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翼折翅，我有疑难问谁去一一忆张翼健先生

李元昌

健翼折翅，我有疑难问谁去

——忆张翼健先生

去年的9月18日，张翼健先生离开了我们。忌日渐近，对先生的思念从心底牵扯出丝丝缕缕的疼痛。昨夜，我做了一个梦。在他的办公室里，和他谈论语文教学，谈农村教育的问题。谈到兴奋处，他频频点头，仰头笑了起来，并习惯性地递给了我一支烟。就在这袅袅的烟雾中，他渐渐地消逝了。凌晨醒来，再也睡不着了，披衣而起，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书桌前，点燃一支烟，与张先生交往的几件事像过电影一样浮上脑海。

和张翼健先生相识是在1985年的7月。那年，我很幸运到去吉林市参加了东北三省中学语文教学法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作为一个农村教师，第一次参加那样的学术会议，心情很是激动、兴奋。对农村中学语文教学，我有很多的想法和疑惑，渴望在这个会议中得到满意的解答。事实与我的想法落差很大，心情不免有些失落。会间游松花湖，在游船上，我挤在围着张先生的人缝里，好容易才插上话。那时，张先生从东北师大附中刚调过来不久，负责我省的语文教研工作。当他知道我是农村教师，又听了我对语文教学的一些看法时，他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晚上，他闭门谢客，独约我到他的房间。推门前，心里还有些忐忑不安，我这个农村教师在这位鼎鼎大名的人物面前该说些啥呢？一推开门，他见是我，立即站起来，把早已泡好的一杯热茶送到我手里，并递给我一支烟。我先前的拘谨立即飘得无影无踪，就像老朋友一样，我们推心置腹地谈了起来。我们谈的很多，话题紧紧围绕着农村教育，农村的语文教学。我说农村中学语文教学应该调整方向，为农村的经济发展服务，为农村建设培养高素质劳动者。他听了之后，不停地点头，随即又递给我一支烟，他也叼上一支。他建议我多读一些陶行知先生的著作，并向我介绍了一些现当代教育家的理论书籍。我对他说：“多少年来，农村中学的语文教学跟在城市后面跑，学着城里人在马路上走的样子走在乡村土路上，从来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农村中学语文教学应该有自己的路子，不能和城市学校比条件，要用一方水土育一方人。”他听了之后很是兴奋，要我继续说下去，又递给我一支烟，自己也点一支，房间里烟雾缭绕，我们谈得兴致勃勃。他认为我的想法很符合农村的实际，他也有这样的计划——想物色几个老师研究这个问题，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我试探地问张老师，能不能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他的脸色有些严肃了，扶了扶眼镜，说，这个实验，意义很重大，如果成功，将引发农村中学学科教学的一场变革，必然会促进农村教育的发展，是于国于民都有利的好事。我积极表态：我们秀水二中是一所小得不能再小、穷得不能再穷的学校，如果在这样的学校中取得经验，就像农民在最瘠薄的土地上获得丰收，它的意义更为普遍，更为深远。这时，他注视着我，语重心长道，元昌，我是从教改中走过来的人，搞教改，不但需要知识与能力，需要勇气，更要心地纯洁，还要做好牺牲个人利益、战胜各种困难的准备，甚至要有屈子九死而不悔的精神。我站起来说，张老师，这些我都能做到，只要你支持我，我回去后就搞起来！这时，他也站起来，握着我的手坚定地说：“元昌，你放心，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之后，我们又谈了教改的一些细节问题。不知不觉，已是深夜，小小的房间，被我俩弄得烟气腾腾。也就是在这天夜里，农村初中语文教改的小舟悄悄地在松花湖上起锚了。

1988的4月，在张先生的主持下，第一轮教改实验通过了验收，并被定为省级重点推广项目。在会议总结时，张先生热情洋溢地说：“如果我们每个农村教师，都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的去改革教学，我们国家的明天是何等的辉煌！”他兴奋不已，回去后，以“李元昌给我们的启示”为题，在《吉林教育》上连发5篇文章。他特别珍爱实验班学生自编自选的作文集——《田野上的小花》，他说：“一读到这些孩子的的作文，就想起李大钊先生的一句话‘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当这本作文集出版的时候，他欣然为之写序，再版的时候，他又再序，三版的时候，他又为之三次作序。又是在他的推荐下，这本作文集通过省教材审定委员会的审定，作为吉林省中小学生阅读课本。一本农村孩子写的小册子，为什么唤起了张先生这么大的热情，用他的话来说，“在这些孩子的身上，他看到了农村美好的未来”。

　　张翼健先生(中排右三)与《田野上的小花》部分小作者合影，中排左二、左三分别为张玉新、尹子彬。

　　张老师鼓励我将这个实验继续下去，在农村这片沃土上写出一篇大文章。我马不停蹄地开始了第二轮试验。当时，由于认识不同，对这个教改，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有些话听到耳里，心里很不是滋味，自然也就消减了我的热情，影响了我的情绪。当时正值深秋，一天，天下起了小雨，刮着北风，让人感到冷飕飕的。我站在备课室的窗前，望着窗外的凄风冷雨，心情不由地变得和这天气一样。突然，教研室的门开了，进来的竟然是张先生和省学院中语室的诸位老师。我急步上前，拉住了他的手，一句“张老师……”，便再也说不出话来。为了这个教改，为了支持我的工作，他乘着一辆透风漏雨的吉普车，颠簸了几百里，专程来到我们学校看我。他还到了我家，唏嘘不已，拟了一副对联：“三间东倒西歪茅草房，一个风烛残年老母亲”。后来这副对联被他写进学生作文集《田野上的小花》的序中，之后，他经常向有关部门和领导反映我的生活情况。也就是在那个夜里，我们又聊至深夜，我这颗有点变冷的心重又涌起了火热的激情。

1995年春天，我去长春开会，抽空去探望张先生。那时他已经担任副院长多年，进屋后不到三句话，我们又谈到语文教学的事上来。当谈到课外阅读时，我对他说：“我每天晚上都用铁笔给学生刻文章，印出后效果还不好，如果能有一台电脑和打印机，那可就念阿弥陀佛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一个月后，我又到长春见他，一进屋，他就兴冲冲地对我说：“元昌，送给你一件礼物！”“什么礼物？”“电脑、打印机。”“真的吗？”我有点不相信。要知道，那时我们榆树县教育局和实验中学也没有这样先进的设备呢。从此，我结束了手刻钢板的历史，我们学校也结束了手刻钢板的历史。我看到学生美滋滋地捧着那一篇篇文字清晰的文章聚精会神地阅读时，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我想，如果张老师看到这样的情景，他会比我还要高兴的。接下来，张先生四处奔走，为我们学校筹集了价值几万元的图书，并亲自送到我们学校。我们小小的秀水二中“鸟枪换炮”了，周边的学校羡慕极了。我心里很明白，张老师不是只关心我，也不是只关心我们的学校，他尽自己的努力，支持农村教育，关心农村教师的成长。2004年，中语会在我省农安县青山乡中学召开农村中学语文课改研讨会，为了减轻农村学校和教师的负担，他帮助我为会议募捐，各省来参加会议的老师不但不交会务费，食宿费，反而赠送价值近百元的书刊。2005年，我们中语会农村教育研究专题组在西安市举办农村教师课堂教学风采展示活动，经费紧缺，又是张老师出面，联系天仁教育集团出资2万元，解决了这个难题。

张翼健先生到校指导教改工作

　　和张先生接触久了，我也就自然地受到了他的影响。1999年，我调到省教育学院做教研员，从一个一线教师突然变为一个教研员，面对的是一条陌生的路。怎么能做好一个教研员呢？我想起刚当老师的时候，在上第一节课之前，我就回忆我读书时老师是怎么给我们讲课的。我又用这个法子回忆教研员们是怎样帮助我、支持我的，特别是张翼健先生一路对我的扶持，我的心里就自然地出现了一条路。我经常下农村、跑山区，时常组织城市学校下乡送课，动员城市学校支援农村学校。无论是走在风雪的山路上，还是夜晚守着火炉与老师们谈心，我都认为这是教研员应该做的事情，应该做好的事情。大家问我为什么这样做，我说，我这是学着干。说完这句话，我的头脑中就自然地浮现出张翼健先生的身影来。

1995年，我的家庭连遭不幸，先是女儿病亡，后是胞兄病故，正应了“祸不单行”那句古话，接着，我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也就在那年冬天，长春市教育局教研室马世一主任在榆树市召开我的教改经验推广会，我抱病参加了会议。翼健先生原计划外出参加一个会，得知这个消息后，辞掉了那个会赶到榆树。会场上，我们见面了。我握着他的手，他握住我的手；我看着他，他看着我。我们两人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看着。我的眼圈红了，他的眼圈也红了。很长时间，他慢慢地松开手，转身缓缓离去。会上，他作了发言，阐述了我的教改意义，就在发言要结束时，他的情绪突然激动起来，对全场的几百人说：“元昌从1985年开始搞教改，到今天整整十年了。这期间，元昌有很多机会可以到城里去，改变他的生活，改变他的环境，而现在，元昌家庭连遭不幸，身体又弄成这个样子，现在我不知道支持他坚持在农村搞教改是对还是错……”说到这，他竟然流下了眼泪。我赶紧用双手捂住脸。相信在场的人都能感到，此刻他内心的痛苦并不比我少多少。多少年来，我的欢乐就是他的笑声，我的痛苦就是他的泪水，我的困难也就是他的困难。在我们之间，已经超出了老师和朋友的关系，他像兄长那样关心我，呵护我。他听说我给女儿治病欠了外债，就和时为教育厅副厅长的张茵大姐一起，联合厅里和学院的几位领导为我捐了3万元钱，替我还上了债务，卸掉我身上的一个包袱。那可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啊！由此，我想起了1992年，长春市党委用党费给我建了三间砖瓦房，我把这个喜讯告诉了他，他哈哈大笑，说：“咱们的元昌生活改善了，农村教育有希望了，那副对联也得改写了，我要到你那住一宿，享受享受你的新房子。”那年冬天，他和中语室的佟士凡、尹子彬等几位老师真的去住了一个晚上。每当我在教改中有了新的突破，取得了新的成果，我到长春市时，他都要邀几个老师到餐馆里聚一聚，为我祝贺。在那个场合里，笑得最爽朗的就是他。

　　张翼健先生(右二)主持我的教改成果验收会，右三为长春市教研室主任马世一先生。

他虽然是领导，但在我们这些普通老师的心中，仍然把他看做老师和朋友。在他面前，我从来没称他一句院长，仍然叫他张老师。他感到这样亲切，我们也感到自然。没有压抑感，没有毕恭毕敬的心态，可以把心底的话掏出来同他讲。在我们这些人中，柳玉峰是最为“猖狂”的一个，有时还要和他开几句玩笑，每当这时，他总是向椅背上一靠，头一仰，哈哈地笑起来，右手夹着烟卷，左手习惯性地挠挠头发，眼睛笑眯眯地看着大家。自从他从领导的位置上退下来后，他办公室里的人更多了，我、柳玉峰、张玉新、王鹏伟、田泉自然是常客，也经常见到来向他求教、请他指导的老师，有的还是从几百里外专程来的，张老师也像对待我那样对待他们。我在乡下工作时，每去见他，都要准备两个包：一个是“问题包”，一个是“撒气包”。一见面，先把“问题包”抖开，教学中遇到的问题，教改中的迷茫，对某些问题的看法，统统地摆出来。他对于我提出的问题，并不急于解答，也从不强迫我服从他，而是从各方面启发我，与我讨论，有时我们激烈地争论。在这样的过程中，模糊的问题逐渐清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看到了破解的方法。然后，我就又拿出“撒气包”来，工作中的苦恼、郁闷，生活中的牢骚、怨气一股脑地抖出来。他听了，有时皱眉，有时叹息。我不管他的感受如何，把这些说出之后，就好像这些都留给了他，我则拍拍屁股轻轻松松地走了。我调到教育学院后，就更方便了，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随时去问他。就在他去世后的十几天，我上班时边走边思考着一个问题，路过他的办公室时，便不自觉地用手敲起门来，敲了两下，我才意识到他不在了，这时心里升起一种难以言表的痛。

在他病逝的那天晚上，我拿起笔来，蘸着泪水，写下了这样的两句话：

健翼折翅，我有疑难问谁去？

良友痛失，何处再觅长兄情！

痛哉！痛哉！

写于2009年9月17日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