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百年第一学问家-陈寅恪

恒山

　　他，没有一张文凭。大师郑天挺却称他为：“教授的教授。”

大师吴宓却赞其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大师梁启超也由衷佩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大师傅斯年更是惊叹：“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这个人，就是陈寅恪。  

1925年，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欲聘四位大师，以培养国学之栋梁。研究院聘请的第一位导师，乃中国近代美学开创者王国维。研究院聘请的第二位导师，乃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者梁启超。研究院聘请的第三位导师，乃中国汉语语言学之父赵元任。第四位导师聘请谁呢？教授吴宓推荐：“陈寅恪可担此任。”校长曹云祥不知陈寅恪，便问梁启超：“陈寅恪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不是博士，又没著作，这就难了！”梁说：“我梁启超虽然著作等身，但所有著作加一起，不及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曹云祥遂聘陈寅恪为第四位导师。

陈丹青《国学研究院》局部，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吴宓

1

1890年7月3日清晨

陈寅恪在长沙呱呱坠地。

其祖父乃湖南巡抚陈宝箴，

其父乃晚清著名诗人陈三立。

陈三立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一起，并称“晚清四公子”。

钱锺书曾说：“唐以下大诗人，可用一个地理词语来概括：陵谷山原。”

“陵”是杜少陵，“谷”是黄山谷,

“山”是李义山，“原”是陈散原。

陈散原，便是陈三立之字号。

1896年，陈氏兄妹合影。右一为陈寅恪。

1898年，陈家发生了一件大事。

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垂帘听政，

陈宝箴父子因在湖南率先变法，

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

陈宝箴便带着全家返回祖籍南昌。

陈三立从此远离政治，一心寄情于诗词。

这是陈家之大祸，却是寅恪之大幸，

在父亲教育影响下，他遍读典籍，

十来岁时便已能出口成章。

1902年，陈寅恪才12岁，

陈三立就将他送到了日本，

求学于著名的巢鸭弘文学院。

1905年，陈寅恪因患足疾，

遂回国治疗，后考入上海复旦公学。

复旦公学是新式学堂，相当于今之高中。

在这里，陈寅恪掌握了德语法语。

1909年，陈寅恪自复旦公学毕业后，

开始了长达十六年的西洋游学之旅。

陈宝箴领诸孙及重孙合影于南昌（1899年）。左二为陈寅恪。

政治学家萧公权说：

“很多留学生当时为拿到学位而投机，

选择院系、课程、论文时往往避难就易，

最后虽得了学位，但学问已大打折扣。

然回国后却自称乃某某大学博士，

在国内教育办或其他事业中混迹。”

但陈寅恪却是一位怪人，

他就读过柏林大学、苏黎士大学，

也读过哈佛大学、巴黎高等政治学校，

在这些著名学府，他皆以天才闻名，

但从未获得过一个学位。

文凭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张废纸。

留学日本时的陈寅恪（中）

“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陈寅恪说。

不为文凭只求学问的他，

知某大学有可以学习者，

则前往学习，学成又前往另一大学。

故游学16载虽未得一文凭，

却掌握了梵文、巴利文等十几种语言，

学问贯通中西、融汇古今，深不可测。

1919年，吴宓在哈佛认识陈寅恪后，

惊为天人：“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1923年，求学欧洲的傅斯年结识陈寅恪后，

佩服之至：“寅恪之学问，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1925年，陈寅恪任教清华，

上课旁征博引，信手拈来。

底子薄的学生听得两眼茫然，

素养高的学生却觉得“字字精金美玉”。

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季羡林，

这样描述他的讲课感受：

“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

根据材料进行考证、分析、综合，

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

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

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

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

听他的课，是无法比拟的享受。

在中外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

国外只有吕德斯，国内只有陈师一人。”

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周一良，

当时喜欢在北大、清华、燕京三大学串课，

听了陈寅恪的讲课后，他感叹：

“别的先生学问固然很大，

但我觉得自己将来或许也能达到，

而寅恪先生的学问则深不可测，

高不可攀，简直让人不可企及。”

因为治学讲课常有新解和宏论，

陈寅恪之名声很快响彻北平城。

他授课时，不但清华的教授，

如朱自清、吴宓等经常前来听课，

远在城内的北大师生也成群结队，

跑到郊外的清华园来“做客旁听”。

北大学生见自己老师也来当学生，

遂称陈寅恪为“太老师”，意为“教授的教授”。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

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一派留洋归来的学者。

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

学问再高，也解决不了中国问题。

留洋派觉得本土派迂腐狭隘，

不懂得运用现代化工具。

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

但不管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

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

北大、清华、南开被迫西迁，

在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陈寅恪在前往西南联大途中，

所携带的书籍和稿件不幸被盗。

虽然书稿尽失，但第一堂课上，

他这样对学生说：

“前人讲过的，我不讲；

近日讲过的，我不讲；

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

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

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陈寅恪之学问，就是这么霸气。

陈寅恪用各种语言做的笔记

有一次，苏联学者在外蒙古，

发掘到三件突厥文碑，不懂不通。

陈寅恪一解释，外国学者同声叹服。

“唐蕃会盟碑”，许多著名学者，

如法国之沙畹、伯希和等都无法解释，

陈寅恪一解释，众人皆毫无异议。

1933年，日本史学家和田清，

从中国东北拿回一张古地契，

断定是三百年前明末弘光遗物。

一天，一帮历史学者在东洋文库吃饭，

日本史学界泰斗白鸟库吉也在座。

大家传阅地契，赞不绝口，无甚异辞。

当地契传到中国学者蓝文征手中时，

蓝判定其非明物，而是清光绪时物。

白鸟听了很惊讶，请他再仔细看看，

蓝说：“不必看了，这纸又厚又粗，

显然不是明纸，而是清末双抄纸。

钱的单位，用‘吊’而不用‘贯’；

地契的格式也是清末通行的格式……”

白鸟点头不止，问蓝识不识陈教授。

蓝文征故意问：“哪个陈教授？”

白鸟说：“陈寅恪先生。”

蓝文征答：“那是我恩师。”

白鸟举起拇指：“难怪，难怪。”

陈寅恪用各种语言做的笔记

1925年，陈寅恪到清华教书时，

已是年届35的大龄“剩男”。

当时，很多人为他牵线搭桥，

但陈寅恪总是“无甚感觉”。

说来也巧，他的姻缘也是学问赚来的。

1928年初，一位老师闲聊时请教陈寅恪：

“我爱人的好友家中挂着一幅字，

署名‘南注生’，这南注生何许人？”

陈寅恪答：“必是灌阳唐景崧之孙女。”

陈寅恪读过唐景崧所著的《请缨日记》。

“南注生是清朝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别号。”

陈寅恪对这幅字非常感兴趣，

便向郝更生提出，希望拜访其主人。

一拜访，果不其然，

字主叫唐筼，正是唐景崧之孙女。

不料两人相识后，竟一见钟情。

1928年7月，陈寅恪迎娶了唐筼。

这段传奇，在清华传为一时佳话。

多年后，学者傅国涌这样评价陈寅恪：

“他是中西合璧的产物，在那个转型时代，

他有很深的旧学根基，又到西方长期留学，

掌握了西方学术工具，运用到中国学问当中。

在中西合璧上，他的建树今人不大可能达到。”

唐筼

2

陈寅恪与唐筼结婚后十年，

生下三女：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

“流求”“小彭”，取自琉球、澎湖岛名，

都与《马关条约》中割台条款有关。

可见陈寅恪骨子里流淌着深沉的家国情怀。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22天，

日军逼近清华园车站，北平即将不保。

此时，陈寅恪父亲陈三立已85岁。

这位在梦里狂呼“杀日本人”的老人，

眼见无力无天，立马开始绝食。

五天后，他满含悲愤，撒手西去。

徐悲鸿油画：陈三立

陈寅恪正忙着为父亲办理丧事，

日本宪兵队却送来了请柬，

邀请其到宪兵司令部做客。

当时，日本人对外承诺：

“留下来教学，保证丰厚年金。”

作为教授，像陈寅恪，

可以有保姆、有厨师、有车夫，

还可配两文书，生活既舒适又体面。

但陈寅恪冷哼一声，拂袖而去。

在为父亲守孝的49天里，

他常常斜卧在走廊藤椅上，

双眼圆睁，一言不发。

高度近视加悲恸过度，致使右眼视网膜剥离。

医生说：“必须尽快手术，否则将失明。”

但做了手术，就需要相当时间休养。

“一修养，就恐难逃出日本人之手。”

于是陈寅恪放弃了治疗，守孝期刚满，

他就偷潜出北平，直奔昆明西南联大。

1939年，陈寅恪夫妇与三个女儿

到达联大后，陈寅恪右眼已失明。

为了教好学生，振兴中华，

他常常秉烛达旦，备课与写作。

灯光昏暗加上用眼过度，

致使左眼也患上眼疾，只能微弱视物。

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致函陈寅恪，

特聘他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

这是300年来第一次由中国人担当此任。

陈寅恪接受了应聘，“顺便到伦敦治眼睛”。

要去英国，需借道香港。

但万万没想到，陈寅恪刚抵达香港，

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伦敦之行遂成泡影。

1941年底，国民政府派飞机抵达香港，

以抢救困于香港的政府要员和学界名流。

但孔祥熙夫人宋霭龄、二小姐孔令俊，

为把洋狗、香料和床板等通通搬上飞机，

竟率领几十名保镖阻止要员和名流登机，

致使何香凝、陈寅恪等人被困香港。

日军占领香港后，设卡设障，

陈寅恪一家想返内地已无可能，

一天深夜，他们听到撕心裂肺的哭声。

第二天得知，邻楼五女生皆被日本兵强奸。

唐筼立即给流求、小彭剪了短发，

再让她俩穿上男装扮成男孩子。

然后含着眼泪，拿出一块浅色布，

用毛笔写上家长姓名、亲友地址，

缝在四岁美延的罩衫大襟上，

“怕万一失散，盼好心人将她送还。”

陈寅恪一家就这样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

这样的恐怖生活其实可以立马结束，

只要陈寅恪答应任何一个“小要求”。

大汉奸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

派人与一所大学校长前往陈家，

要陈到上海等日佔区大学任教，

被陈寅恪冷冷拒绝。

过去在清华任教时的同事钱稻孙，

对陈寅恪许以每月千元的高薪，

妄图请他北上为伪北大服务，

又被陈寅恪冷冷拒绝。

日本驻香港总督出资20万军票，

让陈寅恪在香港筹办东亚文化协会，

同样被陈寅恪冷冷拒绝。

威逼利诱不成，就抛糖衣炮弹。

香港占领军司令知道陈家三日不炊后，

立派宪兵队给陈家送去多袋面粉。

但宪兵往屋里搬，陈寅恪就往外拖，

宁可典当衣物过活，宁可没食物饿死，

也不吃嗟来之食，也不为五斗米折腰。

陈寅恪的爱国事迹及危急处境，

不胫而走，很快传到内地。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课堂上大声疾呼：

“陈先生若遭不幸，五十年内，不可能再有这种人才。”

傅斯年等人四处奔走，筹集经费，

后经中研院院长朱家骅打通各环节，

陈寅恪一家才得以逃出香港，返回内地。

回到内地，陈寅恪立赴成都燕京大学任教。

在灯光昏暗、警报不绝的情况下，

他一边教书一边著书，完成多篇名作。

学术没尽头，但他的眼睛却走到了尽头。

1944年12月12日，成都的清晨雾浓阴冷，

陈寅恪睁开眼睛，却发现什么也看不见了。

这时候，他想到的第一件事，

竟是让女儿去通知学生今天不能上课了。

随后一检查——左眼视网膜脱落。

陈寅恪仰天悲叹：“天其废我是耶非。”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

陈寅恪再次奔赴伦敦治疗眼疾。

但因耽搁太久，虽经英医开刀，

也已回天回力，双目失明成定局。

1946年8月，

陈寅恪重返清华时，已是盲人教授。

校长梅贻琦劝他休养一阵子，

陈寅恪不从：“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

梅贻琦不忍见失明的陈老来回奔波，

便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让学生到陈宅上课，陈寅恪应允。

每天上课，他便让人先把要点写在黑板上。

然后坐到椅子上，闭眼或睁眼开始讲课。

他在课上叫学生朗读课文，

哪怕读错一个字，都必须重读。

再小的脱漏也逃不过他的耳朵，

那些文章典籍就像长在他心里一样。

1947年，陈寅恪与王力

3

季羡林曾把爱国主义分为两个层次：

“一般层次是我爱我的国家，不许别人侵略。”

“一种是高层次的，爱我们的文化。”

陈寅恪的爱国，则包含了这两个层次。

但爱国的他，始终坚守一个原则：只问学术、不问政治。

1927年，王国维沉湖自尽后，

陈寅恪为其撰写碑文时写道：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历千万祀而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陈寅恪毕生之追求。

不管是做人，还是治学，若精神不能独立、思想不能自由，毋宁死耳。

1948年，东北华北炮声隆隆，

岭南大学校长陈旭序邀陈寅恪南下广州，

陈寅恪也想找一方安静书桌，遂然前往。

在岭南任教，是他一生难得的好时光。

遗憾的是，好梦由来最易醒。

1952年，全国高校开始大规模调整。

岭南大学、广东法商学院与中山大学合并，

组成新的综合性大学中山大学。

陈寅恪也转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巧的是，系主任是他清华任教时的学生刘节。

1953年，中央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

并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上古、中古、近代三个研究所。

拟请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担任三所所长。

众所周知，陈寅恪对政治干预学术深恶痛绝，

而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提出：学习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历史。

这与陈寅恪的治学追求显然“不是一路”。

如何让陈接受新职，成为中国科学院心结。

众人一筹莫展之际，一个人站了出来：“我愿前往。”

此人，便是陈寅恪的得意弟子汪篯。

1953年12月1日上午，

汪篯带着郭沫若亲笔信来到陈家。

或许自恃曾是陈老最得意的弟子，

汪篯即以一种“教训开导”的口吻，

不知天高地厚地对陈寅恪进行劝导。

不料陈寅恪勃然大怒，指着汪篯说：

“你不是我的学生，给我滚出去！”

汪篯见势不妙，只好灰溜溜离开。

劝说未成，还把师生关系弄丢了，

汪篯异常懊悔，此后一直想亡羊补牢。

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

念及当年师生之情分，

陈寅恪答应与汪篯做一次长谈，

也算是对北京方面的正式答复。

长谈中，陈老提出担任所长的两个条件：

“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有和我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在1953年的中国，

这样的答复无异于石破天惊，

其结果可想而知。

这一年，历史研究所三所正式成立，

所长分别是郭沫若、陈垣、范文澜。

眼盲之后，陈寅恪总是睁大着眼睛

陈寅恪的教书生涯在1958年戛然而止。

这一年，反对“厚古薄今”运动全面展开。

陈寅恪被指为封建主义立场之种族文化论者，

是一面资产阶级的“大白旗”，应当拔掉。

愤怒的陈寅恪立即致函校领导：

“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

从此，双目失明的他便潜心于家中，

在助手帮助下，撰写《柳如是别传》。

为柳如是立转，不过是借传修史，

倡导做人治学的气节与风骨。

柳如是乃明末清初的烟花女子

后来嫁给了晚明文坛领袖钱谦益，

1645年清兵南下，打到南京城。

率先投降的是两位文化名人——一位是大文豪钱谦益，一位是大书家王铎。

钱谦益“循例北迁”，柳如是没有跟去。

她独留南京，从事反清复明活动。

很多人觉得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

意在反对现有政权、反对共产主义。

其实错了，1953年陈寅恪这样说过：

“我决不反对现政权，早在宣统三年时，我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是，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

仅此一句，已惊为天人。

他写柳如是，不过是想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做学问也好，做人也罢，

若失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见到烟花女子柳如恐怕也会羞愧脸红吧！

1962年，好友吴宓赴广州看望陈寅恪，

陈寅恪对其说：“我写书是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陈寅恪书法

正因秉持独立、自由之精神，

陈寅恪立下了“九不”原则：

“不理苏联专家，不愿北上做官；

坚卧中大不动；不见贵客；

不见外国人；不谈政治；不谈时事；

不议论人物；不从时俗。”

1962年，中央大员康X南下广州，

（康生，发动wg的主要成员之一）

向中山大学校领导提出要见陈寅恪，

可无论校领导怎么动员，陈寅恪就是不见，

不但不见，还赋诗一首自娱：

“闭户高眼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

吃了闭门羹的康X，脸上极为不爽。

1962年7月，双目失明的陈寅恪，

洗漱时不慎跌倒，右腿股骨颈折断。

最佳医疗方案是动手术接驳或镶铜钉，

但陈老有心脏病，难经麻醉，只好放弃。

只能吃中药与外敷，等伤口慢慢愈合。

但后果是，从此不能正常行走。

1966年，wg波及中山大学，

红卫兵涌向西南区52号，

赶走了陈寅恪的助手和护士，

陈寅恪工资停发，存款冻结。

批判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

由大楼外一直糊到家房门，

又从房门、墙上糊到衣柜、床头。

听妻子念完大字报，陈寅恪一声长叹：

“我搞了一辈子学问，想不到落了个‘不学无术’的评语。”

一群学生冲到楼下，要把陈老抬出去批斗。

所幸系主任刘节及时赶到：“我是他的学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斗我就行了！千万别斗他！”

学生粗暴殴打刘节，还问他有何感受。

刘节回答：“能够代替老师来批斗，我感到很光荣！”

知道陈寅恪不能看，但可以听，造反派别出心裁地发明了一种摧残手段。每当召开大型批斗会，便将几只高音喇叭吊在陈宅屋前屋后，名曰“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这个办法果然收到奇效，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本来就得依靠安眠药才能入眠。如今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便再也难以安睡，再也无法做学问。梁宗岱夫人在《宗岱和我》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关于陈寅恪受摧残的描述：“一听见喇叭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

1938年，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教书时，

就住在“大炮”傅斯年楼上。

傅斯年很狂，与蒋介石谈话也高跷二郎腿。

不仅如此，他还数次大骂蒋介石。

如此狂人，却对陈寅恪毕恭毕敬。

每当日机轰炸的警报响起，

众人大呼小叫地冲下楼时，

傅斯年却拖着肥胖身躯逆流而上，

小心翼翼把陈寅恪搀扶下来，送进防空洞。

比傅斯年更狂的刘文典，很是珍惜生命。

每逢日机轰炸，便让一群学生搀扶躲避。

并美曰：“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

但在一次搀扶逃奔中，他看见了陈寅恪，

立马甩开搀扶他的学生，

指着陈寅恪大呼：“快，保存国粹要紧！”

彼时，大家都视陈寅恪为“国之至宝”。

而如今，陈寅恪却被折磨得惶惶不可终日。

1969年初，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

迁至中大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

此时的他，身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

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

1969年10月7日，

陈寅恪走完了79年的生命历程。

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

只是眼角不断地流泪。

此情此景，让人不由想起一句唐诗：

“千古文章未尽才，一生襟抱未尽开。”

陈寅恪平生最大的愿望，

就是写成《中国通史》《中国历史的教训》，

但因为wg和双目失明，未能完成。

这不但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4

2001年，许纪霖去美国做访问学者时，

特意到普林斯顿大学去拜见大学者余英时。

余英时见到许纪霖第一句话就问：

“你为什么把intellectual叫作知识分子，

这个‘分子’不好，应该用‘知识人’。”

余英时倡导用“人”而不用“分子”，

也正是强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具备三性：

专业性——在专业领域有深厚素养。

公共性——关心自己的国家和社会。

独立性——不依附于任何权势集团或利益集团。

在专业性上，陈寅恪乃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在公共性上，陈寅恪有着深深的家国情怀。

在独立性上，陈寅恪有着桀骜的书生风骨。

所以说，陈寅恪不仅是做学问的标准，更是衡量知识分子的一个标杆。

陈寅恪死后，葬于庐山植物园。

大画家黄永玉在其墓前石头上，

手书了那句他最喜欢的话：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墓

长期研究知识分子的傅国涌，

前两年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

“自1980年代末期以来，

知识界有两个趋势，

一是知识分子的市场化，

一是知识分子的犬儒化。”

泰戈尔有句名诗：天空不留痕迹，飞鸟已经掠过。

在知识分子市场化和犬儒化的今天，

拾遗君所以重拾陈寅恪，

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

曾经有一只“飞鸟”，那么震撼地掠过我们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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