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的岁月，火热的年代。

无语

毛主席为什么要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选自历史杂谈

【编者按】本文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同志在2013年的一次讲课录音整理，现经作者授权发表，以飨读者。

大革命初期，毛主席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毛主席还说：“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主席紧急召见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等北京高等学校负责人谈话。 谈话从凌晨3时半开始，直到早上8时半结束，长达五个小时。毛主席最后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认识到自己忽略了一些事情，直接从学生中培养接班人是不行的。那该怎么办呢？毛主席思来想去四个月，到1968年12月他下了决心。他可能想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所以想换一个角度。就好比我们的生活中，孩子不听家长的话，家长就找自己的亲戚朋友，让亲戚朋友跟孩子说一说。

毛主席是农民，他知道农民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在城市中父母温暖的怀抱里是培养不出接班人的，于是就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让农民教育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所以这就有了1600多万知青上山下乡。

毛主席这个时候可能也想到了，这些孩子到乡下会吃苦，甚至要吃大苦，可能要埋怨自己，甚至要骂自己，但是没有关系，为了打破杜勒斯兄弟的“和平演变”战略，他挨骂也认了。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在7名政治局常委中，有4人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习近平同志15岁去的西北黄土高原，一待就是七年多。

对于知青上山下乡的评价，说痛苦、说悲壮、说忧伤、说升华的都有。而我却始终认为生活的艰苦，体力的磨炼，使我们这一代成为最能吃苦和勤于思考的一代，成为最无怨无悔的一代。

【1993年习近平回到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看望乡亲们并合影。 图源：人民网】

　　2004年，习近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七八年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这几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杜勒斯兄弟创立了“和平演变”，毛主席创立了“反和平演变”，只是他们所服务的对象不同。他们所创立的各自理论，都在实践中较量着，甚至这种实践和较量是刚刚开始。

著名油画家吴冠中曾说过这样的话：“艺术只有两条路，小路，娱己娱人，大路，震撼人心。100个齐白石抵不了一个鲁迅。”齐白石画小鱼小虾是自己高兴，让别人高兴，如此而已。而鲁迅特行独立，那么多人骂他，但他仍然坚持，不愧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走的就是人生大路。

我是普通人，有时我就会想，“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确实非常崇敬鲁迅，要学着他走人生大路，不要怕人骂，怕人说，为多数人，为普通老百姓，为党和社会主义，尽一点自己的心意。如果我们姑且承认资产阶级的精英政治观点，那么既然是精英，就要尽自己的责任，不要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

目前，有“五大安全”问题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一是经济，特别是金融安全。

二是社会。随着经济下行，社会群体性事件会增多。

三是周边安全。

四是中华民族的基因安全。

五是以互联网霸权为背景和工具的意识形态安全。

从某种程度上讲，在这五个安全里，意识形态安全最重要。只要在观念上对了，在想法上对了，那么前四个安全问题都好应对。我有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的一开始是这么说的：“伟人毛泽东虎气雄风、一世坚强，但人们往往忽略了他柔情似水、忧患如山的另一面。有人说，他晚年是哭死的。此话可能有点偏颇，但也确实反映了主席的晚年心绪、心境和心结。毛主席晚年常在泪水中生活倒也是事实”。毛主席哭得最厉害的一次，极有可能是1975年7月28日。先是小声抽泣，接着嚎啕大哭。值班的大夫着急了，因为这是主席做了白内障手术第5天。医生说，本来不让你看书，还非要看，看了还哭，眼睛要看坏了。主席在看什么呢？是南宋陈亮的词——《念奴娇·登多景楼》。

“今古几人曾会”，有几个人知道我内心的所思所想呢？“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朝廷的官员只考虑自己的小家庭过好日子和个人升迁，谁在考虑河洛？“河洛”就是中原大地，就是谁在考虑北宋失去的土地上老百姓在受苦受难呢？

毛主席担心将来中国的广大老百姓吃苦，但是很多人却不理解，甚至很多人还在抱怨，根本听不进去。他觉得他很孤独、无奈、无助，所以突然在陈亮的词里找到了知音。他的思绪一下与700多年前的陈亮连到了一起。这个里面有他的担忧、无奈、无助，还有点委屈。所以，一下子泪水如大闸开启，奔流直下，一泻千里，大声痛哭起来。

这本书中还说：“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绝不仅仅是个人和家庭的私事，共产党人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世界观涉及党和国家变不变质、老百姓受不受苦的天大的事。党的高级干部队伍中若多几个亿万富翁，我们的党、国家和民族就必然少几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特别是思想家，极而言之，还可能加快我们党轰然倒塌的步伐。”即使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私的，但我们也决不能走苏联的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生活在一个长治久安的中国。从这个自私的角度讲，我们也绝不能走苏联的路。如果走的话，那么下场比苏联还惨。为什么？因为苏联资源丰厚，人又少，人文素养比我们高。为了研究苏联解体，我到俄罗斯去了几趟，深深感受到这一点。所以，在这个时候，人民民主的本质、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来负责，依法治国的同时不要忘记以德治国。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尽了这个责任，就是你的德。如果大家都不尽心，将来走了别的路了，我们自己的子孙后代吃苦受难，就会像现在的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一样，动荡不安，甚至战乱。那个时候，我们的子孙后代就会戳着我们的脊梁骨说：爷爷奶奶，你们当年都干了些什么呢?所以说，有一个好的世界观，是一个人毕生的巨大财富。我们要认真改造世界观。只有大家都尽点心，党、国家、民族才能好。精神产品可以影响很多人。如果这个里面出现伪劣产品，那就会误人子弟。如果把整个价值观都改变了，那就正好迎合了人家。所以我们一定要有高度负起历史责任的责任感、责任心。我是个小人物，我写的这些东西，包括今天我给大家做的汇报，对也、错也、功也、过也，都愿意接受历史的检验。

（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

下乡女知青徐建春为毛主席点烟

毛泽东主席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我们要客观、理性、正面、辩证地看待事物评价历史。知识青年当年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到乡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祖国的乡村建设和边疆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人民不会忘记，也必将写入史册。在这里借此平台，向当年全国可爱的知青们致敬！

——贤钦

2018.3.16.于常德

　　"老三届"与"文革"中各届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人数达1700多万，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历经苦难，他们是"文革"中最早觉醒的一代，他们在反思与拼搏中成为社会的中坚，中国知青一代出类拔萃之辈群星璀璨，他们承前启后推动了中国改革大潮，为将中国建设成一个初步现代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一代对祖国和历史最好的回报。

北京、上海及全国各地的初、高中生，在即将奔赴新疆、西藏、青海、四川、内蒙、东北、华北、华南、西南、北大荒和云贵高原的动员大会上，纷纷上台踊跃发言表决心、立壮志，扎根农村干革命，争做红色接班人。

偷鸡瑶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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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偷鸡谣》知青之歌

深夜村子里四处静悄悄

只有蚊子在嗡嗡叫

走在小路上心里嘭嘭跳

在这紧张的晚上

偷偷溜到队长的鸡窝旁

队长睡觉鼾声呼呼响

鸡婆没要叫快点举手抱

在这迷人的晚上

醒来的队长你要多原谅

知青的肚皮实在饿的谎

我想吃鸡肉我想喝鸡汤

年轻人需要营养

从小没拿过别人一颗糖

捡到钱包都要交校长

如今做了贼心里好悲伤

怎么去见我的爹和娘

深夜村子里四处静悄悄

只有蚊子在嗡嗡叫

走在小路上心里嘭嘭跳

在这紧张的晚上

　　《偷鸡谣》唱的内容符合当时的知青“业余生活”，就是太含蓄太矫情太温柔太腼腆太文明太自责了。“庄稼活没啥学，人家咋着咱咋着”从这些乡俗民谚中，可想而知背井离乡日积月累地过着日出而作、日暮而息农耕日子。城市长大的孩子，孤不孤苦不苦、烦不烦愁不愁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得到。这一点在后来1979年知青大返城时完美地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包括全国各地成千上万下乡知青在内、看看谁不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挤扁头地往城市钻往城里挤啊！

　　只有在那个年代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到农村去，到边彊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一大批青年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农村，边彊，山林，北大荒，经历了人生最艰苦的岁月，酸甜苦辣的日子里，在那广阔的天地里，千垂百炼，迎风雨，战严寒，展翅飞翔的我们，祖国给了一个骄傲的名子，知青。

选登一组知青插队落户真实的生活情景——

老照片介绍：插队落户在珲春敬信朝阳村的上海知青户

这张集体户的合影拍摄于1969年4月。照片里的15名同学都是在1969年3月1日离开上海的，3日下午到的图们，4日凌晨进了珲春县城，6日中午来到我们第二个故乡——珲春县敬信公社朝阳大队第三生产队(现在是敬信乡朝阳村)落户务农。

初来乍到，大家都分散住在老乡家里，热饭热菜热炕，吃住无忧。开春后不久，队里有经验的阿兹爸依为建造集体户的住房而忙碌起来：只见他们与生产队干部一起在村里转悠，用手里的拐棍东指指西画画，寻找着最为理想的宅基地。当冻土上的积雪尚未融尽，老乡便带领我们放炮排石、填土夯基；待春暖花开之际，我们砍来树木做梁、割下柳条织墙，再和泥漫壁，抬沙压顶，在山脚下建起了一座新房。

搬家前夕，正巧来了金塘大队的照相师。阿兹妈妮戴着大花头巾穿着短袄长裙都想来拍照，一寸照片要3角7分，只能够拍个脸蛋，若是还要带上景物，那就要花6角5分钱，拍张二寸的。有的姑娘拿不出现金，就把家里母鸡刚下的鸡蛋拿来，当时一斤鸡蛋收购价6角5分，正好拍张带景的照片。

这时，大队支部书记走过来，对我们说：“盖好的集体户新房子好看的多多有啊！全体知青在自己家门口照张集体相吧!”对于我们曾经在大都市的南京路“王开”、提蓝桥“万象”拍过照片的上海知青来说，并没有想到要让乡村的照相师来拍照。但听了老乡的话，想到他们为了我们能够早日住上新房，不辞劳苦，献计献策，起早贪黑，顶风冒雪，我们就从心底里感激。既然老乡这么说了，我们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道：我们住上新房要感谢贫下中农，我们就在新房前面照一张吧。大队郑书记高声喊道：“要感谢共产党、毛主席啊!”于是，男同学穿着劳动时的衣裤站成了排，女同学却坚持要回屋里更换干净的装束才出来，潘龙娣还特地取出毛主席像，恭恭敬敬地抱在怀中，15名知青就照了这张相。

记得当时每人掏5角钱，加印了照片人手一张。拿到照片不到3天，15张照片统统寄往黄浦江畔自己家里。不料上海的父母见到这张照片，都十分担心害怕：刚建起来的新房怎么还得用木柱子支撑？碰到刮大风下暴雪，会不会垮塌啊？为此，我们还在信中向父母做了不少解释和保证。这房子倒是没有垮塌过，就是遭遇过一次险情：因为新房盖在小山旁边，地基就是利用山坡平整的。一次下雷雨，山上一块大约半米直径的石块滚落下来，砸中头一间的库房，后墙砸出一个大窟窿！幸好没有砸到火炕，否则要出人命了。这件事情也是离开珲春后才告诉家里的，说没有伤着我们，完全是远在几千里之外的上海父母在保佑着我们！

由于大家都把这张合影留在了父母身边，所以照片基本上都得以保存，日后便“完璧归赵”般地回到我们的手里。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才慢慢悟出了这是一张多么珍贵的照片。

40年间，每每拿起这张照片端详，那15位集体户同学(以及加上晚来的林道苏总共16位同学)的音容笑貌，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

前排从左往右——

陈艳菊是一位敢作敢为的人，记得那年战备深挖洞，她自告奋勇地到第一线去撑钎擂锤，不慎被砸碎了手指骨，还瞒了大家好一阵子；

朱雅丽注重风度，除了劳动，平时总是穿着得整齐得体，在深山老林里也能够保持着上海人的体面；

周坚看上去挺清秀瘦弱的，但做起知青的思想工作来，那种思辨与果敢不亚于基层的党支部书记；

潘龙娣是一个文艺爱好者，曾经在这栋草屋里教男同学跳“抬头望见北斗星”，她是集体户唯一一位留在农村的真正“扎根派”；

邢雅仙胖胖的脸蛋，被老乡昵称“小胖”，她岁数小，干活却是争先恐后，大寨评工屡屡得到高分，不幸的是，她在2000年8月因病逝世了；

曹桂菊是集体户的好当家，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有计划有头绪地摆在她的心上，当时集体户轮流做饭，因为她做的饭菜可口，所以大家都盼着快快轮到她来做饭。

后排从左到右——

董德华在农村没几个月，就从老乡那里学来了为母猪接生的本事，在集体户里大显了身手；

林道游内秀，外国民歌手抄了三大本，故而使集体户经常弥漫着“照镜子的姑娘”等异国风情的旋律；

林声远长着一个哲学的脑袋，在饥寒交迫的日子里，嘴里也没有忘记叨唠尼采、艾思奇的名字；我喜欢写诗，高兴起来可以站在炕头高声朗诵两个小时也不觉得累，被大家认为是集体户里最开心的人；

王枝良是第一任户长，处处以身作则，记得一次头痛得直冒冷汗也不休息，头上紧扎一条白毛巾，还是下地干活，那猫着腰快速铲地的样子，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

林世国干活力气大，但饭量也大，记得有一次部队请我们去参加忆苦会，他吃了一碗忆苦饭还不够又去盛了一碗，被部队首长误以为思想觉悟高，其实是饿的；

孙阿根是最快与老乡打成一片结成哥儿们的，外出打鱼架桥的派工活都由他包了；

任群、聿农是亲兄弟，性格迥异：一个委婉稳当耐得住性子，一个聪明机智做事麻利；一个在窗台上经常吹奏口琴朗读俄文，一个经常呼男唤女吆喝着一起去侍弄自留地。印象最深的是初春时节，聿农在山上碰见队里的母牛下了牛犊，他用自己的棉大衣将小牛犊裹好，硬是从山上抱了下来；

我们还有一位晚来的林道苏，是我们插队第二年才来的。记得第一次参加铲地，我们都已经十分熟练了，速度与质量尤其是体力上都和老乡不分伯仲，但道苏对铲地一窍不通，又不愿意和队伍距离拉得太大，所以紧赶慢赶，使出了浑身解数，终于坚持到第三天，体力上透支太甚，无法从炕上起来，这一躺就躺了整整一个星期。谁知他后来居上，成了生产队长，干得比谁都强，这是集体户的一大骄傲……

我的好兄弟，我的好姐妹，15名不同名姓的上海知青在北疆朝阳山村组建了一个家庭。尽管数度离合几进几出，在身后这座茅草屋里却不曾间断地演绎着绵绵十载的青春岁月。48年一晃就这么过去了，我们也都已经从照片中的青春年少渐变成了霜染鬓发的“阿兹爸依”、“阿兹妈妮”，我们中间有的从事商业、服务业，有的做了工人、教师。现在绝大部分都已经退休在家，虽然过得都很平常，但很充实，更为庆幸的是我们都很平安。我们会永远保存着这张在新房前的集体户合影，因为它印证着我们上海知青与朝鲜族老乡的深情厚谊，寄托着我们知青在艰难困苦中对生命的热爱、对未来的企盼。

这是一张珍贵的照片，是与我们生命同在的合影。

作者简介：范文发，1969年插队于珲春的上海知青。曾任大学老师、企业管理，业余喜爱写作，曾出版过《白山黑水》、《重做上海人》等。

知青生活点滴浏览

　　西藏平均海拔4300米，没有绿色，没有飞鸟，紫外线辐射是内地的五倍，含氧量不到内地的一半。山高路远，物资匮乏，条件艰苦，没有暖气，冬天零下二十多度的气温。在西藏一个小小感冒都可能引起人的死亡，感冒会迅速蔓延成肺水肿、脑水肿。

高原缺氧的恶劣环境对人的身心健康的影响更是全方位的、潜移默化的，对个别脏器造成的损害更是长期的、无法恢复的。当时成百上千的知青，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生活、学习和劳动，一般3年时间就已经是满头白发、面容憔悴，再也离不开大把的药丸。

我，还有一个名字叫知青

作者：徐斌

嗨！小伙，别光叫我“爷爷”，

我，还有一个名字叫“知青”。

在和你差不多一样大的时候，

我们就离开学校，告别家乡。

去农村，到兵团，

垦大漠，戍边疆！

“奔赴祖国最艰苦的地方！”

然而，一旦现实

和理想砰然对撞，

我们才发现脚下的路，

是那么的漫长。

天苍苍，野茫茫，

日晒雨淋田里忙；

稻田里，坡头上，

汗流浃背湿衣裳；

窝窝头，玉米棒，

没到日落饿得慌；

油灯暗，炕头凉，

多少回梦里喊爹娘。

知青岁月里，

有人觉醒，

有人迷茫，

有人失落，

有人逃离，

有人坚强。

更多的人，

在无奈中年复一年地等待，

等待花开，

等待希望！

这就是，当年我们的青春。

嗨！姑娘，别光叫我“奶奶”，

我，另有一个名字叫“知青”。

在你和差不多大的时候，

我们就下田插秧，种高粱，

割小麦，采果子，收庄稼忙！

脸，晒黑了；

手，割破了；

累了，饿了，

太阳怎么就不下山了？

小王瘦了，

小李病了，

小张哭了，

我想妈妈了！

夜，总是那么长，

城里的玫瑰花，

已开得怎么样？

大街上，

流行什么花衣裳？

同桌的那个“他”，

如今，又漂泊在何方？

南飞的大雁啊，

何时能带我回故乡！

天亮了，梦醒了，

脸上的泪，

还在不停地淌。

那就是，

我们的真实少女时代，

太多的回忆，

定格在当年的模样上。

我，还有一个名字叫“知青”。

经过十年的磨练，十年的渴望，

我终于又重新回到了课堂。

告别了战友、再见了老乡，

我满怀着新的希望，

去拥抱知识的海洋。

校园里，课堂上，

灯光下，读书忙。

我承担着改变命运的重任，

奋力要将失去的光阴补上！

坎坷的经历，

是我们学习的动力，

探寻真理，

我们不变的理想。

我们如此珍惜，

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那是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的幸运，

来自于千百万知青的梦想！

嘿！朋友，别问我“贵姓？”

我和你一样，

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知青”。

无论你走到天涯，还是海角，

无论你的经历是荣耀，

还是悲伤，

只要你出说这个“名字”，

我们的心，

就会立刻贴近；

只要你述说你当年的故事，

我们的脉搏，

就会在同一个轨迹上并行！

虽然，

我们已经不再年轻，

满头的白发，

早已悄然爬上我们的发髻，

但我们的心，

依然是那么热，

我们的情感，

依然是那么地激昂，

那是因为，

有太多共同的沉淀，

在我们不老的血管里流淌！

啊，朋友，

我亲爱的知青朋友，

无论你在祖国的天涯海角，

还是已经漂泊到

遥远的异国他乡，

请接受我对你的祝福，

向你说一声：珍重！

珍爱你的家人，

珍惜你的健康，

珍重我们眼前的拥有，

珍惜你我未来的时光！

将难忘岁月的回忆留住，

把热血青春的往事念想。

请记住我们的共同的名字，

将“知青”二字，

永远铭刻在你我的心上...

难忘的知青岁月

　　首先声明，我本人也是“知青”，而且是1968年12月我市第一批下乡插队的“知青”。我还写过三篇《下乡插队轶事》的文章。

今年是“知青”上山下乡五十周年，不少地方的知青举办了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12月23日，在上海海湾国家森林公园，隆重举行了“中华知青纪念碑”落成典礼。这大概是影响最深最广的一次纪念活动。

关于“知青”上山下乡这段历史，历来就有不同地看法。有人认为“青春无悔”，也有人认为“不堪回首”。

　　我不敢对那个年代的那个举措冒昧评论。不过我敢断言，这段历史迟早会有客观公正的结论。

有资料显示，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有1700多万人。那些当时最大21岁，最小15岁左右的“老三届”中学生，本应在学校好好读书学习，却突然失去了宝贵的校园生活，被下放到农村、农场、边疆，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在让人无法理解。

也许那些插队期间有幸被“推荐”上了学，后来又事业辉煌的人，认为上山下乡得到了“锻炼”，认为上山下乡值得。但是，这毕竟是极少数佼佼者，这也只能说明他们运气好，或者后来努力奋斗取得了成绩，而并不能证明上山下乡本身的必要。

　　试想一下，如果那时老三届学生能坐在教室继续学习，如期高考或中考，那么这近两千万的学生中，将会涌现出多少个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教师、医生等人才，还至于出现后来的人才断层的严重后果吗？

有人认为上山下乡“青春无悔”，我不明白这是怎样得出的结论，如何获得的这一感悟？无悔即没有后悔、永不后悔，这是发自肺腑的呐喊吗？我看未必。

对绝大多数当时连初、高中学业都未完成的孩子来说，“知青”的称呼本来就名不副实，年轻是事实，知识却不敢恭维。让这些稚嫩的娃娃去农村“锻炼”，那不是耽误他们的青春又是什么？

　　至于青年学生在农村受了磨难，吃了一些苦，这倒是事实。这种经历也许磨炼了“知青”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品格，但这也只能说明人是会在社会生活中逐渐改变的，并不能证明唯有上山下乡才能产生这样的结果。

上山下乡几年后，招工返城开始进行，这时候的情况又有些不尽人意。那些有背景的至少是“根正苗红”的“知青”，或被“推荐”上了大学，或进入了好的单位早早返城；而惨了那些“黑七类”之弟。这种不公正、不公平的做法，使他们年幼的心灵，又遭受了另一次严重的创伤。

　　时间飞逝，记忆犹新的“知青”上山下乡，一晃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当年的“知青”如今都成了古稀老人。

我们回忆这段历史，不忘这段历史，根本目的是要反思这段历史，而绝不是去纪念和歌颂这段历史。因此，我认为，在举办有关“知青”联谊活动时，还是不使用“纪念”一词为好。

2018.12.29

备注：此文来源于网络，其网名为＂祥‘’的文章。在此致谢该作者。

“金扁担” 挑起幸福生活——

“越是穷地方，农活也越重。春天播种；夏天收麦；秋天玉米、高粱、谷子都熟了，更忙；冬天打坝、修梯田，总不得闲。”

这是当代作家史铁生对当年黄土高原上农民劳动情景的一段描述。

1969年初，与史铁生同为一批知青的习近平，从北京出发，坐了一天火车、两天大卡车，又沿着一条仅宽一米左右的破土路，徒步来到了梁家河。

延安文安驿镇梁家河村知青旧址外景。

陕北农村那时没有电，农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刚到梁家河，习近平等北京知青和农民一起打坝、拉土、挑粪、耕种、锄地、收割、担粮……什么活都干，扁担是他们最常用的劳动工具之一。

陕北的扁担与南方的竹扁担不同，竹扁担挑东西时会产生形变从而起到缓冲作用，而木头扁担特别硬，没有形变，把所有重量结结实实地压在肩膀上。为了耐用，老乡往往又会在扁担中间增加一根木头，这样的扁担就更沉。

很多知青刚来的时候都不会用扁担，不会换肩。

习近平从村里往地里挑粪，扁担把他的肩膀磨得一层一层掉皮、出血。他就把衣服脱下来，垫在肩膀上。

垫得薄了，不管事儿，扁担还是磨得肩膀受不了。垫得厚了，使不上劲儿，扁担又容易掉下来。没过多久，习近平的肩膀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就不怕扁担磨了，也不用垫衣服了。

在梁家河的7年，习近平和当地农民一起生活、劳动，用扁担挑水做饭。春天挑牛粪、羊粪上山，夏收时挑麦子走五里山路，中间不休息……

不管多累多苦，习近平从来不“撒尖儿”。通过劳动，他深切理解了贫苦劳动人民的生活窘迫，也萌生了对农业和农民的深厚感情。（摘自央视网）

　　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无论你的经历是荣耀还是悲伤，只要你说出“知青”这个名字，我们的心就会立刻靠近；只要你说出你的故事，我们的脉搏就会在同一条轨道上并行不悖！虽然我们已经不年轻了，满头白发已经悄悄的爬上了发髻，但是我们的心还是那么热，我们的情绪还是那么激昂，因为我们古老的血管里流淌着太多共同的沉淀……

　　只有经历过那个特殊年代的我们，对人生才有如此的大彻大悟，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都能泰然自若，他们曾是一批热血青年，祖国的脊梁，为边疆的建设付出了青春甚至于生命，共和国的成长有他们的贡献和汗水，他们是共和国的功臣，是可歌可颂的一代，是不能忘记的一代！

——贤钦

何谓“老三届”？

“老三届”是指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在校的1966届、1967届、1968届三届初、高中学生。当时在中学的初、高中学生因文革造成在学校的堆积，到1968年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六届中学生同年毕业的奇景，造成了巨大的就业危机。因此，“老三届”离校后，相当一部分都当了知青，并且将此前以农场或兵团模式为主的上山下乡改变为以插队模式为主。

“老三届”大都出生在共和国创立前后，他们的成长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苏论战和文化大革命。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发展与挫折并存，光明与黑暗并存，进步与专制并存的特殊时期。“老三届”的青少年阶段处在中国社会矛盾突出，党内斗争异常的历史阶段，也是新中国二十世纪罕见的阶级斗争暴风骤雨年代。

历史的长河容易淹没人们的记忆，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老三届”却以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气势，为历史留下可供评说，且有自己丰富传奇的独有经历。

我们这些被人们称之为中国“老三届”的一代人，有现代生活中大起大落，独一无二的人生经历。我们出生在红色人民共和国初创的年代；中国大跃进的浪潮，席卷着我们不懂事的童年；三年自然灾害，天灾人祸，忍饥挨饿的滋味，对后人来讲似乎是天方夜谭；“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把一代幼稚的孩子，拉上了与政治的不解之缘；震撼世界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将我们这些中学生卷入了历史的狂澜；首都中学红卫兵风起云涌的历史，留下可悲的忠诚和被愚弄的光环。1968年前后，一千七百万知青的上山下乡，书写着“老三届”和他们的弟妹们知青岁月的青春荒原。

“老三届”在历史的风浪中磨练成熟，特别是经历文化大革命巨变和苦难漫长的“知青上山下乡”，在命运的抗争中，在生活的风风雨雨中，许多人成为了社会中的中坚，绝大多数人在平凡的岗位上以他们特有的责任感，支撑起共和国的蓝天。在中国结束文革动乱浩劫的抗争中，在举世瞩目的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巨变中，“老三届”这一代人为自己的祖国和民族，做出过历史性的积极贡献。

“老三届”的经历，连接着中国十年文化大革命和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做为“老三届”人，我是他们中间一员，我对“老三届”充满感情，老夫聊发少年狂，我只是略谈一下，对“老三届”的随感。

　　 魂归大漠

—— 记一段感人至深的知青故事

陶 靖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新疆的一个农场的生产连队里当会计。连队里当时有一个上海支边青年排，排长是一个身材挺拔，相貌堂堂的年轻人，名为陆大为。

那时候上海支边青年中很少有结婚成家的，只有他不但已成家，还有个非常可爱的女儿，名字叫娜娜。他的妻子名叫杨惠，也是上海支边青年。一家人就住在我们家的隔壁。

这夫妻俩有一段曲折浪漫的恋爱史，在附近的上海支边青年中曾经广为传颂。原来他俩在上海时就已深深相爱，但由于两家的条件相差悬殊，遭到了杨惠父母的坚决反对。

杨惠是家中的独生女儿，原不在支边的名单上，可是为了陆大为她依然抛弃了一切，万里相随跟他到了新疆，在连队里当了名普通的农工。

总之，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夫妻恩爱，女儿聪明，漂亮，健康。 

后来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这件事不但无情地毁掉了这个幸福的家庭，也在许多人心目中留下了永久的伤痛。 

　　事情发生在一个星期天。那天早上夫妻俩早早地起来，将娜娜寄放到我们家后，就带上干粮，水，绳索等工具，拉着一辆手拉车进了沙漠。他们是利用这个休息天到沙漠里去打梭梭柴。

那时候农工们的生活都不富裕，大家平日里烧的柴特别是冬季取暖，全靠到沙漠里去打梭梭柴来解决。我们连队紧靠沙漠，大家每年都要进出沙漠十来次，早已经是熟门熟路了，所以谁也不把进沙漠当做是什么大事，他们自己更没有想到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

打梭梭柴一般要进入沙漠八九公里，因为近处的梭梭林早已被采伐一空。他们那天大约是在进入沙漠八公里处找到了一小片适合采伐的梭梭林，但此时却发现手拉车的车胎没有气了，而且糟糕的是，他们忘了带气筒。夫妻俩商议后，决定大为留下采伐梭梭柴，杨惠回家去取气筒并顺便照看一下小娜娜。

杨惠走前大为还歉疚地对她说：“都怪我，一时疏忽，连累你来回要走这么远的路。”杨惠笑着回答：“没关系，我不是也忘了吗？今天阴天，路上凉快，多走点路累不着。你抓紧时间，等我回来咱们就装车，天黑前误不了回家。” 这是他们夫妻最后一次对话，杨惠这一走，陆大为就再也没有见到她。杨惠是拿了气筒再进入沙漠的途中迷路的……

后来分析，那天阴天，下午沙漠里刮起了风，致使地面上的各种脚印，车印都变得模糊不清。杨惠大概是赶路心急，又想不到自己会迷路，就被路上这些模糊的印记引错了方向。如果她意识不到这点，继续往错的方向走，最后就会有迷路的危险。

我们连长是一个有丰富沙漠经验的人，接到报告后立刻带着一支精干的搜寻队伍，骑着马连夜进沙漠进行寻找。我们在那片梭梭林附近的几个沙包上燃起六堆熊熊大火，杨惠如果在距离火堆五公里的范围内，就有可能在黑暗中发现这些火光。

接着我们又分散开来，大家都以火堆为中心，在能够看得见火光的距离之内，从各个方向分头寻找，但是整整找了一夜，就像大海捞针一样，没有一点踪迹。

第二天我们扩大搜寻范围继续寻找，场部和附近的连队闻讯后也组织人员参加搜寻。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搜寻的范围一圈一圈扩大，参加寻找的人员不断增加，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寻找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

第七天上午，我们在偏离火堆西北约11公里的一个沙包上发现了那把气筒。气筒斜插着，木把指着西南方向。木把上密密麻麻刻着许多字，估计是杨惠用自己的发卡刻上去的。

凡读过木把上这些字的人无不伤心落泪。这是杨惠在饥渴难忍中用自己的心血刻的，是她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几句话： “大为，我迷路了，今天是第3天。我已经坚持不住，决定朝木把指的方向走，你要是能看见，就快来找我。” “大为，娜娜，我的亲人们，我真想想你们”“大为，我要是死了，来世我们还做夫妻，说定了，我等你。” 气筒的钢管上也有字，但不是很明显，仔细辨认，却都是同一个字：“水，水，水，水……”

陆大为看到这些后，手捧气筒“扑通”一声跪在沙包上放声痛哭。他发疯似的用头撞地，恨自己没早几天找到这里来。我们将他劝起来后，他立刻就要到西南方向去寻找，谁劝他他都不听。

后来我急了，一巴掌打过去，冲着他喊：“陆大为，你冷静点!要去也得先回连里，带上足够的水和食物。你要是这样就去，还想不想回来？”

他这才清醒过来，于是我们立刻纷纷上马，将他围在中间，一路扬鞭飞奔跑回连里。连长听完我的报告后仰天长叹，说：“晚了，这样的热天，她没有水也没有食物，很难坚持到第5天……陆大为呢？他现在有什么情况？”

我说：“连长，我们好不容易才把他拉回来，他现在正在做出发的准备，不让他去恐怕拦不住。”

连长想了想，说：“陆大为是个重感情的人，他们夫妻间的情义非同寻常，还是让他去尽一下心吧。”

　　于是，连里给他调拨了一匹马，马背上驮着足够人、畜10天所需的水，食物，草料，以及一条毯子，一把铁锹，一支大号手电筒，两只指南针，一张场部签发的通行证，一张详细的新疆地图等进沙漠去的必需品。连长对他说：“陆排长，杨惠不但是你的妻子，也是连队的职工，现在我批准你代表连里去找他。”

接着他打开地图，指着图说：“从那个沙包往西南方向约200公里就能走出这个沙漠，你每天边搜寻边前进30公里左右，要确保7天内走完全部路程。无论找到与否，都不能从原路回来，因为那样太危险。走出大沙漠后就是独克公路，你可以骑马或乘车往南到奎屯，再绕道石河子回家。”

连长走后陆大为将我叫到他家中，交给我一封寄给杨惠父母的信和他家中的全部钥匙，对我说：“陶会计，你我朋友一场，我拜托你两件事：第一，这段时间娜娜就请你们多多关照了。

第二，如果10天内我回不来，请你将这封信寄出去，杨惠父母收到信会来接娜娜的。她是他们家中唯一的外孙女，为了娜娜的将来，她应该回到外公外婆的身边去，这是她最好的选择……”

我一听，他这好像是在交代后事，就劝他说：“大为，你别胡思乱想了，你带有足够的装备，方向又明确，一定能够平安回来的。你可别忘了你还有小娜娜，他不能够再失去父亲了!”陆大为泪如雨下，紧抱着女儿亲了又亲，然后将娜娜交回给我岳母，转过身就向门口走去。

“走!”他在门外大吼一声，跳上马就向大漠的方向走。根据连里的指示，我带着5个人骑马送他到那个沙包，又和他一起往西南方向搜寻了约20公里。接下去他要一个人走了，我们和他一一道别后，目送着他独自向沙漠的深处走去。

　　陆大为走后第9天，我在办公室里突然接到他的电话，原来他已经走出了沙漠，正在独克公路的一个镇子上。他打电话的目的是想了解这几天有没有杨惠的消息。

他还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期盼会有奇迹发生。显然，他这一路上也没有找到她。我告诉他实情并安慰他说你已经尽心尽力，找不到是没有办法的事，还是按计划早点回来吧，小娜娜每天都在哭着找你呢。

我在电话里听到他哽咽了几下，接着他说：“陶会计，我不能让杨惠独自留在沙漠里，我决定还是再回去找她……”

我一听对着话筒大喊：“什么？陆大为，你疯了？再回去必死无疑，你不能这样做!” 他说：“我知道，但是杨惠以前为了我能够抛弃一切，我现在为了她也准备抛开一切。我要一直找下去，找到她我就背她回来，找不到她我也许就回不来了……”

那一头，电话断了。我拿着话筒发了一会儿呆，放下电话就去找连长，把陆大为的话都告诉了他。连长听后沉默良久，才感慨万千地说道：“陆排长，陆大为，你这哪里是人回到大漠去，简直就是魂归大漠啊!杨惠啊杨惠，你有这样的丈夫，我看天下的女人都不如你，你可以瞑目了。” 从此后就再也没有了陆大为的音讯。

3个月后，杨惠的父母亲一起来接小娜娜，她走的时候全连的人都出来相送。可怜的孩子，祝你一路平安！长大了你可千万要回来一趟，到大漠里去看望一下你的父母亲啊！

——完——

插队那年我十八——难忘的知青岁月【散文】
文/王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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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最后一名返域知青，谁知竟是这个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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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的小屋

余 华

在穷山僻壤土坯上泥巴一糊，

就是上世纪知识青年的小屋。

白天知青们和社员下地劳动，

城里来的帅哥美女累不叫苦。

夜晚煤油灯下座谈劳动体会，

念书读报和学习毛主席语录。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炼红心，

在艰难困苦环境里强壮筋骨。

知识青年峥嵘岁月受益匪浅，

凯旋归来昂首阔步人生征途。

有的知青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平时刻苦练兵战时彪悍威武。

少数知青成为工农兵大学生，

掌握渊博的科技为人民服务。

大批知青走进工厂当上工人，

全心全意地给社会创造幸福。

少数知青建功立业铸就精英，

成为了造福百姓的国家干部。

祖国新一代的合格的接班人，

共奔国强民富的辉煌的前途。

耄耋之年真难忘知青的生涯，

难忘那虽苦犹荣的知青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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