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王伯祥 / 聂昌硕集文集（2）

聂昌硕

我的外公王伯祥  / 聂昌硕
 
九十年代初我对工作已经倦怠，未到“知天命”的年龄已经准备退休了。没公事，想方设法溜回家，练大字，习国画，不亦乐乎。斗室无案，小书桌上堆满的书、稿、纸、帖。一日，写条幅，拉纸！砰地一声，有物落地，碎石四溅。一看，天啊！这是“阿爹”送我的镇纸，立刻蹲下拾起，拼合两块，还缺一小角，就趴在地上找，书桌下满是杂物，翻了半天，用手电照，也没找到。啊呀呀。，这怎么是好！我坐在洋灰地上半天不知所措。只能将碎石装在布袋中放好，立即上街去找胶！到处打听才买到，回家粘牢！

1963年王伯祥参加全国政协组识赴四川视察，同行有雷洁琼（左2）、屈武（右2）、张明养（左1）、李蒸（右1）等人，拍摄于长江三峡。

“阿爹”叫王伯祥，是我外公，博学大家。他不喜欢我们叫他外公，不喜欢那个外字，明明是亲骨血，女儿的孩子为什么要“见外”，按照苏州老家方言要我们叫他“阿爹”，以示至亲。
他是全国政协委员，当年政协组织委员们去四川视察，途中他买了一块青石带回，上面用朱笔题诗一首：“取彼涧中石，琢为席上珍。贻尔作良伴，庶几永坚贞。付外孙昌硕 容翁。”这是专门送给我的。呀！呀！太珍贵了。

收到后我乐不可支，又不知所措，写在石头上的朱文很容易被污以及脱落。左思右想用刀刻成碑文，然后再填入朱砂。我拿着加工后的镇石给外公看，他特别高兴，喜形于色，还摸了摸我的手臂，只是一字没誇。
之后我天天将其放在书桌上，时时做镇纸，日日伴书画！不料摔碎了，虽然用胶粘合了，仍缺了一角。我自嘲，外公的礼物升级成米罗维纳斯式的“残缺美”了，好在大块粘得很结实，只是再不敢当镇纸用了。

　　聂家我排行昌字辈。母亲是外公的长女。 据说母亲怀孕时，外公早早给男孩起名昌硕，只是深藏不露，前面四个都是女孩，直到第五个才是男孩，由此聂昌硕诞生了。似乎溟溟中他早就预感将有一个画画的外孙出现。鬼使神差我还真的从小爱画画，之后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一生蹒跚于涂鸦之路上。
美院附中入学报到那天，在校门口就有老师盘问我：“父亲叫什么？家中有人画画？”上学后仍有人询问同样的问题，问得我一头雾水，当时我不知道与大画家吴昌硕同名了。
昌硕是外公赐予的，寄托着他的希望。外公喜欢吴昌硕的字画，并将自己的藏书《吴昌硕印谱》赠予我。说来也怪，当年外公向我讲述吴昌硕时我呆若木鸡，毫无感觉，二十年后我学金石却是从《吴昌硕印谱》开始的，他的石鼓文我临习过多年，他的行书去年我还临习过。世上有些事说不清，在涂鸦路上外公与吴昌硕始终伴随着我。

虽然外公不画画，但他熟读画史画论，还手抄笪重光《画筌》赠我。他是旧式文人，一生写作、书信全用毛笔，几十年的功力与学识交融自然流露在笔下，到了晚年，文人气息愈加浓郁。
 
青年时代我崇尚个色风格，对外公的字不以为然，随着阅历增长才逐渐品出其中味道。外公的书法温润、憨厚；严谨中有变通，变通时不失法度；通篇气息舒爽，随性、松动，毫无造作，尽显学者风范。他曾说：章草要像卷心菜一般，卷紧。他写行书，行款笼气、卷而不紧，在达意中抒情，是地道的文人字！
外公喜欢苏东坡的字，他的书法承袭了苏体的风韵，是表达思想的载体。

溥心畬曾说：经史为上，诗词在后，画在字下，而字又以小字为上，凡必先悟而后得，由悟而生，往往工妙。

　　王伯祥手抄本 笪重光《画筌》

　　王伯祥手抄本 笪重光《画筌》

王伯祥书法

王伯祥晚年书法

王伯祥晚年书法

外公即如此，他的书法基本都是行书小字，偶而用篆体写题目，到了晚年他的字已经纯熟，不经心于法度，而是在行文时无意间抒写胸臆，表现出区别于他人的意趣。外公的书法已有辨识度，明显高于一般的文人字，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书法会受到更多关注。
 

上美院附中正值国家困难时期，饥饿时时袭来，心慌腿软。一日外公邀我去欧美同学会吃饭，我才知道政协委员有餐券可以享受特供。餐厅中鸡鸭鱼肉应有尽有，外公要我点爱吃的，我这不开眼的对山珍海味一概不懂，只点了个肘子。外公基本不吃，只吃点蔬菜与米饭，催我尽情吃肉，由着我这个饥民狼吞虎咽吃独食。那肘子，棕黄透明的色泽，糯软柔滑的美味我终身不忘。终身不忘，未见得厨师手艺盖世无双，而是饥肠辘辘之故。正是饥肠辘辘突然开“洋荤”，肠胃不适，晚上就跑肚，数次腹泻，一泻而空。心中懊恼，说不清的烦躁，极好的肥肘没留住，喂了下水道。那种美味与那种懊恼都是饱汉无法理解的！

全国政协委员享有“特权”我一点不知，外公似乎也不怎么使用。在饥饿的年代，外公的级别好像是每月有若干人次的特供。外公知道儿孙都在挨饿，于是分别邀请，轮流与之分享，尽可能改善一下在京儿孙们的伙食。
 
因为种种原因我没能上美院，落魄在家。外公不追问原因，只要求我自学书画。当时我的视野十分狭隘，独好苏式油画，除了素描油画，其他一概不闻不问。对于国画我没有一点感觉，练习大字还行。外公顺势要我天天临楷书，三年不断，每周交“作业”，他亲自用朱笔圈点。他认为一时不学国画不要紧，有了书法功底，之后书画自行选择，自由发展。我真的苦练三年多，天天临帖，工作后都没中断过。这个“童子功”对我二十年后重新拾起书法大有好处，为我后半生进军水墨奠定了基础。
 
六十年代央美没要我，八十年代央美版画系进修班却请我去讲课。随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等学府陆续邀我讲学，使我在庆幸之余内心很恐慌。年轻时觉得外公是个“神”，遥不可及，这等博学我下辈子也达不到，几乎放弃读书，一心刻木刻。到大学讲课境况不同了，“逼”得我不得不重新“武装”自己。书这东西很奇妙，只要踏入，其中的绚烂太迷人，就此我一头扎入，一发不可收，最终导致转行，去《时装》杂志读书写作了。
外公曾说画画技巧再好，不读书，也是匠人，画作绝无书香气。他似乎无意说及，实则着意提醒。当时我一愣，并无压力。但此话历久弥香，最终成为我的座右铭。画家达不到学富五车，也得有个一车半载才行！在这变轨中外公的影响很深。
外公的教诲更像交谈，从不居高临下，或许当时不在意，日后在关键时刻会突然显现！
我曾写文称：探究学问应该使用倒置三角形方式钻研，此论非我的“创造”，而是外公的治学经验！一次，他与几个外孙谈到学问，说：“钻研需向下深挖，边挖边扩大洞口，洞越深，洞口越大，深度才牢靠，否则会塌方的！”讲述时目光矍铄，神采奕奕，手势抑扬。难怪当年在北京大学听王伯祥授课的学生称赞为“印象深刻！”
 

1958年春王伯祥、叶圣陶（后排左1）、张元善（后排中）、顾颉刚（前排左）、俞平伯（后排右），“姑苏五老”合影。

外公是著名“姑苏五老”之一，有评论称王伯祥、顾颉刚、俞平伯、叶圣陶、章元善五个老人是百年中国文化史上的五座山峰，今人很难企及和超越的。
外公遇到学术问题喜欢争辩，弄清是非，哪怕脸红耳赤也要讨个究竟。在五老中，外公与叶圣陶交往最深，争辩也最多、最烈。我曾见过一次，外公与叶公公吵了起来，我们慌忙躲出屋，站在院中偷听。他们说苏州话，又是文言文，我一句听不懂。只见叶公公气得拂袖而去。吓得我们不知所措！这怎么是好，吵成这样之今后怎么相处呢？没想到三天后叶公公又来了，与阿爹谈笑风生，似乎从未争吵过。这事对我影响很大，真正君子之交不是一团和气相互吹捧，只有经得住争执辩论的朋友才是挚交。

叶圣陶与王伯祥

叶圣陶有诗一首，祝贺外公生日，对俩人学术争辩作了精彩描写：
时复朋好集，呼酒便开筵。
酒酣朱颜酡，辩难涌如泉。
童心吾犹有，略喜持论偏。
新说务獭祭，幻想类云旋。
君夙尚雅正，闻之弗许焉。
邹叟岂好辩，惟恐谬种传。
舌底波澜翻，脉偾喷唾涎。
吾故弄狡狯，诱敌一控弦。
弹发未必中，君阵势益坚。
慷慨抵顽敌，意气凌云烟。
目光灿若电，威棱生两颧。
旁观皆屏息，友情虑难全。
谁知一笑罢，芥蒂互无牵。
涉世非不多，所识累百千。
新交亲亦疏，故交独拳拳。
吾又无兄弟，兄君思齐贤。
此情良不渝，与时俱绵延。
 
叶圣陶的诗中充溢着远胜亲兄弟的友情，令世人感叹羡慕。

六十年代我初学木刻时为叶公公刻的木刻像。一次随母亲到叶公公家去玩，见此像装框挂在堂屋！

弘一法师购书单

外公与李叔同相识缘于书法，弘一想买书，开出一张购书单请开明书店代办，外公见到单上的字迹清秀很是惊喜，有些书开明没有，需到日本购买，外公另抄一份交人去办，将弘一字条保存至今。
李叔同出家后拒绝会见官宦，却与外公保持往来持续到晚年。60岁时他见外公屋内到处堆满了书籍，如同陆游名篇所述一般，便题“书巢”两字赠予外公。外公甚喜，常年悬挂在书房中！
西洋音乐是李叔同传入中国的，他的影响波及外公的子孙。我在五十年代能在舅舅屋中听到贝多芬、威尔第等人的音乐应该得益于李叔同的“气场”！

叶圣陶提跋

叶圣陶提跋

弘一法师题《书巢》二字赠王伯祥。

外公另一位友人丁孝先是个经历特殊的人，在外公朋友圈中他是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人，为表示其“先知先觉”改名丁晓先参加革命。如今党史记载八一南昌起义由周恩来、贺龙、朱德等人领导。还有一人没有提及，即丁晓先，这个名字可以在南昌起义纪念馆名单中找到。他时任秘书长，直接对周恩来负责，执行周恩来的指令，职位很高。
起义失败，他没跟周恩来南下，也没跟朱德上山，而是改名换姓脱党回乡避难了。风头过后他又用原名丁孝先回上海，是外公举荐他在开明书店落脚的。革命时没留须，回沪后又时常抱怨时运不济，外公读过相书，根据相书建议丁孝先蓄美髯补相。他听信，真的留起长须，并由此获别号“丁胡子”。
他没有出卖中共，中共没有惩处他。国民党没抓捕他，大概与来回改名，又留长须有关。等到国共合作来临，丁孝先看到往日部下如今高升了，心有不甘，又去重庆找到周恩来。不想，南昌时朝夕促膝相处的恩来同志竟问他：“你怎么称呼？”他才知大势已去，共产党不认他了，灰溜溜回到上海。这个曾经是中共高官的人在白色恐怖年代幸存下来，建国后的遭遇可想而知。
丁孝先是丁士中的父亲，丁士中是我附中班主任，后任中央美术学院党委书记。了解丁孝先的历史对丁士中在1960年前后的言行便容易“理解”了

1952年春王伯祥与叶圣陶（左1）、胡墨林（右1）、丁孝先（右2）、卢芷芬（中）摄于北京。

外公不喜欢鲁迅的文风，敬而远之，却能与鲁迅很好交往，从未冲突过，1926年8月30日著名的文学研究会宴请鲁迅先生，外公是主人之一。
 
王伯祥能够在复杂环境下与各类文人恰如其分交往，有他的分寸与尺度：可面红耳赤争执的是至交；升迁不攀附，有难必相助的是友人；注重礼仪，虚左以待的是贵客。这些为人之道透着他的人品及对世道的洞察力。
 
三十年代以出版界为中心，上海知识分子有一个无形无名的沙龙，汇聚了王云五、章锡琛、胡愈之、鲁迅、周健人、沈雁冰、叶圣陶、李叔同、夏丏尊等人。王伯祥是开明书店的元老，也是“沙龙”的核心之一。他们常常周末聚会，轮流坐庄，每当外公坐庄时来人最多，因为外公人缘特别好，学识广博，谈资多彩。
外公博学喜书，是我国杰出的目录学家。步入目录学需有庞杂的阅读量，非一两门专长所能担当，古代的目录学，其实是学术体系辨证的学问，包括源流、分支、以及与其它科目的交叉等等。没有浩瀚的知识与超常的记忆力是无法胜任的。
中国古代盛行手抄本，书籍版本自然杂乱，目录学还需有版本知识，不识版本，伪劣充数如何保证学术的质量。开明书店的图书馆是由外公组建的。他能够开出长长的目录单，标明版本，照此收集藏书，可见其博览群书之广，强记天赋惊人。
文人喜欢目录学家，有问题需要考证可以随时询问，他们在外公那里总能获得满足，就此在文化圈中享有盛名，获得“活字典”的雅号。郑振铎敬重外公博识多智，称其为“伯翁”，这个称谓很快在文人圈中传开，成为外公又一“尊称”。
郑振铎与外公的情谊久经时日。在日寇占领上海的恐怖年头，郑随时准备献身，曾将密封的遗嘱亲手交给外公保存。抗战胜利后搞民主运动，郑常到外公家，与邻居鲁迅夫人许广平密谈要事，外公的住所成为中共在上海联络文化名人的据点，我的七姨与大舅也加入了上海地下党。1958年闻知郑振铎遇难，外公声泪俱下，写了建国后唯一的一篇白话文章《悼念铎兄》。
解放军渡江前夕，中共筹备中央政府，致电上海地下党，邀请茅盾出任文化部长，叶圣陶任教育部长，郑振铎为文物局局长，王伯祥任首都图书馆馆长，等等一批文化名人北上，外公因种种原因婉拒了。叶圣陶等人则在外公的一位女婿——我的姨夫卢芷芬的运筹下，转辗香港，护送至北平。
外公先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两届的全国委员会委员。而这两届是从1959年至1976年，正值国家翻云覆雨的年代，可以想见外公处境是多么不容易！

1963年全国政协招待七十岁以上老人的宴会上周恩来总理与王伯祥亲切交谈。照片为大型记录片《周恩来》影片中的截图。

这两届政协主席是周恩来，外公私下称其为周公。他对周公印象极佳，盛赞其气度非凡，为人谦和。陌生人经介绍，仅一次，就能牢记姓名、职位、专长，下次再见，必定上前召呼问候，真乃君子风范！
1963年周恩来宴请政协70岁以上的民主人士，其间曾与王伯祥亲切握手交谈，此事外公并未张扬。文革结束后，亲友在电影院中观看大型纪录片《周恩来》，其中有俩人交谈长达近一分钟的镜头，事隔15、6年后，外公也已去世多年家人们才都知道。

王伯祥像

鬼子侵华，上海沦为孤岛。外白渡桥由日寇守卫，华人经过，都需向日军岗哨鞠躬才能过桥。外公不肯屈辱，宁肯步行绕道数里去上班，天天如此。
建国后的1963年，日本在北京展览馆举办首届工业展览会，外公收到请柬前往。一出西直门，外公看到悬挂着的膏药旗，痛心疾首，立刻转头回家。可见外公对“鬼子”的切齿痛恨。
他不赞成文字改革，认为繁体字中深藏东方人的思维方式，造字渊源，是中华文明之根。简化后，中式符号的来龙去脉被截断，会使子孙与中国古文明多了一道屏障。古籍本来难懂，孩子们想读，还需从头学繁体字，外公对此深感痛惜！
 
文革初期，外公工作单位文研所来了三个人，就古籍中的问题向“活字典”求教。当时恰好我在场。外公得知来意，二话没说，找来梯子放在西墙通壁达顶的书架前，不让他人代理，自己爬上梯子取书，轻车熟路拿出四本书，近乎不加思索翻到相关页，放在来人面前。一一解释四本书的版本、年代，作者姓名，四种注释的内容与不同之处，避而不谈自己的看法，请来人回所研究情示定夺。
尽管当时外公已是古稀老人，书架上的书却了如指掌，上去就取，不用找；能瞬间翻书找到相关页面，可见他熟读典籍的程度；不说自己的见解，只做“活字典”，是其文革期间独创的工作方式，也是史学家的大智慧。

王伯祥像

外公著作等身，不一一赘述，我只谈对外公《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补编》、《四库全书总目》、《史记选》、《旧学辩》和《王伯祥日记》六部书的管见。他一生主要工作是句读、编辑与注释。世俗对编辑认知欠妥，其实编辑是伯乐，文化传播的核心。媒体优劣成败的核心是编辑方针，执行的优劣全在编辑。记者按照编辑方针采访，作家的文章需编辑选中才可发表，所有媒体的领导称总编辑。在社会上出名的是记者、作家，而幕后“英雄”编辑却不为人知。
被学界称之为“扛鼎之作”倍受推崇的《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补编》是王伯祥编辑的。编辑必需详实占有素材，才能精选。外公编《二十五史》时，《史记》一节就注明有20个版本，不翻阅所有版本如何编辑取舍？
外公编著的《四库全书总目》是一部大百科全书式的书目工具书，是清代学者为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存书及存目所作的内容提要。《四库全书》收书3461种，存目6793种，二者共10254种。这些书基本上包括了乾隆以前经、史、子、集各类书的重要著作。要为万余部书的提要断句才能编辑，没有渊博的知识和对《四库全书总目》的研究是不行的，所以中华书局特别邀请王伯祥担任编辑，可见王伯祥在史学编辑中享有盛誉，出版后也好评如潮。
这种浩瀚繁琐的编纂工作，大量枯燥的核准句读事务，不易讨好也不易出名，为什么外公会津津乐道呢？为了求真！为了真切复原古籍的原意。
对于中华文明的承袭，第一位的是揭示古文原意，想要做到真切，不在浩瀚书海中筛选，不通过核准句读，如何达到？失去真切必定会为被利益所扭曲，导致遗害无穷！这种严谨求真的学风，展现出外公的拳拳赤子心！
外公一生注重于诠释中华古文明，中式传统文化是一种需要注释的文化。语言文字的变迁，使这种注释复杂化。甲骨文需要破译；篆体需要借助工具；古汉语需借助注疏来流通。中国的历朝历代，经历多次思想文化的浩劫，造成断层。断层的修复，又需阐释。历代累积下的语义注释，思想阐述，形成了中国学术文化厐大而纷繁的体系。外公着力把握这个体系，他了解这棵树的每一个分枝丫口，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站在学术史的高度进行鉴别、编纂与诠释，尽可能使古籍原意准确无误。
古籍既便断句后仍然难懂，编辑史书之余，外公从中精选进行普及示范。他先编著《春秋左传读本》，之后，历时两年又编著了《史记选》。《史记选》融注外公毕生心血，通过注释，详赡准确，涉及音读、字义、语汇、地名、人名、宫名、器物名和典章制度，配有白话文解读，力求通俗易懂。
为使读者能够整体把握，外公还写了《序例》，在《序例》中系统地论及司马迁的生平、《史记》的伟大史学成就、文学成就、深远的影响以及版本知识等，这使王伯祥的《史记选》成为一篇有独到见解的《史记》论，又是一篇富于启示性的研究指南，从他精选的20篇来看，确实篇篇都是文史珍品，成为诠释经典名著的典范，至今仍为教育部列为大学基准读本，出版社不断再版。
 
此后，国内政治形势严酷，做为史学家，外公停写日记，不再出版著作，更多转向标点、校点工作。标点、校点这项工作世人极为陌生，也不以为然，其实是进入中华宝典的第一把钥匙。文言文，无句读，不少知识分子也看不懂，更别说社会大众了。句读即为无标点符号的古文点标点。有的句读需上下文反复斟酌才能确定点位，一句话，几行字，会因句读错误而文意大变。古文中字词的含义与现代多有出入，不知古汉字的多种含义，不是读不懂，就会导致句读错误，以致误解古文原意。这种误解在今天引经据典时经常发生。五十多年前外公就对子孙说：“学而优则仕”这句话被断章曲解了，成为读书做官论的“经典”，其实句前还有一句：“仕而优则学”。此处的优字不是应该的意思，而是有闲的意思。“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完整的意思是：做官之余力应该多学习；学习之余要为社会服务。
外公通过句读进而校点，为典籍释意做了通俗化的基础工作。这项工作随时间的推移会逐渐显现出不同凡响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从五十年代后期到去世近二十年间外公几乎天天伏案句读，不知疲倦，不畏枯燥，始终如一的看啊！点呀！无单位任务，就选家藏的古籍来句读，校点。外公去世后子女将其藏书一万四千多（部）册捐给文研所，文研所单辟一室为王伯祥藏书室，其中有近二十年句读的心血，是外公重要遗产，后人应该珍视。
这项枯燥的工作如今还有人愿意献身吗？可能后继乏人了，致使于丹式解读泛滥。当典籍确切含义尚不清楚时，大力提倡承袭传统，就容易将传统当做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按需释意了！

王伯祥在沉思

在人生的最后岁月中，外公又著《旧学辩》，《旧学辩》是史书之外所有知识纲要式说明。中国旧学的范围：“凡文字、训诂、历象、声韵、历代章制因革、地理沿变，以至学术流别、艺林掌故、图籍聚散、金石存佚、目录版本之属，”是极广极杂的“国粹”珍宝。
外公的《旧学辩》虽千余字，却包罗万象，针对“破四旧”喊出“旧云何哉！旧云何哉！”，当时正风声鹤唳，著此文需要很大勇气的，这不仅是临终前的抗争，也是完善其终身追求。他留给后人一个中华古文明的完整体系：从《二十五史》《史记选》《旧学辩》，到解密古籍的基础句读，后人承袭传统文化的方法与路径由此一清二楚。王伯祥以其孜孜不倦的严谨学风完成了一项不朽的事业，疏理、编纂、普及、护卫中华古文明。
 
一位史学家当然知道亲历者的记述对于史学的重要性，外公从1924-1975年半个多世纪写下140余册的《王伯祥日记》。内容极其丰富，涉及家国大事、社会生活、学术活动、亲朋往来、家庭细事等等。其中尤以抗日战争时期最为详尽。他与文化界人士交游颇广，日记中对朋友间的迎来送往，学者们的言谈举止，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日记中可以得到考证。成为民国文化史的珍贵资料。
1930年著名的大型文学月刊《文学》杂志创刊，鲁迅与茅盾都记述了这次盛会，又都没有记全出席人员名单，学者陈福康在研究此事时始终无解。《王伯祥日记》问世才解开谜团，参加盛会的十五人有鲁迅、郑振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王伯祥、陈望道、郁达夫、谢六逸、徐调孚、傅东华、周建人、巴金、施蛰存、樊仲云，并记载了盛会的氛围，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大事提供了史料。仅从此事即可知王伯祥日记的珍贵价值了！
      
1975年年底外公病了，入住协和医院，医生诊断为脏器衰竭，子孙们轮流值班守护。12月30日晚上外公病情恶化，适逢我值班在场。医护人员紧急抢救，用力手压心脏，外公随之剧烈晃动，我看着极度不适，理智与情感剧烈冲突，使我心慌意乱，当医生征求家属意见，是否启用电击起搏时，我忍不住制止了。86岁高寿，既然已经脏器衰竭，为什么在弥留之际还要受罪？

外公走了，却未能瞑目，睁着双眼，我用手轻柔帮他安详合眼。望着他那发亮的前额，其中藏着多少学识，多少文化、多少文思与文明。他对人世的爱恋，染上浓郁的情，渗透着，浸润着，弥漫在儿孙们的心田；弥散在友朋之间；弥撒在文史学界。他的博学，后人难以攀及，他的精神遗产或许几代人才能领悟。
他是个低调的人，悄无声息地走了，必将悄悄地归来，真正想要研究中华文明的人，就会走上他所铺就之路，会在求索之路上发现王伯祥的拓痕。
外公静卧福田公墓已有42年了。几年前，福田在墓区竖起一面国学大儒纪念墙，王伯祥赫然居首位！我仰望墙上外公的像，心想：“您是否已经回归？”人们似乎正在拾回某些“知识”的象征！
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有的人早已离世，却仍然活着。物会消亡，只有精神与文化不灭！
 
（此文部分素材源于王伯祥后人的回忆录，以及网络文章，特别感谢表哥卢元锴，表妹王绪芳提供素材，帮助核实史料。）
    聂昌硕 写于 2018年3月28日清明节前夕。（第四稿）

1912年王伯祥与叶圣陶（右2）、顾颉刚（左2）等人摄于苏洲。

1951年王伯祥与开明书店同仁游北京八达岭。拍摄于途中。

王伯伯肖像

王伯伯肖像

女画家陆小曼赠王伯祥画作

叶圣陶、顾颉刚、俞平伯等人为王伯祥长卷提跋。

王伯祥保存的长卷

王伯祥有十三个子女，我母亲是老大。外公去世时子孙76人，是个大家族。这是1968年家族部分子孙的合影，聂昌硕站在最后一排（右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