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 参观记

解德辉～宁静致远

　晋陕黄河大峡谷中的临县，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古代称之为临水。这里有大禹治水的遗迹留存在荒草漫野间，胡汉民族融合的痕迹保留在民风民俗中，源于远古祭祀的秧歌滋润乡土。这里，既有久负盛名、承东启西著名古商道水旱码头—碛口，又有“龙盘虎踞宛若天台之奇形，鸟语花香恍如桃源之佳境，翠柏森森而可荫，古槐郁郁而增荣，固西河之名区，实北和之圣地”的千年古刹—义居寺，还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拥有中共中央后委旧址、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旧址等一批珍贵的红色文化资源。

　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位于吕梁市临县林家坪镇东南2.5公里处的南圪垛村西北部，地处碛口、临县、离石三地的交岔地带，西南距“九曲黄河第一镇”碛口古镇风景旅游区7公里，北距千年古刹—义居寺8公里、临县城 40公里，东距离石38公里，吕梁沿黄旅游扶贫公路从其西旁穿过，交通极为便利，游客络绎不绝。

2016年6月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被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6月，被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命名为“山西省党史教育基地”；2017年3月，被吕梁市委、吕梁市人民政府命名为“吕梁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南圪垛村是由南圪垛、高家圪台、沙垣3个自然村组成，全村有833户，2656人。2016年12月，南圪垛村被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当中华民族面临外族入侵、民族危亡的时候，吕梁人民义无反顾、前仆后继、矢志不渝，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临县南圪垛村就镌刻了革命伟人不朽的光辉业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邓小平、叶剑英、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从事过革命活动，留下了光辉的战斗足迹，孕育了伟大的“吕梁精神”。

近年来，吕梁市委、市政府和临县县委、县政府将乡村振兴与红色旅游有机融合，大力开展红色革命旧址保护、开发和利用工作，充分发挥以红色革命旧址推动红色文化建设，特别是在吕梁决战脱贫攻坚中，聚焦深度贫困，打造产业扶贫新业态，传承红色基因，助力脱贫攻坚，既推动了美丽乡村建设，又加快了老区人民增收脱贫步伐。南圪垛村正是随时顺势而为的典型案例。南圪垛村充分利用特色优势，实施红色教育基地提升工程，把宝贵的红色文化资源变成革命老区转型发展、脱贫攻坚的支撑点，把红色教育基地打造向红色旅游产业培育延伸，促进了沿线村镇集体经济发展和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中共中央西北局，是中共中央在西北地区的派出机构，负责领导整个西北地区党的工作。西北局成立于1941年5月13日。1941-1945年期间是高岗时期的西北局，由原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而成，高岗为书记，谢觉哉为副书记；1945年习仲勋书记调任西北局，一直到延安这段时间，到习仲勋调中央以后，1954年的冬天撤销。在延安时，第一书记是彭德怀，第二书记是贺龙，习仲勋是第三书记，实际上是习仲勋主持西北局的工作，因为彭德怀、贺龙主要是军事方面和军政委员会的事情。1946年6月，习仲勋任西北局书记，马明方任副书记。到1956年又成立西北局。西北局在革命历史上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习仲勋是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者，更是对党中央立足陕北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西北局给毛主席、党中央提供了很多的决策依据，在很大程度上中央决策离不开西北局，离不开陕甘边区，这一点在历史上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历史的篇页翻回到1947年。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光明与黑暗的较量，进入关键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仅用一年时间，就粉碎了蒋介石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随之，陈(毅)粟(裕)、刘(伯承)邓（小平）、陈(赓)谢(富治)三路大军数十万红色劲旅，南跨黄河，从东、中、西三方、成倒品字型向蒋介石盘踞的国统区发动了攻势凌厉的战略反攻，像三把利剑直插敌人心脏。

习仲勋同志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人民解放军野战军集团军政委、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副政委。在解放战争转入全面进攻之始，按照中央部署，为迷惑胡宗南部队，同时配合西北野战军蓄力出击，1947年8月18日，习仲勋率部东渡黄河，西北局、联防军驻在临县南圪垛、沙垣村一带。从8月18日至10月20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驻临县2个月期间，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陕甘宁边区政府联动配合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积极动员群众，全力支援前线，当年9月中旬，西北局在临县沙垣村召开了财经会议，认真总结了前半年边区财经工作的经验教训，为解决边区的财政经济困难提出了新的对策，使晋绥解放区进一步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后方基地，在全国解放战争由自卫阶段顺利转入战略进攻阶段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而为推进全国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走近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宽阔平坦的停车场绿化带内矗立着携刻“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9个红色的大字一块巨石，格外引人注目，在其右旁三颗大树上悬挂着许多大红灯笼，给人一种吉祥、喜气的气氛和红色革命的回忆。

走近西北局旧址大门，这是一个砖砌拱券方形的仿古大门，单坡硬山顶，檐下斗拱一攒，雕花雀替。门檐内上方悬挂着“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牌匾，门檐正上方悬挂2个大红灯笼，两侧门柱上贴着一幅春联：沥血呕心干革命，鞠躬尽瘁为黎民，横批是奉公立党。在大门右侧墙角立有一块“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左侧墙体正中悬挂着省市县等有关部门命名的7块铜牌。

跨过门槛，绕过照壁，我便来到了“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大院内，环顾四周，便见这是一处坐北朝南建筑，二进院落布局，整体建筑风格为清代风格。

　一进院：正房砖拱券窑洞5孔，前檐插廊，东厢房砖拱券窑洞3孔，前沿挑檐。南房3间分布大门两侧，砖木结构，单坡硬山顶。

　二进院：坐东朝西，西北辟墙砖拱券门洞，悬山顶，前后插廊。正房砖拱券窑洞4孔，前沿挑檐。厢房均为砖木结构，面阔4间，单坡硬山顶。西房面阔4间，砖木结构，单坡硬山顶，西南角为马棚。

　在一进院里，砖拱券窑洞内，分别有中共中央西北局展陈室，马明方、习仲勋、马文瑞、张邦英、曹力如同志旧居和灶房、食堂等8个展室。

　在二进院里，5个展室主要展出习仲勋“三到吕梁”及吕梁人民英勇抗战的英雄事迹简介文字、图片及文物。

　 2016年11月，山西吕梁山革命博物馆落户南圪垛村原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馆藏文物1000余件，所陈列的展品涵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吕梁革命先驱至新中国解放时期吕梁革命英雄的红色遗存，这些文物全部是从吕梁本土征集而来，因此被许多专家、学者誉为“能够真实反映吕梁革命老区历史的活的教科书”。

　 习仲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艰难岁月里，他和刘志丹、谢子长等在陕甘地区举起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大旗；在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陕甘宁边区的战斗中屡建奇功。习仲勋作为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他和彭德怀、贺龙一起，或转战西北战场，或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等军队政治工作，或组织后方支前，战胜了十倍于我军的国民党军队，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革命战争年代，习仲勋曾三次来到吕梁：

第一次：1943年秋天，时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米脂警备区政委的习仲勋受组织委派，专程从绥德来到吕梁临县丛罗峪村，为临县高级小学全体师生作抗日救国动员形势报告，他说：毛主席说了，“明年打败希特勒，后年打败小日本”，让大家深受鼓舞。

　 第二次：1946年12月11日，习仲勋与彭德怀从延安动身，赶到临县甘泉村，会见陈赓将军，共同研究如何配合作战，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12月中旬，习仲勋与彭德怀来到刚解放的中阳县，准备与贺龙、李井泉、陈赓、王震等商讨保卫延安的作战计划；12月16日，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习仲勋受党中央毛主席的派遣，参加在吕梁离石高家沟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和晋绥军区高级干部会议，对中央军委关于黄河东西两个解放区联防作战问题进行了研究和部署。

　第三次：1947年8月18日，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副政委的习仲勋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与贺龙、林柏渠率领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转移驻扎到吕梁临县沙垣村，南圪剁村一带。

习仲勋三到吕梁，动员群众，召开会议，出色地完成了统筹后方、支援前线的任务，为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解放全中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习仲勋在临县革命活动。1947年，当国民党23万大军围困陕北、进犯延安之际，习仲勋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率部进驻临县。习仲勋在临县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其革命风范却让老区人民永远难以忘怀。

　（1）进驻临县：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前委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研究讨论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战略反攻的问题。习仲勋出席了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三军配合、两翼牵制、挺进中原的战略部署。会议决定晋绥军区重新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7月31日，中央军委批准以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王震、刘景范5人组成西北野战军前委，彭德怀为书记，同时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为副政委。

　 习仲勋回忆说：会议开始当天，毛泽东首先讲话。他开宗明义地告诉大家，原来计划把陈赓纵队调到陕北来，同西北部队集中作战，但考虑到西北的粮食困难，又考虑到陈赓率部南进豫西、陕南更有利于从外线钳制胡宗南军和配合刘邓军出中原，因此决定陈赓率部南渡黄河作战。这样陕北战场只能依靠彭总独立作战，今年只能削弱胡宗南，到明年7月可以造成消灭他的条件。陕甘宁边区在军事、财政上主要依靠晋绥。因为战争使陕甘宁边区的地方和人口缩小了，所以决定晋绥和陕甘宁两区合并，由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资格统一指挥，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地方工作3个问题。毛泽东还首次提出了对蒋介石的战争用5年来解决的设想。

　 7月22日，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及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西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贾拓夫等，围绕陕甘宁、晋绥两解放区的地方和西北局工作及土地改革、财政经济、后勤供应分别作了发言。习仲勋特别对边区土改中出现的“左”倾问题谈了自已的看法，提出对土改中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利益、乱斗乱打、抓“化形地主”等“左”倾偏向应该纠正，否则对解放战争和发展经济都不利。习仲勋对把晋绥和陕甘宁边区合在一起、统一后方，表示坚决拥护。习仲勋说：“不合，仗难打胜。没有这个会议，前方后方不能一体化。会后就一体化了。前方打仗，俘虏带回来也有了地方。兵员补充、粮食弹药都靠晋绥。没有两区统一，就不可能取得只经一年又一个月就收复延安的胜利。”

　8月中旬，为迷惑敌人，掩护西北野战军在榆林以东集结待机，中央军委指示贺龙、习仲勋立即部署在陕北的机关和人员迅速移往黄河以东，制造主力东渡的假象。于是贺龙、习仲勋率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联防军机关，冒着风雨，开始东行。果然，胡宗南以为中共首脑机关正在“逃窜”，下令各部“迅速东进，勿失此千载良机”。8月18日，贺、习率部刚过黄河，胡宗南部队就追到西岸，隔河打炮。彭德怀抓住这一机会，在沙家店地区指挥西北野战军歼灭了胡宗南集团主力之一的第36师，成为西北战场转入战略反攻的转折点。贺、习率部渡黄河后，西北局、联防军和边区政府机关就近驻在临县沙垣、南圪垛村一带。当时，贺龙住在沙垣村，习仲勋住在南圪垛村。叶剑英、杨尚昆领导的中央后委机关也住在临县。临县是晋绥边区的中心地带，有良好的革命基础，又与陕北隔河相望，住在这里既便于与中央后委机关相配合，又便于与陕北相呼应。

（2）支援前线：贺、习刚到临县，毛泽东便发来电报：请你们迅速分赴各县大力动员粮食，只要有7000-10000石粮食，即可保障作战计划之完成。8月27日，中央军委又发急电：野战军南下，已无粮携带，着从速令绥（德）延（安）两地区沿途筹粮。9月20日，中央军委又指示贺、习在20天内动员2万石粮食及棉衣、鞋袜送达陕北。同时要求一个半月内，为西北野战军南下准备所需军费。粮食、物资成为西北战场能否胜利的关键。

当时，西北野战军约6万人，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约2万人，这8万人每月至少需粮1.6万石。这年恰遇晋绥地区遭灾，粮食不能自足，晋绥军区部队和中央后委机关都很困难，筹粮的任务相当艰巨。为此，首先必须解决财经工作问题。在小河会议上，由于当时部队的军服和口粮都很紧缺，人们对原来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提出了尖锐批评。为支援前线，贺龙、习仲勋、林伯渠、王维舟、贾拓夫等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领导共同研究，迅速实行了陕甘宁和晋绥边区财经统一，成立了统一的西北农民银行和西北贸易公司。在军供上实行统筹统支。财务和供给部门合并，做到财供统一。9月下旬，西北局在临县沙垣村召开了财经会议，总结了财经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新的对策。10月中旬，习仲勋同贺龙、林伯渠来到晋绥首府蔡家崖村，举行了陕甘宁、晋绥两区领导人联席会议，具体研究两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边区卓有成效的财经工作，有力地支持了前线，为全国各解放区作出了表率。

贺与习领导各级政府通过动员，组织了由战士、农民、学生组成的庞大的支前队伍，从晋西北、晋中、晋西南以及其他解放区调运了大批粮食到陕北。1948年5月31日，贺龙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报告说：“河东的抗勤任务，超过了抗日战争的总和。在榆林战斗中，第一、二、六、九、十分区都动员群众背粮。仅临县3个乡就动员了69万人次，其中妇女32万人次。”当时的筹粮、送粮，确实是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　　

为及时筹集部队所需物资和经费，贺龙、林伯渠、习仲勋商定，将陕甘宁、晋绥的土特产运到边界地区，让商人们贩往国统区出售，换回所需的钱和物资。由于战火连天，长途贩运的困难可想而知。为此，他们安排两个骑兵团，分赴关中和晋南。同时配置两部电台，直接同联防军司令部联系。这两个骑兵团经过整整一个月的艰辛奔波，一直到1948年2月才完成了这项特殊任务。

　（3）土改纠偏：在筹集粮款、物资支前同时，习仲勋密切关注着土改工作。1947年10月10日，《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13日，晋绥边区机关干部在兴县北坡村集会，庆祝西北人民解放军反攻胜利及《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习仲勋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一场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很快开展起来。但是，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中，许多地方发生了扩大打击面的“左”的偏向。

　 习仲勋对边区土改工作做了认真的调查研究，特别是边区土改中“左”的做法，令他忧心忡忡。当时，康生、陈伯达在晋绥搞土改，采取斗“化形地主”、挖浮财、查三代、“贫雇农坐天下”等过激做法，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但由于战事紧张，支前任务繁重，习仲勋没有能够立即向中央报告。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土改工作时，习仲勋如实向毛泽东汇报了边区土改中存在的问题和看法。会议之后，中央重新发布了《怎样分析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1948年1月，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讲话，中央随即公开这个讲话，对土改政策和策略作了许多更加完善的规定和说明。习仲勋也在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48年1月4日和1月19日两次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提交调研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将习仲勋写的《关于土改中一些问题的报告》转发给各解放区，并特别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的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需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此后，晋绥及陕甘宁各解放区的土改工作，逐步纠正了“左”的做法，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4）“群众领袖”：毛泽东曾夸奖习仲勋说;“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习仲勋在吕梁期间，频繁地奔波于临县、兴县、离石等地，参加各种军事会议和地方工作会议。平易近人的态度和深入群众的作风,在当地留下了很深的影响。在临县南圪垛、沙垣一带居住期间，习仲勋的夫人齐心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从不给村民增添麻烦，而且还经常帮助村民挑水、扫院、干农活。年老的村民们回忆说，那时他们只知道习仲勋是一个大官，带枪的警卫常站着岗，但一有时间，他就和老乡们拉家常，待人可和气了。老区的群众永远忘不了这位群众领袖。

　习仲勋一生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立场坚定，顾全大局，曾五次受到毛泽东的盛赞：

　（1）毛泽东为习仲勋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了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表彰了王震、习仲勋等22位在群众中有威望的模范干部和生产英雄。毛泽东亲笔为习仲勋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题词。

　（2）“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1945年10月，在选配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

（3）“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1952年初，毛泽东在阅读习仲勋 《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的报告后，十分满意，毛泽东说：“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 ”。

（4）“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1949年底，习仲勋亲自领导，高瞻远瞩，正确解决了项谦叛乱，毛泽东见到习仲勋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5）他“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新中国成立之初，习仲勋被毛泽东钦点进京担任中宣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1951年初秋，毛泽东说：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

　习仲勋经典语：

老百姓好，你没有这些关系不行。群众的革命情绪高的很，只要你把群众领导起来，那到处是一堆干柴，你一点就着了。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人们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当时没有晋绥边区支援，就没有西北战场的胜利。

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

　吕梁与陕北隔河相望，互为唇齿，沟壑梁峁间孕存民族正气精魂，是养育革命的摇蓝，延安圣地的屏障。红军东征，吕梁遍撒革命火种; 抗日烽火，晋绥边区众志成城。战略通道、战略基地、战略保障、战略支点，在每次革命的重要转折关头，吕梁这片英雄的土地，英雄的人民，再次经历卓绝的岁月，留下了红色印记，孕育了“吕梁精神”。

红色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教育资源和精神遗产，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我们前进奋斗、富民强国的精神动力，永远是我们自强不息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取得顺利的精神源泉。

参观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于历史图文中回味品读，重温西北局的艰苦革命历程，笔者通过一篇篇精美的文字简介、一幅幅珍贵的图片资料、一件件遗存的古旧物件，睹物思人品史，回望体悟受教，透过西北局旧址这扇红色革命亮窗，笔者不仅回望了解放战争时期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和西北局光辉的战斗历程、不朽功绩，而且体悟了习仲勋等老一辈共产党人，在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华民族最紧迫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致力于国家的自由民主、民族进步和繁荣富强，做出的艰辛努力、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既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前进变化中的担当和责任，也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发展阶段的一系列战略思想、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更重要的是，通过参观学习，笔者接受了革命传统教育，增强了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坚定跟党走的信心和力量。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西北局旧址的参观学习，只是笔者工作和学习中的一个“加油站”和“充电器”，给笔者补充了更多的精神营养和前行力量。回顾革命历史，更要牢记历史。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把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化为干事创业的巨大动力，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务实的工作作风，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修学储能，敬业奉献，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赋予我们的新担当和新使命，努力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简介】解德辉，1962年生，山西省吕梁市交口县人，2022年于吕梁市委政研室（市委改革办、市综改办）退休。网名“宁静致远”。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散文学会会员、吕梁市作家协会会员、吕梁市文化和旅游协会理事、离石区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吕梁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理事、太原市传统文化研究会会员、太原群众文化学会会员、汾州文化研究会会员、《萧乡文学社》作家、国际摄影协会会员、吕梁市摄影家协会会员、吕梁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北武当山文化研究会顾问等。喜欢访古问道，感悟山水人文，秉承“在题材选择上挖掘历史厚度，在红色文化中寻找精神高度，在现实生活中探求艺术鲜活度”，坚持在行走大美吕梁中，传承历史人文。1989年以来，在《学习与研究》（中央）《光明日报》《中国乡镇论坛》《山西日报》《山西经济日报》《前进》《山西工作》《山西农经》《政府法制》《山西法制报》《吕梁文学》《百年红印》（灵石）、《吕梁日报》《吕梁晚报》《文化晋中》《掌上吕梁》《吕梁发布》等报刊、新闻媒体发表各类文章300余篇。出版了《红色吕梁》《印象离石》2本书，被收藏于《吕梁市图书馆》《晋绥兵民博物馆》；《云梦风雅》一书（新华出版社）收录其撰写19篇文章。《吕梁市志》“艺文篇”，收录其撰写的《品读碛口古镇》一文。开办《行走大美吕梁》（个人）微信公众号，已发表470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