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学楼到筒子楼到讲师楼 ——上饶师专纪事

平原

根据2018.2.28《上饶师范学院纪念建校60周年公告（第1号）》，以及汪继南在群内发出的“请各位老师专提供佳作”之号召，特作此文以资响应。

照片是临时凑合的。手机里刚好有就先用上了，以方便阅读。

从1982至1996， 14年间，在师专先后住过教学楼、筒子楼、讲师楼。总体而言自然一路向好而且越来越好，细细道来却也有无限滋味不尽感怀。

与师专结缘，始于1978。

我姐是66届高中生。她那一届，可以说是老三届中最不幸的一届：正准备高考，高考被废了，而且一废就是11年，活生生将一个花季的66届，折腾成了迟暮的77级。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她被录取在上饶师专数学科。由于临近分娩，入学报到就由我代理了。那是我第一次到师专。也是我第一次进大学。入学通知书上要求新生报到时带一把锄头，——带还是不带，颇为踌躇。最终决定不带，毕竟我只是个代理。为请产假，寻寻觅觅找到一位很有首长范的领导，后来知道，这位领导就是赵连瑞副校长。

作为77级新生入学的亲历者，那次师专之行给了我强烈冲击与深刻印象。校园里人头攒动青春汹涌，人人脸上都堆满了彩霞洋溢着佛光。我见到我姐高中一位同学，他敞着蓝色的短大衣，抡着黑色的太阳伞，摇摇晃晃踢踢踏踏从食堂方向飘逸而至。那神情那模样，只是后来在美国西部片见到过，就像那种挎着手枪挥着马鞭吹着口哨潇潇洒洒如入无人之境的西部牛仔。

真叫人惊羡，艳羡，艳羡不已——能在这里读书，真好！

我突然有了一种感悟和冲动：人，是应该上一下大学的。

于是，有了78年的报考，而且，与师专交臂而过。

当时填报志愿好像有4个选项。根据77级的经验，本准备4个全填上饶师专。谁知鬼使神差，落笔时后3个没变，第一个变成了江西师院。机会主义。绝对的机会主义。不过，的确又是逮住了机会。78年是恢复高考后全国第一次统一划定录取分数线，本科线340，我352.8，于是，第二次到师专推迟了4年。

若干年后，参加统分的老师对我说，你是全县第2名，第1名是……她一时语塞，可能忘了。不过，如果我是第2名，那么第1名她不说我也知道，——老谢，谢维营呗！他去了山东大学。

不过，82年夏天，这位当年弋阳的文科状元和我同时进了上饶师专，后来还成了邻居。

——咦，奇了怪，当年进校时，他去哪儿了?莫非被优待进了小红楼（教工宿舍）?

1982年7月，毕业分配前到庐山转了一圈，下山即来师专报到了。

我带的82中1毕业留影。

由于教工宿舍奇缺，中文系4名外来人口，张兴、王维汉、我，还有一位华东师大的李，被一股脑儿塞进了教学楼2楼一间办公室。

李后来没来，尽管床板上一直写着他的名。

不过，不来也好，我们可以宽敞些。

但美梦未能成真。

华师大的没来，北师大的来了，不过中文系的李，变成了数学系的熊。

华师大的李，后来我们在武汉大学助教班相遇了。不但同一个班，而且同一个寝室。

82年的未遂室友，85年终成室友，直到今天仍是好友。真是命中注定的缘分，想跑都跑不掉。

教学楼正对学校大门，是1950年代老赣东北大学时期的苏式建筑，高大，敞亮，坚固，直到今天也仍是学校第一大楼——至少在我们心目中是这样。

大楼前的雕塑，是后加的。那种典型的古埃及式的正面律造型，当时就感觉很别扭。不过，它至今仍那么耸着。久而久之，似乎没了它都不成其为师专了。

住办公室的那一年多，是师专年代最艰难困窘的岁月。

我和王维汉都带了个孩子，4人间实际成了6人间。

不过，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拥挤，也不在于我们一进校就承担了一个班的教学任务，每周4节新课的备课任务压力山大；而在于我和张兴同时还担任了班主任，班上的工作，无论是找学生谈话还是开班干部会，一般都只能在宿舍进行。加上我带的82中1教室就在隔壁，张兴带的那个班也不远，两个班100多号学生，时不时到房间转转；上课的老师，课前课后也喜欢进来嘘个寒问个暖，所以，本属私人领地的宿舍、寝室、卧室，俨然成了社交场所公共空间。

而且，由于王维汉、张兴都是书法家，尤其王名声在外，在江大就拿过全国大学生书法大奖，所以师专的书家墨客如吴长庚、韩顺任、汪继南、彭小平等等，经常来交流切磋；拜师求艺的学生更是络绎不绝，我们房间似乎又成了师专书协的秘书处，开馆授徒的习字所。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房间是一天到晚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你想静下心来看个书备个课，绝无可能。看书备课，只能在下了晚自习、小孩睡了以后。偏偏我们这些刚刚走上讲台却并不年轻的青年老师，对于上课又不愿意苟且，所以经常性地熬夜，甚至通宵达旦。

6岁的儿子，很快成了校园名人。因为每天早上基本他去买饭，有时没带或饭菜票不够，他就向老师借。小小年纪无师自通居然学会了举债，一时名声鹊起。

为分房，有时会说起迁户口之事。有一次，他突然豁然开朗似地对我说：“原来我还以为户口是块铁板，要绑根绳子拖，——牵过来……”

我愕然。有点忍俊不禁。有点五味杂陈。这就是一个孩子对户口，对中国户籍制度的原始认知与想象?我得请教一下和我同时进师专，现为苏州大学的心理学博导童辉杰教授。

2000参加82中1毕业15周年聚会。

不规律的熬夜生活，不久就付出了代价。

84年5月参加张兴的婚礼回来，发现尿红红的，吓了一跳。一查，肉眼血尿！

从上饶到上海，就是查不出原因。

上海怀疑肾结核，并进行了半年的抗结核治疗，但没有效果。给了个解释：运动性血尿。

问题是躺着也尿血。——不明原因型血尿。

最后不了了之。好了，也是不明原因型自愈。

对教学的付出，获得了回报。

大约4-5年前，原83中1班长黄立峰电话说，2班的吴广平、朱德才来了南昌，他们想见见我。

于是，我参加了有两个班班长的聚会。

席间，时任萍乡市检察长的朱德才说，他对我当年给他们上课的印象非常深刻。为了证明此言不虚，还特别引用了一句我在课堂上用上饶方言讲的话：“酿多个年纪，嗨酿想老麻！”（意思是：那么大年纪，还那么想老婆！）。

他的话开始我没介意。久别重逢，讲些客套话是很自然的。但他引用的那句方言把我给震了，一下子激活了我沉睡的记忆。

那时学校是放露天电影，看电影不但成为全校师生共同的节日，而且附近的农民也会扛个板凳来赶场子。

我讲课喜欢以学校看过的电影为例，因为大家都熟悉，便于理解与共鸣。有次放的是根据王蒙小说《蝴蝶》改编的电影（百度了一下，是1982年上映的《大地之子》）。

这是一部反思性极强的影片，但由于运用了太多的意识流手法，回忆中套回忆的蒙太奇把农民搞得稀里胡涂，所以散场时我听到了一句堪称经典的电影评论——“酿多个年纪，嗨酿想老麻！”

不记得是讲创作方法还是讲审美差异，我引用了这句话。

不想30年以后，学生仍记得那么清晰。

他还说，正是因为我的课，他才报考了文艺学研究生，虽然最后学的是古代文学。

这，应该是对老师最大的安慰与褒奖了。

没得说，我端起酒杯，来，清一个！

也正是这次聚会，我才记起83级我是同时教了两个班的，原来一直以为只教了1班。

其实，当时最让人焦虑让人无所适从心力憔悴的，不是教学，而是班主任工作。

学校管得太多太宽了，事无巨细，就连学生的头发多长裤脚管多大也要管，而且必须事事躬亲。——系书记拿个剪刀在教室门口把着，你班主任能不闻不问不管?

两年前，我曾在一篇博客中谈及此事并将其发布在校友群，说当时有个班一夜之间出现了一批“光头党”，马上就有个同学出来认领了，说周老师，“光头党”就是我们班，并立即晒出了一张照片：9名男生一律光头，稚气未脱却神色凝重一片肃穆。

面对这张30多年前的文物级别的老照片，真让人百感交集恍若隔世。

2016参加83中1毕业30周年聚会。

在南昌参加83中1新年聚会。

想到过逃离。准确地说，调离。既然学校不能解决分居，那么找一个能够解决的去处好了。

但，这并不容易。这是一个体制性政策性问题，而且具有全国性。

平心而论，学校当时对我们这些青年教师还是尽心尽力非常体恤充满人文关怀的，各方面的条件也正在好转。

转机出现在1984年春。

在教学楼住了1年多2年不到，我和张兴、王维汉终于住进了8栋——俗称“簿壳楼”的筒子楼。王和我隔壁，在2楼，张住3楼。

筒子楼的过道堆满了形形式式的锅台炉灶，烧柴的烧煤的烧油的都有，整个走廊烟薰火燎乌漆麻黑，大白天不开灯看不清道。

不过，总算有了独立的私人空间，那兴奋，无以伦比。

不过，乐极生悲。

大概是85年1月，放寒假前的一个下雪天，王维汉、林孙珍、徐忠仁和我，在一起喝酒。那可是白酒。我和王都不能喝，能喝的只有徐和林。4人喝了2瓶。本来嘛，两个能喝两个不能喝，两个78级两个79级，还是比较均衡的。但我忘了他们都是广丰人。而且，王、林是兄弟。要坑爹，他们只能坑我。

根据性格分析，徐应该是主谋，林助谋，王乐得看风景。

3个开口闭口“跌姆啵”（吃了吗）的广丰侬，要联手坑个弋阳佬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我被他们灌醉了。醉如烂泥。

当时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徐忠仁事后满脸坏笑地告诉我，说我那天后来抢酒喝，至少喝了7-8两。

王维汉说我喝醉了后，是他们把我抬到自己房间的。他们还众口一词地夸我，说我喝醉了在床上翻筋斗，好玩得很！

徐还说下楼撤尿，把不知谁家的箩筐从二楼走廊踢到一楼，又从一楼踢到了外面的雪地里。

我什么都不记得，只记得半夜里吐了。

第二天面对满地污秽一片狼藉，打扫时一闻酒气又吐了。

那一醉很受伤，整个春节不能动弹。惨！从此在师专没再醉了。不敢了！

薄壳楼还有两件事记忆犹新，一是斜对面化学系的小络腮胡子陈优贤很刻苦，房间里贴满了外语纸条。他学外语的方法很惊悚——背英汉词典。当时我两个孩子爱到他房间玩，我怕耽误了他的学习，总是赶。听说他后来去了美国。

还有一件事，就是坐在窗台看电影。

大概84年下半年，学校以借调的方式将一批老师的爱人调进了学校，我爱人被安排在图书馆。母亲和女儿也来了。于是，学校在薄壳楼又给我分了一间房，而且位于东头南面，在窗台上就可以看电影。虽然看的是反面。但不用打伞，凭栏听雨观电影，那感觉还是相当美妙的。

2015年厦门三个中文系老伙伴。

薄壳楼的美妙时光并不长，1986年暑假前，我们又搬进了更为美妙的号称讲师楼的12栋。

其实，当时我们都还是助教，讲师是87年评的。不过，学校让我们提前享受了讲师待遇：两房一厅一卫，外带独立厨房和南北阳台。当时对于我而言，那可是豪宅啊！

搬家也非常有意思，非常具有师专特色。

整个搬家过程，没有动用任何车辆，连一辆板车也没用。全部家当，都是由学生们抬的抬、扛的扛、提的提、抱的抱，一点点一滴滴，像蚂蚁搬家一样给挪过来的。

搬家那天，从8栋到12栋，一路是人，一路是物，一路是熟悉的面孔和身影，现在回想起来都十分感动与温馨。

几十年过去了，师专那段岁月之所以令人怀念，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我以为主要有两样东西很迷人：一是老师之间的感情，一是师生之间的感情。

可能因为学校不大，人不多，老师之间，不存在什么系别、校别、届别，大家都认识，都熟悉，所以相处得都比较融洽，比较率性也比较轻松。

学生和老师的关系也很密切，到老师家串门聊天是常有的事。而学校给老师们买了柴火后，各家各户锯的锯，劈的劈，热火朝天，都是学生在帮忙。做煤球同样如此。这种老师之间师生之间的交往和情谊，是到南昌后没见到过的。透露一下，我这个师专的“歌星”，到南昌后从来没上过台，——会装吧?

另外，南昌这边烧煤气，也不用劈柴做煤。尤其有了新校区后，几十公里远，基本是下了课就走人，和学生没什么接触。原来的鱼水关系，现已成油水关系了。

1990年担任民师班任（90中4）班主任，和余昌忠老师带的89中4搞文明共建班活动。

安居才能乐业。搬进讲师楼后不久，爱人也正式调进了学校。没有了后顾之忧，可以静下心来做一点学问了。1993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30多万字的专著《维纳斯的历程》。当时不但出了精装、平装两个版本，而且还给了稿费。2006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40多万字的修订版《维纳斯艺术史》。2012年，重庆出版集团又再版了一次。可以说，《维纳斯的历程》不但是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而且至今也仍是我的代表作之一。



为此，我要特别夸一夸当年师专的图书馆。

我国著名美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蒋孔阳先生在给我写的《序》中曾写道：

“周平远同志原来我并不认识。但当他把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的《维纳斯的历程》的清样寄给我，我粗粗翻读了一下。他那丰富翔实的资料，那层出不穷的旁征博引，以及那分析的细致而又逻辑严密的论证与论断，不能不使我赞叹。我初步感觉到：这是一本好书。因此，他要我写篇序，我也就欣然同意了。”

显然，蒋先生之所以肯定这本书并欣然作序，首先是因为“他那丰富翔实的资料”和“层出不穷的旁征博引”。而这，又主要得益于师专图书馆，尤其是它的样本书库。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1998年，我在做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艺社会学史纲”时，到国图查找资料，由于复印费太贵，一张2元，所以，我只复印了民国时期的书刊资料。新时期以来的图书，我想图书馆一定有，所以一本也没有复印。不想大跌眼镜的是，我要找的20多本书，图书馆居然一本也没有。

太诡异了。

太不可思议无法想象了。

一个211大学的图书馆，居然不如一个师专的?

为此，我想特别给上饶师院青年学子一个提示：学校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图书馆，一定要珍惜它，使用它，把它用到极致。

2016年7月民师班毕业后的第一次聚会。

2018.3.4.上饶

原82级学生，后中文系同事，现学校统战部长付惠敏《“文论”组的组长们》（见程肇基主编《家园春秋•文传新语》，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一文曾说：“《维纳斯的历程》出版后，老周到南昌大学做硕导去了。”这一表述不够确当。之所以调我，是因为要申报外国文学硕士点。因此，署名单位应为上饶师专的成果，在南昌大学申报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1996获批）、文艺学（1998获批）两个硕士点时，都是起了作用的。

由此亦可见出，当年师专老师的水平，应该是不差的。记得1987年晋升职称时，77级的韩忠文跳过讲师，直接以助教身份申报副教授并一举成功，这种实力和水平不但在江西，就是在全国也罕见。如果撇开项目化导向之弊端，我这个87年晋升讲师者在南昌大学中文系也有个小小的纪录：第一个拿到了中国文学学科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98），第一个第二次（2008）、第三次（2013）拿了国家社科项目。

其实在群里也可以发现，原师专老师无论去与留，也无论在哪个领域哪个城市甚至哪个国家，都有不俗的表现。他们是笑到最后的人。

最后，还想更正一下惠敏部长文章中的一个细节。他说我唱歌爱忘词，于是将歌词写在“手掌上”。

爱忘词是真的，写在手掌上是假的。

正像读书人偷书不叫偷，叫窃一样，师专老师都是有文化的人，怎么可能将字写在手掌上?

告诉你吧，我是写在卡片上滴！就是图书馆做目录索引的那种小卡片。

那可是学术卡片哟，很文化的哟。

至于卡片是不是从汪继南馆长的办公室顺走的，就不记得了。

但有一点记得很清楚：忘了词，并不是像部长所说的那样，什么背过身去看——那太不专业了嘛！

我是很专业至少是准专业或半专业的：面对观众，假作抒情，手掌伸出来一比划，然后偷覷掌心夹带的卡片。

他在台下只见手背不见手心，就妄议甚至妄断。罪过罪过，阿门。

当然，不知者不为过。不过，为了若干年后可能会出现的考证，作为史料，我还是有必要预先立此存照以正视听的。

另外，说到唱歌，不能不提一笔我那位78级物理系的老乡吴江海。

每次讲师专，他总要提起那次全校教工歌咏比赛。

讲比赛，又总会提起中文系由我领唱的《红军不怕远征难》。

讲领唱，又肯定要炫耀一番他借给了我一条红领带。

铺垫辣么多，就是为了要隆重推出他的红领带。好像中文系那次夺冠，全凭他的那条红领带似的。

——嗤！魔法呀，阿拉伯飞毯呀，不就一条红领巾么?！

而且，我至今仍不能确认，当年，我是不是向他借过一条红领带。

草就于2018/3/13

改定于2018/3/15

2018.3.3.与师专同事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