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岁月，一代人的芳华。（之二）

🍀扬扬扬🍀

这里当年就是个部队大院

　　安徽省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于1969年9月17日。当年兵团部所在地，此地解放初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军区速成小学，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步兵预备学校，后交给了安徽工学院，文革安工下迁，成为兵团部，兵团解散后交还给安徽省，先称安徽农机学院，后改回安徽工学院，现在是合肥工业大学北区。

兵团大门，当时和所有的军事单位一样，没有任何标志和门牌，但有一个班的解放军站岗。记得当时左边是老工学院理发室和兵团大车车库，右边两栋平房围墙院落，是门诊部宿舍和食堂。

　　兵团大门前的六安路，将兵团部分为东院和西院。路东就是我们的学校，我们上的小学就是以此路命名（六安路小学）。

鹅卵石铺成的六安路

　　

　 六安路曾是个条很特别的路，不同于柏油和水泥铺设的马路。我们刚搬来时此路是用大理石一块块铺成的，像照片上面的一样，很是特别。

虽在上面骑车、开车特别颠，也比较土气，但却是我们出行的必经之路，从环城马路一直到长江路。据说是58年拆城墙时从那里拆下来的，废物利了用。记得过去合肥不少路是这样，像巢湖路，人民巷（今花园街），坝上街。

我想这样的石头路如果搁到现在，那可就是十分高大上的路了。

兵团领导：程业棠将军，张春森将军，邓家泰将军，李士怀将军。

将军们的故事 西路军魂

程业棠（1912-1986），六安市裕安区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9年参加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五团排长、连长兼政治指导员、营政治委员、团总支部书记、营长、团政治处主任。  

    1932年6月至9月，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失利。在8月中旬一次恶战，程业棠不幸胸部中弹住进红军医院。10月，随部队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到达川北。

    1935年春，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总部将强渡任务交给第三十军八十八师，程业棠当时正是该师二六五团三营营长。3月28日下午6时渡江开始，程业棠率三营将士不惜一切牺牲突破敌人防线。为主力部队杀开了一条血路。

    1936年10月，根据中央军委部署，红四方面军第五、九、三十军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创建甘北、甘西革命根据地。已任二六五团政治处主任的程业棠奉命西进。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残部由倪家营子退入祁连山区后，二六五团几经敌人追杀已被冲散。在弹尽粮绝的极端困境中，身负重伤的程业棠，以惊人的毅力向东向东，历经九死一生，走出了渺无人烟的祁连山，不久返回延安进入抗大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一大队副大队长，皖南事变率部分指战员艰难地突出重围。后任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如皋警卫团团长，苏浙军区第三纵队八支队队长，浙东纵队第四支队支队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一纵二师副师长，第三野战军二十军五十九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解放军第十三步兵学校校长，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安徽省体委主任，安徽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安徽省第五届人大副主任。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英雄的皮旅

今天是2018.6.26，历史上的今天，1946年6月26日，人民解放战争开始。毛主席说：蒋介石向解放军进攻之日，也就是他走向灭亡的开始。72年前今天，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开始围攻我中原野战军李先念部6万人，皮定均旅单身掩护全军突围，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杀出条血路，经过河南，安徽六安，肥西官亭，定远，明光，过津浦铁路，整建制到达苏北根据地，胜利完成掩护大部队突围任务。由于成功的掩护，完美的成建制归队，皮定均（安徽金寨人）深得领袖的喜爱，在55年评军衔初为少将，但毛主席批示“皮有功，少晋中”最后定为最年轻中将。

张春森将军当年作为皮旅2团政委，为中原突围立下了汗马功劳，特别是突围生死攸关的天柱山清风岭战斗，狭路相逢勇者胜，以一往无前的精神，杀出条血路，保证了皮旅安全突围。皮旅后改为解放军61军181师（现在武警181机动师），张春森任181师政委，后任12军，安徽省军区，再后来成为我们安徽生产建设兵团政委。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光荣的新四军四支队

蒋家河口战斗，新四军对日寇打响第一枪。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与此同时，日军相继侵占芜湖、蚌埠、合肥、巢县等地。驻扎该区的国民党军闻风而逃，纷纷溃退。皖中的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 高敬亭

1938年春，日军侵占安徽省滁县、蚌埠、巢县等地。新四军第4支队从鄂豫皖边东进皖中敌后，于4月展开于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第4支队第9团获悉，日军巢县守备队多次乘船至巢县东南蒋家河口一带抢掠肆扰，第4支队第9团政治委员高志荣即以团部侦察队和第2营第4连在蒋家河口西岸设伏，待机歼击出扰日军。5月12日8时许，日军一部乘船驶近蒋家河口，第9团伏击部队乘日军下船登岸之际，凭借河岸堤埂居高临下，以突然和密集火力予以迎头痛击。经过20分钟激战，击毙日军20余人，自己无一伤亡。这是新四军对日寇打响的第一枪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蒋介石国民政府通令嘉奖。

当时的9团二营教导员李士怀，直接参加指挥了该战斗。李士怀后任安徽第一任公安军司令，安徽省军区独立二师师长，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

1962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王翀

(1916年—1976年)莘县人。1937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3月转入军队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山东滨海军区警备第十旅政治部主任、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九师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战军三十三军九十七师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区淞沪警备区师政委、华东军区公安干部学校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军政治部主任、军副政委，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中共安徽省委常委等职。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1957年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参加过平型关大捷🌴

高成贵

（1918-2010）陕西省延川县马家河乡永斗村人。民国24年（1935）8月入伍。次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军战士、班长、指导员、营特派员、团保卫股长、苏北军区阜东独立团副主任，第82团政治部副主任，华东第10纵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苏北军区5分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独立第3团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72师214团政治委员，第24军保卫部部长兼直工部部长，第70师政治部主任，第24军干部部副部长。1952年9月，赴朝鲜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4军干部部部长。回国后，历任安徽省军区干部部部长，军区后勤部政委，省公安总队政委，南京军区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1978年任安徽省军区顾问。1955年授予上校军衔，1956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0年晋升为大校军衔。1988年7月荣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5年9月荣获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张学智

（1917-2009）山东省徐州市（今属江苏省）人，1938年4月入伍，193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副军职离休干部。

抗日战争时期

历任苏鲁豫支队游击小队队长、苏鲁豫七大队三中队排长，苏皖纵队一团三营七连副连长、连长，新四军四师九旅二十五团二营副营长。参加了江苏泗阳县山平头、睢宁县作圩子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

历任华中二纵六师十六团营长、副团长，华东军区高干轮训班学员，三十四军一○一师三○一团副团长。参加了江苏朝场集、宿北，山东孟良崮、临朐、莱阳，以及淮海、渡江等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历任二十八军八十四师二五一团团长、八十四师参谋长，军事学院速成系学员，六十军一七九师副师长、一八○师师长，安徽省军区独立一师师长，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参谋长。 1978年5月任安徽省军区司令部顾问。

邱布

（1918.12—1982），原名邱盛茂，湖北武昌（今武汉江夏区）舒安乡人。

1934年到汉口一家印刷厂当排字工人。

1937年参加武汉印刷工人抗敌工作团。

1938年3月到江西南昌参加新四军，同年7月在苏南茅山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3月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员。

1939年4月任中共句容县区委书记。

1940年2月任镇（江）、句（容）、丹（阳）抗日自卫团组织股股长，新四军第2支队政治部组织科干事。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2支队军法处特派员。

1941年12月起任新四军第6师18旅政治部锄保科科长，新四军苏中军区第1军分区江都独立团政治处主任。

1945年1月任苏中军区1旅2团政治部主任。参加创建苏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华中野战军第1师1旅2团政治部主任，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2师6团政治处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20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参加了宿（迁）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58师政治部主任。

1952年回国后，先后任陆军第20军58师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普陀守备区政治委员，舟嵊要塞区政治部主任。

1969年9月任安徽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主任。

1980年7月至1982年9月任安徽省军区顾问。

1982年9月离职休养。

1982年10月26日在合肥逝世。

1955年9月被授予上校军衔。

1961年晋升为大校军衔。

刘瑞

（1914-2000），山西隰县人。1930~1936年就读于山西太原成成中学。1936年夏天考入山西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读书。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驱逐反动校长段丽卿的护校及驱逐国民党省党部出山西的“一二﹒一八”运动。

1938年2月参加了八路军；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文书、副政治指导员、锄奸部政治指导员、司令部政治指导员、政治部组织部巡视员、干事，山东军区后勤部军实科副科长、科长兼被服厂厂长，山东军区新四军后勤部被服一、二总厂厂长，华东军区后勤部材料处处长、军实处处长等。

　　先后参加了开辟吕梁、山东根据地的工作，坚持了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和巩固建设，参加了著名的陆房突围战，山东抗日反扫荡斗争，参加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济南解放、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等战役的战斗。

1946年被评为工作模范并荣立二等功一次。

1948年5月进入华东局党校学习。

1948年9月起历任华东军区司令部招待处处长，第三野战军司令部行政管理处处长等职。

解放后历任第三野战军司令部行政管理处处长，南京市军管会办公室主任，华东军区政治部总务处处长，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副秘书长，南京军区司令部管理处处长，南京高级步兵学校校务部部长，六十军后勤部部长，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后勤部部长等职。

1955年9月被授予上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大校军衔。

1955年6月被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

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远眺曾经的兵团部

原司令部大楼处（原安工5号楼，据说曾是合肥文革武斗的发源地，合肥某派的据点）。灰色二层司令部大楼已拆除，只剩下当年楼前楼后栽的松柏树。

　　几十年了，大院逐步被周边林立的高楼大厦包围了，兵团时期的建筑也所剩无几，但兵团时修建的水泥道路仍然还在，大院后面的环城马路没有变，那口承载着儿时梦想的大塘（娘娘池）也依旧。

岁月如梭，我们兵团子弟天南地北各奔东西，甚至远在地球的那边，但我们这些孩子对那个大院无不有着深深的感情。东院，西院那厚厚的土丕围墙，大小八栋灰色的砖瓦房，招待所、东西院红色的将军楼，宿舍和办公室前水泥铺的道路，娘娘池边历经沧桑的小桥，发生在这里的往事无不让我们难以忘怀，回想起来至今仍历历在目。

如今，不仅我们在合肥的还是在外地的，只要有空都会到那走一走，看一看，这大塘边留下我们少年的纯洁的友谊以及美好回忆。

老路下的秘密

斑驳的水泥老路，当年路的中间还有座大的水泥语录牌，上面是毛主席手书“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当年所有的军事机关门口都有这样的语录牌。

路的下面几十米处还有个许多孩子都不知道的秘密，就是当年兵团挖的防空洞。当时形势很紧张，要反修防修，我们学校的窗户玻璃上都用纸条贴上了米字条，以防原子弹的冲击波，还经常拉响防空警报进行防空演习。为了响应毛主席的“深挖洞”号召，全民向地下开战，大力开挖防空洞，我知道兵团以警通连为主，大部分机关的叔叔都参加过这个工程，这里留下过父辈们的汗水，我父亲还在一次施工中被砖头砸伤了脚。

我们男孩子经常在放学后围到施工洞口朝下面观看，看着绞车将红土用推车慢慢吊上来，然后堆在礼堂前的操场上运走，胆大的孩子会趁人不注意顺着竖井的梯子下到井底探索一番，那年我曾经和警通连的人冒险下去“视察”过一次，从门诊部操场附近的洞口进入，出口是警通连的食堂，感觉岔洞很多，深不可测。

那时的口号就像的电影《地道战》中说的：村村通地道，家家有出口，打一枪换个地方，让鬼子有来无回。不知这个地道当时有没有跟合肥市的防空地道连接通，不知道下面现在怎么样了，也许早已荒废了。==================================

刘书方：@扬扬扬 记得，据传都通长江路，然后通大蜀山。

翟军：@扬扬扬  我父亲当时说过，为了扩散人员交通，向北穿过护城河有出口。

常蕾：@扬扬扬  我记得挖防空洞主要是警通连的人也参加、有一次塌方警通连一知青腰被砸伤去门诊部看。

@扬扬扬  我下去过好吓人。

卓晋云：下去过，水好凉。

常蕾：@卓晋云  是的、里面好凉、我记得每个单位都出人、门诊部也有人去挖过防空洞。

兵团大塘，也是过去的娘娘池。

民国合肥地图显示的兵团所在地为段家花园范围。

合肥段家花园的前身今世

过去总是听说当年兵团部所在地（工学院）是段家花园，很大的塘叫“娘娘池”，就是他家花园中的水榭，段家的姑娘小姐在这里戏水游玩，故曰“娘娘池”，不知是真是假。旧合肥一个私家花园有那么大吗？今天找到一张民国地图，总算有了答案。

当年花园的面积基本上就是全部工学院（今天的工大北区）加上南面的一大块地区，及安徽针灸医院、合肥公安局。

段家是历史上合肥四大家之一，其他三家分别是:李家——李鸿章，张家——张树声，龚家——龚鼎孳。这几大家就占据了合肥当年最繁华的淮河路整条街。段家的祠堂和公馆就建在淮河路与六安路交口西北角，是段祺瑞及叔叔段芝贵合建的。

段家花园解放后被没收改为解放军安徽省军区速成小学，后改为解放军第六部兵学校，1958年改为安徽省工学院，1969年又改为解放军安徽生产建设兵团部，1978年归还重建的安徽农机学院，后又改回安徽工学院，今天成为合肥工业大学北区。

段家祠堂的一大片建筑我们上小学的时候还在，当时是安徽日报社的用纸仓库，里面堆着一卷卷的用来印刷报纸的那种新闻纸，我们经常偷偷到里面去玩。旧式的庭院里面很宽大，青砖白墙阁楼徽派建筑，都是木制结构，院中有几棵至少有三层楼高的白兰树，每到花开的季节，香气四溢，引来不少人爬上去采摘。可惜的是段家祠堂1974年的一场大火将它烧毁。

现在那里的遗址开辟成一个公园叫“瑞园”

娘娘池有个美丽的传说

合肥娘娘池位于寿春路与六安路交汇处的工大北区校园内，是一个古塘，古称“管大塘”，清代的合肥县地图就标有此塘。因为传说塘的北面靠环城马路有一泉水出口，源源不断流入大塘，后从南面流过小桥，最后流到杏花村，固该塘从未干过。兵团时期曾抽干过清理塘中淤泥，但没多久塘水就自动被灌满了。

相传环城北路以南，包括大塘在内的一二百多亩土地，民国初期是段祺瑞（一说是其叔段芝贵）家的后花园，段祺瑞的夫人喜欢戏水，常在此招待北洋军阀的太太们洗澡。

段祺瑞有“三造共和”的历史功勋，在皇权刚刚结束的时代，老百姓心目中段夫人就是娘娘，因而叫娘娘池。

神秘的湖中小岛

　　池中小岛，过去有一个残破木桥与对岸连着，后来为了安全被警通连给拆了，因此很少能上去。传说在文革时岛上埋葬过被打死的造反派，所以我们后来很少前去，只有工学院的家属不时撑船上去种菜。

这娘娘池似乎从未自然干过，应该在北面有个入水泉口。记得兵团时抽干过一次进行清淤，由于听说文革时埋过被打死的红卫兵斗士，我们当时不大敢上去。岛与塘南边原来有个千疮百孔的绿色木桥连着，桥只剩两边的护栏和几根梁连着，桥板已腐朽烂了，后来残存的木桥有个晚上被警通连给拆了，还将残木桥用铁丝绑上大石头沉入塘底，后被找到打捞上来，绑成木筏到岛上种菜。

总机房

当年警通连驻地及兵团总机房

　　当年警通连部分干部战士留影，还有六个女兵，应该是总机班的。

@陆勤凤回忆——警通连话务员：1倪进贵、2丁芝兰、3、?、4刘景美、5赵？

（照片由警通连指导员陈玉生提供）

上学放学必经小桥，桥下原来有水流过，一直流过南围墙到杏花村。据说娘娘池的北边原来有泉水流入。

水泥小路尽头的理发室、服务社

大塘边的水泥小道，上学放学必经之路。

刚搬来兵团时，兵团部内的大部分道路是炭渣三合土路，坑坑洼洼的，每当雨后我们往往都得跳着躲着迈过积水的坑洼上学放学出门。

后来我们各家就在房前自行用废砖头铺成一米多宽的小路，路的两边还用半截砖呈45度排列成花边模样。不久兵团就统一将大院铺成了宽窄不同的水泥路面。

这条路就是当时建造的，尽头塘边是我们的理发室和小卖部，小卖部主任姓唐，住我家前面，小卖部经常内部供应一些当时街上买不到的紧俏商品，我们每家有个小本，购买一次就在本上记录一次，过年过节还有特别的供应，令外人好是羡慕。张苏涛的妈妈就在此工作。忘不了的是那时打酱油、醋、散装酒用的竹量筒，忘不了常花几分钱去买几个小糖吃。

理发店是夫妻两，安庆人，非常和善，兵团解散后他们转到了安徽教院的理发室，他们有个患小儿麻痹症的女儿，曾想尽一切办法想将女儿治愈。

大厕所趣事😃😂

大塘边有一个能容纳几十人的大的公用厕所，东西共开了三个门。当时我们大八栋除了第四排的处长家和后来两栋红楼的处长家有厕所，其他人家上厕所都要跑1---2百米上一东一西两个公共大厕所。虽然很不方便，但我们也都很乐意，因为那里也是我们“聚会”，涂鸦的地方。那厕所的木隔板和墙上给我们写满了诸如“***是个大坏蛋！”“***的屎拉不下来”等的粉笔字，画的画那是一塌糊涂。

蹲厕所时军帽被抢也是常有的事，那时合肥抢军帽成风，小痞子专挑你蹲厕时下手，在蹲厕所时被抢军帽没法提着裤子去追！

映像最深的，记得有一次，一个隔壁杏花村的掏粪老农准备进入女厕所掏粪，在门口问“可有人啊！” ，我们几个男孩在男厕所那边憋着嗓子装做女人声回答“有人”，结果那个老农就一直等在女厕所门口等人出来。也不知等了多长时间都不敢进去掏粪，等我们都回到家后又相约上街路过那里，老农还在等，我们几个搞恶作剧的男孩哄堂大笑，老农一头木然，拿着屎掴子和粪篓仍耐心地等待。几十年后我们这些大男孩说起此事仍都忍俊不禁。

司令员楼，是为程业棠副司令员家盖的，但盖好后兵团就解散了，他没来住过。

仅靠环城马路的东边红楼，是我们家搬来后，由兵团管理的将要刑满的劳改犯盖的。现在都由工学院（工大）员工居住，据说还有几户兵团的老人居住。你看一楼西头田野家，二楼朱雷家的窗户都被封死了。

大礼堂，原来放电影，开大会，演出都在此，这里曾接待过著名的南京小红花艺术团演出，还有每年各师的文艺汇演，可以说这里曾唤起了不少孩子的艺术梦想。后来放电影夏天移到了八大栋前的操场，冬天雨天就在招待所的小礼堂，发票观看。

门诊部附近留下的平房

兵团大八栋仅剩这一栋孤立在那。

　　“大八栋”的走廊（大八栋就是过去军校和安徽工学院留下的教室和实验室），留下过我们童年的足迹。后来家家都把走廊封死了，几乎每家都在封闭的走廊上盖了鸡窝，还有人家在走廊上砌起了大锅灶。记得鸡窝的门晚上是不锁的，后来偷鸡的太多，除了人偷还有黄鼠狼偷，家家都给鸡窝上锁。

下面网搜的老照片，勾起我们满满的回忆，回想起儿时夏天我们竹凉床上乘凉的情景。那时我们家家有竹凉床，炎炎夏日晚上在树下，扫地洒水架凉床，几家床拼接在一起。男孩们在水龙头争着冲澡，女孩们在一起讲鬼的故事。在外面架个蚊帐过夜，晚上家门都不用关……

76年唐山地震后兵团给各家发了毛竹和“油毛粘”，家家都在房前紧急盖起了各式各样的防震棚。

　　当年安装的防盗窗还是那样，看上去格外亲切，就连红漆也还是当年的。兵团后期，大院疏于管理，小偷特多，他们发明了“钓鱼”法，常常用竹竿从开着的窗户伸进屋内挑东西，主要是军装。我还亲眼看到过晚上扒在我家窗上的小偷。

大八栋只留下后勤部最后一栋朝东的一节，郝斌，安晋宁家。当年西头还住着范晓慧家。

捉知了的乐趣

兵团老八栋宿舍间老树下，留下过我们孩子们捉知了的足迹。

这种大树下知了特多，夏天树上的知了叫的特凶，开始我们用弹弓打，用面精粘（我哥是用汽枪打）。后来不知是谁有了惊人的发现（应该是我和姚树平等几个小伙伴）：知了是由土里的蛹退了壳变的，而蛹是在每天下半夜从土里钻出来，而后慢慢顺着树干爬到树的半腰，在那退壳，刚出壳的是白色的，然后慢慢爬到树梢，最后变成黑色。

知了蛹要出土那天，他先在土里向上打洞，快出土的时候会在地面上留一个黄豆大的小洞，但洞口很薄，用手轻轻一抠，洞口变大，里面定有个知了蛹。那蛹不会轻易束手就擒，它会退到很深的洞底，我们用镊子捏，往洞里罐水，将它们弄出来，后来有人将手指头伸进洞，它的前夹子夹我们的手，一带就出来了。

　　在那些岁月，每当夏日傍晚和深夜大树下总能看到我们众多男孩、女孩手拿电筒寻找知了猴的身影，白天又拿着棍在树上收集知了壳。

后来我们又发现了窍门，当夜深，它们出土慢慢爬到树腰时将它们拿下，放回家的沙窗上，等它退了壳后，壳子集中起来卖到药店，或将知了蛹直接洗干净油炸吃，好吃又可明目。

孙怡淮的回忆：在环城马路上挖何首乌，捉蜈蚣看门的蛐蛐，晚上在八栋宿舍间树上用手电筒照知了，在护城河捞鱼（环城马路对面应该有一个化工企业，一排放时就有鱼飘上来），拎着鱼在马路上玩时，居然有大人主动过来要买，2角钱，然后跑到物资局门口买大生产抽、买老鼠屎吃，不抽丝瓜藤了。

肖蜀琼的回忆: 小时候，抓知了猴也算是最快乐的事了！我一晚上记得最多一次抓了二十多只，妈妈油炸给我们吃了……也喜欢看知了猴脱变的过程，抓回来放到沙窗上，第二天看着它慢慢脱壳而出，刚出来是奶白色，慢慢变成淡淡的嫩绿色，然后变成深绿色，最后变成黑色……

科普:你知道吗，知了蛹是怎么形成的？我曾查过资料，它们是在夏天树上交配产卵后，卵落到树下土里，在树下的土里卵要经过几次脱变成蛹，要孕育几年时间，最长可在地下15年后才出土。知了蛹含高蛋白，食用营养价值高，可能还有美颜功效。

　　🍀当时男孩子们的“标配玩物”🍀

风玩的男孩们

大院里，男孩子们常玩的游戏层出无穷，如手抓香烟纸，打象棋，砸子弹壳，滚铁圈，打弹子，斗鸡，打水漂，玩滑轮车，刷陀螺，砸歪歪壳，还有弹弓枪，惯泥巴，蜡子炮，鞭炮，斗蛐蛐，捉大古牛，桶马蜂窝，捉掉死鬼，纸飞机，纸响、摔泥巴响等。

最有意思的是那时突然全市流行砸“歪歪壳”，也就是我们过去用的“歪歪油”壳（海贝壳）。玩时将对手的放在地下，自己的拿在1米高处，瞄准对方的自由落体放下，两壳碰撞将其砸翻，或看谁的没碎谁的就厉害。一时间全合肥孩子满处都在找“歪歪壳”，越大越厉害，一时间全市满地都是被打碎的“歪歪壳”。记得合肥只有双岗有一家制造“歪歪油”的小日化厂，每天有大批孩子聚到那里，它的废品堆被我们孩子们翻个底朝天。

但这些男孩女孩游戏和玩意也并不都是男孩女孩们的专利，有时候我们也串着玩，男一点的女孩跟着玩男孩的游戏，我们男孩有时也跟着她们跳皮筋，跳房子，砸沙袋。

🌏 “军用地图”🌎

玩疯了的男孩们，晚上免不了干坏事——尿床，早上眼一睁坏了下面潮了一片，床单上的尿迹很像是地图，我们都戏称又“画地图”了。男孩子们正值青春少年，大多都有尿床的毛病。

不少家庭的阿姨也不顾自己孩子的面子和自尊心，清大早的就将被子床垫拿出来凉晒。那时不少人家用的是绿色的军用床垫单，我们于是戏称是画上了“军用地图”，有的床单被子垫单上“地图”上还加“地图”。看到左右邻居都来晒地图，大家一阵玩笑互相调侃，大哥不讲二哥，都是画地图高手，几十年后兄弟们见面仍不忘拿此相互调侃，很是惬意。

青虫的故事

大青虫，学名叫“豆虫”“豆丹”“豆婵”，我们小时经常在树上捉了玩，经常带到班上吓女同学。

此虫无毒，温顺不咬人，夏天树上以吃树叶为生。我们常将它放在手心里看它慢悠悠憨憨地在手上爬行，圆咕隆咚的脑袋挺好玩的。夏天捉它时只要在树下发现有新鲜的黑屎粒，拿个竹竿对着屎直立顺着杆向上看准能发现它们，然后用竹竿将它们捅下来。

有时将它们放在口袋里，一不小心将它们挤扁了，弄的满口袋黄绿水。

一颗星星，两个眼睛……

　

　大院里，当时女孩们常玩的游戏，砸沙包，踢毽子，翻麻将，跳房子，翻花绳，老鹰捉小鸡，办娃娃家，跳着橡皮筋，嘴里儿歌伴唱着……

“一颗星星，两个眼睛，红卫兵，上北京，见到毛主席，心里很高兴”

当然，寒暑假大院还有各班、各级男女同学在一起办的学习班（当时可没有什么辅导班、兴趣班）。司、政、后有时还组织我们孩子们去参观或参加义务劳动。

🕷️斗蛐蛐

——任泳的回忆

一想到兵团大院道的事，有件事想起来让我难受。不知道徐哥可记得？每逢早秋之时，我都起早，摸黑去逮 蛐蛐，就想自己逮的蛐蛐能战胜别人的蛐蛐。可是一战我的蛐蛐都成了爬盆 的蛐蛐，每战必败。我决心一定捉个蛐王。有一天，天下着小雨，我走在木材加工厂西边空地上，忽然听到很洪亮的蛐叫声，我费了好大劲才发现有一只蛐蛐爬在万花桶底部，有着王者之相，旁边还有条蜈蚣，我冒着被蜈蚣咬着风险，终于把这只蜈蚣放进纸筒里带到家中。在以后蛐蛐大战中，每战必胜，给我挣足了脸面，不久名声远扬。有一次徐哥说带我到第三排中间一家小哥哥家（名字忘了），最后把对方蛐蛐打的满地找牙。徐哥和那哥哥骗我说，蛐蛐放在这里帮我养，过几天给我，后去找哥哥要，哥哥说蛐蛐被鸡叨走了，当时我就哭了。没办法，打不过他们。[呲牙]

哑巴果趣事

还记得它吗？它叫苦楝子树，又叫“哑巴果”树。记得儿时，不知道这种树木叫什么名字，只口口相传叫“哑巴果”树。那时兵团大塘边有不少哑巴果树，它结的果实黄黄的和我们玩的玻璃蛋子一般大，秋天落果时的河边小道上满地都是，我们装上一口袋相互砸着玩。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叫“哑巴果”，只传说吃了会成哑巴，那时我们虽然没吃的，见到什么都吃，但没人敢尝“哑巴果”。主要是该果实确实有毒，长辈们担心孩子乱吃，骗我们说是“哑巴果”吃了会变哑巴，孩子们就经常叫这种树叫“哑巴果树”了。

记得一次放学几个同学在河边玩“哑巴果”，这时一个同学爸爸下班路过，跟我们孩子逗着玩，故意捡起一颗快速假装放到了嘴里还嚼了几口，突然他假装痛苦，不能说话了，用手比划着哑语，顿时将他的儿子给急哭了，我们都信以为真，不知所措，这时叔叔突然笑了又开口说话了，让我们都转惊为喜。此后我们也经常用此法逗别的孩子玩，其乐无穷。

空军英雄白跑路

令人回味的露天电影。

晚上在操场上看露天电影是我们最高兴的事，那人山人海场面和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不能忘怀。那时不管放不放电影白天总有不少同学在班上瞎咋呼:今晚有电影。什么电影？“空军英雄白跑路”

每次晚上放电影，宣传处的孩子消息来的最灵，记得有多次由于假传消息，害得不少人真的空军英雄白跑路，一大群孩子在操场上眼巴巴傻等，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生怕好不容易霸的好位置被别的孩子占了。还有一次许多人眼巴巴等着放电影，结果根本没有的事，正好胡亚春爸爸（管宣传处）路过，知道情况后，看到那么多的孩子眼巴巴地望着他，于是通知赶紧让电影队的叔叔拿个旧片来放，让我们又过了把打仗的电影瘾。

那时的电影除了八个样板戏就是几部战争片，还有少的可怜的几部外国片，朝鲜、阿尔巴尼亚、越南、罗马尼亚的。我们给编了个顺口溜：朝鲜电影哭哭笑笑，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楼楼抱抱，越南电影飞机大炮，中国电影前一大堆新闻简报。

男孩子们最爱看的还是打仗和反特片，《南征北战》不下看了数十遍，仍不过瘾，里面的经典台词今天都背的下来。

（军座，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了！

张军长，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吧。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

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

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长久保持这个地方。

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

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的歼灭这些敌人。

多年来蒋介石的算盘珠子都是由我们来拨动的。

又喝上家乡的水了。

没动静就是快了。

大炮不能上刺刀，解决战斗还要靠我们步兵。

同志，我也想今天晚上就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呀，同志，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个一个地打。）

兵团解散后，电影放映队交给了地方的省行管局，放电影的次数明显减少了。

但不久12军来帮助我们了，每当军部（农学院）放电影，傍晚就派来几辆解放碑敞篷卡车，将我们想看电影的大人孩子接上，一路风光地开到农学院，开心极了。

八十年代初，几个同学结伴游黄山，无意中在黄山电影院遇到了一个我们兵团放映队的一个叫不出名叔叔，他仍在那的黄山电影院放电影，见到我格外亲切，当时黄山旅游住宿非常紧张，他给了我们不少方便。

🌵太熟悉的画面，太熟悉的演员，背的滚瓜烂熟的台词。

“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

当红影星来到兵团部

大家一定记得，七十年代初，有一篇《新来的小石柱》中篇小说，在少儿节目中连续播出，深深吸引和打动了我们那一代少年。小说里写的是一个来自小山村里的少年“小石柱”由于身体条件出众，被省体工队体操队的教练看中选入了省体操队。经过不懈努力，历经艰难曲折，甚至生与死的考验，最后终于完成了具有世界水准的腾空转体1080度的超高难动作，在世界比赛中获得大奖。

据说当时有电影制片厂想将它搬上银幕，主要演员省体工队教练由当时红极一时的上影演员达式常扮演。达式常是当时仍在电影屏幕上活跃的仅有的几位男演员，英俊帅气。在此之前他刚主演过重拍的电影《火红的年代》、《难忘的战斗》、《春苗》等电影，红极一时。

他到我们兵团来是到我的同学、宣传处的甘望抒家，据说是与她爸爸谈修改剧本的事，也有人说达式常的妹妹这时正好下放在兵团某农场，这次来是看看他的妹妹，并顺便拜访一下12军著名的战地记者甘叔叔，也可能是由甘叔叔负责改编剧本，后来不知怎么这部电影就不了了之，没人过问了。

听说那天我们兵团的许多女孩子都去了，还应邀演唱了许多当年流行的电影歌曲，如《春苗》的插曲——“身背红药箱，阶级情谊长，社员心里扎下根，药箱拌做泥土香……”回来后无比激动地对我们描述当时的场景。我们男孩都没去，还说她们都是想实现演员梦爱表现的“烧包”。

不管怎么样，能亲眼看到我们心目中的当红大明星，对我们兵团来说，对我们孩子来说都是一件大事，让我们津津乐道谈论了好常时间。

兵团部来了两位外国人

七十年代初的一天，兵团部突然热闹起来，原来来了一男一女两个老外。那个年代合肥是个小城市，不开放，偶尔有几个外国人来（主要是非洲黑人兄弟），那简直就是炸了窝，人山人海地围观，就像当年看逍遥津动物园新来的黄山短尾猴，甚至都被挤掉了鞋。

到我们兵团来的这两个老外比较特别，是高个白人。原来他们是早年到中国的一对美国夫妻阳早、寒春的一双儿女。阳早、寒春这两位曾经的美国核物理专家，上世纪三十年代来到延安生活居住，参加革命工作。在中国生了三个儿女，阳和平，阳建平，阳及平。随着三个兄妹长大，他们逐渐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国娃。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席卷中国大地。他们兄妹在革命的父母影响下，与中国青年一样，热血沸腾，主动申请到中国边疆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守卫边疆、保卫边疆贡献自己的力量。但在组织的安排下，老大阳和平被安排在工厂工作，只有老二阳建平一直吵着一定要到边疆去上山下乡，此事捅到了周总理那里。据说是经过了周总理的特批，阳建平终于如愿以偿地参加了上山下乡，但目的地不是安排他到向往的边疆，却被分配到了地处内地的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当起了一个国际主义式的中国知青。



一年后，阳建平探亲回到北京，妹妹阳及平吵着与二哥一起来到了同一个连队。哥哥阳建平人高马大，妹妹阳及平相对瘦弱矮小，知青们分别昵称他俩为“大阳”和“小阳”。

这样，世界上绝对特殊的两个正宗美国血统的中国知识青年出现在原南京军区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六团一营六连、即后来的安徽宣城十字铺茶场一分场六队。

开始了难忘的知青生涯，于是我们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就有了两位地地道道的洋知青，他们的到来着实成为当年知青运动下的一道靓丽的风景。

这天他们两可能是到我们兵团部来办事的吧，引起了我们兵团孩子的围观，我那天不知到哪风玩去了，没有赶上，后悔的一塌糊涂。

著名舞蹈家差点被埋没在兵团



前年，我们兵团孩子几十年后又相聚在一起，相互之间有说不完的兵团往事。我在跟邻居小妹肖蜀琼谈天时聊到这样一件事，她小时候差一点就被一个舞蹈家带到北京学舞蹈了，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她妈妈在兵团广播器材厂的一个好朋友，新疆人，叫“左什么拉“的，听说原先是在总政歌舞团跳舞蹈的，不知怎么被下放到我们兵团来了，还在我们广播器材厂当了普通工人。这位左阿姨看肖小妹聪明伶俐身材不错，是块学舞蹈的料。在她要回北京之前，找到肖妈妈，询问是否可以跟她回去学舞蹈。由于肖妈妈看孩子太小，怕孩子吃不消，舍不得，于是就放弃了。

我于是忙在互联网上查询，查到我国维族舞蹈家，总政歌舞团著名舞蹈演员左哈拉·莎赫玛依娃的资料。原来她叫左哈拉。

左哈拉·莎赫玛依娃——塔塔尔族。舞蹈家。新疆伊犁人。1934年10月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自幼酷爱舞蹈，10多岁即能表演伊犁地区各民族的歌舞，并在节日和群众集会中崭露头角。

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部队文工团的独舞演员。

1953年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担任独舞演员。

历任新疆民族军第五军文工团、总政治部歌舞团独舞演员，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舞协第三至五届理事。

1979年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自编自演的独舞《纱巾舞》和担任领舞的《盘子舞》获1957年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银质奖章。

表演的集体舞《植棉姑娘》（与人合编）、独舞《绣花帽》分别获1959年、1964年第二、第三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会演优秀演出奖和优秀表演奖。

独舞《牧鸭姑娘》获1976年全国单项舞蹈会演优秀表演奖。

左哈拉的表演热情奔放，动作细腻流畅，艺术上精巧严谨。

她曾先后到亚洲、非洲和欧洲10多个国家和地区访问演出和考察。

左哈拉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舞蹈家协会理事等职。

从她的个人简历上看，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中期是一段空白，没想到这样一位著名舞蹈家，文革期间，七十年代，被下放到我们兵团的广播器材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正当显露艺术才华的年龄，却被迫离开了舞台，在广播器材厂里组装半导体收音机。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文革结束后她才回到了北京，继续从事舞蹈事业，并续写了舞蹈辉煌。

想想文革期间，我们的文化受到了多大的摧残，不少艺术家、知识分子被打倒、迫害、下放甚至自杀。相比之下左阿姨还是很幸运的，能在文革后重回到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回到心爱的舞台上，但是在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及《上甘岭》上塑造了两个令人难忘，鲜活的指导员形象的徐林格老师，就被下放在我们合肥的大蜀山农场改造，直到病逝再也没能回到电影舞台。

据说我们兵团的六安齿轮厂、淝河汽车制造厂和江淮汽车制造厂的“四类分子”“劳改犯”中也有一大批被错误处理但很有才华的能人。

网上找到的左阿姨当年艺术风采照。

我记得当年，不少爱美的兵团女孩，都喜欢扮做新疆姑娘，戴着小帽，扎几个小辫子，穿个小背心，披着彩纱，在照相馆照张美照！没想到真正的新疆美女就在我们身边。

含口片、酵母片和山楂丸

　　

兵团成立时也在大院的东北角原有的几栋旧平房成立了门诊部，门诊部主任先是曾叔叔，后是我父亲，赵叔叔，常叔叔。

门诊部医生护士大多来自104、105、97等部队医院及省军区，12军门诊部的军医，也有随军从别的地方医院调入的，还有从兵团各师抽调上来的知青。

它是兵团部较大的一个部门，最鼎盛时有五十多人（现在我们群里门诊部的后代最多），它开办很多科室，有化验室，药房，X光室，开设了部分病床，小病可以住门诊部医疗，我就曾经得疟疾在那住过院。据说原还准备办一个有一定级别的部队医院。

兵团解散后，部分叔叔阿姨还在小八栋开设了留守门诊所，为我们留下的人员寻医问诊。

映像最深的是，很多次门诊部叔叔阿姨们等我们放学时在大门口拦住我们，给我们一个个孩子嘴里喷黄药水(甜的)——防白喉;夏夜里将我们从被窝里拉起，给我们耳朵扎针抽血——查血丝虫;春天里给我们每个人发个香袋——防脑膜炎;还到我们学校为我们集体打预防针——种牛痘。

经常看到叔叔阿姨们在环城马路、到大蜀山等野外采集中草药，回来自己制作中药制剂。

那时我们看病不花钱(凭包干证)，嘴馋了就装病跑到门诊部找叔叔阿姨开几粒红的绿的含片当糖吃，宝塔糖打起蛔虫很给力（那时我们小孩肚里不知为何都有蛔虫），山楂丸、酵母片吃的也很开心……

保存了近五十年，当年的部队子弟医疗包干证。

我们尊敬的门诊部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岁月已使他们两鬓斑白。

门诊部的叔叔阿姨与张宏贵叔叔在一起。

芳华正茂的阿姨们在古逍遥津公园。

门诊部的阿姨大姐们

前些日子，我们相约重回故地，在大礼堂前合影。

故地重游，勾起儿时满满的回忆。

看到了儿时曾经的家，我们曾在这空地上架起网打排球。

制药厂里偷药吃

当年兵团在合肥市管理几个下属工厂，也是我们的家属工厂，如广播器材厂，制药厂，木材加工厂，印刷厂，江淮汽车厂，桥头集磷肥厂和淝河汽车厂。

我们的不少同学父亲在这些厂当领导，也有不少同学的母亲是这些家属厂里的同事，如广播器材厂（现省博物馆后十六所宿舍区），制药厂（现安徽中医药大学针灸医院）。

那时我们调皮的男孩放学后经常穿梭于制药厂（招待所）、广播器材厂里打闹玩耍。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制药厂里成品的葡萄糖，中药原料桂皮等常常成了我们这些嘴馋男孩口中的美味，吃多了桂皮以至于上火流了鼻血。后来桂皮拿不到了，听一个同学说环城马路的桂花树皮剥下来就是桂皮，我和朱军硬是到环城马路苦寻了一下午，尝遍了所有树皮，结果可想而知。

那时暑假的时候我们不少大点的同学还常到自己的家属厂（如肥东磷肥厂）里勤工俭学挣点外快，一天两毛钱，让我们毛头小孩很是羡慕。

🚴🚴小八栋学车记

我第一次学会骑车是在兵团（我们兵团大部分孩子的自行车都是那时候学会的）。

那时，我家有辆凤凰26自行车，是我妈在合肥百货大楼上下班的代步工具。现在私家车普及了，但那时哪家有辆自行车可是个稀罕事，只有个别同学家有“军车”（后挡泥板上用红漆印着“军”）。

看到哥哥姐姐们骑车上街很是羡慕，于是和几个小伙伴一起星期天到“小八栋”学车。（小八栋是原步兵学校的教室，是我们兵团政治部和后勤部的办公室）

开始是一只脚站在车蹬上，另一只脚不断蹬学地“遛车”，遛熟了就将另一只脚从三角架伸进去蹬车脚搭子（另一个车蹬），这叫“半蹬”。最后就是跨上车往前骑车，开始东倒西歪的，后面要两个人扶着，走不了几步就歪倒。后来渐渐找到感觉了，突然脚一用劲不用人扶居然自己骑走了，一阵欣喜，于是围着小八栋转了好多圈。由于个子矮，屁股够不上坐垫，就踩着两个脚蹬一上一下，一歪一歪的。最有趣的是，根本不会上下车(前下后下都不会)，于是就围着小八栋一直转，照死转，也不知转了多少圈，累的半死，小伙伴们都不耐烦了叫我下来让他们上(也不知道扶一把)，最后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直接将车强行冲进路边一排冬青树上（现在的说法叫紧急避险😓），才总算下了来。

就这样没上驾校自学成才，第一次自驾感觉真好！😄

学车的样子！

🚒🚒“消防指挥车开来了

后来不少人家也陆陆续续买了私家车——自行车。

当时买车除了要钱还是要用一种叫购车票的。计划经济下各单位每年发几张，只有领导或关系的才能得到。记得最紧悄的是一种叫永久51加重车，谁家拥有那至少相当于今天拥有一辆的大奔或宝马✘5。

邻居姚叔叔家买了一辆永久13型车，是锰钢的，非常轻巧，而且是全包链的，相当于今天的suv，令我们非常羡慕（如今永久13早就换上大奔啦！🚗）。

由于当时一辆车要一百多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的半年工资，绝对是家里的一个大件（当时叫三转一响），我们都非常珍惜爱护，没事就擦，下雨下雪都舍不得骑。

那时在车坐垫下塞块纱布，我和邻居的孩子没事就相约擦车。擦了钢圈擦钢丝条，链条，大飞，轮盘，脚搭，挡灰板一个不少，直到车被擦的跟新的一样。

小伙伴、兵团才子颜玉强看到我们这样如此这般地“爱护”私车，笑着调侃道:“车是被人驾驭的，不能把我们人给驾驭了”。还真有人下雨下雪舍不得骑，推着甚至扛着车走的。

由于经常擦车没事就擦，结果将车漆磨平掉无光了，钢圈都磨出了度铜(车上的泥、灰尘用干布擦等于在用沙纸打磨)。我大哥在公交公司，最后干脆用红漆将它全部喷上。

一次，我骑着这辆全身喷红，连钢圈钢丝都是红色的私家车上街，同学们偶然看到，惊奇地叫出声:“噎！消防指挥车来了！”🚒🚒(不知可有映像，当时合肥真的有一辆全红的据说是省委淘汰的省委书记专车——大伏尔加消防指挥车，每次救火都到。)

兵团时期的老物品

出入证，介绍信，自编的医书，饭票，奖状，印刷厂出品的黄山扑克、年历卡（署名峻岭-江青的摄影作品）等。

发黄的黑白相片

留下那个年代的珍贵纪念

胡秉厚叔叔高芳容阿姨

翟叔叔，他做的风筝让我们惊艳。

我的父亲。

卫生处的叔叔阿姨

刘书方一家

杨春，侍红兵，在兵团解散后的日子。

林晓霞姐一家，大林，二林，三林和小林！

小兵田原

田家三姐弟 小虎和小龙。

刘淑慧，徐红兵，后面是兵团服务社。

翟家三兄妹

六安路小学花儿少年

77届发小在三国张辽大战逍遥津之地指点江山！

林晓霞姐

兵团的十二军后代相聚在一起。

　　如今，联系上的同学们几十年后见面仍亲如兄弟姐妹，有说不完的话，讲不完的故事，甚至还有几十年后才公开的“军事秘密”。🍒

任泳，徐翰强，陆浩。

门诊部，政治部的后代相约2018。

东院姐妹

四十年后相聚的大塘边二栋的发小们。

在美国的王蜀敏与康利军。

刘书方，张劲。

后勤一栋发小殷辉，陆浩。

81届同学

卓晋华与同学们

至今仍活跃在舞台银屏的朱姐薇薇

美若天仙甘英飒

太极大师刘淑慧

2018年5月5日，几十年后我们相聚在礼堂前。

兵团子弟回到母校看望班主任窦老师。

不少家庭现在仍像走亲戚一样相互走动。

胡阿姨，女儿田江在包公祠清风阁前。

　健在的前辈们。见到他们身体健康，开心，快乐，我们打心里为他们感到高兴和欣慰。

 兵团岁月-一代人的芳华（之三）

抗战老兵侍震球叔叔说红色历史

90岁老人讲述90年党史

　　 --回忆在361医院的难忘的日子

我叫侍震球，今年９０岁，１９４１年４月入伍，参加新四军，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曾任副连长、参谋、科长、政委等职务。抚今追日，当年的艰苦岁月，恍如昨日，历历在目。特别让我一生难忘的是在解放军３６１医院组建工作过的时光，每每想起，夜不能眠，久久不能忘怀．．．．．．

　　 １９６６年１月，为深入贯彻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光辉指示，经中央军委批准同意，南京军区决定在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城西湖围湖造田，军垦开发。城西湖位于淮河南岸，是霍邱县最大的湖泊，也是淮河上的蓄洪区，经历过围垦与还湖的变迁和沧桑。当年选中这块地，是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多次亲临考察，反复考虑才确定的。许司令讲"把城西湖开发出来，一是解决部队粮食供应的困难，自己动手开荒种地，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根据军区命令入湖部队一个军（６０军）加一个师，约1.2万人，民工群众近１０万人，垦区共286平方公里围垦造田１７．８万亩。

　 根据军区统一调令和部署，我于1966年春随安徽省军区公安医院奉命改迁往六安市霍邱县榆林镇，组建成中国人民解放军361医院，我任医院政委。主要任务是为围湖造田的部队提供医疗防病治病服务，同时为垦区和湖区边的人民群众看病治玻361医院组建初期，条件简陋，环境太差，现在的人不敢想象。虽然地方上公社党委给予高度重视，提供支持，但远远不具备开办医院的条件。当时，全医院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全院200多官兵医务人员都分散在湖区老百姓家中居住，病房也建在群众家里，病号和医院工作人员都睡在地铺上。化验室建在老百姓家的磨房里，手术室由小学校腾出一间教室改造整理后建起来。工作条件简陋不说，生活更是艰苦，没有自来水，吃水吃菜困难，全院200条官兵只有吃湖区当地的塘水，水塘里有鸭有鹅，人蓄共饮，根本说不上卫生不卫生。不久，全院赖依生命水的水塘也干了，在这困难时刻，六十军吴仕宏军长听说后，派一辆拉水车，每天从90里外拉水送到医院，才解决了医院缺水之急。并送来10000斤大豆，解决医院吃菜难的问题，大家非常感动。为彻底解决缺水的问题，医院与当地政府联手协作共同打了一口井，七天七夜，终于将井打好，由于水少需要水的人多，井水不够，医院主动放弃，把水让给人民群众，自己用板车从几十里外拉水吃。当地群众很感动，在公社号召下，组织送水队，送水,水桶每天排成几十米的"长龙"真是感人，表达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人"的深厚感情。

　 生活艰苦还不算什么，更可怕的是发生危及人生命的"鼠疫"，围湖造田不久，湖区就发生了一种"鼠疫"，当地有一种老鼠，老鼠身上，从头到尾有一条黑线，当地人叫"黑线鼠"，据说是当年日本细菌战遗留下来的，这种老鼠只要爬过的地方，人只要感染后，当天就会死亡，十分恐怖，面对鼠疫，全院就象参战一样，党委紧急动员，要求大家一方面要不怕牺牲，面对死神挑战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另一方面，深入部队连队，积极宣传灭鼠防鼠知识，大家集思广益，动脑筋，想了许多的"土"办法，如：搭建临时营房，开挖隔离沟，设置三道防鼠线，把官兵的碗筷、牙具、毛巾等物品都悬挂起来，防止老鼠菌的污染。同时，医院组织专人进入湖区，逐连检查，定时定人观察，每晚给战士们量体温，有效的防止了鼠疫在临时营区的流行。我们医院还有一个中医叫吴显玉同志，经常深入老百姓家中问寒问暖，亲自为群众看医治病，有个病人，身患疑难病，多处求医都没有治好，吴医生根据多年经验，自己配药剂，病人服后，一次就好了非常感激，逢人就讲解放军医生是神医。

　　还有一次，医院驻地群众泥草房不知什么原因起火了，全院官兵医生一下子自觉涌过来，提桶的提桶，端盆的端盆，蜂拥而至，当时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口井，井小难救房顶之火，大家一时没有主意，我机灵一动，对大家喊道：排成两队，传水上房，大家立刻排成两队，一队爬上房，将一桶一盆的水传到房顶，泼出去，另一队将空桶空盆送到井边，由于发现及时，处理及时，火很快灭了，火灭后，我们大家自发捐助１０００块钱给受灾的人家，并动手帮助盖起新房，受灾的老乡眼含热泪拱手相谢，表示感激之情。

　　围湖造田之初，正值文革运动初期，按照当时的命令规定，每天早晨排好队，面向东方唱东方红，背诵毛主席语录，医院还组织大家到广场分科室轮流背诵检查，看那个科室"老三篇"背得最快，医院组织跳忠字舞，学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天天如此，大家乐此不疲，积极参加，谁也不甘落后，每天早晨天不亮，大家都早起到田间地头，相互帮助背诵语录著作，形成湖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不说别的，就这种不怕吃苦，争先创优，积极学习上进的精神，至今让我感动。根据上级要求，我们医院还结合形式任务，组织了一个仅有１２人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部队，营区，县机关及周边公社，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寓教于乐，自己动手编排舞蹈，小合唱，快板书，三句半等文艺节目，受到大家的广泛欢迎。宣传队也非常辛苦，有时坐拖拉机，一跑就是几十里，夜里演出，天气到零下１７度，同志们穿着单衣演出，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回想起来，我至今感动不已。宣传队不仅在当地小有名气，还被军区首长提名参加军区汇演，受到军区首长的点名表扬。每每想到这里，做为宣传队的领导人我心里热乎乎的。

　　岁月如水，弹指一挥间，在３６１医院的日子距今天已四十余年了，每每回想起来，我就兴奋不已，我们不仅克服种种困难，胜利完成万名围湖官兵治病防病任务，保证围湖造田顺利进行。还白手起家，丰衣足食，自己开垦３００亩土地，种植小麦、大豆和蔬菜，解决了生活上困难。事实证明，只要坚持人民军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艰苦奋斗，勤俭创业，就一定能无往而不胜。(作者系安徽省军区第五干休所离休干部)

侍震球

(1922年9月——2015年10月30日），江苏省沭阳县人，1941年3月入伍，194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游击队长、副连长、民政股长、马屯乡副乡长、乡长，情报站长、情报参谋、作战参谋、省军区干部部秘书、芜湖军分区干部科副科长，省兵役局组织动员科副科长、四十二团干部处长、武警二团政治处副主任、公安总队干部科长、公安医院政委、南京361医院政委、南京126医院政委、安徽省军管会组织小组副组长、安徽建设兵团二师后勤部政委、芜湖军分区后勤部政委等职。抗日战争时期曾参加地方游击作战。 1978年11月离休。

芳华青春上甘岭

胡阿姨拿出六十六年前的辉煌旧照，那是在上甘岭前线的英雄文工团员们，胡阿姨当时在12军文工团2队，是在前线为数不多的女志愿军战士之一。

她们冒着生命危险，穿梭于前沿、阵地、坑道和救护所之间，有时也参加救护，给残酷战斗中的战士们带来欢乐，鼓舞了士气，是战地的百灵，12军老军长李德生同志称他们是“战斗的文工团”。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战火筑真情

胡顺

不是亲兄弟,兄弟一样亲;

并非皆知已,知己更相知。

相聚三五载,友谊伴终身;

生死曾与共,战火铸真情。

这首打油诗,是一位老战友为怀念在战争年代同生死、共难的战友情谊而随手写来的。虽然平直浅白,却表露了一代经过残酷战争经历的老战士的真实情怀。每当读到它,就会触动我记忆的窗,让我回忆起难以忘怀的战争年代……

踏上燃烧的土地

1951年3月,我们十二军文工团随部队跨过鸭绿江,进入了英雄的朝鲜国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那时,我在军文工团二队,是一般队员。

黄昏时分,我们在张展团长的率领下踏上鸭绿江上的简易浮桥。陈立华队长站在桥头,手里拿着一个话筒，情绪激动地对大家:同志们，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难忘的时刻吧!”我们脚下踩着晃动的桥板，心里默默地自语:“再见了，亲爱的母亲;再见了，亲爱的祖国。”

过江后，我们沿着一条沿江傍山的公路向东行走。虽然到了异国他乡,仍能隔江看到北岸祖国村镇的万点灯光。后半夜，公路折向南行，穿过了一条大山沟，敌人飞机就开始来骚扰了。天上摇摇晃晃地挂着敌机的照明弹，空气中飘浮着物体燃烧后的焦糊的气味。大家心里明白:我们正一步步地走近战争。

军直属单位和三十五师的部队，沿朔州、新仓、云山、球场、德川的路线，向战役集结地谷山进发。越往南走，战争的气味越浓，稻田地里布满了巨大的炸弹坑,美丽的山村成了一片焦土森林在熊熊燃烧，夜里远望群山，像无数条蜿蜒曲折的火龙，把夜空映得片血红。沿途经过的城市、村镇都被夷为平地，成了地图上的一标志和符号。然而，美军野蛮的狂轰滥炸，并没有使英雄的朝鲜民屈服。如果你走近城镇的废墟，你会发现在断垣残壁的下面朝鲜老乡挖掘了许多地下的掩体，老人、妇女和儿童，在极其艰难件下，顽强地生活着，顽强地战斗着。

经过了18天的行军，我们到了战役集结地谷山，并做了几天短暂的休整。这时，离发起五次战役的预定时间已经迫近。前方发来电报，催促部队加快前进的速度。在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军直部队集合在一个小河滩上，军二号首长传达前方曾军长发来的电报时说:“部队必须按时到达。如果贻误战机，将是对整个战争的犯罪!”听了这些措辞极为严厉的命令，我们预感到艰苦的行军艰苦的战斗就要开始了。

艰难的行程

4月17日,我们从谷山启程，向涟川以的进攻出发地前进。每人除背包、雨衣、挂包、水壶等个人装备外，还要带7天的干粮、副食，加起来约有三四十斤，行军的速度也明是地加快了，我们这些文工团的女同志来说，这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大家都咬牙，相互鼓励，在男同志的帮助下，坚持到底，每天到达宿地都累得浑身酸痛，直不起腰来。

4月22日夜,五次战役第一阶段打响。我军的两支主力都队向盘踞在法化洞和500高地之土耳其旅发动进攻，激战一夜将其击溃，并歼敌一部。敌人全线退，我军展开了连续的追击作战。

文工团跟随着军后勤部行动，沿着主力部队行进的路线，白天休息，夜间以急行军的速度前进。有一天，在行军途中,我突然感到浑身不适，双腿发软，行动困难。陈立华队长和侯兴中指导员分配两位女同志照顾我，让我们随着收容队在行军队伍的后面走。部队为抓住后撤的敌人，日夜兼程向南追击。

4月25日，我军突破了大田里以北美三师防守的“三八线”的防御阵地，并向抱川、议政府一线追击敌人。部队着倾盆大雨，穿

过”三八线”的高山峻岭，踏着泥泞的崎崎山路，艰难地向前追赶主力部队。我这时病情愈来愈重，身体极度虚弱，行走也愈来愈困难。

一天夜里,在行军途中，我突然两腿发较、一头栽在公路上。二队的同志们，还有美术队的郑洪流等同志都来轮流搀扶我，把我扶上马车。好不容易到了宿地，经医生诊治，高烧40℃，我患上了斑疹伤寒（被美军细菌武器伤害）。

部队在”三八线”南休整了几天。可是我的病经过治疗高烧仍持续末退。此时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将即将开始，二队将随三十五师行动，参加战勤和战地救护工作，经领导研究、决定将我转到三队。当时，三队在后勤七分院协助护理和转运病员，到三队既有利于对我的护理,也有利于对我病情的治疗……。

志愿军老兵常作民叔叔红心向党

　　今天蜀峰湾社区党总支第二党支部群里收到常作民同志观看十九大的图片，在合肥市蜀峰湾社区绿城小区，居住着一位83岁共产党员常作民。常作民同志1951年作为卫生兵入朝，1954年回国。

在一次执行任务时，常作民护送一位士兵出发，在任务途中不幸翻车，导致常作民腰部严重受伤，并留下隐疾。更不幸的是在2007年，常作民同志原来腰部的旧伤复发，只能高位截瘫。尤其是近几年，身体每况愈下，对常作民同志来说，能坐起来都是一件很吃力的事。

常作民同志，以83岁的高龄，和自己的伤痛做斗争，却也不忘关心共产党的事业，诠释了一个老党员的执着和信念。就算伤痛打垮了他的身体，党的精神永远支撑着他的灵魂。（转自网络）

你若不离不弃 我必生死相依

　　 ——两个老党员的故事

老党员苏芒里10年如一日照顾重病丈夫。

家住绿城桂花园，75岁的苏芒里奶奶今天依旧起了个大早，忙活了一通后，赶忙走回床边，给瘫痪的丈夫常作民做全身按摩。从小腿、肩膀、后背，苏芒里奶奶一一按过，在过去无数个日日夜夜中苏奶奶用默默付出的行动诠释了爱情的真谛。

新婚：我看上了他

苏奶奶眯起眼睛回忆起常爷爷第一次托人给她带的一封信中写着这样的一句话。“那个时候，他当时从抗美援朝战场退回驻扎在我们家对面，当时他们部队好多人都传我跟他好了”，“我好委屈的哭了，他就托人带了这样一封信安慰我，叫我不要难过”，苏奶奶有些害羞的说。他叫常作民，出生于一个农村家庭，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常爷爷说。她比他小五岁，叫苏芒里，父亲在文化局工作，母亲是老师。“开始我父亲不同意，两三年后在我的坚持下，他俩见面长谈三小时，也不跟我讲什么内容，父亲就同意了。”

“1959年，我俩结了婚。”

婚礼举行得热闹。“那时国家困难，没有好糖，部队里就发了几块钱糖，司令部领导上去讲了话，我俩就热热闹闹的结了婚。那天是8.1建军节，晚上礼堂还放部电影叫《画中人》”常爷爷好记性的告诉我们。

转折：后遗症显现

1966年常作民下连队不幸翻车腰腿受伤，留下后遗症。2004年后遗症显现，走路困难需要拄拐杖，后续发展为需要助行器。2008年彻底站不住，至今瘫痪在床。医学诊断为脊椎压迫神经。

在床上躺着的近8年时光里，苏奶奶每天照顾瘫痪在床的常爷爷，喂水喂饭、按摩身体。而且常爷爷因为多年卧床消化功能差，有严重的便秘，苏奶奶就每天就用手一点一点往外抠，保持身体的新陈代谢。

然而苏奶奶自己也患有严重的内风湿疾病，“手脚不行，关节都变形了，犯起来就疼”苏奶奶伸出双手和我们说道。

常爷爷每天凌晨一点和四点都要翻身清理，没有护工的帮忙，这项工作显得有些艰难。“给他翻身的时候关节疼”这是苏奶奶告诉我们她的感受。

相守：我有一半都是为他活

每天早晨6点苏奶奶起床，给爷爷擦洗身子，把铺着好几层的床单换洗掉。下午三点，苏奶奶会切水果给爷爷吃，因为牙不好，所以每次都要把苹果梨子切的特别薄才给爷爷吃。

爷爷常年卧床在家，苏奶奶怕常爷爷无聊，经常拍照片给他看。小区里春天的小花、秋天的落叶、冬天的雪花，苏奶奶都拍下来给爷爷看、和爷爷说。现在苏奶奶还上老年大学学画画，还画给爷爷看。

有一次，苏奶奶看见草地上长了两颗小白蘑菇，很是新鲜喜人，就摘回去放在盆栽里放在爷爷床头。苏奶奶翻着照片说：“他看不到，我就拿到他面前给他看，让他经常动动脑子”。

不仅如此，苏奶奶在出门看到单元路灯或者电梯坏了，苏奶奶都会及时地叫物业来维修，看到有人从楼上往下扔垃圾，就会及时清理掉。在合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大潮中，小区里总能看到她弱小的身体，不是随手捡起马路上和绿化带上的垃圾，就是随手撕下墙上的牛皮癣，或者是随手摆正乱停放的车辆，一件件举手之事，也一点一滴地温暖着邻居的心，她用这种默默无闻的行动感染他人，也带动了身边的居民自觉维护共同生活的美好家园。

苏奶奶经常说：“现在还有很多人比我们困难，我们能坚持。唯有坚持，我们的生活才会一天比一天好。”(作者李雪寒 汪骄阳)

🌴老伴拍美景陪他看世界🌴

——苏芒里阿姨与常作民叔叔

他最大的愿望：有人经常来看他，聊聊天。

“他不能走，我就替他走，每次外出我都要带着相机，我要把外面美丽的景色拍下来给他看”。就这么拍了7年，随身携带相机俨然成了苏芒里的习惯。苏芒里的老伴常作民已高位截瘫，卧床不起已8年，老人就这样通过相机看美景，了解外面的情况。

高位截瘫，卧床不起8年

一位头发几近花白的老人半躺在床上，下半身包裹在白色的被单中,右手挂着点滴，眼睛看着前方，很专注，退休老兵常作民现住在光明疗养院。老人49年参军，那时他14岁。51年作为卫生兵入朝，54年回后，“我执行任务护送一位士兵时，因为翻车，导致腰部受伤严重”，常作民说。值得高兴的是，伤愈之后常作民还可以正常行动，虽然年轻的常作民因此留下病根。

随着年龄的增长，常作民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差。07年之后他的身体就完全垮掉了，腰部的旧伤复发演变成高位截瘫，胸以下的部位都不能动，也没有知觉。自此，常作民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家和其居住的桂花园小区。“07年之前，他还经常和我一起外出游玩”，说话间，老伴苏芒里眼里满是追忆。

虽然现在身体不行了，但是常作民的一些习惯到现在还是保持着，他依然喜欢体育节目，“以前他经常熬夜看球赛，世界杯，NBA都看”，苏芒里说，“现在虽然身体不好了，但他还是坚持看球赛，只是再也不能熬夜了”。

“老头子瘫痪在床这些年，一直是我在照顾他，大女儿在外地工作，小女儿工作忙，平时都是我们两个相依为伴”，苏芒里说，“他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床上，为了打发时间，经常读报刊杂志，我就给他订了几份报纸和杂志，有新安晚报，快乐老年报，安徽商报，还有读者文摘”。苏芒里一边诉说着她对常作民无微不至的照顾，一边默默地注视着常作民，手捧着脸，仿佛全世界只有她和她的老头子两人。

“他不能走，我就替他走”

“我从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回来之后就遇到了她，那时她还在读初中.”常作民说，“我就住在她家对面，对她很有好感”。常作民一边诉说一边回忆，脸上满是沉醉的表情。一年后，苏芒里搬家了，投奔在杭州的父亲，常作民经常利用出差的机会看望苏芒里，“那时候我就认定她了，非她不娶”，常作民说。几年后，两人结婚了，那时苏芒里19岁，还在读护校。截至今年，两人结婚已经55年了，两人的结婚纪念日就是八一建军节。“我们都计划着要过五年后的钻石婚”，常作民老人说。

谈到对常作民无微不至的照顾，苏芒里说：“他不能走，我就替他走，每次外出我都要带着相机，我要把外面美丽的景色拍下来给他看”。就这么拍了8年，随身携带相机俨然成了苏芒里的习惯。

老人愿望：有更多人看他聊聊天

苏芒里的身体也不好，她手指的关节已经很突出了，十根手指都无法伸直，“我有类风湿性关节炎”，苏芒里解释道。“我预约了医生，明天去看病，可能要住院治疗一阵子，我走之后，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老头子”。

常作民平时有记录的习惯，喜欢在一个小本子上记录下自己每天的日常起居，已经很多年了，记录的小本子堆起来已经有厚厚的一摞了，但是老人的身体一年比一年差，视力也不行了。近期的记录，字写得也越来越小了。

老人的床边就有一本记录的小本子，记录的主要是哪一天有哪些人过来看望他，“我很希望有人多来看看我，有人陪我聊聊天”，常作民说。也许是生性比较乐观的原因，瘫痪以来，常作民没有自暴自弃，反而在《志愿军将士话胜利》征文时积极投稿，“我投了两篇稿子，被采纳了一篇”。

最后，记者告别常作民，老人眼里流露出的满是不舍，一直抓着记者的手不愿松开。“等到了周末我们再来看您”，记者对老人说。

孤独的老人渴望热闹，况且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勿忘当年老军人艰苦岁月，值此八一之际，我们呼吁社会上的爱心组织前去探望退休老兵常作民，满足老人小小的心愿，感谢他在祖国建设中做出的无私奉献。

(作者胡敬薇 王飘飘)

获六次三等功的志愿军英雄司机姚凤海叔叔。

▶️ 同赴沙场的兄弟如今在哪？◀️

——合肥老兵姚凤海寻找战友胡万工

他叫姚凤海，他叫胡万工，年轻时带着相同的理想和热血投身报国，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他们一同出生入死，浴血奋战，成为出生入死的战友。可是，退伍后，他们却因故失去了联系。近日，合肥的老兵姚凤海致电本报，希望寻找失散多年的战友胡万工。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不久，20岁的姚凤海怀着满腔热情，从老家辽宁锦州入伍，并被编入12军汽车队。在部队，他认识了志同道合的战友胡万工。胡万工来自辽宁宽甸县，与姚凤海算是老乡，二人又是同班，所以很快他们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

从入伍那天起，直到停战回国，三年的时间里姚凤海和胡万工一直同班。他们同睡在一个防空洞，一同熬过零下四十度的寒冷，一同躲过敌机暴雨般的轰炸。

为支援前线，姚凤海和胡万工在入伍仅7天之后，就跟随部队前往朝鲜。“刚开始，由于大家都没经验，因此吃了很多教训。”姚凤海说，他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在新兵训练结束没多久的时候，他们被派去运送弹药。由于成群车队的灯光，在夜晚过于显眼，他们车队很快就被敌机发现。防空哨很快就响起，大家齐灭了车上的灯，可敌机空投下了照明弹，把地面的情形照得一清二楚。为了保住弹药，部队下令扛枪上山。“但燃烧弹下落的速度更快，眼看着一辆辆车在火焰中爆炸，最终，我方损失60台运输车，后来，我们车队行军都是尽可能分散着走。”

上甘岭战役开始后，姚凤海和胡万工都参与了这场战役。作为汽车兵，他们主要任务就是送粮食、运弹药。因为战况的紧急，他们不得不白天也进行运输工作，由高筒炮随行负责保护车辆安全。“即使有高筒炮掩护，也不能避免危险。我就亲眼看见自己同班战友的货车在眼前被炮弹砸中，在大约一公里的前方燃烧爆炸，但自己却无能为力。”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姚凤海和胡万工表现突出。姚凤海共立下了六次三等功，胡万工也立下了数次三等功。回国后，二人很快获得了提干的机会。姚凤海后被安排在31师汽车连的司机训练队任队长，胡万工则在1957年被调去31师91团任排长。一年后，胡万工转业。

“听说他被调去了北大荒，隶属于当时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兵团被撤销后，应属于农垦系统。”姚凤海说，胡万工转业时，他们彼此未留下联系方式，后来，为了寻找战友，他还曾去过北大荒农场寻找，但是却没有任何收获。“从失去联系到现在已经有50年了，这么好的兄弟，真希望能找到他。”

（合肥在线:杨珊 汪超 本报记者 李后祥)

采访志愿军老战士甘耀稷

上甘岭日记揭秘历史

—— 文工队都上第一线作战



揣着日记本，他来到上甘岭。

甘耀稷是个老战士，家住南京城东的卫岗。1951年3月，他跟随12军进入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临行前，有个战友送他一本日记本，在扉页上，战友写了一句让他终身难忘的临别赠言。“你到前线去，一定要把英雄们的事迹记录下来”。带着战友的嘱托，甘耀稷来到上甘岭前线，亲历并记录了那场举世闻名的战役。

在和记者交谈的时候，甘耀稷始终强调:我是个文艺工作者，我没有故事，真正的故事在战斗英雄那里，你们应该去采访他们！

15军的警卫员、文工队都上了第一线作战。

1951年，甘耀稷跟随12军进入朝鲜，他当时是12军文工团的创作员，此行的任务是寻找英雄。

1952年10月，在经历了一年金城防御作战后，甘耀稷所在的12军奉命换防后撤休整，军部都到了谷山。部队在回撤途中，突然接到命令，要求折回直奔上甘岭前线。

“因为自10月14日开始，敌人对12军西面紧邻的15军上甘岭防线阵地突然发起进攻。15军警卫员、师文工队都上了第一线。为了取得战役的彻底胜利，3兵团命令12军立即投入上甘岭地区作战。”司令员王近山挑选了12军最强的六个团去上甘岭。12军文工团则派甘耀稷和另外4位同志一起前往上甘岭搜集创作素材。

11月10日晚上8点，甘耀稷和战友们随部队共6辆卡车出发前往上甘岭。

驮满弹药的骡子死活不肯过封锁线

11月12日，经历两天的风餐露宿后，甘耀稷他们到了上甘岭前线。在一个兵站，把带来的慰问品交给了一名姓段的处长。

入夜，兵站的电话响个不停。迷迷糊糊中，甘耀稷听见段处长在接一个奇怪的电话，大意是，有个运输员牵的一匹驮满弹药的骡子，因敌人炮火猛烈死活不肯过封锁线，怎么也牵不走。情急之下，对方打电话来请示上级该怎么办。

“要不是我亲耳听见，再丰富的想象力也创造不出这样的情节。这一夜，我在迷糊中替牵骡子的运输员着急。是不是可以把弹药卸下来，由人扛过封锁线，骡子呢，就随它去了……我一边想着，一边在炸弹的爆炸声中迷迷糊糊时睡时醒，不知不觉天就亮了。”

第二天，甘耀稷他们爬上了德山岘，上甘岭地区五圣山前线指挥所，就在山边坑道里。

“上了公路，我们在高射炮旁边休息。那是一条长约四五百米，马蹄形的傍山公路，公路尽头就是前指坑道。这么小一块地区，路边就摆了3门高射炮，山坡上下，还有许多高射机枪。”

他们和炮手简单聊了几句。炮手们说，开始敌机非常猖狂，不但低飞，有时还顺山势飞到山坡下面，在狭窄的山沟里耀武扬威；一次竟然撞在我们远程发射的榴弹炮炮弹上，上甘岭榴弹炮击毁敌机，一时间传为佳话。从那以后，敌机就少了。前几天，一架敌人的炮兵校正机飞过来，被我们的高射炮一炮击中，当时就在空中炸得粉碎。

一觉醒来，炕边树干上嵌着一块炸弹皮

11月17日，为了进一步搜集资料，甘耀稷来到了一连屯兵坑道。吃饭时，一个伤员走错路来到了一连坑道。这个战士讲述自己在阵地上的战斗经历，他们的连长背着两支枪，弹片飞来，将两支枪都削断了，连长却奇迹般活着。

“他讲得那么轻松，仿佛他没有打仗、没有负伤、没有经历生死。这就是我们的英雄。”甘耀稷说。

11月18日下午，在回前线指挥所的路上，甘耀稷正好赶上敌炮封锁的时间。泥土、弹片四溅，周围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终于，带着一身泥土，他回到了前线指挥所。

甘耀稷住在水泰里兵站时，有天早晨起床一看，发现自己睡的炕边，一根支撑洞顶的粗大树干上，竟然嵌有一大块炸弹皮，“有一尺多长，入木一寸多深，锋利无比，而我根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飞进来的。”也就在那天，沟口的哨兵牺牲了。

后来，水泰里兵站的申科长告诉甘耀稷，水泰里兵站是由91团警卫2连、辎重连、35师担架连，31师工兵连等几个单位担任运输任务。敌人观察到这些情况后，就将这里作为固定封锁线，不分白天黑夜，敌机临空就直接往下扔炸弹，扔了就走。在他们谈话的半个小时里，敌机就来轰炸了三次。尽管如此，兵站往后运转伤员，向前运送弹药的工作，一刻也未停顿。

“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无所谓前方后方，投入战斗就随时有牺牲的可能。最遗憾的是，我们工兵连的一位战士，在前面战场上捡回来一枚美制地瓜手榴弹，他不知道该怎样使用，拔掉撞针弹簧一松手，手榴弹爆炸，当场牺牲。”

美国人搞不懂志愿军会赢得上甘岭战役

在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敌人的情况下，1952年11月底，上甘岭前线597.9及537.7北山两高地都被志愿军夺了回来。

“当时，司令员王近山挑选了12军最强的六个团上前线，还没等到后面两个团上去，为时43天的上甘岭战役就以我军的胜利结束了。”

甘耀稷告诉记者，后来，国防大学的一位教授去美国进行军事访问，对方一位研究军事的专家就表达了这样的疑惑:“几十年过去了，我始终不知道，在上甘岭战场上，你们的志愿军是怎么把我们打败的！”

这个疑惑，亲历过那场战役的战士都能给出答案。

记忆 回国后，他参与编辑了《志愿军一日》

1954年4月，甘耀稷随部队回国。此时，战友送的日记本已经写得密密麻麻，几十名英雄战士的经历构成了一本最新鲜、最真实、轰轰烈烈、感天动地的上甘岭实战记录。“不久后，我们12军接到了通知，凡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人，都来写一篇文章，讲述自己的经历。经过层层挑选，把最好的文章，集中送到北京去编辑。当时部队就派了我去。历时8个月后，那本书出来了，书名叫《志愿军一日》。”全书426篇共114万字，它是指战员们的战争亲历记。

此后，甘耀稷一直在12军从事文艺工作。1980年，他调到前线歌舞团。至今，在他家中还保留着当年的日记本，日记本上扉页上写道:“你到前线去，一定要把英雄们的事迹记录下来。”甘耀稷没有辜负战友的期待。

采访结束时，甘耀稷再三向记者强调，“我只是那场战争的一名记录者，真正的英雄是前线的指战员们，你们应该去采访他们。”



1989年，甘叔叔与当年上甘岭前线指挥、国防大学政委李德生上将，合影于北京。

甘耀稷 ，重庆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1949年12月参加解放军，曾任军文化处副处长，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副师职编剧。参加南京军区《陈毅传》组写作6年；协助国防大学政委李德生写作回忆录12年。

甘耀稷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3年，经历过第5次战役、金城防御战、上甘岭战役。

1952年10月中旬，“联合国军”向朝鲜中线，15军防守的上甘岭前沿两个连的阵地发起大规模进攻，双方动用了十余万兵力。战斗最艰苦阶段，志愿军总部命令12军6个团兵力投入作战，战斗发展为战役，激战43天。我军最终取得胜利。

下文，甘耀稷以日记的形式记述了在上甘岭采访时的所见、所闻。

上甘岭老兵战地日记：炮弹在身边呼啸

1952年11月9日 晴

自10月14日开始，敌人对我12军西面紧邻的15军上甘岭防线前沿两个连的阵地，发动了空前激烈的进攻。

12 军本已奉命换防后撤休整，军部都到了谷山(郡)。敌人虽遭数倍于我的惨重损失，但攻势仍在继续。为了取得上甘岭战役的彻底胜利，志司、三兵团，命令12军立即派出6个最强的主力团，投入上甘岭地区作战。后撤的部队，中途折回，星夜兼程，直奔上甘岭前线。先头部队，于11月1日抵达前沿阵地接受防务，11月2日即投入战斗。

12军文工团领导，派我到上甘岭进行战地采访，搜集创作素材。还有一老三新四位同志一起前往。

部队入朝后，虽然从五次战役到防御作战阶段，经常下连队，到前沿阵地和战士们住在一起体验生活，但这次能去上甘岭前线采访，仍然感到兴奋自豪。

1952年11月10日 阴-雨

夜里八点出发，一行六辆卡车（小嘎司）。军工兵连同行，他们也是去上甘岭参战的。

中途下雨，车上张起大雨布，坐在车上就像坐在帐篷里。当然只是“像”帐篷而已。坐在完全不能挡风的硬板车厢里，在坑坑洼洼的山地公路上奔驰颠簸，与在帐篷里完全是两码事。我迷迷糊糊在车厢内摔起、跌下，梦见自己是一块石头，在车厢里滚动，觉得十分有趣，忘却了一切劳顿之苦。

途中车坏了几次，忽然记起，我们使用的这些小嘎司，是苏联老大哥支援的二次大战使用过的旧车。

到临清江口，天快亮了，下车宿营。在桥边一间四壁透空的房子里，从每个人背的米袋里倒出些米，取出祖国送来的牛肉罐头，做了饭吃。时已深冬，空屋里冻得人发抖，苦无“藏身之地”。三位修公路的陌生同志，住在公路边一个小防空洞里，硬邀我们挤进去住，此时此刻，真正体会到“雪中送炭”的阶级友情，我们在小防空洞里身心都感到温暖，随即沉沉睡去。

1952年11月11日 雨

白天下雨，车队仍照常至天黑后始出发。

行至西浦里桥，车又坏了，修好后，跑了几个钟头。这时，汽车行驶在朝鲜东线最高的山脊上，不断爬坡后，开始平驰。雨渐停，我不免好奇，掀起车后雨布一角，望出去。沉沉夜色中，只见大山轮廓与天色连成一片，狂风鼓动蓬布，竟声如雷鸣，加之四野空阔，无遮无阻，有如行驰在云空中，这是我从未有过的、“腾云驾雾”驭风而行的特殊体会。风力之强劲，只能用“朔风似刀”来形容，灌进全身，顷刻之间就浑身冻得麻木了……

过了西浦里，分路到孔內洞。天明，宿营。

1952年11月12日 阴

到了后勤指挥部，同志们介绍，这里离前线尚有八十余里，已可听见隆隆炮声。早饭后，站在路旁观看匆匆经过的运输队伍，觉得这里的气氛异样，总想不出是什么因素造成这种感觉。当一阵阵汽车马达声传来时，我才突然想起，自入朝后，由于敌人掌握了制空权，美机天一亮就四处飞窜袭扰，而且低空飞行，即使单个行人，在公路上被发现，也会遭到火箭炮或50口径机枪攻击。因此部队都是天黑行动，拂晓宿营，汽车更不能白天行驶；而我今天却看见在这上甘岭战区内，不但人力运输队伍络绎不绝，大白天行动，连汽车也照样行驶，因而使我习惯了“夜行晓宿”的感官产生了异常反应。这一发现后，我立即注意到公路两旁和山坡上，站立着那么多披挂树枝或伪装网的高射炮、高射机枪，显然制空权已由我们掌握，至少，已出现敌机不敢低空飞行进行地面攻击的局面。

出发时，军首长要我们带来一些慰问品给前指首长及各级指挥员，东西不少，就去找战勤指挥部，负责人是熟悉的大个子吴科长，向他汇报了情况后，给我们一台汽车，装好慰问品继续前行。

到了兵站，将东西交给段处长，大批物品由他们去送，已快天黑了。晚上，我们挤在坑道里子弹箱上睡觉，这种睡法很像五次战役时的情景。

段处长就在山洞的另一头办公，兵站工作十分繁忙，整夜电话铃声不断。正睡得迷迷糊糊。我听见段处长正在接一个奇怪的电话，大意是对方报告，有个运输员牵的一匹驮满弹药的骡子，硬是不肯过封锁线，死活牵不走，请示上级怎么办？要不是我亲耳听见，再丰富的想象力也难以创造出这样的情节。人要是胆小，不敢过封锁线就是右倾表现，这匹骡子的行为该算什么性质呢？他又不懂人话，无法教育，该怎么办？我得为这位牵骡子的运输员想个办法。是不是可以将弹药卸下来，由人扛过封锁线，骡子嘛，就随它去吧，……我没听清段处长是如何处理这件事的，又迷糊过去了。刚一睡着又给炸弹的声音震醒。整整一夜，敌人的夜航机盲目向这一片投弹，敌人的远射炮也往这里打，目标好像是山洞后面山沟里一个野炮阵地；我们的炮兵也不示弱，按白天计算好的诸元，不断向敌人炮阵地还击，在炸弹、炮弹的爆炸声中过了一夜。

1952年11月13日

早起，洗过冷水脸，看看周围地形。从这里爬上山就是德山岘，上甘岭地区五圣山前线指挥所，就在山边坑道里。

大批慰问品已移交兵站，由他们分别送到各指挥机构，其中两箱酒和几条羊腿，就由我们几人分别背上山，送给前指首长。他们是上甘岭前线指挥12军李德生副军长及31师几位师首长：政委刘宣、副师长李长林、参谋长林有声、政治部主任李宝奇。

身上背着一箱酒（24瓶），虽不算重，但要小心护着怕碰坏，就很吃力，加之临时修的山坡小路（捷径）泥泞难行，很快累得一身大汗，连棉衣都湿了。看看身旁扛着两三箱弹药上山的运输员，更觉他们辛苦。问了问，他们每趟平均背一百二十斤弹药，每天要前送三趟。

上了公路，在高炮旁边休息。这里是一条长约四、五百米，成马蹄形的傍山公路，公路尽头就是前指坑道。这么小块地区马路边就摆了三门高射炮：两门37高炮，一门大口径的85高炮；山坡上下，还有许多高射机枪。对首脑机关的空防是十分严密的。

炮手们正在吃饭，和他们聊天，谈起现在敌机来的很少了。前几天一架敌人的炮兵校正机飞临此地，被我高炮一炮击中，当时就在空中炸得粉碎，此后再也不敢来了。他们还谈起，开始敌机十分猖狂，不但低飞有时还顺山势飞到山坡下面，在狭窄的山沟里耀武扬威；一次竟撞在我远程发射的榴弹炮炮弹上，上甘岭榴弹炮击毁敌机，一时传为佳话。

这时远处传来敌机声音。炮手们立即放下饭碗坐上炮位，飞快旋转炮身，循声追踪对准敌机方向，他们动作熟练敏捷，转眼间，一个个都已甩掉棉衣，赤着上身，健壮的胸背冒着热气。这时远处高炮连连发射，天空中留下朵朵“白云”，好一幅酣战图!

慰问品送到前指后,军宣传部裴光部长，带我们看了看前指两个并排的坑道，十分拥挤，和我们通常在前线见到的坑道差不多。顶上滴水，下面铺着木板，洞内子弹箱上点蜡烛，地图却铺在炕上，电话铃声不断。首长们的坑道内点着汽灯。首长忙着指挥作战，也没去打扰他们。

晚上，裴部长看着表说：“今晚6点10分，我军反击537.7北山阵地，一起到东边山上观战。”

冬日昼短，天刚黑，我们就走出坑道，来到山顶向远处望去。因为没有雾气，不用望远镜，也能看清楚前面537.7阵地上，红色信号弹穿梭不停；敌人不断往阵地上打照明弹；巨大的探照灯光从敌人山头照射过来，将我军阵地照耀得像白天一样雪亮。

作战参谋上来报告说：因情况变化，攻击时间改到九点正。

当攻击时刻一到，我军大炮立即向敌人盘踞多日的537.7北山表面阵地猛烈轰击。炮弹爆炸后山头冒起一阵阵白烟，在强烈的探照灯光下十分清晰。

我军炮阵地就在背后山沟里，连续不断的出口炮声也听得清清楚楚。

入朝以来，我第一次看到这样激烈的夜战场景。

（后来，我查阅到前指“阵中日记”，11月13日这天，有如下记载：“今晚，在我强大炮兵配合下，我92团4个排，向占领我537.7高地北山表面阵地之敌发起反击，经20分钟激战，全歼守敌，阵地全部为我恢复，当即以6连、4连接替9连、3连防务。”）

1952年11月14日

早饭后，和军宣传科干事张鹏到水泰里兵站了解情况。

这天，大雾弥漫，我们往前面去一出门就是封锁线，敌炮在大协和里（村）向公路及山坡上打。雨后泥泞，很多泥土粘在大头皮鞋上，甩也甩不掉，“举步维艰”。新挖的交通沟，沿山顶四、五里长；遍山到处都是弹坑。我仔细看了看，原来这一片松林茂密的山坡，所有的树枝，全部被炮弹破片高高低低地斩断，足见弹落之多之密，这种现象，是我在金城防御阵地上从未见过的。

到了山口，要下坡了，下去三、四里地就是水泰里。这里又是一条封锁线，而且斜面朝向敌方。上坡下坡的人都很快通过，但这样的封锁线跑也不行，因为太长，我们正往下走时，炮弹开始在山坡上爆炸，增加了紧张气氛，只是在雾中穿行，似乎添了几分安全感，人的心理有时是很可笑的。

下完坡跑过开阔地，是一条小溪，水面上浮着几个子弹箱，以为是搭的跳蹬，往上一踩，沉入水底，毛皮鞋也灌进了水。

到水塔里兵站，听申科长介绍情况：这里是由91团警卫2连、辎重连、35师担架连、31师工兵连等几个单位担任运输任务。

谈话间，敌机来了。听申科长说，敌人已从空中观察到这里是转运物资、人员的兵站，就将此区域划为固定封锁线，不分白天黑夜，敌机临空后不俯冲，不盘旋，就往下扔炸弹，投完弹就飞走，企图造成我方人员伤亡，炸毁物资。因为这里山路崎岖又紧靠前线，高炮无法安设阵地，就只好听任敌机活动。我们坐下半个多小时，敌机来轰炸了三次。但水泰里兵站往后转运伤员，向前运送弹药的工作，一刻也未停顿。兵站工作繁忙，申科张吃一顿饭就接了四、五次电话。吃过午饭，继续往前走，交通沟上下都贴有标语，有一条是：“家里有吃有穿，就缺一张立功喜报，争取立功！”

通信兵在交通沟壁，齐腰高的部位挖了一条小土沟，将电话线埋在里面，使电话不易被打断、踩乱，他们来回奔跑，十分忙碌。战士们想出这么聪明的办法，保证了直达前沿的有线电话畅通。

山顶上设有救护所，前面的彩号下来这里是第一个急救站，经过包扎治理后，迅速转向后方医院。找到上所里北山92团团部小坑道，打算协助他们整理立功材料。 这里狭小得转身的地方都没有。烛光照在滴水、粗糙的坑道里，显得十分昏暗，到处堆放着背包、子弹箱、饼干箱。团指挥员向营的干部对着地图交代任务。军情似火！每个人都一心想着自己当前的具体任务，对进出来往的人视若不见，来去匆匆。电话铃不断乱响，接电话的人为了压倒另几部电话上的交谈，都在大喊大叫，想使对方听清楚每一个字，所以一片嘶哑嗓音。这种情况下谈什么采访，简直可笑之极，身临此情此景，也就无需采访了。

此坑道背后，向东面有一条坑道，时时发出震得耳膜发痛的出口炮声，由于炮弹发射时周围坑道壁发出很近的回响，那声音近乎钢铁般生硬，给我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我很奇怪，火炮都是在山沟里设炮阵地发射，而这声音就在近旁，难道火炮拉上了山？我过去看了一看，原来那是一门轻型战防炮，安在坑道里对准敌方，再向东面敌人注字洞南山阵地进行直接瞄准射击。这门炮肯定是拆卸后扛上山来安装的。

后来有团指挥员告诉我，天气晴好时，从团部所在坑道转到向敌面，能很清楚地看到约千公尺处的537.7北山阵地。但由于下面隔有一大山沟，537.7阵地地形又很复杂，敌炮疯狂封锁大沟，上阵地的部队往往迷失方向，找不到该接防的编号阵地，带来很多麻烦。

晚上挤在坑道里睡了一夜，坑道顶水珠滴在身上、脸上，找了一条做工事的麻袋盖在头上睡去。

1952年11月17日

为了进一步搜集资料，到1连屯兵坑道去。一个上午，对1连战斗情况有了基本了解。

吃饭时一个伤员走错路来到1连，讲起，他们连长背着两只枪，弹片飞来，将两支枪的枪筒都削断了，连长却奇迹般活着。他说537.7阵地上缺水，敌人飞机把水都“喝”干了。（后来前指决定：送弹药的同时运苹果上阵地，以解决口渴的问题。）

这个战士讲述自己在阵地上的战斗经历，他的子弹打完后，在阵地上捡了支美国兵的自动步枪，打了二十几匣子弹，子弹打完将枪扔掉，就用手榴弹、爆破筒打敌人。他讲的那样轻松，充满英雄气概，仿佛他没打仗，也没负伤。英雄本色是平凡的。

晚上部队从前沿下来，坑道太挤，没地方睡，我在洞门口坐了一夜。

1952年11月18日

回到水泰里兵站。上午兵站召开运输干部会议，申科长叫我参加会，并作了全面记录。

敌机发现了山头上的目标。先来了一架声音十分难听的炮兵校正机，向山顶打了几炮冒白烟的信号弹，指示目标后，开始炮击。担架连伙房中弹起火。敌机又来了一次，轰炸扫射，救护所打着了，伤了一些同志。兵站工作照常进行。

李长林副师长从前面回来经过这里。我第一次见到这位闻名全军的战斗英雄，他1933年参加红军，在1950年担任团长时曾出席全国英模大会。一口四川话，乡音十分亲切。（以后我曾多次采写他的事迹，成了老朋友。）

今天回德山岘，已是下午四点多钟，正是敌炮封锁的时间，在路上挨了四排炮。因为炮声太密，已不可能像金城前线那样，听到出口炮和炮弹飞行时的呜呜声就卧倒。印象最深的是，炮弹在近处：“吱!”的一声响，已来不及作任何防范，接着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泥土、弹片横飞，那弹片迅飞的声音却是“唿！唿！”响。因为是上坡过封锁线，几里地长，不可能跑，不可能躲避，干脆处之泰然，走累了还坐在山坡上歇一歇，挨上了就“光荣”——这是部队对牺牲的戏称，挨不上就到达目的地。终于带着一身泥土，浑身汗湿地回到了指挥所。

早起，向裴部长汇报工作，他叫我将水泰里兵站的全面情况，写成了书面报告，送首长参阅。我是一个战勤人员，早已忘了什么采访任务。

1952年11月20日

裴部长又分给我新任务：到獐谷去转运彩号。到獐谷后又决定我去水泰里。

今天第二次过獐谷，从獐谷到水泰里是敌人封锁最紧的地段。前次是晚上稀里糊涂跑过去，今天是白天过，对封锁线四周的地形进行仔细观察，敌人重点封锁的这条路是地形狭长的山谷，又是运输部队必须经过的“卡脖子’要道，所以这里部队伤亡最大，伤亡的同志当然早已运走，我看到一路上尽是炸弹、炮弹炸的坑，大的直径一丈多，打死的牲口，横七竖八地躺在道路上。今天经过时遇上十几架敌机轮番俯冲轰炸，扫射，炸弹弹片和敌机上的50大口径机枪子弹在四周乱飞。我几次钻进傍山坡的“猫儿洞”暂避。这是战士们在敌人轰击的空隙时挖的小防空洞，这种简单的防弹工事，大大减少了运输部队的伤亡，我由衷佩服战士们的创造。

1952年11月22日

敌人的飞机仍不顾死活地袭击我前后方，我军高射炮火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今天正在洞内工作，忽然听到异常刺耳的敌机俯冲时发出的尖啸声音，我急步冲出洞口观看。只见一架美军“油挑子”即“佩刀式”战斗机，拖着浓烟、火焰，一头栽向对面山坡的松林里，发出轰天巨响，顿时松林燃起熊熊大火。大家都拥向洞外观看，山坡上到处响起欢呼声、鼓掌声，祝贺高射炮兵的胜利。

1952年11月23日

晚上，敌机又进行定点定时轰炸，沟口哨兵牺牲。住在防空洞的人，一重伤，一轻伤。

现代化战争是立体战争，无所谓前方后方，投入斗争就随时有牺牲的可能。

（第二天清晨起床一看，我睡的火坑边，一根支撑洞顶的粗树杆上，竟有一块一尺来长的条状炸弹片砍在上面，入木一寸多深，锋利无比，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飞进来的。）

1952年11月27日

驻地对面山上有许多岩洞，平日偶尔看到炮车、骡马，拉着火炮，从临时修的土路进出山沟。但没怎么见到发射，也许是又新来了炮群。昨晚后半夜，我军强大炮兵对敌人展开毁灭性炮击。炮兵指挥所就住在“隔壁”坑道，电话不断，我断续听到如下对话：“八支队！八支队！开始，发射！”“两发！”；轰！轰！山对面两发炮弹出膛声。这是试射。“老八，再打！”接着连续不断的轰鸣声………

我跑到洞口，看见对面山岩里出现一片奇特景象，随着出口炮声，平日什么也看不见的山岩里，不断闪射炮弹出口火光！由于山坡高低分层，怎么竟像城市里多层大厦的窗口在交错闪亮，这真是战地奇景。炮声彻夜未断，我兴奋得睁着眼躺在炕上，实在疲倦时刚合眼，又被震醒，几乎通宵未能入眠。

清晨，炮兵参谋告诉我：“这个炮营昨晚上打了八百多发榴弹炮，压制敌人侧翼50机枪和迫击炮火力非常成功，敌人的火力点，大多被摧毁。”

他还对我讲起：“11月3日夜，我91团侦察发现，597.9高地前沿下面的小松林里，敌人集结了一个营的兵力，准备进攻。将此情况报告后，上级命令配属我上甘岭作战的苏联喀秋莎火箭炮209团，两个营，一个齐放，将敌人全部消灭。”

（喀秋莎火箭炮发射时，声如洪雷，映红半边天。上甘岭被俘美军，战后还惊魂未定地说：“ 你们使用了原子弹！”）

1952年11月28日

今天见到团长，他说等部队下来就通知我去搜集英雄事迹。晚上敌人夜航机照旧定时来倾倒炸弹，无法睡觉。约十点钟，忽然听到空中发出“趴！”“趴！”“趴！”……近乎清脆的爆炸声，我到到坑道口，看见空中闪着鞭炮爆炸时那样一团团的蓝光。后来了解到，这是美军多管火箭发射的空爆炸弹，专门用来杀伤我过往人员的。敌人什么花样都展示出来了。

1952年11月29日

天刚亮即出发回前指，又过封锁线爬大坡，一身汗。现在炮弹在身边呼啸已习以为常。

今天是难得的晴天，又是白天，把封锁线看了个一清二楚:山顶最高，最陡的地方，是敌人炮弹落得最多的地方，几乎是弹坑连着弹坑。敌人很狡猾，因为人的体力有限，从山脚上到最陡的山顶，体力已快耗尽，行动缓慢，炮弹集中打这一地区，会增加我军伤亡。

见到裴部长后，他告诉我：由于上甘岭前沿597.9及537.7北山两高地均被我军夺回并巩固，敌人也已无力发起大的攻势，前指将撤销，部队转入正常防御，他们要先回去了。我可以留下来，到附近医院，抓紧采访尚未后转的伤员，能得到第一手宝贵素材。

（在往后一段时间里，我才真正开始我的工作，和几十名英雄战士进行了交谈，记录下了一厚本最新鲜、最真实的，惊天地泣鬼神，轰轰烈烈，有时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上甘岭实战记录。）

（本文1994年6月，发表于《解放军文艺》杂志。1999年9月选入中国文联出版社《百年烟雨图》一书。）

(转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网站)

门诊部金叔叔

门诊部宋世秀阿姨

十六岁参加革命的李君华阿姨。

　　我们很多同学的爸爸妈妈曾经历过战火硝烟，他们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曾赴汤蹈火，历经生死，没有那一代人的苦难，哪有我们这代人的辉煌。

我们非常崇敬他们，对已经离世的前辈们我们非常怀念他们。

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了，几十年前的记忆已渐渐模糊了，趁着它们还没有被抹去，赶紧回忆和记录下来。(感谢提供珍贵相片的同学们，由于没有征得本人同意采用，如有不妥请联系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