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

陈东远

我的少年

(接《我的童年》。

想看《我的童年》，可上网搜“陈东远我的童年”。)

随着省里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县里也开始各单位有2%指标下放农村。其实我奶奶是最早下放农村，紧接着我姑姑带着三个孩子也下放农村和我奶奶在一起。而我在每年春节会回到乡下奶奶家过年。

这年寒假一个晚上，三个老婊和我弟弟吃完奶奶做的晚餐后，我收拾碗筷，把它运到厨房里去洗。看到我进进出出的身影，这时姑姑脸上露出苦楚的笑容。

“小元，你变得好能干！”

“我还学会了做饭呢！因为我是老大，爸妈都要上班，弟妹的饭必须我来做，我妈把我当女孩子养，明天我给你们做饭。”我骄傲的看着姑姑。

“还是妈妈做的饭好吃！”六岁的弟弟不给我捧场。

“来，我给你们吹段口琴。”这时，姑姑从抽屉里取出她的上海“国光”牌口琴。我还是在很小的时候听过姑姑吹口琴，似乎已经定格在了遥远的记忆中。

“太好了！”我欢呼道。

当那只小小的、在长条型琴体上带有若干方格视窗的乐器从姑姑嘴边飘出嫋嫋悠扬、清脆明亮的声音时，我立刻被这美妙的音乐吸引了。它像月光下的草原空旷而寂寥，像山峦中雾气般的萦绕美妙而凄怨。一件小小的乐器，竟能演奏出如此音色丰富的曲调，真是神奇。

姑姑演奏的曲子我很熟悉，这首歌的名字叫《我的祖国》。于是，我小声跟着哼了起来：“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惯了艄公的号子 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这是美丽的祖国 是我生长的地方 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 到处都有明媚的风光”

我唱着唱着不禁热泪盈眶，我爱我的祖国。正像我在学校里学到的、在书中所看到的英雄人物那样，祖国需要时愿意献出生命。可是，眼前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一切，令我不解，也没有人能给予我答案。

吹完一曲后姑姑告诉我：口琴是体积最小的乐器之一，它是通过口吹气流使长条型琴体上的方格窗口内的簧片震动发音。一八二一年德国人Friedrich Buschmann 发明了口琴，他是受到中国古乐器笙的启发。二十世纪早期口琴传入中国，三十年代初上海生产出我国自制第一批口琴。

“那么，德国在哪里呢？”我问。

“等你上中学后将会学到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这两门课，自然就会讲到有关德国的事情。德国位于欧洲中部，距离我们国家很远很远。雄伟的阿尔卑斯山屹立在她的南部，莱茵河、多瑙河穿过德国境内。德国还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国家，有不少哲学家、诗人、文学家、音乐家。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德国人；还有诗人文学家海涅、歌德；音乐家巴赫、贝多芬、莫札特。”

“我长大以后可以去德国看看吗？”我好奇的问。

“恐怕不容易。”姑姑摇摇头，接着说：“不过你可以学习吹口琴，音乐能给人带来快乐。别看口琴小，看着不起眼，它同样有丰富的表现力。”

从姑姑口中，我陆续知道了知识分子下放农村的一些情况。

姑姑所在的青阳明塘大队地处青阳东部山区，位于铜陵、宣城的南陵三地交界，山高路险，交通闭塞，丘陵起伏，荒木丛生，解放前这里是个新四军根据地，六十岁以上的男人多当过新四军。当地干部提醒姑姑及家人不要轻易地走出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由于交通闭塞，当地人从未出过远门，见闻贫乏、孤陋寡闻。看到姑姑不会干农活，还喜欢吹他们听不懂的口琴，他们摇着头十分费解。

再加上姑父曾经是国民党四川兵的外科军医(抗日战争时与日军在青阳陈家大山一战全军战死，存活下来成了我们陈上门女婿)，姑姑更不受村民待见。刚去的时候，姑姑和她的三个孩子借居毛园生产队队长家。屋中没有床，只能在土地上砌起一块高于地面的土台子，铺上稻草和从家城里带去的被褥便是她们睡觉的地方。

后来奶奶也和姑姑在一起，在这样一个大通铺上，每人只有七十来公分宽的空间。因此，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备料盖房子，经常是干到天黑，劳动强度非常大。

盖好了土草房后，便进入了夏季双抢时节。每天早晨四点起床，趁着凉爽和露水割稻插秧。一转眼到了上午，太阳变得刺目炽热，大颗的汗珠从额头滴落下来，流进眼中。咸涩的汗水蛰得眼睛睁不开，用满是尘土泥垢的手一抹，脸变得像花瓜一样。裸露的脸、颈、手臂被稻芒划出一道道红血印，被汗水一浸，又痛又痒，难受至极。

傍晚，当人们把散放在田里的稻捆抱上田埂时，还要小心稻捆底下藏着的毒蛇。

即便到了夜间，气温也常在三十八、九度。干了一天农活的人们，晚上还要继续在户外开会、政治学习或忆苦思甜。人们不得不穿上长衫长裤和雨鞋，抵御”黑旋风”般的蚊子。一种像黑芝麻大小、被称为“小咬”的飞虫尤其凶狠，专在黑暗的厕所里活动，还未等你察觉它，却已被咬得团团红包，痒到崩溃。蛇多得几乎每天遇见，有时甚至就躺在蚊帐上面，吓得在蚊帐里睡觉的人纹丝不敢动，更不敢出声，等待着蛇自己离去。

艰苦的生活，繁重的体力劳动，使得姑姑彻底崩溃了，神经失常。

十二岁的我从城关一小毕业，该上中学了。上哪里

​中学呢？青阳中学最好，有能力的父母都把孩子搞到青中上，而我父亲要我那里条件差到那里上，说这样更能锻炼我。当时我也无所谓，那儿都行。结果还是在城关一小读。

​

因那时是过年后春季升学，先得过年，孩子没有不愿意过年,没有不盼望过年的。我倒是有些例外,我有些怕过年。城里的父母在过年时总是把我和我弟弟送到乡下奶奶和俵兄弟那里,因姑姑精神分裂离家出走了，老实本分又被戴有地主分子兼资本家帽子的奶奶独自养育姑姑的几个子女而欠了一屁股债,一到年关,债主一个一个逼上门来,剃头收账的刚走,油盐店收账的又来了,奶奶不敢在家,因无钱还人家躲债避风头去了,却将搪债的责任放在孩子身上。我是长孙,责无旁贷。

​反正你没有钱,任凭债主如何凶狠,也是词费。但是使人不能忍的是挨骂而不许还口。我于是也想躲出去了。跟我弟弟商量,我到十五华里外公社街头去卖年画,赚了钱给他买糖果吃,账由他搪。人越小越容易搪些。于是一个六岁大的孩子在家搪债,一个十岁的孩子与一个大一点的俵妹到街头卖年画。

​摆个画摊子,虽然不是大生意,但也有种种不易解决的问题，第一、从哪儿去找本钱，因为画纸用不了多少钱,我倒不太愁。趁奶奶不在时,把一只大母鸡给卖了,反正我赚了钱再买一只还给她。于是我与俵妹从一朋友家借来一张旧木桌子,放到热闹街口,贴上我们的招贴,“为人民服务”,这算把地方占住了。把纸摊开,开始画时,产生了第二个问题,即是墨冻。我研究了好几天,考察了好多写对子的摊子,才知道想墨不冻,最好是加一点石灰。可是,第三个问题又来了,大都乡里来的土客,他们大都还要我画土地神、火神、灶王神、天地神,每当生意兴隆时,会来几个横眉怒目的干部挥拳让你走开,说这是封建迷信。我只搬过一次家,第二天即想出一个妙计来。我在这些民俗年画的反面写上革命口号,每当俵妹看到有干部模样的人来搅局,必大声宣读革命口号,我就把画反过来。搅局的人听到和看到后就会走开,于是我们这个画摊子就再没有被撵走的危险了。

​因为本钱有限,不能画出一堆来,怕人家不买,压住了本钱,但又不能不画,而顾客却往往让你说说画中的含意,他才买。如果是干部模样的顾客,他们喜欢丰收一类的年画：年年有余、丰衣足食等等，如果是乡里来的土客,他们喜欢；富贵图、门神、财神等。俵妹早已背熟,她干脆也不必看画,一看顾客带有土气,她即顺口而出,“多褔...”,其实这幅画明明题的是“丰年吉（鸡）祥”。民俗年画如土地神、火神、灶王神、天地神等那些特殊的画,不是画的太多,就是供应不足,于是我完全改用统一画像,题上“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这种民俗年画可以这适用任何神位,甚至可以贴到炉灶上。

​家中要债的紧锣密鼓之日,正是我画摊生意兴隆之时。卖一点钱,俵妹就拿回去,可以搪一点债。那已不是几个孩子在过年,而是几个孩子在生活危岩上周旋、挣扎与战斗。当然战斗中是要付代价的。我和俵妹全冻得流鼻涕,流眼泪的。袖子上是涂抹成层的鼻涕,脸上是一块一片的墨迹。最忙是大年三十晚上,因这时债主已怏怏地打道回府了，我们还去旧木桌子,沿着北风如刀的山路走回家。我们的收获是一个钱盒子,里面有不少人民币,并且还有五斤肉,一条鱼,还有一斤混杂的糖果。糖果是给弟弟的,安慰他数日搪债的辛苦,鱼肉是给奶奶的,安慰她整年无怨的辛劳。于是我们这个年,算是过去了-------可以吃团圆年饭了。

​我回到家在火筒里暖暖手,弟弟过来说,大哥,我练练大字,明年我陪你一道去卖,你卖年画我卖对子,由俵姐搪债,好吧。我说,好，你和俵妹一年一换。后来三四个年全是这样过去的。

​

那时在毛主席“学制要缩短”的指示下，小学5年级和6年级合班，升入中学的学生数增加一倍，中学承受不了，所以有很多小学附设初中班。我们城关一小也办起了附设初中班。

因为是我读过6年的小学，很熟，开学第一天跨进城关一小的铁门，我站在门口，环视着这所学校的外貌。这座曾经让我震撼其奢华的学校，如今窗户上的玻璃有许多是破碎的。在楼的一层和二层窗户之间的墙上用红色油漆写着巨大的毛主席语录：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我登上楼前的几步台阶，走进楼里。大楼的过道两边墙上各挂看一块很大的黑板，上面贴着用黑色毛笔写在大红纸上的新生入学分班情况和教室安排。从一九六八年中期开始，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陆续进驻大、中学校领导学校工作。从此，学校按部队编制，整个学校为一个团，年级为连，班为排。学校最高领导是革命委员会（革委会），年级负责老师称连长、指导员，学生也参与年级管理，为副连长、副指导员。班级的学生负责人称为排长。

这一年，城关一小附设初中班新入学的学生112人，分成两个排。

一眼就在一排名单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令我惊异的是，很多小学同班也在这里，如吴冬生，李农，胡翠英，陈福梅等，我们医药公司大院里的高敏，刘惠玲也在名单上。

二月底，刚开学没几天，学校工宣队代表兼革委会伍主任召集全校同学在操场上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要准备打仗”，并讲述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伍主任原是县制称厂工人，因为他我认识了他儿子伍晓陽，后来我和伍晓阳成为最好的朋友之一。

一九六八年三月，中苏两国边防部队在珍宝岛上发生了武装冲突，双方均动用了重武器。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珍宝岛事件”。

珍宝岛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市境内的乌苏里江上，长约二公里，是一个面积仅○．七四平方公里的小岛。根据一八六○年清朝和沙俄签署的《中俄北京条约》，中俄以乌苏里江为界。由于该岛位于界河之上，它的归属一直没有定论，中国和苏联都声称拥有该岛主权。

“珍宝岛之战”后，毛泽东首先强调的就是要准备打仗，而且要准备大打。从三月五日起，他不止一次提出，中苏之间有爆发战争的危险，并号召全国人民“要准备打仗”。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的“中共九大”更突出强调了战争准备的问题，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有大打、早打、打常规战，甚至打核大战的足够思想准备。

全国很快进入“要准备打仗”的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迁到交通闭塞的山区。毛泽东提出要“深挖洞”，以抵御苏军的空袭和核战争。随即，全国等各大城市马上响应，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挖防空洞、防空壕活动。

城关一小革委会主任宣布：从现在开始，每天上半天课，全体师生都要投入到在学校南面小山丘挖防空洞的任务中去。高年级身强力壮的男生和男老师一起挖防空洞，其余同学到学校去拆老校区旧房砖，把它们运到小山丘，用于加固防空洞的墙体。他还强调：挖防空洞的任务是考验每一个新同学的时刻，只有那些能够吃苦耐劳的学生才能早日加入红卫兵。

“太好了，我得好好劳动，争取第一批加入红卫兵！”李农激动的脸庞微微发红。

“成为红卫兵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我也得努力。”我点头回应。

班主任李老师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女教师，她有个好听的名字：梅林，教语文课。一双乌黑发亮的大眼睛流露着聪颖、浪漫的光芒，不高的身材玲珑优美。

​每天放学后，李老师便带领着学生们排着队伍从学校步行出发，我们男同学在校后山上挖防空洞，山体非常结实，很难挖。同学们双手起满了血泡，每天都是弄得灰头土面的样子才回家。但我们心甘情愿，不喊苦、不知累地接着干。能为保卫祖国，为学校的备战工程出一份力，再辛苦也开心。更何况，大家都迫切的希望早一天加入到红卫兵组织中，这可正是考验我们的好机会。

一个周六晚上，我和同学们挖到很晚，妈妈找到学校让我回家。我说任务没有完成，不能回家。妈妈拧不过我，只好自己回去。

这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八点前就到了学校大门口。我看到远处一个女孩子吃力的抱着几块房砖往校门口走来，走进一看是班上的同学高敏，她向我露出笑容，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上衣穿在她身上显得格外肥大。

由于刚上初一没几天，我和高敏小学不同校，虽然是同住医药公司大院，但接触不多，还不太熟悉。不过从开学的第一天起，大家就发现高敏是个漂亮出众的姑娘。苗条的身材傲立挺拔，两根乌黑油亮的粗辫子垂在胸前，圆圆的眼睛里好似含着一汪水，一笑左边的脸颊上露出浅浅的小酒窝。她的美总让人忍不住回头看一眼。她爸是县医药公司总经理，是我妈领导。

“高敏，你怎么早上就来搬砖呀？”我惊讶的望着笑眯眯的高敏。

高敏把砖头放到地上，拍打了几下身上的土，将肥大的蓝上衣脱下，露出棕色的灯芯绒外衣。衣服的左胸前佩戴着一枚毛主席去安源的像章，它是白色磁质的，配在深色衣服上显得协调别緻。

“多搬一块是一块嘛，咱们学校防空洞所需要的砖还差得远着呢！”高敏一笑，脸上露出小酒窝。

“你知道吗？李农他们男生每天早上六点多钟都去挖防洞！我这不算什么，只是有的早上去搬一趟。”高敏说。

“真的？我怎么没听李农他们提起过，怪不得他们个个上课时尽犯睏呢！”

一直干到十一月中旬，学校的防空洞总算是初见规模。

自从防空洞挖得有点模样了以后，学校便经常举行防空袭演习。上课时，一听到那震耳欲聋的警报笛声，学生们立即站起来一同向防空洞跑去。一路说笑喧闹，完全没有害怕的样子，正相反，大家觉得过瘾好玩。

除了防空袭，还要防原子弹。虽然青阳是个小县城，不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但还是防“苏修”空投原子弹的重点小县城。课堂上，老师在黑板上画出原子弹结构图，给同学们讲解原子弹的防护知识。告诉大家，原子弹主要有四种杀伤破坏方式：光辐射、冲击波、核辐射、放射性污染。在原子弹爆炸情况下要双手抱住头部，在窗户下的墙根卧倒。同学们比划著抱头姿势，四下张望，像是在寻找藏身的位置。有的还不由自主地向窗外望去，好像在等待原子弹从天而降，落在学校操场上。

同学们时常在议论：这仗什么时间打呀？怎么连一点打仗的迹象都没有？我们这一代人没经历过战争，谈起战争并没有父辈那样“谈虎色变”的迹象。

这年十二月二六日，是毛泽东七十七岁生日。这天城关一小将要从新入学的初中学生中发展第二批红卫兵。

随着工宣队进入学校，这时的红卫兵组织已不是文革初期意义上的红卫兵组织。那时，各学校都有若干支分别取不同名称的红卫兵组织，而他们的宗旨是一致的：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复课以后，红卫兵成为全县统一的中学基层组织，名为青阳中等学校红代会，由学校革委会、党支部领导。加入红卫兵要经过学校批准，还有了《红卫兵章程》。只有符合条件，经过考查合格，举行一个仪式宣誓后才算正式加入了红卫兵。

第一批红卫兵是在国庆日时发展的，数量很少，我所在的班里只发展了正副班长和体育委员三个人。这样，便可成立一个支委会，有支队长，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

​十二月中旬的一天，支队长找我谈话，说班主任特别推荐，说我在挖防空洞期间表现突出，准备发展成为第二批红卫兵。并递给我一份《红卫兵申请表》，让我带回家填写，填好后要交给学校革委会审批。

这是我第一次自己郑重其事的填表，激动和困感的心情自然是难以言表。回到家后，我小心翼翼的把申请表摆放到桌上。

申请表的封面印着毛主席语录：“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

翻开这张两页纸的申请表，里面的内容栏目很多，除了姓名，出生年月，本人简历及对“红卫兵组织的认识”等许多栏目外，还有：

─家庭出身。

─解放后家庭成员经济状况及主要成员的姓名，职业，政治态度和本人关系。

─主要亲友的阶级成分，社会职业，有否参加反动党派社团组织。

我早就知道，我的家庭出身是地主兼资本家，但父母都是革命干部。

我就如实填写了，交给班主任李老师。其实李老师非常爱护我，特别是数学史本贵老师对我更是欣赏有加，因为年级我数学成绩最好，几乎没有能难倒我的数学题。李老师把我家庭出身改成革命干部。

十二月二十六日这天，学校在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加入红卫兵仪式。礼堂前面台子的正中央悬挂着毛泽东画像和一面鲜红的党旗，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所有人心中都有一种崇高而神圣的使命感。

担任连副指导员的女同学带领新红卫兵们站在台上，面对毛主席画像宣誓。她念一句，我们便跟着念一句：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是我们最高的红司令。在这裡，面对着我们的伟大领袖，面对着我们敬爱的党，面对着全中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我们宣誓，用我们革命红卫兵的荣誉庄严宣誓：

我们保证永远忠于无产阶级！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要把全部精力和整个生命献给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对于人民，我们要无限忠诚！对敌人，我们要刻骨仇恨！生，为党的事业而奋斗！死，为人民的利益而献身！我们绝对保证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要用鲜血和生命誓死保卫毛主席！毛主席我们无限忠于您！坚决跟着您老人家，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宣誓完毕后，担任副连长的男同学给新红卫兵佩戴袖章。我低头看了一眼套在左臂上的红袖章，它是用一块丝绸红布制成，上面印著金色的毛泽东题字：红卫兵。

也许是由于仪式的庄严隆重，或是多年“红色”教育的结果，这时的我比起当年加入红小兵时在政治上要成熟许多。我似乎感觉到了肩上的重担和责任，生命也好像得到了升华。我的生命不再属于自己，而属于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属于中国共产党和人类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工宣队进驻中学后，按照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发表的指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城关一小同县棉织厂结合，便于组织学生在棉织厂学工。我们在工人师傅的指导下，同师傅一道一人看四台织布机。全校每个班的学生轮流到县棉织厂学工两周。

七一年三月中旬，轮到了我所在的一班。同学们好奇极了，在棉织厂里专心致志地听工人师傅讲授织布的工作原理，每一种大小号布匹名称和它们的用途。然后师傅手把手的教我们如何织布。

很快同学们便掌握了织布和织机的调试技能。除此之外，物理和化学也要同生产实际相结合。学校物理老师一开课就教我们无线电技术，每人得到一把电烙铁，几块松香和一卷焊锡。先把无线电元件二极体、三极管、电阻、电容的金属接头端用小刀刮干净，然后按照电路图，把元件插进电路板上的小孔，再用电烙铁薰上松香、焊锡，焊在电路板上。

李农的焊接活是全班最漂亮的，干净、光亮、没有虚焊，常得到陈老师的夸奖。学期结束时，全班每个同学安装的收音机都调出了声音，大家自豪地欢呼：“我们又掌握了一门技能！”

陈老师还告诉我们，无线电技术用途非常广。说在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令亿万民众激动不已的是，当卫星经过夜空，便响起他们熟悉的乐曲《东方红》。使我想起来，那年四月二十五日下午，当新华社发表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新闻公报后，顷刻之间，青阳县城灯火通明，锣鼓声四起，人们高举彩旗，燃放鞭炮，游行庆祝。

我和同学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欢歌燕舞、喊着口号从学校步行到城西广场参加庆祝，一种为中华民族而骄傲和自豪的情绪油然而生。于是我在初中自然而然地喜欢上物理学。

这一年的三月十八日，柬埔寨前首相朗诺将军，趁西哈努克出访苏联之际发动政变，宣布废黜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政府，此刻的苏联也没有做出挽留他客居的意向。就在同一天，中国驻柬埔寨和苏联大使馆分别向国内报告了柬埔寨政变的消息。毛主席决定，请西哈努克到中国来并以国家元首的礼仪迎接。

​三月十九日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宾努亲王一行抵达首都机场时，周恩来总理亲自迎接这位流亡的领袖，礼炮、鲜花、红地毯，一切都是按照国家元首的规格。

周恩来握着西哈努克的手说：“热烈欢迎西哈努克亲王来华访问！您仍然是柬埔寨的国家元首，我们永远承认您，决不认同别人！”

五月二十日，毛主席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

这天下午，班主任李老师在班上宣布：全体红卫兵和积极要求加入红卫兵的同学明天上午到西大街广场参加收听“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将有重要讲话。

晚上躺在床上的我，想到明天就要去听毛主席的讲话，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想像当年那些年龄稍长的红卫兵去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检阅，什么时候轮到自己都好啊！

五月二十一日一大早，同学们就来到学校，排队步行走向青阳县城西门广场。

上午九时，我们从高音喇叭里听到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西哈努克亲王。会见结束后，同林彪、周恩来等与西哈努克一行人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时，广场上的人们激动的高喊：“*****！”接着林彪宣读了“五二○声明”。

城关一小的学生被安置在广场的中间位置，我认真的静下心来听林彪宣读毛主席的“五二○声明”。林彪的口音很重，要仔细听才能听懂。林彪说到：“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最后一句话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这时，西哈努克情绪高昂，用汉语喊了十几次“*****！”

五二○声明发表后，按照声明中的精神，也不知是那个学校创作了歌曲《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歌词是这样的：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美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

城关一小的大喇叭，在课间操期间，反复播放广播电台的教唱，同学们很快就会唱了。

我和李农自从同时加入红卫兵后，彼此的关系拉近了一步。放学后，李农常上我家来玩。李农家住在西大街。

李农和胡翠英等都有舞蹈天分，加入红卫兵后，很快就被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吸收。

宣传队是令孩子们响往羡慕的地方，放学后几十名俊男靓女聚在一起，在很有文艺细胞、年轻潇洒的唐老师带领下排练舞蹈、话剧、京剧，还朗诵诗歌，唱歌，练习乐器。每逢重要节日，便在学校礼堂为全体师生演出。有时，还到县里参加汇报演出。

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四十九周年纪念日。离这天还有两周，学校就开始安排学生们布置礼堂。同学们搭着桌椅将许久未擦的礼堂玻璃窗擦拭干净。

礼堂前面舞台的正中间悬挂起巨幅毛泽东画像，画像下面写着：“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万岁！万万岁！”深红色的幕布垂挂在舞台两侧。礼堂各窗户之间的墙壁贴上了写有毛主席语录和革命口号的五颜六色的纸条。在这天，学校宣传队将推出一台新节目。

七月一日这天，学校停课庆祝党的生日。上午，我和同学们拎着各自在教室上课时用的椅子来到大礼堂。

“你今天戴的像章可真好看！”工宣队伍队长在台上讲述党史时，吴冬生开起了小差，扭过头来欣赏坐在他旁边的我胸前佩戴的毛主席像章。

“我爸爸刚给我的！”我骄傲的说。

“谁不知道你爸在县革委会呀？”吴冬生的口吻带着嫉妒腔。

“我爸说，他有一个朋友在制造飞行模拟器的厂工作，现在专门生产各式各样的像章，常会送给我爸。我爸手里有不少像章呢！”

“真的？那你能不能送给我一个？我家总共也就十来个，还是我爸买来的。”

“行，我明天给你带来一个。”我大方的答应。

我家里的像章至少有1百多个，爸爸小心翼翼的把它们一个个地别在印有毛泽东大头像的塑胶皮海绵册裡。像章大部分是铝质的，也有是用瓷做的，还有竹子的，塑胶的。到后来像章不仅越做越大，可以挂在脖子上，而且越做技术含量越高，有带萤光的，还有能闪光的。我爸爸还经常与他的同事们交换不同样式的像章。

“城关一小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汇报演出现在开始！”当我和吴冬生聊得正起劲儿时，宣传队的一名女同学走上台报幕。

“第一个节目：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第一场，长青指路奔向红区。”

“这个节目小笛演吴青华。”吴冬生向我透露。

其实小笛还是城关一小五年级学生(当时小学五年制)，她是省文联下放青阳的一位艺术家的孩子，小笛跟我也很熟，她曾告诉我，文革前她和爸妈一起看过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合肥首次公演。那时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芭蕾为何物，小笛被那优美的舞姿迷住了。在省少年宫舞蹈班曾经模仿排练过《红色娘子军》中的一些片段，她至今仍记得其中的动作。

“红色娘子军”的故事讲的是三十年代初，海南岛农家姑娘吴青华，由于家中贫穷，被地主南霸天强抢为奴。几次反抗后，南霸天命人将她活活打死。昏死在地的青华在电闪雷鸣中惊醒过来，遇到化装成华侨富商的红军干部洪常青和通信员小庞。在他们的帮助下来到革命根据地，参加了一支由劳动妇女组成的战斗队─红色娘子军。在战斗中，青华因表现英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接任娘子军连党代表职务。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是中央歌舞剧院根据同名电影改编而成。一九六三年由周恩来总理提议创作，六四年由中央芭蕾舞团首演。作为一个特定时代政治话语的文艺表达，它是在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直接关注下诞生。一九六四年十月八日，毛泽东主席在观看《红色娘子军》之后留下了著名的三句话：“革命是成功的，艺术是好的，方向是对的。”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刊登《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一文，确定为样板戏的文艺作品只有八个，它们是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

从七○年开始，八个样板戏被拍摄成影片在全国放映，使之得到普及。人们模仿八个样板戏中的片段，在各种场合下进行演出。

深红色的幕布拉开后，随着广播里小提琴倾诉般的主题音乐响起，小笛穿着一身破烂的红色布衣裤，以吴青华那著名的亮相动作“足尖弓箭步”出现在台上。

我和吴冬生停止了聊天，屏住呼吸、睁大眼睛盯着台上的小笛。她那高挑的身材，优美的舞姿，尤其是“倒踢紫金冠”造型，绝对是专业舞蹈演员级的，赢得台下观众一片掌声。从这以后，小笛在城关一小多了个绰号：吴青华。

一九七一年春节，芭蕾舞电影《红色娘子军》上映后，成为会跳舞的女孩子最爱模仿的剧码。小笛更是百看不厌，从一个电影院走到另一个电影院，她的舞蹈也越跳越好，参加了学校和县里组织的数次演出。

上午学校庆祝党的生日活动结束后，下午在指导员的带领下，同学们步行到南大街县文化馆参观西藏展览。

在这个展览上，展出了旧西藏奴隶主镇压奴隶使用过的残酷刑具，比如：站笼、脚铐、脖子枷、用于挖眼睛的石头帽和尖刀等。还有奴隶主用婴儿头骨做成的碗，碗内壁镀有银。鼓也是用人皮做的，鼓槌取自十八岁姑娘的大腿骨，还有人皮做的台灯。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实物和照片，让同学们见识到了奴隶制度下的旧西藏是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的。

参观完展览后，由于和其他同学不同路，我只好自己回到东大街的医药公司大院的家。

第二天一早，我怀着同往常不同的心情再去城关一小，以往这熟悉、甚至有些厌烦的每天走路去上学，现在却变得亲切和眷恋。毕竟六年了，每天都走这条线路。东门的石头桥，石头桥下的电影院，棉织厂，农机厂，甚至路边的大树、商店我都很熟悉，它们似乎已属于我生活的一部分。

直到走进学校楼道，看见挂有(一连一排)牌子的教室大门，我才平静了情绪。走进教室，我不禁下意识地环顾了起来，老师说下学期要换到另一间教室。我从小就是个守旧的孩子，一旦对某个地方熟悉了，离去时总是恋恋不捨。

黑板上方中央挂着一张毛泽东彩色画像，画像两侧是毛主席语录：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教室左边是三扇大窗户，右面墙上贴有几张毛主席语录印刷品：“要斗私，批修。”“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教室后面墙上是班里的黑板报，它的上方贴着用红色电光纸剪成的林彪书写的题词复制：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这块黑板报凝结着我的心血，每星期至少要更换一次内容，遇到重大政治事件要马上更新。壁报组由三名同学组成，我负责画图、排版，另外二位同学负责写稿、组织稿件和抄写。

“今天必须把昨天参观旧西藏展览的报导写出来。”我正想着，上课铃响了。

学校每天上午有四节课，下午两节。晚上两节自习，今天的第一节课仍是雷打不动的政治课，学习昨天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题目为：

共产党员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

政治老师先念一遍，再分段讲解，然后分组讨论。终于熬到下课，我起身就往教室门外跑，为的是到操场占上双杠的位置。全校只有一个双杠，大家都爱玩，一下课就抢。

“陈东远，怎么跑那么快？等会儿我！”吴冬生追上我，气喘吁吁地说：“你的胶泥有富余的吗？我今天忘带了。”“有。我带了好几块呢。”“今天又是工业基础课，真烦人！”

工业基础课是吴冬生的弱项。老师把一个工业产品模型放在讲桌上，让同学们按照这个样品用胶泥捏出模型。模型捏好后，再画出三视图。

无论老师怎么启发，吴冬生总是画不好三视图，他缺乏空间想像力。而这门课正是我的强项，我捏的模型有模有样，画的三视图准确无误。每次都受到老师的表扬。

“甭着急，我再帮你画就是了。”

如果不是我每次在课堂上帮忙，吴冬生根本完不成作业。

“太谢谢你了！”

“干嘛那么客气！你帮我的地方多着呢！”

吴冬生无论多晚也会陪我放学回家。

“哎，语文课也没劲。”我叹气道。

“上小学时，你不是最喜欢语文课吗？”

“那时候的语文课多有意思，我喜欢上李文珍老师的课。”我脸上露出淡淡的伤感。

第三节课是数学。史本贵老今天穿了一件白色短袖衬衫，配上高度近视眼镜，显得格外精神。

“今天讲新课：第四章，简单图形。高敏，你先把垂线和平行线的定义给大家念一遍。”

老师话音一落，高敏便站了起来，开始读课文：

垂线──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一九六八年七月，上海第三钢铁厂的工人师傅敢想、敢干，把两座高达五十五米、重二百三十吨的巨型平炉大烟筒，分别用了八个小时和五个小时，“垂直移位”三十一米和四十米，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奇绩。

“垂直移位”就是大烟筒在移动时，和地面保持垂直。

在数学上，如果两条直线相交成直角，就说它们互相垂直。

两条直线互相垂直，其中一条直线叫做另一直线的垂线。

平行线──曙光人民公社的贫下中农，遵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教导，在夺得夏粮大丰收之后，又投入新的战斗。双轮双铧犁宾士在人民公社广阔的田野上。

用双轮双铧犁犁出的两条笔直的垄沟是互相平行的。在同一平面内不相交的两条直线叫平行线。

“数学真没劲！”我心里嘟囔着，尽管我始终特别喜欢数学课。其实史本贵老师早看我是一个数学苗子，常单独把我叫到他宿舍另外增加课外数学作业题。

上午的第四节课是语文课。铃声响后，一个身材矮小，秃顶，戴着一副酱色镜框眼镜，看上去四、五十岁的男老师走进教室。他开门见山自我介绍：李老师生病请假一周，由我代她教你们语文课，接着拿起粉笔在黑板上边写边说：“我的名字叫宋xx。

就在他往黑板上写字的一瞬间，同学们都看到了，他的右手是大拇指受伤包上红布。然而全班同学异常安静，连平时最捣蛋的男生也没取笑。大家被他那一手漂亮的字体震住了，它简直就像字帖上的字，干净、利索，苍劲又不失典雅，笔划的摆放恰到好处，不长不短，展示着美感。这种有着深厚功底的书法，对同学们来说已是可望不可及。自从“文革”以后，大多数孩子们就不再练书法了。我这时忽然感到羞愧，身后的黑板报上是自己写的字，再看看前面李老师的字，“嗨，现眼呀！”我得下决心练好毛笔字。

“我在讲课文之前，先给同学们讲一段古文诗。”

“太棒了！”我在心里欢呼。语文教材里的课文大多充满政治色彩，枯燥乏味。

“我先默诵这段古文诗，然后你们说说看，是出自于谁的手笔。”

宋老师双眼半闭，目光越过同学们头顶，望着前方，用他那带着浓重的青阳乡音，抑扬顿挫地娓娓道来：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髮，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君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朗读结束了，同学们仍在发呆，似乎一时没反应过来。

“后面那个举手的女同学，你说说看。”

我扭过头，看见坐在最后一排的吴文静正起身站起来。“是李白的《将进酒》。”她回答得从容不迫。“正是！你答得对。同学们，我们的祖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历代文学家、诗人曾写下无数脍炙人口的篇章。你们应该去读，去欣赏。”

“好，接下来我们打开课本，讲课文。今天要讲的内容是……”

这时，我只看见宋老师的嘴在动，至于他在说什么，已经听不进去，我的大脑开始走神。

在接下来的一周语文课里，宋老师总会在课堂上穿插讲一段古文、古诗，介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诗人和文学家。我本来就喜欢语文，宋老师的到来点燃了我埋没了几年的求知欲。

说起数学老师史本贵，大家都很喜欢他，但是，刚开始上数学课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数学史老师是一位严厉的老师，因为他戴着一副眼镜，从眼镜里透出的目光很严厉。

可是几天下来，我发觉史老师虽然严厉，可上他的课非常轻松。你听史老师在讲应用题的时候，他就用红军和敌人打比喻，红军先摸清敌人的地形，找出突破口，那就可以一举把敌人拿下。经过老师这么一讲，同学们可来劲了，解起题目来得心应手。喏!史老师讲角的时候更幽默了。他说，周角就是皇帝，掌管着整个江山，而平角的权利就小了，他只掌管半壁江山。这样一节课下来，同学们还是意犹未尽，还沉浸在故事数学课里呢!

自习课的时候，有的同学东张西望，看到老师忙装模作样的做作业。史老师搞笑地对他们说：“嘿!你们这些人，是想当特务吗?想监视老师吗?你以为特务这么好当啊!”那几个同学红着脸低着头，没准儿还在想：“老师真是火眼金睛，下回还是少犯点错误。”

体育课通常安排在下午。班上几乎所有同学都喜欢上体育课，因为它的确是丰富多彩。有军事训练：扔手榴弹、趴在地上练习匍匐前进，还有诸多体育项目：跳高、跳远、单双槓、跳木箱、扔铅球、排球、篮球等等。毛泽东的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用红色油漆刷在学校操场的北围墙上。

音乐教室前面只摆放了一架脚踏风琴。音乐老师是一位三十多岁、长得不起眼的男教师，他上课时多是伴随着弹风琴教学生一些革命歌曲。昨天是党的生日，因此今天学唱历史革命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老师告诉大家，这首歌是一九四三年由人民音乐家曹火星创作的。“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看着音乐老师唱歌时摇头晃脑的样子，我忽然想起那个打扫厕所的章老师。尽管她每天都穿着一件肥大的蓝色上衣，但仍掩盖不住娇小匀称的身材。她那秀美的脸上带有典型南方人的特征，白皙的皮肤，杏仁眼，小巧玲珑的嘴唇。她走路时总是低着头，眼睛往下看。

吴冬生告诉过我，他听邻居家女孩讲，章老师也住在东门。文革前，她是青阳中学的音乐老师，能歌善舞，不但会弹钢琴，还能拉小提琴，这个女孩曾跟她学过一段时间小提琴。章老师喜欢欧洲古典音乐，一次她和同学们聊天时说：“宁可到维也纳当乞丐，也不愿在这里做音乐老师。”有人举报，后来不能再做音乐老师。

七月上旬，学校开始期中考试。根据毛主席“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的指示，考试一律实行开卷，做题时大家可以看书，也可以相互商量。全班同学的考试成绩都很好。

从一九六六年七月开始，废除了新中国在一九五二年建立起来的统一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全国高校停止招生。教师被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

一九六八年，红卫兵运动已持续两年多。尽管毛泽东呼吁“复课闹革命”，但震荡和混乱仍然无法制止。到了毕业期的几百万学生难以分配工作，待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文章《我们也有两隻手，不在城市里吃閒饭！》，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居民和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的事绩，并在右上角《毛主席语录》一栏裡，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随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展，一九六八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即六六、六七、六八三届学生几乎全部前往农村。后来他们被称之为“老三届”。

学生们被送往农村，学校安静了下来。

过去每当暑假我会到乡下看奶奶，但从初一的第一个暑假开始，我就开始正式做小工了，主要从事搬搬砖头或医药公司翻晒中草药工作，每天8毛钱。一个假期可挣到40元左右，当然全数交给我妈。

所以暑假中乡下奶奶过来看我，当然带上我的弟弟，当时我弟弟也是放在乡下由奶奶代看。奶奶有近三年时间没到过青阳，我看到她时，人老了瘦了，不过看上去还算是健康。奶奶有时讲起在老家的事情，让我感到幸运的是，奶奶在家乡并没有受到欺负。那是一个偏僻、寂静的村庄，解放前奶奶家虽是资本家兼地主，但家里主要靠出口北美丹皮参赚钱，对雇员非常的好；虽有围区数千亩田地，基本没有收过租。因此，当奶奶被遣送回老家时，村里的人仍像过去那样尊重她，尽量安排她做轻鬆的农活。在丁桥公社工作的表叔也经常回去看望奶奶。

奶奶的到来，给家里带来了欢乐和温暖。她做的饭非常好吃。自从奶奶来后，我同学吴冬生也成了我家的常客。他就像到自己家一样，经常是一进门就张罗着帮奶奶干活。看见奶奶正在扫地，便抢过奶奶手中的扫帚，看见窗户髒了，便问奶奶是不是需要擦窗户。奶奶喜欢吴冬生，夸他勤劳能干，眼里有活。吴冬生父母都是山东人，母亲是家庭妇女，弟兄三全靠他爸一人工资养活

“奶奶，您做的大米粥比我家的淀粉粥好吃多了！”这天晚餐，奶奶做了咸白菜馅包子和米粥，留吴冬生吃饭，他足足喝了三碗粥。

“别尽只喝粥，再吃个包子。”奶奶说着，用筷子夹起一个包子递到吴冬生手上。

“这是第六个了。”我笑道。

“多吃，要吃饱。冬生，什么是淀粉粥？”奶奶问。“就是用淀粉加上水熬成的粥。很顶饿的。”

“那能好吃呀？”我问。

“我家定量的粮食不够吃，两个弟弟特能吃。”

“男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没肉吃，油水少，当然吃得多。”奶奶叹了口气。

一九五三年，中央政府颁布《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全国开始实行粮食计划供应。五四年又实行了食油定量制度。

五五年八月国务院下达《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这一年的十一月正式在全国使用粮票，油票。布票、肉票也随之出现。

从此，城市人口按照重体力、轻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者，学生，居民等以及各年龄段的儿童进行分类，各自有不同的粮食定量和粗粮、大米、的比例。

每个月人们所得的粮票是有限额的：中学生男生三十斤、女生二十八斤。三岁以下儿童九斤。三岁以上到上中学前，每年按年龄逐渐增加定量。成人则根据工作分类，没有正式工作的家庭妇女只有二十五斤，重体力劳动者四十五斤，煤矿工人享受最高定量五十七斤。其他工作的是二十八斤。这里面包含有二十斤半米票和七斤半粗粮票。在粮店里凭粮票买粮，面票只能用来买面，米票只能买米，粗粮票只能买粗粮。

肉、蛋、白糖、食用油等也实行凭票定量供应。糖、油、肉每月每人半斤。工业品的百分之六十八、副食品的百分之九十都凭票限量供应。去市场选肉，大家都挑肥肉买，因为回家能再榨点儿猪油改善伙食。

“奶奶，我们家每个月的半斤淀粉用不完，就让吴冬生带回去。”我望着吃得正香的吴冬生对奶奶说。

“谢谢奶奶！”吴冬生高兴地笑了，双手放在吃得略鼓起来的肚子上接着说：“奶奶，我今天吃超标啦！”

“为什麽？”

“毛主席说：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我现在是闲时，可却吃了六个大包子！”

“哈哈……”我大笑道：“你可真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的典范呀！”奶奶没有笑，只是摇摇头。

“对了，吴冬生，我可以问问李农和胡翠英，看他们家里有多余的淀粉，都可以贡献给你。”

说到暑假工，自初中一年级开始，每年暑假都打工，这其中我修过公路，参加过县化肥厂土建建设，在青通河畔挑黄沙等等。但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到九华山天台主峰上药厂打二个月的工。

我们医药公司大院陈霞、刘惠玲和我听到暑假到九华山天台去打工的消息，激动地直蹦高，当时大家从来没去过九华山，也没有这样长时间的离开过家，特别是我视它为一件人生大事。

临行前，陈霞爸先教给我们怎样打背包。这点小意思，难不住我们，没学一会儿，就打得像模像样。

一个晴空万里的早晨，我们三个同学兼邻居聚集在医药公司大院，兴奋快乐的脸上泛着红光。

“你的背包带是解放军用的！”陈霞抚摸着我捆背包的带子，眼里流露出羡慕的神色。

“是我爸从军代表那里拿到的。”我感到自豪。

“刘惠玲，你打的背包真好看，有稜有角的。”我欣赏着刘惠玲肩上的背包。一块浅蓝色塑胶布把薄被及放在里面的换洗衣服裹得平平整整，一根白色的粗带子将背包打成匀称的三横两竖，一只用线绳网兜装著的淡蓝色脸盆挂在它的后面。背包左侧吊着一个搪瓷杯和军绿色水壶，右侧是一个布挎包，挎包的带子上绑着一条用来擦汗的白毛巾和。脖子上挂着一个印有毛泽东头像的塑胶小红包，里面装的肯定是小“红宝书”。

陈霞高高的个头，白白净净，会打蓝球，有艺术天份。

“怎么，你在爬九华山的路上还要表演吗？”我拿起陈霞挎包上的小竹板儿试着打。

“这是我为大家鼓劲用呀！”

我们三个在陈霞爸护送下，迎着朝阳向九华山挺进。

到了九华山下的二圣大队，就要开始爬山，当时是没有公路的，只有一条石階路通向山顶，到天台顶得爬三十华里。

在二圣大队的九华山脚下，远远望去，九华山群峰林立，高耸入云，一座座山峰像一把把银剑直插云霄，山上的庙宇香烟弥漫，分不清哪是雾，哪是烟。

开始我还有劲，蹦蹦跳跳地前进着。过了一会儿，就有点累了，只好一步一个台阶，慢慢地向上爬。七月的青阳，一到中午便骄阳似火，三个人已经在爬山的路上爬了三个多小时。三个人脸上全是汗，三个间距也变得稀稀散散，我是男孩，当然走在最前面，不时地鼓励她俩，不懂装懂地告诉她们俩这峰那峰的。

“还有多远呀？我水壶里的水都喝光了！”不到十三岁的我满脸是汗，带着哭腔说。

“我这里还有些水先拿去喝，一会儿路过寺庙时，我们会在那里休整。”不知什么时候，陈霞爸突然出现在我的身后。“咦，陈伯伯，您什么时候赶上来的？”我扭过头，见陈霞爸手里拄着一只拐杖，头顶上布满汗珠，短袖衬衫已经湿透。

“要加把劲儿啊！你们三个”陈霞爸说着，取下他肩上的水壶递给我。

“还得走多长时间呀？”

“刚走了一半，估计还有三个多小时。”

刘惠玲一听陈霞爸的答覆，眼泪差点掉下来，她实在走不动了。

忽然，一阵响亮的快板声传来，接着陈霞那清脆圆润的嗓音飘然入耳：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閒。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礡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我看见陈霞正站在路边，手里打着竹板，说唱毛泽东诗词给我俩鼓劲。

“陈霞能坚持，我也能。”刘惠玲暗暗给自己打气，一瘸一拐的紧跟着往山上爬。

我抬头望天台峰还是那么遥远，我俯视山下，石阶路像一条弯曲的白蛇蜿蜒着伸向山下，远远望去，远处的睡佛栩栩如生。

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海拨1306米的天台古寺的院落终于进入眼帘。这时，我们三个人唱着歌，雄赳赳、气昂昂地爬进寺庙里，寺庙拄持小吴师早己在迎接。

在做休整时间里，好动的我独自跑出来看景。天寺对面是十王峰,海拔1336米,是九华山第一高峰。东有一山脊,如一条盘曲在云空的巨龙,由裸露的花岗岩构成,呈黛色,故有"青龙脊"之称。在青龙脊南北两侧,沿近南北方向的节理下蚀,两侧璧立,称为摩崖。西为龙珠峰(又名天台岗)；两峰有一石桥相连,称"渡仙桥",桥梁镌有"中天世界"4字。天台峰顶建有一亭，突兀云表,好像伸手可捧握太阳,故名"捧日亭"。在天台峰绝顶,有两块巨石夹峙而立,其高约6米,宽4--5米,两石之间有一缝隙,下宽1米,上宽0.8米,仅容一人擦肩而过。人在其中,倚壁仰望,碧天一线,故有"一线天"之称。因其常有云雾穿越,亦称"云峡"，天台峰向南是观看黄山全景最佳位置。峰顶云雾缭绕，仿佛仙境般，一阵凉风吹过，顿时消除了我的疲劳。

之后，我们三人又走3华里山路到了三间小木屋的所谓药厂。厂长宣读我们三人分派住宿名单。当厂长念道我的同住宿李永刚的名字时，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举起手来，高声道：“在这儿！”

我顺着声音望去，只见这位个子不高的农民，上身穿着一件说不出是什么颜色的跨栏背心，或许原本是白色，但已被洗得灰暗无光；下身穿条青布旧单裤，膝盖上打了两块补丁；一顶破草帽遮住了大半个脸，手里拿着一只烟袋锅子。

“走，你们过去吧！”在厂长的招呼下，陈霞怕我孤单，陪着我走近李永刚，“大爷您好！我同您住在一起。”我声音有点胆怯，我拿不准应该称呼他大爷呢还是大叔。

“好啊，跟我走吧！”他说着把草帽往上抬了抬，这时我才看清了他的脸。这是一张普通得让人看一遍记不住的脸，被太阳晒得黝黑。到底有多大年纪，我也说不清，对于我来说反正是很老了。我跟随着李永刚七弯八拐来到了一个用秫秸做成的栅栏门前。

“爸！”一个流着鼻涕、没穿裤子的小男孩忽然从院子里跑到栅栏门前。陈霞用胳膊肘碰了碰我说：“叫大爷是不是有点老啊？”我俩偷着笑了起来。

李永刚将小男孩抱起来对我们说：“这孩子可淘气了！”然后用他那双粗糙的手捏了一下男孩的脸蛋：“狗子，叫姐姐”。

陈霞这时大笑了起来。李永刚纳闷地问：“咋了？”

“刚才陈东远管您叫大爷，可我们和狗子是一辈人，应该管您叫大叔才对。”陈霞解释道。

“俺今年虚岁三十八，庄稼人见天在地里干活显老成，这是我的老儿子，老大都能下地干活了，就叫我大叔吧。”

其实后来看这太简陋，我时常晚上睡在天台寺庙中，也同时同九华山结下了书画缘源。

在我按排好住宿后，我又返过来送陈霞和刘惠玲，“来啦？”一个中年妇女从屋里走出，来到栅栏门前，伸手卸下她俩肩上的背包。

我揣摩着，她肯定是给药厂烧饭的，便说：“大婶，谢谢您。”

“甭客气！这大热天的累坏了吧？赶紧进屋喝口水！”

她们随着大婶走进里屋。

这是一个典型的青阳山区农民的房子，用土坯建成，房屋坐北朝南。院子的角落有一个小猪圈。猪圈分为两层，上下由土坯砌成的一坡台阶连接，猪吃食睡觉在上面，拉屎撒尿时从土台阶走下，进到底层的蓄粪坑。房屋门口有半尺高的门槛，抬腿跨进门后是一间堂屋，它左右两侧各有一隻灶台，大约一尺左右高，紧靠左侧灶台边摆放了一口大水缸。堂屋正对面堆放著粮食和一些种植药材的农具杂物，它左右两侧的墙各有一个门框，门框上悬挂着碎花竹帘，防蚊虫的。

陈霞拿起缸里的葫芦瓢，咕噜咕噜的大口喝水。

“我妈说，喝生水要拉肚子的！”刘惠玲皱着眉头。陈霞说，“这里的水好，天台峰泉水，也是佛家的圣水，祛百病”

“没事儿，我在家从来都是喝生水。”我也喝了一瓢生水，把瓢放进水缸，用手抹着嘴说。

“西屋是给你俩住的。”大婶边说边撩起花竹门帘将两位姑娘让进屋：“来，先把背包撂在炕上。”

我举目环视着这间屋的四壁和摆设：靠窗的一边是用木板垒成的床，床上铺着稻草。木框窗户镶嵌的是一小块玻璃。床对面有一个大躺柜，上面放着一隻长颈白底蓝花青瓷瓶，鸡毛掸子插在里面。躺柜上方的墙上悬挂着毛泽东的画像。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三人便随着药厂工人走向山地间。这时的天麻早已种值完毕，我们三人的任务是负责拔去植物天麻地里的杂草。这活看上去轻松，可一整天头顶烈日，不停地弯腰拾拔草，到晚上收工时，三个人已是腰痠腿疼，连往回走的力气都没了。

由于我晚上常常住在天台古寺，同大和尚小吴师结上了缘，他看我每天早上坐“捧日亭”里写生，就把我绍介给坐落在后山山坳里闵园尼姑奄的海仁法师。海仁法师原名余霞，上海人。在大和尚的推荐下，我被九华山佛学家,书画家海仁法师收为关们弟子。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步入海仁法师书房时,眼见了法师收藏的丰富经书名画和古代文物:名画有石涛,八大山人,髡残和渐江的真迹,这都是明末清初四位画僧留下的稀世珍宝,是多么珍贵!庙内时而响起扣人心弦的诵经及钟鼓声,顿时宛如进入了佛国艺术天堂,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这一切几乎深深地触动着我少年的心灵,我完完全全地投入到了艺术的怀抱里。

这四位画僧全是明朝的遗臣,明朝覆没遁入空门。他们心中怀着对前明江山的怀念,于无力扭转乾坤的极度失望之中,以一身袈裟掩裹着无限的苦痛怅惘,潜心于艺术创作,其作品自然就充满着悲状凄凉之意。

四位画僧的画,造诣极高,其成就超过后来清代所有的画家。而我特喜欢临渐江的画。印象最深的是一幅渐江的山水长卷,西岩一座石山,巍峨雄伟,亭亭玉立,山外怪石突兀,山上层层松柏,章法严谨,画笔清丽,确实是于极瘦削处见腴润,极细弱处见苍劲,虽淡而不淡,而饶有余韵。真可为天工神作。

我每天除读书为文之外,全部的课余时间都用在临几幅渐江和尚的山水画上。法师每天让我读画,每日只读一尺。一幅长卷挂起二丈有二,法师不让读全卷,要求双目只盯着一个地方愣神,看山只看一石,观泉只看一弯,看松看一株看一枝或一簇针叶,看一屋一亭一桥一舟。如此看着,我自己随法师一道融进到画境中去了,柳暗花明,别是洞天。

此时此际的我觉得自己变成了渐江和尚,身临其境,置身于这山光水色之中了。然后法师让我一天一笔,一日一笔将画幅上的山水移画在自己的画幅上。早晨我记住一树一山一石一溪,晚上便将这一树一山一石一溪画在自己的画纸上。

​经过数年的刻苦奋斗,大功告成,我看着自己临摹的渐江山水长卷,两行热泪涌出眼窝,像是渐江再世,画画得惟妙惟肖,我嘤嘤地哭了。

一天,法师把我叫入书房,用佛家人常说的话对我说:‘欲入三界不难,要跳出三界外不易’。意思说,学古画不难,要摆脱古画去创出一条新路就不容易了。

​古往今来,有多多少少画家逗留在三界内‘闲逛’,而只有历代大师们从容地走出了三界的浮尘。经过法师一段时间的点拔,人似乎冷静下来,闭门思过,捉摸着如何在掌握国画的全面技巧的基础上,发挥个性的魅力。

这个性包含着自我的文化背景,民族特性、教育、修养、性格、爱好等等,去透视中国的情、意、韵。说到底无非是借鉴前人的艺术,走自己的路。

​我遵循法师讲的“善师人者师其心不师其迹”,开始深入生活广集素材,像渐江一样将自己艺术之根深深地锲入在江南大地的深处。

我深入荒山腹地体验‘夜灯山鬼共’极幽绝境的生活。我探秘大山奇观经受了黑风暴雪的袭击;我漂流于长江三峡任惊涛恶浪摔打,我曾历时一年多,行程万余公里,沿当年渐江的踪迹,完成了“寻山涉泽,冒险攀跻,覆齿所经,半是猿鸟未窥之境。

常从凌晨而出,尽酉始归。风雪回环,一无所避。”这生活中的壮丽景观曾使我激奋,忘我地画下了一张张珍贵的资料。也使自己找到了自己研究的课题,这个课题使作画有了新的视角。

为我后期的书画和佛学的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好，六至十三岁的我就写到这里了，因十四岁应该算是小青年了。

上面这篇(包括我的童年)回忆文章引起1964到1954年出生人的极大兴趣，特别是老家青阳的老人。

这里有几个问题要说:

1.为什么我13岁前玩的小伙伴大多是女孩？

因为我6岁前从没有同父母生活过，6岁突然从农村来到父母旁边，很生疏。虽然我出生的头六年里，在深山里长大，不会数一百个数，也不识字，但我学会了“勤劳”。会干活的我，六岁开始放学回家挑水、烧饭、下河洗衣洗菜等，8岁就能挣钱(在县城周边采集中草药卖给医药公司)，10岁能挣钱养活自己。城里长大的孩子，识数识字早，但都是娇生惯养，特贪玩，因此很快我就成了街坊邻居家长们眼中的榜样。当时学校文化课学习松懈，大院子里男孩大又多数都很痞，每当父母打或骂他们时(当时父母对待孩子都很暴力，可能孩子多的原因)，总是拿我作比较，结果大院里所有男孩全记恨于我，我也就被男孩子孤立起来了。即使不是大院的，比如小学同班我最要好的同学何为，他妈骂他时也是拿我做比较，有一段时间何为也非常记恨我。所以我也只能同女孩子玩。由于玩伴是女孩，女孩子活计我全会做，甚至在家绣起花来。后来我父亲发现不对头，怕我女性化，把我所有干女孩活计的工具全部扔掉，不准同女孩子玩。

2.我们一上学就遇上了长达十年的文革，整个中小学时期全在这场大革命之中。大多数人认为我们这批人不学无术！而实际恰恰相反，1977年恢复高考80%的人正是我们这批人考上，很多成了学术带头人。我也是时代造成的文理术通才，因那时学校不分科，之后或将不会再有这样的通才了。

医药公司大院这批人的后来去向:

1、耦瑞芳和金海涛写有“月亮湾的笑声”电影而风靡全国…；

2、1977年恢复高考，全县4千多人参考，本科只录取19人，医药公司大院就有5人。其中傅海安、刘惠平博士学位后留在美国工作，张强博士学位后留加拿大工作，刘惠玲毕业在贵池交通局，后提拔领导，我就不说了。我们五人同一届同学。

3、陈霞由于她的艺术天份，在广播电视台播音员；

4、高敏由于父母的离婚，随母亲去了阜阳，成了阜阳北城小学语文老师。

5、胡翠英在土产公司当会计，她老公曾是青阳县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