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成长轶事

伊宁

一、一区趣事

1956年初我4岁的时候，兄妹3人与姥姥，随着母亲从江苏常州市迁来北京，与父亲团聚。父亲已于两年前来到北京，在清华大学基础课教高等数学。我们的家安顿在清华园一区64号。那是两间不大的平房，有厨房和卫生间，门前有一小块空地，用来堆放煤球和杂物，这块空地只能勉强称其为院子吧。我家位于一区最南面，院子紧邻小路，是用铁丝网与小路隔开的。

我在一区住到幼儿园毕业和上小学一年级。由于年纪小，记不得当年学习上的事儿，只记得怎么玩。

当时住在一区、二区的，都是普通教师和高级技工家庭，紧挨着的三区、四区，就是工人家庭多了。那个年月，多数家庭都有好几个孩子，疯玩起来也没有男孩与女孩的概念。小时候，最大的快乐就是一大帮孩子分成两拨玩“打仗”，孩子们拿着树枝条冲锋陷阵，相互扔土坷垃。记忆中似乎没有短兵相接的时刻，常常是几个胆子大的孩子朝另一拨孩子大喊“冲啊……”再挥舞着树枝条比划几下，另一拨孩子就望风而逃了。当然，溃逃的孩子还会返回来继续战斗，用相同的战术对付“敌人”，拉锯战要持续好几个回合，直到家长招呼孩子们回家吃饭才会散去。那时候没有伤害，没听说谁家的孩子因为玩“打仗”而受伤的，倒是常有孩子自己在奔跑中摔倒，把膝盖摔得淌血，回家抹点紫药水就完事了。

记忆最深的玩法还有挖甜根、捡铜钱、粘蜻蜓和藏猫猫等。

那时一区东边，有一条废旧的铁路，已经很少过火车了，向北，就是一条河。河边有一面土坡，那个年代还没有时兴做护坡及种草，对于小孩子来说，这里是挖甜根的好地方。所谓“甜根”，其实就是一种草根，细长、白嫩，像竹子一样一节一节的，深埋在土里。孩子们用树棍和小手拼命地挖，挖出来后抹去上面的泥，就放进嘴里吃掉了。那时各家都不宽裕，小孩子没有啥糖果和玩具，吃草根也觉得很清甜。记得有一次我和武佩祥一起挖甜根，挖着挖着就挖出来一只癞蛤蟆，把我俩吓了一大跳。那时候，我总和武佩祥一起玩，他长得黑胖，看上去很憨厚，外号叫做“傻祥子”。他打小口吃，说起来话来磕磕巴巴的，我老和他在一起玩，受他影响，也成了结巴磕子。几年以后，我和他同班，我学习好，老师就叫我和他结对子、帮助他。不用说，我对他尽心尽力，常常一道题给他讲许多遍，以至于我的好朋友赵景圆至今还说，伊宁小时候对武佩祥可好了，帮助他特别有耐心。半个世纪过去了，有一次小学同学聚会，还有一位男生对我说，小时候我曾经帮助过他，给他补习过功课。真没想到，时隔多年他还记得，我感到很有趣、很快乐。

那时候还有一个去处，就是河的东北面——现在清华大学主楼的位置，那里曾经是一片刚刚平整好的坟地。小孩子们去那里是为了拣铜钱，拿回来做毽子。用两、三枚铜钱做坠子，再插上几根鸡毛，用布和线缠好，这样做成的毽子特别好踢。坟地很荒凉，很少见到人，铜钱也不容易拾到，经常碰到的是破碎的棺木片、钉棺木的铁钉和几块枯骨。我和大妹加宁一起去过，有幸捡到过几枚铜钱。其中有一枚质地很好，铜钱很亮，上面刻着“开元通宝”四个字。父亲说，就这枚铜钱有些价值，是唐朝建国时期的。那时候也没有收藏的概念，就缝在毽子里乱踢，直到把这枚铜钱玩丢了。

上小学以后，到了夏季，由于天气炎热并且白昼很长，为了保证学生们下午能以饱满的精神上课，学校安排了午睡时间。可是小孩子怎么会老老实实午睡呢？我常常跟着哥哥一起去粘蜻蜓。上世纪50年代末，现在的东大操场位置还是一大片水泡子，周围长满了芦苇。有许多红头绿翅膀及黑头灰翅膀的大蜻蜓在水泡边盘旋，它们时而起飞，时而落在苇尖上。当它们停留时，我们就悄悄地走过去，用一根头部抹了胶的细竹竿靠近蜻蜓，让胶粘住蜻蜓的翅膀，然后捉住它。那时高级的胶不好找，只有从修自行车的人那里想办法。小孩子从废旧的轮胎上剪下一块，放在铁盒里用煤炉烤化当胶用。中午太阳暴晒，池边的水汽蒸腾，我们一个个晒得满脸通红。但只是偶尔有收获，被我们逮住的蜻蜓很好看，大大的头、鼓鼓的眼睛、薄薄的羽翼、细长的身体，现在的孩子大概很难见到了。

我们兄妹4人小时候

后来我家又住过十三公寓、北院，并于1963年底搬到二公寓33号。我们在二公寓一直住到文革结束、西区公寓建成。

我家住北院的时光，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由于吃不饱肚子、营养匮乏，爸爸、妈妈、哥哥、我和大妹都得了肝炎，不久以后小妹又得了肾炎。跑出去玩的时间少了，有关户外活动的记忆就断片了。

二、我与象棋

我写这个标题，清华园的发小一定知道我是在模仿郑清诒学长的文章标题《我与围棋》。当然我下象棋的水平远远不能与郑大哥的围棋技艺相当，但象棋也曾陪伴我度过童年和青年时光。

从小学二、三年级开始，父亲就开始在周六晚上，带着我和哥哥到清华大学的俱乐部去玩。我们曾经去过一公寓食堂、荷花池食堂的教工俱乐部。周末的晚饭后，饭堂把餐桌推开，亮起金黄色的灯光，有一部分教师跳交际舞，还有一部分教师在棋牌区下棋和打桥牌，父亲就在那里教我和哥哥下象棋和五子棋。在家里还教我们兄妹打桥牌。所以，我们小时候很少玩“过家家”，也没有洋娃娃，在寒暑假期间经常以棋牌做为娱乐活动。我们兄妹常常围在小饭桌旁边，下象棋、军棋、五子棋和跳棋，还和父亲一起打桥牌。久而久之，我的象棋水平在同龄人中就算较好的了。

记得五年级期末，清华附小组织课外小组的竞技比赛，其中就有象棋这一项。争夺第2名与第3名发生在我和程远之间。程远是我的同班同学，那时候男女生基本不说话，和他交手，我感到很意外，因为我不知道他也喜欢下象棋。我俩的角逐十分激烈，最后每人只剩下三个子，我记得自己剩下的是老将、一个车和一个相，他剩下老将、一个车和一个炮，按说应该和棋了，可是我一不小心与他的老将对脸了，于是他就赢了。程远获胜后，摇晃着脑袋非常得意，而我则很气恼，于心不甘。一年以后，我俩同时考入清华附中初651班，再次成为同窗；几十年后，程远通过艰苦奋斗，已成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美术研究所的教授，在绘画方面很有造诣。近年来，我与他多次交往与共事，进一步感受到他为人的开朗与仗义，现在我们已经成了朋友。

长大以后，在插队期间天下雨不能出工时，我和集体户的男生下过象棋；工作后还跟男同事下过象棋。他们都觉得我下棋很不错，还有人挺佩服我的呢。

三、爸妈的教诲

我的父亲王载舆、母亲高耀玥，都是出生于书香门第，由于家道中落，从小过着清贫的生活，赶上抗日战争以后，求学之路更加艰苦，但他们凭借自身的努力，都读完了大学。

爸妈年轻时

我们的父母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对子女的教育也抓得很紧。

妈妈在北大附中当语文老师，她每天早上不到7点就出门上班，晚上7点后才能到家，回来时还常常拎着一大摞学生的作业。我们半夜醒来，总能看到父母房中的灯光，他们经常工作到深夜。

妈妈是一名优秀的语文教师，特别擅长教学生写作文。我家的书架上有从初一到高三的全部语文教材，里面有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莫泊桑的《项链》、巴尔扎克著的《欧也妮·葛朗台》的片段，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文章，还有大量经典的古文及诗词。也许妈妈认为《木兰辞》特别适合孩童诵读，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教我们背诵《木兰辞》：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像这样具有优美韵律、饱含家国情怀的古诗词，不仅提高了我们的文学素养，还培养了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操。

有空的时候，妈妈也给我们改作文。她对我们说，写作文要立意明确，要有真情实感，语言要丰富、精炼，写出来的文章他人读起来要朗朗上口。妈妈还曾编写过《学生写作词语类编》、《常用标点符号》等书，书中举了许多例子，用来指导学生在写作时如何恰当地使用词语和标点符号。所以从小我们作文中的错别字就很少，标点符号也运用得比较得体。

然而少年时期，在兄妹中，我也许是作文最为吃力的，每次搜肠刮肚，都写不出语言优美、生动活泼的文章。考入清华附中之后，班里有好几位同学文笔出众，更加衬托出我作文水平之平庸，我竟然整整一学年作文成绩都是“4－”，这使我认定自己不是学文科的料。上山下乡以后，尽管我从第二年开始就自学数理化课程，但繁重的劳动使我提笔忘字，握锄把的手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文思几近枯竭，连家书都快写不出来了。

是妈妈的教诲拯救了我。20岁时，我被招工进了吉林省镇赉县化纤厂当工人，这时的我，已经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回京探亲的某一天，妈妈看着我说，“伊宁，什么时候你写出的字，能像你人一样漂亮就好了”这句话让我顿时警醒了，认识到自己再也不能凭借一手烂字混迹于世了，于是我下决心练习钢笔书法。在工厂的宿舍里，我常常站在放杂物的条案前用钢笔临摹字帖，最多的是临摹柳体。经过几个月的刻苦练习，我的字终于有了很大改观，变得清秀起来。

1979年春天，我考入洛阳市重工局职工大学，全脱产读了3年半机械制造专业，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这时，妈妈从小给我们辅导作文的教诲开始浮现于心，曾经跑到爪哇国的文学细胞也悄悄潜回了体内。我在备课中十分注意语言的提炼，写出的教案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每当站立在讲台上，就是我神采奕奕的时刻，能把看似难解的定理用自己的语言清晰地表达出来，不仅板书工整，还能在黑板上徒手画出漂亮的剖视图。

我的父亲也很注重子女的教育。除了教我们下棋，还经常教我们趣味数学，买各种课外书籍给我们看。小时候，我家有全套的历史故事单行本，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到明清各代历史故事书，只要书店有卖，父亲就买回来给我们看。

自从下乡以后，我一直在外地，父亲觉得他多年以来没有机会在学习方面帮助过我，心里常感不安。1985年开始，教育部委托全国几所重点大学举办高等学校助教进修班，为各地高校培养青年教师，我得知消息后就报了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机械原理助教进修班。父亲立刻从书店买了两本高等数学习题集寄给我，并叮嘱我说，一定要把习题集中的题全部做完。父亲热切地盼望我能抓住这次深造的机会。

四、再圆清华梦

作为一个老三届知青、当年的初一女生，尽管我在学习方面一直很努力，但由于在最好时光失去了读书的机会，后来所学到的知识往往不系统、不深入。为了尽快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我采取了以教促学的方式，即主动、大胆地承接新课。

在留校的第一年，我校缺少高等数学辅导教师，我便主动承接了这项教学任务。当时，职工大学也主要依靠电视大学的资源来补充师资，因此所有的基础课程都跟着电视大学走。受到教学环境的局限，课后辅导的工作量很大。我每周要为学生讲2次，每次2课时的辅导课。为了完成教学任务，我做了樊映川习题集上的所有习题，苦苦思考数学定律，并认真给学生批改作业，在办公室几乎没有抬头与人闲话的功夫。我的刻苦精神感动了学员，所以绝大多数学员都很努力，使我校在河南省职工大学高等数学统考中取得第三名的好成绩。

留校的第二年，学校要开设“机械原理”课了，希望从本校培养出师资，于是我又主动承接了这门课程。为了培养我，学校送我到洛阳工学院进修一年，主修“机械原理”和“机械零件”课程。那时我已经有了身孕，为了进修，要挤公共汽车穿越大半个城市，我一直坚持听课、做实验，直到快要临产为止。

但凡学过机制专业的人都知道，机械原理是一门技术基础课，讲好它既需要扎实的力学、机械动力学知识，还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了上好这门课，我透支了自己的健康。那时，女儿只有半岁，还没有完全断奶，我得先把她哄睡着才能备课，所以，我几乎每天晚上都是在9点半以后开始备课，一直到深夜。如果第二天要讲课，我甚至凌晨5点就起床，继续写教案。在我刚留校的时候，洛阳工学院的蒋老师曾经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作为一位新教师，要想讲好课，就应当把课堂上说的每一句话都写在教案纸上。他的这番话，竟使我信奉终生。我像我的父母一样，不论是新课还是熟课，每次上课前，都重新编写教案。

当年为学员上课，仅用挂图是不行的，常常需要在黑板上徒手画图。为了使矢量图形不至于超出黑板边界，我在备课时都要在纸上先画一遍，所以，那个时候，我每上一次课，就得手写大约10页纸的教案。一个学期下来，我的体重减轻了十几斤，变得十分消瘦。

1985年春天，我开始复习功课，备考清华大学助教进修班。学校为了照顾我，把回京购买教学挂图的任务交给了我，使我有了十几天的复习时间。我考察了清华大学多个教学楼，最后把复习功课的地点选在了清华学堂。清华学堂建筑的外观既端庄又典雅，教室里面木制的桌椅比其他教室的宽大些，阳光穿过树冠从南窗照进教室，洒下几片柔和的金光，很是恬静。我的学习显然是高效的，没过几天就把父亲给我的习题集做了一半，但这时身体却顶不住了。我已连续多日胸闷喘不上气，嘴唇发紫，自己能够感觉到心脏在胸腔内缓慢而沉重地咚咚跳着。到了校医院一检查，结论是由于疲劳过度引起植物神经紊乱，心动过缓，每分钟只有60次。回家以后，妈妈看到我的嘴唇已变成绀紫色，就哭了，她说，你是咱们家最健康的孩子，现在也累病了，你不要考了吧。我想，要是再这样用功下去，也许真的不行了，不如先回洛阳休息两天再说吧。

然而，能到清华大学进修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在刚入厂当青工时，我就曾经说过“如果让我读3年书，我宁可少活10年！”话音落地时，众人皆惊，接下来便寂静无声了，因为我的话戳中了在场知识青年内心的痛点，“我要读书！”是那个年代我们青春生命中最强烈的呐喊。现在机会来了，我怎能放弃呢？

休息几天后，症状缓解，我又开始刻苦复习了。那时候，教育部为高教助教班的考试安排了全国统考时间，河南省教育厅将考场设在了郑州市。为了防止考试时再出现心动过缓，我在每场考试前都吃一片阿托品，坚持完成了3场、每场3小时的考试。

一个多月后，我收到了清华大学助教进修班的录取通知书，圆了清华梦。

在清华大学助教进修班学习期间，在精密仪器系唐锡宽、金德闻、应用数学系刘晓遇、陈宝林等诸位名师指导下，我学完了本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课程。这段经历，不仅提高了我的专业水平，还打开了我的视野、开阔了心胸、塑造了人格。

我毕业时，父亲感到了由衷的欣慰，他觉得这个离家最远的孩子，终于在逆境中又迈上了一个大台阶，为自己打开了前程。

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机械原理助教进修班部分学员与班主任的合影

后排左5为班主任张老师，后排左4为作者

五、我们的教师之家

值得一提的是，我从清华助教班毕业以后，曾在洛阳拖拉机制造厂建筑机械分厂压实机械研究所工作过5年，其中4年从事计算机辅助设计工作。我独立开发过数套工程数据库管理系统、设计出压实机械实验数据计算处理程序并投入应用；1993年，我调入洛阳拖拉机制造厂的职工大学，再次执教机械原理、机械零件等课程，并同时教授计算机应用技术。这些经历为我后来在北京市海淀区从事中小学信息技术教研工作奠定了基础。

1995年9月，我调入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计算机教研组，任信息技术专职教研员，2000年教研室并入海淀区教育信息中心，我担任高中教研员、教研室主任，后来被评为海淀区中学的学科带头人，是名师工作站专家组成员。

如今，父母已远在天国，但他们留下的聪明、勤奋的基因没有失传，我们兄妹4人都秉承了父母工作认真负责、踏实细致的作风，成为业务精良的教师。

我的哥哥王卫平1982年从清华大学分校毕业，留校教授电子技术方面的课程，他主编了十几本电子工艺技术方面的教材，成为清华、电子、高教出版社的畅销书，在业内享有很高的声誉；我的大妹王加宁在清华二附中、清华附中教音乐，1992年被北京市破格提升为中学高级教师，她的教科研论文、音乐创作、指导的学生合唱团多次受到国家、北京市、海淀区的嘉奖，1993年12月《人民日报》第一版曾以新闻特写的方式报道她讲授的“欣赏《黄河大合唱》”一课；我的小妹王卫宁，1983年从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留校从事实验物理和激光物理教学，以及光物理、太赫兹波谱技术与应用领域的科学研究，在国内外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像我家这样，一家人历经了社会动荡和艰苦磨难，全都成为教师的并不多见。

在父母的墓碑上，哥哥代表我们兄妹，泣泪写下了如下碑文：

教一辈子学生，育一家子教师

这正是我们父母一生真实的写照！

王伊宁 2018.0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