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六十年》第一部份---青少年

翟渝生

六十年前的今天我来到了人间，路漫漫而又短暂，不知不觉中就来到了暮年。

我，姓翟名渝生；性别，男；生于1957年7月23日，祖籍是北京市密云县。我的父母亲均为密云县人，父亲的老家是古北口，母亲的老家是兵马营，后来他们都到了石匣镇生活。石匣镇曾是一个大镇，通铁路有火车站，规模与繁华程度不亚于县城。因修建"密云水库"而拆迁，如今只是一个小村庄了。

一、我的祖辈和父母

密云县古北口镇老照片

据说我爷爷曾经还做过石匣镇的镇长，他同时也是一位风水先生，写有一手好字，当过"举人"，名字取得很书香气叫"翟蘭亭"，土改后爷爷被评为了"富农"，属于管制对象。我没有见过他，也没有他的任何影像资料。爷爷和我叔都是饿死的，听堂弟讲：爷爷是算到了自己死期的。他们下葬时没有棺材，一床草席就裹了，算是"XX"吧。

密云县石匣镇老照片

密云县石匣镇老照片

密云县石匣镇老照片

密云县石匣镇老照片

我的姥爷和姥姥（我于一九七九年拍摄）

我姥爷叫"魏浩波"，是一个靠省吃俭用、勤劳持家积攒了一份家业的小商人。他虽然很抠，但是对子女的教育却一点也不吝惜。他把每个儿女都送进学堂识文断字，让他们学文化。我母亲是教师、我二姨是教师、我三姨也是教师，我四姨上过大学是"北京人民机器厂"的工程师，我老舅如果不是遇上"文革"，也是一位"知识分子"了。从这点看，在那个年代我姥爷还是非常开明的。他对待后人很严格，对传统礼仪非常讲究，这些我都领教见识过。也是在土改时，我姥爷被评为了"工商业兼地主"的成份。

我的亲姥姥

我父亲（上世纪五十年代拍摄）

我父亲叫翟震云，曾经还有个名字叫翟富，；1916年的正月初一生，在家族同辈中排行老三，在自家里是老大，后辈人都称他为"三大爷"。父亲年轻时还是很能干的，上过"保定军校"、干过公差、做过小军需官，1949年随傅作义将军的部队起义投城，然后到"华北军政大学"受训，再然后去"中央税校"学习，后来便南下到了重庆。1950年初安排在南岸区税务局工作并任会计股长，1955年调任南岸区食品公司主任，1959年下放回来后免职，原因是被定为"内控历史反革命不可重用"。从此在基层商店做小会计。1976年底退休，1979年落实政策改为离休，2005年6月去世。父亲离开家乡五十多年没回去过，似有什么心结却不愿说，1996年我才强迫他回去看了看。我父亲一生平平淡淡怀才不遇，但是性情开朗豁达，还算是圆满了。

年轻时的母亲（应该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拍的）

我母亲叫魏陆雲，1924年冬月出生，她在家是大姐有六个弟妹，1952年赴渝探亲被父亲留下就地参加了工作。母亲是小学教师，任教于重庆市市中区厚慈街小学直至退休。她对学生和子女要求非常严格，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这一点她继承了我姥爷的秉性。我们小时候经常看到她放学后把调皮学生留下来训话，以至于后来这些调皮学生经常把气撒在我身上。我母亲很善良，经常资助贫困生，那些调皮生和贫困生长大后大多数对我母亲非常尊敬非常好。我母亲还有一个特点便是严人先律己，小时候我只要在外惹了事，不管是非曲直首先是训自家人，自此后我就变成了"乖娃娃"。我母亲还有一个特长就是喜欢剪窗花和写写画画，从小受其影响我也跟着涂鸦，后来当我真正开始习画时，母亲反倒不让我画了。

晚年的母亲

二、童年的记忆

半岁时的我

那时候还没有妹妹

那时候妹妹还未出世

姐姐、我和妹妹。

我们家是一个五口之家，除父母之外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姐姐叫翟渝成，是1955年2月出生的，大我两岁半，是渝中区人和街小学的数学教师，现已退休。妹妹叫翟渝萍，1960年11月出生，小我三岁多点，是重庆宾馆的副总经理，现在也已退休。我是家中独苗，从小受母亲溺宠，好吃懒做，至今不会厨房之事。

全家福，另一位是我老舅。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家住在南岸区的瓦厂湾（现在的南滨路"1891"那一段），从小听干妈讲我一生下来就很闹，也许是生在"大暑"那一天的缘故吧。我八个月的时候被送到了母亲的同事家寄养，这家人是北京老乡，抗战时来的重庆，一家人对我很溺爱（一位老奶奶、一位阿姨、一位大姐姐），特别是老奶奶更是把我当亲孙子对待。后来她们家从南纪门搬到了储奇门小学，因阿姨再婚，又搬到了沙坪坝杨公桥的"重庆第二针织厂"。在读小学期间，每逢寒暑假我都要去玩几天，中学时学校后门离她们家很近，我经常利用课外活动往她家跑，离开时总会有惊喜，不是带两个馒头走，就是奶奶要给我几毛零钱装衣服口袋里。以后当知青和工作了每次回渝我都要去看望奶奶，她耳聋眼瞎后凭走路的声音就知道是我去了。至今我和其后人仍交往不断亲如一家，我家在重庆没有亲戚，这一家人便是我们的亲戚了。

为了进幼儿园方便，在三岁那年我家便从南岸区的瓦厂湾搬到了市中区的厚慈街了，后来又在上回水沟住过，大慨在五岁那年搬到凤凰台直至拆迁。记忆中进幼儿园后有三件事印象深刻，第一件事是在灾荒年有个星期六的傍晚，母亲来接我，但是幼儿园规定要吃了晚饭后才能离开，小屁孩吃饭肯定是磨磨蹭蹭的，母亲情急之下就喂我，一块肥肉塞进嘴里我立马就吐了，这一吐我是十五年不沾肥肉一见就想着呕，很长时间我都是用肥肉换瘦肉吃。第二件事是发生在刚进幼儿园时，有天午睡之后，我趁阿姨们不注意悄悄的就溜走了，溜到了奶奶家。这一下可把幼儿园的阿姨们急坏了，我母亲也急得大发雷霆，心肝宝贝丢了这怎么得了。四处寻找无果后，便到奶奶家询问我是否去过，奶奶说没有，而此时老奶奶已把我藏在了床下。老奶奶喜欢我舍不得让我离开，待所有人都急得上火了，才把我从床下叫了出来。第三件事也是从幼儿园出逃，那一年我六岁了，午睡时我邀约了一个小伙伴逃跑了出去，这次哪儿都不去，直接到解放碑逛街去了。溜达到肚子饿了，又便乖乖的回到了幼儿园。这次我被母亲狠狠地处罚了一下，挨打、罚站、饿肚子，最后还是幼儿园老师看不下去了，才把我解救了出来。

1964年七岁时读小学，1966年读到三年级时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1967年开始"停课闹革命"，也是这一年"武斗"兴起。1968年恢复上课，那个时候的上课，不过就是到学校学跳"忠字舞"然后上街游行。1970年小学毕业，读小学共用了六年时间，但是毕业时却是五年级，如果算算真正上课的时间，应该只是读到小学四年级就毕业了。那个年代悲催呀，害了多少"红色下一代"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南纪门路口

回想我的童年，虽然不是处于战乱，但是一点都不美好、一点都不阳光。从九岁至十三岁间见到的就是"造反"和"夺权"，"斗走资派"和"游街示众"，"二月逆流"和"抓造反派"，"武斗"从杀钢钎到动真枪和死人，造反派"大联合"和"清理阶级队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等等。那时小并不懂事，但还是留存了一些记忆。

小学毕业时的我

南纪门民居

1、"赖户籍

我们南纪门地区有一个户籍民警人人皆知，此人警校毕业，都喊他"赖戶籍"。他1964年开始分管凤凰台和厚慈街的九段和十段，刚来时还是一个好小伙子，"文革"开始后渐渐地就变了。特别是"二月逆流"抓"造反派"的时候，那个凶巴巴的劲太吓人了。记得有一天我们一帮小崽儿在"重庆红旗纸箱厂"的卡车上玩，突然见路口停下一辆军车，从上面跳下很多全付武装的军人，领头的就是赖户籍，冲进厂里一会就把五、六个人五花大绑地押了出来。这几个被绑的人全部是"红旗纸箱厂"造反派组织"红铁锤"的头头，我记得有：余林林（当年重庆业余手风琴比赛的第二名）、李绍华（画家）、杨秀彬、刁旭等。这次抓捕行动赖户籍露出了真面目，此后就一直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见谁谁都象坏人，我的小伙伴中有两个家庭出身不好的，就经常被他理麻。这人最后也进了监狱被判刑七年，罪名是"故意伤害罪"。他长期霸占小姨子，不允许耍朋友，当得知小姨子恋爱了，便恼羞成怒地想杀小姨妹。结果是轻伤，没有构成"故意杀人罪"。

2、"任国栋"

南纪门还有一位"好汉"家喻户晓，这人叫"任国栋"，此人是南纪门中学的武斗队队长。因参加攻打建设厂有功，抢了一批军火而出名。南中武斗队是很气派的，个个头戴钢盔全付武装，每天都在南纪门地区巡逻。那时候吓唬小孩都是说"国栋来了"，再闹的小孩就都不敢吱声了。任国栋领导的南中武斗队在耀武扬威的高潮中误伤打死了两个自家人，从此一蹶不振。1972年任国栋被从下乡的农村抓回来判了死刑，在枪毙那天还精神抖擞自己跳下刑车走向刑场"英勇就义"。客观地讲，武斗期间南纪门地区的治安全靠任国栋在维护，这个地区才免遭了偷和抢的刼难。

3、"清理阶级队伍"

另一件事便是"清理阶级队伍"了。武斗结束后造反派对立的两派实行了革命的大联合，这个时候又提出了搞"阶级斗争"，要"清理阶级队伍"了。首当其冲的是"地、富、反、坏、右"分子，其次是没有被解放的"走资派"，另外还要挖出一批潜藏的有历史问题的人。当时只要大标语刷到谁家，谁家就倒霉。我母亲整天在提心掉胆的紧张中过日子，生怕哪天标语刷到了自家门口。如此战战兢兢的过了一段时间才放松了下来。有次我偷听到了父母的谈话，才知道了原委。父亲单位搞"清理阶级队伍"要开批斗会，在开会的前一天两派在"大联合组"的头头（全是父亲的徒弟）都来给父亲打招呼，说明天开大会我们在台上喊"地富反坏右"和"国民党残渣余孽"站起来时候，你千万不要动哈，不然的话就保不住你了。第二天开会时台上口号震天响，父亲在台下最后一排只顾抽叶子烟巍然不动。有几个参加过袍哥的老工人站了起来，结果被揪上台去挨了斗。

在"文革"中我们家表面上未受到冲击，原因除前面所述外，还有就是父亲很早就卸下了领导职务，在基层和同事相处和睦人缘好，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历史，不知道他是属于不可重用的人，只知道他是"民主党派"人士。他的"内伤"却殃及了子女，这都是后话了。

小学毕业照（就缺了邵常毅，那个时候他们家搬到上清寺去了）

4、"发小"邵常毅和邓力民

小学同学南泉留影。

前排从左至右：李刚、黄志忠、方思正，后排从左至右：马康、我、邓力民、邵常毅、郑志林。

我和邵常毅、邓力民小学就是一个班，又都是凤凰台一条街上的。邵常毅的父亲是在重庆市看守所任职，他家就住在看守所宿舍。邓力民家住在凤凰台40号院子，位置在法国领事馆旁。我家住在凤凰台25号院子（后改为9号），看守所正好是马路对面。我和邵常毅的交往早于邓力民，原因是我妹妹出生后无人照看，寄放在邵家是邵常毅的母亲在料理，我每周从幼儿园回家后就去邵常毅家看妹妹，于是就开始在一起玩了，那时我们只有四、五岁。后来读小学我们分在了一个班，三人同时喜欢写写画画，加之邓力民的母亲和我母亲都是厚慈街小学的教师，又是非常耍好的同事，于是就常在一起玩耍。

从左至右：我、邓力民、邵常毅（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前版画系主任）。

邵常毅不仅仅喜欢画画，还喜好打蓝球，青少年时和在厚慈街菜市场住家的曾德明，在渝中区打蓝球还小有名气，人称下半城的"二扁"（小时候称二位为邵扁嘴和曾扁嘴）。邵扁还有三大特点，就是"扯巴子"、"放阿屎扒子"和"水坛子"。邵扁学游泳很早，他的大姐夫冯哥哥经常带他下河洗澡，比我们先会浮水。他娃学会后胆子超大，尽干些成年人的冒险动作。有一次他去长江里"放滩"，从黄沙溪放到南纪门收，有好几公里的水路，而且水急浪多极其危险，他就是向邵妈"扯巴子"去的。他给他母亲讲要到我家去，然后就跑去放滩了，最后被他母亲发现，邵妈就来找到我母亲，责怪是我带常毅下了河，两位母亲于是就吵了起来。我母亲给邵妈讲我一直在家写作业，邵妈不信在我腿上刮了一下不见泥痕才息事宁人。还有一次是邵扁给家里说要上公厕就出来了，然后直接去了邓力民家。他这一出门就变成了自由的鸟儿，耍得尽兴却忘了时间。他爸看这人去公厕很久不回家便去找，每个蹲坑看完都无其踪影，知晓这娃是"放阿屎扒子"了。这个时间段他能跑哪儿去？目标很明确肯定就在凤凰台这两家，邵伯伯开始行动揪人了。这时我正和我们院子的崽儿在街边玩耍，只见邵伯伯急冲冲地从路口走上来，瞟了我们一眼就走向了凤凰台40号院子。不多一会就见邵伯伯揪着邵扁的耳朵出来了，我们在路边玩耍的崽儿一看兴灾乐祸地全笑了。因为我们都是一个班的，他是我们的副班主席。邵扁的另一特点就是"水人"，你若今晚和他约好明天去东边，第二天天一亮他可能就变成要去西边了，小时候经常为此搬嘴劲。邵扁的优点特别多，从小就受老师喜爱，在班上乃至全校都是瞩目人物，十二岁就敢与老师同写黑体或仿宋字体的大标语，悟性极其好。

后来学画画了，画长期作业他一坐一个坑，是小伙伴里最具耐力的一个，就是这个"毛病"一直未改，他那些77级的同学到现在仍叫他"邵水"。纵观几十年其实也就是这一"毛病"成就了他，他的思维多变，从不循规蹈距。他的功夫扎实，但却不断地在寻求新的表达形式。一但确定方向，他的忍耐劲特好，前两年他编写的一本解剖专著就是很好的证明。我和他的区别就在于认死理、灵活性不足、喜欢较真、不知道适时转弯，所以这是他能成气候而我却不能的原因所在。邵常毅是我们这群儿时伙伴中的佼佼者，也是我们的骄傲。

我们这群人里，邵常毅是最先醒事的一个，他有三个最早：恋爱最早，同居最早，结婚最早。他的乡下生活有三个支撑点：写情书，打蓝球和画画。其他人的日子，就没有他这么丰富多彩了。记得高中毕业等待下乡的日子里，有一天他叫我陪他去朝天门接女朋友，出于好奇我去了。时间尚早，我俩就在港务大厅的饮料柜买了两瓶汽水，边喝边等。在等待的时间里，我们各自画了一张默写。他画的是"翘头盼归人"，我画的是"美酒加咖啡"，两人的心境完全不一样。他是内心有种愉悦，而我是怀揣一种沮丧。十八岁的年龄，情窦初开，"少年维特之烦恼"啊。常毅成功了，我处心积虑写的情书却石沉大海。二者心情不一样，画的主题就不一样。他命好，总是比他人要阳光点。我那位追求对象，直到临走之前的晚上才露面，来家坐了坐算是为我送行了吧。

小学同学南泉留影。

前排从左至右：邓力民、郑志林、马康，后排从左至右：吕天培、我、李刚。

邓力民的母亲傅世容是一位非常和蔼的女性，也是厚慈街小学的教师，和我母亲是同事也是非常好的朋友之一，用现代语言讲是"闺蜜"。因为长辈的原因又同属一班，所以经常在一起玩耍。邓力民共有四兄弟，兄长邓力行和我姐姐同班。老三喜欢小提琴非常聪明，可惜夭折了。老四邓曙光，也是一个人尖尖，大学学的是历史，然后下海，据说干得很不错。力民的父亲本是一位知识分子，在1957年的那场运动中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一直是在曲辱和岐视中生活。社会对父亲的不公待遇直接影响到了四兄弟的生活与学习，在那绝望的年代里他们非常努力。

邓力民非常帅，五官有轮有廓个头也高佻，我们和他站在一起简直就是不堪入目。邓力民儿时是个两栖动物，既学画画又学拉小提琴，艺术气质非同一般，我们直接叫他为"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

由于家庭的原因，邓力民和我一样从小就循规蹈距，尽管如此，我们这段的"赖户籍"仍然不断地找他们几兄弟的麻烦。邓力民后来的人生轨迹和大多数青年一样经历了"上山下乡"、"参军当兵"，他的服役地在云南，因为会写画两笔留在了电影队，未能上战场而保住了性命。复员后分配到教育局工作，因工作需要改学了摄影。

邓力民的一大特点就是喜欢酒，这也是受其父亲影响所形成的。他的父亲精神和生活都受压制便以酒消愁，经常是他负责去买酒，在买酒过程中就常常偷偷地尝酒，这下可好，渐渐地就形成了酒瘾。他现在是离酒不成席，是我们这群小伙伴中酒量和酒瘾最大之人。但是他也有一个缺陷就是不能喝急酒，只能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品个一天一夜都没问题，只要一口喝个大杯立马就栽。以前只要他找我旋酒，我就用喝急酒的方式对付他（我现在是滴酒不沾了）。

邓力民后来在全民经商的年代也下海了，一直在做印刷和广告这个行业。邓力民和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好赌，但是我俩至今也只交过两次手，以我赢了他的钱钱收盘。

厚慈街小学的女教师，第一排中间那位是我母亲。

三、难忘少年

凤凰台九号院子，二层上两个窗户就是我家（拆前拍照）

1、初中

1970年小学毕业时，有些名牌中学开始恢复招收住读生，我们厚慈街小学分配到去重庆三中（现在的南开中学）住校，的几十个名额，我申请报了名。记得当时接新生的老师一位是教生物的康老师，一位是教美术的郭老师，后来听说这位郭老师在民国时期曾为蒋中正绘过肖像，可想而知他在"文革"中的命运了。当时很多同学和家长都不报名，差点还招收不齐。原因很简单，那时候普遍生活贫困，一个住读生要单独开支一笔生活费和零用钱，这对一些家庭是很不容易的。我记得初一时每周上五天课，每月要缴纳伙食费5元，初二时每周上课六天，每月伙食费变成了6元。每周从家到学校往返乘车至少要用5角6分，家里一个礼拜给我一元钱的零花，为了节省零用钱我经常是徒步往返十多公里，节省出来的钱便成了晚自习后的夜宵钱。大慨就是隔上一天可以出去吃踠小面，那时的小面二两才7分钱。初中我们一个班有50人左右，男女生基本是对半，我们男生分了两个寝室，一个寝室十几个人，每天晩上息灯前闹热得很。

一九七一年的秋天，拉练到铜梁县城的"邱少云纪念馆"，随后便返回学校听"913"文件传达。

初中三年时间我在初一时功课还不错，算中上成绩。初二时成绩大滑坡，这一年两个学期的考试几乎全部是零分；原因是我喜欢上画画了，整天沉溺于其中，上课画老师和同学的速写，下了课就拉着同学当模特。有一次上英语课，我在下面画老师的速写，被老师抽问闹了笑话，即使这样我仍然不思悔改一如即往。又一次上英语课时，老师边念单词边走到我的座位边，一把将我的速写本抓了过去，这次老师一点没给我留情面，当众狠狠地把我洗刷了一顿。

吴庆华老师与郝大鹏（四川美术学院教授、付院长）和我合影

我的这位英语老师非常优秀，他本来对我很不错，希望我把英语学好，可我不听话，没理解老师的良苦用心，他对我是恨铁不成钢呀。其实我喜欢上画画他多多少少也有一定的责任，我是看见他画大幅油画"毛主席在庐山"开始对画画上心的。我的这位英语老师叫吴庆华，真正的教育家，是一位非常受学生爱戴的先生。后来是重庆南开中学的付校长。很多年我都不敢去拜望他，因为学生无出息丢脸啊。前两年在老同学胡志耘的陪伴下，终于鼓起勇气去拜见了老师，师生相见感慨甚多，吴庆华老师是我在重庆三中读书时的良师。

初中三年级时"春游"，南泉公园合影。

初三时我们班换了一位新来的数学老师，这位老师姓戴，上课循循善诱很幽默，也是这位戴老师发现了我的长处，不断地鼓励我辅导我，帮助我树立起了自信心，用一个学期的时间将初二的功课补了起来，当然英语是无法补的了。我们那个时候的老师都相当负责任，只要学生肯学，都会毫无保留的给予你知识。

1973年我们初中毕业时正值恢复升学考试和大学招生，我们也参加了初中毕业的升学考试（我至今不知道考试成绩），接着就出了个捣蛋的"白卷先生"张铁生把那次高考搅黄了。我们升高中也废除了以成绩为标准，改成家庭成份、个人表现和成绩结合，并由班主任推荐了。我知道升高中没有我的份，原因不是成绩和个人表现方面出了问题，而是家庭成份出了问题。为了让我能读上高中，我姐姐找了她挿队时认识的罗姐帮忙，罗姐的丈夫丁晓中（后来是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教授，曾经任过重庆"民盟"的付主委）出面到三中找到负责校宣传队的汪老师（同学背喊汪眼镜，是化学老师）帮忙并说我有画画的特长，我姐姐同学的姑姑正好又是学校的政工组长，在这两位老师共同的帮助下，我才读上了高中。在此，我真是应该好好地感谢他们三位先生。

初中毕业合影

初中毕业后在家待了三月，三个月中有焦急也有期待。对于一个刚满十六周岁的少年来讲，更多的是煎熬，其间父母亲已经在做我下乡挿队的准备了，好在我喜欢画画，多少分散了关于高中升学问题的注意力。

四十年后初中同学再重逢时，已面目全非。

2、习画

我学画画虽然从小是母亲的影响，但是她毕竟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仅仅就是鼓励并允许我涂抹而已，真正开始学画画还得从初一结束那个暑假算起。那是1971年的夏天，我从学校刚回家，一会儿我小学同班同学、也是我四、五岁就在一起玩耍的发小邵常毅（四川美术学院版画系前主任）来到我家，他给我讲外面有个人在画画，画得很好，约我一起去看，我跟着他就去了。只见路边棚子下围了一群人，我挤进去后只见一人正面对另一人在画像（那时根本就不知道还有"写生"一词），那场面、那阵式是我们这条街从未见过的。最主要的是人家在画真人呀（我们还处于九宫格放大阶段），心里的敬偑之情油然而生，从这天之后我天天去看这位"大画家"画画。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居然会画油画，画"杨根思扔炸药包"、画"黄继光堵枪眼"（当然是对着画片画了，以后知道了这叫做"临摹"）。我忍不住的想跟着学，于是犹犹豫豫地向他说出了想法，后来才知道本街坊跟着他学画画的还不少。这个暑假里一群少年天天在一起跟着画画，并不断地学到新名词，什么"写生"呀、"素描"呀、"速写"呀、"色彩"呀、"透视"呀等等。我印象最深的是对"透视"的理解，有一天我们从菜园坝河边写生回来，在徒步返家的路途中我很虚心地请教"透视"是怎么回事，他给我讲"透视"就是近大远小，他指着路边的电线杆说：你看那些电杆近的高远的矮，这就是"透视"。多质朴的解释，我愰然大悟，明白了第一个绘画术语。在跟着他学画的日子里，我们还知道了更多的绘画人的名字，什么"彭召民"啦、"孙鸿"啦、"雷祖华"啦、"古月"啦等等，他带着我们去解放碑看这些人在宣传栏上画的宣传画作品，据他讲这些人都是他的老师，当时听了真让人羡慕，这些都是那时重庆的名人啊。这位给我们带来绘画启蒙的第一人，姓黄名勇智，大我两岁，后来就职于"重庆广播电视报"任美术编辑，现在是"重庆漫画学会"会长。

我的绘画启蒙老师熊吉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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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画画的兴趣日趋渐浓，先是课余时间，后来便没日没夜地画，逐渐发展到上课也画速写了。在初二上学期这半年里，我的学业向塌方式地垮得一踏糊涂，然而画技却一点无长进。其实初学画画时，也就是瞎子牵瞎子又何来长进。当年在南纪门和厚慈街一带有不少的娃儿喜欢绘画，还不完全是受黄勇智的影响，那时凤凰台有家"红旗纸箱厂"，有个叫李绍华的在"文革"中经常画毛泽东和林彪的巨幅油画，我们常去围观，兴趣在那时就产生了，后来看黄勇智画画不过是个药引子吧了。

"凤凰台美术学院"院长黄勇智，小时候的"画帮"帮主。在重庆广播电视报美术总监位置上退休，现在是重庆市漫画学会会长。

记得当年一起学画画的有：黄勇智、邵常毅、吴壁云、邓力民、魏克、赵明、焦勇、李秀瑜和我，我们这些人分别住在凤凰台、解放东路、解放西路和花街子，相互间都离得很近，常常聚在一起，黄勇智比我们大，又是先学画自然就比我们画得好了，理所当然地就是头了。黄勇智将这群少年组成为了"凤凰台美术学院"，他自封为"院长"，另外封邵常毅为"素描教授"，封我为"色彩教授"，封吴壁云为"速写教授"，封赵明为"解剖教授"。封赵明为"解剖教授"的原因是他喜欢从局部画起，与从整体到局部背道而驰，所以黄院长称他为"解剖教授"。这个小团体只维持了半年不到，便瓦解了。

十八梯

3、拜师

1972年的春节，有一天黄勇智、邵常毅、吴壁云三人上午出去写生，我因为家中来客没与同行，他们在回来时途经"建设公寓"时，吴壁云眼尖看到马路对面的"平壤口腔"的顶层晒板上有两个成年男子在画画，于是三人就跑上去看，看后被其中一位叫"陈立本"的折服了，当即便要拜师，陈立本便把住家的地址告诉给了黄勇智。他们回来后邵常毅给我讲述了经过，我是真后悔没有和他们一起去啊（那时拜师心切，见到比我们大是画画的，便想拜师）。第二天下午吴壁云找到我和邵常毅说，今晚要去陈老师家，黄勇智叫不要给你们讲，让我和邵常毅悄悄地跟在后面。吃过晚饭我和邵常毅躲在"重庆体育器械厂"的木料堆后面，看着黄勇智和吴壁云朝南纪门方向走去后，我们就在后面跟着，一直跟到了石板坡上面的菜市场，我们躲在菜摊后面看他们敲谁家的门，看到他们把门敲开了我们也迅速地闪了进去，象天兵从天而降地站在他们面前，在此那个表情就不形容了，肯定是惊讶。至此我们也和陈立本老师搭上了关系，跟着他画了一些日子后，又由另一位叫"杨秋福"的老师引荐去了熊吉炎老师家。从那以后我和邵常毅就跟随着熊吉炎老师，我们亦师亦友亦是兄弟，一直相处了几十年。想想儿时的那些事真是很搞笑，也很有趣。

1973年我初中毕业了，回到家等待升学通知，这个假期特别长，在家待了三个月，而在这段时间里我和常毅三天两头往熊吉炎家跑。熊老师家住市中区富城路五十号，靠近著名的一号桥。他家是在一栋小洋房的底层，出门下几步梯坎就是嘉陵江。我和常毅住在长江边，每去一次相当于要翻一座山，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天天去，仿佛那里有磁铁式的。在熊老师家我们把画给他点评，也观慕他的画，更经常是坐在旁边听一群"文艺青年"高谈阔论。听这些大哥们聊天受宜菲浅，让我们一下子就成熟了起来，这也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飞跃。

随后熊老师带我们去"市中区文化馆"观看人家搞创作，在那里我们又认识了欧治渝老师和陈尚敦老师。在熊、陈二位老师的努力下，我和常毅也留下来学习创作。在"创作班"半月的时间里，我和常毅合作了一幅水粉画，内容是"批林批孔"学生办大批判专栏。每天下午回到家，我和常毅又互相摆姿势画速写画创作小稿，然后第二天早上就去文化馆请教老师们后再画素描大稿。历时一个月时间，完成了那幅水粉画，算是处女作吧。画的名称记不起了，后来参加了"市中区文化馆"举行的美术展览。

厚慈街

在"创作班"期间，陈尚敦还带我们去"重庆市群众艺术馆"看市级"创作班"的画，在那里我们观赏到了邓成用和王以时两位赫赫有名的老师的作品，他们是"文革"前四川美术学院本科毕业的，一位是版画专业，一位是油画专业。能看到二位先生的画，在当时算是开了眼界。在"创作班"期间我们还分别听了朱理存和正威的指导性讲座，虽然当时还不能完全理解，但是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参加这个"创作班"还给了我们另一个没有想到的惊喜，就是中午那餐伙食。天天下馆子，天天打牙祭。在那个什么都凭票定量的年代，连续半个月每天都有几个肉菜，简直就是进了"天堂"，真是托文化馆的福了。

在这个假期里，我和常毅在星期天还与熊老师和陈老师一起出去写生，看他们画色彩看他们画素描人像，我们画画受他们影响很大。在以后的几年中，我和常毅与熊、陈二位老师往来频繁，绘画水平也得到了非常大的提高。在二位老师口中也知道了"冯星平"、"魏传义"、"李有行"、"马一平"、"杜泳樵"等大师的名号，在同时期经陈尚敦介绍我们认识了魏传义老师。1973年的暑假是一个愉悦的假期，也是我们快速成长的假期。

我的绘画启蒙老师熊吉炎先生

4、高中

在1973年的9月中旬，我终于收到了重庆三中的高中入学通知书，而此时我母亲却不让我住校了，原因：第一是不想让我离她太远，第二是怕我再误学业。第一个原因我明白，因为母亲溺爱我；但是我却想躲避母亲，在母亲跟前我太不自由了。第二个原因我也知道，是我四姨父给母亲讲了最好不要让我学艺术，要把功课搞好"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嘛。我四姨父当时是"北京矿业学院"的讲师，书香门第，学的是理工科，父亲曾经是"云南大学"的校长，1957年"反右"时被打成了"右派"。因此我母亲很接受他的建议，坚持要我学好"数理化"。我不愿意母亲就用不给零花钱相威胁，我仍然坚持去报了到。母亲最后还是屈服于了我的固执，每周给了我一元钱做零花，比读初中时涨了一倍。

另外我姐姐那时顶替母亲工作了，她从仅有的学徒工资里毎月给我五元钱做学画画的资费。我非常感谢姐姐，如果没有她的资助我很可能学画画就坚持不下去了。我姐姐翟渝成非常好学和努力，后来成为了特级教师，还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并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待遇，现在是重庆市的小教名师。

高中一年级第二学期的一次"春游"活动留影

进入高中后我被编入"重庆三中高七五级四班"，我们这个班集体是由初中时的六个班打散后，再加上土湾"重纺子弟校"的十位同学组成。我们班全住校，分了四个小组，我是四小组的组长，同学间相处还是很和睦。因为我喜欢画画，也算是班上的一名"文艺活动分子"，我们住校生毎个班都有一块宣传栏，这块阵地基本上是我和班上另外两个女同学承包了。一个叫石迅负责文字内容和编辑，一个叫宋国渝专门负责毛笔抄写，我则负责刋头、写标题和挿花。我们班的墙报从形式到内容，始终居于全校的前几名。在高中两年学习中，我还是班上的体育积极分子，因为人瘦腿长偏好于田径运动，毕业前我的百米短跑成绩达到了12秒。体育老师李丁一对我很好，专门把我请到他家去为他画了一张半身素描肖像，我画了两小时他就坐了两小时，并一直和我聊天给我讲人生的哲理。后来他带领三中女蓝到我挿队的地方邻水县比赛时，我们还不期而遇碰见过。

在读高中的两年里，由于"批林批孔"、"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严格地讲并没有学到什么知识，更多的时间是"学工"和"学农"还有就是"大批判"。我最怕的就是写批判文章了，"批林批孔"连"孔子"是何许人我都不知道，就更别说"孔子"的著述了。但是名校就是名校，我们的语文老师周永华先生在课堂上讲怎么写批判文章的时候，顺带就把"孔子"给我们详详细细的讲了。我才知道"孔子"是圣人，才知道了中国有"儒家思想"。我读高中时增长知识的另一个来源是在同学家，班上和我搭档做墙报的石迅家里有很多外国名著，有几次去她家玩时，我翻着那些名著都爱不释手。有"普希金抒情诗集"、"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契珂夫小说集"和莱蒙托夫的作品，我一本一本地借来阅读，读完后仿佛一下子我就长大了，情感也丰富了。在知识的启蒙方面我真的很感谢石迅同学和她母亲，若没有她们的慷慨，我处于愚昧中还不知何时醒来。后来石迅和我最要好的同学胡志耘结成了夫妻，我还经常去他们家蹭饭。

重庆三中高七五级四班四小组合影，当时我是小组长。

应该说高中阶段我还是很努力的，但是不管我怎么做，好像给出的印象都属于"落后分子"。直到高中毕业时，我仍然是班上仅有几个没能加入"共青团"的同学之一。现在想想没能入团也成全了我，至少我身上无红印也无黑迹。

重庆三中高七五级四班毕业合影

5、校美术组

在高中阶段，我不仅是班上的宣传骨干，也是学校"美术组"的成员，得到学校美术老师陈道学（国画山水画家）的尝识，我被委任为了组长。"美术组"组员有我、郝大鹏（四川美术学院付院长，当时叫郝卫民）、彭进、王笑非、吴辉、余德进，还有一个我记不起名字了，课外活动时我们就聚集一起，在专门的教室画石膏、画头像、画速写。后来我和彭进住进了"美术组"教室，这下可好不用熄灯了，变成了我们的自由空间。

中学美术老师、中国画山水画家陈道学先生。

在这段时间我认识了龙泉，通过龙泉又认识了薛明德。薛明德住在小龙坎，一天晚上龙泉带我去薛明德家，那是一间无法言语的陋室，满屋都是书，空着的墙全是画，天花上也是画，那些画完全看不懂，据说是"后期印象派"风格。我对薛明德的画不感兴趣，但对他那堆积如山的书和画册感兴趣。书他可借但不卖，而画册就可以卖了。画册是以单页计价的，小画幅的五角一张，大的就贵些，最贵的是"印象派"马奈和莫奈的的印刷品。我买了一张列维坦的"深渊"，价格是一元五角。那时我们只知道苏派是正统的，印象派是反动的，加之薛明德的个人品行我不喜欢，造成了我对他推崇的东西的抵制。"敌人反对的我坚决拥护，敌人拥护的我坚决反对。"那个时候人小，真的成了毛时代洗脑的牺牲品。和薛明德的交往我还是开了眼界的，至少知道了"古典主义"、"文艺复兴"、"印象派"和"俄罗斯巡回画派"。和龙泉的认识交往，我的速写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在"美术组"教室住了大慨一学期多的时间，终于有一天祸事降临，我被撒消组长职务并被赶了教室，我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了被冤屈的滋味。

事情的原委这样的：平时周末回家一般都是周日晚就回校了，有一次我却是周一早上我才返校，然后我直接就到了教室上课。在课间操的时间候陈道学老师来找我，让我去"美术组"一趟，到了"美术组"教室进去一看我顿时儍眼了，整个教室四处凌乱，一遍狼籍。我的油画箱和调色板被随地乱扔着，挤出的颜料四处都是，更严重的是陈道学老师的那间工作室也被翻得乱七八糟。陈老师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早上才返校还没有来过，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陈老师二话不说，让我立马搬回学生宿舍去也不容我解释。事来我问彭进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才慢吞吞地道出了真相。原来是在星期天彭进把薛明德带到了教室想向其学画，不料这个人不拘小节习惯乱来，他画画喜欢厚堆，把我的颜料挤完了便翻到老师的房间去乱翻。于是把教室搞得很脏很乱，彭进不仅不收拾，连地也没扫就走了。陈道学老师其实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彭进的父亲是当时沙坪坝区的教育局长不敢得罪，便把气撒在了我身上。从那时到离校，我就再也没有进过曾给我带来欢乐和短暂自由的"美术组"教室了。

和陈道学先生一道品茶

6、凤凰台一号院子

自从被"开除"出"校美术组"后，我经常下午放学后就进城回家了，住读几乎变成了走读。使我这么做的诱因是儿时的伙伴们，在凤凰台一号院子有个更自由的空间吸引着我。

凤凰台"一号院子沙龙"成员

一号院子是个非常大的院子，住有一百多户人家，我小学班上一大半同学就是住在这个院子里。小学五年级时我还暗恋喜欢过的一位女同学也是这个院子的，她姓吴，转学成都后四十八年不知踪迹，估计也是带孙娃子的太婆了。这个院子里有个叫焦勇的小伙伴，从小是在邵常毅家里长大的，也喜欢画画，他们家有两套房子，父母姐弟住另一套房子，他一个人住一号院子这套房子，大约有20平方米左右。因为没有大人管，这儿就成了我们的"沙龙"，同龄人中画画的、搞音乐的、弹吉他的都往这儿集中，一号院子里的调皮崽儿也往这儿拱，每天晩上这里闹热非凡。邵常毅、焦勇和我在这里画石膏长期素描，邓力民拉小提琴，张三日（张晶）㑆大山讲故事，杨世伟弹吉他，另外一帮调皮崽儿天天陪伴着我们，出去写生画画也不怕别人欺负了，他们俨然成了我们的"保护神"。在这里我学会了抽烟，还学会了改烟票、画公交车的月票等等。我们当中改烟票首推邵常毅为第一高手，他手巧心细改出来的烟票几乎乱真，周围附近的副食品商店都被搞怕了，只要见着是我们这一群人中的去买烟必受严查，后来我们就唆使小崽儿去买烟。

当年"一号院子"的大哥哥张海星画的速写

张海星画的张宝庚

我毎星期有零用钱，自从画月票成功后便节约下不少钱，省下的钱几乎都是拿来买烟了。那时抽的烟就两种牌子："红岭"9分一包、"朝天门"8分一包，偶尔抽抽"巨浪"。在"沙龙"里还有个规矩，烟头不能乱扔，一是怕失火，二是半夜没烟了可以翻烟屁股出来抽。

南纪门城墙边，以前没有那高楼

我们这群人里张三日年龄最大也最能㑆，他父亲曾经是"工人日报"的主编，一九五七年被打成了"右派"，他们家几兄弟都爱好文学和艺术，家里书籍多，受兄长们的影响他看的小说也多。每天晩上他都把阅读过的小说，以讲故事的形式讲述给我们听。我记得的有"基督山恩仇记"、"斯巴达克斯"、手抄本"少女之心"和"三下南京城"等，我每晚都要他讲故事并听得津津有味，也许是太专注和第二天要赶学校上课的原因，很快我就入梦了。我的瞌睡太大，睡着以后怎么都弄不醒，把我抬到路边扔了也不知道。为了惩罚我，这帮崽崽先是用烟头烫我，但是没用，我摸一摸仍就又呼呼大睡过去了。连续几天后他们想到了一个烂招，趁着我睡着了不再用烟头烫，而是改用"渝江墨汁"画脸谱了。"渝江墨汁"是重庆粉笔厂生产的一种很臭的墨汁，画在脸上紧绷绷的，"文革"中就是用这个方法斗"牛鬼蛇神"的。有天早上醒来后，我就回自己的家，刚进凤凰台九号院子就碰到了我母亲，她上下打量我都没认出来是谁，直到我叫她才反应过来。她把我拉到镜子前让我自己看，我们母子俩人忍不住都笑了，站在镜子前的人活脱脱的就是一个"黑旋风李逵"。我赶紧跑去院子的自来水龙头冲洗，不洗不打紧一洗黑水直往下流，越洗越糟糕。于是赶紧往长江边跑，到了江边我把衣服裤衩脱光一看，不得了全身都画得漆黑。我一下就跳进了江里去洗，洗着洗着就看见邓力民也从马家岩梯坎下来了，原来他和我一样也遭了难。我们两个边洗边商量怎么报复回来，结果老天爷就不给我们这个机会，这帮"夜猫子"是熬夜专家，白天都在家睡觉不上学，我却还要往沙坪坝跑，整不过他们，最终还是放弃了报复的念头。

张海星的风景写生画

在"凤凰台一号院子"我的收获其实是很大的，这个大院里有一位老先生和两位青年才俊让我仰慕，一位是张爷爷，他是一位文字专家，据说曾经是"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委员，我们一帮小崽儿喜欢围着他听摆龙门阵，我还为他画过一幅写生素描肖像，遗憾没有保存下来。青年才俊是张海星和张宝庚，前者我们称三哥，私下里喊"海娃"，是张三日的哥哥，文学青年，"文革"结束后考上中文系，后来成了大学老师，现在正在自费编辑"二战图典"，已经出版两部了。后者是张爷爷的长孙，也是文学青年，据说其父母是蒋经国的部下，很早就去了台湾，"文革"结束后也考上了大学，以后成了中学教师。这些哥哥们也有一个沙龙，我们常常去张三日家坐在外屋偷听他们的讨论，间接地学到了当时在学校学不到的知识。这些老大哥当时就是我们这一群小崽儿的偶像，在这段时间里，张三日还把他三哥的书偷借我阅读，我记得是《牛虻》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还有一些五十年代的文学杂志，总之受宜不浅，为此张三日也成了我的偶像。

我、邵常毅、张晶（张三日）、曾德明下乡后，返城探家时合影。

届满六十，自己为自己备了一份礼物。人生走到今天，我即不"红"也不"黑"更不"白"，只是一片"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