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财政四合院的童友相聚四月天</h3><h3>图文:卢健.蔡优民</h3><h3><br></h3> <h3> 位于封开县江口镇红卫路的县财政局宿舍,建于上世纪6O年代,是瓦砖平房结构的四合院,正门通道两傍各3间房,正门下5级步级就是天井,天井是晒衫场,靠厨房边中间有一个大水池,专供住户食用水。天井两边各6间房,共18间房,每间房建筑面程15平方米,一家几口就拥齐窄窄的房子里。上排住户的厨房是2户一间,下排住户的厨房一户一间,天井的左边角内有几间冲凉房。四合院宿舍无厕所,要大便的需到城内的公共厕所方便。</h3><h3> 四合院地理四至是西向红卫路,南接董屋大宅,东与董家相邻,北靠邮政局宿舍。</h3><h3> 四合院如同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从上世纪6O年代到80年代初,进进出出了很多住户,搬走了老住户,又来了新客户。到了90年代拆了四合院,建了4层有套间的宿舍,改善了财政局干部的住宿环境。</h3><h3> 居住在财政局四合院的人家,顾名思义都是财政局的干部,只有6户人家是县委安排在这里居住的。这18住户户主,都是外县干部,其中有从省财政厅下放的干部,有随军南下的军转干部,也有东江纵队的老战士。可谓是来自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封开财政工作作贡献。</h3><h3> 居住这里的干部家属,由于生活习惯,文化程度,社会见识有所不同,在大院生活中时有磨擦,大人有大人的争吵,后生有后生的打斗,总之,生活百态穷出不尽,也算是大宿舍的人文特色。</h3><h3> 而今,正值4月天,经舍友们动议,来个大团聚,回忆孩时的快乐幸福事儿,目的通过聚谈,进一步增进感情,增加友情。</h3> <h3>大家按照当年住户的排列,来张合照,留下左邻右里的回忆。</h3> <h3>儿时的记忆,常常真实而弥久,不因岁月的流变而销蚀。尽管岁月蹉跎如白驹过隙,然每每提及财政大宿舍,一处孩童时代的公共活动场所,一个几可张袂成帷的逼仄公共关系空间,却总能勾起灵魂深处的记忆片段,清晰且完整!建成时间不会早于1958年的财政大宿舍,和彼时江口镇范围内其他新建的公建住宅,如大斜坡大宿舍一般,也采用了合围式的院落结构。缘何当时新建的公建住宅普遍采用合围式的结构布局?且容臆测,不外乎有:一谓文化理念。建国后,伴随解放大军的南下,以中原地区为主体的人员大量涌入,所带来的的传统文化在建筑理念上的影响,表现在建筑形制上习惯采用以中轴对称布局为基本特征的的传统民居式样,毕竟,其时基层各级领导干部的主体是军转人员,他们的决策力和影响力自然不容小觑;二谓地缘因素。至少在民国时期,广东的行政区域及至广西的北海、钦州一带,虽然有飞地托管的性质,但足见广府文化的地缘影响程度,或许正是之中的原因,以肇庆、高要为区域核心的粤西,包括四会、广宁、新兴、郁南、德庆,以及封川、开建等行政建制县在内的大片区域,得以荣幸的划归为广东的"中部地区"(而非现时的粤西称谓),与广州、佛山、江门等同属于"广府文化"类型。岭南独特的炎热、多雨的气候特征,使通风与阴凉成为这一地区民居建筑的两大基本功能,而四合院恰恰具备此两项;三谓时代特征。在居住属性之外,建筑无疑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与属性。封开县府所在地,直到1960年代,也仅有以解放路、建设路、河堤路和永安街为代表的现代意义上的四条道路,而筑立其上的能代表本土建筑风貌的,当属永安街上兼具商用功能的骑楼。但骑楼建筑毕竟是历史遗留,缺乏特定年代的符号特征,不具其中的政治属性。建国初期,干部群体来源的广泛性、多元性和差异性的客观现实,客观上要求有一个既能保持原有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同时又兼顾不同地域文化差异,并容易为数量众多的干部群体所自觉接受的形象之物,四合院(财政大宿舍)显然成为不二之选;四谓经济约束。财政大宿舍筑立的1960年代前后,恰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宏观经济面临大萧条大凋敝,民众果腹尚且不能解决,更遑论花费过多的财政资金用于建造在当时尚属高档的多层住宅,而合围式的平层式样既不为技术所困,所需的经费投入也便于控制,对贫困山区县封开而言,自然成了最佳之选。</h3><h3>大宿舍之谓"大",非因其建筑规模大小,盖缘人数众多之由。如果按中国传统堪舆理论,大宿舍非理想之所(座东朝西),但江口山城特有的"地无三尺平"的山地地理特征,特别是能在几乎每年必至的西、贺两江洪水线之上,寻觅到一块能得以安身筑居之地,实属非常难得!即便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今天看来,此地仍然是宝地一块。</h3><h3>(蔡优民)</h3> <h3>那年的两个孩子头,喜迎相逢。</h3> <h3>这两个财政姐妹花,在这帮舍友中,实属小字辈。</h3> <h3>相逢时刻,总有说不完的在大宿舍童年生活回忆话题</h3> <h3>大宿舍的第三代和第四代的也赶来相聚。</h3> <h3>这天井是各户饭后集中聊天的主场地。在炎热的夏天,每家每户的孩子,在天井架起临时床铺,度过天亮。</h3> <h3>每每钩忆起那曾经鲜活,却已然消逝的大宿舍生活片段,总能给精神带来持久的愉悦享受!财政大宿舍,虽只有区区的十六户家庭,却汇集了五湖四海的八方人士,除了大西南与大西北两大区域外,东北、东南、中南几大区片的省份均悉数登场,人不分鸿儒与白丁,声尽纳南腔和北调,那场景,堪比随后不久(1963年)在国内上映的粤语电影《七十二家房客》。 </h3><h3> 财政大宿舍,在伴随着原不同背景的人员和家庭入(出)住的同时,也不免带来了(每家)各自独特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那些不同的性格、气质在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个体身上得以尽情的展现和释放,虽然,彼此间的诸多差异在某些时空节点也会带来人际间的误解与矛盾,甚至会引发激烈的冲突 ,但那正是真实的生活与现实,一种本然的生活状态。</h3><h3> 文化认知有别。 历史上的广东地区因地理阻隔,形成了一整套有别于中原地区的社会文化谱系—广府文化。在广府文化的语境认知中,但凡来自非"白话"方言区的人员,皆认定为"北方人"。在1950—1960年代,来自岭南以北的人员,被冠以"佬怂"的称谓(在一称谓在某一时期内更多具贬义),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江口当时孩童中流行的谚语唱道:" 捞怂捞怂,唔食芫荽葱,生在湖南,死在广东。",就是这种文化认知谱系的最形象的诠释。是否接受作为香料的芫荽和葱,成为捞怂与否的文化标志。而对财政大宿舍的外来"捞怂"而言,接受芫荽和葱,不仅关系到本土化意义下的身份转换,也有从"解放"走向"建设"的内容的根本性改变的需要,更是其时无从选择的职业担当。</h3><h3> 生活习俗迥异。生活习俗成型化的背后,反映出的是社会化分工的分化程度与速度。与岭南以北的广袤的"中原"地区相比,岭南以南的广府地区,历史上在社会制度、社会分工上都大大落后,表现在"民以食为天"的饮食层面,种植业发展缓慢,对自然食物的依赖程度高,野生动植物尤其是前者的入食成为常态,而这对分别来自以盛产水稻和小麦等作物,喜食米饭和面条的财政大宿舍的"捞怂"们,无异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尽管封开享有山区动植物资源丰富的优越条件,特别是野生动物资源不计其数,甚至唾手可及,但在大多数情形下,人们都无法在过往的岁月里,用野味"撬开"那些"捞怂"们的嘴舌,足见饮食习惯改变的艰巨!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许多非广府文化的"捞怂"直至耄耋之年,都始终无法接受"食野味"的饮食习俗。</h3><h3> 语言沟通障碍。人与人的沟通离不开语言工具,如何在操持种类繁多的方言下进行有效的沟通,涉及沟通平台的建构,以何种语言作为建构平台,怎样建构该平台,在1950-1960年代的封开,并不是一件轻松之事。尽管1958年国家已正式通过并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但当时的人们受限于各种因素,如文化程度偏低(客观)、地域优越感(主观)等,普遍难以接受,或者不愿接受,普通话的推广之难,非今日人们所能想象。一个真实的现象是,直到1960年代末,在县城江口的最优质的小学低年级阶段,汉语拼音仍然是处于教育空白地带,学校尚且如此,对来自天南地北的各类干部,即便是当时数量极其稀缺的毕业于各类专业学校的知识分子,运用何种语言(方言)进行沟通,似乎都成了一道绕不过去的一道坎。之后的演变过程,各种方言并没有因本土化语言的强大而消逝,而是形成了以本土语言为基础平台的新的南腔北调。它证明了以下基本事实:外来文化要保持延续,就必须与本土文化相融合。</h3><h3> 时光荏苒,几十年匆匆过去了,财政大宿舍原有的建筑也已不复存在,但曾经的财政大宿舍那无形的文化,却值得永远的回味。</h3><h3>(蔡优民)</h3> <h3>以格桑花作证,期待明年有更多舍友参与相聚,并办得更好。</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