路和公路从东面向杭州这座城市行进时，国民党浙江省军政迁移到金华、丽水地区。城里还没有逃走的老百姓慌乱起来，街上到处可以听到“快逃！快逃！快点逃！”的哭叫声。逃命的，要运走货物的杭州人，在几天内用大巴、卡车、轿车、黄包车、手推车、水牛小车和各种各样的小船作交通工具，疯狂地往属于最近的国统区——天目山区（临安）或西南面山区逃去。

出了武林门的天目山路上一片狼藉，车声、哭喊声、跑步声、跌倒声交织在一起。腊月里，寒风凛凛，几株光秃秃的梧桐树不知所措地呆立在路旁，偶有几张枯叶吹落，立刻被逃难人的脚步踏碎成泥。“别了杭州，别了西湖，别了我美丽的家园。”杭州人心里一路哀叫着，箩筐里挑着跑的孩子一脸茫然。到处灰天蒙地的，前后望去，密密麻麻都是人，就像一群群陷入污泥的黑灰色蚂蚁，叽叽嘎嘎、慌乱落魄地移动着。

那年那日，日军进犯，这座南宋时期最让日本人仰慕的皇城——杭州举城而逃。对于经历过的那代人，这情景恐怕一辈子再也不能忘怀。如果你是个老杭州，你的父母或你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定告诉过你，有关这段伤痛的历史。

接着到了1937年12月23日，就是上海沦陷的一个多月后，杭州国民政府为了阻止日军过江，为了不让日军从留下来的物质中得到好处，国民政府把刚刚建成89天的钱塘江大桥和杭州闸口电厂及水厂炸毁，把城里的粮食都分完。

即使如此，12月26日，日军的大部队还是涌入杭州，整个城市顷刻沦陷。

外婆回忆说：“日本佬侵略的速度真快啊！大家都感觉眼睛一眨，来不及逃跑和躲避，日本佬已经杀到临安家门口了。”

临安城里的街坊邻居瞬间奔走相告，家庭、生命的安全顿时感觉有了威胁。杭州城里的老百姓大规模地往乡下、山里逃难，天目山区开始涌来了大量的难民。

因为日军在杭州城没有遇上抵抗，没什么仗可打，于是日本军方进城就向士兵宣布自由行动三天。就在这三天里，留在杭州城里的老百姓更是遭了殃，日军肆意屠杀杭州平民4000多人，其中遭强奸致死的妇女700人，烧毁房屋3000余间。

杭州沦陷后，由于日军的烧杀抢和每天的空袭，一些学校和单位都散了，乱了。商业街道一派萧条，物价飞涨。西湖边庄园里的文物、家具被洗劫一空，几个寺院的僧房都被烧毁，白堤、苏堤上的凳子栏杆铁链等全部都毁了，连花港观鱼的鱼也没有了，街上只能看到在耀武扬威的日军。整个杭州城的人口总数从沦陷前的70万人降到6.5万人，约有45万人无家可归，被迫沦为难民。杭州城成了人间地狱。

日军侵占杭州城的同日也侵占了距杭州城8公里的乔司镇，之后在镇上筑碉堡，设路卡，强行签发“良民证”，奸淫掳掠，无恶不作。1938年2月17日，国民党62师一百余士兵从萧山渡过钱塘江，袭击了日军驻乔司镇平家桥据点，共歼灭日军四十多人。同时有五个日本兵强奸了当地的五个妇女，激起了当地民众的愤怒。五个日本兵在返回军营途中遭到袭击，并被杀死。发生了这两起事件后，日军迁怒于当地的老百姓。第二天一早，乔司镇上刚刚开始早市，许多老百姓还认为打仗是军队的事情，照样跑到镇上去干活。谁知日军用最快的速度包围了小镇，放火烧毁了镇上所有房屋的同时，在街上放好了一排排的机关枪和锋利的大刀，把1300名左右从着火海里冲出来的，手无寸铁的乔司老百姓杀死在家门口，几乎是把只有1500人左右人口的乔司镇灭了顶。

“真是惨绝人寰啊！乔司惨案的消息传来后，大家汗毛都直立了，喉咙里蹦出来的就是‘杀、拼’两字。临安是国统区，虽然比杭州安全多了，但是妇女哪里敢出门啊！连旗袍都不敢穿了，都换成对襟的土布衫，即使在家里，脸上也特意用乌炭、污泥涂黑。”外婆每次说到这里，眼睛就会通红。

在这样的被侵略中，见识了日本军的凶恶之后，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斗志一下子被凝聚和激发出来了，杭州地区各地的游击队像春笋一样越冒越多，他们想方设法地去袭击日军、杀汉奸、搞破坏、投毒等等。特别是暂时不读书的年轻人，他们认为救国、复仇和惩罚汉奸是自己该做的事。于是都不和家里商量就弃笔从戎，成群结队去参军，去组织和参加游击队，去做战场上的担架员，不管是什么党！什么队！只要参加了可以打日军就好。

所以一些学校的学生开始是整个班级、整组地跟着老师失踪。其中包括一大批的女学生，她们脱了旗袍，换上军装或粗布衣服，做敌后工作的，做慈善公益等等；她们不畏敌人，不怕流血，也不怕牺牲，一旦参加了战斗就和家里失去了联系。有的学生不知道在哪里牺牲了？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从此和父母失去了联系；有的父母赶到学校，孩子都已不见，参加了什么党？跟着谁走了都不知道；也有孩子上了战场后，被残酷的场面吓疯，从此找不到回家的路。

抗战一开始，外婆的小弟张成栋在杭州就读的师范学校也慢慢散了，家里因不放心他在杭州游荡，早早地催促他回到了临安。随后第二年外婆的大弟张成光那届黄埔学生提早毕了业，随部队上了前线。

我是一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小时候的娱乐活动主要就是去112医院看电影。《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和《小兵张嘎》等是我们年少时一直看也一直喜欢的抗日电影。以至于后来长大了，一想到抗战，我头脑中就会跳出一个头上包着白毛巾的英雄形象来。其实抗战八年，最为惨烈的战斗，就在我们沪杭地区的附近。可惜小时候反映上海、杭州等地区抗战的影片，就相对而言，较少看到。

第六节  难民  

淞沪会战后，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上海、嘉兴、平湖、南浔、长兴、南京、杭州等相继沦陷。因这场战争，溃败西撤的国军，往内地、往山区逃难的百姓，成了杭徽公路上的风景。临安县那几年人口数呈现急剧增长，有“上八府”下来的；有上海、杭州来的；有南京、安徽来的；也有各地因战争荒了种地，饥饿得出来讨饭的。

如果你今天再去各个村庄做一个老年人的调查，你会发现临安的每个村几乎都有那个时候逃难下来，落脚此地的家庭。你只要问一下，他就会答你：“逃难下来的哦！”

外婆说他们难民，个个都是蓬头垢面，苍白肌瘦，衣衫褴褛。拄着拐杖，步子晃摇。肩上背着，手里拉着都是些破破的包裹。偶尔看见有穿长衫和旗袍的人，身上的旗袍都是墨乌剔塔（临安话，脏的意思）。有拖儿带女，也有孤身一人。这些人每天都是一帮一帮的来，挤满了大房子的各个屋檐、一些破庙和一些山洞，情形就像是一大片丑陋的蚂蚁搬家一样。特别是到吃饭的时候，络绎不绝的都是手捧着破碗，走路摇晃的乞讨者。

马路边，草堆旁，门道口，每天都有难民蜷缩着身子死去。风吹过，雨落下，他们静静的遗体再也没有反应，犹如一只只死去的动物一样，再无人的脸面和尊贵可言。

有些胆大，善良的临安人自发组织起来，把这些无名尸体就地掩埋或用板车拉去集中埋葬，演泽了天地之间一幕又一幕凄凉画面。

 

当时的临安国民政府，除积极响应上峰的抗日命令外，也日夜地带领老百姓炸桥梁、破坏杭徽公路，挖防空洞，支持国军，支持新四军，支持抗日游击队，对待难民，对待受伤的国军，政府发动大家做好事，做善事，都希望我们中国人上下一心来抵抗日军，这群恶魔似的侵略者！

好在临安县是个物产丰饶的好地方，苕溪里的小鱼小虾抓不完，田里、山里的野菜摘了又长，山上野兔、野猫等常常出没。再加上临安人是非常善心的，民风也相当淳朴，经济条件好一点，都会让难民吃一顿饱饭，接济他们一餐，经济条件不好一点的，只要锅里有饭菜，都会从锅子里盛出一碗碗饭菜来，倒入难民的碗中。特别是冬天，看到外面冻得簌簌发抖的孩子，总要叫进来，让他们在无风的屋檐下，把饭吃了再走；有的还要翻出几件旧衣服让他们带上。一些族里的祠堂屋里也都安排了难民居住。所以那个时期在临安扎下根来的难民，也是很多很多。

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一户人家会对难民斥训或驱赶的情况，各地经济好一点的乡绅，如锦城镇的杨家、戚家，青云桥乡的梁家等等，更是天天放粮施粥，收留难民安家、做工。

据外婆说：“我们周家不仅腾出房屋、建造房屋供国民革命军第10军方觉先部队、28军陶广部队、108军东北籍部队及相强伟的军统行动队休整，驻军（方先觉，抗日名将，预备第10师长，1937年在显岭脚村整休，娶临安石山头药店女为妾，在临安育有一子一女。后升第10军长，守衡阳49天，攻守天昏地暗，感天地，泣鬼神）。平时还施粥，捐款捐物，开放房屋让难民来避难，每年冬天还准备了一些大的、小的棉衣棉裤，看到难民来了，就一拨一拨的送出去。周家四房的大媳妇就是那时从南京逃难下来后，被周家收留，和四房大儿子结缘走到一起，从此在这里生儿育女，安定地生活。”还有青云桥的梁家媳妇，也是当年从安徽安庆逃难下来后，被梁家收留后结的婚。

     

战争年代的百姓面临的都是死亡、分离、饥饿、瘟疫。外婆说：“那时候那些逃难的人，人如蝼蚁，命像草芥，饿死的，病死的比比皆是。但是好人和坏人从来都不是按阶级、层次来划分的，也不是按年代来分的，大多数人都是有善心的。”

    

记得直到我小时候，大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午或晚上要吃饭的时候，也经常有讨饭佬站在门口，有的敲碗唱歌，有的拱手作揖，有孤身一人的，有带着孩子的。外婆和母亲每次看见，就会从自家的锅里盛出饭菜，倒满他们的饭碗，有时盛到锅底了，也照样先把他们的碗盛满。如果不是吃饭的时候来讨，外婆和母亲就会去米缸里舀一碗米给他们。

如果你今天回家去问问你家里的老长辈，以前讨饭的人上门，是不是都是这样对待的，长辈肯定回答你：“是的啊！我们临安人都是如此的。”

第七节 地主宅院里的军事基地（未完）

第八节 日军的“十月攻势”，周家、张家、胡家的房屋均被烧毁，张库房被炸死

1937年12月26日，杭州沦陷。杭城周围江南地区一些商业、手工业、种植业比较发达的重要小镇也基本沦陷，如塘西镇、余杭镇、富阳镇都被日军驻扎了部队。

当时临安是属于国民党的统治区。日军侵占到余杭镇，或许是忌惮临安县是山区，地形复杂，不敢贸然进军。于是就在余杭镇上驻扎了部队，修筑了碉堡，建起一所野战医院，作为向西面、向临安扫荡的一个据点。

当时临安、於潜、昌化三县，就地理位置而言，临安县最接近沦陷区余杭，於潜天目山是浙西行署所在地，昌化相对比较偏远。所以抗战八年，临安县城—锦城镇遭遇五次沦陷，日军的轰炸和窜扰主要集中在临安县，伤亡和财产损失较於潜和昌化严重。

1940年，日军为了解除沪、杭地区周围国民党军队及新四军的威胁，制定了所谓“十月攻势”计划，发起了对苏、浙、皖地区的大扫荡。

据《抗战时期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一书记载：

自1937年12月23日起，日寇先后5次侵入临安县城。其中第三次是在1940年的10月，日寇集结驻浙西杭嘉湖的二十二师团、苏南的十七师团和山炮五十二联队、市川支队、戈岛骑兵联队及部分伪军共近万人，对天目山南北各地进行“扫荡”，这是临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劫难。

10月8日上午8时半，在日机掩护下，日寇自余杭县分两路向临安进击，一路自余杭长乐出发，以骑兵为主，约有2000余人，扑向横畈，又窜到泉口杀死村民2人，烧毁房子9间。

日寇进攻横畈镇时，驻守在当地的抗日军队曾进行抵抗，给敌人造成一定的伤害，日寇恼羞成怒，入镇后，纵火烧毁房屋500余间，街上商店全部被毁。

另一路日寇约3000余人，自余杭丁桥、坟头至青山，在青山镇亦纵火烧房，青山街付之一炬。在太阳西斜时，临安县城沦陷。第二天凌晨，日寇纵火焚烧了县城。

日寇一面在城区纵火，还一面分多股向外骚扰，自西墅经岳庙至新溪，焚毁东天目歇脚之寺院1座，毁民房2幢。在显岭脚毁屋26间。在上山头，纵火毁一蚕种场。至涉溪时，军马不肯过溪，日寇强令一哑巴牧童牵马，牧童不愿为日寇效劳，并拿起石头击砸日寇，结果被日寇开枪打死。日寇还在沙桐坞烧毁2家住房，杀死村民1人。另自锦秀窜至芦家头的日寇，沿途烧毁5户住房，杀死村民2人，至甘岭抓去挑夫6人。

南路日寇约300人，自县城进发沿途烧毁24户住房，杀死村民1人。东路日寇沿杭徽公路至朱村，烧毁全村住房，在斜阳村杀死村民7人。夜宿亭子头一带的日寇千余名，携大炮8门，战马54匹，沿途烧毁63户的住房，杀死村民10人。

在田坞里，日寇用蜡烛将一妇女活活烧死以取乐。横溪桥之敌另一路1000余人窜向新登县，沿途烧毁民房53户，杀死村民10人。日寇自8日侵入临安，3天内“扫荡”遍及城区和7个乡的大部分，大肆烧杀，罪恶累累。

第十节 “张库房”遇害

继1938年日军大规模扫荡浙西后，1940年10月，日军的魔爪再次伸到了临安，千年古城（锦城镇）遭到了日军飞机的一次大轰炸。

那是一段难熬的日子，日本军就驻扎在余杭镇，余杭敌区和我国统区之间的阴阳界上，已经竖起一道高高的竹城墙。这竹城墙北起余杭双溪，中经临安青山，南至富阳的筱岭，全长近百里。

但余杭镇和临安青山贴贴相近，余杭日本军的恶气，临安也能闻到。因知道日本飞机看到房子就会扔炸弹，所以老百姓都不敢住在房子里。一有什么风吹草动的军情，大家都躲进山里，不敢出来。有一次，又听到什么消息，“张库房”和周杏生两个太公都带着家眷在山上躲了五天，日军还没有来。“张库房”是抽鸦片的，断了鸦片异常难受，焦虑难安，不顾众人的劝阻回了城。

回到锦城镇小巷弄家里，“张库房”抽了口鸦片后，刚躺下小憩，突然外面警报骤响，天空中“嗡嗡”的飞机声音越来越近，紧接着街上传来嘈杂的跑步声、哭喊声和房屋倒塌声。隔壁一个没逃走的邻居急急地冲进来喊：“库房先生！库房先生！快点逃！日本佬飞机来了，快点逃！”

那天“张库房”穿了一套白的绸衫绸裤，在喊声和轰炸声中被一下子惊醒，爬起来就往外面走，开了大门一看，街上已经乱成一团了，他当时脑子里最快的反应是：不能往人多的地方走。于是他掉头急急地往后门奔去，他一点都没有想到那天他穿的那套白绸衫才是最醒目的目标。所以他刚奔进后面的小花园，天空中就有一架日本飞机朝他方向猛烈地俯冲下来……

“张库房”从未见过这么令人害怕的架势，“啊呀”一声，忙抱住自己的头，在后院的梅树下蹲了下来。这架飞机一个俯冲后又上天去了，但是“张库房”前面落下了一个炸弹，炸弹一落地就炸了，梅树枝断了下来，亭子也被炸出一个窟窿，几个弹片飞进了他的前额和身体里，血一下子涌了出来，后面跟着的邻居一下子吓得哭叫着，拖架着“张库房”的身子往屋里走，鲜血一股股地从额前和身体里涌出来，浸湿了白的绸衫，滴在了后院的梅树下，亭子边。

“张库房”被飞机炸的噩耗传到显岭脚山里，外太婆当场晕倒，外婆和小弟张成栋惊恐至极。日本人这次炸的目标是锦城镇，好在周家这边人多，在炮火中赶到现场，用担架将人抬到显岭脚周家时，“张库房”已奄奄一息不会说话，眼睛直直地望着儿子和女儿，眼泪不断地从两边流淌下来，手抓着外太婆乱摇，一时不肯松开。仿佛还有许多事还未交代，还有许多的、许多的不舍……

河对岸为周家看病多年的陈医生急忙赶来，他看了外太公“张库房”的样子也无办法。太公周杏生急忙让人在纸上写了“照顾成光、成栋”六字，“张库房”晃摇的双手才垂了下来，随后吐了几口血水，便去世了。

当时兵荒马乱的，不知道大儿子去了哪里打仗？无法通知他回来奔丧，就匆匆埋在周家后面的山上。可怜我外太公生前“张半城”，死后只有一堆土，抗日战争年代匆忙得连石碑都没立一块，新中国成立后也没补上。以至于我们现在都叫不出他的真名来，只知道他的这两个绰号。现在每年清明扫墓之时，我们小辈在墓前也是称呼他为“张半城”或“张库房”，还时常会调侃他这个“张半城”的绰号。

日本佬在苕溪河

　　 

1940年10月8日，临安城被日军烧杀的消息即刻传到显岭脚，大家都慌作一团，怕日军再往西窜，周家老小都逃进了附近的强盗山和将军山里面。

 

”因为杭州、余杭、富阳都有日军，天目山这条线上时刻有战斗发生也不安全，于是一些太公、太婆和外婆们决定从小马岭翻过去的孟家户山里躲藏。

 

但是大房守寡的大太婆（小脚婆）和正在生病的老爷坚决表示不逃了，死也要跟日军拼了。

他们认为：“杭州、余杭、富阳都有日本佬，杭徽公路方向也常有日本部队经过，逃到哪里去？况且逃跑也不是办法，听外面的消息说日本佬的气数差不多尽了，泱泱大国还怕了他们千里迢迢来的小日本不成。坚决不逃，在家坐等日军上门。”

于是年轻的几个太公带领一些女家眷赶快转移到山上，大太婆和带着几个愿意留下来的长工坐在家里等日军上门，他们抱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想法，在院子各处藏了二十多支长枪、手枪，做好了与日军拼命的准备。

 

晌午不到时，日军真的来了，黑压压的一大队人马，到了显岭脚周家就提着抢直冲进来，然后把大家叫到院子里集中，有个跟着日军的翻译大声地问道：“周家的周进出来，把你们家抗日的军人都交出来！”

说起我家的军人，外婆说：“也真是多啊！”，二房的三儿子周青松，是共产党员；三房的两个女婿都是黄埔生，国民党军官；四房的儿子周青茂，是新四军。五房的女儿周敏又是共产党员。再加上后来加入“忠义救国军”的大房的孙子周厥成，真是每房里都有革命党啊！

 

周荔生是周家四房的四太公（我太公的四弟），他第三个儿子周进（家里名字叫周青茂）加入了新四军，当时已经是新四军一纵队政治部的一名干部。听着日军乱叫，在家留守的人慌了，要说军人，我们家实在太多了，国军的共军的一大堆，也幸好四太公一家老老小小都已经在出逃的路上了。

有人回答日军说：“我们这里根本没有周进这个人。”

日军是根据有人密报才来的，当然不相信。

翻译扯着嗓子说：“周进就是周青茂。”

又有人回答：“青茂这小子离家出走已经有些年了，在外面不知死活，一直就没有回来过，何来新四军一说？”

但是日军不死心，先是一群日本兵进去搜了一阵，发觉里面确实没人，于是就搬来柴火，把房子团团围住，点燃了熊熊大火。

周家的房子有些都是连着的，或者紧紧挨在一起。这场大火一直烧到晚上，烟火弥漫了整个天空，周家大房、二房、三房、四房、七房（堂兄）的，共计二十六间房子被烧毁。日军一边等着熊熊大火燃烧，一边用枪口对着几个留守的人，让他们给日军烧饭。大房的大太婆和大外公母子俩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房屋被烧，都强忍着怒火，直到日军吃了饭走后才开始救火，附近的乡民们都来帮忙，救火救到第二天天亮一看，显岭脚成了一片焦土。据现周家大房还健在的八十九高龄的孙子回忆：“因为周家大房一批新房子紧挨着四房，所以也被烧个精光，大房家里祖传的唐伯虎真迹字画，郑板桥的竹画等好多贵重物品都在这场大火中付之一炬。”

　　 

再说这边，外婆她们一行家眷，脱了旗袍，乔装打扮，沿着小马岭山路翻到山顶的凹里，蹲了一晚上。因为时间太仓促，大家都没带上什么东西，大房的大外婆由于紧张，错把一只枕头当包裹抱了出来。

第二日天亮，躲在山上的人远远看见锦城镇上空浓烟滚滚，都知道遭殃了。但晌午不到，显岭脚上空也是浓烟四起，大家的心一下子惊起来了，但也无计可施。

直到第三天下午，才有人上山来通知，说日本佬已经走了。等大家下山一看，显岭脚的一部分房子已成了焦土。

 

这次房屋被烧和逃跑的事，太公、太婆，外公、外婆们都刻骨铭心。新中国成立后也一直讲，一直讲，也互相取笑逃跑时的窘相，讲到晚年了还恨日本佬，恨得咬牙切齿，恨得心里痛，这种痛不是我们后代人能够体会的。我外婆说：“不是日本佬这样千里迢迢地来侵略我们 ，我父亲也不会这么早就死了，弟弟他们也不会这样出去十几年打仗不回家，大家的命运都不会这样的，为什么日本佬要如此远道来作孽啊？这个作孽的国家呀！恶魔啊！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啊？杀了那么多人，难道他们没有子孙吗？”

第九节 四房和儿子周进

据周家还健在老人回忆，因显岭脚村时常有国民党军队休整，是遭日军扫荡的主要原因。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周家四房的第三个儿子周进。



周家的四房，在民国三十年代初期（抗战以前），还发生过一件大事。

那时杭徽公路还未建，临安到於潜、昌化等的交通走的是经新溪大桥，过钱王铺，到少溪的杭徽古道。

新溪大桥南面，周家四房开有一家南货商店。一天傍晚，天已微暗，南货店内进来一名穿长衫的客人，由于他不买东西，又在店堂内反复来回地东张西望，引起了店里两个伙计的注意，等这个客人离开店后欲赶路的时候，其中店里的一个伙计想到前几天晚上这里刚有土匪来过，就越看这个人越可疑，以为他是土匪的探子，于是喝令他站住，这个客人听到有人喊话，估计是人生地不熟，心里害怕，拔腿就跑，还越跑越快。

这时这个伙计脑子里已经确定这个人一定是土匪派来放风的，于是他举起长枪就一枪，枪法很准，前面跑的人应声栽倒。伙计跑上去一看，这人背朝上躺着，背上都是血，人还活着，还会说话。伙计问道：“是谁派你来的？你是哪个山头的？你是不是和前几日来的土匪是一伙的？”

这时横街头的村民听到枪声都跑了出来，一看到南货店的伙计打倒了一个人，都以为是土匪，还好躺在地上的人还会说话，他挣扎地说道：“我是昌化人，我是一个教书的先生，去他们店里是去看店堂里的一只时钟的。”这下好了，人命关天，伙计的脑子里“嗡”的一声，打错人了，再怎么办？

这时村民们忙把住在横街头的陈医生找来，不久，后郎村的郎医生也赶到，但是哪还有回天之力啊！一个时辰后，这个已经走了两天路程，可怜的昌化教书先生，血流尽，咽气了。

第二天，死者家属闻讯赶来，要知道民国的法律是有连坐制度的，伙计犯法，店主连坐，南货店的老板——四太公周荔生当即被扣。

听外婆说这个昌化人家里也是有来头的，所以当年因这场事故在临安和昌化地区引发了一场持久的、令人瞩目的诉讼官司。死者家属一级告输，不服气，又拉拢整村村民联名向上一级告，上一级告输再向上一级告，一级一级地告了上去，四太公也跟着一级一级地贿赂上去，官司从临安一直打到南京。到最后四太公虽然赢了官司，避过受牢狱之苦，得到赡养罪犯父母的结果。但也因贿赂而倾家荡产。这次又因儿子是新四军，连住的房子都被日军烧毁。还因为要躲避日军，跑到新溪村上坞里山上（祖坟边），东躲西藏。四房的太婆也因担惊受怕，想念儿子生了病，不久就去世了。

还好日军很快投降了。四太公家的经济条件也一落千丈，远远落后于其他各房。幸运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四房因为资产少，评了一个中农，因祸得福，没吃到当地主的苦头，比起他被镇压的哥哥和堂弟，他也算是命中逃过了一劫。

后来他儿子周进一直跟着新四军打日军，在抗日战争中历经新登和孝丰等战役，又参加了溧阳、溧水等城市的抗战解放收复。

1946年7月后的解放战争中，被调到十六旅，参加了华中涟水战役、胶东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等战斗。

1948年4月跨过黄河，打沙土集战役，不幸在杨桥地区歼敌伞兵纵队时负伤入院。

伤好后，周进又参加了1949年4月的渡江战役，并在郎广战役中荣立三等功。

1950年南下余姚地区，在解放舟山期间，荣立二等功。

1950年又南下福建，在准备解放台湾期间，荣立一等功。

1952年跨过鸭绿江，北上朝鲜，在朝鲜战场上荣立三等功。

1953年7月朝鲜停战，1954年经军政治部批准和同在朝鲜战场上的女战友在朝鲜结婚。

周进的妻子是江苏武进县人，相貌英姿靓丽，早年在学校里走入了革命，也是一个历经沙场的革命军人。他们相识在那段在朝鲜的艰难岁月里，相知于中国和美国的这场血腥的绞肉机战斗中。最后他们在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举行了一个战地婚礼，从此牵手一生，不言放弃。

最碰巧的是周进在朝鲜战场上竟然遇见了他嫡亲的堂哥周青松。周青松是周家二房（周梅生）第三个儿子，解放前毕业于浙江大学翻译专业，出过洋，后也走上了革命道路，派去了朝鲜，当时是在抗美援朝总政治部当翻译。朝鲜停战后，他因为会英语，留在志愿军美俘管理处工作。

外婆回忆说：“那次他们兄弟俩在朝鲜战场上相见是格外的激动，喜泣相拥，还照了相片回国后寄回来给二房的太公、太婆看，周家也因此自豪！”

1955年6月周进朝鲜战场回来后，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后部队回乡调查发现了周进“伯父”周杏生是当地的“恶霸地主”，已于解放初期被镇压的情况，周进升职受阻。最后周进由陆军转入海军，担任了中国第一海军舰艇学院政委，正师职，被授予大校军衔，一直在大连工作。1996年由于战争年代留下的伤病复发在大连去世，骨灰近年从大连移葬于“112医院”隔壁新溪村烈士墓。

据周进的儿子周宁回忆：“父母戎马一生，最向往的就是有个宁静的生活。不仅自己有宁静的生活，更希望普天下的老百姓都有宁静的生活，所以父母分别为我和妹妹取名：周宁和周静。” 

周进朝鲜战场婚礼照

第十节 张成栋失踪

外太公“张库房”去世后，他一摊子产业已经有些败落，大儿子不知在哪里？小儿子张成栋只有十七岁，外太婆和外婆都是女人，不宜抛头露面。也因太公（周杏生）是外太公“张库房”的姐夫，又是亲家公，所以最后太公（周杏生）做主，由周家三房兼并了这个小巷弄亲家兼舅佬所有的产业。

从此外太婆也跟着我外婆在显岭脚周家生活。张成栋则因为杭州已成了日本人统治，就在於潜观山的浙西临时第一师范就读。外婆说他每次回学校，家里都非常担心，外太婆怕儿子心里对日本佬有恨，出去闯祸，总是叮嘱了又叮嘱，让他快些回来。但是到了1941年的春季，他那次去学校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家里只发现张成栋走时留下的一封信，信里写道：“这次去学校，会跟着老师去做事，要和家里失去联系一段时间，让大家放心，勿念！日后自己会写信回来的。”

家里人隐约悟出信里的意思，外太婆急坏，太公周信夫忙托人去学校寻找，只得到学校在战火中颠沛流离的几个消息，外婆的小弟张成栋从此开始失踪。

这时外婆的大弟张成光跟着部队一路向西，一直和日本军打到湖南。一次次的战斗，一次次的生死较量，一次次的庆幸，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

抗战一胜利，已六、七年没有回过家的张成光，急匆匆地回到了临安。

八年的兵荒马乱，历经两次大轰炸，五次沦陷的临安城，已经满目疮痍，断壁残垣。衣锦街上，已经没有一间像样的铺子。没有食品，也没有原材料，家园被毁，公路不通，一切百废待兴。可喜的是这个破烂烂的，被战火熏黑的城墙上、屋檐间挂满了红色的抗日胜利的标语，街上的人多起来了，惊慌的心一个个安定下来,开始整理自己失而复得的家园。

张成光推开小巷弄的家门，家里一股冷冷清清的味道，以前常常坐在客厅里的父母，连个影子都没有，张成光急急地喊道：“姆妈，姆妈。”

片刻，管家陶伯慌里慌张地从里面走了出来，看到张成光站在那里，就“啊”地一声叫。听到这声哀叫，张成光心里顿时有不祥的预感，他忙问道：“陶伯，我姆妈呢？我阿爹呢？”

陶伯急忙回答说：“成光！你终于回来啦！你阿爹已经被日本佬掼的炸弹炸死了，你妈在显岭脚，你姐姐家住了。成光啊！成栋失踪好几年了，你妈这几年为你两兄弟都哭死了呀！”

张成光那时还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听到这里，犹如有人“呯”的一枪打在他脑正中，整个人都倒了下来，立刻就瘫坐在门槛上，“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陶伯问他：“成光，你不要哭，你吃了饭了吗？我叫她们烧饭，吃点饭，你再去显岭脚吧！”

张成光这才想起了什么，擦了擦眼泪说：“我不吃了，我现在就去。”说着就从门槛上窜了起来，往衣锦街方向跑去。

陶伯忙唤家里的轿子跟去，却已经不见了张成光的人影。

张成光一路狂奔，来到显岭脚村，进了周家院子的月拱门，就一路叫道：“姆妈！姆妈！阿姐！阿姐！”

里面的外太婆和外婆听到叫声，跑了出来，看到穿着国民党军服的张成光，心都要蹦出来了，张成光跪在母亲面前，一家人稀里哗啦地哭在一堆儿。太公周杏生闻迅赶来，拉起地上的张成光说：“你爹的死不怪你，你是去报国的，你是有功的 ，大家都不怪你的，怪日本佬，怪日本佬，你起来说话。”

张成光哭着答道：“姑父啊!都是我不在家的缘故啊！

第二天，张成光去父亲的墓前祭拜。大家又一起哭。后张成光托了各个战友去全国各地打听弟弟张成栋的消息，也无音讯。

茫茫人海，弟弟还没找到，内战又打起来了。张成光听令，随国民党部队去了嘉兴和江西等地。“张库房”临安城里的大宅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基本被闲置着，外公怕外婆睹物伤心，把后院的梅树砍了，亭子拆了，重新种了一些花草树木。

没过多久，外太公“张库房”剩下的一些店铺和产业通过太公（周杏生）盘活资金，调整结构，重新用人后，又开始兴旺起来。这时候的太公（周杏生）成了临安名副其实的大地主、大资本家，也为他以后的结局埋下了一个祸根。

外婆回忆说：“那时候社会进步慢，国弱民穷，又连年打仗，政府也内忧外患。县府衙门也没有一定的财政资金保证和拨付，那时的政府机构是很清苦的，只有几个人做事而已。碰到有什么资金为难之事，县长杨维礼（杨维礼，临安锦城镇人，1949年携全家去了台湾，后担任台北市的财政总长）会亲自登门拜访。到每年的正月初一，杨维礼县长和商会的戚会长（戚丹雯，后在镇反运动中被镇压）都会来周家拜礼。那时的周家，也成了民国时期临安国民政府临时可以借调资金的一个小金库。”

第十一节 纳妾  

 

到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外婆嫁到周家有十个年头了，糟糕的是外婆一直没有怀孕，这可是一件大事。外公的母亲一直嘀咕着要为外公讨小老婆，外公是极不情愿的，但外婆心里知道，这不是外公说着就算数的，估计这事是迟早而已。

 

直到有一天，外婆在杭州念书的几个姑娘（外公的妹妹）邀外婆去杭州玩几天，外婆应邀而去，到了杭州心里想想有点蹊跷，于是提早了两天回来了。

外婆那天在临安下车后，先去了小巷弄自己家里，当时家里有备用的轿子，外婆坐上轿子回显岭脚时，天已有点微暗。当轿子路过一个巷子的时候，对面刚好抬过来一顶轿子，这轿子前面挂着一对有喜字的红灯笼，那四个轿夫看到外婆的轿子过去，突然放下那顶轿子就逃走了，剩下那顶轿子孤零零地放在路中央。外婆心里顿时明白了几分，她即刻吩咐自己的轿夫绕道而行，不要停下来。

回到了婆家，太婆见外婆回来惊了一下，忙迎上来莫名其妙解释说：“他出去几天就回来的。”因为外婆从小喜欢吃馄饨，太婆立刻吩咐佣人为外婆做上一碗馄饨，外婆心里登时猜实外公纳妾了。

 

第二天一大早外公回来了，奔进了外婆的房间，把几个外婆身边的佣人都叫了进来，并指着一个跑腿男孩，喊道：“谁乱说？谁乱说？是你乱说的吗？”

外婆看到这个情形，忙从房间里出来说：“谁都没说过，是我碰到的，我自己猜到的。”

外公听到这句话后呆了一下，随即让大家都出去。这时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人，外公一再解释是他父母安排的，他一点都不喜欢的，他保证今后也不理小妾，外婆听他这样说那样说，也没回应他什么。后来外婆晚年时和我说：“当时自己的心里想，现在娘家败了，弟弟们都不知去了哪里？家里的资产也被公公收去了，你外公也有了小老婆了，心里觉得非常的凄凉，有了想要离开这个家的打算。”

一月后，外公的小老婆就接了进来，原来他们是怕外婆闹，先安排在外面结了婚，想等生米煮成熟饭后再接进家来。这个小老婆不是富裕人家的女儿，要比外公小10岁，中等个子，相貌虽没有外婆这样出众有气质，但是身材苗条，皮肤白净，穿上旗袍也是风采照人。她对外婆和外太婆都十分恭谨，每天早上来问好，从不多事，只是每次见到外公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外婆看她十分老实，也从未为难过她。外公除了新婚几天与她在一起外，平时也不怎么搭理她，他只是继续粘在我外婆身边，陪着外婆继续到处玩，到处做旗袍、买旗袍。

我知道外公有小老婆的事，那是三十年后了，即到了1979年。我已经十二岁了，我们一家还住在当年解放军建造的两间安置房里，外公已经脱了地主分子的帽子，不需要背桌子、送公事，也没有批斗会，心情也有些开朗起来，晚上外公外婆也常会聊一些“陈年往事”。

记得那是一个冷冷的、有月亮的晚上，睡在外婆身边的我已经迷迷糊糊开始打瞌睡了，只听外婆和对面床上的外公说道：“现在总算没有阶级斗争了，你好去打听打听你的小老婆看了，也不知她现在在哪里了？不知道有没有再嫁人？也不知道生活过得好不好? 我心里一直记挂着呢！”

听到这句话后，外公还没答话，我却一骨碌爬了起来，两只眼睛睁的像两个铜铃一样，盯着外公问道：“你有小老婆？”

外婆见我爬起来了，问：“你咋没有睡着啊？小人不要管大人的事。”

听了外婆的话，我也没搭理，只是一个劲地问外公：“你真的有小老婆吗？”

外公低头不答。外婆答道：“你外公在解放前，是有一个小老婆的，后来遣送回去了，她对我们家有恩的。”

听到外婆这句话，我一点也不理解，也觉得奇怪，外婆怎么会这样说。我眼睛睁得越发大了，瞪着外公随口就骂：“你这个坏蛋。”

回过来我又瞪着外婆说：“你们真的是地主啊！你们家里有枪，又养小老婆，又剥削人家，你们真的是这样的坏蛋吗？”

说完后，记得我又大声地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叫：“明天我不去上学啦！我哪还有脸上学啊！”

外公外婆看到我的样子，都呆住了，平时宠惯了我，一时也不知道怎么来安慰？怎么来对付我？至今我已不记得那晚我是闹到怎样才肯停歇的，哭了多少时间着才睡着的，但是我一直记得外公外婆那晚的眼神，那是一种失落，一种无奈，一种悔恨，又是忏悔的眼神。现在回想起来，那充满忧伤和无奈的眼神就是一个沧桑的混合体。

也是从那天开始，我证实了自己家不是表面上说说的“地主”，而是一个像电影里放的“恶霸地主”一样，家里有枪，又养着小老婆，又利用有田去剥削穷苦的人家，我断定外婆外公根本就是两个坏蛋，对爱情也是极其不忠。我也似乎一夜之间明白了为什么从我有意识开始一直被别人骂“地主婆”的原因；明白了外公被时常批斗的原因；母亲被中止小学升初中的原因……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一颗小小的心越来越虚了，去学校我总是低着头，有人打我，欺负我，我再也不敢奋起还击，或去还手。回到家里，我也不愿去搭理外公外婆，还老用一双眼睛去白他们，觉得他们就是《半夜鸡叫》电影中的“周扒皮”，《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

以后几年，我也没有在家里再听到关于小老婆的任何事了。

第十二节 杭县工作

回过来，我再来说外婆的故事。自从外公娶了小老婆后，外婆对外公的心渐渐地愈发冷了，碍于这么大一个家族的面子，也由于一大群长辈在身边生活，外婆一边在家做贤德的媳妇，一边心里开始有了离开这里的打算。

家里另外的人不知道外婆心里想的，但是外公知道外婆的脾气。自从小老婆接进家里以后，外公是日夜不安，整天一步不离地、小心翼翼地紧紧护着外婆，生怕这个深爱着的老婆妹妹不知哪一天插上翅膀，就会飞走了。

外公担心的这一天还真的来了。

因为外婆的叔叔，当然也是我外公的娘舅张丹崖（外公外婆是表亲结婚）从台湾调到杭州来了。张丹崖是临安小巷弄人，“张库房”的弟弟，后改名张彤。他早年读书出去, 抗战时期跟随陈仪将军在福建一带抗日。抗战结束后，又带全家随陈仪去接管台湾省。台湾228事件后，陈仪将军回到大陆，担任浙江省省主席，于是张丹崖也回到杭州担任了杭县县长。

这个张丹崖县长是靠读书起家的，注重礼仪，每次回临安时，虽然兄长张库房已经不在了，但是他每次都要来显岭脚周家看望嫂嫂和姐姐，也就是我外婆的母亲和我外公的母亲。

他这次回来时，显然已经在杭县站稳了脚跟。外婆急急地在他面前展示自己的识字读书、写信件、打算盘等的文化水平。外婆的目的只有一个，要他举荐自己出去工作，这样的话外婆就可以离开临安。

太公周杏生听闻这事后大怒，说外婆简直是丢了周家的面子，让外太婆和太婆两人好好地教育一下这个女儿和侄女媳妇。也让外公转告外婆，让她断了这个想法。

但是叔叔张丹崖却没有听从姐夫周杏生的话，他觉得只要女子有文化，有工作的责任心，应该可以和男人一样出去工作。所以一月后，叔叔张丹崖来信，说杭县政府需要一个发工资的出纳监印员，问外婆是否愿意去？外婆接信后，速回信：“愿意，会按日动身报道。”接着家中大乱，外太婆为难，太婆苦劝，外公不舍，太公无奈…

外公知道，一旦外婆决定的事，就是几头牛也拉不回来的。最后谈判的结局仅是：家里同意外婆去杭县政府机关担任出纳工作，条件是带着外公一起走，留下外公的小老婆在家侍奉两个婆婆和一个公公。

幸福生活有时来得不知所措，外婆回忆说：“接下去的日子，我就一脚就踏进了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杭县政府的办公地点在拱宸桥。每天上班路上，我看到的景致也是鲜亮鲜亮的，树上小鸟儿的叫声听起来也特别的欢婉。旗袍又重新定制了好几套，杭城的有名的旗袍店我都一一去光顾，上班也天天换着穿，以前身上的所有压力和忧郁都一时散了开来。你外公在杭州基本没有事情，只是偶尔去杭州几个点去收一下临安运过来的一些柴炭、茶叶、笋干等货款。”

因为外婆喜欢这个工作，又得来不易，所以在工作中，外婆说她从来不敢怠慢半分，她把帐一笔一笔记得清清爽爽，也从不迟到早退，对待同事谦谦和和。

欢快生活的日子过得很快，在杭州一晃大半年过去了，转眼到了1947年的春天，这可是外婆结婚后的十二年了。由于外婆和外公的小老婆一直都没有怀孕，家里的长辈奇怪了，也急了，想计划着为外公物色第二个小妾时，已三十岁的外婆终于在杭州怀孕了。

江南三月迎面吹来的风中有了一丝暖意，外公大喜。于是，我妈妈1947年出生在杭州的一家外国人开的广济医院（浙大二院前身）里，为了讨好外婆，外公口口声声表达只要是你生的，生女也金贵。外婆在同济医院住满双满月那天，外公叫了两辆乌龟轿车，把外婆和我妈妈从杭州接回临安，并在家里置办了隆重的酒席庆祝。

到了1948年下半年，外婆再次在杭州怀孕，于1949年初生下了我姨妈，外公的小老婆则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被遣回都没有怀孕。

外婆在杭县政府的这个出纳监印工作，也由于生孩子，做做停停，停停做做，但是外婆一直都没有放弃，她生了孩子，就请了奶妈，连自己的奶也不喂，就去工作了，一直干到1949年年底大家都跑了，散了，才回到临安。

外婆一回到临安，这里已经开始搞土地改革，外婆被划成了地主分子，进出都要审问、报告，周围还有无数双警惕的眼睛监视着。后来外婆给我讲故事时就叹着气说：“我这辈子就被钉死在这里了，再也走不了了！我的叔叔张丹崖也于解放初期一个人去了台湾，留下老婆和八个子女在杭州。”

第十三节 外太婆去世

我的外太婆，也就是外婆的母亲，姓钱，名桂珍，是临安本地的钱王后裔，钱氏家族永字辈的上一辈人。

千百年来，在钱王故土，《钱王家训》代代相传，钱王留下的关于“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的训言教诲，在子孙后代的立身处世，家庭和睦，为国为民等思想行为方面也有了传承。战争来了，海外凶狠的侵略者来了，国家告急，民族危难，钱王子孙没有退缩，大批儿女都辞了娘亲，上了战场。

外太婆的家庭也正像中国土地上千万个家庭一样，遭受了灾难。丈夫“张库房”在家门口被日本飞机炸死，小叔子也在外从军，黄埔军校毕业的大儿子上了战场生死不明，小儿子怀着对日本佬的仇恨跟着老师去抗日，几年都没有一丝音讯。

外婆说：“虽说平时家里教育极严，都说以国家为重，但是真的碰见自己的孩子上了战场，心里的担心也是无法承受的。”

外太婆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了欢乐，一直在家焦虑着，一天天的等啊！盼啊！从抗战时期盼到抗战结束，从抗战结束盼到内战开始，从内战开始盼到国民党败退，眼都望穿，眼泪也哭干了！心中的忧郁越积越多，心痛成了病。

1948年夏天，外婆为了让外太婆心情好点，就带着她在杭州游玩。有一天外太婆突然上吐下泻，起先以为是一般的伤风感冒，休息一下就好，谁知第二天高烧不退，神志也发糊。晚上急忙送到医院已来不及了，第三天清晨在医院去世。

外婆被这场突然来临的灾难吓坏了，哭得几乎昏厥，在场的亲戚都悲痛不已，大儿子张成光也一时赶不回来。当时外太婆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但眼睛就是不肯闭上，大家想到她心里肯定是放不下小儿子张成栋的事，就让我外婆接连地喊：“姆妈！我一定会去找小弟回来的！姆妈！我一定去找小弟回来的！”外太婆这才闭眼离世。

后来外婆回忆说：“民国时期环境卫生和医疗水平都差，时常有瘟疫发生，死起人来，一大片，一大片的。你外太婆当时肯定是染上了痢疾瘟疫，加上她常年的忧郁，免疫力降低，不然不会这么快就去世了，两个儿子都出去报国了，连父母的终都未送上。”

“自从你外太婆一去世，我整个人都空了，孤苦伶仃的感觉时时袭来，大家面对命运的转变，也无可奈何。还好那时候已经有了你妈妈，有好好生活下去的责任，你外公那时也一步不离的陪在我身边，但是你小舅公张成栋到新中国成立后也没有一丁点的消息，家里人也都认为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外太婆钱桂珍去世后，葬于临安功臣山下。岁月动荡与沧桑也波及已故之人，外太婆的坟茔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历经了数次被盗后，连碑石都消失了，后来竟找不到正确的位置。所以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年清明，外婆都会带着我们小辈来到这功臣山下，估计出大概的位置，用锄头把草除干净，然后点上三支香，插在地上，然后再跪拜……

我小时候一直是跟着外婆睡的，在她头边搁一个小枕头，睡在床的里侧。那时候农村的夜晚没有一丁点娱乐活动，吃了饭就睡觉，外婆每天就在床上轻声地讲啊！讲啊！讲她的父亲，讲她的母亲，讲她的奶妈，讲她的两个弟弟，讲她痛恨的日本佬，讲她那批失落的旗袍……

但是外婆啊！我那时都只能听懂话，不能听懂意啊！我用茫茫的两眼盯着你悲伤的样子，假装认真听，其实我是不知所措的。我弄不懂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弄不懂我怎么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甚至我弄不懂怎么会来到这个家里？更弄不懂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也弄不懂别的小朋友家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事……

第十四节 小巷弄胡家的故事

知道小巷弄胡家的故事，起于外婆的一次半夜惊梦。

记得那是一个深秋的凌晨，天还未亮，我突然在睡梦中被外婆轻声的涕泪声弄醒，急忙用小手去抚摸她瘦弱的身子，并问她：“外婆你怎么啦？”

外婆怔了一怔，用低低的哭泣声回答说：“我梦见胡妈妈了。”

我问她：“哪个胡妈妈？”

外婆翻转着侧睡的身子，用手试了一下身上的冷汗后，清醒过来。见我眨巴着眼睛望着她，外婆问道：“你醒了！”

我回答：“嗯。”

凌晨有些寒冷，外婆静想了片刻，感觉已无睡意，索性就披衣坐起，慢慢地开始说：“就是你小姑丈的妈妈，你太公、太婆的亲家母。胡家祖辈是从永康迁来，起先在青云桥夏村落脚，后在临安城里小五金生意。哦！就是清明节时，杭州来的那个胡娟姨婆的母亲，他们以前就住在小巷弄，我娘家隔壁的。”

外婆一边说，一边转过身子把我棉被往上拉了一拉，并塞紧两边的被角，问道：“冷吗？”

我答：“不冷。”

这时蒙蒙的亮光从屋顶瓦片的侧缝里透射进来，外婆借着这亮光点上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然后用手指把烟向上夹着，继续说：“那么多年乱世过去，我见过无数次的死亡事，但唯独不能想起的是胡妈妈的死，一想起她的死，后背就会发寒，心一下就会揪起来痛。她是看着我长大的，很和善的一个人，你小姑婆给她做媳妇时，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她的大女儿——胡娟从小是我的闺蜜，小时候我经常睡在他们家里，我和胡娟，那是要好得连睡觉都用一块长长围巾把脖子圈在一起，去做旗袍也都是一个式样的。我们俩每次穿着旗袍，坐着黄包车一起从小巷弄出来，经过衣锦街的时候，街上很多人都会回过头来看着我们，即使经历朝代更替，即使到老，我俩都是时常来往，相依为命的好闺蜜。胡妈妈的小女儿阿瑜（澳门特首贺一诚的母亲，于2014年在澳门去世）也是临安城里一位有名的美女，戏也是唱得非常好听，一款淡蓝色的旗袍穿在她身上，城里过几天定能出现几个仿效的。”

“那胡妈妈是怎么死的?”我接着问。

“是天目山的土匪用毛竹尖捅死的。”外婆说出这话后，从枕头下面摸出她的手帕来，捂住鼻子用力的地唏嘘了一、二声，接着又把脸颊伸进臂弯里好久都不抬起来。看着她轻微颤抖的肩，我知道外婆又在偷偷地淌眼泪，在无声的哭泣。时至今日，我仍然能清晰地记得那天她泪流满面的脸，也能感受到她一颗微颤和害怕的心。

“那土匪为什么要杀她啊？”我接着问下去。

外婆轻轻地抬起头，一双泪眼向前凝视着，吸了一口烟继续说：“胡妈妈有四个孩子，两儿两女，全部投身于革命，大儿子在抗日战争时期，不知跟着谁去抗日救国，一直失踪。大女儿胡娟毕业于蚕桑中专，大女婿张承德，临安玲珑大山脚人，毕业于苏州体育学院，夫妻俩都是知识分子，但在民族危难之际，都走上了军统特工之列。小儿子胡永棠，就是你小姑丈，也是个国民党军人，他身貌英俊挺拔，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抗战时期在於潜乐平的中美前进指挥所担任教官，那时你小姑婆周菊英（周家的小女儿）也在於潜棠公山的《浙西日报》工作。胡妈妈的小女婿郑昴林，金华义乌人，‘木壳佬’出身，头脑灵活，敢闯敢为，抗战前几年加入国民党，他先后担任过临安自卫大队的队长、中美合作所金兰（金华、兰溪）混合组上校组长、军统东南特区苏南站上校站长，后来又任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司令等等，他们一家都为浙西地区的抗战出了很多的力。”

“郑昴林不仅在临安抗日，抗战后期，因他老家金华地区的老百姓常受到日军的扫荡及一些游杂部队的骚扰，叫苦不迭，急需部队去战斗。郑昴林接到命令后，急忙在临安抽调了一批浙西行动队队员，外带一部分正在於潜乐平中美联合所训练爆破的学生，组成了一个特别行动队，背着一批美国炸药，赶扑金华。”

“到达金华后，郑昴林的行动队炸日军据点，炸仓库，拦截日军炸机车等，几乎都节节胜利。也受到了当地百姓的好感，每次获得战果，他们都送来了鸡蛋和食盐，犒劳队员。”

“郑昴林在抗战即将胜利时率队离开金华，回到於潜总部。1945年8月16日，抗战胜利，军统东南地区指挥官毛森任命郑昴林为营长，紧急开往杭州、上海缉捕汉奸，接受敌伪财产……。”

“到了1949年，情况都发生了变化。在全国解放关口时，陈昴林被派往澳门，胡妈妈的小儿子，就是你小姑丈，被派往了香港，两年后才回到杭州。”

“就在你小姑丈去香港的这段时候，也是国内最乱的时期，国民党逐步撤退，共产党还未接收，上替下陵，打、砸、抢到处都是，天目山的、大王岭等山里面的各路土匪都伺机而动。那时胡妈妈的三个孩子都定居在杭州，经济条件也尚可。但是胡妈妈老两口就是不愿离开临安跟随孩子去杭州居住，也不住在临安小巷弄里，硬是回到老家临安青云桥夏村附近的老房子里，估计是想想村里都是乡里乡亲的好照顾一些。”

“哪里想得到啊？哪里想到？”外婆喉咙开始哽咽起来，轻泣得停下话来。

“哪里想到他们一回老家，就被天目山的土匪盯上，土匪确定她的儿女们一定有金条留在他们这里。于一日晚上突然从前门闯进他家，由于来不及逃走，胡妈妈以为土匪不会为难一个老太婆，当即帮助她丈夫从后窗跳出，自己留在了家中。”说到这里，记得外婆又停顿了下来轻声的哭泣起来。

寂静的凌晨，蒙胧的光线。我看着外婆抽烟的样子，迷茫地听着她讲的故事，感觉着她来自心底里的悲痛，一时不敢再发出任何声音。只记得她用手帕捂住鼻子继续说：“当时一群脸上都涂着黑炭的土匪从前门冲进来，在房屋各处翻找，未见什么值钱的财物，于是就绑了胡妈妈，让她交代，胡妈妈实在也交代不出什么来，那晚土匪就用极其残忍、极其龌龊的方法，用毛竹尖将胡妈妈折磨到天亮并杀害了。第二天天亮后土匪撤去，她丈夫才敢从后山下来，进了家门看到妻子惨死的样子，号啕大哭，精神一下子崩溃了。他子女和我们家的人赶到现场，都痛心不已。胡妈妈的丈夫因为受了如此重的打击，身体和精神都越来越差，一年后便去世了。”

“后来到了一九五二年，镇反运动来了，尽管你小姑丈胡永棠一再强调以前自己也是为国家做事，最后还是被判了刑。可怜你小姑婆先是婆婆被杀，后是父亲被毙，再是丈夫坐牢，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又没有工作，期间二儿子被狼狗吓傻，长期卧床需要照顾；为了孩子们能够活下去，为了丈夫出来还能看到老婆孩子，她一次次地把自己从崩溃中拉回来。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坚持在杭州吴山街边摆摊，给别人修拉链补鞋子做雨衣，以微薄的收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

说到这里，外婆咳嗽几声后，又哆嗦着从枕边纸香烟盒里摸出一支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再深深呼出来，像是在做一次次的深呼吸。

看她又咳嗽，我伸出手去抚摸了她的手臂说；“外婆你又咳嗽了，干嘛你要抽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又不甜的？有什么好吃的？”

外婆回答说：“人生多寂苦，没这个东西，精神哪里支持得住啊？”

听了这话，我一时理解不了也答不上来，接着外婆朝我看看，呆了一阵，感觉到自己是不是说多了，小小年纪的我是否承受得了这样的故事。于是她摸摸我的额头，又一次拉紧我的棉被轻声地说：“天还没亮，你再睡一会儿。”

这时村里不远处偶有犬叫声传来，鸡仿佛开始要颤着脖子打鸣，隔壁早起的人，悉悉索索地动了起来。外婆不再说话，夹着烟陷进了一种她经常会有的沉思中去了。

从我有记忆开始，多少个夜晚，外婆不能入睡，或者每天凌晨四点多就会醒来，披衣起床，盘腿而坐，燃上一支烟，往事悠悠，浮生如梦。

外婆曾说：“这世界很大啊！各种命运有着不同缘由；相比而言，逢于时代才是人的大命运。虽然我们不能选择我们的出生，但是不管在哪朝哪代？不管环境怎么变化？人性的善良和情义才是永恒的，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不管什么原因都不能成为坑害、损害他人利益之借口。”

岁月流淌，流淌了一个个辛酸的故事，也流淌我和外婆在一起的日子。外婆啊！你知道吗？每次你讲故事的时候，每次你无声的哭泣时，我都茫然地伤心着，只能记住话，不能悟其意啊！其实我小脑袋一直都在开小差啊！当时我的小脑子里可全都是我自己的事啊！

“班级里的舞蹈‘北京有个金太阳’的排练为什么每次都没有我的名字啊？”

“学校的体育老师来班级挑排球队员的时候，为什么看都没有看一下个子高高的我啊？”

“明天去学校的路上，害怕还会有同学用地上的小石头砸我，然后一路追赶我，喊我‘地主婆’啊！”

现在我的外婆已经凋零，已经去另外一个世界，过去的事成了故事，过去的梦也成了故梦，我的生活里再也没有与外婆的缘分了，唯有通过这记忆来追思，来领悟。

我的追思常常有这样一个场景，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一段时间里，在只隔着几张瓦片的浩瀚宇宙星空下；在夜晚，或在凌晨，有一对祖孙，两个女人，一老一小，黑暗中披着晨曦的微光，口述着将要流失的往事；老的女人讲话时常常神情凝重，手指上烟丝绕指；小的女人眨巴着迷惑的眼睛，一边听着故事，一边小脑袋里的思绪又随着这烟丝袅袅，撇下这故事从瓦缝中溜了出去。

如今我也将要老去，脑子里常常记起这一老一小的女人说故事的场景，心中感慨万千。这悠悠的往事，传承着先辈的苦难和精神，是我人生里的一份可贵的缘分吧！

太公的亲家——临安小巷弄胡家，历弃暗投明，改名换姓。他们的后代人一部分在杭州，一部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从杭州迁往澳门定居创业，凭着浙江人的拼搏精神后在澳门发展成为一家大企业。胡妈妈的外孙贺一诚先生是连续五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澳门的立法委主席。胡妈妈的外孙女贺定一现任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澳门妇女联合会理事长。曾担任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



杭州滨江区贺田尚城小区也是由胡家后代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更可喜可贺的是临安小巷弄胡妈妈的外孙贺一诚先生，通过选举成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

第十五节 藏旗袍，民国落幕

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初，不仅是一个时代的更替年，更是他们那代人一个命运的选择点和转折点，也是外婆这辈子记忆中最刻骨铭心的、最害怕、最悔恨的一段日子。

那时正处于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前线一步一步地溃败，国民政府一拨一拨的撤走，公共机构到处瘫痪，杭州和临安都陷入了一种无政府、混乱的状态。

外婆回忆说：“1949年春节刚过，共产党的解放大军已打到了长江北岸了。掌握临安政治、军事、经济的大人物杨维礼3月突然辞去了国民党临安县长职务，去了杭州家里‘赋闲’。临安城里的居民即刻议论纷纷，猜测不定。”

那时出门也极不安定，打砸抢随处可见，浑水摸鱼，顺手牵羊，乘人之危，见风使舵的也大有人在。天目山、大王岭等山里的土匪乘机而动，烧杀掠夺，干了一次又一次，周家大房的大孙女周梅静和几个同学也在杭州读书回来的路上集体被土匪“请了财神”。人性的丑恶都在这个混乱时期里表现出来，社会大变在即，各种心态的人都有。

那时解放区斗地主的各种消息已经通过各种渠道传来，一些有田产的人似乎都在纠结这个问题，那就是“走还是不走？”走！需要舍弃，需要勇气，还需要结伴，去异国他乡不知今后生活能不能习惯？也不知今后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外面能有家乡临安这么好吗？不走！也不知这里今后会变成一种什么形势？听到外面的一阵阵的风声，成天在家里害怕，在担心！

这时也有大批亲戚、同事、朋友在计划着往海外走，外公的四妹夫是国民党的一个少将，1948年在战场上中弹身亡。由于担心以后国民党少将家属的日子还会有麻烦，四姑婆婆家全家欲逃往台湾，四姑婆带着一个女儿担心自己出去后会孤单，想邀外公、外婆一起去，可以互相有个照应， 外婆想去，当时外公不愿意去这么远的地方，外婆只好作罢。

外婆工作的杭县政府机关的同事，也是撤的撤，散的散，逃的逃，外婆记得有一次已经跟着同事去买好了去香港的船票，回家后感觉公公周杏生一点没有让子女走的想法；有同事建议外婆带大的走，留小的，看着还这么小的两个女儿外婆又犹豫不定，心里七上八下，定不下来。

为此几十年后外婆曾多次感慨地告诉我们说：“当时曾有许多朋友亲戚来劝你太公，让他带着子女走，甚至比较真心的朋友直言劝说：‘家里两个女婿都是国民党军官，你们必须走 。’但是你太公听不进去，他的想法保守。”

太公说：“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生活，要舍弃一份一份买来的田地，要舍弃自己一砖一瓦辛勤建设起来的家园，到人生地不熟的异国去能生活得好吗？况且我们不是军政人员，又没有干过坏事，这么多孩子都在这里，为什么要走？为什么要骨肉分离？”

外婆知道外公是根本没有这么大的勇气离开家的，太公也守着钱不发，舍不得任何一个孩子走。最后得知四姑婆也决定来杭州，不去台湾了。外婆也念及我姨妈太小，所以外婆最后放弃了出走的念头，那么家里的东西怎么办？尤其是外婆的大批旗袍和貂皮怎么办？

正当太公和外公把家里的金银宝贝和枪支藏起来的时候，外婆却在转移着她的旗袍和貂皮及一些饰品。她在杭州湖滨6弄朋友家里租了一个楼层的房子，把家里的旗袍和貂皮衣服分了好几次用乌龟车运往杭州藏了起来，再把这层房子里面外面都用锁锁住，心里也盘算着等社会大变后，就带着两个女儿彻底离开临安，去杭州生活。

到了1949年四月底，解放大军已渡过长江，临安城内的一些国民党正惊恐混乱。这时一支由四十多人组成的解放军接管队伍，从临安三口进入，翻横岭山，过上甘乡，最后到玲珑山乡的东山庙。在庙里与民国临安商会“和平解放代表团”达成和平接洽事项。

1949年5月4日，民国落幕，临安和平解放，千年古城（锦城镇）免于战火，社会经历了彻底的变换，一个崭新的时代又开始了。

图为临安和平解放时发布的安民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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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杭徽公路股东册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