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舍沙洋情

若水

难舍沙洋情

2015年8月，我们把沙洋农场的房子卖了。房子易主改姓，剪断了我们与沙洋农场的最后一丝维系。交出钥匙、离开沙洋农场的一刹那，我有太多的感慨。28年的桩桩件件，涌入我的脑海，给了我写回忆录的激情，我要立即写下来，我怕错过了这个时段，不再有这种欲望。

文章写完后，我发现，虽然在这28年间，有不尽人意的事，但留给我的终归是令人愉快的事多；才知道，用心静静地回忆过去，就好像又重新经历了一次人生。

一、跟随父母去沙洋

父亲是老革命，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他的大腿上曾穿透过敌人的子弹，给他留下了残废军人的荣誉称号。但幸运的是，他的枪伤除了在阴雨天偶然会隐隐作痛外，并没留下可怕的后遗症。他一米八几的个子，身板笔直，言辞短浅，不苟言笑，一幅严肃、正统、率直的军人形象。

从部队转业后，父亲被分配到湖北省机械工业厅工作。1960年，他又被派往沙洋卷桥，负责筹建湖北省工业学校（我不太记得了，谢谢张光同学和张洪涛同学的提醒）。那时，母亲是武汉商场（当时的友好商场）的营业员，按照规定，她可以选择继续留在武汉。然而，母亲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城市生活，跟随父亲，举家迁移到沙洋。这一去就是漫长的40多年。

那年代，从武汉到沙洋虽通长途客车，但路途费时一天，十分不便。奶奶、母亲和我三人在汉口坐上小轮船，沿汉江而上到沙洋。沙洋码头距卷桥很远。下船后，母亲叫来一辆狗头车（车前有一个轮子，车夫双手扶把在后面推），奶奶抱着我坐在车上，母亲则随车步行。

走了很长的时间，我们终于来到了父亲在沙洋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母亲的心顿时凉了半截。那里荒无人烟，四处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茅草。生长在武汉的母亲，从没见过这样的景象。但一家人团聚了，母亲心里还是很高兴的。经过几天的奔波，我们一家老小终于在一间小茅草房里安顿了下来。

工业学校在筹办中，我们的生活条件相当简陋。吃菜基本靠自己种。我清楚地记得，四岁生日那天，母亲为我穿上了从武汉带来的小花连衣裙和小黑皮鞋，还为我编了一个小毛线网，网里装了一个煮熟了的鸭蛋，挂着我胸前。我偷偷来到大人们种菜的地里，看他们给蔬菜浇大粪，不小心弄脏了裙子和鞋子。父亲见了，生气了，一挥手，打破了挂着我胸前的鸭蛋。鸭蛋没有煮透，弄得我浑身都是鸭蛋黄，就像粘满了粪便。

三年自然灾害，好多项目都停建了，工业学校也下马了。单身来沙洋的人，陆陆续续返回了武汉。我们这样拖家带口的，则留了下来。我曾多次问自己，如果母亲当年留在武汉不去沙洋，我们的生活会怎样？

不久，父母亲被分到了省公安厅下属的沙洋机床厂。我们在机床厂呆了不到两年，机床厂也下马了。我们又来到了沙洋农场油厂，父亲任油厂的副厂长。

二、童心童趣最难忘

从机床厂搬往油厂那天，父母亲忙着卸家具，我胆怯地站在一边，不知所措。母亲好客，拿出了我的饼干盒，热情地招呼大家吃饼干。小朋友们不认生，边吃饼干，边跟我玩了起来。后来才知道，她们就是我的邻居——彩、安青和广平。

我家住在油厂办公室前的一排小房子里，那排房子一共住了9户人家。我们的房前，种了几棵苹果树、梨子树。挂果时，从没有人去偷摘。苹果、梨子熟透后，由汪叔叔采摘，分发给我们小朋友。我们房子后面有一颗枣树。枣子成熟的季节，我们经常在枣树下等着，一阵风吹来，会落下几颗。捡到枣子的人高兴极了，来不及洗，便分给大家吃。我们唯一可以偷吃的是无花果。成熟的无花果软软的，粉红色的肉，可以吃，但不能多吃，吃多了舌头会刺痛。

父母亲工作忙。我5岁多时，他们把我送到沙洋农场管理局幼儿园。那是一家全托幼儿园，是当时沙洋农场最好的一所幼儿园。周一早上，家长把孩子送去，周六下午接回。小孩子恋家，都不想去。邻居小毛生性倔强，爱哭。他要是不想上幼儿园，可以闭着眼睛一哭一个小时。不管谁把他拉走，只要一松手，他又会跑到原地，继续哭。我很听话，虽然极不情愿，还是背着小书包，跟在母亲后面，乖乖去。有一次，我们在幼儿园实在想家了，就让小伙伴五一溜进老师的办公室，给家长打电话。五一居然把电话拨通了，他对着话筒喊：快来接我们吧，我们全都病死了！大人一听，知道是闹剧，谁也不当回事，当然谁也不会来接我们。

我七岁开始上小学。学校在我家对面，不用接送。每天晚上，父母亲要政治学习，就把我锁在家里，把饼干盒放在我床边，我常常是含着饼干睡着了。我现在牙不好，估计就是当年睡觉前吃多了饼干。

小时候，我特别会睡觉。每次看电影，从来都是它开演，我开睡，没有一场电影是从头看到尾的。就是看戏，锣鼓乐器齐鸣，我也可以照睡不误。所以，我儿时的梦想之一，就是能在家里看电影，困了就睡，醒了接着看。有一天晚上，父母外出政治学习，我把门闩上睡着了，父母回家进不了门。他们在窗外喊、捶门，但无论他们怎么叫喊，怎么捶门，我都醒不了。吵闹声引来了不少邻居过来帮忙，但他们还是叫不醒我。父亲气了，母亲急了，从彩家借了一根晒衣服的长竹竿，穿过窗棂，挑开蚊帐，终于把我敲醒。我睡眼惺忪，迷迷糊糊，打开门。看到门口那么多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父亲过来就要打我，母亲冲上前一挡，父亲的巴掌落在了她的身上。母亲不依了，第二天清早，到沙洋邮局给我在邯郸的亲生父母打电话，告诉他们父亲打我的事情。接到电话，我生母向单位请了一个星期的假，还到商店买了一把暗锁（就是现在的家用锁，门锁了，里外都可以开。当时沙洋没有这种锁卖），坐火车转汽车，来到沙洋。门锁换了，再不会发生类似问题了，父母也和解了。

那时，孩子们虽没有多少娱乐活动，但我们有自己的乐趣。

彩的爷爷抽旱烟，我们很想知道旱烟的味道。有一天，趁她的爷爷不在家，我们躲在她家里，把烟斗满满地装上烟丝，一人抽一口。没品到烟味，倒品到辣味，把我们呛得够呛。

听说烤洋姜好吃，我们就挖来好多生洋姜，搬来了三块砖，在空地上搭成一个小灶，点火烧烤，边烤边吃。没过一会，安青的嘴就肿了老高。我们很害怕，连忙陪她去找油厂的医生韩阿姨治疗。原来，半生不熟的洋姜有毒，吃不得。

广平有个弟弟叫三毛，小时候长得特别可爱，我们都很喜欢他。没事时，我们就为他梳头，用红纸沾水为他打腮红。他很听话，一动不动地坐半天，让我们为他打扮。

油厂平常压榨三种油：棉油、豆油和麻油，所以油厂的仓库里总有棉饼、豆饼和麻饼。棉饼不能吃，豆饼不好吃，我们喜欢吃麻饼。麻饼很香，只是太粗糙，吃多了，会引起消化不良，家长不让我们吃。但我们只要听说油厂榨麻油，就趁家长不注意，溜进仓库，偷偷把麻饼包回家，然后用擀面杖碾碎，拌上糖。大家你一口我一口分着吃，感觉比吃饼干还香。

油厂有一个很大的晒场，上面堆满了棉籽和棉籽壳，我们常常在棉籽壳里玩躲猫猫。躲的一方在棉籽壳堆里挖个深洞，跳进去，上面再让同伴盖上棉籽壳，找的一方很难找到。我们还玩一个非常危险的游戏。晒场上的棉籽见水会发霉，快下雨时，工人们会在棉籽上罩上厚厚的油布。为了躲猫猫不被对方找到，我们常常掀起油布，爬进去。躲在油布里，四周黑漆漆的，喘不过气。夏天从油布里出来，全身水淋淋的。现在想起来，多危险呀！

我们最喜欢玩的游戏是官兵捉强盗。一部分人当官兵，一部分人扮强盗，满晒场上飞跑。要是同伴被捉住了，还要想办法营救。晒场是水泥地面，一不小心摔跤，就会摔破皮。但即使破得流血，也没有谁叫一声疼，爬起来再跑。由于摔跤，我们的腿上经常伤疤累累。

彩、安青、广平和我，是从小的好朋友，我的年龄最小。我们经常一起出去挖野菜。挖得最多的是地米菜（荠菜）。我的动手能力差，总是挖得最少，回家前，她们总会从自己的篮子里抓一大把放进我的篮子。回家后，大家搬出小板凳，坐在自己家门口，仔细挑选、剪根。晚饭时，家家都有地米菜吃，好不开心。

一到初春，我们附近的农田里就长满了红花草籽。犁田时，红花草籽翻进泥土就成了肥料。红花草籽的尖子摘回来可以做菜吃。但如果没有尖子了，红花草籽就不长了，农民们是不允许我们摘红花草籽尖的。有一次，我跟银珍和毛子她们去摘红花草籽尖，被几个农民看到，他们追了过来。银珍、毛子跑得快，溜掉了。我跑得慢，被他们当场抓住。我胆子小，吓得大哭起来，一再说，以后再不来了，以后再不来了，并把篮子里的红花草籽尖全倒给了他们。事后，银珍毛子说要是在战场上，我若被敌人抓住，肯定是个叛徒。

小学生喜欢养蚕，我也养了一些。我家附近没有桑树，我们只能利用星期天，到小江湖采摘桑叶。小江湖离我家上十里路，大家结伴而去。到了桑葚成熟的季节，我们常常爬到树上，边采桑叶边吃桑葚。熟透的桑椹颜色乌黑、甜甜的，很好吃。饱餐后，大家从树上下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个个都变成了乌嘴唇。

我还特别喜欢跟大孩子们一起学做家务。看到彩、安青、广平洗衣服，我把自己的小衣服也拿出来，坐在门口洗。看到她们挑水，我也用两个小壶挑水，肩膀磨疼了，就用毛巾垫着。母亲看了很心疼，说我戳事干。第一次去食堂打饭，看见黑板上的菜谱写着：荤汤，我一下子读成了：军汤。让陈向他们这群小男孩笑了个够。

油厂对学生们的寒暑假管理得非常到位，安排陶阿姨当我们的校外辅导员。她把我们召集在一起，上午做作业，下午下棋，讲故事，做游戏，还组织我们做好人好事。我们排演了好多文艺节目，到下面各单位循回演出或到部队慰问演出。有一次，熊阿姨为我们编排了一个新疆舞，当时没租借演出服装的地方，熊阿姨就让我们每人从家里拿来缎子背面，用针一缝，就成了我们的新疆服。

油厂后面是部队的团部。团部经常有文艺慰问演出，门票很难弄到，整个油厂也只有十来张票。我们就玩小聪明，让有票的人先进去，然后从窗缝里把票递出来，再一批人进去，到最后，所有人都混进去了。部队还经常在草地上放露天电影。我们常常不去人多的正面观看，而在银幕背面的草地上，或坐或躺，疯打说笑。

三 、父亲“文革”遭祸殃

童年的记忆是快乐的，然而我们的快乐，被文化大革命打碎了。

安青的爸爸是油厂的一把手，最先挨批斗。挨斗时，母亲担心死了，深怕父亲也遭此厄运。不久，她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父亲也被揪了出来，挂着牌子游街批斗。

那是我童年中最灰暗的时光。家里的柜子、抽屉都贴上了封条。没有造反派的允许，不得私自开封。父亲隔离反省，被造反派关了起来。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床挨床，挤满了“牛鬼蛇神”，吃住都有人监视。母亲为父亲提心吊胆，整天忧心忡忡，我的脸上也不再有笑容。父亲的工资没了，我们家的生活一下子变得拮据起来。母亲的工资除了供我们娘儿俩吃用外，还要补贴父亲的烟钱。父亲抽上了最便宜的大公鸡香烟。每次我与父亲在食堂里见了面，也不敢对话。与父亲交流的唯一机会，就是每周给父亲送生活用品。去之前，必须向造反派申请。带去的东西，必须交造反派检查。一切过关后，我才可以进去。不善言辞的父亲更沉闷了，常常是一根烟叼在嘴边，极少说话。看到他那样子，我的心里不是滋味。

父亲他们先是交代问题。问题交代完了，又强迫劳动。每天，他们一群人到油厂仓库里倒棉籽，装棉籽壳，弄得灰头土脸的，连鼻子眼睛都分不清。回到“牛棚”里，还得自己洗衣服。
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母亲从没亏待过我。她每天在食堂打一份炒肉，拿回家一分为二，供我中午吃一半，晚上吃一半，她自己从来都是用素菜对付。
母亲是油厂的事务会计，工作认真负责，对人耐心耐烦。不管别人什么时候要买餐票，她随叫随到，从没怨言。她热心快肠，又能吃苦，每次油厂食堂改善生活包包子，她凌晨4点起床，去帮厨。在油厂，她的人缘关系特好，这让父亲少受了不少皮肉之苦。
文化大革命是人人必须参加的运动，我们小孩也不例外。油厂经常组织我们跟大人一起政治学习。12岁的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单纯地认为自己应该积极参加政治活动。虽然父亲被批斗，心里不舒服，可还是积极斗私批修，写发言稿。记得在一次大会上，大家一致推荐我上台发言，表决心。我表现得很勇敢，颇有当年红小兵的劲头。现在想起来，文化大革命不仅愚弄了成年人，也愚弄了我们当时的小朋友。
1970年底，我们家、安青家一起下放到“五七”队。父母每天的工作就是步行半个多小时，到预制厂灌注建房用的预制板。几百斤的预制板，抬也抬不动，他们的肩上经常布满血泡。我们家在“五七”队的住房特小，屋里只能放下父母的一张床。“五七”队就为子女们安排了一间寝室，我们叫它集体宿舍。里面住着我、安青姐俩和小军姐俩。这间寝室不大，横七竖八地放着三张床，但它毕竟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空间。那时最高兴的事，就是晚上早早地洗漱完毕，躺在床上，有时干脆钻进安青的帐子里，边摇扇子，边听她讲故事。她比我大三岁，学习成绩不错，我非常崇拜她。从她的身上，我学到了好多东西。
“五七”队的后面，有一口池塘。塘里的水清澈见底，即使是炎热的夏天，水也是清凉的。我姐姐从邯郸到沙洋来玩，到“五七”队时，正是伏天，热得很。我们偷偷去游泳，把父亲吓坏了，他严厉地训斥了我们一顿。后来听说那个池塘看起来浅，其实水蛮深的。
四、物资丰富赛小康
1972年，父亲的问题得到解决，官复原职，工资补发，与安青的父亲一起，调到工交支队。安青的父亲任工交支队的支队长，我父亲任工交支队的副支队长。工交支队下属单位多，有航运队、运输队、施工一队、施工二队、预制厂、加工队、电讯队、铝制品厂、麻袋厂等。经营范围广泛，摊子铺得比较大。我父亲与安青的父亲是老搭档，工作起来比较顺心。
计划经济时代的沙洋农场，生活还是蛮富有的。支队有食堂，我们不需要自己做饭，到吃饭的点，拿着锅碗到食堂买就行。菜园由劳改犯打理，吃菜又环保又便宜。白菜、萝卜等素菜，一分钱一份，量很大，一份菜一个人一餐吃不完。逢年过节，食堂杀猪分肉，每家好几斤，为了表现公平，先拿票，然后对号入座，领取票上号码的肉。过年三天，免费发票，凭票领餐，6菜一汤，家家一样，无须攀比。另外，每年过年，要分几次东西，从肉、鱼、油到麻花、月饼、杂糖。食品太丰盛了，分东西时每家得去几个人搬运。逢此时，食堂里，人声鼎沸，热火朝天，一派过节气氛。
工交支队的食堂是出了名的好。亚明的母亲吴阿姨，是工交支队食堂事务长。她麻利干练，特别能吃苦，每天风风火火的。印象最深的是，她的腿一撂，就上自行车，脚一蹬，自行车就飞跑。她很有魄力，食堂的师傅都听她的。大厨师何保善是个劳改就业人员，人们给他起绰号：荷包蛋。他的形象就像厨师：胖墩墩的、肥头大耳。天热时，他常常光着头，打着赤膊，肩上搭着毛巾，站在大铁锅旁，挥舞着锅铲。他特别会做菜，也善于安排生活。每星期，他都提前列出菜谱，星期天重点改善生活。食堂做的肉包子，皮薄馅厚，一咬一口油。我特别喜欢吃他做的千层炕饼，至今还经常回味那种炕饼的味道。
沙洋土特产多，最有名的是花生。每年11月，是挖新花生的季节，我们常常被派到范家台帮忙捡花生。刚挖出来的生花生，嫩嫩的、甜甜的。劳动结束后，每家至少分5斤花生带回家。分回来的生花生，家家总是趁新鲜连夜把它们煮熟。熟花生粉粉的、香香的，夜间的空气中弥漫着花生的味道。
沙洋农场的水果特别多。瓜果桃李，应有尽有，而且很便宜。西瓜、香瓜一分钱一斤，我们一买就是几麻袋。我们吃西瓜，从来都是当中一劈，一人一半用勺舀着吃。要吃桃李，就到各分场去拖。有一次，我叔叔跟着单位去马良农场拖桃子，因桃毛过敏，身上长满了小疙瘩，痒了好长时间。
沙洋的甘蔗很甜，每到吃甘蔗的季节，同学们都把长长的甘蔗带到学校，吃下来的皮堆在桌上，比谁的甘蔗皮堆得高。

沙洋农场还盛产红薯，母亲经常一麻袋、一麻袋地买，然后请航运队的师傅运到武汉，送给武汉的亲戚们。

那个年代，全社会物资匮乏，可在沙洋农场那个特殊的地方，由于特殊的原因，物资却相当丰富。我体验了这种生活，是幸运的。

五、高中阶段有点烦

我在整个学生时代，都是宠儿，唯独在高中我不是。细想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大概有这么几点吧。

自己的主观原因。我初中的班主任，跟我父亲很熟，对我特别关照。我的学习成绩很好，一直是班上的数学课代表。同学们数学有不懂的地方，都找我帮忙讲解，这让我在获得较好的人际关系的同时，又变得傲气。我是家里的独女，家庭经济条件很好，穿着上比较讲究，生活上有点怕苦怕累，这又让我变得娇气。进入高中后，我的学习成绩依旧很好，我是班上的英语科代表，但我们班是学农班，大家把劳动看得比学习还重要，我当然也就算不了什么。有时课上到一半，就被拖到学校厕所边的大田里劳动。水田里的牛粪、蚂蝗，实在可怕。我有时在态度上、言行上流露出一些不满。反省自己，按当时的衡量标准，我实在不是一个好学生。

家庭的客观原因。我的父亲虽是老革命，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虽已平反、恢复工作，可他的家庭成分不好，是地主。党的政策说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但在那个左倾思潮严重的年代，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我入团，因为成分问题，讨论多次未通过。因为我不是团员，好多政治活动我被拒之门外，这大大地挫伤了我的上进心和积极性，我与好多同学的关系也慢慢疏远。

我的高中，是我人生的一部分，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人们的身上都铭刻着时代印记。因此，我不怨任何人。如果有错，应该是那个时代的错。

（这次聚会回武汉，我无意中翻出了我高中时的奖状，我才知道，我当时虽然不是团员，但高一、高二我都是三好学生，其实我的高中阶段没有我想象得那么差）

现在的我，是个特别善解人意的人，我处事低调能吃苦，人缘关系非常好，谁都愿意跟我交朋友。我庆幸，高中的阴影，没给我的心理造成扭曲。走出高中后，在知青队，在沙洋师范，我重拾回了自信，迅速地成为了一个积极、乐观、向上的人。

六、知青岁月记忆深

1975年7月，我高中毕业。

我是家里的独身女，按政策可以不下放，直接留在父母身边安排工作。但看到同学们要去青年队，我哭着闹着要求同去。父母亲耐不过我，终于同意了。同年12月，我和同学们一起下放到沙洋农场三场青年队。

说是下放，但我们的生活没有到农村插队的知青艰苦。我们住的房子，是当年为“三高”（公安部、最高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干部下放修建的，一个套间里住三个人，我跟黄玉琴、刘春华住一个寝室。青年队设有大田班、文体班、副业班、炊事班等。，属于文体排，文艺班。我们青年队种了品种繁多的蔬菜，养了好多鱼，喂了几十头猪，还有不少的鸡和鸭。一日三餐，我们到食堂买饭吃，伙食虽然不好，但基本可以吃饱。用电用水还算方便。我们拿工资，每人每月25.5元，这个收入在当时还真不少。青年队白天劳动，晚上有时组织政治学习。

在青年队的日子虽然有点累，但很快乐。青年队组建文艺宣传队，我被选中了。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排练节目，到各中队去演出。有时，我们也干点农活。在宣传队，我学到了好多东西，提高了自己的艺术素养。在大型长征组歌中，我与李循一起担任领诵。我还学会了跳舞，学会了弹三弦，学会了化妆。

即使干农活，我们也干得很开心。冬季大田里需要肥料，我们就回到工交支队，到处收集肥料，然后用板车运往青年队。青年队离工交支队有十几里路，拖着沉沉的一车肥，我们不觉得累，不觉得脏。一路上有说有笑，非常开心。

1976年的1月8号，是个令人难忘的日子。我一辈子忘不了当时的场景。清早，我们排着队，顶着凛冽的寒风，赶往三场5队拔棉梗。半路上大家说说笑笑，突然听到路边的大喇叭里，传来了哀乐声，一打听，得知周总理去世了。热闹的队伍顿时寂静下来，好多人当时就哭了起来。一整天，偌大个棉田里，鸦雀无声，大家默默地干着自己手中的活。晚上政治学习时，我们做了好多小白花，每人一朵，带着胸前，表达对周总理的哀思。

1976年8月，我从青年队招工回来，分配到我的母校——沙洋农场第一中学任教。
9月的一天，校领导转交给我一封三场青年队发来的信函，通知我去荆门县参加优秀知识青年代表大会。原来，经沙洋农场三场青年队的推荐，我被评为荆门县优秀知青。与会代表大多是从农村推荐上来的。听着他们的发言，我才真正地了解了他们下放之路的坎坷，农村生活的艰辛。我很惭愧。与他们相比，我算不了什么。我只下放了短短7个多月，而且是下放到青年队。我没有吃多少苦，更谈不上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做什么贡献。我想，我能成为优秀知青，不是我有多优秀，而是因为我是独生子女却自愿申请下放。这在当时并不多见。
今天看来，我执意申请下放，是一件正确的事。因为下放，我的工龄从1975年算起，提前了5年。而我们这一届独生子女留身边的同学，有的从1980年才开始计算工龄（听说后来又出台了新政策，不知情况是否属实）。这使我终身受益。
我虽然只下放了7个多月，但这段难忘的经历确实是我人生中一段值得记忆的时光。
七、选择执教回母校
从三场青年队招工，有三个职业可供选择：一是到三场当拖拉机手。三场下面的分队都是大田作业，种植水稻和棉花。春耕秋收都离不开拖拉机。当拖拉机手，必须值夜班，我从小身体不好，吃不了那个苦，所以放弃了。二是到沙洋农场医院当护士。我喜欢护士这个职业，但胆子太小，害怕死人，所以也放弃了。三是到学校当老师。一中是沙洋农场最好的学校，我在那里完成了小学、初中及高中的学业，跟它多少有点感情，所以我选择了回母校当老师，开始了我36年漫长的职业教师生涯。
最初，我担任小学二年纪的班主任，教语文课。那时我才十九岁，只是一个普通的高中毕业生，没有任何社会经验，更没有教学经验。而且那时我们的高中学制两年，其中一半的时间都耗费到农田里了，所以我们没有学到什么本领。面对学校分配的工作，我心里发虚，不知从何教起。
我班有一个姓李的学生，非常调皮，上课闹课堂，不认真完成作业。原任班主任对他束手无策。我接手后，以为对他严厉就能解决问题，哪知有一次，我批评他时，他冲出办公室，在地上捡了块砖头，要砸我。我气得大哭了一场，不肯再进教室，后悔选择了当老师，后悔当班主任。学校老王校长把我叫进她的办公室，跟我谈了好多。她告诉我说，对学生，要循循善诱，以理服人，用情感人；简单粗暴的教育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她又跟那个学生谈了好久，让他向我赔礼道歉。后来，我改变了教育方法，对他生活上多关心，学习上多帮助。我的良苦用心收到了成效，他的学习成绩一步一步地提高。一年之后，他被评为班上的三好学生。通过这件事，我知道了，当一个老师容易，当一个好老师难。教育人是一门学问，我要学的东西太多，我应该努力。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领我进门的师傅还有德高望重的肖老师和汪老师。80年，我从沙洋师范进修英语回一中后，就接手高中毕业班的英语教学工作 。当时的我梳着一把长辫，人也比较文弱，而我的学生只比我小5岁左右，有的个头比我还高，好多学生不服我。是肖老师、汪老师在我和学生中间不断地协调沟通，碰到难题，同我一起解决。在他们的身上，我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和宝贵的育人经验。那一届高考，我教的学生英语单科成绩非常好，有三个学生大学考上了英语专业。我终于在一中站稳了脚跟。
随后几年，我经常任教高中毕业班，教学上越来越得心应手。每年的高考成绩都不错。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第一个教师节，我被评为沙洋农场管理局的先进教师，第二次带上了大红花（第一次是被评为优秀知青）。87年首次职称评定，我被湖北省人事厅破格评为中学一级教师（那时的我仅有中专文凭），成为沙洋农场最年轻的中学一级教师。我多次被授予先进教师等光荣称号。
那时，沙洋农场的英语师资欠缺。为提高现有英语教师的水平，沙洋农场文教科利用暑假把各分场学校的英语老师集中到沙洋农场干校进行短期培训。我就成了教老师的老师。我的年龄跟他们差不多，英语水平也很有限。为了胜任这项工作，我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我的寒暑假，几乎都是在学习中度过的。夏天，我经常是坐在门口的小桌旁，看书备课，一坐就是半天。只要能参加的各项英语考试，我都报名参加，拿了好多结业证书。虽然有些结业证书到最终没派上用场，但每通过一次复习备考，我都学到了好多知识。
在一中英语组，王福和老师是我的教研组长。因为我们的父辈是熟人，所以他没少照顾我。诸如请假等事，没少给我开绿灯。我们结婚教研组送的电熨斗，至今已近四十年，仍保留完好。王老师在盒子上写的诗，仍清晰可见，诗的第一句：“执经问难English架鹊桥”仍记忆犹新。在一中，我最怕做的事是冬天办公室里的清洁值日。那时，上班取暖，全靠办公室里的烟囱炉子。值日的老师每天早上7点以前，必须把炉子生燃，把开水烧好。我笨，不会生炉子，每次轮到我值日，发愁死了。黄老师是我当学生时的英语老师，现在我们又变成了同事，他热心地帮助我。只要我值日，他就提着斧头，早早来到办公室，劈柴，点火，加煤，变魔术般地就把炉子生燃了。
在一中，我还害怕晚上的政治学习。我住在工交支队，虽说离学校只有十分钟的路程，但从学院回家必须经过一个大水塘和一个汽油库。晚上这条路上没有路灯，漆黑一片，我一个人不敢走。晚上只要我参加学校的政治学习，父亲9点都会准时到校门口接我，风雨无阻。每次走出办公室，看到远处微弱的火光在闪烁，我知道那是父亲嘴上叼着的烟（父亲喜欢抽雪茄烟，雪茄烟燃烧的时间长，劲也大），心里暖暖的。有时学习拖堂，父亲就得忍受冬天的凛冽寒风和夏季的蚊叮虫咬。直到校医李爱民医生搬到工交支队，我才有了回家的伴儿。
虽然教师工作很辛苦，但我在一中的那几年非常快乐。我儿时的朋友秀珍是一中的语文老师，我们非常谈得来。她比我早两年结婚，在一中有个温暖的家。没事时，我喜欢到她家里玩，偶尔还混一餐饭吃。记得有次在她家，我们谈到最好吃的菜，居然一致认为辣椒炒茄子丝最好吃。秀珍说，想起辣椒炒茄子丝，就能吞下两碗饭。
还有我的朋友亚明。她比我小几岁，模仿能力特强。有她的地方，就有笑声，就有欢乐。后来我成了她的红娘。她母亲开始不同意这门婚事，原因是亚明生性活泼，而她的那一位稳重老成，两人的性格反差很大，年龄差别也大了一点。她母亲是我母亲的朋友，当她母亲向我母亲打听是谁做媒时，我吓死了。事实证明，他们在后来的生活中，俩人的性格得到了完全的互补。他们婚后相处得非常默契，生活得很幸福。这是我首次做媒成功的例子。
八、脱产进修觅真爱
1978年2月，我受一中的委托，到沙洋师范进修英语，为期两年。我当时觉得，这是个不错的机会，但这个机会到底不错到何等地步，却是我当初没想象到的。

沙洋师范的住宿条件相当差，九张上下铺的床，挤满了寝室，住着十八个同学。十八顶蚊帐把寝室遮挡得密不透风。一到夏天，我们就热得不能睡觉。寝室的地是泥土地，洗漱的水流到地上，立马变成了泥浆，大家得踮着脚走路。房间里老鼠特别多，蚊帐经常被咬破，我气得要骂老鼠的娘。周维玲同学是荆门本地人，她告诉我，不能骂，不能骂，越骂它越来，要叫它“高大爹”，它就不来了。我只好跟着她把老鼠叫做“高大爹”。

沙洋师范学生的伙食不好，餐餐都是水煮萝卜、水煮白菜，连油花子都看不到，我吃不惯。偶尔，食堂有烧土豆。只要有烧土豆，我就高兴得不行，每次只买二两饭，打两份土豆。我们在学校过的是集体生活，大家一起打饭，一起吃饭。偶尔有炒肉，别的同学舍不得买，我也不好意思买。所以，在沙洋师范，我很少吃肉。就这样，我的生活条件，还是比农村来的学生好得多，我属进修生，是带薪的，每月有30多元的工资。每个周末回家，我除了自己猛吃一通外，还经常买点好吃的小零食，分成18份，带给同学们吃。

农村的孩子特别能吃苦，学习很努力。常常寝室熄灯后，他们还打着电筒在被窝里学习。我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也不甘落后。每次看到她们不睡觉，我也不睡。跟她们拼时间，培养了我的吃苦精神，保住了我学习委员的地位。在沙洋师范的两年里，我从农村来的同学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优良品质。

作为培养教师的师范学校，沙洋师范特别重视普通话，要求每个学生必须说普通话。与其他来自农村的同学相比，我的普通话基础扎实很多。在三场青年队，为了能在长征组歌中领诵，我得到了李循的指点，朗诵水平大有提高；在一中教小学语文，从汉语拼音教起，我的普通话更标准。那时，沙洋师范经常组织普通话演讲比赛，这便是我的舞台。每次跟同学们PK，我都能拿奖。参加普通话演讲比赛，增强了我的自信心。感谢沙洋师范如此重视普通话。后来我在武汉市参加中小学教师普通话测试，没费多大劲就考了个2级甲等。

在沙洋师范学习期间，我最幸运是，找到了相濡以沫的挚爱，收获了一份甜蜜的爱情。我老公就是我师范二年级时的哲学老师。

其实我们的开始并不愉快。

我读师范二年级时，由于师范英语师资匮乏，学校让我一边当学生，一边兼任下届英语专业班的口语老师。学校承诺：我自己的学业，除专业课外，其它科目可以免修免考。期末考试就要到了，我焦头烂额，当老师的课要教，当学生的课要上，原来落下的课要补，已经学过的课要复习。正庆幸自己可以免考一些科目时，我接到了他的通知：哲学课考试不能免。我一听，傻了。原以为这门课可以免修免考的，所以我一次课也没听过。

我找到他，恳求他，让我免考，或者划点复习范围什么的。他直摇头，说：“免考是不行的，复习范围也不好划。你还是自己先好好复习，考完了再说。”我心里恨恨的：学校都同意我免考了，你却在中间作梗。无奈，我泪眼涟涟地翻开了哲学书。哲学考试成绩出来了，我居然考了九十多分，我高兴极了。他对我的成绩也相当满意。他说：“我之所以逼你考试，不是跟你过不去，而是希望你能掌握点哲学知识，这些知识对你以后的人生会有用。”

后来，学校新进了英语老师。我又重回了课堂，真正地当起了他的学生。他的哲学课讲得极棒。学问高深、枯燥无味的哲学理论，从他口中娓娓道出，变得浅显易懂、生动有趣。他讲课条理清晰、重点突出、板书工整，语停铃响，干净利落。还有，他那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和他那带磁性的声音，让人陶醉。同学们都说，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我对他的爱慕就是从对他的崇拜开始的。

与他相处，我发现他身上具有与众不同的优点：他酷爱学习，他志向远大，他毅力顽强，他责任感强。他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于是我们从相识、相恋、相爱直至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现在，我的朋友们还经常谈论我们的师生恋。他们问的最多的问题是，师生恋有没有影响工作和学习。其实，我们双方虽然有好感，但在我毕业前，我们之间的那层纸从来就没有捅破过。我们经常在一起，谈人生，谈前途，谈工作，谈学习，唯独不谈爱情。直到离开学校的最后一个晚上，我的班主任把我叫到教室外面，很认真地跟我谈了这件事。班主任先是详细介绍了他的家庭情况，然后又把他的优点列举了一大堆。其实这一切，我早已了解得清清楚楚，但还是装出一副悉心倾听的样子，心里老想发笑。我的班主任是位男老师，我真的无法把他跟红娘联系起来。抬头看看天上的明月，倒是越看越觉得他像“月下老人”。

现在看来，师生恋的婚姻最大的优点在于：老师对学生会多一份关爱，多一份包容。而学生对老师会多一份依恋，多一份敬畏。这样的结合，自然会更稳固。

有同学说，我的成绩那么好，恢复高考后，如果刻苦复习，参加高考，我一定可以上一本。但我庆幸我选择了到沙洋师范进修。我在沙洋师范的收获是在别的地方得不到的，错过了这个机会，我就错过了终身的幸福。

九、工人身份变干警

我从知青队招工回母校，做的是教师的工作，拿的却是工人的工资，这种工作性质叫做“以工代干”。在沙洋农场，无论是在待遇上、还是在人们的眼光里，工人比干部要差很多。

1982年，我遇到了一次机会。中央计划在1983年开展全国范围内的严打。严打一旦开始，犯人便会增多，劳改监狱必须扩建，监狱管理局急需一批劳改干部。我参加了省监狱管理局组织的招干考试，并被正式录取。这次机会，使我改变了自己的身份，正式成为了一名监狱系统的公安干警。

同年11月，我接到上级通知，所有新录用的公安干警必须参加监狱系统新干部集中岗前培训。培训是全封闭的，地点是沙洋三农场，时间是半年。我们的学习生活全军事化管理：每天早上出操，上午上课，下午训练格斗和擒拿，晚上还要政治学习。学员周末才能回家休息一天。那时，我已经怀孕5个多月，虽然可以不参加格斗和擒拿科目的训练，但必须在三场住宿学习。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下了好大一场雪，路上结了厚厚一层冰。我大腹便便，同学们都叫我元帅。碰到这样恶劣的天气，我的生活极度不便。上课、打开水、吃饭以至于去厕所，都很困难。多亏同学晏继红、林碧稚、陈亚明等人，给我提供了热情的帮助和细心的照顾。她们陪我平安地度过了那段最关键的日子。我很感谢她们。

虽说我是独女，又怀着孕，但我并不娇气。三场离我们家较远，步行需一个多小时。每个星期六下午，我都挺着大肚子，自己走回家，星期天晚上老公再陪我走回三场。三场副业队喂了奶牛，订鲜奶很方便，而且很新鲜，我订了一斤，早上喝一半，晚上喝一半。每周三的晚上，老公骑车给我送一锅排骨汤，让我解馋。平时，我就跟同学们一起吃食堂，也不懂营养够不够。

我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怀孕是非常危险的事。那时年轻胆大，没把这当回事。整个怀孕期间，只做了几次孕检。直到怀孕8个月时，心电图检查结果非常不好，医生建议我全休，我才回到家。后来，身体继续出现状况，父亲派车，母亲陪我提前一个月，到武汉协和医院待产。

生下孩子，休产假71天，我又重返三场学习点，通过了各科考试，顺利地拿到了结业证书。
在三场学习时，发生了一件事，至今都令人后怕。我们的寝室很大，一个套间里住了好多人。我的床在里面，亚明的床靠门口。一天早上，同寝室的学员都到操场出早操了，亚明请假没去。冬天的6点多钟，天还是黑黑的，我跟亚明关上灯准备继续睡觉。朦胧中，有人推开房门，偷偷进来，亚明惊慌中，大喝一声：谁？同时拉亮了我们寝室的灯。来人听到亚明的叫声，夺路而逃，朝门外冲了出去。我们俩吓得半天没缓过劲来。要是像平常，我一个人在寝室，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十、夫妻团聚在武汉
老公是个既有远大志向，又脚踏实地的人。他的学习之路很坎坷。初中毕业后，受家庭问题的影响，没有机会读高中。十六岁的他，下放到农村，一干就是四年多。看到一批批知青抽调回城，或上学，或招工，他沮丧过，但从未放弃过学习。1975年，他补招进了沙洋师范。报到入学时，比其他学生整整迟到了一个学期，因此，他在沙洋师范的学习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半。他人聪明，又非常刻苦，虽然到校晚，但很快就赶上了落下的课程，成为了班上的尖子生。沙洋师范毕业时，因表现突出、成绩优秀，他留校任教。在他们班级，他是唯一留校工作的学生。
随后，他刻苦自学，备考硕士研究生。1985年，他终于以高分考取了华中师大的硕士研究生，主修哲学认识论。他没上过高中，没上过大学。他的学习过程简化到：初中生——中师生——硕士研究生。
以后的三年多，我们夫妻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
老公在沙洋师范任教时，有40多元的工资，我们两人带个孩子，生活虽不算富裕，但吃好穿暖没问题。老公读研后，他每个月的工资没有了，华师只发给他基本的生活费。但他很节约，除了伙食、买书，每月省下的钱就是给儿子买玩具，买鸡坯宝宝素（当时一种备受推崇的婴幼儿营养品）。我当时的工资不高，又带着一个3岁多的孩子，生活很紧张。一向生活讲究的我，三年居然只买了二件新衣服。看中了一款口红，始终没舍得买。当时鸭鸭牌的羽绒服，每件98元。为了节约钱，我跟秀珍托熟人，跑到沙洋羽绒服厂，大热天关在他们的仓库的羽绒服堆里，挑选羽绒服，汗流浃背，只为每件便宜50元。那时我姐姐的经济条件比我好很多，所以她为自己买衣服的同时，也常常为我买，那三年，我没少穿我姐为我买的衣服。我的养父母也非常舍得为我添置衣服。生活方面，多亏了父母对我们的接济与帮助。三年多，我和儿子在家里吃住，没交过一分钱的生活费。相反，他们还经常为儿子买营养品、玩具等。
儿子小时候身体不好，经常闹病。一生病，就必须住院。沙洋农场的医院离工交支队很远。每次都是母亲陪我在医院照顾儿子，祖孙三人挤在同一张病床上，彻夜难眠。我得上班，不得不疲惫地在医院和学校之间来回奔波，但我从未影响过老公的学习。
研究生毕业后，老公分配到湖北省委党校工作。1989年4月，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我从沙洋农场调回武汉。为了夫妻团聚，我放弃了干警身份，成为了一名武汉市编制内的教师。
来沙洋时，我只有4岁，奶奶抱着我，坐着狗头车；回武汉时，我已32岁，我的欢儿都6岁了。真是光阴荏苒，不知不觉中，又是一辈人。
离开沙洋农场，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我们夫妻婚后聚少离多，长期两地分居，我们渴望稳定正常的家庭生活。但这又意味着，我必须离开我年迈的父母，离开我生活了32年的家，离开度过我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的沙洋农场。不舍之情，难以言表。
之后每年的节假日、寒暑假，我都第一时间赶回沙洋农场，因为那里有我太多的思念、太多的牵挂。幻觉中，我常常以为自己是武汉的过客，而沙洋农场才是我真正的家。
十一、八十老母叶归根

我调到武汉的当年，不幸的事发生了，父亲被诊断为结肠癌晚期。我们立即把父亲接到武汉，在协和医院做了手术。虽采取了各种治疗措施，但最终没能挽救他的生命。1994年6月，父亲与世长辞。

父亲的离世，我很悲痛，也思考了很多。在沙洋农场，有很多像父亲这样的老一辈公安干警，他们年轻时就来到沙洋农场，献了青春、献了终身、最后很多还献了子孙，他们为沙洋农场的建设和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听说当时苗子湖等农场整体搬迁到远离沙洋的仙桃市郊等地，只留下了退休的老干警。搬迁那天，老干警们前去送别，望着远去的车队，依依不舍，泪流满面。我能体会到他们那种难以割舍的爱场之情。如今，他们空守着那片曾经为之奋斗过的土地，度过晚年，最终再长眠在这块土地上。现在新一辈的公安干警也很不容易。他们常年辛勤工作在改造、生产的第一线。党的劳改政策的不断完善，对公安干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沙洋农场的劳改已经从原来的历史反革命转变成刑事犯罪分子，二进宫的罪犯越来越多，给管教工作增添了难度。公安干警们的付出与他们得到的回报，也有很大的悬殊。但他们仍然克服困难，兢兢业业地做好本职工作，维持着社会的稳定与太平。沙洋农场的公安干警们一身清贫，默默无闻，不求名利，无私奉献，他们的精神，令人钦佩，令人感动。

与那些老一辈公安干警相比，父亲更幸运些。父亲去世后，我们将他的骨灰接回武汉，安葬在汉阳扁担山下、龙阳湖畔。父亲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回到了武汉。
随后，母亲一人在沙洋农场又生活了10年。她说她习惯了沙洋农场的生活，舍不得离开那里的同事朋友。
母亲80岁时，我们执意要把她接到武汉，跟我们一起生活。母亲终于同意了。我们托人把母亲的户口转到武汉。当时有人说，把老人接到武汉就行了，不必费神转户口，因为户口对一个老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可我们还是坚持要转。我知道，与他人相比，为母亲转户口，意义不一样。它的真正意义在于：40多年前，母亲的户口迁到沙洋，现在，又迁回武汉，一去一回，作为武汉人的母亲，会有一种叶落归根的感觉。
母亲从年轻时起，放弃了优越的城市生活，跟随父亲来到荒凉的沙洋农场，一呆就是40多年。她一辈子努力工作，一辈子照顾父亲，一辈子操劳持家，付出了很多，失去了很多。但她从没后悔，从未抱怨。只是当她一个人时，偶然会叹气地说：哎，几十年的人生，真如一场梦。
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回到武汉，她那一口标准的武汉话，给了她自信，很快就融入了武汉人的生活，过得充实愉快。我用一首打油诗来概括母亲每日的生活：
我亲爱的老妈妈，今年实岁八十八。
她的耳朵不算背，只是时常打点岔。
她的眼睛不算差，基本不用带老花。
她的兴趣不蛮多，两个爱好放不下。
清晨提着唱歌夹，公园学歌干劲大。
跟着一帮老姊妹，唱到十点才回家。
每天午餐碗放下，赶着去把毛线打。
虚心好学有耐心，打完小狗学南瓜。
围巾帽子和披风，还有一堆衣裤袜。
问她这些为谁打，只为她的重孙伢。
还有几句祝福话，我想献给我的妈。
健康长寿快活过，一直活到一零八。
十二、房子易主别沙洋
母亲到了武汉，我们在沙洋农场除了房子，什么也没有了。但在我心中，有我们房子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就有我们的牵挂。所以每每想到沙洋农场的房子，心里暖暖的。
然而，母亲今年高寿88了，她说以后再回沙洋农场不容易了。而且，房子多年无人居住，已经破旧了，我们以后不会再回去居住。因此，母亲多次提议，趁她健在，把房子卖掉。
遵从母亲的意愿，我们把她带回沙洋农场，带回我们曾经住过的家，让她再看一看那生活了几十年的沙洋农场、那住了几十年的家。同时，也由她亲自办理卖房手续（房子的户主是母亲）。
在回沙洋农场的高速公路上，母亲端坐在小车的前排，眼睛一直盯着前方。我肯定，她一定是浮想联翩。她在找寻当年的情景，她在搜索过去的记忆。因为她心里明白，这将是她最后一次回沙洋农场。她在与沙洋农场告别，与过去经历告别。

我自受伤以来，从未出过远门，最多只是在家门口的万松园路上溜达。但我也想最后看看沙洋农场，所以，决定随母亲一道前往。遗憾的是，为了保护好我的腰，一路上我都是躺在小车的后排，错过了沿路那熟悉的风景。在沙洋房产交易大厅，工作人员拿着交易合同问母亲：卖房是您的意愿吗？您同意吗？母亲坚定地回答：是我的意愿，我同意。在交房子钥匙的一刹那，我只觉得喉咙发紧，鼻子发酸。我看了一眼母亲，我佩服她的克制力，她一脸的平静。当时要是母亲落泪，我一定会大哭一场。我们曾经住过的房子，已经易主改姓，我们在沙洋农场真的是一无所有了。以后还有机会再回沙洋农场吗？难忘的过去，难得的经历，难舍的情怀，难过的告别！沙洋农场，难说再见！

走进工交支队的大门，是一段长长的斜坡。坡的尽头，是工交支队的办公楼。70年代，这栋三层办公楼，颇显高大。站在大门口，抬头仰视它时，容易让人联想到古时的衙门。这儿曾是我父母工作的地方。楼前，樟树成荫，空气宜人，孩子们常在这里玩耍。儿子小时候，把它亲切地称为“外婆桥”。

绕过办公楼，向左往下走，是让人垂涎的工交支队食堂，上下两层楼。我们在这里充分享受过沙洋农场特殊的优越。食堂曾勾起好多人的食欲，令无数人羡慕。可如今，它已烟熄火熄，风光不再，变成了职工的住宅楼。现在，人们已经习惯了自己买菜做饭。

父母的好朋友。

这是我们住过的楼房。1980年，我家从小平房搬进去时，感觉住进了天堂。它曾是沙洋农场质量上乘、最“豪华”的楼房。这次回去，邻居们看到我们，纷纷出来寒暄。我发现，工交支队老了，我们住过的楼房老了，邻居们老了，原来我自己也老了。

我家在一单元。楼房已经陈旧，向人们述说着它的沧桑与变迁；门口堆满了捡来的柴禾，向人们展示着居民们的节俭与勤劳。

父母的老邻居。

这是我的家，因为长期无人居住，已经破旧不堪，但站在这里，我仍然感觉很亲切。在这扇门后，我们一家人和睦地生活了几十年。这扇门的里面，是一个宽大的三室一厅。客厅正正方方的。客厅的一扇门通向主卧，一扇门通向后阳台。客厅的一侧墙内，有一个储藏室，里面可以堆放好多杂物。三间卧室，两间朝南，一间朝北。主卧有一个阳台。南北卧之间，是个长长的通道。盛夏，母亲常常在这里摆放一张竹床。打开南北卧室的窗户，穿堂风过，非常凉快。躺在竹床上，是一种享受。客厅的后面是后阳台。后阳台正方型，约6平米，四周用玻璃密封，就成了我家的餐厅。

楼房的后面，每家有一间鸡房，这是我家的鸡房。我们曾在里面养过鸡，后来又用它装过煤。现在，它成了别家的菜园子。

我儿时的小伙伴。

离开我家老房子前，我和母亲在家门前又留了个影，留下我们珍贵的记忆！

朋友的评论：
一．跟随父亲去沙洋
赵铭：那时候，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
殷朴：人在旅途，颠簸于车上.细读了回忆，哦，那年沙洋有码头有港口，见过帆船，还有久违的“下汉口”。
二．童心童趣最难忘
廖雨浓：一方院子，几棵果树可能是俺们接下来的理想了。顺便说一声，俺也有撒开脚丫子满处飞的童年。
银珍：美女老同学真是佩服你的记忆力，纠正一下我们躲猫猫的晒场上堆的是棉籽不是棉籽壳，棉籽是结实的棉籽壳是松的，要不然怎么能挖洞咧？好期待你的下一篇，才女看你的的回忆录仿佛回到了儿时
殷朴：在“伟森特”的呼啸中欣赏着你的回忆，有趣。那把锁贵哟！再说那个年头别说从外省就是从武汉赶到沙洋，那舟车劳顿的细节岂是现代人所能想象的到呢？
晏继红：在油厂偷吃豆饼的事咱也干过！
三．父亲文革遭祸殃
周维玲：唉，我父亲也在文革挨批斗了，所谓的四类分子。惨啊！你写的我看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周维玲：我对那场文革是恨之入骨的，不仅父母遭殃，而且耽误了我们这代人，没书读，还下乡，好在恢复高考。
殷朴：  博主应该在和我的交流中知道我对那段不堪回首往事的态度，不赘述。再苦难的事也要找点儿乐。老师：你那“走资派”的爹抽的烟并不算最便宜哩，“大公鸡”是一毛五一包，还有更便宜的“红花”是九分钱一包。你倒调起我去翻看翻拍几十年不曾动过的儿时积攒的烟盒了。已拍下，回头传给你。这些烟我都买过抽过。
四．物资丰富赛小康
廖雨浓：你这儿完全实现了共产主义。各种羡慕嫉妒恨呀!
周维玲：所以我一直认为，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现在吃的喝的哪能和过去的比呀？
殷朴：计划经济时代美好令人回味！无偿剥夺旧党政军人员劳动成果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大伙房、小伙房走进了我们的记忆。
殷朴：老师：沙农当年西瓜吃法惯坏了我，腻歪了一丫丫一片片地吃西瓜。
晏继红：的确如此！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沙洋农场“白银黄金”(棉花，黄豆)堆满山。
五．高中阶段不快乐
廖雨浓：其实小孩子最怕和别人不一样了的。
廖雨浓：想起小时候大人骂我们的一句话: 跟别个不同款些!
廖蓉：看到这里终于有点同感了，时代的烙印就这么地相像：我是带着“娇矫”二字进的中学（当时还哭着找小学老师要求改写一下，结果被老师数落一顿），在读书期间一直担任学习委员兼数学课代表，就是一直没当过班长，所以落得现在一直被使唤呢！
周维玲：真像啊！我入团多次没批，到师范才入团呢！可恶的文革！
六．知青岁月不艰苦
周维玲：真幸福！我们的下乡生活惨不忍睹。
安青：一口气读完了你的“沙洋农场——难说再见”的六个篇章，真是感概万分。跟着你的叙述同时进入了儿时的回忆之中。想想，儿时的我们是多么的幸福，多么的快乐，多么的无忧无虑。只是无奈的文化大革命提前击碎了我们儿时的梦想，让我们过早地成熟了，备受摧残的心灵变得坚强起来。虽然父亲被揪了出来，但我们还是一样地参加单位的斗批改，参加单位的政治学习，用革命的外衣把小小年纪的自己装扮得更革命。半夜三更起来游行，高呼革命口号，排练文艺节目来歌颂文化大革命、歌颂党、歌颂毛主席，跟着大人们一起发言，上台表决心，写大字报揭露“封资修”等等，这些都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想到这些，我的心里除了遗憾之外就是难过，难受，特别是我父亲受到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报复和非人的摧残，让我更加痛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虽然，这些早就过去了，可是一提起来就止不住要多说两句啦。
安青：虽然我们一起长大，但长大以后你的故事就听的少了。这次文章中说过的好多事我还是第一次知道，通过你的文章也更多的了解你和你的家庭了，衷心祝福你永远幸福快乐，全家安康！
廖雨浓：运气也太好了吧，连下放的生活都这么嗨皮，难怪难说再见呢，那地方就人间仙境啊！
殷朴：往事并不如烟，你浓缩的有滋有味了。那年代从未想过像今天这样什么中考高考，那毁人不倦的十年啊，乃至更长的时间，作孽！历史终将会彻底清算的。

七．选择执教回母校
廖雨浓：大概每个新手老师都有一段噩梦吧，亲爱的戴老师也不例外啊！
廖雨浓：刚拜师那会儿，你对我说，亲其师，信其道。当时我只能理解字面意思，多年之后才真正践行了这句话。知易行难啊！现在非常确认，情商智商哪块缺一点都不能当一个好老师啊！
周维玲：我一直很纳闷，你的成绩那么好，恢复高考那年你怎么没参加，你应该上一本才对，为什么到沙师和我们混？呵呵
八．脱产进修觅真爱
周维玲：哎呀，笑死我了，是谁居然如此愚昧？哈哈！你们的地下工作干得不错哟，在学校压根没发现你们的苗头，对老师的佩服不只你一个，怎么就你如此好运呢？写得让人羡慕嫉妒恨！呵呵
程琼香：我肯定地负责任地说：是你用那双勾魂的眼睛勾引的我老师!我老师是何等聪明之人!所以也用那双专聚的眼光死盯着你!所以你们之间语言就显得多余了!
王玉玲：今天一口气看到这里，作为傍观者，我觉得你们走到一起是两个人的幸运。
戴苡菡：哈哈，好传奇的经历啊，文笔还真好，回忆得真细啊，师生恋，太浪漫了吧！
安青：这篇读的最开心，祝福你，小妹，沙洋进修觅真爱！
殷朴： 呵呵，看完这篇，想起凡是都是姻缘和因缘，祝福你们！
静姨妈：好感人啊，我们也想听听两位老师的讲课呢，几时安排哈，给我们全家上一课。
九．工人身份变干警
殷朴：“严打”是1983年夏季，准确点是暑假。
殷朴：老师：您那“以工代干”莫非就是现在常替公安挡风的“临时工”呵呵。神农架山弯道拜读了.
廖雨浓：昨天饭间一挨踢男, 以前居然是沙洋农场的狱警, 惊讶之余问他, 为什么要从那么一个福利优厚的地方出来. 他说那里根本不好，每天还要带犯人一起劳动。有犯人说: 我们只是坐几年牢, 你们要坐一辈子。 一声叹息啊, 戴老师笔下的人间乐土!
十．夫妻团聚在武汉
周维玲：哎，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只不过，你的结果是完美的，而我的是悲催的！
十一．八十老母叶归根
安青：后面几篇写得越来越精彩，读后还真是余味无穷……
 殷朴：感伤，读完这篇，更加深了我们是没根的一代的感觉。个中滋味尤以清明节为甚，一言难尽。另：把建制拆到沔阳即仙桃的是苗子湖监狱。听说漳湖垸、四场、马良建制的监狱都要另搬他处了，有的已是进行时中。
十二．房子易主别沙洋
廖雨浓：为什么要卖呢？留着也是个念想啊！
安青：88岁的高龄啊，还那么的坚强，那么的健壮，那么的思路清晰，还能亲自回沙洋处理房子之事，真是佩服极了，真诚的祝福陶阿姨长命百岁！
安青：就在上月底我还回了一趟沙洋，去看望我那年迈的老母亲，看望住在沙洋的亲人。在很多年之前还可以看到你，我最老的朋友，我儿时最好的伙伴，可是这一切早已过去。世事境迁，现在你与沙洋已经没有一点儿牵连了，人走了，老房子也卖了，剩下的只有这数万字的回忆了。
看到照片，感觉很熟悉，很亲切，这样的一些场景永远都存在你的心里，同时也刻在我的心里。
殷朴：老师：我8月3号、4号住在你说的那个大院马路对面的蓝天酒店。你拍的旧工交机关大楼，是俺放车的地方，有相为证，回头传给你共享。

难忘鸡鸣嘴

（2015年12月）

 12月18号，对我来说是个值得记忆的日子。四十年前的今天，我带着大红花，提着行李箱，跟随我的高中同学们，在欢送的鞭炮声和锣鼓声中，一起登上了工交支队的大卡车，来到沙洋农场三场知青点，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活。那年，我十八岁。
我是家里的独生女，按当时政策，应该留父母身边，直接就业。但我实在舍不得我的小伙伴们，于是哭着、闹着非要跟大部队一起下放不可。我直接找到工交支队政治处的刘叔叔，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不走，一副不达目的誓不休的样子。父母没撤了，刘叔叔没法了，最后，他们答应了我的请求。
我们的知青点设在原“三高”五七干校的遗址。“三高”五七干校创办于1969年“文革”期间，它坐落在沙洋农场三场鸡鸣嘴。当时，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约两千多名检察官、法官、干警及他们的家属下放到这里劳动、学习，接受锻炼。干校前后历时7年。
1975年9月，随着大批五七战士的回城，鸡鸣嘴“三高”五七干校被选为沙洋农场一中，三中，马良中学知青的劳动地点，对外称沙农三场知青点。先后有300余名知青下放到此劳动锻炼。我便是第一批下放的知青。我们住的是“三高”五七干校留下来的楼房，接手了他们的大田、厨房、菜地、猪圈等。
我们知青点的书记叫赵传勤，指导员是李明玉，知青点有两位队长，一位是吴队，一位是李队，知青干事叫陈红。
我们到达知青点后的几天，是按父母所在的单位，临时住宿、学习。所以，开始时，我们工交支队的小伙伴们吃住都在一起。
后来，我们知青点成立了四个排，分别是一排、二排、文体排和杂务排。一排、二排是大田排，劳动任务就是种田。我们知青点有450亩地，主要是种植棉花和黄豆。杂务排主要是做好后勤服务工作，打理全队知青的一日三餐，种植蔬菜，养殖猪、鸡、鸭、鱼，为知青提供起码的生活物质。文体排下有男、女篮球队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队共有27位队员，李循担任队长。宣传队又分成两个班，我被分配到宣传队文艺九班。我班成员有：李银珍、刘春华、夏丹丹、汪萍、黄玉琴、贾文华、杨松、张金山、徐宝平、李循、李跃进、侯卫平、徐毅和我。
我们的宿舍在女生大楼二楼的第一个房间。我跟刘春华和黄玉琴同住一个套间，我和刘春华住里间，黄玉琴住外间。我们三人和睦友好相处，从未闹过矛盾。
我们每人每月工资25.5元，这个收入在当时来说，还算不错。我们长期吃住在知青点，半个月休息一天，根本没花钱的机会。我们听铃声起居、出工、进餐。我们有自己的食堂，杂务排的知青就是食堂掌勺的大师傅。我们那时生活很艰苦，每天每人粮食定量。在那种缺油少肉的时节，我们几乎顿顿吃白菜，冬瓜和南瓜，往往还不等收工，肚子就饿得咕咕叫了。所以我们收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火速奔向食堂，解决饥饿问题。打饭的队伍排成长龙，敲碗的敲碗，说话的说话，整个食堂闹闹哄哄。那时我们急切盼望回家休息，有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想回家打牙祭，顺便带点诸如炸辣椒、臭腐乳、萝卜干之类的咸菜回来下饭。我从小特别喜欢吃零食，在知青点里，根本没有零食。所以每次回家，妈妈就为我用猪油炒面粉，加糖，然后用瓶子装好，让我背回知青点。我把炒面锁进我的木箱里，收工后就往口里塞一口，美得不行，感觉比什么都好吃。
到知青点，我们学会了走路。三场下属的中队之间距离遥远，我们下去劳动，都是走着去。几百号人，排着队，浩浩荡荡，颇为壮观。我们工交支队离知青点二十多里路，每逢休息，我们同学相邀，边走边玩，路上常常花费好几个小时。
刚去知青点时，正值寒冬腊月，洗衣服是个大问题。每次洗衣服，我们得把大脚盆抬到楼下的自来水处清洗。自来水凉得不行，衣服没洗完，手就冻成了红萝卜。
我们在知青点的劳动分几个阶段：
12月份，棉花已经捡完了，我们的任务就是到附近各队帮忙拔棉杆，把棉杆上捡剩的棉桃摘下来，把棉桃里面的棉花剥出来。
年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集肥。按家庭住址，我们家住工交的知青分成一个组，队里给我们配了一辆板车。我们一行七、八个人，拖着板车回工交，沿路捡牛粪、马粪。每每看见一堆牛粪，我们便欣喜若狂，用随身带的铁锨将粪装上板车，完全不知脏臭。捡满一车后，我们再拖着沉重的板车，把肥料送回知青点。工交离知青点二十几里路，我们累了就歇，歇了又走，一路欢笑一路歌，开心得不行。
年后，我们宣传队的任务来了，知青点领导要我们暂时停止大田作业，专心排练节目，在一个月内交出一整台节目，到三场各中队巡回演出。在动员会上，大家兴奋不已，跃跃欲试，纷纷表决心。随后的日子里，我们从早到晚都在知青点后面的仓库里排练。虽然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但每天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一件事情，枯燥、劳累，使得我们开始的激情慢慢消退，没办法，时间紧，任务重，大家还是努力着、坚持着。
我在宣传队里，什么都会点，但什么都不精。缺跳舞的，我就跳舞，表演唱缺人，我也能上。舞蹈和表演唱这两个节目形式都属集体项目，大家的动作要统一，队形要到位，就得一遍一遍地练。我非常羡慕乐队的同学，他们不用按时集合，每拿到一个歌单，可以自己在宿舍里独练，熟练了，一起合几遍就行了。他们比我们更自由，更自在。当时刚好我们宣传队有一把闲置的三弦，我就跟李循说，我要学三弦，我要进乐队，他答应了。于是，我把三弦抱回了宿舍，关起门来，刻苦学习。开始拨弦，就像弹棉花。功夫不负有心人，慢慢地我的三弦有点调调了，再不久，我真的进了乐队，而且充当“南郭先生”，登上了乐器合奏的舞台。
一台晚会，必须有一个主打节目，我们宣传队的主打节目就是“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大型歌舞节目。在这个节目中，有独唱、合唱、舞蹈等各种表演形式。各个小节目通过大段朗诵词串连在一起，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在选择女领诵人时，李循推荐了我。我胆大，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角色。
仍然是刻苦练习，仍然是不断完善。朗诵词的每个字，我们都要求自己做到发音准确；朗诵词的每句话，我们都要求自己做到情感充沛。不求最好，只求更好。为这个节目，我们还专程从沙洋街上租来红军服。当我们戴上军帽，穿上军装，打上绑腿时，一个个看起来真的像红军战士。
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我们终于按时完成了任务，奉献出了一台在当时来说还算不错的节目。节目出台后，我们分别到三场各中队演出；到三场场部演出；到其它农场演出。我们的演出，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我们的朗诵，也得到了观众的肯定。通过这次朗诵实战，我的普通话水平有很大的提高，以至于后来在沙洋师范举办的各类朗诵大赛中，我都能获奖。后来在武汉市中小学教师普通话测试中，我获得了2级甲等证书。
我们女生特别喜欢化妆，那时我们演出画的是油彩妆。晚上要演出，我们从午饭后就开始忙活，一画几小时。脸不断地画了洗，洗了画，生生地疼，但我们全然不顾。记得我们那时演出，都是大卡车把我们连人带道具一起拉到现场。条件虽然艰苦，但感觉很好。
接下来，正式进入棉花种植期。我们知青点共有450亩农田，主要种植棉花和黄豆。我们的演出暂时告一段落，我们宣传队的同学，随大田班的同学们一起下到农田，开始种植棉花。
棉花易生虫，而且越是天热越容易生虫。我们常用的治虫方法就是每次每班派几个人用背负式喷雾器给棉花打农药。虽然这是我最害怕做的事情，但每次我都主动要求去。我们打农药时，为防止毒性农药沾到皮肤，即使是大热天也要穿上厚厚的衣服，戴上厚厚的口罩。铁皮制成的背负式喷雾器自重不轻，再灌上满满一桶药水，背在背后，越发沉重。我们的左手还得不停地压压杆，右手拿着喷头，先从上往下喷，将棉叶的正面喷到，然后还要将喷嘴伸到枝叶下面朝上喷，将棉叶的反面也喷到。在棉田里一趟走下来，汗如雨下，腰酸背痛，湿淋淋的衣服贴在身上，难受得很。但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都坚持着，没有任何抱怨。
还不等自己亲手种植的棉花完全成熟，第一批招工工作就开始了。此次招工程序：民主推荐，领导批准。我成为第一批离开知青点的人选之一。当时有三个职业可供选择：一是到三场当拖拉机手。三场下面的分队都是大田作业，种植水稻和棉花，春耕秋收都离不了拖拉机。当拖拉机手，必须值夜班。我从小身体不好，吃不了那个苦，所以放弃了。二是到沙洋农场医院当护士。我喜欢护士这个职业，但胆子太小，害怕死人，所以也放弃了。三是到学校当老师。一中是沙洋农场最好的学校，我在那里完成了我的小学、初中及高中的学业，跟它多少有点感情，所以我选择了回母校当老师，开始了我36年漫长的教师生涯。
1976年8月6号，我离开了生活了七个多月的鸡鸣嘴，到一中正式报到。
1976年9月的一天，学校领导转交给我一封三场知青点发来的信函，通知我去荆门县参加优秀知识青年代表大会。原来，经沙洋农场三场青年队的推荐，我被评为荆门县优秀知青。与会代表大多是从农村推荐上来的。听着他们的发言，我才真正地了解到他们下放之路的坎坷，农村生活的艰辛。我很惭愧。与他们相比，我算不了什么。我只下放了短短7个多月，而且是下放到知青点。我没有做出多少贡献。我想我能成为优秀知青，不是我有多优秀，而是因为我是独生子女却自愿申请下放吧。这在当时并不多见。

2009年8月，我和老公特地回了一趟沙洋，专程去了鸡鸣嘴。我们准备从工交走到鸡鸣嘴，但还没走到三场，我便放弃了，我已经没有了当时来来回回步行的心态与体力，最终登上了沙农管理局开往马良的班车。

那趟鸡鸣嘴之行，让我很失望，记忆中的美好与那里的凄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昔人已随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即便是剪尽岁月千重影，也难以还原当年的本色。

但尽管如此，我静静地站在这块土地上，任思绪飞扬，似乎感觉到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在讲述着知青的故事，讲述着我们的欢乐，我们的悲伤，我们的笑，我们的歌……。
今天我回到这里，追寻当年的青春脚步，感受知青的青春脉搏，我为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深感莫大的幸福和荣耀。

为此，我感谢鸡鸣嘴！

我们三场知青点所在地（原沙洋“五.七”干校旧址）。

我们出工的必经之路，此路连接着我们的宿舍和大田。

我们的菜地一角。

我们的宿舍（二楼过道上门打开的那间）

我们的厕所。

我们回家的必经之路。

我们沙洋三农场青年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合影。

我们宣传队文艺九班合影。

我们沙农赴荆门上山下乡知青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合影。

补充说明：
1. 前两天，我们宣传队新建了一个群，取名：宣传队。原宣传队的27名成员，有19名成员加入了这个群。大家都期待着明年宣传队建队40周年的大聚会。
2. 当初宣传队给我们提供了锻炼的机会，教会了我们一些表演常识，让我们受益终身。现在，队长李循是“盈科”全国艺术团团长；朱红光是一名文工团优秀男高音；张明辉退休前一直在广播电台工作；李敏慧多次在单位组织的唱歌比赛中获奖；熊虹的歌声总是令大家称赞不已；于志英开办幼儿园，教孩子们唱唱跳跳，因为有的同学长期没联系，有些情况我不太清楚。不管怎么说，我们都热爱音乐，热爱舞蹈，感谢我们的宣传队！

3. 在群聊中，大家有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在明年聚会时，重演我们曾经出演过多次的“红军不怕远征难” 大型组歌，并推荐我继续担任女领诵人。这次我可能没有这个勇气揭榜了。我的声带双侧息肉，声音不亮了；我的普通话长期不说，发音不准了；我的记忆减退，记不住词了；我大病初愈，中气不足了。但我真心想欣赏同学们的表演，期待你们的演出把我再次带回到40年前！

“循梦”之感

（2015年12月）

第一时间走进了循的空间，拜读了循的文章：忆沙洋知青往事。佩服循的记忆力，我的思绪便随着循的文笔，重又回到了那个地方——鸡鸣咀。看完后，本可抢了个沙发，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最终放弃了。后来星和珍都看了，并且都留了言。珍的留言说得好：在中华大地上，有一块美丽富饶的地方，叫江汉平原，有一条美丽的千里长河叫汉江，美丽的汉江从美丽的江汉平原穿插而过，在美丽的汉江边上，修有一条美丽的千里长堤，这就是我家乡的长堤。家乡的长堤没有苏堤上红男绿女的相拥相吻的浪漫风情，也无六桥的巧夺天工，更无东坡等名人大家的青睐，可是在我的心中，她是我的梦，是我的情，是我的牵挂。她的留言说出了我的心声。
其实单说鸡鸣咀那个地方，给我的印象并不如循那么深刻。我75年12月18号下放，8月6号就抽回一中教书了。中间我还请了半个月的事假，所以我在那里就只呆了半年多的时间。而且在那半年里，我们宣传队很多时间都在排节目、演出，真正去大田劳动的时候并不太多。所以现在回想起来，没有劳动的辛苦，没有生活的简朴，留下的只有愉快的回忆。因此我在“沙洋农场——难说再见”一文中，把我的知青生活描写地非常好。我比循幸运，回来得早。循当时是宣传队的队长，宣传队刚刚组建，很多工作都离不开他，所以他在那里一干就是几年。据说他们后来的日子很辛苦。
2009年8月，我受伤前最后一次回沙洋，专程去了一趟鸡鸣咀，想找回当时的感觉，我准备从工交走到鸡鸣咀，但没走到三场，我便放弃了，我已经没有了当时来来回回步行的心态与体力，最终登上了管理局开往马良的班车。那趟鸡鸣咀之行，让我很失望，记忆中的美好与那里的凄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到处破烂不堪，荒无人烟。我拍了一组照片，但始终没有上传。这次看了循的照片，我又把原来我拍的照片翻了出来，把它们传到了群相册里。我给这个相册取名为“激情燃烧的地方”。其实我的激情并没有在那里燃烧，充其量不过磨出了一点火花，但就是这星星之火，在我的心中，始终没有熄灭。
我这个人从小没主见，一辈子坚持做的事情屈指可数，自愿申请下放，就是其中一件。当时我的家人，我的亲戚，我的朋友，都极力反对我去，但我哭着闹着非去不可。现在看来，我的坚持是对的。我用这短短半年时间，给自己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值得自己品味一生。为此，我感谢鸡鸣咀！
注：我上传的照片中，有两张是朴2012年从广州回去拍的。我问朴是不是版权所有，朴说：资源共享。于是我就采用了，在此谢了！
 
                  

我的“山楂树”

（2010年10月）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她披上外套，趿着拖鞋，走进书房，打开台灯，重又翻开了那本《山楂树之恋》。

最近，她痴迷于这棵“山楂树”。她看了这本小说，看了根据小说拍摄的电影，看了网友们的评论，看了记者对“静秋”的采访。她觉得，尽管她自己的家庭背景、人生经历和情感结局与静秋有着本质的区别，但还是存在着诸多的相似：她们同年出生，同年高中毕业，年轻时几乎有着同样的生活环境，几乎有着相同的生活经历。更巧的是，她的初恋男孩，在家排行也是老三，他的家人、邻居，也都习惯地称他为“老三”。

对什么事太过投入，便会使人产生错觉。前天她的老三出差归来，正好穿着白衬衣。她一下子迎了上去，莫名其妙地说了声：“老三，你真帅！”他诧异地盯着她。那时的她，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现实中的她，还是幻觉中的“静秋”。

“山楂树之恋”是纯情初恋的代名词，被誉为“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昨天她走进办公室，几个年轻人正在谈论《山楂树之恋》的电影。他们说这个电影太过平淡，大导演张艺谋居然把一场轰轰烈烈的初恋拍成了一杯索然无味的“白开水”。

那她的初恋又是什么呢？殊不知，她的初恋就是一杯白开水：平淡、无味，没有激情，没有浪漫。他俩相恋相爱近三年，居然连手指都没碰过。

这样的初恋，有回忆的意义和价值吗？但眼前的这棵“山楂树”，却一层层地拨开了她那许久懒得打开的记忆。

一

她出生于一个干部家庭，是家里的独生女，父母视她为掌上明珠。

幼年时，她家住在远离省城的一个小县城里。虽远离大城市，但从小她父母就让她过城里人的生活，吃的穿的用的，都是托人从武汉或上海采购的，她就像家里的小公主。

她父亲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具有典型的军人性格：严肃古板，正统直率，说一不二。从小，她就十分惧怕父亲。

她的家教是严厉的，家规是不容逾越的。同时，父母对她的呵护也是无微不至的。就是后来她参加了工作，只要晚上加班，她父母定会不辞劳苦，准时接送，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大雪漫天。他们觉得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容不得半点闪失。

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她单纯地就像一张白纸：纯洁、透明。

人都说她长得漂亮，进入中学后，她越发出落得水灵。特别是那一头黑油油的长发，那样的出众，那样的抢眼。她总是精心地把长发编成5股长辫，辫尖系两个红绸折成的蝴蝶结，每每一甩长辫，两个红蝴蝶就在空中飞舞。

女孩子漂亮，肯定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上初中时，有男生给她写“情书”。她当然是不屑一顾的。有时，她连看也没看，就将男同学的一片痴情随手扔进了垃圾篓。

二

她情窦初开，是在她高中毕业后。

（此处省略）

她立刻明白：她的父亲是不会让一个男孩用自行车托着自己的女儿的。

她更明白：父母误以为她在同那个男同学谈恋爱。那时，早恋为社会所不容，更为她的家庭所不容。

三

她只下放了8个月，就头顶“优秀知青”的光环，抽调到Y校教书。Y校是她的母校。她的小学、初中、高中的时光都是在那里度过的。

（此处省略）

由于她的矜持，时至今日，她都没向他表达过她的真实想法，也许，他直到如今都不知道她曾喜欢过他。她很想对她那时的任性说声对不起，并感谢他带给她那段美好的情感体验。

四

她与她的老三相遇是两年后的事。

Y校为了培养她，把她送到当地的一所中专进修英语，为期两年。他是她二年级的哲学课老师。

可他们的开始，却并不愉快。

她天资聪慧，学习刻苦。进校不久，就在班级脱颖而出，各科成绩名列前茅。读二年级时，由于该校英语师资匮乏，学校决定让她一边当学生，一边兼任一年级英语班的口语老师。学校还承诺：她自己的学业，除专业课外，其它科目可以免修免考。

这样，她在进修期间，既当学生，又当“先生”。整天忙得团团转。

期末考试就要到了，她更是焦头烂额，当老师的课要教，当学生的课要上；原来落下的课要补，已经学过的课要复习。

正在庆幸自己可以免考一些科目时，她接到了他的通知：哲学课考试不能免。她一听，傻了。原以为这门课可以免修免考的，她一次也没有听过他的课。

她找到他，恳求他，让她免考，或者划点复习范围什么的。他直摇头，说：“免考是不行的，复习范围也不好划。你还是自己先好好复习，考完了再说。”

她心里恨恨的：学校都同意我免考了，你却在中间作梗。无奈，她泪眼涟涟地翻开了哲学书。

哲学考试成绩出来了，她居然考了九十多分，她高兴极了。他对她的成绩也相当满意。他说：“我之所以逼你考试，不是跟你过不去，而是希望你能掌握点哲学知识，这些知识对你以后的人生会有用的。”

过去跟她交往或者共事的男孩，都是时时哄她开心，处处迁就她，而他却不一样。她开始关注他。

后来，学校调进了新的英语老师。她又回到了课堂，真正地当起了他的学生。

他的哲学课讲得棒极了。学问高深、枯燥无味的哲学理论，从他口中娓娓道出，就变得浅显易懂、生动有趣。他讲课条理清晰、重点突出、板书工整，语停铃响，干净利落。还有，他那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和他那带磁性的声音，让人陶醉。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

四年前，中央号召建立和谐社会，她所在的单位请他去作了一场专题报告。他的讲技不减当年，他的演讲还是那么具有吸引力，听后令与会的同事们赞叹不已。她坐在听众席中，感觉又回到了从前。

她是班上的学习委员，由于教学反馈、送交作业等教学工作的需要，她有必要经常与他联系。他是教师，不用坐班，办公的地点就是他的寝室，她有条件跟他单独接触。

与他相处，她发现他身上具有与众不同的优点：他酷爱学习。他的寝室就在她的教室前面，每天晚上，只要站在教室门口，就能透过他的窗口，看到他伏案攻读的身影，直至深夜。他志向远大。虽然只有中专学历，但他决意报考硕士研究生，并一直为此努力奋斗。他毅力顽强。他自学大学专业教材，自学大学英语课程，再苦再难也不退缩。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她坚信这一点。虽然当时她并不清楚自己的择偶标准是什么，但她知道她喜欢爱学习的人。

79年年初，她的家乡放映越剧《红楼梦》电影。由于影院有限，为了增加场次，电影24小时轮流放映。学校订的是凌晨3点40分的电影票。那天凌晨，同学们排好队，他随队前往。她那天有事，未能同去。

看完电影后，她的同学在寝室里议论到他，说他平常看起来蛮严肃，其实还蛮活泼的，说话也蛮幽默的。她们给他花生吃，还要他唱了印度电影《流浪者》中的“拉兹之歌”。她后悔没去，还有点吃醋。

她发现自己渐渐喜欢上了他。

五

她教室的旁边，有一个小花园，花红草绿的，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只要不下雨下雪，她每天早上6点半都会去那里读英语。

那也是他去食堂的必经之路，于是他们就像约好了似的，准时在那里见面。他拿着碗，她抱着书，一起感受着大自然的清新，畅快地聊着天。聊着聊着，她常常错过了早餐时间。因为有了这个精神早餐，她会觉得一整天都很快乐。要是偶然哪天没见，她会失落一天。每天这半个小时，是她盼望的、最快乐的时光。

中专学校有一个校办农场，农忙时，每个班的学生都要轮流下农场抢收抢种。79年初夏，轮到她们班去农场劳动一周，她便跟同学们一起，去了农场。

在农场，分配给她的活不重，只是在食堂里打打杂帮帮忙。可她内心里感到莫名的空虚，度日如年。见不到他，开始是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惶恐不安。而后是茶不思饭不香，夜不能寐。再后来整个人都崩溃了，卧床不起。老师和同学们都害怕极了，立刻派人用自行车将她送回家。

回家后，吃药打针都不见效。医生说她可能在农场太累了，需要休息。但当同学们都返校上课时，她不愿意继续在家呆着，执意要去学校。她知道自己得的什么病，她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良药。果然，一见到他，病就痊愈了。

后来的一段时间，只要有机会，她就会去他的寝室。在那里，她总是规规矩矩地坐在他为她准备的椅子上。她不会碰他的床。她隐隐约约地觉得床是个敏感的地方，而且他的床总是打理的一尘不染，让人不忍就坐。她会变魔术式地掏出一些小吃，两人边吃边聊。谈人生，谈学习，唯独没谈过爱情。他的知识面广，总有说不完的话题。而她更多的是坐在旁边静静地倾听。直到现在，他俩每晚散步时，他还是那么愿意跟她播报每日新闻，讲述发生在他身边的事，而她永远是他的忠实听众。

在他的寝室，偶尔会碰到别的同学和老师来访，两人会将自己掩饰地很好。直到毕业前，仍无人看出他们之间的那种微妙关系。他们认为他俩的交往，只是单纯的工作需要。

其间，她的一位英语老师也喜欢上了她。那时她们英语班只有一台大台式录音机，上课时就搬到教室，不用时就放在那个老师的寝室里。课余，她偶然会与同学结伴去听录音。自从知道了这位老师的真实想法后，她再也没登过他的门。这位老师还托她的好朋友把他寝室的钥匙转交给她，她也婉言谢绝了。在她心里，已经有了她的老三。

也许是她的矜持和含蓄，让他不能确信她对他的爱。也许是他认为恋爱的程序是不能少的，在她毕业前夕，他找到了她的班主任和她的一位好朋友，请他们帮忙牵线搭桥。

在离开学校的最后一个晚上，她的班主任把她叫到教室外面，很认真地跟她谈了这件事。班主任先是详细介绍了他的家庭情况，然后又把他的优点列举了一大堆。其实这一切，她早已了解得清清楚楚，但还是装出一副悉心倾听的样子，心里老想发笑。她真的无法把她的班主任跟红娘联系起来。抬头看看天上的明月，倒是越看越觉得她的班主任像“月下老人”。

她的那位好朋友找到她，在她面前也把他好好赞扬了一番。她的这位好朋友看起来还蛮像红娘的。她在心里又笑了。

他俩之间的那层薄薄的纸终于被捅破了。

六

再次相见时，她很拘谨，一双手不知道放哪里才好。临近春节，他们约定，先各自回家过年，征求双方家长意见。如果没有异议，初三她接他去她家，拜见她的父母。

大年初三一大早，她和她母亲去车站接他。大老远，就看见他抱着一大把塑料花，兴冲冲地朝她走来。那个年代，没有鲜花出售，送塑料花，已经够浪漫了。

通过和他接触，她的父母基本上认可了他。只有两点，希望他能尽快完善。一是要他尽快入党。那时，媒体不发达，中央文件都是通过书面文件一级一级地由上至下传达的，往往是先党内，后党外。她的父亲说：“他是一个政治老师，不能较早的听到党中央的声音，怎么教学？”二是要他尽早拿到大学文凭。77年恢复高考后，张铁生交白卷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人们又开始重视知识，重视文凭。而他只是一个留校任教的中专生。

她对她的父母说：“他工作学习都很努力，而且人又很聪明，他一定能成事的。”

正像她预料的那样，不到半年他就入了党。在没有大学学历的情况下，自学考上了武汉一所重点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主修哲学认识论。在校期间，他当上了系研究生的党支部书记，作为几百个研究生的唯一代表，还担任了学校研究生院的党委委员。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分配到省委的一个部门工作，职务级别步步高升，现在当上了副厅级干部。她常跟他开玩笑说：“我有旺夫相哦。”

她的父母同意他们继续交往，同时也列出了许多规定，诸如，夜晚不能出门；白天约会要打报告；一周只能见一次面；不允许有任何肢体接触，包括牵手等等等等。

进修结束后，她又回到了原来的Y校工作，依然住在家里，恪守着严格的家规。她的生活轨迹十分简单，两点一线：从家到校，从校到家。晚上学校要是办公或政治学习，她的父母依旧会风雨无阻地准时到校接她。

离开了中专学校，没有了跟他单独相处的时间和地点。只能盼望着每周日在她家的会面。

有一次，她感冒发烧了。他来她家时，她正躺在床上。他坐在她的床边，用手试了试她的额头体温。这一动作正好被她父亲看见了，她父亲马上把他叫了出去，要他不要太亲昵。她母亲立即为他搬了张椅子，让他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她父母觉得，青年男女应当授受不亲，即使是恋人，相互之间仍须保持一定的距离。

刚刚进入八十年代，电视机是稀有商品，她家是整个家属院中最早买电视的。邻居们好奇，晚上又没有其它业余活动，就常常相邀来她家看电视。他俩则更愿意呆在房里聊天。有时客厅里的电视太闹，他俩就把门关上。于是，她的父母又补充规定：有外人时，两人所在的房门必须打开。

他们恋爱一年多，唯一看了一场电影。电影票是她父母单位发的。电影的名字是《二泉映月》，挺伤感的那种。她从头哭到尾。其实，电影的内容她根本没看进去。她是为自己伤心，为自己悲哀。她那本应充满激情的初恋，被家规束缚地要死不活。心中的无奈和愤懑，终于在这个黑暗的空间里，找到了发泄的机会。她当时真希望，他能伸出手来，紧紧抓住她的手，给她温暖，给她力量。但他的手最终没有伸过来。

婚后，她多次问他：“为什么不抓紧那唯一的机会牵她的手?”他回答说：“你是严格家规禁锢下的‘瓷娃娃’，我能碰吗？”

七

无油无盐的日子就这么无奈的过着，她真想早日结束这种无味的日子。

一天晚饭后，她跟母亲到住房前的湖边散步。

她突然对她母亲说：“妈妈，我要结婚！”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她母亲吓了一跳，忙问：“出什么事了？”

她反问：“什么出什么事了？”

母亲再问：“突然提出要结婚，你跟他是不是有什么事了？”

她平静地说：“我跟他能有什么事？”

她母亲反过来安慰她，要是有什么事，妈妈有办法解决的，我们可以去武汉找红姐。她红姐那时是武汉协和医院妇产科的医生。

听后，她愤愤地说：“你们这样像看犯人一样的将我们看着管着，我们能有什么事？”

水到渠成，女儿总是要嫁出去的，她的父母终于同意了他们的结婚请求。

婚期一天一天的临近，她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惶恐。她根本不知道结婚是怎么回事。没人告诉她，她也没人问，只有自己偷偷跑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新婚必读》，躲在房里自己琢磨。看后还是不明白，因为那本书只是简单地介绍了怎样注意新婚卫生，而且讲的很含蓄。书中的内容，更多的是宣传避孕知识。那时已经提倡计划生育了。

新婚之夜，他们虽然显得有点无知，有点茫然，有点笨拙，有点无奈，甚至留下点笑料，但他们真真切切地把彼此的第一次完整地献给了对方。

八

现在，他俩经常饭后去公园散步。她总会自然地把手伸给他，而他会紧紧地握住她的手。与他牵手，她感到了温馨，感到了安全，感到了对逝去的弥补，也感到了莫大的欣慰和满足。

她跟她的老三都是初恋，尽管他们的初恋是酸楚的，但终成正果，他们最终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三十年过去了，他们相濡以沫，恩恩爱爱，生活得幸福美满。

她比静秋更幸运！

她和她的老三。

儿时的绿豆汤
（2017年5月）
说起绿豆汤，油孩们对它应该都有着特殊的情结，我也没能例外。
1962年，父亲调到沙洋农场油厂任副厂长，五岁的我便随父母一起搬到了油厂。
那年月，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城里缺吃少喝，沙洋农场自给自足，生活还过得去，所以，我们从武汉到那里很快就适应了。
油厂是榨油的地方，工作强度大。每到夏季，气温超过35度，厂里食堂就会煮绿豆汤，里面加点白糖，送到办公室和车间，给大家伙防暑降温。
记得很清楚，下午3点多钟，食堂师傅煮好绿豆汤，用大号茶桶装着，里面放个大勺，抬到车间和办公室。大家很守规矩，拿着搪瓷水杯，装上半杯绿豆汤便默默走开。
平时我们下午要上学，但每逢暑假，下午的这个时候，我们油孩儿都会立马出现在那里。爸妈舍不得喝的绿豆汤，都进了我们的胃。
最后茶桶里多出来的一点绿豆汤，油孩儿是不会放过的。我们总是拿着大大的汤勺，很有耐心地在茶桶里捞出剩下为数不多的绿豆。一旦多捞了几粒，便欣喜若狂。
我父亲17岁参军，参军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军人作风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从不屑为我去打绿豆汤，也不允许我做出那种“馋样”。倒是我妈妈每次会把她自己水杯里的绿豆汤省给我。
那时我就想，等我长大了，一定经常煮绿豆汤，而且一定把绿豆放得多多的！
从那时起，我就特别喜欢喝绿豆汤。以至到现在，我仍会经常煮绿豆汤，而且每次放很多的绿豆，几乎把绿豆汤变成了绿豆饭。
每当我端着绿豆汤，我都会回忆起我童年时代的那难忘的一幕。
现在知道了，多吃绿豆，好处多多，清热解毒、止渴消暑。夏天又到了，油孩们，多喝绿豆汤吧！

重回一中。站在原来的办公室前，一切既亲切熟悉，又恍如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