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街

继续前进

　　准备回小镇的时候，刻意去买了本地图，发现新修的高速公路在小镇竟然有个出口，还有国道省道两条公路从镇上交错而过，就知道镇子今非昔比，早已不是从前的模样。二十年过去了。不知为何，我总想回小镇去看一看。其实，我只在镇上寄读过一年，念的是初一，我住在阿姨家，小镇最繁华的街道上。

　　说起小镇，往往容易想到时下流行的水乡和古镇，有阡陌纵横的水道，或者白墙黛瓦的街市。而我的小镇只有一条不算宽阔的水渠，窄得无法行船，我们管它叫河。涨潮时大河的水往小河倒灌进来，供居民们饮用浆洗，到了夏天，有众多的孩童游泳嬉戏，如此而已。镇上也才一条由两排木楼簇拥的街道，二楼用来住人，一楼全是那种由一片片门板镶插脱取的店面，肩并肩地挨着横贯东西。每旬赶墟的时候，四村八里的农民挑担涌来，摆在道路两旁卖米卖菜，卖香菇、瓜果、禽蛋等各种农副产品。当地的女人，节日的时候，穿的都是水红色的衣裤，街道便如同施了脂粉，胭脂在小镇中肆意流淌漫溢，四处渗透洇染开来。那天，我们捧着一块米糕，里面夹有芝麻花生的松软香甜的米糕，从街头钻到街尾，再由街尾挤回街头。人海中，小孩们努力地探出头来，犹如随时冒起的水泡。

　　阿姨已经不在了，她的两个女儿远嫁他乡，镇里我已没有熟人。好些年以来，回小镇的想法好像整理东西时偶然发现的一本旧书或者笔记，翻一翻又搁下，却未曾丢弃。在高速公路出口，我又仔细地借问一遍，然后有些兴奋地直奔小镇而来。

　　道路两旁是林立的四层或五层楼房，外墙一律整齐地贴着白色或橙黄色瓷砖，一幢幢紧贴着，墙之间几乎没有缝隙。底楼全开了店，服装专卖、打字复印、小型超市、餐厅饭馆、药房诊所、美容美发，以及食杂店水果店眼镜店电器店烟酒店茶叶店洋餐店手机店彩票店等等等等，不胜枚举，在城市能见到的店铺这里大抵都有。车辆人流不少，横七竖八地挂在路边的单位牌子不少，衬衫掖进皮带怀里揣个皮包的业务员模样的人也不少。还有就是随处可见的垃圾，杂乱无章的视野，一如我们经常路过的初具繁荣的南方村镇，给你乱哄哄的市场感觉。我大失所望。沿着两条公路走了好几个来回，都走到人烟稀落，还是找不到当年那条街道。我甚至看到了中学，应该距离不远，却一直没有，难道老街在泱泱岁月当中沉没了？

　　依稀记得街的出口是供销社，一座两层的砖瓦房，不远处是电影院，还有汽车站，中学就在一个坡上，转两个弯就到，怎么看也不应该像今天这样荒凉。我从小镇头上开始，横向缓缓地往里边寻找。里面依然有很多店铺，越发地零乱破旧，在觉得自己很无聊的时候，竟然停在电影院门口。回顾四望，我看到了供销社，又是一幢贴满瓷砖的五层楼房。在供销社路口，那条老街完完整整地铺展在我的面前！

　　老街老了。还是两排由门板嵌合的店铺，油过朱漆的褪色泛白，没上朱漆的黯淡发黑。长长的小巷，冷清而落寞。左边的第一间店是一家缝纫店，当然不再像过去那样缝补衣裳了，接的是车裤边修拉链之类的活。朝街里走，几间木器店、竹器店、铁器店和陶器店穿插地开着，基本没有店招，往里瞧上一眼，店内的地是土的，却干净整洁。铁器店里摆放着农具，架上的菜刀又宽又厚，是剁骨头用的。竹器店里有箩筐、簸箕、扁担，甚至特大把的竹扫帚，而陶器店则堆满了城里已经买不到的酒坛。卖的尽是粗鄙的器具。街上没什么行人，打金、家电维修的店铺无人问津，老人坐在竹椅上打盹，理发店里空着两张陈旧的理发椅，木制的，拐角用铸铁衔接，靠背用弧形的锯齿支撑，能够展开平躺。还有一间澡堂，一间弹棉花店。应该是后来建的那家农业银行，折叠铁门紧闭，拉手上一把大锁，铁门上灰漆脱落不少，露出斑驳的锈点，估计连铁锁也锈死了。

　　老街不过两三百米，走来走去就是认不出阿姨先前的家，找不到我住过的地方。我想起了一个同学的名字。那是一对双胞胎兄弟，哥哥留着长发，弟弟剃了光头，站在操场上格外显眼。老师总是逼哥哥去剪头，哥哥带个同学到理发店转一圈又回来了。老师问，你头发怎么还没剪？他答，剪过了，同学陪我去的。其实今天看来，那头发还真不算长。踌躇半天，心想理发店认得人应该比较多，便进店问知不知道吴家伟住在哪里。店家反问，你多久没来了，我说，二十多年了。店家很热情地出去帮我问了又问，回来告诉我，你到大街，这样拐，那样拐，在一间网吧边上，他嫂子开了一间毛线编织店。

　　小镇上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一个厦门女孩，也是寄读的。当时我们学校里男生女生之间是不讲话的。有一天上课，她看不清黑板，看见隔壁桌的男生眼镜放在桌上，说了声借我一下，随手拿过来架在鼻梁上。全班都惊呆了，旁边的女生竟然用手指刮脸来羞她。她很奇怪，但依然故我，该叫谁的名字就叫谁的名字，从不避讳。因为她的影响，男生女生一出校门就开始互相讲话，结伴去挖蚯蚓钓青蛙，光着脚踩雨后的水田，合伙包辆改装的厢式三轮去县城。女孩只在镇上呆了半年，她走的时候，原来轻巧的两条小辫，拧成了一根粗壮的麻花，上面别着一大朵水红色的花。

　　我的许多同学，放学后是要帮父母亲看店的。不仅是吴家伟兄弟俩，就连与我并不相熟的孩子，都常溜到我这来，因为我带来了一箱小人书。开始，他们会惦记自家店铺，不时抬头张望一下，转眼沉迷书中，彻底忘记了自己的职责。都没少挨骂。在他们的怂恿下，我们在门前搭两片木板，将小人书依次排开，借给镇上的小孩。后来居然卖出去一本。斜对面有一个小侏儒，长到十岁仍然不能走路，一天到晚在竹床上爬，有一本书不知怎么流到他的手上，他母亲按照背面的单价给我送来了一毛六分钱。

　　顺着理发店主的指引，我在大街上，这样拐，那样拐，拐得没了方向，好不容易找到间网吧，但旁边是维修摩托车的，没有店家所说的编织店。不知听岔了还是走岔了。在我记忆中，吴家伟没有哥哥，可能又是我将他们兄弟俩的大小或名字弄反了。二十年了，即使我找到他们，他们能否记得我，那个讲普通话的外地小子，确实不得而知。

　　站在老街的尽头，褪色泛黄掉漆的老街，仿佛一个迟钝佝偻恬淡的老人，手扶水烟，半眯睡眼，坐于厅堂，安详地聆听院墙外的锣鼓与炮仗。不知礼数的少年，都快将池塘翻过来了，老人却如水里的鱼漂，许久不见颤动一下。你认为他熟睡或者衰亡都是可以的。临走之前，我向人打听那条河，却没人告诉我曾经有过。望着四周高耸的楼房，实在无法断定它是否早被填埋，我比回答我的人还要困惑。就算那条河仍然存在，也不再具有当年的用途了。

　　很古怪的心情一直萦绕着我。这里离我居住生活的城市不算太远，但我想，我不会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