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母亲

鸾

作者：史文梅（女儿）

一、早年投身革命

　　我的母亲王丽香，1931年10月1日出生在张家口市茶坊区下小站村（现属张家口市经济开发区），在她还不到一周岁的时候，父亲（我姥爷）就突然去世。母亲兄妹四人，三个哥哥，大哥王福，二哥王录，三哥王桢。就她一个女儿，她排行老四。从小依靠她的寡妇母亲和三个哥哥、嫂嫂，把她拉扯大。母亲的姥姥家是万全县新窑子村，她的姥姥经常到村里一家姓史的大户人家家里耍老牌，看到史家的儿子听话懂事、憨厚老实，就做主为母亲定了娃娃亲，当时母亲只有6岁。

　　母亲在下小站村居住时，有个邻居叫张凯元，是个放羊的后生，外地人。我的姥姥和舅舅、舅母一家人都心地善良，看到张凯元自己生活的比较困难，就经常帮助他。不时的给他送饭，缝补衣裳。张凯元和我姥姥一家人处的非常好，大家都没想到，张凯元后来竟然参加了革命，是个游击队员。张凯元参加革命后在张家口怀安县的南山一带打游击，后来还成了游击队长。当时的日伪政府，还通缉抓捕张凯元。张凯元参加革命后，经常在我姥姥家开共产党的有关会议，受张凯元的革命影响，母亲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参加了村里的儿童团，并且当上了儿童团长。母亲从小就特别机灵，我二舅有的事不敢向大坛主汇报，就派我母亲去，母亲每次都把事情办的很好。我二舅是个一贯道会员，并且是个小坛主。按照建国后的有关政策，二舅都够了逮捕治罪的标准，但因为二舅经常保护共产党的干部有功，政府就只给二舅定了个中农。

　　母亲12岁时就和父亲正式定了婚，14岁就参加了革命，到张家口市茶坊区区公所工作，16岁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8岁时，就担任了张家口市公安局南关道街派出所所长，挣120斤小米。母亲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参加了与国民党敌特的斗争，参加了防鼠疫等工作。后到察哈尔革命干部学校学习了两年。在学校学习期间，一名同学得了病需要输血，母亲就为他献了血。同时，母亲还把哥嫂给的零花钱，帮助了困难同学。在当时母亲的文化应该说是比较高的。在受帮助的同学中有的后来还当了市级领导。

　　母亲小时候就积极投身了革命，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日本鬼子抓张凯元，把我姥姥住的院包围住，母亲就和日本人说张凯元不在我们家。其实日本人事先进行了侦查，发现张凯元经常出入我姥姥家。张凯元经常到外地参加党的秘密会议，当时为保护他，我二舅就提着保险灯送他到南站，坐火车到外地开会，具体到哪开会，什么时间回来，都不清楚，可谓来无影去无踪。解放后，张凯元是张家口市茶坊区的领导，还有一位是培养母亲的李越智书记。李越智后来是张家口市茶坊区的区委书记，母亲一直在他手下工作。还有一位培养了母亲的领导，后来是张家口市第五医院的书记李秉珍。母亲当时在察哈尔革命干部学校时的班长刘宝忠，后来是张家口市茶坊区劳动局的局长。

　　母亲在察哈尔革命干部学校学习两年毕业后，又回到原单位张家口市茶坊区委工作。后来母亲被上级选为南下干部，在去南方的路途中由于情况突变，又返回张家口，继续在张家口工作。在张家口发生鼠疫时，母亲正在张家口市公安局工作，由于工作需要，三个多月没有回家，回家后姥姥竟然认不出母亲。当时，张家口市面上传言，国家要拿干部去换苏联的飞机、大炮，吓得姥姥经常哭泣。母亲从小学习好，文化好，人也刚强。当时，解放军野战军看中了母亲，要母亲去部队当机要员。当时母亲考虑到已给人家当了童养媳，就没有参军。母亲年轻时的性格比较刚强，干工作秉公执法，铁面无私。比如在公安局工作时，有一次到一户人家检查，是我舅姥爷家，母亲不认识。但舅姥爷认识母亲，主动和母亲攀亲，知道是亲戚后母亲依然是严格办事。当时母亲真正是一心为党，一心为公。

二、回村建设家乡

　　母亲18、19岁的时候，当时正在派出所工作。有一天，就和一名年轻的女警察，两人穿着公安制服，挎着小手枪就到新窑子退婚。到新窑子后先到她姨姐家，了解我父亲的情况，打听到我父亲是6岁的时候从万全城卖到新窑子的。我爷爷（父亲的生父）家境贫寒，父亲共兄妹5人，三个男孩，二个女孩，父亲排行老伍。由于家里贫困，欠了地主的债，没有办法，我奶奶在父亲6岁的时候，把他12块银元卖到了新窑子姓史的地主家里（也就是后来我的爷爷奶奶家）。

　　新窑子我爷爷家，说是地主，其实就是一家中等人家，但家里也雇着几个长工。父亲每天就和长工在一起吃住，铺的盖的都是麻袋片。由于是6岁才来到这个新家，家里的大人和父亲在感情上有着较大的距离，父亲在新家生活的状况也就很一般。父亲在家里经常挨打，村里面有个三姑经常照顾父亲。父亲被打跑了以后，他三姑就到处找，喊着说“回家吧，有三姑了，他们不敢打你了”。后来三姑老了以后，我父亲就当是老娘一样去照顾她，每天晚上收工以后必然要去看望三姑的身体，一直到三姑去世。三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吕云，二儿子叫吕旗，他们和我父亲就像亲兄弟一样，直到现在我和吕旗的后代们处的像亲姐妹一样。

　　父亲20多岁的时候，就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在山西太原、大同一带当兵。有一天晚上，父亲趁机偷跑了出来，国民党部队也进行了追赶，但父亲命大，逃过了生命中的生死一劫。后来辗转回到了新窑子。国民党部队由于没有抓住父亲，为了和上级交差，就说把我父亲打死了。和父亲一起被抓壮丁的人都以为父亲真的死了。有的人后来也偷跑回来，才知道父亲命大竟然还活着。父亲也是个孝顺的人，当时在国民党部队偷跑，也是认为人家买上你就是为了顶门立户，养老送终，所以就冒着生命危险脱离了国民党部队。母亲听她姨姐说了这些，对父亲有了新的了解，认为父亲是个忠诚老实之人，值得托付终身。当时母亲就说：“我不退婚了，这辈子我就嫁给他了！”。就这样，母亲后来就嫁到了新窑子。

　　当时，从新窑子回到单位后，母亲就和茶坊区区委书记李越智进行了汇报，说准备结婚，嫁到万全县新窑子。李越智书记听完后就说行，组织把你的工作关系转到万全县吧。母亲后来就到万全县妇联会工作，担任万全县妇联会主任。干了一段妇联工作后，母亲不想在干妇联工作，就申请改换工作，又担任了一段万全县团委书记。后来担任万全县县委书记的陈明启、担任万全县法院院长的许凤喜（原张家口市市委书记、现任河北省副省长许宁的父亲），当时都和母亲是同事、朋友。

　　前排左起分别为我的母亲王丽香、张家口市粮食局局长张震华、张家口市万全县县长陈明启，后排左起分别为万全县老干部李孝、张家口市附属医院书记赵慧、河北省纪检委干部许凤喜。

　　父亲在家里边是个赶大车的（车倌），当时万全县县委书记张凯元想把父亲安排到宣化钢铁公司赶大车，以便照顾母亲工作。父亲当时认为自己家里过得比较殷实，还有一处四合院，就不愿到外边工作。现在看来，老家的四合院太普通不过了。当时，父母已经拉扯了几个孩子，为了照顾家庭，为了照顾孩子，母亲在经过许多不眠之夜，认真的思考之后，痛苦地决定回乡干革命。后来就回到万全县许家庄乡担任副乡长，当时许家庄乡管理许家庄、新窑子、旧窑子、上保寺、李家庄5个村。当时正干上“60”年经济困难时期，母亲工作认真，对不好好干活的人“扣饭”，因此也得罪了许多人。

　　当副乡长期间，母亲干工作仍然是认真负责、铁面无私。当时管辖的村里许多人都知道母亲的为人。工作上有什么困难母亲都主动扛，当时乡里的书记叫李明，是许家庄人。有什么重大问题母亲都主动承担，说我是农村的，你是吃公粮的，别犯错误。经常是为别人着想，看不惯不公平的事情。当时旧窑子有家人家抱养了一个小孩，对小孩经常虐待，有一次把小孩从窗户扔了出来，母亲知道后带领民兵赶到旧窑子，命令民兵把这家的男人吊了起来。

　　当时，旧窑子村的高金在朝鲜抗美援朝前线，高金的老婆生活困难，找到我母亲说我生活不下去了，我要离婚。我母亲核实情况后，命令乡里拨给高金家300斤小米，把姥姥刚给母亲做的一身新衣服给了高金老婆。当时300斤小米可是个大数字。后来还和高金的老婆结为干姊妹。几十年来，我们家一直和高世训（高金的儿子）处的很好，也和当时我母亲对他们家的照顾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不是政府和母亲的及时关怀和帮助，高金的老婆肯定就回了自己的老家了。母亲还帮助了其他军属，解决了战士们的后顾之忧，稳定了军心，有力地支持了国防事业。

　　母亲在担任副乡长时还不够30岁，为了工作，经常不回家。有一年，中秋节后，我姥姥从张家口市下小站步行到新窑子看闺女，母亲却在万全城开会，赶不回来。我姥姥在一家邻居家坐在门槛上，一边等着闺女，一边和人家拉家常，可能是等闺女心里比较着急，突然就昏迷了，最后在新窑子就去世了。姥姥去世后，由于二舅母去世较早，二舅的两个的女儿都比较小，没人照顾。母亲又承担了照顾2个侄女的重任，当时母亲自己已经有了3个孩子。二舅家的2个女儿，特别是大女儿，称呼我母亲不叫姑姑，基本叫老娘。

　　后来许家庄乡撤消了，母亲又担任了新窑子村的大队长。母亲为了自己和家人从不去找原先的领导、战友和同事，但为了集体却经常去找人。几百年来，新窑子村一直吃水困难，但村后的马沟却有一眼泉水，常年流淌，水质非常好，却距离村里比较远。为了解决村里的饮水，母亲到北京找过去的战友，请水利专家进行勘探，争取上级支持，带领村民挖渠、挑土，艰苦奋战，终于将泉水引到了村里，解决了1000多村民的饮水困难。母亲由于没干过体力活，在施工期间曾累的吐了血。现在看此项工程算不了什么，在1960年代那可是了不起的大事。

　　母亲为了国家和集体，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连老人、孩子都赶不上照顾。可到最后也没有干出什么名堂，最后连退休的待遇也没有，这件事我们既感到可惜、可悲、可叹，又感到特别的无助和无奈！

　　这张照片是母亲去县里开会照的，也是我童年的唯一一张照片。

三、晚年的生活

　　前面说到的游击队员张凯元，1950年代调到了万全县担任万全县委书记（张凯元同志后来调到甘肃省担任平凉地委书记，后又担任甘肃省副省长）。母亲能离职回乡干革命，也和张凯元有很大的关系。当时的形势下，换了别的领导，也可能对母亲离职回乡不理解，也不会批准。母亲担任村里的大队长（文革时称革委会主任）多年，到1972或1973年的时候，母亲就从大队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只担任村里的妇联会主任。有一年，村里一位妇女喝了农药，母亲心急如焚，步行往返县砖瓦厂多次找厂领导、找大夫、拿抢救药品，在把药品交代给患者的家属后，坐在背阴地里歇着，等待抢救的结果，结果中了风，从此患上了哮喘病，起初还不严重，加上以前身体就不好，导致以后逐步加重。那年母亲47岁。母亲得病后依然关心村里的建设，1977年左右，为了村里新建学校，母亲找到她过去的下属，曾担任万全县委书记，时任张家口地区建委主任的陈明启，为村里边批回了计划内的钢材、水泥和木材，为村里的学校建设出了力。为此，母亲在外边劳累奔波了一个多月。母亲还曾利用自己的人脉为村里其他建设出力、帮忙，为村里的发展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母亲得哮喘病的那年，在市里看病住了3个月医院，当时由于家庭困难，看病的费用都是过去的领导和同事帮忙资助的。如甘肃省副省长张凯元、张家口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书记赵慧、地委党校校长陈明启等。亲戚当中有一位同村的中医，我们家的一位远亲，我叔叔辈的吕旗，以及村里的赤脚医生刘玉梅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在我去看张凯元副省长的时候，他都要问母亲的身体怎么样，需要服的比较贵重的药，他都自己掏钱为母亲购买，让我带回。赤脚医生刘玉梅为母亲治病常是随叫随到。母亲看病时，在地委党校校长陈明启家里住的，临回家的时候，陈明启叔叔的爱人悄悄地往母亲的包里放了10元钱，嘱咐她女儿让母亲给每个孩子买一双胶鞋。她女儿陪母亲逛商店时，就提醒母亲包里的钱，母亲才知道人家给放了钱。

　　最令人伤心，最绕不开的还是“文革”那几年。由于母亲在担任乡长、大队长期间得罪了一些人，“文革”期间那些自诩为“造反派”的跳梁小丑原形毕露，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污蔑母亲，使母亲这位少年就投入革命，为人民解放，为国家建设做出较大贡献的老革命，身心受的了摧残。有一次造反派给母亲头上戴上高帽子，身上贴上大字报进行游街和批斗。当时，我正在村里上学，也参加了村里的游行，当那些造反派带领学生们喊打到母亲的口号时，我如万箭穿心，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母亲过去的一些领导、同事，后来有的担任省级领导，有的担任市（地区）、县区的领导，他们都十分关心母亲的生活情况，都了解母亲的为人，对母亲比较佩服。见到母亲时都说有什么困难说出来，组织帮你解决等等。但母亲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因为家里的事情去让他们帮忙。

　　“文革”结束后，为老干部落实政策恢复工作，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和母亲说去找一下县里的领导。母亲说不去，当时回农村是自己申请的，不去给组织添麻烦，不去领导面前丢脸。后来，张凯元从天津回来，也说大家都大意了，忘记了给母亲恢复工作这件事，他颇感后悔。要是母亲能恢复工作，她晚年也能挣上离休费，生活也会过得轻松、幸福一些。我下边的一个弟弟和妹妹也能转成非农业户口，也能到单位上班。

　　当时，万全县的老干部也对母亲特别关心，特别是，万全县的老书记刘景瑞，老卫生局长孙玉珍，对母亲，对我们家里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刘景瑞老书记得的病和母亲一样，当年，老书记给了母亲许多药品。有一次，母亲病危，我哥哥骑自行车急匆匆赶到刘书记家，说“姨夫，我母亲病危了，需要抢救。”老书记就赶紧将氧气袋和急救药品交给哥哥。母亲在农村的时候，老领导老同事张凯元、刘景瑞、陈明启、赵慧，原万全县县长路进、原万全县组织部长赵金山、砖瓦厂厂长姚旗等都到新窑子看望过母亲，母亲就给他们做油炸糕等农家饭招待他们。在此，我们全家向给予母亲及我们全家大力帮助的刘景瑞老书记、孙玉珍阿姨及所有关心、帮助过我们的人表示真诚的感谢！

　　当年我参加民办教师转正考试，一直考了四年才考上。当时，母亲说，自己考，考上什么家里就供什么，要靠自己的本事。考上的那年，为了怕有权势的人把我挤掉，母亲才破例找了一次人。当时，万全县的老卫生局长孙玉珍在中医院顶着烈日，陪我检查了一上午的身体。孙玉珍阿姨对我说，你妈轻易不求人，你考取师范学校不容易，这次又考了个全县第二名，阿姨也是怕有权势的人把你挤掉，才陪你来医院检查。后来，我如愿考入师范学校，从此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母亲虽说是嫁了一家地主，可婆婆却把全部家当全部给了她女儿，只给母亲留下几个泥腿子缸。后来，我奶奶就离开新窑子，去张家口和她女儿一块生活了。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因为奶奶老了，生活不能自理，我姑姑就不要我奶奶了，当时奶奶应该75岁左右。那时候，母亲完全有理由拒绝接受奶奶，但母亲受党的教育多年，又当过领导，毕竟有着较高的素质和觉悟。于是，母亲就派我两个姐姐和我哥哥三人，一人推着农村那种独轮车，一人护着，一人拉着从张家口把我奶奶接回老家。当时，奶奶已不能走动，母亲就背着奶奶上街，到人们家串门。因为奶奶老说自己重，说母亲背不动，母亲在第一次背我奶奶时，因为用力大还差点把奶奶从头上摔出去。就这样，母亲任劳任怨地照顾着奶奶，喂水喂饭，擦屎倒尿，一直把我奶奶送走。在奶奶临终时由于母亲的孝心感动了她，就拉着母亲的手说：“当时在去张家口前，我给你留着100块钱来着，没想到让那个贼闺女瞅见了，让她抢走了。我的装老衣裳就不要给我穿了，看你穿的可怜的，你改件棉袄穿吧！”

　　我们兄弟姊妹一共七人，母亲为了养家，就在家里养猪。每年冬天10月份卖一个猪，给我们做冬天的衣服，端午节卖一个猪，做夏天的衣服。父母亲靠两人的劳动赡养着奶奶，抚养着我们7个孩子，生活过得非常艰苦。最艰难的时候，是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家里就出现断粮的情况，当时母亲在村里当着干部，却不拿村里的一粒粮食。记得有一年夏天，我当时6、7岁，母亲领着我到宣化县的一家亲戚家借粮食，因为母亲回到了农村，加上我们家里穷，人家都不拿正眼看我们，就别说借粮了。回家后母亲特别伤心。倒是有一家，我叫二婶婶的让我们到她家，给我们吃的烙饼，印象中那是我第一次管饱吃的白面做的饭。当时，我们小的时候父母亲为补贴家用，开始卖绿豆饹馇。当时是父亲在外边卖，母亲在家里摊，一做就是整整一夜。

　　当时家里生活困难，母亲8年没有棉袄穿，冬天只能靠几件单衣加在一起过冬。母亲真正是忙了家里忙外边，忙了外边忙家里，含辛茹苦维持着一个家庭的运转，把我们兄妹7人艰难地养大，把二舅的两个女儿养大。

　　我二舅对我母亲特别好。因为，下小站属于郊区，农民都种菜。每年夏天，蔬菜收获的季节，二舅都挑着担子来给我们送菜，要知道，下小站距离我们新窑子也有20华里。当时下小站的分红高，每年年底生产队分红后，二舅都问母亲是否缺钱，但母亲从来没拿过二舅的钱。后来，我25岁的那年，二舅岁数大了，两个表姐都顾不上管自己的父亲，母亲就把二舅接到新窑子，养了二舅6年，直到老人家去世。连我的丈夫老袁都说：“你母亲真不简单，不仅孝敬长辈，还赡养自己的哥哥，难能可贵！”母亲三个哥哥家的孩子，都发展的比较好，对母亲都比较孝顺。

　　母亲在当时也算是文化高的人，到老最后变为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从这张照片已经看不出母亲曾经的干部身份

　　母亲出生在农村，早年投身革命，为国家的解放和建设事业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在她去世后，新窑子村党支部、村委会都没有给母亲开追悼会，也未能覆盖党旗，成为我终身的遗憾。母亲活的时候没有受的国家和有关单位应有的关心和照顾，但子女们都继承了她的好传统，都记得那句“积德无人见，行善有天知” 的古语。现在，我们史家人已达60多口人，母亲下小站娘家人（王家）也有40多口人，母亲的后代们都特别怀念她，都对她特别崇敬。在我们后代中，有8、9名教师，3名医生，有国家干部，有工程师，有几个人搞实业，也非常成功，也有普通的职工和农民。母亲积德行善、不求回报，遵纪守法，严于律己，关爱集体，孝敬长辈的优良传统，已深入我们的心田，成为史家和王家的家风，在我们后代的身上将继续发扬光大。

　　愿母亲在天之灵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