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离开杭州赴部队前第一次穿上新军装在西湖边留影(右边张三源)</h3><h3><br></h3><h3> 1969年春节过后不久,我领到了盼望已久的崭新的绿军装,一时兴奋莫名,赶紧约了好友张三源一起到西湖边拍照留念。</h3><h3> 从小就喜欢玩骑马打仗游戏的我,常常独自一人沉浸在涂画各种枪炮,用木头、泥巴、砖块雕刻手枪驳壳枪的乐趣中。我还特别喜欢看打仗的电影,梦想着有一天,也穿上威武的军装,保家卫国。现在儿时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怎能不喜出望外呢?</h3><h3> 经过三个多月来漫长的体检、政审,总算接到了入伍通知书,盼来了新军装。再过两三天,就要告别亲人,远离美丽的西子湖畔,奔赴东北边疆了,顿时心生惜惜离别之情。</h3><h3> 三月初的西湖,依旧是春寒料峭。我们穿着厚厚的棉军祅和棉军裤,踩着三斤重的翻皮大头鞋,一会儿背脊就出汗了。我和张三源互相对视,发觉雍肿的走相真有点像企鹅,不禁觉得滑稽可笑。但看着满大街的年轻人纷纷向我们投来羡慕的眼光,想到得像个军人那样走得神气一点儿,于是尽量挺起腰板,迈开大步,可总走不出老兵那般精神劲。当时正是最高领袖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的大氛围,当兵光荣早已深入人心,走在大街上,我们只有满满的自豪感,也顾不得像不像了。</h3> <h3> 戴上红领章红帽徽后的第一张军人照</h3><h3><br></h3><h3> 3月2日,我们要启程离杭了,我与妈妈和弟妹们道别。妈妈拉着我的手,一直陪我走到弄堂口,妈妈边走边说:"你从小没有离开妈一步,一下要去那么远,以后自己要多当心。"又再三叮嘱,到部队要听领导的话,要吃饱穿暖……望着妈妈花白的头发,我眼晴一酸,说了一声"妈妈你自己也多保重!"就扭转身子上路了。</h3><h3> 我们先到医科大学集中,中午在盐桥口的北京饭店就歺。新兵们在一起有说有笑,都是十八九岁、二十一二岁的小伙子,菜一上来,一会儿就风卷残云,一扫而光了。新兵连的毛连长,是位满脸络腮胡的河南人,他吩咐老兵郭排长:"小郭,赶快去给厨房讲,让他们加菜!"他自已则摸着络腮胡,在每张桌子转来转去,呵呵笑着说:"好啊,小伙子们,能吃能干活!大家放开吃!"</h3><h3> 在那个吃饭凭粮票,吃肉凭肉票的年代,我们这帮学生子,哪见过这么丰盛的满满一桌子的美味佳肴?!大家大口吃菜,大碗喝着啤酒,心里一阵阵温暖。</h3><h3> 晚上我们在解放街口的省新老兵接待站住下。后半夜被叫醒,大家排着整齐的队伍绕着环城东路步行着,兜了一圈到了城站,坐进了早已停在月台的闷罐货车,直奔上海。在上海十六铺码头,換乘"战斗号“货轮驶向茫茫的大海。</h3><h3> 那时正值中苏珍宝岛战事爆发期间,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大打出手。美国和韩国的军舰军机也常常出没在公海上游弋。为了避免招引麻烦,上面要求新兵们尽量不要到甲板上去。如要去,也要反穿军用雨衣,使黑色的橡胶面朝外,让人看起来像普通渔民老百姓。</h3><h3> 甲板上尽量少去,大家就猫在船舱里吹牛侃大山,或是搜肠刮肚地讲些街头巷尾的趣事,或是透过小小的舷窗,观看外面的大海。最有趣的是看临安兵们吃山核桃比赛。作为山核桃主产地的主人,这些临安兵几乎个个身怀绝技。他们随身带着一枕头套的山核桃,比赛谁吃得快、吃得多。只见一颗颗山核桃整个儿从嘴的一角进去,不一会儿嘴巴的另一角吐出的已是空壳,核桃肉则嚥进了肚子。我们这些杭州兵则是嘴咬双手剝,一颗还没吃完,他们早已十来颗下肚了!让人看得目瞪口呆。</h3><h3> 船到大连港码头,已是第三天的晚上。一下船立马就感到阵阵寒气袭来。港口作业区到处是一堆堆积雪,呼出的热气,很快变成一团团白雾。这时我们这些南方兵才体会到,部队发的这一身的厚棉衣裤和那双笨重的大头鞋是多么的管用!</h3><h3> 新兵们很快被分成了几大堆,有的坐上大卡车先走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有的去了大连周水子机场,有的先去大连火车站,再坐火车去豋沙河场站。从好友张三源的来信中我才得知,他们五六十人是坐火车去了鞍山的航空兵一师,又有小部分人去了赤峰场站。</h3><h3> 我们是最后一批离开码头的。大家坐上卡车,到了大连火车站,再换乘火车。这回是坐上了舒适的旅客列車。天刚麻麻亮时,火车在梁家车站停下,这是一个靠近铁轨只有一排小平房的北方小站。郭排长告诉我们:"到了!"大家兴奋地紛纷抓紧时间下车。</h3><h3> 晨曦中,只见一片荒野,几棵枯树,四周看不到一点绿色。不远处就是一条一眼望不到头的飞机跑道。原来这里就是航空兵四师的师部所在地一一普兰店机场。离新金县(普兰店)县城还有约22里路。</h3><div> </div> <h3>在普兰店场站大礼堂前留影(右起:崔胜芝、我、丁纪刚、后排指导员王庆云)</h3><h3><br></h3><h3> </h3><h3> 紧张的新兵训练开始了。每天一早,在清脆的起床号声中,我们顶着凌厉的寒风在操场上操练。立正、稍息、齐步走、正步走,每天都重复着这些近乎机械枯燥的动作。</h3><h3> 白天则是政治学习。当时正赶上党的九大召开前后,部队结合反对苏联入侵,掀起了一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表忠心的热潮,大家还结合家史,开展忆苦思甜活动。连队的黑板报成了主要宣传窗口,我和李复生、丁纪刚成了出板报的骨干。我们的板报鲜活生动,报头插图玲瑯满目。很快在师宣传科组织的板报评比中拔得了头筹。</h3><h3> 为了准备打仗,部队组织挖猫儿洞,新兵连的战士首当其冲,掄羊镐,甩铁锨,把营房四周的小山坡、断层处挖了个遍。手上起了水泡,又变成血泡,也不在乎。我还学会了如何按配比拌水泥,勾石缝等活儿。这些都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体验。</h3><div> 终于发下红领章、红帽徽了! 我们兴冲冲地戴了起来。说也奇怪,以前虽说早已穿上军装,但没有领章帽徽,特别是没有经过严格的站立、行走训练,怎么看都不像一个正式的兵。现在终于像了!</div><div> 我们这批新兵领到领章帽徽的第一个星期天,急着要做的事就是去县城拍军人照。我们向新兵连王庆云指导员请假,搭上部队去县城的班车,像飞出鸟笼的小鸟般高高兴兴向县城而去。</div><div> 到了县城,我们才发现这个地处辽东半岛地图上仅是一个小圆点的普兰店,那时真是小得可怜:一条不足两百米的直街,不到十分钟就可以逛完。一座二层楼的百货公司,除了买些农机用具不用票外,买布、买自行车、手表都要凭票。空荡荡的副食品柜台里仅有硬得足以矻牙的一种糖块,还有就是同样梆梆硬、黑呼呼的饼干。</div><div> 我们抓紧时间涌进县城唯一的一家照相馆一一工农兵照相馆拍了"标准照"(见上面二图),回到部队后立即随同报平安信,寄往家里。</div><div> 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了,我们已经知道自己被分在了机务大队,但到底担任什么工作呢?大家都期待着。</div><h3><br></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