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芳华，用生命和鲜血凝成——由电影《芳华》所想到的

金苏梵天

文 / 杨 忠

电影《芳华》最近炒得很火。前些天,有个同事给我打来电话：“老杨呀，我给你推荐一部电影……”话到一半，我就猜出他说的是《芳华》。他还说，像我这样参过战的老兵，应该去看看，还告诉他看了很感动。其实我早已注意到这部影片了，作为那一代人，特别是作为经历过那场战争的特殊人群里的一员，我是亲历者，幸存者，更是幸运者。《芳华》上映后所引发的不同议论，倒使我急切想看看这部电影的心情，一下子变得不是那么急迫和期盼了。面对《芳华》热，在家人和朋友面前我显得很平静，甚至有朋友不解：“你为何不去看看《芳华》？

👆1985年，北京青年慰问团

赴前线慰问时合影。

有天晚饭后，女儿打电话来说，电影票都给我们买了，是一家新开的星天地国际影城，说影城条件不错，比在家看电视强多了。想想是有好多年没去影院看过电影了，倒也新鲜，但我还在犹豫。老伴急不可耐地抢过手机对女儿说：“去，我带你爸去看。”看得出她娘俩是非攥我去不可了。其实，老伴已早看出了我矛盾的心理，从平时我与战友的交流和谈话中，她或多或少知晓一些我和我战友的经历。去吧，反正也没事，嘴里这么说，可内心还是充满期望的。

👆曾经的战斗岁月。

（一）

影片男主人公刘峰的出现，倒是让我感到很亲切，似曾相熟，对，太像在军校时与我同班，一个宿舍床挨床睡了三年的一位同学。

他叫史晓阳，算起来我这位同学距今已经牺牲三十三年了，1984年4月28日，战斗打响的时候，他是他们连突击排的排长，他是在突破敌军前沿阵地后，指挥全排向敌一座高地纵深阵地发起冲击途中中弹倒下的，倒下的时候，身体还保持着指向攻击方向的手势，一句话都没有留下……

那年他才二十岁。当我待战事稍平静些去看他时，他已安静地躺在了麻栗坡烈士陵园。我找了好久，一堆不大的黄土包，土包前斜插着一块小木牌，上面用毛笔写着“史晓阳烈士之墓”。

那天，我在他的坟前，不停地给他点烟，一支接一支，烟幕都快形成了一堵墙。其实他的烟瘾不重，但我无法表达当时我的心情。就在这个烈士陵园，后来又埋葬了我的另一位同学，他叫徐代华，他跟我在一个中队，他给我的最初印象是在学校篮球场上非常机敏灵活，虽然个子不高，确是个极具杀伤力的攻击手。

据说他是在带领部队绕到敌后执行穿插任务途中，与两名战士进入山谷搜索，一阵巨大的爆炸声后，就再也没了他们的任何信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以至于在他坟墓里埋葬的只是他的衣冠。

去年初，他八十多岁高龄的母亲自知在世时日已不多，想了却一个未了的心愿，通过中央电视台“寻找栏目”，在有生之年，从他儿子还活着的战友中，查找到儿子徐代华尸骨的下落……我不敢去面对老人，想到心里就十分疼痛。

👆站在战友的烈士墓前，泪水止不住的流。

（二）

前不久，成都的战友邀约我们几个就近的当时连队的干部会会面，虽说自己近些年身体不太好，但听说几十年没见面的战友找到了，我急切地赶过去，见面时我一眼就认出了当年在连队任二排长的刘崇德。

他是与我同期的排长，在防守一座高地时，不幸触雷，失去右腿和三根右手指。好长时间战友们都在找他，眼前的他，虽然腿上安装了假肢，柱着拐杖走路，看上去总觉得是那么不自然。

相见的时候大家相互拥抱着，眼睛里滚动着泪花。战友们还是从一篇报道中找到他的，他在捐助一名贫困学生。一见面，当时连队指导员秦春就不停地跟他道歉。

当年阵地上战事频繁，刘排长的妻子从四川农村老家来到部队，就住在离阵地不远的营部，接守阵地的时候，他妻子刚好要生产，连队也没能给他半天假让他回去看看，直到孩子都三个月了也没能见上面。等见到面的时候，刘排长已经受伤躺在部队医院的病床上。

对此刘排长到是很释然，说军人嘛，那个时候没得选择。可是，当我们再谈到儿女，询问他孩子的情况时，他沉默了，一脸忧伤，泪水不停地掉下来。原来，由于孩子出生后不久就突发高烧，部队当时在战时状态下，医疗条件又不好，营部卫生员在给孩子注射药物时，不小心又扎着了孩子的坐骨神经。

发现孩子有问题已是后来的事了，就这样，孩子从此留下了残疾，如今在泸州一个偏远的乡村小学任教。他哽咽着说出这些，我们听着很不是滋味，但又不知该怎样去安慰他，只想尽快结束这个话题。他的伤残，他没有怨言，可他觉得最对不起孩子。恐怕这一生，最不能触碰的就是他这块心病了！

👆与战友在阵地上的合影。

（三）

《芳华》从一个文工团的聚散离合，刻画和反映了那个年代年轻人的向往、追求、选择、奉献的人生经历，那些曾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桩桩、一件件往事弥足珍贵！

影片带着我们回到了那个令人亲切、令人激情满怀又令人忧伤的年代，可总觉得还是缺了点什么，有种浑身是劲却没释放出来的感觉。我在想，《芳华》的导演冯小刚选材文工团这群青年男女切入主题是有意思的，那一级部队文工团在那个时候很吃香，在真正的战斗连队的战士看来，那里的兵就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战士”。

其实这也很片面，不外乎那里的兵或多或少都有点“路子”，当然多少也都有些文艺专长和艺术天赋。这又让我联想到了周家文，我军校的同学。战斗打响时，他主要负责处理烈士遗体善后工作，想不到在前线的几位同学见到他，第一句话就是“家文，给老子留块好地”。

一半玩笑，一半当真，有的同学甚至还煞有介事地拉着家文去烈士陵园选墓地，不点头不准走人。这与文工团那帮青年男女相比，自然是两个天地。

那时，我和家文他们不在一个作战方向，即使我牺牲了也不归他管，要不然我兴许也会去找他给我留一块好地方。我在想，当时有一次在我身后炸响的那颗地雷，若不是因为我侥幸错过，而让走在我后面的兰州军区侦察大队工兵排长踩上，结果会怎么样？

其实，应该首先是我踩上才对，那样的话我可能已经在三十二年前就“光荣”了，最低也是个残废人。假如那次牺牲了，我的墓碑上的相片会不会是我战前照的那张“遗照”？这张“遗照”我现在还保存着，想想这些，心里总会酸酸的。

我真想知道那位工兵排长后来的情况怎样，当时他伤的很重，他的左腿踝关节以下被炸飞了，身体还有多个部位也受了伤，在我转身为他止血的时候，他好像才感觉到疼，眼泪才流了出来……

那天由于是友邻部队配合我们行动，我是这次行动的最高指挥员。此后几日，以至很长时间我都很愧疚，可我连他的名字都没来得及问，也不知他现在身在何处，好想能与他抱着痛哭一场……

👆曾经战斗的岁月。

（四）

比起一线与敌面对面的战友，《芳华》影片中那一群文工团的青年男女是幸福的，他们的生活，是我的战友想都不敢想的。虽然战争来临的时候，他们也很勇敢，也很坚强，但他们是战争的宠儿这一点毋庸置疑。

看着《芳华》我总想在他们身上寻找当年的我及我战友的影子，脑海中不时浮现的都是些熟悉的身影。记得就在我连接守阵地不久，通过技术侦察获知敌军准备对我实施加强团级规模的进攻。

就在那天晚上，我的三班长李文友中弹倒下了。他牺牲的时候我抱着他，他的副班长习锐在一旁撕心裂肺地呼喊着他的名字，可李文友没有一丝反应。那一刻，我的心疼痛得好像就要爆炸……

还有那位因查线途中触雷牺牲的我连12班班长余发荣，他是云南籍少数民族战士，身体被炸得实在惨不忍睹，我带战士掩埋他的时候，是一边掉着眼泪，一边用清水为他擦洗残缺身体上沾染的泥土。

那一幕，至今都挥之不去……在那一两年，好像总在和逝去的战友告别，心如刀割一般，我连先后有李文友、冯其兵、赖昆明、周久明、余发荣，还有团政治处甘书记以及和他来我连阵地慰问演出的3名战士和1名地方学校参与指导的音乐老师。

他们都是在阵地上牺牲的，这些牺牲的战友，我都参与了组织抢救、包扎、后运及其他善后的工作。2009年我带妻子和女儿去看他们，由于时间紧张，加之他们埋在不同的烈士陵园，好些牺牲了的战友我都还没有看到，这是留在我心里的一个病。我默默筹划着，我想对他们说：“我要来，我还要带更多的战友来看你们……”

电影里，嘻笑声、打闹声，甚至澡堂飞溅的水声，都是那么的肆意，这生活多美啊。当年我和我的战友可没这个福气，阵地“猫耳洞”里阴暗潮湿，长时期的阵地防守，高度紧张的战场环境，有的战士得了“夜盲症”，好些战士患上了“烂裆病”，甚至流窜在阵地上的野老鼠都能啃掉一块战士的耳朵和一小节手指……

阵地的条件很艰苦，别说洗澡了，就是饮用的水，也都是每天战士轮流下到山脚去挑或背好不容易才能弄上山来的，不仅要防止敌军特工的袭击，还要防止不小心路滑跌倒。跌倒了，水就没了，水桶还会滚到原来敌人埋在我方的雷区里。

有个别年轻的战士跌倒了爬起来一边抹着眼泪，一边顾不得疼痛还要下山去重新背水。这些战士大多都只有十七、八到二十岁左右，个别的可能更小。

在现在的家长眼里他们还都是些孩子，可在战争里，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顶天立地的男人，一个个都是肩负神圣使命守卫祖国疆土的英雄！他们或许也有着内心的恐惧，但只能深埋在心里，面前的这一切他们都必须勇敢地去面对。

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我，并且我还必须做的比他们更好，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他们的信任。因为在这个阵地上，我是他们的“头”，有我在，他们才有“主心骨”，心里踏实，其实，那一年我也只有二十岁。

👆到云南西盟看望佤族副连长岩端。

（五）

眼前的画面，似曾熟悉，又好像很模糊。刘峰组织骡马队向前线运送弹药的情景深深的刺痛了我，因为我也曾为此摔过碗，踢翻过连队的面盆，第一次作为男人委曲地哭过。

一次战斗前，为了达成战斗的突然性，打敌措手不及，我受命在天黑以后带领全排向敌阵地前沿我军预定攻击出发阵地秘密运送各类弹药。任务来得急，没有准备更多的运送工具，只能用肩挑背扛的传统方式。

为了不暴露我行动企图，在来回近三十多公里的山路上，不能有灯火，不能有喊叫声，还必须在天亮以前安全返回连队驻地。为了防止敌军特工的袭击，我们每个人还要随时做好投入战斗的准备。

那一夜，我体会到了生不如死的感觉。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在那崎岖又湿滑的山涧野道上，不停的有战士跌倒，又爬起来，滚下坡去，又艰难地爬着回来！一路的跌倒，又一路的用膝盖支撑起沉重的身体站起来，有的头磕了，衣服撕破了，有的甚至还摔晕过去，每个人的身体被刺扎石头划，布满了一道道血痕，更为严重的是每个人的膝盖上、肩膀上和背部，已经血肉模糊，血水、汗水、泥土和衣裤粘合在一起，那滋味，对我来说终身难忘！

排里有个贵州凤冈籍战士，叫李忠喜，由于身体比较单薄，途中实在有点支撑不下去了，对我说：“排长，我不想活了。”听了这话，当时我就想揍他。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已经不能属于自己，我一把把他拉过来，对他说：“别瞎想，你必须给我挺住，爬也要跟我爬回连队。”

拂晓前，我总算带着这帮弟兄完成任务后回来了，可战士们一回到宿舍，个个就像瘫了一样，合衣倒在床上就再也摇不醒。连队早餐的哨声响了好几遍，我排就没有一名战士能够爬得起来。

作为排长，我强撑着身体去向分管后勤的李副连长说明情况，意思是让战士们多睡会。也许李副连长并不了解头晚我们执行任务的情况，说了些很刺耳的话，当时就把我惹急了。

我摔掉手中的碗，踢翻了身旁装着半盆面条的面盆，嘴里吼叫着：“这顿饭不吃死不了人。”说完便拂袖而去。转过身去，我的眼泪忍不住就掉下来了。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不像个男人。现在想来，那事自己处理得很幼稚，有些冲动，但当时心里确实觉得有种难言的委屈。

电影主题插曲《绒花》那熟悉的音乐渐渐平抚着我。刘峰的运送弹药的队伍遭到敌军伏击，那枪声、炮声震耳欲聋，电影中的战场环境经过艺术加工后是震撼的，可留在我心里的那爆炸后慢慢腾去的硝烟，就像我和我战友的灵魂在升华，那种感觉刻骨铭心。

👆到云南西盟看望佤族副连长岩端。

（六）

去年我跟我的几位军校同学去贵州毕节，看望住在那里的一位同学，他叫陈真贵，是从县武装部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的，席间他给我们讲述了1985年初他到贵州六枝特区民政局送烈士阵亡通知书的一个故事。

那时他还是一个部队的组织干事，牺牲的战友姓谭，在部队是名医生，谭医生老家是湄潭县的，妻子在贵州六枝一个小学当老师。1984年7月谭医生在随部队执行作战任务时，不幸牺牲了，牺牲前几个月才刚刚结婚，他是在蜜月中被部队电报紧急召回奔赴前线的。

他牺牲后，部队在整理他的遗物、安排善后工作的同时，也收到了他妻子寄给他的信，信中妻子告诉他一个好消息，说她怀孕了。面对这突来的情况，部队领导和处理后事的同志都犯难了。

按理说，没有特殊情况，三个月以内部队就得将烈士牺牲的消息，通知当地民政部门和烈士家人，如果那样，他的妻子和还在孕育期间的胎儿会怎么样？实在不敢想。

思来想去，部队领导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瞒！”先瞒住，待他孩子出生以后再派人到地方处理谭医生牺牲的后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好难。十月怀胎，在近一年的时间里，要让他妻子相信他还活着，并要保持通信联系，更麻烦的是还有一批湄潭籍入伍的兵，弄不好也会给谭医生家里透露出他已牺牲的消息。

为了确保这个孩子能够顺利降生，保住谭医生的遗腹子，部队把凡是能用的诅咒、发誓、个别谈话、严肃处理等能用的方法都用上了，还专门安排人用打字机打信，以谭医生本人的名义与他妻子和家人保持联系，谎称前线战事紧张，不能回去，编出了自己想学学打字机等种种理由。

一直这样拖着，待得知孩子已平安降生后，部队就派陈真贵带人到六枝去处理谭医生牺牲的善后工作。迟到的烈士牺牲阵亡“通知书”，让六枝特区民政局的同志对部队十分不解，开始是充满怨气和不满、拍桌子，直到听了事情经过，全场从领导到工作人员哭成一片……

陈真贵讲得很平静，可我们都有些听不下去，都悄悄地擦拭着泪水。我很敬重这个部队的领导，他们是真心在为牺牲的战友着想。据陈真贵讲，就在他们将要离开六枝的时候，受烈士家属的请求，让他代表部队给孩子改改名字，于是他把孩子的小名“盼盼”（原寓意为盼望他父亲早日从战场凯旋归来）改成了“超超”，意为超过、超越、更强！

👆曾经战斗的岁月。

（七）

《芳华》那群年青人，那种对战友的情怀远远不如我和我的战友，他们那种对待战友的做派，我和我的战友不会接纳，甚至会心生鄙视。

我也常问自己，战友是什么关系，是亲人？不是，我们没有血缘，可是，我们又好像有时比亲人还亲。虽然平时可能也闹别扭，也有不欢，可在战场上，我可以为他挡子弹，他可以为我在前面躺地雷，这就是我们对战友的理解。

记得第一次在阵地上过年，我下到我排炊事点亲自操起锅铲给战士们做年饭，当“猫耳洞”潮湿的床板上摆满了十六七个热气腾腾的过年菜，其中还有我母亲从家乡给我寄来的香肠、腊肉，战士们见了，别提有多高兴。那一刻，我很满足，我知道这个时候他们会很想家，我得让他们体会到我们这个集体的温暖！那晚我们以水代酒猜拳行令，那个特殊的年三十，过了多少年我都不能忘记。1985年的一天，我带队到一座高地执行巡逻、设伏任务，途中随我执行任务的通信员叫丁文勇，他是云南嵩明入伍的兵，每到前面路况不明朗的时候就对我说：“杨副连长，让我走前面吧，我来探路。”我说：“胡扯，你懂什么，后边去。”其实我们都知道前面是危险的，总想把生的机会留给战友。就是在那一次，我其实也没让友邻部队的工兵排长走在我前面，但是还是发生了意外，他走在我后面，却踩着了地雷。

记得最后一次在前线执行任务，是由我带两个侦察捕俘小组深入敌境纵深执行侦察任务，伺机突袭和捕俘。临行前，连队的李雪云副指导员问我；“老杨，你还有什么要嘱托的没有？”话虽说得平静，我也看出了老同学的担忧，李副指导员跟我是同时从军校一起分到这个连队的。所以我也半开玩笑地对他说：“就那一个破箱子，我要回不来了，就把它给我家里寄回去。”其实那时候，危险总是在我们身边，说不清楚什么时候就是永久的告别。就是在那次执行完任务回撤的时候，由于长时间缺水，整个突击队战士的身体都出现了虚脱症状，胸闷、心慌、周身无力。由于没有水，带去的压缩干粮也没法下咽，我和队员们每走一步都十分困难，不断有战士提出：“杨副连长，实在走不动了，你们走吧。”停下来就等于放弃生命，当时我真担心我带不回他们。想到这十多名战士的亲人还在等着他们回来，连队的战友也在等着我们回来的消息，就凭这一点动力，我要把他们带回来。在减轻一切可能的负重后，我是一边不停的鼓励大家，一边不断的挥动着手中的一截树枝像追赶羊儿一样，逼着弟兄们一步一步向前挪动，十多里地，我们用了整整一天，当我和战友们返回到国境线的时候，那种到家的感觉真是无法形容。有次路过金沙县，当时的突击队员李强对我说：“杨副连长，我还记得在那次出境执行任务时，你给我们每个队员分得的一小截你家里给你寄来的香肠，那味道，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玩笑说：“当年那半截香肠，今天要你请我吃大餐来还。”这就是我和我的战友，这种特殊环境下铸就的友情，它纯洁、纯粹，让我们受用一生。

耳旁《送战友》那熟悉的乐曲响起，感受着几代军人相同别离的心情，让我更加怀念那如血如火的青春岁月。青春虽然会逝去，但记忆和怀念永恒。每个人、每代人都有自己的青春芳华，只是我和我的战友，芳华，是用生命和鲜血凝成。我们无悔，我们感怀，我们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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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忠，男，1963年12月出生，大学文化、毕业于昆明陆军学校、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先后在云南省军区边防十五团、者阴山独立营、39集团军115师345团任职，历任排长、副连长、干部股长、营教导员，中校军衔，2000年转业至今在凤冈县公安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