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基础(二十二)古体诗(三)

林震扬

<h1>第七节 乐府诗<br /> 自秦代始,朝廷专门设立配置乐曲、训练乐工和采集民歌的机构,即乐府。西汉武帝时期,乐府的职能得到进一步强化,除了组织文人创作朝廷所用的歌诗外,还广泛搜集各地民间歌谣,使其得以流传下来。此时诗人创作的乐府歌诗不但在享宴所用,还在祭天时演唱,乐府诗的地位明显提高。成帝末年,乐府增至八百余人,规模空前庞大。<br /> 东汉时期,管理音乐的机关分属两个系统,一个是太予乐署,一个是黄门鼓吹署。至东汉,由承华令掌管的黄门鼓吹署为天子享宴群臣提供歌诗,实际上发挥着西汉乐府的作用。东汉的乐府诗歌主要是由黄门鼓吹署搜集、演唱,因此得以保存。<br /> 乐府机关采制的诗歌在汉代称作"歌诗",到魏晋时始称"乐府"或"汉乐府"。此时乐府不仅仅是官府机构,还是一种诗歌体裁,后世诗人仿照这种形式作的诗,亦称"乐府诗"。<br /> 一、两汉乐府诗概览<br /> 汉乐府是继《诗经》之后的一次古代民歌大汇集,并开创了诗歌现实主义的新风。<br />汉乐府由杂言渐趋向五言,采用叙事写法,刻画人物细致入微,创造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较为完整,而且能突出思想内涵,着重描绘典型细节,是中国诗史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可与《诗经》、《楚辞》鼎足而立。<br /> 宋人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收罗两汉至五代的乐府歌诗。全书共一百卷,分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歌辞、横吹歌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氏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等十二类。现存汉乐府民歌四十余篇。<br /> 乐府诗多反映底层人民日常生活,句式以杂言和五言为主,感情大胆直露,语言清新活泼,长于叙事铺陈,为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道出了那个时代的苦与乐、爱与恨,以及对于生与死的人生态度。相和歌辞中的《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表现了平民百姓的生活疾苦,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呻吟呼号,而且诗人对下层贫民的不幸遭遇寄予深切同情和强烈愤慨。《鸡鸣》、《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三诗展示了与《东门行》等诗完全不同的景象。这三首诗对富贵之家气象的展现,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具有示范性,后来许多同类作品都以此作为蓝本。<br /> 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在两汉乐府诗中占有较大比重,这些诗篇大多来自民间,或是出自下层诗人之手,因此在表达爱与恨时,都大胆泼辣,毫不掩饰,如无名氏所作的《上邪》,诗歌借由这五种反常的自然现象增强抒情的力度,用语奇警,气势豪放,被誉为"短章中的神品"。</h1> <h1>二、两汉乐府诗的特点<br /> 汉乐府"缘事而发",叙事性是它最大的艺术特色。《诗经》中某些带有叙事成分的作品是通过主人公的倾诉来表达的,如《国风》中的《氓》、《谷风》,仍缺乏完整的人物、情节,以及中心事件的描绘;汉乐府民歌中出现了第三者叙述故事的作品,其中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和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如《陌上桑》、《孔雀东南飞》。<br /> 汉乐府民歌的故事性、戏剧性大大加强,标志着叙事诗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br /> 汉乐府民歌高度的艺术性主要表现在:<br /> 1.善于通过语言和行动表现人物性格。<br /> 汉乐府中有些诗歌采用对话形式来表现人物性格,如《陌上桑》中罗敷和使君的对话,《东门行》中妻子和丈夫的对话;有些采用独白形式,以第一人称口吻直接向读者倾诉,如《孤儿行》、《白头吟》、《上邪》等。同时,还注意对人物行动和细节的刻画。<br /> 2.语言朴素自然,情感丰富。<br /> 汉乐府民歌的语言多口语,其中饱含丰富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汉乐府民歌所叙之事大都是下层民众之事,诗人往往就是诗中的主人公;有一些诗人和他所描写的人物有着共同的命运和生活体验,所以叙事和抒情便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br /> 3.形式自由多样。<br /> 汉乐府民歌没有固定的章法、句法,形式上长短随意,整散不拘,少数作品沿用《诗经》的四言体,如《公无渡河》、《善哉行》等。<br /> 此时,汉乐府民歌中出现了新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杂言体。《诗经》中已出现杂言诗,但数量较少,变化也不大。汉乐府民歌中杂言体有了较大发展,一篇之中,由一二字到八九字乃至十字的句式都有。另一种是五言体。汉代以前,还没有完整的五言诗,五言诗可谓是汉乐府的独创,并出现了《陌上桑》这样完美的长篇五言诗。但是从现存《薤露》、《蒿里》两篇来看,汉乐府民歌中应该也有完整的七言诗。<br /> 4.浪漫主义色彩浓厚。<br /> 汉乐府民歌多数是现实主义诗篇,但有些作品具有不同程度的浪漫主义色彩,如《上邪》那种山洪爆发般的激情和高度夸张,便是典型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两汉乐府诗在表现人世间的苦与乐、两性关系的爱与恨时,受《诗经》影响较深,有国风、小雅的余韵;而在抒发乐生恶死愿望时,主要是继承楚文化的传统,受《庄》、《骚》影响较大。</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