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中的几位贵人

真爱

从我们村里走出去的作家柳青曾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人的一生犹如一次长途旅行。在旅途中，你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遭受一些挫折，甚至会受到沉重的打击，让你感到迷茫、惆怅、钻心的痛苦。这些遭遇往往会让你畏首畏尾，裹脚不前;会让你心灰意冷，失去信心；会让你迷失方向，找不到南北。在这关键时刻，若有人向你伸出援助之手，或精神，或物质，使你鼓起勇气，拨开迷雾，明确目标，战胜困难，砥砺前行，这些人便是你人生中的贵人。

站在50多岁的人生坐标上，我用历史的长镜头回望我深一脚浅一脚走过的人生之路。在记忆的底片上，我人生历程中的几位贵人便逐渐清晰起来，他们就是我的大姐刘延明、大姐夫李建生，原任家沟中学校长黄克荣老师，我的挚友李春兰和宋增战同学。

先说说我的姐姐、姐夫。让时光倒流，定格在1977年春天。那年，我经推荐上了高中，被分配到离县城二十多里路的吴堡县任家沟中学，可任性的我就是想到位于县城的宋家川中学上学，大姐夫便想法把我转到了宋家川中学。从那时起，我便和大姐一家生活在一起了。由于父母年事已高，无力供我读书，我的吃穿用度全由大姐负责。从17岁上高中开始，到25岁参加工作，我从家里带走的只有一床被褥，20块钱和50斤粮票。姐夫大我24岁，从没把我当外人看待，而是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我，有什么好吃的也少不了我的，直到现在，他家吃顿变样饭，还会叫上我们全家人吃。我的孩子看见大姨、大姨夫比他爷爷奶奶还亲，每次外出回家，都要给大姨、大姨夫买点儿礼物。我爱人也是，不管买回来什么好吃的，都忘不了嘱咐一句＂给你姐送点儿＂，有时他会直接先给我姐他们。

姐夫在我的人生路上可谓是恩重如山，功不可没。1977年，姐夫把我由任中转到宋中，1978年升高二时，他觉得我各门功课基础太差，就让我留了一级。1980年我高中毕业，准备死心塌地回到农村老家，当一辈子农民，又是姐夫把我安排进榆中毕业班插班补习，使我跳出农门的念头死灰复燃。1981年冬天，我由原来的学理科转成了学文科，姐夫利用过年回老家看望老母亲的保贵时间，给我辅导历史（因为他是陕师大历史系毕业）。那时他家连张像样的桌子也没有，只有一张长40厘米，宽30厘米的小炕桌。姐夫每天盘腿坐在炕上，伏在小桌子上一边给我讲解，一边整理笔记，一讲就是几个钟头。累得他腿麻、腰酸、背疼、胳膊困，肚子难受。几天功夫就整理了厚厚的一本笔记，重点难点都在上面，为我后面的复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2年我高考落榜后，姐夫又把我安排到榆中补习班，代课老师都是榆中的精英骨干教师。经过一年的系统复习，1983年秋，我终于考上了榆林高专。1986年，我高专毕业，姐夫把我安排在吴堡县宋家川中学任教。由于我爱人是绥德人，不安心在吴堡工作，1989年，姐夫又托人把他调到了榆林市函授部，随后把我也调到了榆林工作，解决了两地分居的问题，使我们一家人得以再次团聚。所以，我觉得大姐、大姐夫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贵人，如果没有他们一路的精心安排，鼎力相助，今天的我肯定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了，也就不会有我今天安定、舒适、幸福的生活了。

俗话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如今，大姐、大姐夫已年过八旬，需要别人照顾，而我却常常为自己的子女奔波，无暇给予他们多少帮助，老感觉自己欠他们的太多太多。

再说说我的另一位贵人黄克荣校长。我清楚地记得从1981年开始，陕西省实行高考预选制度，也就是要参加高考先要参加高考预选考试，预选上才有资格参加高考。经过预选考试后，几乎有一半同学被淘汰，无法参加高考。那一年，我也参加了预选考试，但没能入选。预选人数确定后，学校又向县教育局争取了三个名额。按成绩排，我刚好就是第三名。当时黄校长的女儿也没选上，许多人建议黄校长把排在第三名的我下了，让他女儿去参加高考。黄校长作为一校之长，为学校专门争取了三个名额，他完全有资格、有权利、有理由为自己女儿留一个，这本无可厚非，可他坚决不肯，坚持按成绩选。能再次参加高考，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同一般，虽说当年我高考也落选了，可那时学校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上届参加过高考并落选的同学，可优先进任中补习班。开学前，学校专门打电话到我们村，通知我去任中补习，这样一向不大支持我补习的父母就没有再反对，我也对自己的成绩有了一定的认识，对自己的学习有了一点信心，对跳出农门又萌发了一线希望。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梦想成真了。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不是黄校长的坚持原则，我的求学之路也就到此为止了，我也可能会从此一蹶不振，死心塌地回到农村，找个对象，了此一生。

黄校长一身正气，不谋私利，不讲私情，公平、公正的处事作风激励着我，影响着我，还改变了我后来的人生之路，在以后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我时时刻刻以黄校长为榜样，对班上的每一个同学都一视同仁，力争做到公平、公正，从不因学生的成绩高低而厚此薄彼，更不因学生家庭背景不同而偏三向四。

最后说说李春兰和宋增战同学。1981年的高考，我落榜了，可后半年我又顺利来到了任中补习，有机会与我的另外两个贵人李春兰和宋增战同学相遇、相识、相知。当时，我还是个理科生，由于基础太差，我学得相当吃力，虽然认真听讲，拼命做题，但总不见多大的进步，尤其是理化成绩每次就考那么二十几分，有时甚至是十几分。那时候，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也许受这句话的影响，当时学文科的人极少，在我上初中到高中四、五年间，学校都没有开设过史地课，不是学校不重视，而是学文科的实在太少。高考虽然有文理科之分，可任中只设理科班，不设文科班。到了上理化课的时候，屈指可数的几位文科生便默默走出教室，在室外找个僻静的地方自学去了。李春兰、宋增战就是文科生中的佼佼者。李春兰个头不高，年龄又小，为人诚实善良。同学们都说她学得好，尤其是语文，基础扎实，写作水平高。宋增战更了不得，博闻强记，知识面广，会用文言文写作，还会写诗，史地也学得好，高考成绩在80分以上，要不是数学拉了分，他早就上大学了……我便心生羡慕之情。有时候，我语文方面有什么不懂的就会问问春兰，她总是毫无保留地给我讲解，令我非常感动。平时，下晚自习后，同学们在宿舍总要打闹一阵，嘻嘻哈哈，又说又笑的，而春兰总是静静地靠在自己的铺盖上，就着昏暗的灯光看书，可谓是全神贯注，专心致志，比我平时看小说还入迷。看到她专注的样子，你就会觉得那历史，那地理一定很有意思。有时会随意拿起她的书翻翻，好像比理化好懂得多，也有趣得多。我便有了改学文科的念头。春兰也说史地比理化好学，只是要多下些功夫。想想自己那十几分的理化成绩，我真的心灰意冷，信心全无，便借她的史地书看了两天，最后决定转学文科。

转学文科后，我和春兰走得更近了。我们一起上课，一起看书，一起讨论问题，成了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此时，我才感到了学习的乐趣。我好像一下子有了明确的方向，有了奋斗的目标。如果遇不到春兰，我一定还在理化题上耗着，很难走出那个没有出路的怪圈子、死胡同。

可当我真正转学文科后，发现史地也不是那么好懂的。别人学文科是因为文科特长，而我学文科是因为理科太差，再加上从来没有接触过史地，又没有老师指导，所以学起来非常吃力，动不动就翻不转了。春兰虽然学得比我好，但史地知识全靠自学，没有系统地掌握，许多问题她也弄不明白。我们的问题越来越多，复习的进度也越来越慢。怎么办呢？我好想问问他一一宋增战同学。

可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同学们都非常封建，男女生几乎不搭话，哪位女生要是敢与男生说话，会被看成是另类，会遭人非议的。问还是不问呢？我左思右想，总是拿不定主意，心里就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问吧，一怕人家不愿说，不屑说，二怕同学们笑话。那时我就开始留心观察宋增战的言谈举止：宋增战，中等身材，鼻梁上架一副近视眼镜，穿戴不修边幅。从外貌看憨厚、善良、诚实，见了同学非笑不说话。看到平时就有不少男生问宋增战学习问题，他都热情地回答，可我是女生呀，人家能一视同仁吗？不问，问题又得不到解决，心有不甘。再说，你不问，又怎么知道人家说不说呢？万一不说，我也就死心了，不再考虑这件事了。一旦他给说，那么多问题将会迎刃而解，我的复习进度将会大大加快。权衡利弊，最后决定要问，总得试一下吧，大不了难堪一阵子。至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我已顾不了那么多了。俗话说："身正不怕影子斜"，"长上千只手，也堵不住万人的口"，随它去吧。可问题是在哪儿问好呢？总不能在教室问吧，那么多人，我不敢。在宿舍问，更不合适，一个女生撞进男生宿去问问题，太不可思议了，借我十个胆也不敢。最后决定，找个僻静的地方，最好没有第三个人的地方问，即使他不给解答，我也不会很尴尬。主意拿定后，我便多了个心眼，留意观察宋增战的去向，发现他有时在宿舍看书，有时在宿舍脑畔上看书，有时在校园旁边的树林里看书……好像哪里人少，他就在哪里看。

有天下午，又是上理化课的时候，我见宋增战腋下夹着两本书走向宿舍脑畔，便紧走了几步追了上去，鼓足勇气叫了一声"宋增战"。他站住了，转过身来。我没等他发话，便抢先说："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我心跳得厉害，脸上火辣辣的，也不敢抬头看他。他缓缓说："什么问题？说吧"，我赶紧把自己精心准备的两个问题说了出来。他略一思索便说出了答案。没有想象的那么为难，没有想象的那么尴尬，一切都那么顺利。我得到答案后，说了声"谢谢"，就匆匆离开了脑畔，像做贼似的，生怕被人发现，但感激和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以后，我和春兰弄不懂的问题便找机会问他，没有寒暄，没有客套，直来直去，我问他答。渐渐地，我们彼此好像有种默契，总能找到合适的时间，地点进行交流，从中国历史到世界历史，从中国地理到世界地理，畅所欲言，解难释疑。有时还会交换地看一下彼此的复习资料。再后来，我竟然敢在教室里问他问题，因为在我心中，他不只是同学、朋友，更像是兄长，是老师，是我心目中的偶像。那段时间，是我一生的求学生涯中学得最认真、最努力、最刻苦、最专心的一段时间，也是学得最开心的一段时间，最值得怀念的一段时间。宋增战慷慨、无私，毫无保留，乐于助人的精神让我终生难以忘怀。

人常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水达百度非一时之温。那年高考，对刚转学文科半年的我来说落榜是铁定的，遗憾的是我的挚友李春兰和宋增战也因为数学成绩拉分没有考上。高考结束后，我便上榆林补习。其间，我和春兰还有过几次书信来往，得知他们两个仍在一块补习，便在给春兰邮寄复习资料的时候，给增战也捎了一份，这大概就是我对两位贵人唯一的报答了。1983年我终于考上了榆林高专，在为自己庆幸的同时，也为两位贵人的落榜感到难过，为高校没能录取这样德才兼备的学生而感到遗憾。

穿越人生的光阴隧道，我常常想，如果当年没有春兰和增战的引领和帮助，我也不会有那么大的进步，在转学文科一年多的时间内就考上了榆林专科学校中文系。所以，我觉得，春兰和增战也是我人生中不可缺失的两位贵人。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这两位贵人，想起任中补习的情景，心中便涌起一股暖流，是感激，是敬佩，是同学情，是朋友意，是一股浓浓的思念，是一种隐隐的牵挂，是一份深深的祝福，这份情，这份意将永远让我感到温暖，感到幸福。

岁月悠长，人海茫茫。经过50多个春夏秋冬时光的洗礼，我生命历程中的这几位贵人我会镌刻心扉，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