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治国/怀念儿时那“年味”

面朝大海

　　我们中国人把春节叫做年。在陇东农村，过年更是显得仪式隆重氛围浓厚。

当日子进入腊月，香喷喷的年味便一日比一日浓。在这冬尽春至之时，历经四季辛劳的人们，不管穷富、无论男女，总要停一停田里的活计，歇一歇劳碌奔忙的腿脚，用手头仅有的钱购置一些必需的吃食和用品，开开心心地过个最重要的节日——年。人们从腊月初八就开始张罗，直到正月二十三结束，前后大约延续四十多天。但是说真的，这几年我越来越怕过年，这其中既有惧怕年龄增长的因素，更多的是自己几乎已经找不到过年的快乐和幸福的滋味，总是时不时地回忆起儿时那浓浓的“年味”。

记得奶奶在世的时候，每逢过春节总要给我们讲一讲关于“年”兽的故事。据说，古时候有一种叫“年”的怪兽，头长触角，凶猛异常，每到除夕那天就会出来吞食牲畜伤害人命，村里的人非常害怕，家家户户都扶老携幼四处逃避。有一年，村子里来了一位白眉长须的乞丐讨饭，有一位好心的老婆婆送给他吃的喝的，临跑前让他也赶紧逃跑，但是乞丐却说他要替大伙守着村子。当“年”兽再次闯进村子时，发现老婆婆家的大门上、窗户上贴着一片一片的红纸，屋内也是灯火通明，并且时不时地传出噼哩啪啦的响声，于是大惊失色，狼狈逃蹿，原来“年”兽最害怕的就是红色。到了第二天正月初一，外出避难回来的人们发现村里居然安然无恙，听老婆婆一说才恍然大悟，原来是那个乞丐挽救了村子。从此，人们知道了驱赶“年”兽的办法。每年除夕，家家户户都贴上红对联、燃放爆竹，户户烛火通明、守更待岁，这也成了过年的固有风俗。那时候，奶奶讲地认真，我听得仔细，心里除了对“年”充满神秘和好奇，更重要的是因为知道了贴春联的由来能在伙伴们面前显摆显摆而沾沾自喜。

　　说起来写春联应该算是儿时对过年最深刻的记忆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识字的人本来就不是很多，会写字写得一手好字的人更少。但凡能拿出手上得了台面的字，已经在大街上去叫卖了。大多数人为了节省那一幅5角钱的对联钱，就从集市上买回两张红纸，找个会写毛笔字的人求幅对联，再剪个窗花什么的，这年也算过的红红火火了。村里有个叔父当过民办教师，字写的挺好，腊月三十一大早，父亲就领着我到他家里去求字写春联。一幅无框的圆形眼镜低低的架在老人家的鼻梁上，他口中念念有词，左手小心按纸，右手执毫挥洒，每写完一联就让人拿起来欣赏点评一番。那时的我年龄尚小，只能在一旁为他倒倒墨汁打打下手。到了90年代我上了中学，家里的春联就自己开始练习着写了，虽然字写得没有叔父的体形工整、苍劲有力，但是由于叔父年事已高眼睛不大好使，父辈兄弟们就拿着红纸到我家里来写。这时父亲总是显得那样的兴奋，拿出家里过年才准备吃的水果热情招待，若到饭时干脆连饭也顺便管了，大家倒也落得个方便。看起来似乎很轻松的写字，其实也是个体力活、技术活，就这样从早上一直写到下午，我已经累到不想动弹。但是，一想到第二天拜年时，每家每户透着浓浓墨香的春联都是出于自己的小手，那种满足感和自豪感却是无以言表。傍晚时分，家家户户、大人小孩都争先恐后地开始贴春联、贴门神、响鞭炮，祈求上苍赐福，这过年的序幕算是正式拉开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写春联的习俗慢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满大街的印刷品，汤金的大字漂亮地让人无可挑剔，只是感觉没有了人的体温，再美丽的字也显得冰冷呆板；还有那秦琼敬德的图像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颜色鲜艳，但孩子们却已经不再争着抢着去贴了，倒是老人们还一如既往地坚持着这个习惯，贴上去前后左右照了又照，生怕贴歪了让人笑话。这几年，也许是大多数人已经看不习惯这些印刷品，街头写春联叫卖的人便多了起来，但是农家人让自己孩子写春联的还是越来越少了，这不能不说是教育或者文化的一种缺失。

　　夜幕降临，在全村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除夕如约而至。女人们会把厨房忙活了一天的劳动成果如数家珍地摆上桌子，菜品的多少不仅是家庭日子好坏的表现，也显示着女主人的厨艺水平。男人们则把下午就请回来的祖宗牌位放好，摆上贡品和香、裱、蜡烛等物件，做着祭祀祖先和敬灶神的准备。我们一帮小孩把早就购回来放在柜子里没有上身的新衣服穿上，这家进那家出地开始窜门相互攀比评头论足。有宗庙、影图、家谱的大家族，最重要的事就是拜祭列祖列宗。每到这时，屋外明灯高悬，场中鞭炮齐鸣，院内礼花闪烁，家族中最年长者便率子孙叩头行大礼，晚辈男丁也要分别叩拜尊长，老人们则会为子女按大小散发“押魂钱”（也叫押岁钱）。团圆饭一般都是按户分餐，大多数家庭饭菜以饺子为主，配以各色菜品，土暖锅基本是少不了的，表示团团圆圆的意思。暖锅上覆盖着一层层大肉片，炭火一烧，热气腾腾，香味四溢，这是农家人一年中最好的美味佳肴。酒足饭饱之后，瓜籽、花生、糖果以及其他水果又开始闪亮登场，全家老小欢聚一堂，有说有笑，谈着别家的轶闻趣事，计划着自家的下年光景，一直畅谈至次日凌晨，多少年来农家人始终坚持着这“坐夜”的风俗。这时候父亲也罢、儿子也罢，长辈也罢、晚辈也罢，已经不再那么拘束，该发烟的发烟，该喝酒的喝酒，一年中所有的烦恼全都烟消云散。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农村人的文化生活已经有了较大改善，许多家里都增添了电视机，看春节晚会又成了过年的一道精神大餐。零点报时，正看电视的人们走出院子，燃放鞭炮烟花，迎接新的一年来临，这简单的“接神”仪式举行后，从除夕开始到正月十六，便要日日祭祀，“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

这几年，每逢过年回老家，却很少能看到这样的景象了，年轻的一代早已经对拜年的仪式没有了情感寄托，对春晚的节目也不再很感兴趣，不是一个人倒颈卧项抱个手机看，就是紧闭房门足不出户玩牌娱乐，即使有几个兄弟偶尔在一起谈心，更多的则是比收入、比房子、比车子、比穿着、比气派，言语之间的嘲讽戏谑成了家常便饭，再也没有了当年的真情实意和天真无邪。

一年之季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这个道理农家人是最清楚的，其实就是比谁更勤快、谁更能干。大年初一，天还没亮，女主人们都早早地起床，做上一手精致如丝的手工哨子面给全家人吃。早饭过后，家族又按辈分年龄去拜年，上辈人在世，下辈人就不能坐在家里。记得那时候，我们的家族很大，五辈人同时在一起拜年，那场面跟过事似的，走到那里都是一片叫好。到了初二，亲友就开始互相登门庆贺。一般是男拜舅家，女拜娘家。如果是新婚夫妻，须先双双登岳丈家拜年，直到初六才能返回，期间家家宴请，一日数餐，酒肉不离。凡上门拜年，讲究“手不空”，必须带拜年礼品，这礼品大可以是牛奶鸡蛋、点心蛋糕，小可以是烧酒油饼、包子花卷。在“年期”登门拜年，亲友都设酒饭招待。酒饭质量和数量因家境情况而有所区别，但一般都会倾其所有，整个十三花什么的，至少也要装个土暖锅、炒几个菜接待贵客。如今，我们走亲访友不再像当时一样赶趟儿，有了汽车，一天便可以转遍所有的亲戚朋友，礼品也变成了名贵烟酒茶叶或者高档包装礼盒，更有甚者拜年已经成了找人送礼办事的机会，让这拜年也变了“味”。信息时代的到来后，又开始流行电话拜年、短信拜年、微信拜年，简便是简便了、纯洁是纯洁了，却总感觉少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少了那么点贴心和真诚。

初五，农家人称作“五穷”。一大清早男主人就开始点燃一串鞭炮，从里屋一直响到门口，最后剩一点使劲摔了出去，预示着穷苦的日子结束，叫做拔穷根。由此可见，陇东人对告别穷苦日子的期盼有多么的强烈。从初五到初十的日子，习俗中还有很多的禁忌，比如，正月初一，忌动针线， 做了针线活会百病缠身；正月初四五忌动刀子和剪子，不然口舌是非难免；初七谓之“人七”，又称“七煞日”，许多事情都不宜在这天进行，尤其应避免外出远行，到现在还有七不出、八不入之说；初十忌撩炕席，这天是老鼠娶亲嫁女日，老鼠要打炕洞不能烧死。凡此种种，如此云云。奶奶在世时还常常唠叨，后来随着岁月的流失，有些内容我早已经记得不是十分清楚。这些禁忌表面上看带着迷信色彩，现在想来其实也有他的内涵所在。那时候，所有人的衣服都是女人一针一线做的，平时针线活之多是现在的女人很难想像想的，正月里歇上几天其实是传统风俗给女人们放的假，“馋汉子盼过年，懒婆娘盼正月”，大约就是说的这个道理。其实正月里女人也并没有清闲多少，只是少了上地干活和缝缝补补，但家里做饭的工作量却增加了许多，陇东女人的劳碌由此可见一斑。也许正应了物及必反的道理，现在的女人尤其是城里的女人，能上锅撩灶的已经不多见了，把超市购回的东西弄热弄熟吃了已经不错了，更多的男人已经成为真正的家庭主厨。

　　“正月十五”闹元宵，是最让我们一帮孩子兴奋的事。由于各家各户准备的年货已基本用完，这一天，关停歇业的集市又开始热闹起来了，街道上卖灯笼的、卖鞭炮的、卖吃食的，全都一股脑儿摆成了两行，大人们会带着我们去购物游玩，其实真正吸引我们的则是看“社火”。相传，社火作为最古老的风俗之一，是古人们祭祀土地之神、崇拜图腾之火、祈求风调雨顺的寓意像征。后来商人和商号为财神保佑生意兴隆，各自踊跃出钱举办“社火”，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节日习俗，年年相沿，岁岁相袭，每逢春节，四面八方的群众不畏严寒走上街头争相观看。那时，对少不更事的我们来说，对社火是什么来源并不感兴趣，让人激动不已的总是那些各色脸谱的戏曲人物和杂耍表演。正午一到，各社各村排练多日的“社火”节目就在街道上摆开了一字长蛇阵，一时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春官赛诗、各显其能，张村的鼓手们一个个轮起鼓锤恨不得把鼓皮敲破，王村的镲子手伸开双臂恨不得把镲子震烂，东村的《读春秋》《挑黄袍》《断桥》《包公赔情》引人入胜，西村的《三战吕布》《盗仙草》《唐僧取经》《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李咀的高跷队、秧歌队技术高超引得人们不断叫好，赵堡的跑旱船、跑毛驴行如流水让观众赞叹不绝，一队比一队声音响亮，一队比一队节目丰富，农家人争强好胜的集体观念和对民俗文化的继承发扬让大家一年又一年感受到无尽的欢乐和喜庆。

最令人向往的应该是关二爷“过关”了，这大概是每个社火队的固有节目。当关老爷提刀经过时，一些家境稍好的父母便将孩子抱到跟前求福，让“关公”高抬右腿从孩子身上跨过去，算是第一关“成长关”；然后用青龙偃月刀在孩子头顶“横劈”三下，为第二关“生死关”；最后又在孩子额头上亲吻、摸顶，并用胭脂红在孩子的眉宇间点一下，为第三关“婚姻关”。三关过后，父母便会用红毛线拴上钞票打成富贵结，让关老爷套挂在孩子的脖颈上，意思是，借关老爷的洪福，保佑孩子无灾无难、平安富贵。当然，家人也会给关老爷一些钱作为“回报”。那时候对“过关”的孩子我们都十分的羡慕，真心觉得人家会比我们更有福气，总期盼着能够享受一下这特殊的待遇，却因为家境的贫寒始终没有实现愿望。

入夜时分，家家户户门前大红灯笼高挂，小孩子则手提各种自制的鱼灯、荷花灯和兔灯等，排成一行游走于村子里，好似火龙飞腾一般，那种开心不亚于今天的中奖。大人们在上午就蒸好的“面灯”里面放上清油，搓一根棉花捻子点燃，拿一根红头绳拴上几毛钱和几个马钱弄结成一个锁子，一同放在灶爷面前为孩子们祈福。等月亮升起时，再为孩子们戴上，一年一年乐此不疲，虽然形式简单，但那根细细的红头绳寄托了家长对孩子多少深深的爱意？进入新世纪以后，时代在变，人的思想在变，传统文化也在快速改变，社火表演慢慢地开始演变成为全县性乃至全市性的“社火”展演，服装新了，人数多了，优秀节目却少了，彩车方队的出现，大量商业广告的植入，许多宣传标语的张贴，多少让人觉得缺少了一些文化的看点和卖点，每每听到观众“没意思”的评价，我真心为组织者和参演者感到不幸，真不知是人们欣赏水平提高了，还是传统文化没落了，这样的结果让文化工作者总是感到力不从心而又万般无奈。

　　一到正月二十三，大人娃娃来“燎疳”。这“燎疳”也是让人难忘的风俗。据说“疳”是一种非常顽固的病毒，只有用火烧燎方能驱除。因而，燎疳就寓示着驱逐病毒，保证一年全家老小平安康泰。从腊月正月二十一迎疳到三十三送疳三天时间里，每个傍晚，人们都会拿上蒿草谷物秸杆，在自家门口或者大场里点燃，男人们拿着香表敬神，孩子们拿着火柴响炮，妇女们则拿着爪篱、勺、擀面杖、筷子、锅盖等放在火上烤燎，然后全家老幼依次连跳火堆三次，最后用棍棒槌打灰烬，以迸出的火花推断当年的粮食收成。我们一帮小子站在一起，用一个小土块吐上唾液，在刚刚烧过的火堆里一蘸，嘴里喊叫着“一、二、三”，用尽全身的力气向远处扔去，在空中划出一道道的火光，那五彩缤纷的火光如同天女散花，感觉漂亮极了。燎疳结束，这大年才算彻底过完，开始休息近两个月的陇东汉子和女人，又开始了新的一年的辛勤劳作。如今的儿童，早已经对此不予理会。有一次说起燎疳，儿子很傻很天真地问我，老爸你们放着那么好烟花不放，放着那么好玩的网游不玩，去玩一堆火有意思么？听后老半天我竟无言以对。

我总是觉得，无论是对农村人还是城里人来说，过年，过的不只是吃喝而是团圆，过的不只是玩乐而是感情，过的不只是仪式而是文化。当传统文化的精髓被现代文明一同稀释，当繁文褥节的风俗被简单吃喝代替，当十分重要的人伦道德被金钱绑架，过年已经不再有幸福的味道。其实，人活一年少一年，就是告诉我们每过一年应该对人生有另一种感悟。人一旦没有了对神灵的敬畏之心、没有对长辈的尊老之心、没有了对弱者的同情之心，没有了对至亲的友好之心，没有了对优秀传统文化和风俗的继承之心，真不知这年过得是否还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