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记忆

银波

儿时的记忆，是朦朦胧胧、零零散散、断断续续、清清晰晰的，也是甜甜蜜蜜的。无论是功成名就的政客、商人，还是平平凡凡度过一生的工人、平民，对自己的儿时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其实，童年就是从我们有了朦朦胧胧的初始记忆开始，后面那段天真烂漫，终生割舍不下的儿时情怀。而作为早已步入花甲之年的退休老者，也总想把我那段平凡普通，却时常在我脑海中涌现的儿时成长历程记录下来，呈现给儿时伙伴和大家，共同享受回忆儿时欢乐时光的美好心境。

　　故土记忆

我出生在于家沟，对于家沟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

于家沟位于丹东市北部山区，元宝区辖区内。面江而立，它的左侧是八道沟，右侧是七道沟，它的正前方是伪满时期丹东市最繁华的街道县前街。老的沈丹线铁路沿于家沟门前通过。铁道线下面有两小一大三个桥洞可进入于家沟。一条大水沟从沟门一直延伸到山顶。一年四季山水长流，如遇雨季水势很大，经常漫堤。

于家沟的房屋依山而建，在三沟五岔的山坡上，密密麻麻的坐落了千百间不规整的平房，有砖瓦房，有泥草房，也有用木板为墙，油毡纸为盖的简易房。

我小的时候，于家沟的居民大部分都是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句话最能说明于家沟的社会地位：‘穷于家，富八道，乱七八糟城隍庙’。

我的家就住在离于家沟门不足百米的山坡上……于家街29组361号。那是一个四户人家合住的大杂院。我家住的是东厢房，建筑面积36.5平方米的三间房里住着奶奶、爸爸、妈妈、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和我共七口人。这与当时居住条件比较来看已算是很宽敞了。

儿时的于家沟民风质朴，人心向善，四邻和睦，社会稳定。虽然大家经济上都不富裕，但因贫富差距小，共同语言多而都活的很洒脱。由于大家都住在大杂院里，门窗互对，谁家也没有保密的事情，谁家孩子哭，谁家两口子吵架了，邻居们都听的一清二楚，但由于有质朴的民风和良好的舆论氛围，心地善良的邻居们孩子哭了有人帮着哄，两口子打架有人帮着劝，有困难有人帮解决，虽然还达不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那种境界，但也能够形成一家有难大家帮，人心平和，安居乐业那样一种团结和谐的社会局面。

说来惭愧，虽然我生长在于家沟，但对域名的由来至今尚不清楚。

在那个年代，于家沟有几个公众人物，由于他们的工作性质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对于家沟的影响力，至今在我的脑海里还保留着他们的形象。 宋艳同学的爸爸于家派出所宋所长，是一位在公安战线工作了几十年的老警察，他个头不高，嗓音洪亮。从我记事起，他就是于家派出所的所长。他平时待人和蔼可亲，办起案子严肃认真。他秉公执法是一个好人爱坏人怕的好警察，为当年的于家沟和谐稳定做出了贡献；陈和平同学的爷爷是一名在解放战争中光荣负伤的荣誉军人，他端着伤残的胳膊常年奔走在于家沟的各个角落，管尽沟内不平事。由于他特殊身份和率直的性格，十分爱打抱不平，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他敢说，别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他敢做。他仗义执言，成为底层百姓的代言人；乔展伟同学的妈妈一个身材修长、面容消瘦、个头高高、干净利落的老太太，几十年间担任街道主任，她和善可亲，待人有礼。操着一口山东腔，凭着一付热心肠奔走于千家百户，为人们排忧解难。这样的公众人物当时还有很多，他们为于家沟稳定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老于家沟人都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于家沟故地旧事很多很多，几天几夜也说不完。我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人生最美好的时光，直到初中毕业下乡才离开了这片伴我成长的故土。如今的于家沟经过老旧小区改造后已高楼林立，早已没有了旧时的模样，但是儿时于家沟的风俗旧貌已在我的脑海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是永远也抹不掉的记忆。

初始记忆

我的朦朦胧胧初始记忆是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时期的吃大食堂开始的。那年我5岁，刚刚对事物有了一些模糊的印象。

一天上午，我家院子里突然热闹起来，周围的邻居全都聚集在这里，院子里摆满了桌椅板凳，几口大锅下火烧的正旺，热气腾腾满院飘香。我和玉基、小成(玉基、小成住在我家后院，与我同龄，是我学龄前的最好玩伴。)立即兴奋起来。我们不知道这是在干啥，只知道好热闹。我们从桌子下钻来钻去，玩起了捉迷藏。我们玩的兴起，脱掉了衣服，跑的满头大汗，不管不顾大人的呵斥，投入的玩起来。有找人的，有钻到桌子下躲起来的。正在我们玩的高兴时，听到大人们喊饭做好了开饭了。当时我们肚子早就咕咕叫了，饭菜的香味把我们肚子中的馋虫勾起，听到喊声立即停止了玩耍。我正在外面找人，所以最先跑到桌子前端起饭碗，大口吃起来。还没吃上两口，突然听到嘭的一声响，桌子被掀翻，桌子上的饭菜撒了一地，我定睛一看，原来是藏在桌子下的玉基听到吃饭的喊声，慌忙从桌子下钻出来，把桌子顶翻。瞬间院内鸦雀无声，大家都被这突发情况搞得不知所措。片刻院里又爆出了一片骂声，玉基顾不上头上碰出的大包，顾不上痛，红着脸低着头，站在那里，任人责骂。我也不敢吃饭了，老是觉得玉基将桌子顶翻我也负有连带责任。当时的粮食是非常宝贵的，吃饭都有定量。掉在地下的饭大家都给捡起来，把泥处理掉再吃。玉基因犯了大错当天中午没有饭吃，还是她妈和我妈将她们的饭份分了一些给他，他才有饭吃。这次的大食堂没吃几天就散了。多年以后才明白，大食堂是人民公社时代的产物，它不符合实际情况，不得民心，所以它是短命的。

在那大跃进年代，工厂开工不断，许多家庭妇女都到工厂去上班了。本来操持家务带孩子的妈妈也与时俱进走入工厂大门。比我大两岁的二姐承担起照看我的任务。二姐勤劳朴实，做事认真，虽然是个女孩，从小到大都是姊妹四人中为家庭奉献最多，索取最少的那一个。她对我的照顾无微不至，走到哪里都带着我。我拉屎时她站在旁边等我，我拉完屎后头朝地屁股朝天等着她为我擦屁股，她从不嫌弃。那时的冬天特别冷，我们住的房屋保温不好，四面通风，穿的也单薄，都没有衬衣衬裤，只穿空壳棉袄。为了给我们取暖，在外屋地按了个铁炉子。每天妈在上班前都千叮咛万嘱咐要注意安全，但事情还是发生了。那一天妈妈上班走后，二姐带我到外面玩了一会，天太冷我们就回到屋里生炉子取暖。二姐将炉子生好后就忙别的事情，让我在炉旁烤火取暖。我看炉火不旺，就拿了几块柴禾往炉里放，炉火将我棉袄袖子点着，我吓得大哭大叫起来。二姐听见我的哭叫声后连忙跑来，见到我袖子着火也慌乱了手脚，急忙用手帮我扑撸。因棉袄是棉花做的，火越扑撸越旺，烧的我皮肤滋滋响，疼的嗷嗷叫，二姐也手足无措没了办法。幸亏我在地上打滚时碰翻了洗脸盆，提醒了二姐，她端起了洗脸盆将盆里的水倒在我胳膊上，才将火浇灭。但我的胳膊已经烧伤，起了大泡。妈妈下班回家后，给我上了烫伤药，把二姐骂了一顿。现在我的右手腕上还留有一个铜钱大的烧伤疤。

50年代末60年代初，因天灾人祸并发，老百姓的生活逐日下降，进入了低标准时代。为了一家七口人的生活，妈妈操碎了心。爸爸要养家糊口需要吃饱吃好，奶奶年事已高需要吃饱吃好，我这个家中的独子也需要特殊照顾，这可难坏了妈妈。夏秋之际妈拖着因长年吃野菜而浮肿的双腿到九连城农业社菜地去捡白菜帮子。说是拣那时的处境到哪捡啊？被人抓住不是劳动就是处罚。到了晚上，妈妈拖着疲倦的身躯，背着半袋子白菜帮子回到了家里。奶奶将白菜帮子洗净，放进锅里倒入米，放到炉子上。我们姊妹几人拿着碗焦急的等待着。这时妈妈已经累的躺在炕上起不来了。饭做好了，我们喊妈妈起来吃饭，妈妈说她不饿让我们先吃。我们姊妹几个狼吞虎咽的吃饱了，锅里只剩下菜汤，这时妈妈才从炕上爬起来，将菜汤喝到肚子里。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妈带我去三姨家小住几日。三姨家住在东沟县龙王庙镇龙王庙中学房后，姨夫和大哥都在镇里铁木厂上班，三姨和大嫂及两个孩子吃生产队口粮，是一个工农联盟户。三姨家前后院共有二块菜地，生活虽不宽裕，但比起只依靠吃供应粮的市民来说还是强了不少。那个时期，因为生活实在窘迫，谁家也不愿接待客人，多一张嘴抢饭吃。但三姨却热情的接待了我们，尤其对我痛爱有加。中午三姨在大铁锅贴饼子，饼子面是用胡罗卜兑苞米面合制而成，里面的主要成分是胡罗卜，少量的苞米面只是起个粘合作用。三姨知道我从小就吃胡萝卜反胃，一吃就吐，她在贴饼子时就偷偷的在锅最中间贴一个全苞米面的大饼子。每天开锅铲饼子时她都会将中间那个先铲下来递给我，让我拿到外面吃。要知道，当时三姨是和儿媳妇一块过，连她的孙子都没享受这个待遇，她能这样做是多么不容易呀？这个秘密只有妈妈、三姨和我知道。只到今天我才公布于众。我那次在三姨家住了一个月左右，给三姨添了很大麻烦。如今妈妈和三姨已在天国相会，望它们一切安好。我想她们。

在三姨家住了没几天，我就和她邻居家的孩子们熟悉起来。那时，农村的孩子也因为吃不饱而个个面黄肌瘦，与我同龄的孩子都比我矮半个头。我立即就成了他们的带头大哥。他们没有任何玩具，唯一的游戏就是怎样将生产队的苞米偷到手又不被捉着。我为他们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让他们埋伏在山坡后，当拉苞米的大车过来后，我出面吸引赶车人的注意，因为是远道来的生面孔，容易吸引赶车人的目光，分散他的注意力，后面上车拿就不容易被发现。大家按我的计策执行了一次，果然成功，皆大欢喜。对我也特别崇拜起来。但好景不长，第二次再如法炮制，确大败而归。偷苞米的孩子被一网打尽，我虽没被抓住，但也胆战心惊，唯恐被供出遭连累。好在那些孩子人穷骨头硬，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没有一个蒲志高，我竟毫发无伤。

学龄前朦朦胧胧的初始记忆不是很多，但印象深刻的事情记的更牢。我的那些玩伴，那些将我扶养长大的亲人们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童趣记忆

和当代的孩子们比较起来，五、六十年代的儿童的生活是相对简单的。那时候公路很少，公路上的汽车也少。没见过电视机，没听说过手机和电脑。没有儿童乐园，没有淘气堡。没有令人眼花缭乱的玩具。但也没有那么多写不完的家庭作业，学不完的课外补习班。我们有充足的休息和玩乐时间。物资的匮乏和生活的简单丝毫没有影响一代人的健康成长。反而在我们的骨子里更增添了坚韧和担当的基因。

童趣的记忆里留有些许的苦涩与尴尬，但更多的还是纯真和快乐。把零零散散的童趣记忆汇聚起来，就是我们儿时课外生活的真实写照。

一个三伏天的中午，太阳高高的挂在头顶，天上没有一片云、一丝风。30多度高温把树叶嗮的都蔫吧了。在一棵大树下，我们6.7个放暑假的10多岁的孩子，无精打采的或躺、或坐，迷迷糊糊没了往日的活泼。天气实在太热，平日的游戏已无心再玩，干什么好呢？大家都在想着这个事。突然躺在树下的小明一跃而起，他说我想到了一个好去处，我们去锦江山后山山洞去玩吧，又可探险，山洞里又凉快。一呼百应，大家顿时来了精神，齐声叫好。立即分头准备。火柴、木棍等物品准备好了，但制作火把的材料确找不到，大家有点泄气。小刚提议，刘姨家的小厦子房盖是油毡纸的，我们何不去撕点做火把。大家听后虽都不情愿，但去山洞探险的诱惑太大，瞅刘姨家没人，就七手八脚把刘姨家厦子的房盖揭了。大家带好备品，雄赳赳气昂昂直奔锦江山后山而去。到了山洞前，小明提议，山洞低矮窄小，别把衣服刮坏了，光膀子进去。大家觉得有道理，脱掉衣服，点亮火把牛气冲天的进入山洞。山洞里阴冷潮湿，冷风习习，四壁多有石块突出墙面，稍不留神，就将皮肤划破。往洞里走了不足10米，扑扑啦啦不知道什么东西从我们头上飞过，把我们吓出了一身冷汗。刚才的英雄气概没有了，都有些胆怯了。大家互相鼓励一番，又继续向前走去。突然小刚脚下一绊，大叫一声一个前抢摔了一跤，大家也惊出一身冷汗。扶起小刚继续往前走，里面的通风越来越差，空气也少了，本就不太亮的油毡纸火把更加昏暗，烟确大了起来，把我们呛的直咳嗽。大家紧紧跟随在前面领路的小明，生怕掉队。大约走了50米左右，一股邪凤刮来，将火把吹灭。随之一群篇幅从山洞的里面飞过来，呼呼啦啦非常恐怖。也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不好快跑，大家立即掉头屁滚尿流的向洞外跑去。好几个孩子都摔了跟头也忘了痛，爬起来继续跑。大家连滚带爬总算都跑了出来，再一看每个人都成了大花脸，胳膊上身上到处都是划痕，因为紧张都没感觉痛。大家垂头丧气的往家走去。三伏的天瞬息万变，来时还没有一丝云彩，现在已阴云密布，雷声隆隆，一场大雨马上就要下起来了。大家立即飞快地往家跑去。刚跑到锦江山大门，大雨已下起来了。雨水往身上一浇，立即感到刚才的划伤疼起来，火烧火燎越摸越痛。回到家里，我用肥皂把脸洗净，穿上衣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一宿无事。纸里包不住火，第二天早上，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刘姨家的厦子因房盖被我们揭了，一场大雨厦子里被水灌透，刘姨正挨家找家长。我们吓得都不敢出门。后来不知家长们是怎样和刘姨协商包赔才平息了这场风波。反正我们都被家长打骂一个也没跑了。此事过后我们都好几天没有出家门。

在六十年代初期，上映了一部电影《空印盒》，这部电影是我们首次见识到古代官服和判案情景，感到很新奇、很刺激。回来后我们就模仿起升堂判案的游戏。我们首先将一顶破草帽边沿剪掉大部分，留出官翅，制成官帽。搬一张桌子和几个凳子，捡了几个树枝当令牌，拿了一块砖头当惊堂木，玉基带上官帽坐到桌子后面当县官，小明和小刚当原被告，再有四个小孩当衙役，升堂判案的游戏就开始了。原被告跪在公堂前诉讼案情，听从县官宣判。县官猛地一拍惊堂木，拿起一根令箭扔到地上，大喝一声打二十大板，四个衙役上前把被告按倒在地拿个木棍打了起来，被告被打哭了，就安慰让他当县官，让县官当被告，如此循环大家玩的特别高兴。

六十年代中期，国家在于家沟搞山区建设。在我家前面的马路上搭了两个帐篷，一个作为办公室，一个作为仓库。那时工地广播里成天放马玉涛唱的《老房东查铺》和《马儿啊你慢些走》这两首歌。我和玉基、小成把帐篷当成了新的游戏场所。我们每天都到帐篷边上玩，掀起帐篷往里面偷窥。工地上有个打更张爷爷对我们十分警惕，盯我们很紧，每每我们靠近帐篷被他发现，他就赶我们走。我们就和他玩起了地道战。我们将装货物的帐篷掀起一个角转进去，在货物后面藏来藏去，张爷爷年龄大钻不进去，只能在外面喊。有一天晚上，吃过饭后我们又来到帐篷前玩耍，在外面连喊带叫的大半天，张爷爷始终没有出来撵我们，大家感到很奇怪，便将帐篷掀起往里看，这一看我们大吃一惊，不知啥原因张爷爷躺在地上，桌子上还放着没有吃完的饭菜。我们跑进帐篷高喊张爷爷可是他纹丝不动，就回家把大人找来把他送进了医院。后来得知原来张爷爷是心脏病突发，幸亏发现及时才抢救过来。

那时，我们在外面玩够跑累了以后，最愿意到孙叔家玩。孙叔出生在旧社会的有钱人家，用金钱买了个国民党少将军衔。他见过世面，混迹过上海十里洋场，见过旧上海时的明星蝴蝶。但在当时他是个‘四类分子’，被派出所监控。家长们都不愿意让我们接触他，但我们却觉得他见多识广，知识渊博，很愿意听他讲话，听他讲那些陈年往事，对我们有极强的吸引力。他不像当时一般家长那样对我们有约束力，在他家玩心情很放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突然有一天，一群红卫兵闯入孙叔家，将他拉到大街上脖子上被挂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大牌子，家里被翻了个乱七八糟。从那以后他就隔三差五就被拉出去批斗一番，回家就要写交代材料。家长对我们看得更紧，不让和他接触生怕受他连累。后来毕业下乡再也没和他有过联系。90年代的一个夏天，我走在七经街一商店附近，看见人行道上一位老者雪白的头发没有一根黑丝，一捋雪白的胡须随风飘动，带着黑色墨镜，手拿折扇，一米八十的大个，一张国字脸，一付仙风道骨的模样。他悠闲的向前走着，吸引了无数路人的关注目光。我定睛一看这不是于家沟的孙叔吗？我连忙上前与他打招呼，他笑眯眯的看看我，立即喊出了我的小名。他告诉我他现在是丹东市政协委员，正准备去政协开会，协商国事。我与他简单叙说几句就分手告别。回头望着他的背影感慨万千，心中暗想孙叔年轻时一定是一个风流倜傥的花花公子，到老了还能这样招摇过市。想想孙叔的过去，看看孙叔的今天，真是冰火两重天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同样在共产党领导下，人还是那个人，事还是那些事，只是因为政策的改变，四十年前的阶下囚就变成了今日的座上宾，真是世事难料啊！

我们的儿时生活充实，玩具简单。但我们却玩的开心，乐趣无穷。我们儿时的玩具大部分都是自己制作的：

打兵乓球。开始先用不足一米宽二米长的炕桌做案子，用木板做球拍；长大一点，把门板卸下来，用凳子支好做案子，用没有海绵的球拍(我们叫它光板子)；再大一点街道在我家上面空地用石头水泥做了一个水泥面的兵乓球台，我们高兴的好几天都睡不着觉。儿时我和同学邹士贤经常在一起打兵乓球。记得为了能在木制案子上打球，我们在休息日从窗户爬进教室，把黑板放在课桌上当案子打兵乓球，玩得非常开心。不知啥原因被老师知道，把我们批评了。多年后听邹士贤同学说是我向老师主动坦白的，我已记不清了。受害者的记忆是最准确的，我相信邹士贤同学说的话，我那时可能真当了叛徒却没在意。五十年后的今天，向邹士贤同学表示真诚的歉意。

打陀螺。孩子们在冰面上挥鞭猛打，当陀螺有一定转数后让两个陀螺相撞，一分高低。后来，我爸爸在工厂给我做了一个带哨子的铁陀螺，我还在玩伴中好一个得瑟。

滚铁环。在大铁环上套几个小铁环，用铁丝弯个勾勾住大铁环，往前推着走，几个人排成一列纵队，铁环哗哗作响，好不威风。

儿时的玩具还有很多很多 ，虽然简单，却充满幻想与活力，极大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是这些简单的玩具增添了我们的乐趣，伴我们度过了那些美好的儿时时光。

小学记忆

我的小学记忆开始是断断续续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不断的清晰起来。

1960年的下半年，开始了我的学生生活，那年我7周岁。 当妈妈领我走进朝阳小学大门时，那种兴奋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我被分到了一年一班，我们班当时较别的班平均年龄小一岁，是个实验班。那时我们没上过幼儿园和学前班，都是在文化知识层面，还处于完全空白的状态下跨入校园的。

　　让我受到启蒙教育的，是钱慧珍老师。印象中的恩师，三十岁左右的年龄，高高的个子，修长的身材，一条长长的大辫子上用手娟系了一朵花，漂亮而时尚。她不但人长的漂亮，对学生也是既慈祥而不失严厉。不管是在语文还是数学课上，对我们这帮还拖拉着鼻涕、不时还有人尿裤子的”捣蛋虫”，都极具耐心的谆谆教导。全班四十来个孩子，全都是让老师手把手教会写字的。

　　在课余时间里，老师更是像母亲般的照料着大家的冷暖。冬天，在火炉上为我们烤干被雪水打湿的鞋子，还捎带着缝补好裂开了缝的棉袄；雨天放学时，护送着大家穿过校门外那段泥泞的胡同……如此暖心的场面，我已记不得有多少回了，可场景却是历历在目！
　　那时，老师是不会在课余时间有偿补课的。钱老师在校的时间都和学生在一起，不是督促我们学习，就是和孩子们谈心。我们写的作业老师都是拿回家晚上批改。邹士贤同学住在钱老师家前院，在批改作业时发现问题，钱老师就让邹士贤去把同学找来，当面指出错误，立即改正，绝不过夜。就这样一直到三年级，钱老师硬是把这帮调皮捣蛋的孩子，调教成为一个个循规蹈矩、勤奋上进的小学生了，我们班级也是学校的优秀班级。

可惜，好人命运多磨难。就在钱老师事业如日中天，我们师生感情十分融洽时，钱老师渐渐的给我们上课的时间少了，代课老师频繁轮换。那时我们还小，只知道钱老师生病了，但不知道她得的是绝症。只到有一天听说钱老师因鼻癌去世的消息后大家都十分吃惊，感觉就像天塌下来一样。事情已过去50多年了，但钱老师的形象依然会时常在我头脑中出现，我还是忘不了我亲爱的启蒙老师。

　 钱老师去世后，经过几个老师代课后，张浦祥老师担任了我们的班主任。记得有一次张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学的是课文《鸡毛信》，老师让回连有同学起来朗读。回连有同学朗读的绘声绘色，极富感情。当朗诵到歪嘴子黑狗说话时，为了更形象的反应课文的描述，回连有同学把嘴歪歪着念黑狗子的话，引起同学们的哄堂大笑，也引起了老师的不满。老师当场大声呵斥他耍怪，严厉的批评了他。回连有同学十分委屈的坐到了座位上。课堂上顿时鸦雀无声。

那时，我们班有两个同学歌唱的非常好，一个是男同学邵德芳，另一个是女同学史凤芝。他们俩演唱的二重唱《歌唱二小放牛郎》知名度非常高，从班级唱到学校，唱到区里、市里，并在于家沟建设工地上现场演唱。为我们班挣得了荣誉，成为我们班永远的骄傲。

大约在我上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班主任老师换成了安庆良老师。安老师那时已有50岁了，但头发打着头油，皮鞋擦的铮亮。他对学生很严厉，教学水平也很高。但他对学生有时不够尊重我不敢苟同。有一天轮到我值日，早早就来到学校，打扫教室卫生。我在教室背对着门一边低头扫地，一边与同学说话。这时安老师推门进来了。我不知道是老师来了，继续低头扫地。可能是我没给老师让路刺痛了老师的自尊心，安老师抬起穿着皮鞋的脚朝我后屁股狠踹一脚，我往前一下子就扑倒在地上。我站起来非常不服气的哼了一声。安老师把我往边上一拨了就来到了讲台。由于老师的歧视使我产生了逆反心理，不爱去上学，不想见到安老师。每天早晨到了上学时间，就背起书包和其他去上学同学一样出了家门，但我没到学校，而是到广济花园去看下象棋的。到了放学时间我又若无其事的回家，好像刚从学校放学回来一样。一连六天我都是这样度过。周六晚上回家，我看妈的脸色不对，等我吃过晚饭后，妈那强压的怒火终于爆发。原来老师已将我逃学的事情告诉了家里。 那一夜我没有睡觉，妈也没有睡觉。妈以为我让坏人拉拢，走上了邪路。对我失望至极，真是恨铁不成钢啊。妈声泪俱下，高声询问我这一周没去上学到底去了哪里？我把事情的原委如实向妈述说清楚。妈哪能信呢。六天没上学，什么也没干就是天天去看下象棋的，鬼才相信呢。妈反复询问，对每一个细节都问的很清楚。就这样妈问我答，直到天亮我迷迷糊糊睡着了。第二天周日，妈根据我提供的信息，到广济花园逐一核实，这才相信我说的是实话。妈对我的逃学行为提出了严厉批评，指出了这样做的危害。周一，妈带我到学校向老师承认错误，得到了老师的谅解，我又重新回到课堂学习。这是我65年里犯的最大的一次错误，对我触动极大，使我终身难忘。

66年我们小学毕业了，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在家疯玩了二年。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我们渐渐懂事了，刚入学时钱老师对我们的谆谆教诲为我们的人生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常常想如果钱老师不是英年早逝，那我们这个班级一定不会比别的班级差，我们和钱老师的情感也一定会延续到今天。

初中记忆

我对初中的记忆是清清晰晰的。那些同学间的趣事，那些课堂内外的故事，那些师生情谊，那些可爱的早晨与黄昏，向影片一样，时常在我的脑海中一幕幕的浮现出来。

1968年夏秋之际，停课闹革命二年的老三届毕业生，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有作为的号召，离开了学校，在家疯玩了二年的我们也走进了丹东市第三中学的校门。因为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又有66、67、68三届毕业生同时入校，所以我们班级名称叫三连一排。

我初中的首任老师是孙刧夫老师。不高的个子，红黑的面庞，一件蓝色大陇唐荣衣服一年四季穿在身上，冬天时在外面套件军大衣。再与他相处的二年里，就没见他换过衣服。这与他家孩子较多，爱人有病生活困难有直接关系。孙老师不仅穿着朴素，待人也十分诚恳友善，老实忠厚。他教我们语文，讲课通俗易懂，我很喜欢听他的课。对待同学们在课堂上不守纪律的现象，孙老师有一句口头禅‘嗤之以鼻’，同学们往往以此取乐。孙老师教我们时间最长，从入校到毕业始终有他陪伴。

申家塾老师是市里某局的干部，支教来到我们班级当老师。他高高的个子瘦瘦的面孔，眼睛不知啥原因，看上去有些不舒服。申老师知识面很广，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很有一套办法。他很能煽情，经常在课堂上声泪俱下的为我们忆苦思甜，又激情万丈的为我们讲英雄模范的故事。听他的课同学们注意力都十分集中，情绪随着他讲课内容的变化而变化，是我心目中的一个好老师。

耿秀兰老师是我们的数学老师，个头不高，声音洪亮，性格直爽。她是我们唯一的女性老师，同学们有话也愿意和她说。

虽然我们号称三连一排，其实我们初中时光很短，满打满算也不过二年。在这二年的时间里，文化课上的不多，学工、支农、挖地道、大批判等等课外活动占据了我们大部分时间。时间虽短，但与同学们朝夕相处，一起学习劳动的情景给我留下的印象却很深。

每天清晨6点30分，迎着初升的朝阳，伴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的前奏曲《东方红》，我背起书包走出家门，去找乔展伟同学和他一起沿着新民粮站房后那个胡同，来到万和平同学家，又与陈和平与万和平同学一起顺着万和平家房后那条小路去上学。如此简单的过程日复一日，二年来始终没有改变。它如一副精美的图画几十年来时常回荡在我的脑海中，是我儿时最深的记忆之一。

冬天的教室里大家都在静静的学习，几个不太爱学习的同学，正在摆弄取暖用的炉子，把教室搞的乌烟瘴气。放学后我们几个同学来到乔展伟同学家，由乔展伟同学执笔，同学们七嘴八舌一篇批评不守纪律的大字报《烟的后面》就诞生了。乔展伟同学多才多艺，在大字报文字部分的下面还画了一张漫画。第二天早上我们就把它挂到教室里。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大批判也是我们的课堂的重要内容。

我们上中学时正处在中苏关系紧张的时候，到处都在搞备战备荒。我们学校的地下土质特别适合挖地道。那个阶段我们基本放弃了学习，不分白天黑夜的点着蜡烛，拿着铁锹、搞头下到地道里，弯着腰挥汗如水，将刨出的土用土篮吊到地面上。在我们的努力下，学校地下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地道网。前几天有同学去母校故地重游，看到我们挖的地道还完好无损。

在课外时间我除了吃饭睡觉基本都不在家里。二年的时间先后有五个同学的家里成了我们的活动地点。茶余饭后我们聚集在那里，谈天说地，闲聊胡扯。这五个活动地点分别是乔展伟、陈和平、刁忠堂、谭述利、王德同学家。有一年三十晚上我们都聚在乔展伟同学家说笑打閙直到半夜，后来困了大家就横七竖八的在乔展伟同学家的炕上睡着了。早上还是乔展伟同学的妈妈把我们叫醒，喊我们回家过年去。

有一天吃过晚饭后，我们几个同学又聚到乔展伟同学家，大家七嘴八舌的谈着班级发生的事情。当时谈到申老师到马英同学家家访了。我当时正拿着笔在一张纸上乱划，顺手写下了‘马英最装灯，申老师话她最听，可惜不是红卫兵’这样一段话念给大家听，引起大家的一阵哄笑。有个同学激我，在这念算什么英雄，你要能把这个纸条送给马英，那才服你。其实我就是顺着同学们的话题随便那么一写，在同学们面前显摆自己。当时马英同学在我心中有着很好的印象。她活泼、开朗，学习成绩优秀。按现在年轻人的话说是我心中的女神。但话已出口，箭在玄上，年轻气盛的我拿起纸条就向马英同学家走去，后面那几个同学尾随着我。来到马英同学家门前，我壮着胆子敲响了门，出来开门的正巧是马英同学，我一句话也没说，将纸条交到马英同学手中回头就走了。回家后，我就对自己鲁莽的行为感到后悔，特别担心第二天马英同学把纸条交给老师，一宿没怎么睡好。第二天上学，老师一点反应都没有，再看看马英同学也很正常，我心里有了一个很大的迷。直到今天我也没弄清是怎么回事。马英同学你还记得这件事吗？在50多年后的今天，我向你表示真诚的道歉。

在我们即将毕业的一堂语文课上，坐在我前面的乔展伟同学回头递给了我一个纸条，我展开一看上面是一首打油诗，‘满怀豪情进学堂，拿起笔来做刀枪。练就一付好身手，战天斗地保边疆。’我当时心神不定，正为毕业后的去向担忧。我就在纸条的后面回复到‘满腹忧愁进学堂，拿起笔来软丢当。练就身手也无用，毕业照样得下乡。’后来不久我的担心就变成了现实，我们完成了二年的初中生活，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

初中的生活虽然短暂，但我们同学之间的情谊却久远而深长。我们的联系始终没有中断，尤其在微信里建了中学和小学的同学群后，大家茶余饭后无所不谈，为我们的晚年生活增添了无限的乐趣。

　　追忆年少岁月，静观世间百态。竟在心底泛出许多感慨：随着两鬓间白发的悄然现出，已历经了时代发展变迁、人生悲欢离合大半生的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懵懂稚气的孩童；年少轻狂的浮躁之气更是踪迹难寻！换之而来的，是些许的沧桑与淡然。在平淡且趣味无穷的老年生活里，却让我感受到一份坦然与豁达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