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直在前面走！

家丁

　　 一年一轮回，复见清明雨！

今天傍晚，我独自走在蒙蒙细雨中，又想起了逝去的父亲。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四个年头，犹忆其形貌颀然、声情润飒。

☆记住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窘迫！

1959年至1961年是"三年暂时困难时期"。为克服严重经济困难，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此后又针对"大跃进"造成的全国职工队伍和城镇人口的急剧膨胀，中央作出了大幅度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的重大决策。在随后两年多的时间里，1800多万城镇人口陆续被精简到了广大的农村，他们以个人利益的牺牲助力了共和国经济的复苏。

父亲当时是国家干部（中专教师），本是从农村早就走出来进城发展的，这次也不得不离开工作、生活了很多年的大城市天津，重新返回河北老家务农，这是组织的直接安排。父亲回乡已是1963年，赶上了大规模精简城镇人口的末班车，此时我尚未出生。据说，仅天津市精简职工和人口就有四十多万人。过了不到两年时间，母亲带着仅一岁多的我离开天津，随迁回父亲老家，后来母亲继续教书，国办小学教师，政策规定孩子户口随母亲，我回乡后仍是城镇（非农业）户口。

我要上二年级时，母亲被县教育局调动至离老家村子100多里远的杨官庄大队（村）小学教书，我们仨孩子都跟着她过去，父亲是农业户口，一时迁移困难，暂留在老家，如此一家人分开有两年多时间。妹妹、弟弟在老家出生，也随母亲是非农业户口。

母亲去教书的这个大队，地处海河流域、北排河以南、捷地减河以北，过去为水网地带，地广村稀，有大片湿地、苇塘，治理海河流域水患前能种水稻，后因上游来水骤降，改为旱作，土地也大面积盐碱化。其实这里是好地不算肥、薄地不耐耕、碱地不能种。

当时，非农业户口居民的口粮，由国家定价定量按月度供应，粗粮多细粮少，先是粗粮八成细粮二成，后来好一些，改为粗粮七成细粮三成，大人每人每月30斤，孩子按年龄大小每人每月十几斤不等。我是家中的老大，每月十几斤口粮，直到十四岁才提高到25斤，这已是未成年人的最高供应量，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根本不够我吃。家中月月借粮或买议价粮，不知遇到过多少次，吃完上顿还没有下顿，我记得清清楚楚，家中面袋空瘪、瓦缸见底，尤其春季时段，母亲借粮更难，也时常把黄蓿、榆钱等掺进玉米面充饥，幸运的是未曾完全断粮。

我清楚的记得，当时我们大队（村）里时常有讨饭的人出现，尤其冬季，他们肩上搭着布袋，男男女女都操着外地口音，也有大人带着孩子乞讨的，问了才知道，他们大多来自南边的鲁西北地区，有庆云的、乐陵的……冬季他们有人就寄住在我村生产队场院的土房里，晚上我们去场院里跑着玩儿，有时也到那屋里看看、聊聊，孩子见到外乡人，总觉得很好奇。若与他们比起来，我家境况还算是值得欣慰的。

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有一天吃完午饭又没有了晚饭，下午母亲领着我做伴儿，走着去公社粮站提前去买下月的口粮，往返二十多里的路程，刚下过大雨，土路泥泞，一路趔趄，我们母子心情都很沉闷。好在粮站管理员了解我家情况，虽未到每月开始供应口粮的25号，还是破例卖给我们一部分，解了燃眉之急。

这件事给儿童期的我留下了不能磨灭的印象，长大后个人很多的心曲、思虑都与此有关。母亲对我成长的影响，主要源于父亲不在我们身边的这两年多，她又当娘又当爹，乐观、坚强、不惧暴力。

当时，粮站管理员是我心目中少有的几个好人之一，粮站是一个让我有安全感的地方。到我上公社（乡镇）中学读初中时，同班好友的父亲在粮站工作，有时中午或下午放学后，我便乐意随他去粮站玩儿，尤其在夏暑季节，我们经常并排躺在那圆圆高高的空粮仓地面上，边纳凉边聊天，遥望着接近穹顶部墙壁上的小窗，那缕透过小窗斜射而入的阳光在眼前穿挂而过，每每心中惬意无比。

到了夏季，饮食情况要好的多，可食的野菜、瓜果多起来了，我们小伙伴们下地劳动时，时常好奇、贪玩儿，但也总会在河沟、水坑、湿地里捉些鱼虾、青蛙、水鸟等，尽兴、解馋又帮着家里改善生活。

☆记住了我一年挣的50多个工分！

两年多以后，父亲终于把户口迁移到母亲教书的大队，一家人团聚了，我当时最大的感受是有了稳定的安全感。

父亲被分配到第六生产队（全大队有8个生产队），这个队经济状况一直比较好，每年的工分分红在全大队最高。我家只有父亲自己是农业户口，按一个人头儿分口粮，每年五百几十斤，大概每天一斤半，也就够他一个人吃的。一个成年男劳动力每天出工记10分，算做一个工分，一般年底按工分分红，每个工分的分红不等，差的年份2角几分，好年景有8角、9角或更多，记得最好一年达到一元二角多。平常年份，加上加班加点出工，全年一般有400多工分，扣除所分粮食的价款，总能分回一些现金。这样，就可去自由市场或邻居家买一部分议价粮，逐步解决了我家的粮食短缺。

与父亲团聚后的几年，我读小学四、五年级（当时学制五年）和初中（两年半，因寒假升学改为暑假升学，所以多上了半年），家里生活依然困难，但父亲有文化、见过世面，他爱整洁，很是勤快，又喜动脑子，做事很有条理。我家原先租住村民的房子，饭勺碰锅沿儿，时有纠扰，多次搬换，直到搬进学校宿舍才安顿些。记得我考上大学后，我家盖了四间土坯房，一下子完全稳定了。

新房的庭院挺大，大概（东西）16米X（南北）12米，一小半留作空地儿、一大半改作菜地，父亲在菜地边儿还种了几排美人蕉，红红艳艳的，这是村里的第一次，引得全村人来参观。小菜畦井然有序，辣椒、茄子、西红柿、豆角、丝瓜等，应有尽有，这些都是种大田的村里人原来不干的事情，他们觉得很新鲜，很快邻居们开始模仿起我们家。

我也感到了自己的变化，觉得自己作为外姓不再受气。这个村全都是姓杨的，很排外，原有几户姓潘的还是杨家的表亲。原先我只能想一想的事情，现在实现了，原先村里小伙伴拥有的让我眼巴巴看着的东西，我也有了，还有一些我现在有而他们不可能有的东西，我拥有好几摞的小人书，替我招来许多羡慕的眼神儿，这些变化都是因父亲的到来而到来的。我不但与他们一样了，而且我还比他们强，我一定会比他们强，我一定要比他们强！

少年时代的我个子不高，但务农劳动很多，并不是走马观花的体验，而是踏踏实实的干活。在公社中学上初中时，说是勤工俭学，实际是义务劳动，当时正值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执掌学校大权，总是组织我们去附近大队学农劳动，锄地、施肥、割草、收庄稼、挖水沟等等，每周有若干次，后来我们干脆将从家中带去的铁锹等留在教室里，省去了每天往返捎来捎去的麻烦。

不上学的时候，我就去生产队参加劳动。当时每周六中午放学，回村后的下午，同村同学一般要下地参加生产队劳动，星期日还要接着干。我是非农业户口，本可不去，但大家都去，况且父亲在队里干活，我也愿意去。成年男社员出工一天记10分，算一个整工，年底按工数分红。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们不在生产队社员的名册上，干完活就把工分附记在自家大人的工分栏中，有时晚饭后我替父亲去生产队记工分时看见，写成"10+4"或"10+5"。

初一时我们还小，出工一天只记4分，半天记2分，后来长个了，提到一天5分，算是半劳力，寒暑假也要出工，只是有作业要写，不用象大人们一样必须天天去。有时天太热、活太累时，父亲会说:"你就别去了。"确实，锄地、割麦子、掰玉米等还算轻活，有些脏活累活，比如挑沟（挖渠）、起圈（挖猪粪、马粪）等，我每年都参加，半大小子干活儿，并不熟练，但热情单纯，绝不偷懒，比那些出工不出力的大人们一点儿也不少干。

由于村里洼大地广，早晨出工中午就回不来，午饭就送到地头儿吃，天气暖和时吃的就热乎，冬天就不好了，各家各户将饭集中到队里再送到地头儿，只有余温在，就着队里统一提供的热粥，端起来赶紧吃、赶紧喝，无风时从容些，遇到风也只好一块多喝点儿冷气、沙土。那时的饭菜很简单，多数都是饼子、窝头配咸鸡蛋、煎咸鱼、虾酱，偶尔有烙白面饼、大葱炒鸡蛋，算是改善，还得干重活时才有一、两次。

记得读初二那年春节前，父亲分红后回家，高兴的对我说:"今年你还挣了50多个工！"当时我真是觉得自个儿能顶事儿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挺佩服自己的，算一下，50个工合500分，一天5分需要出勤100天，当时我的寒假（4周）、春假（2-3周）、秋假（2-3周）和每个周末（一天半），差不多都在干活哦！

☆记住了父亲的艰辛和温情！

父亲户口迁入后的第二年，生产队按人头也分给他一份自留地，这块儿地在村子东南方向，我家处在村子的西南角，距离挺远，空手单程要走大概二十分钟，我随父亲一次又一次往返，走大道、绕小路、穿洼地、越壕沟，心情舒畅，脚步轻盈。赶上农忙时地里活多，往往累得疲惫不堪，四肢酸软，口眼干涩，收工后半途要停一停歇一会儿，站定向家望，近在眼前，裂着嘴嘟念"怎么还不到呀？！"难忘的是，每逢夏季下大雨，怕庄稼受涝，不管白天黑夜都被父亲叫着去地里，挖口子放水，等雨势一弱、一停，又怕雨水流光了，没有了墒情，又要赶回地里，堵住口子。在风雨里穿梭、劳动，草帽、雨披都没大用处，每次都会被淋透。自留地里的活儿，一般不占父亲在生产队的出工时间，大多在收工后去干，到天快黑时视线不清就回家。

我们父子单独在一起最多的时光，就是在自留地里，他锄地我锄地，他撒肥我撒肥，他割麦我割麦，我象父亲的影子，相互语言交流并不多，每每他指挥我帮着他做这做那，我就答应一声按要求和口令落实，我干得好，他不会说什么，如不到位，会指点我返工，有时他实在看不入眼，也会大声喊"这么点儿活都弄不好"，干脆他就自己再整，但不再有更多的话。我家地太少，就一直没养牲口，耕地、耩地时总是从队里或别人家借牲口，与人家打时间差，父亲在后扶犁、扶耧，我在前面牵着牲畜，或马或驴或骡子。

我家自留地有六分田，是比较肥的地块，每年精心种两季，一季冬小麦，一季黄玉米，还在田边沟沿儿上种几行黑豆、绿豆或芝麻，一般小麦亩产量三百多斤，玉米亩产量五百多斤，全年可收大几百斤。这下子，多年困扰我家的缺粮问题彻底解决了。记得后来有些余粮，就用玉米、豆子等去换大米，或者去换粉条、豆腐等副食品，冬季就用黑豆发豆芽。我学会了发豆芽，当时这也是我的一个乐趣。

干活累了歇息时，父亲喜欢看邻地的庄稼长势，习惯用右手将工具拄在田埂上，左手或插腰或拿草帽当蒲扇，面向庄稼站立，静静的左看看、右看看，偶尔自言自语的评说几句。这时候，我要么坐地上休息，要么到草地里追鹌鹑、趟蚂蚱、捉蝈蝈，有时父亲听我身后有蝈蝈叫，便冲我喊"这还有只大的呢！"每每运气好，带几只绿绿的大肚蝈蝈回家，放在自己用席蔑儿编成的小笼中养着，听它们比谁的叫声响而长，等它们饿了，就在院里摘一片丝瓜叶或两朵嫩黄嫩黄的丝瓜花去喂。若家中只有一只蝈蝈了，父亲会在收工的路上会帮着再捉一、两只，进门就放入笼中，我与妹妹、弟弟就又有事儿干了。

☆记住了我是农民的儿子！

因我家是"工农结合"的家庭，在当时农村是令人羡慕的，月月有固定的现金收入，又有粮食和应季的瓜果等农产品，比单一的农民家庭有优越性。我们长期生活在农村，但受父母影响，身上带着明显的城市人特征，衣服总是干干净净，说的是带乡音的普通话，关心村子以外的变化，喜欢听广播新闻，喜欢读报看书，了解一些城市和城市人，内心里始终有改变现状的渴望。

其实，我当时对在脏脏泥泥的环境里劳动，内心是有保留的，也许是因为我们最后不会留在村里种地，因而对去地里干农活，比单纯农家孩子多一些抵触情绪，尤其是累的时候，总盘算着第二天还去不去地里，好在父亲有时也劝我歇一歇。

父亲勤恳踏实，喜欢整洁，爱惜物品，在社员中人缘极好，大家推选他作生产队的保管员，队里的物品收拾的井井有条，仓库里总是干干净净，遇有损坏的铁锹、杈子、簸萁、车套、绳子、鞭子等，他都一一修理好，多年如一日，而且一干就是很多年。后来，他觉得累，家中事情顾不上多少，母亲也不想让他干了，生产队就选举新的保管员，可没想到我父亲仍然是全票，他只好接着干。

在生存环境和父亲的影响下，我基本坚持了下来，身体在劳动中长高长结实了，学会了许许多多的农业知识和技能，懂的了很多道理，知道了感恩，也改变了我若干的想法和价值观，奠定了我成年后对农民、对土地、对乡村的感情基础。初中毕业后，我考上了文革后第一批重点高中，去县城读高中（两年制），离家60多里路又住校，但周末和假期回家，能帮上忙的活还是要干的，高二时父母就就不让再下地干活、专心准备应考。

我考上大学的第二年即1981年，村里才实行了土地承包到户，大政策顺应了民意，但父亲一个人种几亩地，就更累了，好在能自己安排进度、调控节奏，有些活可与邻居搭伙儿干。后来，妹妹先参加工作，家境进一步改善，父亲年纪也大了，就将承包的田地转包给了同村人，让人家交农业税等，每年给我们家几十斤新粮，其它收益均归人家。

记得大概是1981年，在文革结束后的各行各业纠错、落实政策的大背景下，忽然间我父亲当年返乡问题的信访也有了新结果，按照相关的落实政策，因为父亲年纪大了，不能再返回城里工作，按相关退休待遇给予生活补偿，每月发放，算是退休金，一直到我父亲去世。另，政策允许父亲安排一名未成年子女到天津城区落户，由于我们三个孩子一直都是城镇（非农业）户口，也不愿意再折腾，我家权衡后，直接放弃了这个待遇。

我是农民的儿子，也是一名少小年纪的农民，在田野里生存，在风雨中摔打，对土地、对农村，有投入、有感情，它让我在风清云淡的日子里慢慢成长，收获着艰辛与粮食，享受着愉悦和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