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话方言

颜世亮

　　昨天，碰到一位多年未见的棋友，原先也是老师。他告诉说自己退休了，还推辞了学校返聘。

于是，我就约他下棋，不料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没空。 “我和夫人忙着带外孙，自己的爱好全顾不上啦！” 他告诉我，外孙满 2周岁了，女儿女婿要上班，照顾不过来。

“那你够辛苦的，可没人带没办法的呀！” 我表示了同情。 “不是没人带，我是和亲家斗智斗勇才抢过来带的。” 他得意地说。

“让爷爷奶奶带孙子你还不放心？” 我十分不解。

“亲家虽然住杭州，但两口子在家都 讲富阳土话的。” 我更不明白了：“这要紧吗，你是希望外孙只说杭州话？”

“哪里呀？要讲普通话！我和我夫人都有普通话考级证书的，这对以后认字有好处，小孩教育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呜呼，可怜天下姥爷心，可惜只是瞎操心！

晚上喝点小酒，脑子里还在想着白天的事。我和这位仁兄相反，是鼓励甚至强迫孩子学讲方言的。

记得20多年前调到杭州，女儿刚满六岁。为让她尽早会讲杭州方言，就规定在家必须用杭州话交流，说的不准没关系，就是不许说普通话。并制定了奖惩细则：说一句罚1角，假如全天无违规则另有奖，连续三天无违规给予大奖。

其实，听懂方言并不难，但要会讲前提是敢开口。有些人换了个环境，好多年对当地方言还是只能听懂却不会说，就是担心说不好而羞于开口造成的。

那时每天给女儿1元零花钱，一周一付。开始女儿经常挨罚，甚至一天的零花钱颗粒无收甚至倒挂。不久，渐渐就被罚的少了。当拿奖成为家常便饭时，她的杭州话已经满像样了。

直到有一天，她告诉我，现在她脑子里想问题都用杭州话了，我觉得差不多了。于是宣布活动结束，整个过程好像还不到一年。

事实上，学讲方言跟普通话水平并不是此长彼消的关系。女儿第一次参加国家普通话考级就是二级甲等，之前从未参加过什么跟朗读有关的辅导或培训。

“ 普通话” 是近代才出现的新词，明清时开始叫“官话”，上世纪初叫“国语”。直到 1955年国家规定普通话为我国通用语言，“普通话” 一词才流传开来，家喻户晓。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语言也相当繁杂，学术界把中国汉语分为八大方言。去年受战友邀请去广西聚会，走前做了点功课。看到有资料说，最近又发现了第九种方言，是广西的 “平语”。

不管八种也好，九种也罢，反正北方方言是中国方言老大。它涵盖人口占全国的70%，地域从东北三省直到云贵川。

我当兵时曾在云南驻守过，让我非常惊讶：这里老百姓说话居然基本能听懂，我们浙江隔一个县就语言不通的呀！后来我细想了想，书上常有描述，京城官员被谪贬发配6千里，云南距北京就是3000公里。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京官被贬也是大户人家，妻妾儿女加上佣人总该有几十口吧？ 当地人为做他家的生意，不得不学“官话”。积年累月，每年都有新人过来，于是“官话”就流传开来了。后来学了《汉语言学》才知道那不是主要原因：那里的方言原本就属西南官话，是北方方言的一枝，和北京话都属一个语系。

现在我国语言学界期刊和专著已统一使用"官话" 代替"北方方言"，因为后者的表述不甚准确。

其实，“官话”一词早已深入人心，在我老家金华，如谁讲蹩脚的普通话，会有人嗔斥：“凤刚瓜挖（甭讲官话）!”

官话，顾名思义，官方标准语也。 古代基本是定都中原，中原雅音就是官话。南宋迁都杭州，中原雅音也随之影响了杭州的方言，以至于今天的杭州话还同中原官话有许多相似之处。譬如，开封和杭州都大量保留着儿化韵尾。

明朝朱元璋定都南京，明朝的官话就是江苏话（属于吴语方言）。迁都北京后，官话还是吴语。当时有外国传教士来北京，把北京人讲的明朝官话用拼音记录下来，发现只有z c s ,没有zh ch sh，没发现翘舌音，这是典型的吴语特征。

直到400年前，才有的我们现在听到的“普通话”。满人建立大清，感觉汉语汉字比满语满字优越，朝廷内外的满人纷纷学讲汉语、学写汉字。 康熙年间的诏书和政府公告，还是用满汉双语的。到了乾隆，关内满人已经不用满语了。 可以这样认为：普通话的前身是“满清官话”，即满人的汉话。

辛亥革命，孙中山推翻满清统治，曾想用广东话作为国语，但没有成功。原因大概有二：一是满清官话数百年发展，根深叶茂，已很难铲除。二者广东的“鸟语” 太难懂，实在不易普及。 　　

现代普通话的定义：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去过北京的人都有体会，地道的北京话和人们常听的播音员的普通话是不一样的。据调查比较，普通话最为标准的是河北滦平县。

清代皇帝每年都会去承德避暑山庄，滦平是往来承德与北京的重要通道。虽然来去匆匆，但还是把“官话”留在了这里。当时的北京，虽也讲官话，由于外来人口日渐增多，南腔北调，互相影响。北京人说话发生了演变，渐渐偏离了原来的官话，逐步形成了现在的北京话或叫北京方言。滦平，这个闭塞的小城，却得以最纯正的保留。这里，随便找个当地人，哪怕是不识字的老太太，都是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

同一方言区，各地差异也蛮大的，各有风味。四川话和北京话一样，同属“官话”，却是不同的风味。我是看电影《抓壮丁》，才第一次领略那诙谐滑稽的四川话。后来有机会在四川南充和阆中待了一年多，算深层次接触了 “川话”。

四川人最常说的词是“要得”，就如河南人的“中”一样，应该是其方言中的“地标性建筑”。

记得一次部队在南充乡下拉练驻训，我们班安排在老乡的一间土屋里。房东家小姑娘很热心的地过来帮忙打扫整理。我想钉几枚钉子，就问姑娘借浙江人叫 “榔头”的工具，但我还是规范地用普通话说 “锤子”。那姑娘先是怔了一下，马上脸红了，因为我是边说边做着敲打的手势，她还是明白的。回屋拿来了，递给我，头都不敢抬。 刚才还嘻嘻哈哈跟我们说笑，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怎么一下就成熟变矜持了？

后来在教导队集训，有位教官常会嘟哝出这个词，而且都是在训斥学员的时候。我悟出了这是骂人用的。后来请教了四川籍兵，才明白四川人说“锤子”的意思。原来是指男性人体的某个器官，真服了四川袍哥的联想力。

八大方言区，浙江属吴语，也叫沪方言区，上海话应该是代表。 不过有观点认为应该以苏州话为代表，更显“吴侬细语” 低吟浅唱之风格。 但我以为从地域分布看，说吴语的是江苏的长江以南、镇江以东和浙江大部，而上海正好夹在中心，故上海话为代表比较合理。

浙江面积在全国各省份排名靠后，方言却是最复杂的。尤其浙中南部地区，可谓"一县乃至一村一方言"。譬如，武义县城的人就听不懂武义第二大镇宣平人说话。

浙江各地方言细细留意，都可以找到一些有趣的地方。如永康人说“堡垒”和“暴力”，发音是一模一样的。宁波人则喜欢把词倒过来说：客人叫“人客”，螺丝叫“丝螺”。

同一种意思，各地的表述不仅不同，而且若用文字记下来更让人莫名其妙。 以问“干什么”为例：上海“哪嫩”、杭州“甲个套”、 台州“装嘎姆”，金华最夸张，叫“打死哥”。 在告别时，杭州说“色阔”、 湖州说“百坦”、金华说“快慢”，意思都不仅仅表示慢走再见，还希望对方心态平和，不要着急的意思。

有的方言虽能用文字表述，但不能望文生义。如：菜太好吃了，杭州人说“菜猫好吃”；金华人称“菜危险好吃”；丽水人最吓人，说“菜死人好吃”。

在浙江，我觉得最赏心悦耳的是湖州话。大概都靠太湖的缘故，湖州话也像扬州话那样软绵绵的。如：烦死了说“鸡遭撒旦”，吓死了说“ 哈萨哎”…..光听声音，一点感觉不出是在生气。还有个有趣的词，湖州人虾叫“弯转”，发音“歪簪”，一听就很有画面感。

最具湖州风味的词是“ 哇里哇咕”, 初听时脑子里呈现的文字是“滑里滑骨”，以为是说人油腔滑调。后来知道正字是写做“滑履坏瓜”。 古人有“瓜田不纳履”之说，意在避嫌。但你不纳履，鞋子滑了，会踢坏人家的瓜，如何是好？此语用这种情景传神地呈现那种微妙的心理状态，是没有别的词可以替代的。

湖州话的确保留了许多古汉语元素：用“吾”指代自己，用“尔”指代对方，用“其”指代第三人称事物，甚至依然用“伊”来指代女性 。湖州人至今仍叫炒菜的炊具为“镬子”，这是正宗的古代汉语。古汉语中的“锅”，是圆柱平底加个盖子，是煮食物用的，如“钢精锅”就是。现在普通话已不分了，把这类器皿都叫锅了 ，说明湖州人是很认真的。

我从小长在金华，金华话听慣了，没觉得怎么。 后来离开金华，比较了其他地方的方言，感觉金华话有些生硬，缺少美感。

金华话的生硬，还表现在一些人称的指代词上。像老年男子叫“老霍”、老年女子叫“老娩”、小男孩叫“麻丢”、女人叫”乃荡”……听着都不太雅。不仅如此，有时还会加上词后缀。如“麻丢鬼”以强调小孩调皮，而“老霍曼” 和“老娩壳” 却是有形容老人的干瘪，萎缩的意味（ 曼，是蒂头的意思，指花凋谢后的模样；壳，更不言自明了）。有的称呼还容易让人误会，爸爸叫“伯伯”还算过得去，但把奶奶叫“妈妈”，就差辈了。最滑稽是，金华人喊妈居然像学羊叫。

有的金华方言的发音容易让外地人误解，如把“走”念成“别”。有位外地朋友曾跟我说，他经过一处正在施工，担心上面会不会有东西落下来，犹豫着要不要过去。施工的人看到，就一边招手，一边喊：“别过来，别过来！”弄得他无所适从，不知该看手势还是该听喊话。

　　杭州话早先称江南官话，几乎是浙江吴语中最小的方言点。其范围就是杭州老城区及周边部分郊区：南起钱塘江，北抵拱宸桥，西边是转塘留下一线，东边到笕桥九堡（当时下沙还是一片江涂，无人居住）。因为人口相对集中，使杭州话内部语调词汇高度统一。杭州话在浙江各地方言中是最易懂的，像“我、你、说” 这些最常用的词还是和普通话一致。现在，有些杭州人用“喔”来代替“说”，这是后来从萧山引进的。

杭州话有个奇特的修辞方式，在组形容词的时候，把单音节的字重叠使用，可达到程度深浅的变化。比如，要程度加强就把形容词前面的字重叠：血血红、腊腊黄、滚滚壮、笔笔直。若要程度减弱就把后面的字重叠：绿茵茵、亮晶晶、慌兮兮、辣乎乎。再以“黑”为例，用不同的附加词可以让黑的程度“等级分明”：黑兮兮——黑——墨黑——-墨墨黑——墨漆铁黑。由浅渐深，直到黑得不能再黑了，足见杭州话之精致。

杭州话很多词后面带个“儿”： 筷子叫筷儿、调羹叫瓢儿、绳子叫索儿、谈恋爱叫靠位儿、找碴子叫寻事儿……

当年杭州教工路建好后，还有与其平行的三条路在建。本来打算按文一路、文二路、文三路模式，由教工路往西依次定名教二路、教三路、教四路。这里是文教区，院校林立，这样的路名设置再合适不过了，但不幸被杭州话特有的“儿化音”给搅了。因为“教二”和“交儿”音接近，后者在杭州话里意思和四川的“锤子”、北方的“屌”是一个意思 ，相当不雅。于是， “教二路”就改叫“学院路”，没了二，自然不会有三和四了，另两条分别叫了古翠路和古墩路了。

然而，杭州话也不乏生动的词汇，诸如：舒服叫“落胃”、 丢脸叫“滴卤儿”、可爱叫“发靥”、讨厌叫“唆及”、脏叫“窝丰巴鸡糟”…….

相比之下，杭州话里最意味深长的词当属“62”。

“62”在杭州话里并不是表示数字，它是由“簏儿”演变而来，标准的杭州话念作“喽儿”。 抛开所有引申喻意，簏儿的本意就是竹子编的盒子。杭州周边盛产毛竹，篾匠制作成盒子，供人们盛放东西，如读书人盛书，就叫书簏儿。后来簏儿慢慢脱离竹篾器具的限制，泛指所有材质的盛器了。

《二刻拍案惊奇》有则故事，说秀才权翰林在集市地摊上淘古董，看见一只黄铜钿盒，“外面还有一个纸簏儿藏着”，于是，“连同纸簏儿也一起买了”。该书作者凌濛初是离杭州不远的湖州织里人氏，早年在杭州生活过，笔下免不了带点方言。 至今杭州人还是习惯把信封叫纸簏儿的。

至于簏儿为什么写作“62”，大概是杭州话 “62”和 “喽儿”的发音相仿，有人不经意偷懒率先替代使用，被人们附和跟风，渐渐约定俗成了。

“62” 成为杭州人骂人的用词是当代才开始的。

最初由空盒子引申脑袋空空，胸无点墨，没文化，有“傻乎乎”的意思。 还有种说法：当年杭州火柴厂每年要大量的火柴盒（杭州话叫“洋火喽儿”），因为一盒火柴只卖2分钱，制作火柴盒这种贱价的活就外包给无业游民或社会福利人士去做，这些人通常给人的感觉是衣冠不整、邋里邋遢。总之，杭州人在说“62”时，对方肯定是被蔑视的。

随着观念的开放，杭州人也开始会用 “62” 来自嘲或和朋友间戏谑。前几年马云曾把六月二号叫做 “62外婆节”，以期再创个类似 “七夕”、“光棍节” 的购物辉煌 。 但收效甚微，之后不了了之。倒是我们的杭州政府为了和谐，尊重民俗，体恤民意，不设62号门牌，车牌尾数也避开62……

酒喝完了，就此搁笔。

颜世亮

2018年3月23日於杭州桥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