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司马靖

　　2000年10月，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写下《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一文，并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上，文章中写道：“他的名字被选入了1987年的候选人终审名单，1988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学院中有强大力量支持他的候选人资格。我个人确信，1988年如果他不离世，他将在10月获得这项奖。”

究竟谁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众说纷纭……

有人说，若非鲁迅先生拒绝，他当之无愧；有人说，若非老舍先生不堪迫害自杀，怎会与诺奖失之交臂；有人亦说，若是从文先生晚逝世3个月，他当为第一……

确实，对于2012年来到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无疑是晚了一些。斯人已矣，究竟谁更有资格获得诺奖，无法争辩，但从文先生笔下那座供奉人性的小庙却让世人流连忘返……

　

　 沈从文，是一位划时代的文学大师，时代洪流却让他几乎粉身碎骨，饱受委屈与磨难！

　 1922年，年仅二十岁的沈从文，从湖南湘西凤凰来到了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北京，他的梦想是想当一个作家。然而，只有小学文凭的他，遭到了别人无情的耻笑，以至于当胡适先生聘请他去老师，他教的还是一些低年级的学生，这也在当时开了一个先例，由一个只读过小学的“乡下人”，去教一群高素质高文化的大学生。

沈从文初来北京的时候，他无处谋生，幸好碰上了丁玲的丈夫胡也频。他们两个人一起创办文学杂志，一起开始进行文学创作。1928年以前的沈从文，写出来的文章，还相当的稚嫩，以至于并没有留下多少可以影响后来的文学作品。然而，也就是此时，胡适先生发现了他，并对人说，沈从文是一个天才，这样的天才，需要别人的好好呵护。

沈从文是一个最纯粹的作家,但是也是遭人误解最深的作家。沈从文一生中把生命看得最重,他是一个生命哲学家、一个生命作家。“我要构出一座希腊小庙,我要在这个小庙中间供奉什么东西?供奉人性。”这是沈从文曾说过的话。

《无从驯服的斑马》是沈从文写于1983年春的一篇未完成的作品。

他在文中这样总结：“就我性格的必然，应付任何困难，一贯是沉默接受，既不灰心丧气，也不呻吟哀叹，只是因此，真像奇迹一样，还是仍然活下来了。体质上虽然相当脆弱，性情上却随和中见板质，近于‘顽固不化’无从驯服的斑马。”

当时，坚决不肯投身于某一个集团之中的沈从文，被台湾人骂，也被国内的人骂。在那个特殊年代里，人们对待是非的判断是那样简单粗暴，你不跟我站到一边，那你就是帮助敌人。

你越有一定的影响力，你不跟我合作，那你就是最应该被排斥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想保持一种独立选择和独立人格是非常困难的。  

年轻时的丁玲和沈从文,在与旧的社会和制度进行抗争时用生命结成团队,但由于两个人的思想方向不同、轨道不同,沈从文被丁玲误解。“全民误解”,他扛住了,而唯独这一次被最好的朋友误解,却是他无法忍受的悲哀。

　　精神上极大的压抑，学问上极大进步，同时生活上也极大窘迫的两年。

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沈从文，连最起码的吃喝也要靠友人接济，东蹭一家，西混一顿，到了后来索性赊账。（数年之后贵为教授和著名作家的沈从文从上海返回北京，竟在一家小饭馆的欠账牌上，看到“沈从文欠##元的字样。”）

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

北京的冬天寒冷异常。

北大讲师郁达夫在收到沈从文的求助信后，深夜冒着大雪第一次推开了“窄而霉”的小门。

屋里没有火炉，沈从文穿着两件夹衣，用棉被裹着腿正伏案写作。

郁达夫说：“我看过你的文章，要好好写下去。”

沈从文开始倾诉自己的遭遇并且道出自己的志向。

郁达夫问他：“你吃饭了吗？”

“没。”

郁达夫拉着沈从文找了一家小餐馆，饭罢结账，两人吃了一块七毛多钱。

郁达夫拿出五块钱结了账，将剩下的钱塞给沈从文。

沈从文忍不住伏在桌子上哭了起来。这钱毫不夸张地说，救了他的命。

　　发表了一些有特色、有深度的小说之后，沈从文在文坛名声鹊起。1929年被校长胡适聘为上海的中国公学的讲师，主讲大学一年级的“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

这位文坛新秀，写小说时十分自信，但走上讲台，面对台下的大学生却胆怯了，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呆呆地站了十分钟，尴尬极了。无奈之下他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一句话：“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这堂课，他准备了一个多小时的课案，结果慌乱中只用了十几分钟就讲完了。

　 第二年，胡适辞去校长职务，沈从文“自然”也从上海中国公学辞职。他的好友胡适、徐志摩给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陈西滢写信，推荐沈从文前去任教。虽然二度登上讲台，沈从文对教学仍然没有底气，迫于生计，最终还是应邀去给学生上课。

在武汉大学，虽说发了一些有分量的作品，没有高级文凭的他并没有得到校方重用，过得很不如意。他给友人写信说：“因这卑微名分，到这官办学校，一切不合适也是自然的事。……学生即或欢迎我，学校大人物是把新的什么都看不起的。我到什么地方总有受恩的样子，所以很容易生气，多疑，见任何人我都想骂他咬他。我自己也只想打自己，痛殴自己。”

他给胡适写信发牢骚：“在此承通伯（陈源的字）先生待得极好，在校无事做，常到叔华家看画，自己则日往旧书店买字帖玩。唯心情极坏，许多不长进处依然保留，故恨觉自苦。若学校许可教半年解约，则明春来上海或不再返，因一切心上纠纷，常常使理智失去清明，带了病态的任性，总觉得一切皆不合适。”

敢跟蒋介石互殴的刘文典，其个性之张扬、狂狷可见一斑。据说他每次开讲《庄子》之前，总要自负地说上一句：“《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当教授时，却很瞧不起讲授语体文写作的沈从文。

当他获悉联大当局要提升沈从文为教授时，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4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在讨论沈从文提升为正教授的教务会议上，大家都举手同意，惟有刘文典表示不满，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了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在西南联大教书期间，日本人的飞机经常来轰炸昆明。一有空袭警报，刘文典看到沈从文从他身边跑过，他立刻面露不悦之色，顾不得自己跑的气喘吁吁，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沈从文只能装作没听到的一样，置之不理。

　　1948年3月，郭沫若在香港发表《斥反动文艺》一文，将沈从文定性为“桃色的”、“反动”的作家。在文中，他杀气腾腾地说道：“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作为文坛举足轻重的郭沫若为何对沈从文突然发出致命一击？这皆缘于1930年，沈从文对其小说创作进行的直言不讳的批评。沈从文在《论郭沫若》一文中指出，郭沫若并不适合写小说，其创作是失败的，空话太多。说他的小说“并不比目下许多年青人更完全更好”，“在文字上我们得不到什么东西”；说郭沫若的文章只适合于檄文、宣言、通电，“一点也不适宜于小说”。最后，沈从文实事求是地指出：“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小说方面他应该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

有文化旗手郭沫若的定性，再加上时代突变，天翻地覆，沈从文整日里惶恐不安，觉得“社会全部及个人理想，似乎均在变动下重新安排”，自己“搞的全错了。一切工作信心全崩溃了”。1949年元月，他的内心发出这样的呻吟：“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

　　在1949年，他绝望得曾两度自杀：先是将手伸到电线插头上，被长子沈龙朱发现后，拔掉电源并用脚将其蹬开；第二是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用刀片割断手腕动脉及颈上血管，并喝了煤油。及至有人破窗而入，已是鲜血四溅。四十年后，他的夫人张兆和解释说：“那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糟的。”他的次子也说：“（那时）我们觉得他的苦闷没道理，整个社会都在欢天喜地地迎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你生什么病不好，你得个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问题。”

一个天才的小说家，正写得顺风顺水，心里装着好几部鸿篇巨著，已经完成构思且开了头，此后三十年里不敢、不能写小说，心里该多么痛苦。

他在1981年12月1日于“选集题记”一文补写道：“我生命中虽还充满了一种童心幻念，在某些方面，还近于婴儿情绪状态，事实上人却快八十岁了。近三十年我的写作生命，等于一张白纸，什么也没留下。事实上却并不白白过去。”

　 事实上，他说的“并不白白过去”绝不是一句空话。

　 1949年8月，沈从文调入历史博物馆。当时，他给丁玲写信说：“为补救改正，或放弃文学，来用史部杂知识和对于工艺美术的热忱与理解，使之好好结合，来研究古代工艺美术史。”虽然面对的仍是艰苦的条件和动荡的环境，沈从文找到了重新支撑起生命的东西。

　　沈从文到博物馆搞起了中国古代文物史的研究。三十年研究的结果，他出版了煌煌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领域的权威。因此，沈先生不光有小说家的头衔，也有了历史文物研究专家的头衔。

文革期间，更让沈从文震惊的是，写大字报揭发最多的居然是他曾经尽力帮助过的范增。在大字报上，范恶毒地写道：“（沈从文）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沈从文在一张大字报中用了八个字来表达观后感：“十分痛苦，巨大震动”。

文革中与沈从文过从甚密的黄能馥、陈娟娟夫妇说：“那时，范画了一个屈原像。沈从文看后，还是善意地指出一些服饰上的错误。范指着沈先生的鼻子说，‘你那套过时了。我这是中央批准的，你靠边吧。’记得那是冬天，下着大雪，路上很滑，沈先生走了一个多小时到我们家。他气得眼睛红红的，一进门就讲了范曾的事情。他说，‘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这是沈从文晚年最惨痛的一件事，后来他再也不提范的名字。

文革期间，造反派安排沈从文每天负责打扫历史博物馆的女厕所。对于一个有了一把年纪的文学老人来说，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羞辱。但沈从文对此却很看得开，他幽默地自嘲说：“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

　　当然，沈从文竭力隐忍和微笑的背后，不是没有痛苦和挣扎。这痛甚至在他的晚年，还压在心头，无法消散而去。据林斤澜回忆：“大约去世三年前，一位美国女记者问起沈从文先生‘文革’时的情形。沈从文先生说：‘我在文革里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女记者很感动，就走过去拥着他的 肩膀说了句：‘您真的受苦受委屈了！’不想先生突然抱着女记者的胳膊，嚎啕大哭起来，很久很久。”“哭得就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什么话都不说，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

　　暮年的沈从文，想必常常会在扫完厕所看着头顶的天空，思念那个清明澄澈的湘西跟“小兽”一般的翠翠吧，他最落魄的时候遇见了郁达夫、徐志摩，但两人均英年早逝，他因为来自乡下学历低遭到刘文典跟钱钟书的公然嘲笑，他无法创作忍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却得不到爱人的理解，他晚年受尽屈辱……

但至始至终，他都怀揣着一颗赤子之心，文如星辰，心如净水。

如同张兆和晚年回忆沈从文时所写的那样：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

“ 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1988年，他的弟子林斤澜跟汪曾祺常去探望他。

据说，他木然。

有时看着电视一看就是半天。

一次他忽然说出一句话：“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世界懂他的人不多，愿意去懂他的人更是几乎没有。

他不是无话可说，而是说再多也无用。

　　1988年5月10日晚上8时30分，沈从文静静地走了。葬礼遵其遗嘱未放哀乐，而改放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他生前最喜爱的音乐。

“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是他逝世后，傅汉斯、张充和从美国电传来的挽辞。采用嵌字格，尾字连起来是“从文让人”，巧妙且贴切地概括了沈从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