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牵梦绕昆仑情

情系冰峰哨卡

　　惊悉老首长岳辉主任仙逝，心情十分悲痛。岳主任是位老边防、老高原、老基层。他爱党爱国爱边防，吃苦耐劳，不怕牺牲，为祖国的边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我们永远怀念他。现重新发表他生前的一篇回忆文章，以此悼念岳主任这位可亲可敬的老首长。



魂牵梦绕昆仑情

作者　岳辉

作者简介：岳辉，1936年10月11日生，甘肃天水市秦安县新阳镇岳家村人，1956年1月入伍，曾转战于帕米尔高原、喜玛拉雅山、喀喇昆仑山。1961年神仙湾由季节卡改为长年卡时在该卡守防。1975年12月调边防十三团任政治处主任。是创造神仙湾精神的参与者，也是喀喇昆仑精神的实践者，宣传者，传承者。

苦尽甘来走上革命路

　　旧社会，我有一个苦难的童年。我们一家七口，父母和我五个兄弟，全靠父亲长年在外给地主扛长工养活，一家人过着衣不遮体，食不饱腹的日子。为了活命，后来父亲把年纪很小的大哥也带到地主家干活。四弟从小身体不好，营养不良，得病无钱医治，五岁那年就死了。母亲悲痛欲绝，也在病饿的折磨下去世了。因为父亲和大哥给地主家做工离家远，我当时才十三岁带着三岁、七岁两个弟弟过日子，那没娘的孩子真是可怜。后来解放了，我们家分到了土地，当家做了主人。记得有一次，父亲买回来能做三件衣服的洋布，要给我和两个弟弟每人做一件上衣，我和弟弟高兴的一个晚上睡不着觉。

1955年秋季，一天，我正在地里干活，父亲从外面回来对我说，乡政府在招兵，你去当兵吧，队伍上能吃饱饭，穿上分季节的衣裳。我立即赶到乡镇府去了报名。参军走的那天，父亲放声大哭，我心里明白，苦孩子要出远门，难分难舍啊！我是流着泪到秦安城军营里的。

1956年12月，公安军新疆军士教导营结业留念。

熬过寒冬的人才知道太阳的温暖；吃过旧社会苦的人懂得珍惜幸福生活。到了部队，我浑身好象有使不完的劲，样样工作都干在前面。当兵第一年就取得骄人的成绩：到部队十个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提为班长；当年被评为出席新疆军区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部队还把我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军士教导营的班长骨干培训班培训。我当班长的第二年，我们班不仅样样工作走在连队前列，而且各项训练课目成绩优异，为此，团里还给予我军旗前照相的奖励。

攀登珠穆朗玛峰

1958年6月，我所在的边防二团五连奉命到帕米尔高原守防，我们从疏勒出发，骑马走了13天才到塔什库尔干方向的红其拉甫，我们边防二团五连连部设在这里，我们连守着三个国家的边界线。一排驻苏布拉克哨卡（中阿），二排驻水布浪沟哨卡（中巴)，三排驻明铁克哨卡（中苏），我是一排三班长，带着一个班先是跟随张大忠排长守防苏布拉克，后又调到红其拉甫哨卡。

1958年年底，国家登山队计划攀登珠穆朗玛峰，从新疆高原部队选拔6名登山队员，我有幸被选中。入选国家登山队的还有我的同乡、战友武清国，后来，他因身体原因提前归队了。1959年，在胜利山战斗中临危不惧，英勇牺牲。登山队原计划1959年豋珠穆朗玛峰，后因西藏达赖叛乱，社会动荡，计划取消，当年改登“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在这里我登上了7546米的顶峰，成为国家一级运动员。

　　1960年开始向珠穆朗玛峰进军。春节过后，我们就到拉萨做适应性训练。3月19日，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运动员集聚珠峰脚下，在海拔5120米的一片谷地上建起了向珠穆朗玛峰发起冲击的大本营。遥望巍峨宏大、气势磅礴的珠穆朗玛峰感到无比震撼。从北坡登珠峰，必须越过两个最艰险的地带——“北坳”和“第二台阶”。北坳是珠峰与北峰之间的鞍部，坡度平均70度，象一座城墙屹立在珠峰腰部。积雪深不可测，是珠峰最危险的冰崩和雪崩地区。

　　登山队来到北坳，面对笔陡的冰川，大家一时束手无策。这时我主动向登山队长史占春请缨，让我前往北坳顶部勘察。史队长说，上北坳风险很大，你毕竟不是专业登山队员，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我说我是军人，是班长，又是共产党员，关键时刻要起模范带头作用，第一道难关，应该由我带队发起冲击。史队长最终批准了我的请求，我带领三名藏族队员，开拓前进。一根尼龙绳把我们四个人连在一起，每隔5米连一个人，我在最前面开路，先用冰镐在冰壁刨出脚窝，每刨一个脚窝向上攀爬一步。攀爬在陡峭的岩壁天路上，危机四伏，险象环生，一不小心，就可能摔下悬崖，粉身碎骨。经过艰难攀爬，我们终于到达7007米的北坳顶端。后面的队员沿着我们开凿足印攀登，在北坳顶部固定了两条尼龙绳，有了这两根绳索上下方便了许多，最终在北坳建立了临时营地。

　　我们这次探索性攀登，了解了北坳的具体情况，积累了经验，为后来的攀登打下了基础。为此，我受到了史占春队长的高度赞扬，并在大本营突击主峰誓师大会上给我发了物资奖励。在全体队员的共同努力下，1960年5月25日，以王富洲、贡布、屈银华为代表的中国登山队成功登顶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这是中国人首次站上地球之巅，也是人类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开创了中国现代登山运动乃至中国体育的新纪元。

　　登山训练间隙，我随国家登山队回北京休整，正赶上1959年国庆节，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十月一日这天，我有幸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庆祝活动。我们登山队被安排在天安门城楼西南侧的广场上，距天安门城楼很近，在这里我第一次亲眼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近距离见到毛主席，激动的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1964年，我在连队任指导员，我们团是南疆军区大比武先进单位，我作为先进单位代表进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接见，这些是我一生的光荣。

中国登山队登顶珠峰50周年座谈会

2010年5月31日，纪念中国登山队首次登顶珠穆朗玛峰50周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出席座谈会并讲话。我为自己经历过生活的种种磨难，还能参加这次座该会，还能见到当年一起攀登珠峰的队友感到十分高兴和自豪。

守防神仙湾

攀登珠峰的任务完成后，中印边境形势紧张，我十分怀念我的战友武清国，暗下决心，有机会一定替他报仇。于是我主动要求返回了部队。1961年我又随部队到喀喇昆仑山守防。这时我已经提干，在连队任排长。连长是老边防、老高原张大忠。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1956年，就是张大忠带着小分队到神仙湾设的卡。不过当时他还是排长，而历史资料记载的都是“副连长张大中”带着小分队到喀喇昆仑山口设卡，这是不准确的。张大忠当副连长，那是神仙湾设卡两年后1958年的事。神仙湾哨卡设在距喀喇昆仑山口9公里处的无名高地上，当时给哨卡起什么名字在团里还经过一番争论。设卡回来的同志说，站在山坡上，脚下云雾缭绕，如同进入仙境，哨卡就叫神仙湾吧!也有人反对说，这世界上哪有神仙，信鬼信神是封建迷信。最后还是团里的文化人——田副团长给予了肯定。田副团长叫田武，原是二军的侦察参谋，曾三次深入藏北勘察新藏公路，1955年就到过喀喇昆仑山口设伏，侦察。他说，神仙湾这个名字好，我去那里勘察过，从哨卡到喀喇昆仑山口一共要拐八个弯，它形象地说明了哨卡的环境，同时也展现了边防战士浪漫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1959年8月20日，经中央军委正式命名，“神仙湾”出现在共和国的军事地图上。

神仙湾哨卡设立后，当时定为季节卡，防守在苏盖提的连队每年夏天到这里巡逻、潜伏。1961年夏天，张大忠连长又一次带着我们排进驻神仙湾。因为这次要将季节卡改为长年卡，我们提前做了充分准备。6月中旬的一天，我们排全体人员，加上机要、电台、医生等配属人员共53人，拉着47峰骆驼，带着柴草、粮秣从三十里营房浩浩荡荡向着神仙湾哨卡进发。第一天翻越苏盖提达坂，坡陡路滑，达坂上积雪很厚，走了一整天也没翻过达坂，只好在达坂上挖开积雪露营，夜里冻得睡不着，连长让我给大家讲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故事。经过４天的艰难拔涉，终于到了神仙湾。说是哨卡，其实就是简易阵地上支一口大锅，搭几顶帐篷。很快进入冬季，帐篷里冷得象冰窖。幸好，一次我们去边境巡逻，在一条山沟里发现一顶被商人遗弃的帐篷，里面堆满了毛毡，经请示上级同意，我们把毛毡拉回来，张大忠连长给我们每人发了两条，铺在铺下，挡住了不少寒气。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流行的一首歌曲《毛主席的话儿记在咱们的心坎里》，歌词是神仙湾哨卡生活的真实写照：“喀喇昆仑冰雪封，哨卡设在云雾中，山当书案月当灯，盖着蓝天铺着地”。对歌词“青石板上烙大饼，罐头盒里煮大米”许多人不理解，这里我要解释一下。那年我们上卡时间不长，带去的唯一一口大铁锅因使用时间太久被烧烂了一个大洞，漏水漏油既不能炒菜，也不能做饭。大雪封山，要让下面送口锅来如同科学幻想。连长让我们把铁锅打烂，每个班拿上几块，调皮的战士还拿着当锣敲，各班在铁锅片上摊煎饼，烙饼子。但这样容易烧焦烧糊，没办法，只有找来青石板，在那上面摊饼子。但做米饭还是没办法，只有在罐头合里煮成半生不熟的稀饭。直到第二年6月，驼队上来才送上一口锅。

　　尽管吃饭没锅，但大家还是斗志昂扬地战斗在边防线上，除了执勤巡逻外，还加紧打坑道，修工事，开展哨卡的基础建设。后来一位叫毛民生的战士填了一首词展现我们的战斗生活，《清平乐 修碉堡》：风雪漫天，欲蔽昆仑山，锹镐飞舞银浪翻，健儿战犹酣。不怕高山缺氧，何惧冰冻风寒，组成天罗地网，敌人胆敢来犯！那时连队有文化的人很少，觉得会写诗的人太有才了。后来哨卡修通了公路，盖起了营房，各方面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转战天文点

1962年中印边境形势紧张，我们排被调至天文点哨卡开展反蚕食斗争。到天文点哨卡后，我们排驻守5908高地，负责监视对方9号卡的印军动向。一时间战云密布，天文点成了反蚕食斗争的指挥中心。前指司令员何家产从新疆军区开完作战会议，急忙赶往前线，因为旅途劳累加上高山反应，到了天文点哨卡就昏倒了。经抢救苏醒后，硬挣扎着要到前沿阵地勘察地形，观察敌情，部署作战。我们连的战士于心不忍，轮流将他背上山头阵地。

战前，天文点集中了大批作战物资，我奉命带着驼队将这些物资转运至各个点位，每天穿越在高山峡谷之中，风餐露宿。饿了啃些干馕，渴了喝些雪水，晚上睡觉靠在骆驼肚子上取暖。连冻带饿，我患上了要命的高原肺水肿，幸亏抢救及时，才捡回了一条命。

在收复5900高地的战斗中，我排二班长于振基带着突击组，冒着敌人密集的子弹，向敌方阵地猛打猛冲。当通过一片洼地时，突然“轰”的一声巨响，敌人投来的一颗手榴弹在战士罗哲根身边爆炸了。罗哲根将炸出的肠子塞进体内，继续坚持战斗，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在边境地区反蚕食的斗争中，我们排先后有两位副排长都牺牲了。一个叫王虎儿，一个叫朱稍本。他们俩都因在执行任务中，得了重感冒引起肺水而离世的。王虎儿副排长去世后，连队派我连夜护送他的遗体去康西瓦烈士陵园安葬。月朗星稀的夜晚，路况不好，汽车剧烈的颠簸，我坐在汽车大厢上，扶着副排长的遗体，送他最后一程。

梦萦赛图拉

1975年12月，我由步兵十七团政治处副主任调任边防十三团政治处主任。当时部队刚刚组建，人员来自全疆各个部队，各种思想情绪纷繁复杂。面对新的形势、任务和部队思想状况，我与杨广田政委就团里的政治工作多次交换意见，也进行过促膝长谈，最终我们俩达成共识：继续高扬神仙湾哨卡这面旗帜，这是凝聚人心，艰苦奋斗的精神支柱。边防十三团接替六师防务后，我又一次到三十里前指守防，这时高原边防生活条件有了根本改变。条件越好，越怀念那些为守卫边防而献出生命的战友。

　　1976年，边防十三团首次接防，政治处主任岳辉在三十里营房天空防区指挥部

　　在攀登慕士塔格峰之前，武清国因身体原因提前归队了，分手时我们约定喀喇昆仑见，但当我回到部队，来到喀喇昆仑，我们已是阴阳两隔。我在天文点哨卡任指导员那年，入冬时，教导员沈鹏生路过天文点到神仙湾蹲点，我见他病怏怏的样子，劝他别往前走了，下山看病，他执意要去神仙湾留冬，最终被脑瘤夺去了生命。我当排长时，罗哲根是我排战士，他是个孤儿，平时大家对他爱护有加，没想到他作战是那样勇敢，在保卫边防中献出了年青的生命。在距前指15公里处有个赛图拉古哨卡，是左宗棠将军为防止英军入侵于1877年派清军“敢死队”设立的。近百年来历代边防军人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长期坚守在这里，从而才保住了祖国的喀喇昆仑，保住祖国西部的天然屏障。每次上山下山路过那里，遥望山头上的哨楼，总会产生许多感慨：守边固防是历代边防军人的神圣使命，今天的神仙湾精神不就是这种使命意识的升华和传承吗？

岳辉主任在三十里营房与战友合影

1978年11月，我因工作调动离开了喀喇昆仑，但魂牵梦绕的依然是风雪边关。若干年以后，一天我在梦中又随部队上山了，车队在崇山峻岭中穿行。突然，公路旁边闪现一块大型路标，上面写着“喀喇昆仑第一哨”几个大字。我顺着箭头指示的方向向河对岸的山头望去，只见一座哨楼巍然屹立。我喊驾驶员立即停车，没等车停稳我就跳下车直奔哨楼而去。当我爬上哨位才发现，这里是修葺一新的赛图拉古哨卡，现在己成了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里面存列着当年守边人用过的土枪、马鞍、马灯，还有一块1970年团副参谋长吴敬在喀喇昆仑山口寻找界碑时挖出的一块生铁铸造的界碑，上面写着“大清国叶尔羌界至喀喇胡鲁木达坂止。”墙上挂的展板上，标有巡逻路线、重要通道和山口，还记有历代守卡人的姓名和功绩。我边走边看，还没看完，老伴把我喊醒了，醒来时，泪水浸透了枕巾。

　　2016年八一建军节，部分在京战友合影留念。左起：王保福 郝建鹰 岳辉 王加强 阎海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