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学历

栾力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     

        自从我闲下来，有了时间重新拿起笔写点什么时，父亲的身影就一直在我脑海里浮现。许许多多的往事，便也不停地涌上心头。夜里，有时在梦中，父亲也嗔怪我:当年你让我写，给我出难题；现在你也闲着了，还是你写吧！

        记得当年父亲刚离休时，一时难以适应无所事事的境况。我说:您写回忆录吧！我当时只是想让他有点事情做，打发掉那些难捱的时光。过了几天，我回去，看见他写的那半页纸的字。我知道，我把他难住了。这让我想起了文革时，半夜里他把我喊起来，让我帮他写造反派要的交待材料。现在，我竟然也和那些人一样，让他做难以完成的事。我歉疚地说:那就不写吧，找点别的事情做。

        我从小到大，父亲在我心目中一直都是了不起的人，有文化，有本事。从我上小学开始，他就要求我好好练字；而他自己的钢笔字，也写得有模有样。单从字迹上看，谁会相信他根本没有上过学呢！

        我一直想写写父亲，可是许多年来无法做到。一想起与父亲有关的事，心里都是酸酸的，眼泪止不住地流。最后，躲在卫生间里，半天不能出来。有一次，我读范圣辉的《我爸》，她的感觉与我一样。我在留言中说:你一定不止一次地去卫生间洗脸……她很惊讶，说，是真的，你怎么知道？唉，我们有同样的经历啊！

         写不下去，只好停笔。我也不想把父亲写成只能让人落泪的人。他一生中的事情，虽然不及那些开国功臣那样辉煌，可对我来说却是血脉难分，不可小觑，更是不可忘记的。所以，我要等到心情平复下来，静静地、淡然地，就像是一个极熟的老朋友一样，叙述他的往事。

        我最想要写的事，是有关父亲的学历。父亲是建国前参加工作的，一生中填写过无数次《履历登记表》。在学历一栏中，他填写的是:高小。我那时读小学，不懂高小是什么学校，就问他。他解释了半天，我还是不明白。后来我上了中学，从课外书中知道了什么是高小，什么是国高。当然，我也清楚地知道了他的高小学历是怎么回事。

        大概是在他十岁时，到离老家几十里远的霸王村，给一个地主家放猪。那是个很美丽的地方，村后是连绵起伏的群山，树木遮天；村前是滔滔不断的浑江，碧水环绕。但是那种年月，对穷人来说，美丽当不得饭吃。父亲离开自己的家，到这里给人放猪，就为能挣一口饭吃。到了秋天时，东家还能给一袋粮食拿回家。父亲干得认真也细心，很得东家满意。他每天把猪赶到哪里去，东家也从不过问。父亲每天都是把几头猪从村后赶到山上，寻找草木最丰美茂盛之处，任由猪们去吃，去撒欢。

        有一天，他从村后的学堂走过时，不经意间听到里面传出了读书声。这声音一下子就抓住了他，一种美妙新奇的感觉再也挥之不去。他呆呆地听了一阵，恋恋不舍地赶着猪走了。从那天起，这个茅草屋的学堂，成了他心中的神圣之地。每天，他把猪赶到一片落满橡子和核桃的树下，然后自己返回学堂后窗外，静静地听里面的读书声和先生的讲课声。

        这个学堂，其实就是让父亲放猪的那个地主和另外几个有钱人办的私塾，总共五、六个孩子在这里读书。他们聘请的那位先生，是县里的名人，姓刘。刘先生本是个中医郎中，把脉开方手到病除，岭前岭后声名赫赫。因为不肯与权恶交往，才翻山越岭远离县城，在这偏僻之处作了私塾先生。刘先生医术高明，教书也好。父亲偷听了几日，更加上心。刘先生也注意到了他，一天，便喊住他，说:你喜欢读书？父亲说:嗯！他又随便问了几个问题，没想到父亲都答的很顺利，也很清楚。这个情节真有点像传说或电影里演的，刘先生叹口气说:屋里一群正经学生，不如窗外一个偷听的小猪倌。这样吧，我和东家说，你每天去山上放猪，午后回来，拿着我的酒葫芦，去江对岸的江甸子镇烧锅打酒。回来后，我单独给你讲课。

        就这样，父亲每天放完猪，拿着刘先生的酒葫芦，坐着舢板过江，到对岸的烧锅打一葫芦酒。回来后，刘先生一边喝酒一边给父亲讲课。一直到了秋后，下霜了，不能再把猪往山上赶了。东家给父亲结了工钱，装了半袋玉米碴子，让父亲回家。

        父亲恋恋不舍地回家了。刘先生没多久也辞馆离去。但谁也想不到，他们二人日后却结下了另一段旷世情谊。

        又过了几年，父亲多年没有音信的三哥有了消息。他原本在老家附近的一个金矿上，给老板当账房先生。后来，那个老板走了，把他也带走了。但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那几年，家里总出事，病的病，死的死；还有这一走就没有音信的。父亲那一辈，兄弟八人，父亲是老六，还有一个姐姐。大大爷、二大爷、四大爷和五大爷，都成了亲，可是几个大娘都先后病故。长得最英俊、相貌堂堂的五大爷，也没躲过一场瘟疫。只有几岁的八叔，也因惊吓夭亡。那几年，家里始终笼罩在阴深深的气氛里。最难的还是穷困，揭不开锅是常有的事。

        就在这时，传来了三大爷的消息:有人看见他了，在朝鲜，还是在一个金矿上当账房先生。据说混得不错，还娶妻生子了。我的爷爷仔细想了一下，把我的父亲叫到身边，说:小六子，家里实在活不下去了。应该去个人上朝鲜找你三哥，让他管管家里。我掂对着家里这些人，也只有你能去了！

        后来我看电影《慈禧太后》里，有个鬼子六；看《少帅传奇》里的张学良，也是老六。我就想:我爸也是老六，有意思，难不成这天底下的老六都是聪明人！

        父亲那年十三、四岁，按今天说就是个孩子，可是为了一家人的活路，却要出国去朝鲜走一趟。好在那时去朝鲜也方便，也不用办护照和什么手续，过了鸭绿江就出去了。只是三大爷在的那个金矿，还得走一段路。具体多远，当年父亲讲时，我只顾听热闹，没用心记。现在也无处可查证了，反正挺远就是了。父亲过了江，走一路打听一路，还真找着了。三大爷真在那个矿上，混得也真不错。他看见六弟来了，也挺高兴，就让他留下来。父亲不肯，说:家里人都快饿死了，等着你给拿点钱回去救命呢！

        三大爷只好拿出一些钱，让父亲带回家。他们掌柜的听说父亲要回集安，说他的亲戚在集安高小当校长，让父亲给捎点东西回去。父亲走时，他交给父亲一封信和一个小木匣子。木匣子做工极精致，上面还有铜锁锁着。里面装的什么，他没说，父亲也没问。

        父亲过了江回到集安，找到高小学校，见到了那位校长，把信和木匣交给他。校长很高兴，安排父亲住下，让父亲歇两天再走。如果那人不是校长，也不是安排父亲住在学校里，父亲第二天肯定就走了。那样一来，事情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天底下奇奇怪怪的事，本就多着呢。父亲进了学校，心里先就喜欢的不得了，也就答应歇两天再走。谁知第二天一早，校长就来了，怀里抱着木匣子，气急败坏地说:你这孩子不诚实！我亲戚说给我捎来几个金镏子，怎么没有呢？是不是你拿去了？

        父亲听了，一头雾水。那个老板只让把这个木匣子和信捎给你，也没说有什么东西啊？那校长非说让父亲给藏起来了，还把匣子打开让父亲看。那里面果然什么也没有，父亲看了，一时怒火升腾，把木匣子狠狠地摔在地下。木匣碎了，随着一阵清脆响声，几个黄澄澄的金镏子滚了出来。再细看，那木匣里面刻着凹槽，金镏子就镶在里面，外面用胶水和锯末子封着，不细看真发现不了。那时，黄金是受到严格控制的，金矿老板也是无奈才用了这种方法，只是差点冤枉了父亲。

        校长不好意思了，一个劲儿地道歉。父亲收拾起自己的东西，坚决要走。最后，校长说:你不要走，留在学校里当杂役，有工钱，有空还可以听课。能听课，这是父亲梦寐以求的。他见校长说的诚恳，便听从了他的挽留。父亲托人把钱给家里捎回去，自己留了下来，一边当杂役，一边抽空就在随便哪个教室门口听听课。

        校长给他发了一套制服， 还让他穿着那套衣服照了一张照片。父亲就这样一边干活一边听课，在那个学校待了一年多。第二年秋天，家里又出了什么事，捎信来让他回去。父亲 脱下制服，带走了那张照片。又用攒下的工钱买了几头猪，一路赶着走回了老家。同时，也就结束了他的所谓求学之路。加上霸王村刘先生半年多的授课，往多说也就二年，这就是父亲笔下的“高小”学历。

        看看父亲那一手钢笔字，看看他参加工作后的能力，我坚信不比某些大学毕业的差。那些年，我对伟人的话深信不疑，社会是最好的大学。当然，现在说这话有点不合时宜。还是说点有意思的事吧！

         文革时，父亲被造反派批斗，让他交待问题。他把那张照片找出来，让我去灶坑里烧掉。他怕被造反派见到就说不清楚了，在那些人眼里，穿那身制服的人绝不是杂役。我在灶坑前犹豫着，舍不得，但也害怕。最后，还是决定藏起来。我把它藏在一个笔记本的塑料本皮里，外面根本看不出来。但这样一来，我自己也就忘了。直到前两年，处理一些旧书、本子时，把塑料皮扯下来才看到这张照片。我激动得流下泪来。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情怀，我怎么能无动于衷？心里涌动的热流促使我一定要写下来。

        于是，我写了上面的故事。写的时候，我尽量让自己的心情处于平复状态，不要过于激动。可是写完了，当我抬头望着挂在书桌上方墙壁上父亲的遗像时，他正看着我，脸上仍然露着慈祥的笑容。那一瞬间，我再也无法抑制。

        我要去洗脸了……     

     

                 二零一八年清明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