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如天

曲径通幽

清明时节总断魂，世间最痛骨肉分。娘亲薨落肝肠断，欲养不待空悔心。

　　母亲离开我们已一年了。梦中时常与母亲相聚，醒来都是泪痕满面。妈，你在那边过得好吗？！母亲在我们儿女的心中永远都是那么的坚强智慧，吃苦耐劳，甘于奉献，体贴入微。有母亲在，我们就有坚不可摧的靠山。回想以往，父母的生日，是全家的节日，我们无论生活在哪，千里迢迢，天南地北，都是我们相聚的日子，那么的其乐融融！母亲做的坛焖肉，是全家的最爱。我没吃够哇！！！

母亲出生在一个殷实富足的家庭。外祖父勤劳智慧，治家有方，方圆几十里赫赫有名。他老人家育有三子一女，尤其把女儿视为掌上明珠，在父母的宠爱和三个哥哥的护佑下她度过了幸福的童年时光。母亲十六岁那年经菩萨庙了吉方丈撮合嫁到张家。

曾祖父张贵自幼丧父失母，流落街头，在一次乞讨时受到姥姥家人的侮辱后励志：定要立业！遂带领哥哥张富逐集市贩卖针头线脑等杂物，一次年关在三台集市卖对联，一僧人买对联后将搭裢落至摊前。为寻找失主哥俩等到深夜。那僧人竟是三台寺庙主持，化缘归来，因疲惫忽略将贵重物品遗落，侥幸返路寻找时两个瑟瑟发抖的孩子仍留原处，感动之余，遂起资助之心。中年时两兄弟竟成就家业。广置良田百亩，还在凌源城里开办织工厂。曾祖父为人厚道，惜老怜贫，逢灾年解库赈济，方圆百里享有盛誉。还在老家创办学堂，办学方针"有教无类"，不分贵贱男女均可入学，免除一切学杂费用。其创举受到凌源县令洪子奇赏识。洪县令受启发便在凌源城里亦开办男女学堂，曾祖父给予大力资助。祖父早年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主攻的是数学和英语专业。父母成婚时祖父已是凌源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德高望重的乡绅。

婚后祖父告诉我的父母：你们还小，必须要多读书，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父亲便辞别母亲，仍回到承德国高学习，母亲也到外祖父家的私塾读书。母亲写得一手好字，四书五经张口就来。

　　社会动荡，政权更替，祖父辗转定居海外。张家家道中落。先是东躲西藏，随后的斗争教育。年纪轻轻的母亲经历了人生的苦难，支撑着破落的家庭。期间母亲得到了娘家的鼎力支持，度过了重重难关。

父亲承德国高毕业后入华北大学继续深造。一九四九年，国民党节节败退，解放军大举南下乘胜追击。当时知识分子奇缺，根据需要，父亲满怀一腔热血投入到解放战争中，随军南下，以军代表的身份接收了广西南宁机场。抗战胜利后，父亲就地转业，到南宁盐务局工作。期间，祖父多次邀父亲到香港大学继续学习。父亲认为新中国建设急需知识分子，他的爱国热情高涨，便放弃出国深造的机会，积极投入到祖国建设当中。一九五二年父亲写信告诉祖父：家里生活拮据。祖父便托人捎回二百港币接济家用。二姑当时正在南京学习，收到钱后当即捐献给了抗美援朝战争。在反右运动中此事成为父亲和姑姑的最大罪状。由于祖父在国民党内是有影响的人物，著名教育家、内阁资政、立法委员、专门研究大陆政策。一九七九年病逝后，蒋经国先生的题词镌刻在墓碑上。受海外关系的影响，父亲的积极努力仍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先后从领导岗位直至降到普通工作人员，并于一九五七年打成右派，在广西崇左劳动教养。

　　一九五三年和五六年我和姐姐先后出生，父亲工作不顺利直至到后来受到管制，家庭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母亲的肩上。母亲一直在凌源服装厂工作，因有文化，又聪明伶俐，负责裁剪设计。在动乱年代，大批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我的舅舅在教师队伍里也被打成了右派。在一次探望中母亲看到哥哥饿得发抖，浑身浮肿，还要服繁重的劳役，不成人样，便联想到了父亲。毅然决然的辞去服装厂的工作，带领姐姐和我直赴广西。

由于当时社会物质极度匮乏，母亲从亲属处举债，求爷爷告奶奶购得些许食物，带着全部家当出发了。因交通工具落后，从凌源到广西大约需要半个月时间。中途无数次的倒车、等车，全部行李要分几次搬移。先是安置五岁的姐姐看护车上的物品，母亲带着两岁的我从车上下来到站台上，由我看管；再上、下车倒腾几次，最后带姐姐下车。火车又没有通票，买票，排队上下车，自己几天不进水米，凡此种种，一个弱女子，期间的苦楚令人难以置信。

父亲劳动教养期间，广西人对北方人存在地域歧视，认为抢夺了他们的饭碗。被管教人员每天只有一顿用薯干熬成的稀饭，父亲得到的仅仅是常人的一半。在热带雨林里开荒种地、伐木等，繁重的劳动、恶劣的环境，时常有人无声无息地死去。母亲到广西的时候，父亲已经两个多月不能下地走路了，两条腿肿的像棒槌，脚穿不下鞋子。幸好管教农场的场长是吉林人。刘场长是一个很有正义感、和蔼可亲的老人。出于对东北老乡的眷顾，母亲每天可以到农场里照顾父亲，并安排母亲在农场的商店当营业员。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父亲很快康复了。父亲每每谈起此事总是以感恩的目光看着母亲。在以后的几十年的生活中，有坎坷曲折，也有幸福欢乐，父亲一直处处让着母亲。那是在报答母亲的救命之恩！在逆境中的不离不弃、生活中的精心照顾，为我们树立了夫妻关系的楷模。微薄的收入，艰难的环境，每天母亲为父亲做的一点点食物，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深深烙印："我什么时候能当上爸爸就好了"。母亲苦涩的泪水含在眼窝，其中包涵着太多的无奈.....

在社会动荡、国家贫穷、自然灾害频发的年代，妹妹不合时宜的参与进来。长期缺衣少食，得不到营养补充，妹妹出生时仅三斤多一点，以致五岁时还不会走路。父亲劳动教养，没有收入。母亲就在凌源东大街家门口摆摊立个缝纫机，靠每天接点零活赚钱勉强度日。严寒酷暑，雨雪风霜中，用背带将妹妹背在背上，哪有什么遮阳伞、挡风蓬，双脚踏着缝纫机，轧鞋帮、缝裤角、补膝盖.....

后来二弟来到世间，幼小的孩子似乎从来就没吃过饱饭，到三岁时，自己叼着空奶瓶嘴在吸吮。作为母亲，眼巴巴地看在眼里，痛在心中，却万般无奈，可从没想过放弃！母亲是伟大的。她一把屎一把尿拉扯着把我们子女养大，父亲却无力参与其中。母亲心目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好起来的！

频繁的天灾人祸，在一九六六年进一步升级。那时父亲的冤假错案已经平反，调回凌源，在公路段做养路工。文化大革命首先殃及二姑，被开除公职，遣送回喀左农村老家。在二姑家帮带孩子的祖母已经六十多岁，也被剃光头押送回凌源。坏消息总是传播得非常快。凌源交通局将父亲除名，全家遣送乡下。先一步被遣送回农村老家白马沟的老爷爷（祖父的弟弟），因整日被批斗不堪凌辱抑郁而亡。母亲知道再回老家下场会亦然如此，便央求娘家亲属，当时外祖父母仍健在。在母亲娘家亲人的斡旋下好歹找了个落脚的地方。嫁出去的女儿下场如此凄惨，现在回来，外祖父母亦觉得脸面无光。特别是一贫如洗，四壁无存。七口之家生存之艰难可见一斑。顶着巨大的压力，母亲带领父亲开始了新的创业。

母亲心灵手巧，做服装的技术水平说得上是一流，在凌源服装厂非常有名。回到农村，便重操旧业。十里八村常有人前来求助做衣服，做出来的衣服样式新颖，合身合体，被传为佳话。

父亲从小出生在富裕的家庭，一直在读书、参军、转业到地方工作，虽经历次运动遭批斗改造也没做过农活。来到农村，首先体力不支；其次没有一点技术含量；再者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作为黑五类，一年当中有大半时间要集训改造。母亲就成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当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发现了母亲有缝纫技术，成立一个缝纫组，专门为村民做衣服。报酬是每做一件衣服，记一个日工。母亲的技术水平高，又快，有时一天可以做出两件衣服，这样每天可以得到两个日工。这在当时非常了得，虽然十分工的日值只有八分钱。母亲热情周到细致的服务维护下好多的人，人际关系很好。在亲友的帮助下，建起了三间农舍。在农村虽然环境很差，生活又苦又累，每人每年仅有三百斤毛粮，春夏之际有很多家庭甚至断炊。但母亲精心算计、省吃俭用，我们家过上了相对稳定的生活。这时三弟降生了。母亲为全家日夜操劳，心力憔悴，身体非常消瘦。三弟从出生就没吃过一口奶水。小孩饿得不行，日夜啼哭，最焦虑的仍是母亲。为了孩子，母亲想尽办法，服用好多偏方，整筐采回老瓜瓢秧煎水，喝得甚至作呕，也是无济于事。那时一年难见得几次油水呀！父母共养育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其中妹妹和二弟由于先天不足，五、六岁时才会走路，母亲为此付出的艰辛常人难以想象。

在农村生活了十三年，苦辣酸甜、五味杂陈。正是有伟大的母亲，回到农村父亲保全了性命。凌源交通系统十年动乱中成绩最为突出：培养了十几名"国民党员"，两人壮烈，五人致残。以父亲复杂的社会关系，就是有九条命也早已不复存在了。母亲常说：邓小平是我们家的恩人。肺腑之言啊！

　　父亲是祖父母的独生子，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妹妹，祖父母视其为掌上明珠。作为教育家祖父希望父亲子承父业。父亲没有辜负长辈的厚望，自幼聪明伶俐，学习刻苦，记忆超群，过目成诵，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中学毕业顺利进入华北大学学习。刚参加工作时，意气风发，思想进步，报刊杂志经常发表文章，对时事有自己独到见解。特别是在国共分争中认为共产党必胜，所以拒绝祖父的多次邀请，毅然决然加入解放军，参加解放战争，对组织坦诚说明自己的身世。现实是残酷的。父亲受家庭的影响，解放后从什么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斗争到文化大革命，身世从领导岗位、劳改犯、工人、农民、掏粪工，打击一次胜过一次。最后性格扭曲，沉默寡言，甚至不愿意见外人。

清楚记得在农村时，每天晚上，舅舅家的几个表兄弟从自家偷偷地包点旱烟塞给父亲，点着煤油灯，围在父亲周围央求他讲故事。自己成人后，拜读四大名著时发现与当初父亲讲的内容顺序一点不差。

落实政策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社会动乱刚刚结束，人们的思想，特别是在某些领导干部的观念里受极右路线的影响，行事谨慎，宁左勿右。母亲的工作、文革中被没收的房屋迟迟得不到解决。父亲又不肯出面，无奈，顶着重重压力母亲整日奔走在政府有关部门和法院之间。遭受到的白眼、侮辱、指责、驱逐不可胜数，没有任何人格和尊严。经常上访回到家里（公路段的一间地震棚）关上门觉得心里憋屈自己嚎啕痛哭，伤心欲绝。第二天抹去眼泪还得继续奔波。自家老宅比邻中医院，文革时期房子被房产部门无故拆掉，中医院私下乘机在院落里搭建厕所，仓库等，落实政策时就是不肯归还。八十年代初李登辉政权挑衅大陆，台海摩擦不断，中医院领导，指着母亲的鼻子发狼烟："你们这些臭地主，特务，台湾一有动静，你们就翘尾巴！"语言中伤何其毒也，深深地刺伤了母亲的心，母亲私下里流着眼泪与家人说：听到这些话，恨不得找个耗子洞钻进去。今天提起此话，完全可以作为笑谈，甚至自豪；但从文革中熬过来的人，心有余悸呀！母亲作为饭碗的缝纫机就曾有人说其中置有电台而遭查封，简直荒唐透顶。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县人大主任王树宗出于对母亲的同情，亲自带领法院领导对老宅现场勘查后，作出批示，才得以解决落实。是母亲的诚心、行动感动了上苍。

母亲退休后本可以安度晚年了。祖上留下的老宅临街，归还后，母亲深谋远虑、高瞻远瞩，张罗着对老房子进行了改扩建，通过简单的装修，开办了旅店、饭店。在农村生活多年，得到很多亲属的关爱和帮助，哪怕在困境中给予精神上的鼓励也非常可贵。回城后母亲一直念念不忘旧恩。把有恩于张家的人安排进饭店、旅店工作，并在经济上给予照顾。母亲非常有经济头脑，诚信经营，薄利多销，生意做得特别红火。做生意帮助了亲友，从农村走进了城里，学到了手艺和管理经验，至今仍有人在受益。

母亲是家的支柱。九五年家里的老房子面临拆迁，形式严峻。当时国家拆迁政策不完善，强拆、乱拆随处可见。九三年凌源市民王绍宗的门市房被建设银行强行扒掉，家具埋在废墟中、王绍宗三进拘留所、妻子被砸伤。拆迁办公室作为一个中介机构就可以调动警察所向披靡。建设局副局长尹路军、拆迁办主任张海林、办事员刘仕春舞动拳头j扬言：限期不搬就扒掉！一时间山雨欲来。邻里见势头凶猛纷纷弃逃，现场一片狼藉。母亲再一次体现其大智大勇。带领全家本着不对抗、不冲突、不惹事生事，但绝不怕事的原则，找来国家、辽宁省关于拆迁方面的所有文件、条例认真学习领会，巧妙应对，零活周旋，在废墟中坚持三个多月。经三弟斡旋，找到省政法委书记丁世发发便函给朝阳市委副书记孙远良要求其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给予照顾。老宅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回迁安置，也开创了凌源拆迁安置的先河。是母亲的智慧、坚持赢得了利益，惠及子孙。

　　母亲的晚年是幸福的。妹妹、弟弟居住在苏州，父母春秋之际就生活在那里。到了老年母亲的童心未泯，旅游成为两位老人的最爱。在妹妹和弟弟等儿女的带领下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游历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哈尔滨的冰天雪地，海南岛的热带雨林；上海南京的都市繁华，新疆西藏的异域风情；泰山之巅，黄山绝顶；鄱阳湖的浩瀚，西子畔的妩媚；九寨沟的五光十色，张家界的崇山峻岭；登封少林看武僧表演，安徽安庆观黄梅戏曲；呼伦贝尔天高云淡，长江三峡波澜壮阔；云南大理蝴蝶翩翩，广西桂林鱼翔浅底；九华山上香烟缭绕，鼓浪屿边鸟语花香；台湾之行祭奠祖父了却半生夙愿，峨眉之旅祈福子孙护佑万代安康；凡是国内能称得上名气的景观无不留下足迹。东南亚观光，普吉岛探幽。母亲常说：我这辈子值了，能去的地方都去过了。

　　母亲就是家。一年中，年节和父母的生日是全家人最团圆的时候，也是父母最开心的日子。二十几口人欢聚一堂。两位老人准备了好多好多好吃的，虽有阿姨料理家务，年迈的母亲总会亲自下厨做上拿手的饭菜，然后静静的坐下里看着我们吃，虽然不是山珍海味，但在我们心里，那是世上最香甜可口的美味佳肴，融入了母亲的体贴和关爱，是家的味道。人们常说，母亲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只有母亲在，我们才觉得自己有家。

人生总有太多的遗憾和无奈，假如重来，我们会在某些方面做得更好。我们的家庭是在逆境和坎坷中一路走来，尤其母亲付出了太多太多。我们包括后代子孙要永远牢记过去，会更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