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包子情结

王海涛

小时候生活很苦，能吃饱是最大目标，就不要说吃得好坏了。 

最早的记忆中，总吃红薯面窝窝头，黑黑的，黏黏的，热的时候一摸就粘手，放凉了又特硬，非得不凉不热时候，才能拿着吃。偶尔吃一顿苞米面窝窝头，便觉得极其好吃。 

到太爷爷那里，会得到半根蒸熟的胡萝卜或一小块红薯。太奶奶有时给太爷爷改善生活，做点好吃的，也不过是吃个“烧卜几”，就是发一点点白面，擀开，卷在一节高粱杆上，放在锅底下的热灰中烧熟，拿出来一点点揭着吃。如果我那时候去了，他老人家会揭下一块，偷着给我，那东西又焦又香，真好吃，嚼两下咽下去，伸手再要就不给了。

到奶奶那里，顶多会给我的窝窝头上抹上黄豆粒大小的一点点猪油，再加几粒盐，一口两口也就没了。

所以，小时候的我从年后到年前，吃得最多的，就是黑黑的红薯窝窝头。 

这种红薯面窝窝头吃了不知多久，反正是看到就没了胃口，但也没有别的可吃，所以虽然极不情愿，虽然眼馋白面馍馍，还是无可奈何地把窝窝头一点一点吃下去。 

小时候不懂事，就缠着娘要好吃的，怎么闹也是没用，饭桌上还是窝窝头。有一天，看到邻居家蒸菜包子，也是黑面素馅，毕竟是包子啊，很眼馋了，可自己胆子小，脸皮又薄，不好意思也不敢伸手去要，就跑回家里，缠着娘做包子吃。 

娘最终答应做包子吃了，我开心极了，表现出少有的听话和安静。可是家里除了红薯，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做馅的东西。娘很聪明，把红薯洗了，切成小丁，放了点盐，拌匀了，就是馅。不用说，包子皮还是红薯面做的。包子蒸熟了，还是黑黑的，摸起来还是粘粘的，但有皮有馅，怎么也算是包子了。

包子的具体味道不记得了，反正是软软的，粘粘的，有点咸，有点甜。正赶上和我爹一起教学的姓曹的一个老师来我们家，娘让他吃，他吃了一个，说：“还挺好吃，像豆馅包子一样”。他走后，我问娘啥是豆馅包子，好吃不，娘说，“啥包子都不如肉包子好吃，等你长大了，好好上学，上好学就不用在家出力干活了，就能天天吃肉包子了”。那时候似懂非懂，答应娘，行，好好上学！ 

觉得又吃了几年窝窝头，过了几年生产队生活，后来生产队解散，开始承包单干，生活便逐渐好转，1980年上学之后，开始吃一层白面一层黑面的花卷，1984年以后，就全年吃白面了。虽然是白面，但总是发面馒头，烙次饼算是改善生活了，吃包子还是个美好愿望。老人去赶集回来，能给孙子买个羊肉粉条馅的包子，就是最大的疼爱和偏心了。

街上也有个蒸包子卖的，那个姓高的男人天天挎着一筐包子，走过来串过去，用有点短的舌头拉着长音喊，“羊肉包，热哩，羊肉包，热哩”，他卖的包子一毛钱一个，有时候给爹娘说想买包子，爹总是说，“你就听卖包子的那个腔，一听就是个拼头（傻子），包子干净不了，快别买了”。但有时候地里活忙，中间来不及给我们几个做饭，就给姐姐留一毛钱，让买一个包子喂我弟弟，但我是没福分吃到的。

初中三年，住校三年，学校里只提供馒头面汤，菜都是从家里带。虽然那时候吃饭已经不是问题，但家里种地很忙，周末回去得帮着干活，自己和家人没有刻意把上学当成过特殊事情，就是端午、中秋、元旦这样的节日，也没当成一个节日来对待过，所以周末改善生活依旧是一种愿望，吃包子依旧是愿望中的愿望。 

高中到县城去上学，伙食明显改善了，有菜吃了，更主要的是每周固定有两次吃包子的时候，虽然总是粉条，里面加了点肥肉丁，就觉得极其好吃，每到食堂卖包子的时候，总是提前就准备好，待下课铃声一响，就百米冲刺般地跑向食堂。

好像从高二开始，学校附近有个老太太每到我们下晚自习时候，就推着一筐刚出锅的热包子来到宿舍楼下，可以用钱买，也可以用饭票换，一斤饭票给六个。那时候，一星期就十块钱的生活费，大多数情况下是舍不得买的，只有在感觉特别饿而黑夜又特别漫长的冬季，偶尔也会拿出半斤饭票换上三个，便一手托着，另一只手就往嘴里塞，这三个包子就能在我回二层宿舍的路上，恰到好处地吃完。老人家的包子馅总是萝卜粉条的，相比于食堂卖的纯粉条馅的，已经好吃非常多了。

转眼三十多年，娘期盼的那种“天天吃肉包子”的美好生活早已变成了现实，我也经常蒸包子吃，素馅的，肉馅的，甚至蒸出花样包子。每次吃包子，就能想到那顿不记得味道的红薯馅红薯面的包子。